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改革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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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到底為的是什么？我們在改革中究竟得到了什么？”

回顧持續了23年的經濟改革后，許多中國人都不由自主地要提出這一問題。盡管在80年代民眾曾因改革而普遍受益，但90年代以來經受種種痛苦的人卻遠多于獲益者。毫無疑問，今后中國需要繼續改革，但“需要什么樣的改革”卻成了人們日益關心的問題。目前這種缺乏政治民主化、日益向個別利益集團傾斜的“改革”只會使中國陷入深刻的社會危機。

一、對中國改革得失的幾種算法

對中國改革的得與失，從不同的立場出發有不同的算法。

中國政府理所當然是只計算“成就”，其標志就是每年的經濟增長率以及幾個亮麗的“現代化櫥窗”（如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城市）；而與財富的生產同樣重要的財富的分配狀況卻被刻意掩蓋起來。經濟增長現在構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礎，也成了不少樂于與中國政府在研究項目上合作的外國學者對中國的發展持樂觀看法的依據。至于中國政府習慣性地對統計數據造假這一特點，卻被這些學者出于種種原因而忽視。于是形成了一種值得注意的“循環”：壟斷了各種信息供給的中國政府是所有研究資料的權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國學者根據這些資料所做的研究，不管與中國的現實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國政府有選擇地登載在《參考消息》及其它各種介紹國外的中國研究的報導中。中國政府藉此向本國民眾證明：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已為外國學者的學術研究所論證并認可！在表面上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實則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份中國公眾當中，外國學者的“科學論證”還是有相當市場的。而中國政府對這些研究結果的“認可”，則成了這些外國學者進入中國訪問考察、并爭取本國研究經費的“條件”。當然，中國政府與這些外國學者在資料與論證上互相賦予“合理性”的利益關系，對學者們來說畢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蓋起來。

當局在修改歷史與控制輿論上向來有豐富的經驗，目前在虛構“改革成果”與社會現狀方面更是不遺余力。中國的媒體善于制造虛假信息，這只要比較中美兩國最重要的報紙《人民日報》與《紐約時報》就不難看出。讀者若只閱讀這兩家報紙的本國新聞，一定會得出如此印象：美國社會問題叢生，而中國則是一個幾乎沒有社會問題的“美好世界”。而這種“謊話重復1,000遍就成了‘真理’”的“戈培爾定律”所產生的歷史后果已顯現出來：一些國人對“”時期的報紙深信不疑，那些連毛后的政府都承認有不少虛假成份的數據，竟然被個別中國學者用來證明“”時期的偉大經濟成就。[1]如果說，“”及“”前的政府只會愚蠢地使用政治高壓與專政手段強迫人們說謊，那么這些年來政府的政治智慧已有所“提高”，它不但學會用利益手段控制國內傳媒與學術界，還將這一手段用之于控制國際社會欲與之交往者。

中國的部份經濟學家對90年代以來“改革”造成的嚴重分配不公其實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驅動，他們不是批判這種只照顧極少部份權勢者利益的“改革”，而是竭力為這種“改革”作“學術”辯護。為此他們提出了一種“代價說”：首先，他們構造了一個“世界”，聲稱社會中只存在政府官員、企業家以及為這兩部份人服務的學者，其余的社會階層則被排斥在這個“世界”之外；然后他們創立了所謂的“代價說”，即中國的“改革”必須付出代價，而這“代價”就是要容忍腐敗，用“體制外資源（金錢）來贖買體制內資源（權力）”；這種“權錢交易”被譽為“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交易方式”，他們認為，通過這種方式就能促使中國經濟盡快轉軌。前幾年在中國引起極大爭論的“經濟學家要不要講良心、經濟學是否道德中立”這一外國讀者多少會感到荒謬的問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國的學術殿堂，并成為一個煞有介事的學術命題。有幾位著名的中國經濟學家曾公開提出，“經濟學家就是要與利益集團相結合”，有人還公開提出要建立一個按權力地位分配社會財富的等級序列[2]。

另外還有一種算法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漸漸浮出水面，那就是根據社會常識計算改革的得與失。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質就是一個全社會的利益再分配過程；他們關心的是，在90年代以來的“改革”中，哪一部份人最終獲得了最大利益？他們又是通過什么手段獲利？他們的利益是不是建立在其他階層利益受損的基礎上？而大多數老百姓在90年代以來的“改革”所構造的新社會階梯中又居于一種什么樣的社會位置？“改革”代價由誰支付？又是誰在享受“改革”成果？這種算法代表著中國改革良心的叩問。隨著這種叩問的升級，反思中國的“改革”逐漸成為中國思想界1998年以來的一種潮流。但這種潮流只持續了兩年左右，從2000年開始，便受到政府日益嚴厲的打壓，此后在國內的媒體上已得不到任何表達機會。在中國社會的各階層當中，利益受損集團（如下崗工人與農民）根本就不具備討價還價的“議價能力”；他們表達利益訴求的各種抗議活動，如對苛捐雜稅、地方官員及企業經理的腐敗、司法不公正等等的抗議活動，一直受到各級地方政府的鎮壓。這種體制化的暴力壓迫，正是今日中國底層人民生活狀況難以得到改善、正義難以得到伸張的重要原因。

二、對改革的反思

盡管中國的改革進程錯綜復雜，其理論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曖昧不明，如一方面在轟轟烈烈地實行“權貴私有化”，另一方面又時不時地在中央的黨報《人民日報》與黨刊《求是》（前身即著名的《紅旗》雜志）上發表評論員文章表示要反對私有化。這種言行不一常常讓民眾摸不清頭腦，不知道風從哪個方向刮過來。但從已經形成的社會利益分配格局來看，這場改革的主線就是對領導的“化私為公”式革命實施逆向變革──即“化公為私”。作為改革主導思想的“放權讓利”就是以“私”為杠桿，推動經濟發展。在作為改革發韌的農村改革中，所謂“一包就靈”其實就是“一私就靈”；解散“”則是從“一大二公”向私有小農經濟的回歸。這一改革確實將破敗不堪的農村經濟從破產的邊緣挽救了回來，但有一點卻一直被理論界有意忽視，那就是中國的農業生產由于人口壓力與土地稀缺等特殊國情而被迫退回到小農生產狀態，從技術進步的角度來看，這其實對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有著致命的傷害。城市改革也是發端于鼓勵和開放個體經濟；國有企業的改革從實行獎金、計件工資等“物質刺激”手段起步，而后的自主權下放不過是個把“大公”不斷分解為“小公”的過程，最終通過股份制和“權貴私有化”滿足了政治經濟精英的利益需要。

回顧1949年以后的中國歷史，可以說20世紀后半段的中國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中共通過暴力革命消滅了一個有產階級，但并未因此將中國引向繁榮富強；相反，整個社會都充斥著貧窮的無產階級，“”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只是使中國陷入了深刻的社會危機。1978年在危機推進下開始的改革，雖然使經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但其社會后果卻是中共政權的官員們通過權力巧取豪奪，把自己迅速變成了一個暴富階級。

可以說，中國的“改革”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后果，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改革目標、改革路徑與改革策略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只有對這四者都有了深刻的了解以后，才可能對中國“改革”的搖擺性與不徹底性有比較完整的認識。

1.改革方略

中國的改革可說是危機推進型改革。盡管當時毛的專制已將中國推入危機的深淵，但習慣于宣稱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優秀制度的中共領導層并無遠見卓識。鄧小平支持改革的動機只是為了化解社會經濟危機，而不是要改革社會制度。這種改革動機與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革類似。100多年前晚清洋務派的改革方略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當時洋務派官僚們認為，西方文明的可取之處只是技術層面的軍事工業，中華帝國的文物典章即社會制度則為西方所望塵莫及。

號稱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80年代初其實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可被稱為“改革思路”的只不過是“開放以引進先進技術”。曾經主持研究過政治改革，中共“十三大”報告也提出了一些設想，但隨著趙的失勢，這些設想被完全束之高閣，從此領導人絕口不提。被奉為改革指導思想的“鄧小平理論”，其核心無非是把毛的“公有經濟加極權政治”（即毛宣稱的“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經濟換成了資本主義經濟，而政治形態則仍然是極權政治──不過，中共考慮到以往的意識形態教育與大肆宣傳已把“資本主義”這個詞在中國變得臭不可聞，為了便宜行事，讓公眾在觀念情感上能夠接受，便用“市場經濟”這個詞代替了“資本主義經濟”──這種“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的新組合，與毛建立的意識形態體系有著無法克服的內在對立。這既是鄧小平時代各種社會矛盾的根源，也為后鄧時代留下了無窮的麻煩。近幾年等領導人試圖彌縫這一內在矛盾，于2000年提出了“三個代表的理論”[3]，在2001年又發表了“讓私營企業主入黨”的“七一講話”[4]，無非是要克服這一內在矛盾，為政治利益集團與經濟利益集團的結合提供意識形態依據。

曾讓毛后的幾任中國領導人歆羨不已的“東亞龍”模式是“市場經濟加威權政治”，但其專制程度遠比不上中國的極權政治，因為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才存在著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權力于一身的永久執政的黨政一統結構。中國的“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并不只是中共領導人的個人偏好，而是共產黨與生俱來的天性所使然。鄧小平從來就沒打算放棄毛建立的專制權力；他天生沒有理論興趣，也不想認真解決經濟改革與毛意識形態之間日益擴大的內在分裂。他只是憑借自己的政治權威選擇了兩個極其短視的方法：一是采納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說，并用哲學外衣將其包裹起來；二是發出一個他自鳴得意的思想禁制令──“不爭論”，以為如此就可永遠回避這一矛盾。這兩條與他的“貓”、“摸”二說相結合，就構成了“鄧小平理論”。[5]這個沒有理論的“鄧小平理論”被中國民間謔稱為“一塊石頭兩只貓，三條魚與四只雞”。[6]鄧小平將“實踐”奉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固然避免了經濟行為與意識形態的公開分裂，卻由此而腐蝕了官方意識形態立身的基礎──真誠。他的“不爭論說”又進一步導致了“說一套做一套”的表里不一，極大地敗壞了社會風氣。

為了維持“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的社會政治結構，當局將西方民主制度以及與此互為表里的民主自由觀念視為洪水猛獸。“六四”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歸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確定了全力鎮壓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戰略。整個90年代，從小學到大學一以貫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為這一戰略服務，從小學3年級開始學生就必須背誦“無產階級是在主席與總理領導下進行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蘇聯東歐轉型中的經濟困難和社會危機被政府的宣傳機器成倍地放大，海外民運內部的分裂和丑聞更是讓他們如獲至寶。通過持之以恒的意識形態教育，“民主”在中國早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談起“民主”，不少人就想到“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數服從多數”和“當官要為民作主”，或是把民主政治等同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群眾運動，而這種“”式“民主形式”很容易讓民眾產生“民主”與“動亂”相關的聯想，從而贊同當局的口號──為了“生存權”寧可不要“民主”。

80年代中國的許多知識精英追求民主，與當時市場化程度不夠高、利益集團化的趨勢不明顯有關。而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進一步市場化，經濟學界、法學界等可與市場化相結合的專業精英已逐步與政治、經濟利益集團相結合，大學等事業單位也可憑借壟斷地位輕而易舉地將自己擁有的教育資源轉化為金錢，如出賣博士碩士文憑等。在利益驅動下，不少知識精英也認為這種“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有其獨特優勢，認同了當局宣傳的“只有經濟發展是硬道理”。

在這種改革方略指導下的中國“改革”，其指向只能是通過發展經濟來鞏固現有的政治權力。這種不觸動社會權力結構的“跛足改革”，決定了中國最開始市場化的不是別的任何資源，而是政治權力；也決定了中國當代社會精英中的大多數只可能以“血緣繼承”的方式從改革前的舊精英轉化而來，或通過權錢交易而產生。這種利益轉移具有極大的隱蔽性。可以說，“權力市場化”是改變中國財富分配格局的起始點，也是理解中國改革的一把鑰匙。

2.改革目標

由于領導層的既定方略以及為領導層服務的智囊們的膽識所限，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只設定了一些階段性目標，如“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等。[7]每一階段性目標的形成都伴隨著激烈的爭論，這些爭論今天看來當然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但當時確實牽涉到一大批政治精英與一小群知識精英的興衰榮辱。由于改革時期社會形勢變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內容的目標都只不過領了兩三年風騷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確定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說法的壽命最長，從1995年以來直到今天仍被當局懸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而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其解釋則又莫衷一是，有人認為應以國有企業數目逐漸減少為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標準，還有人以為是以政府審批經濟項目的權力逐漸減少為標志。這當然都是皮相之談。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由市場機制配置資源，而在中國凡涉及有關國計民生的資源如土地以及壟斷性資源的配置，迄今為止仍由各級政府大權獨攬。由這一根本特點觀之，只能說中國到現在為止充其量只是建立了一個“模擬市場經濟體制”，并非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

而在社會財富的分配方面，鄧小平在改革初期曾作過非常動聽的許諾：讓少部份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至于讓哪一部份人通過何種手段先富起來，卻沒有具體的政策解釋。不過23年改革的實踐證明，最終實際上是讓少部份權勢者或與權勢者進行利益交換的人通過大量貪污腐敗活動先富起來了，由此導致了中國社會財富的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3.改革路徑

所謂“改革路徑”的選擇，簡言之，就是選擇從政治體制改革還是由經濟體制改革入手推行改革。而這一選擇說到底其實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所決定的。既然中共只愿意在保留原有政治權力格局的基礎上推行改革，其結果必然是放縱權力進入市場，導致各種尋租活動的泛濫。

從表面上來看，似乎是鄧小平家族大張旗鼓地下海經商為尋租活動開了先河。鄧在世時，指責他放縱權力進入市場(即其子女下海經商)的聲音就不絕于耳。一些人認為，鄧的家庭觀念很強，因“”時期子女遭受了許多痛苦，出于補償心理，對子女下海經商并不約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敗之風蔓延。有人據此把鄧的個人選擇視為腐敗盛行的主要原因：“在體制缺陷已經成形之后，體制缺陷是造成腐敗的主要原因。但是，在產生這個缺陷之前，在最初的決策者作出最原始決策的時候，人的因素，決策者的一念之差，卻對將來是否產生體制化腐敗，起著決定性的作用。”[8]這種說法認為，中國現存體制的缺陷產生于改革時期的初始政策選擇，實在是對共產黨政治體制的本質缺乏了解。

中國走上目前這種改革路徑有其深層制度根源，因為這種改革路徑最容易完成權力和利益的代際傳遞。[9]中共自掌權以來就不斷鼓吹“接班人”說，其內核就是要承認政治高層的子女們與生俱來就享有繼承父輩壟斷性權力的特權。這一說法體現了位于中國政治制度核心的權力傳承機制。在這一機制中，上一代領導人的政治權力雖然不便象北韓的金日成父子那樣通過“父傳子繼”的方式直接繼承，但其子女除了有優先獲得政治高位的特權之外，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傳繼父輩的權力，而作為贖買政治繼承權的最佳補償物的經濟資源就必然成為首選}。中國政治上層從未有人真正反對過這種權力(利益)繼承方式，而且實際上向來互為同僚的子女親屬大開此方便之門。[10]既然上層的權力可以如此繼承，中下層干部自然樂于群起仿效，最終結果必然是腐敗泛濫成災，導致政府高度軟政權化。這種把控制國家機器和壟斷性資源之權力私相授受的權力傳承機制，實際上就是今日中國的腐敗在現行體制下無法清除的制度性根源。

中國目前無法克服腐敗，還因為腐敗已成了維系中共統治生命的重要凝聚力。鄧小平將意識形態空殼化的結果本身就蘊含著內在危機，但這種危機在80年代及90年代上半期有經濟利益作為替代品時還未曾顯山露水。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當局既無法為社會各階層源源不斷地提供利益，又沒有意識形態去整合執政集團成員，那就只能依靠傳統的政治控制手段，即依靠政治高壓(包括日益廣泛地借助安全部門的特務監控）[11]及對社會輿論的高度管制來加強社會控制[12]。

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壓來穩定社會，就必須給官員們足夠的利益，以換取他們對專制政府的效忠。而要直接給予龐大的官員隊伍以經濟利益，已頗感困難的中央財政將不堪重負。所以\仿宋體{當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給其官員們太多利益，官員們的工資并不比普通職工高多少，他們可獲得的大量利益除了附著于職務上的各種“待遇”之外，主要是通過權力來攫取，如貪污受賄，此外還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間的“灰色”收入。中國的當代政治還有一大發明，即政府部門利用權力“創收”，如此則集體性腐敗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政治機器運轉的“潤滑油”}。

目前中共高層之所以還在打擊腐敗，并不是真要杜絕腐敗之根源，他們一方面是借遏制腐敗安撫民心，但更主要地是擔心腐敗會導致高度軟政權化。因為在高度軟政權化的狀態下，各級政府部門將無力實施高層制定的各項政策，各級官員牟取利益之舉往往是以損害政府政策與國家法律為前提的，最后的結果必然是國將不國、黨將不黨，與黑社會組織的行為方式無異。而歷史經驗證明，沒有一個高度腐敗、只照顧少數特權階層利益的政權能長久維持下去。

4.改革策略

改革策略是改革理論的產物。如前所述，中國事實上沒有稱得上理論的改革思想。鄧小平實際上是一個不事設計的“總設計師”，以“貓論”與“摸論”鼓勵國家機會主義盛行。“貓論”與“摸論”是為了對抗當時黨內高層的教條主義者而提出的“理論”。這種“理論”對消解“兩個凡是”之類的教條確實起了重要作用，但后來用作制定各種改革政策的理論指導，實際后果就是導致國家機會主義泛濫。一個政府在有關國家發展的施政方針上過度地不講原則，只是根據當時的短期利益不計后果地作出權宜之擇，會留下相當多的后遺癥。最嚴重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政策的搖擺不定、朝令夕改，讓公眾對政府政策產生極大的不信任感。比如廣東等地流傳的一句“致富經驗”就是：“凡是政府讓做的事情，千萬不要去做；凡是政府不讓做的事情，就要趕快去做”。1989年以后的最初一兩年，執政集團要扭轉改革開放的大方向、打擊私營經濟，曾重新強調公有制的主導地位，強行收回大量原先發給私人企業的貸款，其后果是使一批小企業破產，使國有企業失去了一些客戶與供應商，使一批民眾失去了工作機會。但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后，又再次肯定私有經濟的作用。對私有經濟這種拉鋸式的“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過程造成的負面影響極大，私營業主對政府的政策缺乏信任，90年代的資本大量外逃[13]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產生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政策的搖擺不定導致中央政府必須不斷地制定各種新政策，而在軟政權化狀態下的各級政府官員卻不斷利用一個又一個新政策出臺的機會，前赴后繼地推進著中國大面積的貪污腐敗與黑社會化的進程。

不講原則的國家機會主義盛行的又一結果是，鄧時代與后鄧時期的政府已沒有任何政治理念，維系官員上下級關系的早已只是利益關系，唯利是圖的政治投機行為成了做官的唯一準則。官員們可以在會議上表態要廉潔奉公，會后立刻到酒樓花費公款吃喝，從事各種貪污腐敗活動。這種國家機會主義行為還體現在對外政策上。在近幾年發生的幾次中美沖突中，政府一方面通過學校組織學生上街游行，高喊“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同時命令所有的傳媒精心制造這種“有理有利有節”的“愛國主義精神”，利用這種反美情緒作為與美國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另一方面，政府高層又為了各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理由與美國妥協。在這種以國家機會主義行為主導的對外交往中，幼稚的青年學生一再被愚弄，社會公眾甚至都無權知道一些重大的事涉領土讓渡的國際條約內容。

三、誰享受改革成果？誰付出改革代價？

中國底層社會的不滿早在1992年后就開始了。“六四”事件沒有演化成全局性的動亂，關鍵在于當時的工人還是改革的受益者，農民還在享受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余蔭。中國民眾歷來有如一盤散沙，只要自己的利益還能保住，就對別人的受壓制與受剝奪熟視無睹，少數不良分子甚至還幸災樂禍。

自鄧小平“南巡”后，中國加速推行了股份制改造、“圈地運動”(被稱為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制等，這些不斷推陳出新的“改革”除了為少數人創造了暴富機會之外，還產生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因為現有政策與法制體系根本無法對官員們的貪污腐敗行為形成有效的制度約束。這種狀況必然迅速導致權錢交易泛濫成災，并產生嚴重的社會不公，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不得不承擔日益上升的“改革”成本，尤其是憲法規定的“領導階級”──工人以及他們的“同盟者”農民被逐步邊緣化，不少人淪為赤貧者。

中國的改革雖然有一些經濟成就，但90年代以來能夠享受這“成就”的只是占總人口約1％的上層與4％的中上層，還有11％左右的中層由于“搭便車”的關系也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而廣大農村人口與城市下層人民而成了承擔“改革”代價的巨大載體。[14]

隨著貧富分化日益嚴重，90年代中期以后，終于重新回到人們的心中，成為底層社會成員表達不滿的觀念依據和捍衛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盡管中國從毛的暴政下解脫還只有20多年，但國人似乎得了“集體健忘癥”。毛時代的政治壓力和普遍貧窮，階級斗爭造成的大量“政治賤民”，為安置城市失業青年而推行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滿天飛的“反革命罪”，因說真話而被殘酷殺害的張志新、遇羅克、林昭、黎九蓮、王申酉等優秀青年[15]，所有這些殘酷的社會現實已被人們蓄意淡忘；而一些幻象，如政府官員的相對廉潔、城市工人的生存保障、意識形態賦予群眾的“主人翁”地位、對官僚主義“造反有理”的權利等，卻魔幻般地回到人們的記憶中，并被說成是真實的歷史存在。中共為了讓自己的合法性不受傷害而制定的不許討論“”的規定，既讓年青一代無法正確認識“”，也讓經歷過“”的工人農民因今日地位的衰落而刻意忘記歷史真實。若仔細觀察社會現實就會發現，這種對毛的懷念與近兩年政府急于通過各種政策與“理論”迫使社會承認現存利益分配格局完全同步。

從1999年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經基本成型。政府基本上放棄了對弱勢集團利益的保護，并采取種種傾斜性政策鞏固現存的利益分配格局。

標志一：政府成為股市泡沫的造勢者。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報》以社論的形式公開鼓勵中國公眾入市炒股，為政府“圈錢”造勢，可視作政府為擺脫財政危機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此后證券市場各種丑聞不斷，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資格的國有企業都被各地政府推到證券市場上“圈錢”，中小股民（亦即中共一直掛在嘴上的“人民”）的利益則受到嚴重損害。近幾年最著名的丑聞有，1999年海南公司“瓊民源”事件、2001年的“興業聚酯事件”、“銀廣夏事件”[16]；上海證券交易所監察部證券分析員趙綱根據交易所資料完成的兩份報告“基金行為分析”與“基金風格及其評價”，更使國內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違規操作曝光，由此將中國引入了一場大揭基金黑幕的漩渦。[17]

標志二：政治利益集團加速與經濟利益集團合流的步伐。第一步是1999年通過修改憲法承認私人財產的合法性，其要害在于實質上承認不少通過貪污腐敗手段聚斂的財產具有合法性。第二步是“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所謂“先進生產力”與“先進文化”的代表顯然已經不是占人口83%的下層人民[18]。第三步則是2001年的“七一”講話，它公開承認事實上早已與政治利益集團合流的經濟利益集團政治上的合法性。

標志三：政府在政策選擇上公開向強勢集團傾斜，放棄下層人民。近兩年出臺的一系列政策多屬施惠于上層、中上層，而那些幫助窮困民眾度過難關的政策卻一再削砍或推延、放空。比如，在公務員階層生活顯然優于一般民眾的情況下還要不斷給這一階層加薪：1999年下半年公務員薪資提高3成，2001年公務員薪資又在4月和10月分別提高1.5成，3次加薪合計提高薪資7成，今年又再次表態為公務員加薪，短短3年內公務員薪資將實現政府承諾的“翻一番”的目標[19]；而去年政府同時卻規定，下崗工人失業半年后即不再予以補助，2000年旨在減輕農民不合理負擔的“費改稅”在少數省剛開頭就無疾而終。又如，政府從1998年開始造勢的“債轉股”，因為對一些經濟利益集團相當有利，雖然有極大的經濟和政治風險，也強行在2000年初出臺；只是后來因為這一打通中央財政與中央銀行這兩個錢袋的舉措有導致國家信用崩潰的危險，才不得不草草收兵。

標志四：推行損害下層民眾利益的所謂“教育產業化”政策。其核心就是提高教育收費以滿足教育利益集團的要求，結果高等學校收費以每年平均高達50%的環比增長率快速上升。這項措施與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義務教育政策完全背道而馳，對社會發展具有長遠的負面影響。在“教育產業化”的名義下，部份學校大幅提高學費、雜費等各種費用。有關方面1998年對全國14所高校的抽樣調查顯示，一個大學生一年的平均總支出為5,929元；近年來這個數字又有明顯增長，其中僅學費一項就達到4,000至5,000元，個別學校每年需交的各種費用加在一起近萬元。有的學校包括中學甚至在“教育產業化”的旗幟下違規招生，違規收費。[20]“教育產業化”政策造成在校大學生中15％以上的學生淪為“貧困生群體”[21]，而政府為“貧困生”設立的助學貸款卻是杯水車薪，且貸款擔保門檻太高，令許多“貧困生”望而卻步。截至2001年5月底，全國向四家主要的國有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與農業銀行）申請貸款的學生共有53.4萬人，申請助學金額為33.37億元，但只有17萬名得到了貸款，貸款合同金額為12.62萬[22]，分別是申請人和申請額的31.8％和37.8％。許多貧困的農家子弟與城市下崗工人的子女因交不?鷥甙旱難Х閻壞梅牌涎Щ帷?nbsp;

與此同時，中國還出現了一個其他任何發展中國家未曾出現過的現象：在整個國家文盲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況下，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現象。從1997年開始，大學畢業生找工作日益艱難，2002屆全國普通高校共有畢業生123萬，比上年的115萬又增加了9.4%，整體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在2002年1月4日、5日的深圳招聘會上，出現了10萬大學生競爭1.5萬個職位的局面。[23]這種“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狀況已延續了好幾年，導致不少大學畢業生只好繼續考研究生，高校將這種現像戲稱為“就業問題緩期三年執行”。結果，中國的研究生招生規模從1999年開始連年擴大，1999年增長27%、2000年增長35%、2001年又增長35%[24]，2001年的研究生招生數量急劇擴大到1998年的2.31倍。在教育資源如師資、設施等未相應擴大的情況下，高等學校為“創收”而實行的研究生擴招，實際上是為數量而放棄質量的典型短視行為。

中國的大學生只占適齡人口的4%，相當于現代化國家這一比例（一般是10％至15％，平均為12.5%）的三分之一，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2%，居世界第79位。任何國家實行長期反貧困策略最關鍵的一環就是實行義務教育，提高國民受教育水平，逐步減少下層社會成員，改善社會階層結構。中國的這一“教育收費體制改革”事實上是將占人口83%的下層人民[25]的子女排斥在高等教育的門檻之外，使他們無法達到現代化社會要求的技術素質與文化素質。

與此同時，當局為了貫徹“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又重新撿回了改革前的統治策略：一是加強政治高壓，消滅一切在工人農民中出現的社團活動；二是加強輿論控制，除了嚴格控制主要官辦傳媒這架不斷制造謊言的機器之外，還大力整頓那些“不聽話”的地方傳媒；三是嚴厲打擊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獨立知識分子。政治高壓與輿論控制互為表里，已成為1999年以來當局的主要統治方式。

四、關于“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政治神話

遭受了種種“改革”痛苦的中國目前陷入了兩難處境：在現有的軟政權化狀態下開出更多的改革處方，有如在難以愈合的傷口上繼續撒鹽，90年代以來出臺的“改革”措施反復證明，這些政策最終往往成為貪污腐敗的官員們牟取私利的最佳借口，但停止改革也困難重重；如果不繼續“改革”，只是用“三個代表”與“七一講話”之類的說詞從意識形態上為現存的社會利益格局“正名”并營造合法性，那么社會將繼續為這種“跛足改革”付出更多的代價。因為不公正的“改革”制造了大批邊緣化階層，而這些邊緣化階層為了要活下去，必然要以種種鋌而走險的形式為這個社會的上中層制造種種不安。所以有識之士早就看清了一點：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筆者近年來所到之處，尤其是在海外，總遇到不同的人問同一個問題：黨內高層的“改革派”推行改革措施時是否遇到了“保守派”的阻撓？仿佛“保守派”是裝“改革”錯失的“垃圾桶”。筆者以為，從近年情況看，黨內的“保守派”與“改革派”其實只是大家幻想出來的一種對立。可能在某一具體政策上，總書記與總理的看法不完全一致，總理與副總理的看法也有差別；但在面對下層騷亂時采取專制手段維護社會安定，在面對少數有識之士對社會的深刻批評時采用鉗制輿論與人身迫害的手法上，高層其實無所謂“保守”與“改革”之分。

90年代以來的改革史證明：所謂“保守派”代表左的勢力，“改革派”代表前進的方向，其實只是個政治幻覺而已。就維護極權政治這一點而言，所謂的“保守勢力”與“改革勢力”所起的作用完全一致。“保守派”總是以防止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為借口，要求賦予他們更大的權力，以便由他們來堅持“正確的”方向。他們懷念毛時代的專制與思想禁錮，并宣稱這種懷念代表著廣大人民的獨立思考。而“改革派”則總是以發展經濟為由，拒不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他們熱衷的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瓜分社會資源，而這種瓜分永遠是有利于改革派歸屬于其中的利益集團。大量附屬于他們的學者尤其是部份經濟學家，則總是在論證這種“市場經濟加威權政治”(他們一向避免用極權政治這個詞)的合理性，渲染“中國人的素質低、與民主政治無緣”之類說法。

當局固然可以向本國民眾和世界撒謊，宣稱中國的經濟如何如何在世界上一枝獨秀，但事實是自1989年以來，中國經濟除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由“開發區熱”造成的經濟“虛熱”之外，經濟增長與社會狀況一直不如人意。所有的改革措施在這十余年中都處于“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態。不管政府控制下的傳媒向世人公布的改革“成就”是如何巨大，也不管中國政府怎樣將“申奧”與“入世”炒作成“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偉大像征，無可否認的是：失業者越來越多，邊緣化階層越來越龐大；無法進入現代化生活的廣大農民與處于破產半破產狀態的農村經濟已經成為中國一個無法擺脫的夢魘；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的陰影也日益迫近；無法克服的制度性腐敗與使社會越來越不安的黑社會化現像更使公共生活缺乏安全感；越到后來，為政者越感到自己虛弱不堪。

2001年底云南省長李嘉廷案發后，當局對貪污腐敗已無法直接面對，只好在內部規定，以后公布貪污腐敗數額不得超過2,000萬元，以免損害黨和政府的形像。與此同時，這一年又整肅了好些媒體，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方周末》報與《書屋》雜志[26]，還整肅了一些知識分子，逮捕了一些敢說真話的記者[27]，加強了對互聯網的管理。這種“鴕鳥政策”和“面子工程”阻礙了問題的根本解決。

可以越來越清楚地看出，這個政府的本質與“人民共和國”這一國體的距離越來越遙遠：“人民”的尊崇地位只是體現在宣傳當中；現實生活里一旦“人民”要為自己受到的壓迫與不公而抗議時，他們就立刻成了危害“國家”安全的“敵人”。無論“改革派”還是“保守派”，都毫不猶豫地利用國家機器對人民實行彈壓。現實表明，與其說所謂的“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存在政治理想的差別，還不如說僅僅存在政治口號的差別。“保守”也罷，“改革”也罷，只不過是政治利益集團內部爭奪利益的旗號而已。在利益的占有方式上，二者幾乎沒有什么差別。尤其是高層人物，無論是被視為“保守派”還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從來都不拒斥讓自己的子女及親屬用占有經濟資源的方式來實現變異的權力繼承。而為社會改革付出代價的，始終只是廣大下層人民。

20世紀末中國最引人注意的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其實是一場看起來非常熱鬧，其實混亂不堪的所謂“思想爭論”。由于言論空間的狹窄，而爭論的真正主題被有意掩蓋，許多問題不是越爭論越清楚，而是越爭論越糊涂。

其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對專制政體的必要批判，相反卻對現存專制政體的“母體”──毛體制與“”、贊不絕口。雖然當局不再奉行毛體制及“”路線，但目前的專制制度與毛體制在政治上有非常親密的血緣關系，因此盡管“新左派”對毛體制與“”的稱頌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卻為當局所寬容，“新左派”實際上是通過這種變相的“幫閑”而贏得了他們的話語空間。其次，自由主義的光譜非常寬廣，比如自由主義政治學所主張的民主與憲政，其真正指向是現存專制政體，因之也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識形態戰略嚴加禁止并長期丑化的對象，在這方面自由主義學者根本無法取得象“新左派”那么大的話語空間，在爭論中處于弱勢地位。而不少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則認為，經濟學家應該與權勢集團相結合，并主張“腐敗有理”、“腐敗有利”。這些適應權勢集團需要、為目前利益格局張目的所謂“理論”，不但沒有政治上遭受打壓之虞，反而受到一些淺薄的傳媒追捧，加之持這些主張的學者們以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傳人自命，彼此唱和，在90年代形成了蔚為壯觀、儼然占據統治地位的經濟學“主流”。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會公眾尤其是大學生們產生誤解，以為自由主義學說就是為腐敗張目、為權勢集團服務。

“新左派”們并非不明白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與其他學科的自由主義主張之間這種明顯差別，但他們巧妙地把兩者故意混為一談，利用“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爭論雙方話語權不對等的機會，把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最容易在中國引起非議的“腐敗有理論”作為自由主義學說的“精髓”加以批評，因此似乎搶占了“道義制高點”。這種表面上看似慷慨激昂、實際上非常混亂的爭論，其結果不免流于滑稽。“新左派”們實際上制造了一個虛幻的“場景”，似乎中國產生腐敗完全是因為自由主義學者鼓吹“腐敗有理”，他們進而以批評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為名，聲色俱厲地打擊主張民主與憲政的自由主義學者。于是“新左派”們就非常聰明地避開了對專制政體這一制度性因素的批判，實際上為這一政體提供了掩護。自由主義學者的團結精神也遠不如“新左派”陣營，常常是被視為代表人物的人孤軍奮戰，但卻缺乏奧援。在一個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的國度里，“新左派”和自由主義學者爭論雙方常常偏離當下中國需要解決的緊要問題與真正應該批判的批判對像，而就一些抽象的觀點、學說爭論不已，這除了模糊人們的視線之外，充其量表示了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在社會急劇商品化過程中不甘于被迅速邊緣化的一種缺乏力度的抗爭。

五、20世紀的中國革命到底解決了什么問題？

現實是歷史的延續。持續了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給人們的啟示是：僅有經濟改革是遠遠不夠的。人類歷史的發展經驗證明：任何大規模的社會變遷都需要從三個層面展開：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與文化制度(意識形態)。以此標準考察中國就會發現，中國在政治曠野里漂泊了整整一個半世紀以后，只不過還在歷史輪回中苦苦掙扎：一個半世紀的革命與現代化歷程，除了一片混亂的北洋軍閥政府時期，中國總共經歷了3個形式完全不一樣的政府：帝制的清政府、國民黨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政府。統治形式雖然有變，但專制本質卻一脈相承。清政府是自然經濟加專制政治，國民黨政府是半資本主義半自然經濟加專制政治，而中共政府改革前是計劃經濟加極權政治，改革后是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

至于經濟制度的變遷，中國只不過在半個世紀里完成了一個從“化私為公”到“化公為私”的輪回。整個世界從1917年以后的歷史，包括中國20世紀后半葉的歷史只證明了一點：私有財產制度是人類經過千百年自然選擇而形成的經濟制度；凡想改變這一制度的國家與民族，在21世紀還得繼續為當初這一選擇付出代價。中國在1949年以后用暴力消滅了有產階級，而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進程當中，掌權者們卻利用權力將自己及其家族變成了一個暴富階級。“革命”的全部意義就是用無數的人頭將一部份社會的邊緣者送到了權力中心位置，用“紅色新權貴”代替了舊權貴而已。

而意識形態的控制，從思想自由方面來說，除了80年代有一段短暫的放松之外，很難說現在就比1949年以前的輿論環境寬松。一些經歷過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政府的文化人的命運就說明這一點：敢于議論風生批評國民政府的新聞記者如浦熙修、彭子岡等，在共產黨領導下卻成了只會寫歌功頌德文章、寫悔過書與認罪書的文史館資料員而茍活著[28]；而巴金、老舍等優秀的文化人在中共建國后再也寫不出任何像話的作品了。中國政府在控制思想方面永遠樂此不疲，雖然21世紀有了網際網路等先進技術，但當局同樣有辦法應付，在全國大量招聘電腦專業人員充當“網絡警察”，對技術上不易控制的網絡媒體繼續施以故智。

20世紀的歷史輪回表明：這種由新專制政體取代舊專制政體的“革命”，無非是讓人閉著眼睛往黑暗里一跳，前途何如，只能聽天由命。在這段歷史中，中國人民有如枯枝敗葉在狂風中翻滾的苦難命運，只再次證明了元代詩人張養浩在他的曲子《山坡羊》中所感嘆的：“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化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將中國當代的“改革”放置在已經延續了一個半世紀的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來看，也許對中國今后面臨的問題容易理解一些。

筆者曾研究過清代中葉以來的歷史，自從那時人口超過4億以后，中國就形成了人口與資源關系緊張這一特殊的資源秉賦，以后2個半世紀的中國所有危機的核心問題其實都是一個如何養活龐大人口的問題；而所有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的成果，大部份都被用來養活新增人口。[29]對這一問題的歷史思考雖然不少，卻始終未成為一種全民族的共識。而另一種認識卻通過教科書深深地沉淀于民族意識當中，并時不時地成為一種社會動員的口號，那就是我們所有的不幸都是外來侵略造成的。所有的歷史教科書當中，凡涉及到鴉片戰爭前夕的狀態，都先列舉一連串資本主義萌芽的表現，然后再用一句這樣的“經典名言”加以總結：“如果不是外國帝國主義入侵，中斷了中國社會的自然發展進程，中國社會也會緩慢地、逐漸地進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種通過教育強行灌輸了幾十年的虛假知識最后化成一種民族潛意識，在20世紀末2次中美沖突(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2001中美撞機事件)中，輕而易舉地成為反對美國的精神動員資源。到了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后，中國大學生中表現出來的那種幸災樂禍情緒，更說明這種認識“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然而歷史不止一次地告訴人類，只有正確地認識問題才是找到問題的解決之道，中國的這種流行歷史觀將社會的不發展、人民所遭受的種種災難都輕而易舉地算到外國侵略者頭上，但它只有為統治者開脫責任的功能，于解決中國本身的問題卻并沒有什么幫助。在人口問題的認識上就是如此，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遭受的命運就是一個最好的注腳。

筆者曾于1998年100周年時寫過一篇文章[30]，其中談到“”時期的中國除了面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外，還有幾個亟待解決的深層次社會問題，社會的過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經濟）、農業內卷化、人口過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極端腐敗；只是當時的思想家與政治家們沒有適當的解釋工具，遂將這些問題均概括為“積貧積弱”。比較一下100年來解決前述5大問題的辦法（即反貧困的總體戰略）就會發現，這些問題作為世紀性的難題，歷經100多年的努力卻并未獲得解決，反而以更復雜尖銳的形式向國人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若清醒地觀察中國問題，就會發現中國社會已出現“拉美病”的五大癥狀：

第一，政府的高度軟政權化。腐敗已經成了當局無法克服的政治之癌，從每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報告中公布的數據只能得出一個結論：貪污受賄的官員人數越來越多，級別越來越高，數額越來越大。1999年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干部2,200人，其中廳局級干部136人，省部級干部3人。[31]2000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45,113件，比上年又增加了17.5％；因職務犯罪被立案偵查的縣處級干部2,680人，廳局級干部184人，省部級以上干部7人。[32]據一位中國學者接受中國新聞社采訪時表示，目前每5個涉及腐敗的公務員中，只有1人受到懲處。[33]

面對這種局面，當局為自己開出的“藥方”就是拒不承認腐敗的泛濫和制度根源。2000年3月筆者在湖南的《書屋》雜志上發表了“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一文[34]，尖銳批評了中國現在陷入的制度性腐敗的困境；認為在現行政治體制下進行“事后懲治型反腐敗”無法真正遏制腐敗；并指出整個統治精英集團已集體墮落，貪污腐敗成了政治運轉的“潤滑劑”等。政府對此批評的回應是，下令中國的任何報刊雜志從此不得登載筆者的文章，強迫筆者工作單位找各種理由整肅筆者，并動用國家安全局的特工實行24小時監控。更為荒謬的是，中紀委在2000年12月發表的五中全會公報中竟針對筆者的批評作如此表示：“我們要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反腐敗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以及取得的明顯成效；理直氣壯地闡明我國現階段出現的腐敗絕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敗；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和干部隊伍的主流是好的，我們黨完全有能力解決腐敗問題。”[35]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動用從宣傳機器到安全部的所有專政手段，嚴厲打擊不順從當局管束的批評腐敗者。各地政府更是把有點正義感的記者視為大敵，采用各種手段防堵他們對腐敗現象的揭露，以致于一些地方官員提出了這樣的工作口號，“防火防盜防記者”；在如此嚴厲的管制下，新聞工作者不敢理直氣壯地講自己是人民的喉舌，而只能充當“黨的喉舌”，結果時下在新聞業界內外出現了一首流傳甚廣的順口溜：“輿論監督是條狗，天天蹲在‘長’門口，‘長’叫咬誰就咬誰，叫咬幾口咬幾口”（這里的“長”是指長官）。[36]

第二，農業經濟陷入破產半破產境地[37]，大量無地農民涌入城市，附著在城市邊緣，成為犯罪群體的后備軍。中國每年都有5,000多萬流向沿海大中城市的民工潮[38]，他們當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結果走上了犯罪道路。比如2000年夏轟動中國的張君兇殺集團一案，其參與者基本上出身于多子女貧困農民家庭，沒受過教育，也未受過任何技能訓練，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挺而走險，以搶劫殺人為業。[39]《南方周末》就是因為發表了“張君案件反思”與“張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產生張君的社會土壤還存在，就會源源不斷地制造出新的“張君”，成為社會毒瘤，因而被當局指為否定了湖南省政府改革20多年來為湖南人民所作的巨大貢獻而遭到整肅。

第三，地下經濟勃興，黑社會組織泛濫成災，并與政府官員合流。從各種調查材料與已破大案來看，這些黑社會組織之所以能在短短時間內迅速崛起，并在社會上呼風喚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早已與當地的政要們──首先是公安部門的官員沆瀣一氣，形成了一種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系。與西方的黑社會組織相比，中國的“黑白合流”還有個特點：西方黑社會組織結納的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門，而中國黑社會組織的觸角更深，不少干部都成了黑社會組織的有力靠山，部份黑社會組織頭目還具有各種官方身份，戴上了“紅帽子”。例如，浙江溫嶺市的張畏除了黑社會老大的身份外，還具有跨省份的8個其他身份：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協副主席、隨州市青聯委員、浙江某報社名譽社長、隨州市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等4個官方頭銜。牽涉到張畏一案中的67名黨政要員，包括市長、公安局長及黨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機構干部10人。張宅門前掛著“溫嶺市公安局重點保護單位”的銅匾，故當地人稱張畏領導的黑社會組織為“紅色黑幫”。[40]2000年處決的吉林最大的黑社會組織的頭目梁旭東[41]、遼寧黑白兩道聲名顯赫的黑幫頭子劉涌[42]、廣西百色黑幫頭子周壽南[43]，情況也與張畏相似。所有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無誤地顯示，正是在這些官員的關系網強有力的保護下，這些黑幫才得以在各地發展成為一種呼風喚雨的社會另類權力。

四、貧富差距繼續拉大，極少數人占有社會總財富的絕大部份。“富人一席酒，窮人一年糧”的情況在中國已非常普遍。1999年，中國城鄉居民儲蓄為58,000多億，有人根據城鎮居民收入抽樣調查的資料推算，其中47%的存款屬于3%的富裕人口所有。[44]此外，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已從改革開放前的0.15上升到2001年的4.58。[45]由于中國的統計數據歷來有“摻水”問題，所以人們普遍懷疑，真實的基尼系數可能遠大于這一數據。

五、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與一些外商相結合，聯合統治廣大中下層人民。

此外，中國的生存基礎已被嚴重破壞，生態環境高度劣化。據有關資料介紹，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荒漠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荒漠化面積約為360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38%，有的地方民眾已無生存之地。中國林科院研究員蔣有緒尖銳地指出，中國國土的生態環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時治理，人民則有禍于旦夕之虞。[46]中國農民人均占有土地資源的狀況也非常嚴峻。上一個世紀中國的人口與資源問題是通過打土豪分田地、讓資源平均化得到了暫時緩解；而這個世紀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則是如何為數億沒受過多少教育與技能訓練的農村人口找到“飯碗”，而這一問題的解決將是“天字第一號”的難題。

今后的中國社會必將經歷又一次深刻的社會危機。一個社會如果縱容5%的權勢者利用權力搶錢，最終很可能是95%的受剝奪者運用暴力將被搶去的錢再搶回來，這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不斷重復上演的“戲劇”。從當局目前為肯定現有社會利益格局所作的“不懈”努力來看，腐敗還將繼續蔓延。在中國加入WTO以后，以權力支撐的國內壟斷資本將會繼續發展，并與國際資本內外融合，共同支撐著中國的政治利益集團，形成一種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外國資本三者聯合統治的格局。而隨著社會危機的逐漸加深，政府的主要任務似乎又回到歷史老路上來：運用武裝力量與政治專制手段防止中國一個半世紀以來不斷重復出現的傳統危機：下層動亂。

中國歷史轉了一個圈后，又進入了一次歷史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