論全球化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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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的概念、表現及成因

近年來，“全球化”已經成為各種傳播媒體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而且也是迄今為止最具爭議的概念之一。人們對此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相關的學術著作更是數不勝數，時至今日也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3]筆者認為可以對全球化的概念從宏觀世界歷史進程的角度出發做出如下幾個方面的界定：第一，全球化是人類社會不斷演進的客觀發展過程，是世界歷史縱向發展與橫向發展交互作用的結果，是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過程中逐漸形成與發展的客觀歷史現象，屬于歷史的范疇；第二，全球化是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其核心內容和主要動力是經濟力，即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第三，全球化是一個多維度的統一體，其內涵十分豐富，至少應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幾個方面，但在目前情況下，所謂全球化主要是指經濟全球化，因為全球政治體系，全球文化秩序和全球社會制度還尚未出現；第四，經濟全球化是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電子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生產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規模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并進行資源配置，從而使人類經濟生活在全球范圍不斷實現全方位溝通、聯系、融合與互動的客觀歷史進程；第五，全球化既不否認民族和地區的差異，也不排斥國家主權的存在。它與民族化、區域化是對立統一、相互促進、互為因果的關系。

從宏觀歷史學的視野出發考察近代開端以來的世界歷史進程，可看出它就是一部全球化進程準備、啟動、發展和初步形成的歷史。全球化進程發端于15世紀末16世紀初的歐洲，經過大約500余年的發展與演變，到20世紀末，全球化時代才真正到來。

20世紀末以來全球化的形成與發展主要表現在：一是生產全球化范圍日益擴大，國際生產分工已發展為以現代工藝技術和產品專業化為基礎的分工，于是“以世界為工廠，以各國為車間”的生產模式不斷涌現，“宇宙牌產品”日益增多；二是貿易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世界貿易擴展到技術、金融等服務貿易，貿易自由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立，標志著一個以貿易自由為核心的世界多邊貿易體制大框架的建立；三是金融全球化進程明顯加快，金融國際化局面形成，國際資本流量年均增長率達到20%，國際金融市場的年金融交易量達500萬億美元，全球外匯交易的日周轉額已達1.3萬億美元；[4]四是跨國公司蓬勃發展，據統計，1980年全世界跨國公司只有1.5萬家，子公司3.5萬家。而到1997年，全球跨國公司數量已超過4.5萬家，子公司已達28萬家。目前僅在中國從事經營的跨國公司就有4.5萬家。[5]五是經濟區域一體化趨勢強勁，據統計，目前已有146個國家和地區參加了35個區域性經濟集團，[6]歐洲共同體、亞太經合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經濟組織在全球經濟發展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另據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區域性貿易協定(RTAs)的實施數量在1950-1959年有3個，1960-1969年有19個，1970-1979年上升到39個，1990-1998年則達到82個。目前，55-60%的世界貿易是在貿易集團內發生的。[7]

全球化所表現出的上述特征并非偶然現象，它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一種過程，是資本主義產生之后為延長自己壽命的一種方式。從本質上看，驅動全球化的根本動力是資本積累與擴張的內在沖動，是資本推動下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的結果。正如沃勒斯坦所說，“全球化”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結果，歷史資本主義的邏輯最終必然達到全球范圍，“整個世界都是在這個單一的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社會分工的架構之內動作的。”[8]因為資本主義具有開放和擴張的本性，它一開始就要求以全世界為它的活動舞臺，如果不掠奪世界，它就無法發展，而不發展，實際上就意味著它的滅亡。因此，資本主義自產生之日起就極力向外擴張，向海外殖民，向世界各地傾銷商品，掠奪世界各地的廉價原料，使用世界各地廉價的勞動力，攫取高額利潤，以維護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這樣做的一個直接結果是客觀上把那些落后國家和地區卷入到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導致世界各地區聯系的加強。使世界逐步由分散、孤立、隔絕的狀態發展成為互相依賴、密切聯系的有機整體。

二、全球化與東亞金融危機

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短短的30余年間創造的“東亞奇跡”引起了世人的矚目，一時間，關于東方行將崛起，西方即將衰敗等說法彌漫全球。然而，正當人們為東亞模式大唱贊歌的時候，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了。這場危機給先前人們對東亞發展模式的熱情重重地潑上了一盆冷水。于是乎，否定東亞奇跡和東亞模式的呼聲又甚囂塵上，“東亞經濟高速增長的神話已經破滅”，“東亞奇跡已經完結”等論調充斥傳媒，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斷言：東亞模式已不再奏效，只有美國風格的自由市場系統才是成功的。[9]

究竟應當怎樣看待東亞金融危機，東亞金融危機與東亞模式之間存在的何種關系，東亞金融危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國內外發表的文章和著作難以數計，但歸納起來關于東亞金融危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即國際投機因素、銀行不良貸款、金融監管不力、匯率政策僵化、政府干預不當與裙帶關系以及對國際環境變化反應遲鈍等多種因素。[10]應當說，這些方面對東亞金融危機的發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有的還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從直接的或者表層上看問題，尚缺乏本質上的深層次的分析。筆者認為，東亞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主要應從這樣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要從當代世界國際環境的大背景下來審視；另一方面，還要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經濟制度尤其是東亞發展模式上來考察。

從當代世界國際環境的大背景出發審視東亞金融危機的成因，首先要弄清的問題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只有弄清了這一點，才能抓住問題的本質。毫無疑問，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特征，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不僅改變了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現有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條件，而且還對世界的經濟、政治、文化甚至人們的社會心理等方面產生深刻的影響。當今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傳統意義的現代化，并且開始步入后現代化（后工業化）階段，信息經濟已經成為這些國家的主導產業，所以在世界經濟大潮中一直處于主導、示范和中心的地位，全球化對它們的影響主要是積極的。如全球化為它們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經濟活動空間，使其可以不斷地擴大經濟勢力范圍，謀取最大的經濟利益。同時也進一步促進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發展和全球擴張，使發達國家的經濟向科技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升級，在高新技術方面不斷創新，引導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潮流，從而在國際競爭中處于較為有利的地位。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正在為實現現代化努力奮斗，有些國家甚至還沒有完成工業化的重要一環——資本的原始積累。全球化對他們來說是福是禍，是得是失？從不同的立場和觀點看問題，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結論。筆者認為，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把雙刃劍，既有利，也有弊；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既給它們帶來難得的機遇，又使它們面臨巨大的挑戰。正如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說：“全球化猶如一股洶涌的波濤，它既可以吞沒一些國家，也可以將另一些國家向前推進”。[11]

從積極的方面來說，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能夠吸納外國直接投資，從而為本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資本積累創造條件，使他們可以通過吸收外資獲得資本積累。同時，也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資本外投的經濟環境與條件，使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從而為它們的資本增值創造了必要條件。另外，也促進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發展，使其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逐漸增強。

從消極的方面來看，全球化沖擊著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使它們在現代化初期階段發展起來的民族經濟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和挑戰。也加劇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嚴重，使窮國越來越窮，富國越來越富成為一種主要趨勢。跨國公司在全球擴張雖然深化了國際分工，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垂直分工的本質仍未根本改變，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命運很難說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國家經濟主權出現虛置現象。

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帶來的積極影響為東亞國家和地區大力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積極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加快資源等要素配置的國際化，參與國際經濟世界性大循環，融入全球化進程創造了條件。而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消極影響則對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埋下了陷阱，如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加劇了金融風險，投資貿易的自由化導致了泡沫經濟和出口市場的壓力，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危機傳遞的加速作用等。因此，東亞金融危機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全球化對東亞國家帶來的負面影響所致。

從東亞模式本身來看，它在實現東亞經濟騰飛的過程中起了制度性的保證作用，是東亞成功的基礎。但是，東亞模式也確實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這些缺陷和不足隨著東亞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越發暴露出負面效應，從而為金融危機的爆發潛藏下禍根。或者說，東亞模式在取得成功的同時，也為危機的發生留下了隱患。

首先，從政府主導現代化進程，對經濟發展實行最大限度干預方面來看。政府主導在后發現代化國家經濟起飛階段具有重要作用，它是東亞實現經濟騰飛的重要原因，因為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現代化初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西方，而且資源匱乏，空間狹小，有機合理的產業結構尚未形成，尤其是市場機制嚴重殘缺，政治民主化進程相對遲緩。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政府實行強有力的干預，可以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最急需發展的部門，可以運用強制辦法推進市場機制的發育、形成和完善，從而有助于迅速實現工業化。但是，政府干預在現代化初期取得了成效，并不等于說它就是萬能的救世良方，就應當一直干預下去。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由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發展的，經濟越是成熟，政府干預這只看得見的手就應當及時收回來，讓位于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其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干預就會走向反面，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然而，東亞大多數國家沒有及時實現這個轉變，有的國家甚至越走越遠。在這方面，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這些遭受危機重創的國家表現的尤為突出。被譽為“漢江奇跡”的韓國長期依靠政府干預，實行以財閥大企業集團為主體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政府把經濟發展強調為原則性目標而且為達此目的毫不猶豫地干預本該由市場導向的經濟。在樸正熙時期，政府建立了被賦予大權的經濟計劃委員會(EPB)用以策劃經濟藍圖，并負責控制國內預算和實施計劃。商業和工業部(MCI)的角色也被進一步加強，進口控制、出口提升、工業發展計劃、投資申請和貿易許可均由其負責。財政部(MOF)則負責監管國內外的金融機構。特別是在金融領域政府干預更大，政府擁有并控制著所有的商業銀行、特別銀行和大部分金融機構。這種做法的結果是導致了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均聽命于政府，銀行被迫維持定量信用和低利率政策，造成了大量呆帳和壞帳。但是，許多國家的政府在高增長方針的指導下，不斷調高經濟增長速度，擴大投資規模，以至于在泰國出現了一個以“高爾夫球場資本主義”為特征的投資場面，這些投資即沒有贏得泰國賴以生存的出口收入，也沒有促進本國經濟并提供長期就業機會的工業長期增長。正如世界銀行指出的那樣，在泰國已經出現了與泡沫經濟隨影附形的明顯的貧富差距的拉大，并且使相當多的民眾愈發不滿。[9]另外，企業為了迎合政府的偏好，獲得大量的低息貸款，又不斷盲目擴大企業的規模，企業的規模越大，貸款也就越多，從而與政府的關系也就越密切，反過來也就能獲得更多的貸款。這種貸款越多，政府承擔的風險越大，國家金融的基礎就越不穩固。爆發金融危機也就不足為奇了。與政府主導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時，強有力的政府高層支配經濟必然導致官僚主義盛行，經濟社會制度缺乏民主監督，官商不分，政治腐敗。正如西方一些社會學家所反復論證的那樣：“權力意味著腐敗，而絕對的權力意味著絕對的腐敗。”[9]在印度尼西亞，蘇哈托的家屬和親信壟斷了最賺錢的行業和主要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享受稅收優惠等特權，中飽私囊。這種國家權勢人物任人唯親，搞裙帶關系，為親朋好友謀取私利的腐敗往往被西方媒體稱為“朋黨資本主義”(CronyCapitalism)。蘇哈托的女兒，金泳三的兒子的不法行為，全斗煥八年任期中大約撈取4-5億美元的好處，盧泰愚繼任后大肆侵吞國家財產等事實都是明證。朋黨資本主義導致了官商勾結，貪污受賄等腐敗行為的蔓延，民眾的不滿也日益凸顯。因此，腐敗是影響東亞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第二，從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方面看。東亞國家和地區大部分在現代化初期都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后來，又適時調整了發展戰略，轉向出口導向戰略。而且出口產品大都是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工業。這種戰略對于東亞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但是，長期實行出口導向戰略勢必帶來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會使本國經濟過分依賴國際市場，在市場開放度逐漸增大的情況下，其遭受外部風險的機率也隨之加大，致使經濟表現出很強的脆弱性。東亞國家和地區在出口導向戰略指引下的一個直接后果是無論市場還是技術都嚴重依賴先進國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國。從市場上看，由于它們的制造業都是在日本資金和技術輸出下建立起來的，與國內產業的關聯度十分有限。加之國內市場狹小，就決定了東亞的制造業必然是大進大出的外向型特征。如1993年印度尼西亞、馬亞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的出口依存度分別為23.3%，73.1%，23.9%和29.3%。在這種外向型經濟發展中，東亞多數國家始終不能擺脫對日本市場的進口依賴和對美國市場的出口依賴，而且，對美國的出口越多，從日本的進口就越大，對美國的順差越巨，對日本的逆差就越嚴重。[12]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國際市場不景氣，就會反過來影響自身的經濟發展。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實行了對外開放，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使國際市場日益趨于飽和，競爭十分激烈。而且，東亞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勞動力成本也不斷提高，從而使其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下降。致使出口越來越困難。從技術上看，韓國每輛轎車總技術成本的30%要以專利的形式支付給外國精密技術供給商，每臺攝像機總技術成本的50%，每生產一個DRAM半導體總技術成本的30%，每臺筆記本電腦總技術成本的70%要以技術專利形式支付給外國廠商。韓國所謂的汽車三大家（現代、起亞、大宇）平均研發(R&D)投入僅為美國三大汽車廠（通用、福特、克萊斯勒）的6.2%和日本前三大汽車廠（豐田、尼桑、本田）的10.7%。[12]面對這種情況，東亞國家應當及時調整發展戰略，因為任何發展戰略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受到時間和空間條件嚴格制約的。可是東亞國家未能及時做出這方面的調整。出口下降，赤字上升成為危機的主要誘因。

第三，從東亞區域特有的梯級發展序列，即“雁行發展模式”(flyinggeesepattern)方面看。東亞地區的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種如同“大雁飛行列陣”的產業鏈，在這個鏈條中，依照其先進程度，形成了以日本為“雁頭”，“四小龍”為“雁身”，東盟為“雁尾”的有序發展序列。80年代后期，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也加入了這一“雁陣”。于是在日本、“四小龍”和東盟之間形成了一種“產業階梯”，當日本發展高技術產業時，“四小龍”接受日本轉移出來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東盟及中國沿海地區再接受“四小龍”轉移出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樣在區域內產業的升級換代，形成一種整個區域經濟由先進帶動后進的發展局面。這是東亞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區域經濟的緊密聯系、梯級發展也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連環鎖鏈。而且，這種雁行模式要保持其活力，必須具備一個重要的前提，即“領頭雁”必須有強大的金融實力和不斷的創新能力，以便做到時刻引領“雁群”翱翔。但是日本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頂峰發展之后，90年代初就進入經濟衰退期。其技術引進的后發優勢逐漸喪失，而新興知識經濟下的主導產業未能崛起，于是，日本的產業升級停滯不前，沒有較新的產業向“四小龍”轉移。日本將大量的剩余資金流向房地產和海外市場，引發了泡沫經濟，待到泡沫破滅，海外投資失敗，日本就元氣大傷，從而失去了“領頭雁”的資格。與此同時，日本打破了先前先向“四小龍”轉移，再向東盟轉移技術的順序，而是同時向兩者轉移，使得東盟與“四小龍”之間的差距縮小，東亞早已形成的產業轉移鏈出現混亂。在東亞產業轉移出現“盲點”的情況下，韓國將目光轉向不切實際的“世界化”，香港則轉向服務業，臺灣設計出“亞太運營中心”，新加坡則想取代香港在東亞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東盟國家更是把目光轉向“短、平、快”項目，泡沫經濟越吹越大，終于釀成危機。因此，東亞金融危機雖然發生在金融層面，但其根子卻在于產業結構上。即使金融制度整頓、完善了，如果產業結構不升級，東亞經濟體的發展仍會碰到嚴重障礙。[13]當危機爆發后，這種雁行模式不但沒有阻止危機的蔓延，反而利用早已形成的這種鏈條加劇了危機的傳遞。

第四，從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方面看。東亞國家的高儲蓄保證了工業化資金主要來自于內部，不依賴大量舉借外債就能獲得較為充足的資金，保證較高的投資率，是東亞現代化起飛的重要特征。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投資需求急劇擴大。而由于國內資本市場欠發達，在金融政策上又缺乏一種將分散的小額儲蓄轉化為長期投資的資本形成機制，所以，為了保證經濟高速增長，許多國家轉而鼓勵企業向外大量借債，并以開放資本市場的方式來吸引海外證券投資。在韓國，由于低利率政策超出了資本的要求，人們缺乏將錢存入銀行的刺激，所以在高膨脹的經濟環境中國內儲蓄受到抑制，結果政府不得不借助國外貸款以維系其工業運行。由于大量舉債導致韓國的國際債務迅速增加。1993年韓國外債為43.9億美元，1994年為56.9億美元，1996年就達到104.7億美元，1997年更達到154.4億美元。[9]對外來資本的過分依賴，致使在外來沖擊之下韓國經濟顯得異常脆弱，因為它需要通過貿易形式得到足夠的國外資金以應付它的巨額債務。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外部環境變得不利，韓國的工業生產勢必受到沖擊。另外，大量的外債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短期債務，因為國際借貸者更愿意將短期款項借給東亞國家的企業，這樣可以避免負債。可是韓國企業將短期借款卻用于長期投資，加之東亞國家又普遍缺乏駕馭短期資本的能力，不能有效的引導資本流向可貿易的生產性行業，所以，導致大量資本流向獲利較高的投機性強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從而直接導致了大量泡沫經濟的形成。當從泰國爆發的危機席卷東亞之時，外國借貸者突然決定收回他們的短期貸款，韓國措手不及，陷入危機的泥潭。

三、幾點思考

綜上所述，東亞金融危機表象上是金融領域的危機，但實質上既是全球化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的危機、全球化帶來的國際分工體系的危機、是全體化過程中世界經濟潛在危機的大爆發；也是東亞模式本身一些缺陷的危機、有關國家政策缺陷的危機、是一種發展性的危機。盡管東亞金融危機使東亞國家遭受沉重打擊，也不能由此否定東亞模式的存在及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否定“東亞奇跡”的存在。因為在危機爆發前的30多年中，東亞經濟創造了年均達8%以上的增長率，并且由30年前的只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10發展到今天已占世界經濟總量1/4的比重，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創造東亞奇跡的東亞模式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特殊道路，其實踐基本上是成功的，而且在今后還會繼續發揮作用。如果回顧世界經濟發展史，就不難看出，世界上任何地區的經濟發展都不是直線上升的，都會遇到挫折和困難，也不時地會出現一些危機。歷史上多次大的危機自不必說，僅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就發生了三次金融危機，而且，類似的危機今后也很難完全避免。那么，誰又能借此否認世界經濟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否認在世界經濟發展中所創造的各種發展模式的存在呢？當然，東亞金融危機也昭示人們：在全球化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的今天，東亞國家和地區要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認真總結經驗和教訓，在堅持東亞發展模式精華的基礎上，揚棄其內在缺陷，通過改革、完善、整合東亞模式，重振東亞經濟的輝煌。

第一，要繼續參與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帶來的世界經濟大循環之中，抓住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迅速發展自己的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爭得更重要的地位。同時也要注意防范全球化對自身發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規避全球化可能帶來的風險，趨利避害，加快發展自己，制定一條切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以應對全球化。

第二，要在繼續堅持政府主導的同時，不斷加大制度建設方面調整和改革的力度。促使政府的角色直接介入型向間接誘導型轉化。在不斷完善政府主導機制的前提下，加速各種形式市場、機制、制度工具的培育工作，特別是要健全各種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職能，并規范其運行。

第三，要在堅持出口導向戰略的同時，調整結構，將過去單獨依靠出口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逐步轉向促進出口和擴大內需相結合的模式，以便盡量降低過高的外貿依存度。把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逐步升級為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在相互協調、運行有序的基礎上推行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

第四，要大力發展科技和教育事業，走科技興國之路。當前的世界已經進入到知識經濟時代，依靠廉價勞動力發展經濟的時代已經過去，高新科技產業將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增加科技投入，大力培養科技人才，積極發展高新科技產業，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