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口對財政平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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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人口因素是決定財政政策可持續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利用Auerbach(1991)提出的代際核算體系來分析人口因素對我國財政政策代際平衡狀況的影響，結果顯示提高城鎮化速度是緩解我國財政政策代際不平衡的有效措施之一，而將生育率保持在可持續生育率水平對緩解財政政策的代際不平衡有幫助。關鍵詞：代際核算，代際平衡，城鎮化，總和生育率一、引言各國政府都十分關注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和公平性，Buchanan(1958)和Modigliani(1961)提出財政赤字可以衡量財富的代際分配情況，如果有財政赤字，意味著現存代在花未來代的錢，而如果財政盈余，意味著現存代把財富留給未來代。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界開始對用財政赤字作為衡量財政政策的手段提出質疑。Feldstein(1974)指出大量隱形養老金債務沒有記人政府的債務，從而降低了財政赤字；Eisner、Pieper(1984)認為赤字沒有考慮政府的財產。Blanchard(1993)等人提出自己對財政赤字的定義，并試圖說服政府接受自己的觀點。而Kotlikoff(1984，1988)指出財政赤字本身與代際政策沒有內在的聯系，當采用不同的代際政策時財政赤字可以不發生變化，或者代際狀況相同時赤字卻可以大相徑庭。因此需要尋找替代財政赤字的方法。AlanJ.Auerbach，JagadeeshGokhale和LaurenceJ.Kotlikoff(1991)提出一種新的解釋代際平衡的方法——代際核算方法，到現在短短10多年的時間，30個國家建立自己的代際核算體系，其中在亞洲日本、韓國和泰國已經構建了自己的代際核算體系。核算結果顯示泰國由于人口結構較為年輕，而且沒有現收現付制的社會保障體系，泰國的財政政策有利于未來代，現存代的負擔大于未來代。而韓國的財政政策是不可持續的，如果要維持下去，未來代的負擔是現存代的60%到120%。在已經建立代際核算體系的國家中，代際不平衡狀況最嚴重的國家是日本，未來代成員的負擔是現存代的2.7到4.4倍。任若恩、蔣云贊(2004)已經建立了中國第一套代際核算體系，核算結果表明我國的財政政策無法實現代際平衡。為了實現代際平衡，我們必須做出一些調整，本文旨在考察人口生育率和城鎮化速度對財政政策代際平衡狀況的影響。二、方法分析(一)代際核算方法的基本原理代際核算方法的基本依據是政府的代際預算約束式，即政府將來所有的消費的現值減去政府現在的凈財富必須等于現存所有代的社會成員在其剩余的生命周期內所繳納的凈稅支付總額的現值與未來所有代的社會成員在生命周期內繳納的凈稅支付總額的現值之和。這里同一年出生的男女為一代，凈稅支付總額指政府征收的各種類型稅收與政府各種轉移支付的差。簡單的說，代際預算約束式是指政府所有的消費必須由現有財富及現在和未來社會成員的凈稅支付來共同分擔。用公式表示為：Nt,k是k年出生的一代在t年的代際賬戶(generationalaccounts)，即k年出生的一代在t年以后(包括t年)所有剩余生命周期內凈稅支付額的精算現值。D是定義的最大壽命。因此(1)式等號左邊第一項是現存所有代的代際賬戶和，第二項是未來所有代的代際賬戶值；等號右邊第一項是政府所有將來消費在t年的現值(其中Gs代表s年政府的消費，r是貼現率)，第二項是政府在t年的凈財富。(1)式很好地反映了財政政策的零和性，任何一項財政支出必須由現存代或者未來代來承擔，因此用這個式子來考慮福利及支出在不同代際之間的分配是比較合適的。這樣我們可以在現存的財政政策的框架下，求出現存各代的代際賬戶值，如果政府未來消費的現值也可以獲得(在一定的假設下是可以做到的)，政府的凈財富也可以得到，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未來所有代的代際賬戶和，如果假設未來人口的人均代際賬戶值按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增長，我們就可以求出未來人口的人均代際賬戶。將未來人口的人均代際賬戶值(扣除生產率增長率的因素)與現存代的人均代際賬戶值比較，就可以知道社會負擔和福利在各代之間分配是否公平。(二)人口預測方法介紹我們采用成分法(cohortcomponentmethod)以2000年為基年對我國未來分年齡，分性別以及分城鎮鄉村的人口進行預測。在預測中國的人口情況時，國際遷移可以忽略不計，但我們需要考慮農村人口向城鎮人口的遷移，即城鎮化的情況。下面是城鎮女性的預測方法：xa(t)為第t年度初a歲女性人口數，xa1(t1)為第t1年初a1歲女性人口數。m為最高年齡。ηa(t)為第t年初a歲女性人口留存率。η00(t)為t年女嬰留存率，hi(t)和ki(t)分別為t年度i歲育齡婦女的生育模式及其出生嬰兒中女嬰的比例。β(t)為t年總和生育率。f(t)為人口遷移向量，即每年分年齡的農村女性向城鎮遷移的情況。城鎮男性、農村男性和農村女性的預測方法與之類似。三、假設和數據(一)人口預測基礎數據來源1.總和生育率估計：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1991—2000年中國大陸婦女總和生育率平均在1.22。由于考慮調查中可能存在漏報的可能，計生委多次都把全國的總和生育率調高至1.8。模型中基準假設為：全國的城鎮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6的水平，鄉村的總和生育率穩定在2.1的水平。2.出生人口預期壽命的估計：我國2000年出生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為：城鎮男性74.01，女性為78.3；農村男性68.98，女性72.33。根據聯合國的估計，發展中國家每10年平均預期壽命增加一歲，發達國家每15年平均預期壽命增加一歲。我們假設2020年以前每10年平均預期壽命增加一歲，2020年后每15年平均預期壽命增加一歲，2050年之后保持不變。3.出生性別比的估計：國際社會公認的理論值為每出生100名女嬰，其男嬰出生數置于102—107名之間。我國1998年抽樣調查顯示全國活產嬰兒的性別比高達117，這很大程度是由于瞞報、漏報女嬰引起的。我們假設中國城市嬰兒性別比目前為105，農村嬰兒性別比在109，隨著人們性別偏好的降低，我們假設到2050年中國城市嬰兒性別比下降為104，農村嬰兒性別比下降為107。生育模式參照2000年全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模式。4.遷徙規模方案設計：我國1990年城鎮人口比重為26.41%，2003年達到40.5%，平均每年提高1%，從1996年起城市化率更是平均每年提高1.5%。《2001—2002中國城市發展報告》中提出到205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將提高到75%以上。因此基準假設中，我們假設2020年以前，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2020—2050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6%，到2050年城市化率達到75%，此后基本維持不變。21世紀初期應該是我國城鎮化速度最快的一段時期，我們假設21世紀前5年每年從農村向城鎮遷移的人數高達1600萬，之后每5年下降200萬，2030年下降至600萬。2030后每10年下降200萬，2040年下降至400萬，2050年下降至200萬，2050年后遷移停止。(二)其他數據和假設代際核算體系是一套全面的，面向未來的分析財政問題的系統，這就決定了代際核算體系中涉及變量眾多，需要對變量做出合理的預測。表1匯總了本文構建代際核算體系時的其他假設。[1][2][][]四、模擬結果我們利用Matlab軟件構造我國財政政策的代際核算體系，并模擬人口結構變動對財政政策的代際平衡狀況的影響。(一)基本結論我們以2002年為基年，2002年及以前出生的人為現存代，2003年及以后出生的為未來代，假設未來代每人的代際賬戶值按照生產率增長率增長，表2給出了城鎮男性、城鎮女性、農村男性和農村女性分年齡的代際賬戶值。2002年出生的城鎮男性的人均代際賬戶總額是55439元，2002年出生的城鎮女性的人均代際賬戶是30292元，同年出生的農村男性的人均代際賬戶是16964元，農村女性的人均代際賬戶是11995元。城鎮男性的代際賬戶值50歲時轉為負值，也就是城鎮男性從50歲起，在剩余生命周期內向政府繳納的稅收的現值小于從政府得到的轉移支付的現值；而城鎮女性的代際賬戶值從40歲就轉為負值，這很大程度歸結于城鎮女性過早的退休年齡；而農村男性和女性的代際賬戶值一直為正值，也就是平均來說，一個農村人口一生向政府繳納的稅收的現值都大于從政府得到的轉移支付的現值。未來各代的城鎮男性與2002年可比的代際賬戶值是79633元，未來城鎮男性的代際賬戶值是2002年出生的城鎮男性的1.4364倍。也就是說中國現存的財政政策是不可持續的，為了維持現存的財政政策，未來各代向政府繳納的凈稅額的精算現值要比現存代高43.64%，也就是未來代的負擔要比現存代高43.64%。如果不對財政政策做出調整，這種不平衡的狀況繼續向以后的各代推移。(二)人口因素變化對代際平衡狀況的影響我們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推行了20多年，一方面是有些地區在謹慎地放寬計劃生育政策，另一方面是隨著人均收入的上升，我國的生育率水平不斷下降。另外，在生育水平下降的同時，最近10年我國城鎮化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本節旨在分析生育率水平和城鎮化率變化對我國代際平衡狀況的影響。1.總和生育率變化對代際平衡狀況的影響。我國的生育率走向可能受到兩種因素的影響，一方面是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不斷下降，1997年和2001年，國家計生委組織進行了兩次全國范圍的抽樣調查。1997年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婦女平均生育率只有1.35—1.38；2001的數據也顯示只有1.35。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1991—2000年中國大陸婦女總和生育率平均在1.22。當然這些調查數據由于漏報原因而明顯偏低。但是生育率和人均收入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已經被一些經濟學家用數據進行證明。Barro(1997)采用1960年后100個國家的數據發現人均CDP水平與生育率之間是負相關的，一般來說，富裕的國家生育率較低，而窮國的生育率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老齡化嚴重的地區已經開始謹慎地放寬計劃生育政策，例如許多地區規定“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可生二胎”。我國生育率在這兩種因素的影響下走向難以確定，我們下面分析生育率的高低對我國財政政策代際平衡狀況的影響。表3給出的是不同生育率水平下未來代城鎮男性和2002年出生的城鎮男性的代際賬戶值的比。我們進行了三種情形的模擬：方案Ⅰ中城鎮和農村的總和生育率以相同的絕對數額變動，例如城鎮總和生育率從1.6減到1.2，農村的總和生育率從2.1減到1.7，都下降了0.4。我們進行了多個數值的模擬，由于篇幅關系，我們只列出9種情景(下面兩種方案也是相同原因只列出部分模擬情景)，我們可以看到當城鎮和農村的總和生育率以相同的絕對數額變動，在一定的范圍內，生育率下降時代際不平衡狀況更加嚴重，例如城鎮總和生育率從1.6減到1.2，農村的總和生育率從2.1減到1.7時，未來代和2002年出生一代的代際賬戶的比例由1.4364上升到1.5276，也就是如果生育率按照這個水平下降，未來代的負擔比現存代的負擔高52.76%；而當生育率上升時代際不平衡狀況有所緩和。方案Ⅱ中農村總和生育率的變化幅度大于城鎮總和生育率的變化幅度，例如城鎮總和生育率從1.6減到1.2時，農村的總和生育率從2.1減到1.3。在方案Ⅱ中我們發現結論和方案I恰好相反，生育率下降時代際不平衡狀況有所緩和，例如城鎮總和生育率從1.6減到1.2，農村的總和生育率從2.1減到1.3時，未來代和2002年出生一代的代際賬戶的比例由1.4364下降至1.4346，也就是如果生育率按照這個水平下降，未來代的負擔比現存代的負擔高43.46%，但是代際不平衡狀況變化的幅度非常小。實際上代際平衡狀況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當生育率水平上升時(其他因素不變)，GDP的增速也將加大，政府支出的增速也加大，因此政府支出的精算現值將提高，未來代的代際賬戶值總和也將上升。但是未來也會有更多的人來分擔這些代際賬戶值，因此未來人均的代際賬戶值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所以代際平衡狀況的變動取決于政府支出增速和人口增速之間的關系。方案Ⅲ中，我們假設城鎮和農村的總和生育率相等，我們可以看到在合理的生育率范圍內，代際不平衡狀況都有所緩解，例如當城鎮和農村的總和生育率都為可持續生育率水平2.1時，未來代的負擔比2002年出生一代高27.57%，比基準假設下降了16個百分點，當然我們可以發現當生育率繼續增加時，代際不平衡狀況會更加好轉，但這對我國來說不是一條好的途徑。2.遷移規模變化對代際平衡狀況的影響。基準情形中我們假設21世紀頭5年每年從農村向城鎮遷移的人數高達1600萬，之后每5年下降200萬，到2020年下降到1000萬，2030年下降至600萬。2030后每10年下降200萬，2040年下降至400萬，2050年下降至200萬，2050年后停止遷移。平均來看2020年以前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2020—2050年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6%，到2050年城市化率達到75%，此后基本維持不變。在基準假設之外，我們假設另外兩種遷移規模的方案。第一套方案我們假設遷移規模比基準假設高20%(我們稱為高遷移方案)，因此21世紀頭5年每年從農村向城鎮遷移的人數為1920萬，之后每5年下降240萬，到2020年下降到1200萬，2030年下降至720萬，2030年后每10年下降240萬，2040年下降至480萬，2050年下降至240萬，2050年后農村人口不再向城鎮人口遷移。另一套方案我們假設遷移規模比基準假設低20%(我們稱為低遷移方案)，因此21世紀頭5年每年從農村向城鎮遷移的人數為1280萬，每5年下降160萬，到2020年下降到800萬，2030年下降至480萬，2030年后每10年下降160萬，2040年下降至320萬，2050年下降至160萬，2050年后農村人口不再向城鎮人口遷移。表4反映了不同遷移規模的假設21X)2年出生的城鎮男性和未來的城鎮男性的代際賬戶值的比。我們可以發現，當遷移規模上升時，未來出生的城鎮男性與21302年出生的城鎮男性代際賬戶值之間的比例由1.4364下降到1.2940，也就是未來代比現存代的負擔由原來的高43.64%下降到高29.40%。而當遷移規模下降時，未來代與現存代的代際賬戶的比例由1.4364上升至1.5877，代際平衡狀況嚴重惡化。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提高遷移規模和城市化率是實現代際平衡的一條較好途徑。五、結論人口因素是影響財政政策可持續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國的財政政策和人口政策都處于變革之中，因此分析人口因素對我國財政政策可持續性的影響很有意義。財政赤字過去常常被用作衡量財政風險、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和代際分配狀況的一種手段。20世紀70年代后的大量研究證明財政赤字不是一種衡量財政風險和代際分配狀況的好的手段，這種手段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和可操縱性。為了克服財政赤字的上述缺點，AlanJ.Auerbach，JagadeeshGokhale和LaurenceJ.Kotlikoff(1991)提出代際核算(generationalaccounting)方法。代際核算方法從收入在政府和公民之間的流向來考慮問題，克服了相同的收人流向由于冠以不同的名稱而不同的問題，更好地反映了代際之間福利狀況。另外代際核算方法不但考慮財政政策和代際分配政策的短期影響，更衡量它們的長期影響，這種方法自從1991年被提出后，現在已經有近30個國家采用。本文利用代際核算方法分析人口因素對我國財政政策代際平衡狀況的影響，結果顯示提高城鎮化率是緩和代際不平衡狀況的一條好的途徑，改變生育率對財政政策代際平衡狀況的影響較為復雜，總的來說，拉平城鎮和農村生育率之間的差距對緩和財政政策的代際不平衡有好處，當城鎮和農村的總和生育率都為可持續生育率水平2.1時，未來代的負擔比2002年出生一代高27.57%，比基準假設下降了16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