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知識分子新經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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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經濟》的創辦和基本情況

《新經濟》所關注和討論的“經濟”問題，不但包括工業、農業、交通、金融，其他與建國有關的經濟原則和方法，都得到廣泛而深入的探討。“經濟建設固是重要，其它有關大計的內政外交文化等事的檢討，亦一律歡迎。實行各種方針的方法，都需要詳細的商討，許多新意見新材料都應該評介質證。因此我們憑借此半月刊的地位，作為同志們交換意見的媒介，甚盼熱心建國的朋友，忠言建論，隨時見賜，共策進行”［1］。《新經濟》初創時，“論文”主要登載投稿人的文章，“書評”介紹和評介國內經濟、政治、文化著作，“現代經濟檔”是登載戰時的經濟法規及各機關的重要經濟報告，“編輯后記”是編者對刊發論文的簡單介紹和評價。從第1卷第6期開始，《新經濟》內容稍作了調整，因戰時的經濟法規公布很多，不能完全登載，如選擇其中一二進行登載又難免造成掛一漏萬，故取消了“現代經濟檔”，集中發表投稿者的文章和書評。《新經濟》自創刊以來，得到各界人士的多方關注，從“編輯后記”中可知，由于投稿者眾多，刊物編者多次因排版時間問題向投稿者致歉。在抗日戰爭的艱苦環境下，大后方知識分子并未放棄對國家前途和經濟、政治、文化等建設的關注和思考。投稿作用主要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金陵大學、中央大學、燕京大學等高校。此外，政府機關的公職人員也參與到國家各項事務的討論中，其中比較積極的經濟機關有經濟部、交通部、中央農業實驗所、資源委員會、四聯總處、中央信托局、中國銀行總行、農本局、農業管理局、農林部墾務局等。此外，在最高法院任職的湯鶴逸，國防最高委員會任職的沈宗濂，廣西教育廳長邱昌渭，衛生署的王爾樂、劉行驥，外交部的袁道豐、楊云竹，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的吳紱征，都先后在《新經濟》上發表文章［2－4］。《新經濟》編者在《新經濟的使命》中說:“我們此刻不但須從政權和軍權統一之中去追求國力，我們更須進一步的謀經濟的統一。以往經濟的割據也是國力不能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舉凡一切貨幣的、稅收的、交通的、資源的把持，我們應火速的調整”［1］。正是基于這一使命，《新經濟》聚集了大后方一大批國內知名的專家、學者，為戰時及戰后國家的經濟建設、內政外交事宜建言獻策。

二、《新經濟》與“經濟戰”、“經濟建國”

《新經濟》半月刊是關注國家經濟建設、討論經濟事務的刊物，討論的經濟問題上至國家經濟大政方針，下到百姓柴米油鹽，面面俱到。學者們通過對戰時國家經濟現狀和面臨問題的剖析，指出抗日戰爭亦是“經濟戰”，提出“經濟建國”的思想。高叔康［5］多次投稿《新經濟》，表達“經濟是誘發戰爭最重要的原因，經濟是形成戰斗力的重要基礎，經濟是決定戰爭勝負最有力的因素”的觀點，他通過分析古今內外戰爭爆發的原因，指出“經濟既為誘導戰爭最重大的原因，經濟也是形成戰斗力的重要基礎”，具體到中日戰爭，他分析道，我們的經濟發達程度不及敵人，敵人是工業國家，我們還是農業國家，因之，我們軍隊的裝備也不如敵人;然而現在敵人的軍隊，已經被我們打的精疲力竭了，喪失再戰的勇氣，不過敵人現在要‘開發華北’，‘振興中華’，劫略華南，以消化它的戰果，我們要徹底打擊敵人，使其對華侵略戰爭根本的失敗，今后唯一要加強對敵經濟作戰，凡是中華民國的人民都有這種責任;須使人人都能盡對敵經濟作戰的責任”。他強調“加強對敵經濟作戰，這是決定中日戰爭最大的關鍵”。其后李樹青、廬郁文、徐日坤也紛紛就“經濟戰”一題發表看法。李樹青［6］在《經濟封鎖與經濟作戰》一文中分析了都市與內地經濟現狀，提出了經濟作戰的對策，認為“我們亟應認清各戰區與后方物資的供需實況，然后切實的訂下經濟封鎖與經濟作戰的策略。……我們的目的，只在設法使敵人的經濟力量逐漸減損，我們的日益增強。一切合乎這個原則的事情，都可以做，努力地做”。廬郁文［7］、徐日琨［8］分別就游擊區的經濟戰、浙西的敵我特產經濟戰等進行了探討，表達了對國內特定區域經濟作戰的思考。學者們對戰時國內經濟的討論引起多方關注，“經濟建國”的思想得到認同，各界人士紛紛表達對“經濟建國”思想的重要性、經濟建設的原則和要旨的理解。畢敏［9］在《經濟建設要旨》一文中認為，“經濟建設為建國的基本工作，經濟建設需向新的方向發展、經濟建設宜注重國防”;宋則行［10］對經濟建設的遠景和近路做了分析，認為“今后經濟建設的理想是計劃經濟制度的樹立，它是一副遠景。而目前可能的路，是有目標、有計劃、有步驟、盡全力去推進國營事業，以期逐漸造成其在全經濟領域內的支配作用，這是接近遠景的階梯”，并提出了經濟建設遠景和近路需要注意的問題，即“在這過程中，我們最須注意的是:怎樣使全國生產資源在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間有一個合理的分配，和怎樣使外來的經濟實力不致成為國營事業擴展的擾亂因素，而反為擴展的重大助力”，給戰時和未來經濟建設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建議。另有不少學者從經濟與各方的關系、經濟政策和方針措施以及與經濟相關的工業政策、外資政策、水電政策等發表見解。吳景超［11］分別就經濟建設與中國資源、人才訓練的關系作，列舉了44種與國家經濟關系密切的資源，并將它們區分為“不能自足資源”與“可以自足資源”做了說明，認為我國將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資源方面并不存在問題。吳景超［12］還分析了我國農業和工業所需人才的比例和各類職業所需求的人才類型，提醒政府加強對各行業人才的訓練。再如，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委會1944年12月29日通過了《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提出了中國實業開發的原則性問題，對此，學者們就經建原則所涉及的相關問題展開討論，并就第一期經建原則的工業政策、外資政策、經濟體制、水電政策等，提出了全面的意見。［13－17］《新經濟》針對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還設立專欄或專號進行研究和探討，如學者們關注的“利用外資問題”、“國際經濟合作問題”、“經濟地理問題”、“經濟工業化和政治民主化”、“工業建設問題”、“戰后建都問題”、“經濟統制問題”、“戰后經濟制度問題”、“土壤、機構及市區問題”、“區域經濟問題”、“森林問題”、“工業化問題”、“糧食問題”、“交通問題”等設有專欄，出版了“農業特輯”、“貨幣金融特輯”、“金融專號”、“經濟建設原則專號”、“物價專號”。在各類針對經濟建設問題的文章中，學者們或深入剖析出現某類問題的原因所在，或開門見山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措施，有的文章是調查報告，有的是詳細的數據統計推論，有的是對現行經濟制度、經濟機構的評論。內容涵蓋經濟領域各個方面，希望政府當局能重視戰時社會的經濟問題，并采取措施扶持其發展，以經濟為后盾支持戰爭的勝利，并為戰后的國家經濟建設奠基。“經濟建國”的意識可以說是《新經濟》中得到反復強調的觀念，也是大后方知識分子以自己的專業學識貢獻于民族自救戰爭的重要體現。

三、《新經濟》與戰時經濟政策建言

《新經濟》半月刊是大后方知識分子對戰時國家經濟領域建言獻策的言論陣地，他們關心的問題既有國家層面的宏觀經濟方針、經濟政策，也有中觀層面的工業、農業、商業等各經濟領域的具體建設措施，更有大量微觀經濟活動、經濟現象的調查和統計，還有與經濟相關的交通建設、人才訓練、勞工素質等的觀察分析。戰時的政府財政、稅收、貨幣和金融政策，是不少學者關注的重點，李卓敏［18］認為戰時國家預算對戰后經濟的影響極大，不在戰時平衡國家預算，則“不僅作戰期中我們的經濟問題將愈趨嚴重，戰后經濟建設也將更加不容易”，并提出通過增加稅收平衡預算的方法，玄伯［19］專門針對平衡收支的方法進行詮釋。張純明［20］在《三十年度預算的展望》一文中，對戰時國內的開支做了分析，并提出三十年度預算的意見，特別提出“我們希望政府能切實的節約。在提倡簡約建國的時候，政府要先為國民梳理一個節約的好榜樣”，主張政府通過裁撤不需要的機關等措施來力行節約。對戰時國家稅收政策、保護關稅措施，崔敬伯［21］認為政府應采取強制手段征收直接稅，抑制戰時個別企業和個人的奢靡，他說:“吾人常見長袖善舞一擲萬金之輩，其消費能力，至足驚人。違背抗戰之國策，助長物價之暴漲，流弊何堪設想。于此再不以課稅之方式，節制其消費，并轉移一部分購買力于國家，則前方無量之犧牲，適足造成后方分配至不平，當非社會正義之所許。”高平叔［22］亦就開源與增稅的關系做出說明，李銳［23］對“統一征課行政”發表了精辟的見解。對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關系，朱伯康［24］和宋則行［25］撰文認為，中國經濟太落后于人，為了保障民族的獨立生存及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工業化及現代化，實為刻不容緩的工作，政府應在特殊時期采取保護國內經濟的措施。日本的侵略，破壞了中國的經濟生態，戰時的中國市場是一種萎靡、消極的氛圍，各種經濟問題伴隨著戰爭的進行愈發突出。戰爭帶來的高物價，是最為明顯的后果，因而對戰時物價高漲及其帶來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成為《新經濟》討論的熱點。趙晚屏［26，27］描述了戰時物價高漲的情形，田地、農作物種植、農民收入都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并從戰爭造成人們的危機心理，加劇物價上漲的角度，闡述了“我們與其說物價是物資和貨幣的關系之表示，不如說物價是持有物資和貨幣的兩個人的心理交互作用而決定的一種統一的條件，心理的變異顯然比物資和貨幣的變異程度更大”。就當時一般認識而言，這是一種頗為新穎的思考。隨之而來的是針對戰時物價問題的討論，孫拯［28］在《建設與物價》一文中說:“物價問題影響國民的生計，抗戰的效能，力謀解決，勢所當然”。楊蔚和伍啟元也對物價問題進行探討，楊蔚［29］在《吾國最近之物價問題》一文中首先總結了“學者對于最近物價問題的見解與批評”，繼而探究了物價問題的表現，最后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認為政府管制價格是當前最好的辦法。伍啟元［30］分析了當前物價問題的性質，認為“當前物價問題包括物價加速率猛漲、價格失衡、生產失衡、分配不平均、戰費負擔違反正義和社會解組等嚴重問題”，只有解決了以上問題，物價問題才能得以解決。這些觀點，不僅僅看到了物價高漲的問題，還看到了其背后的根源。對如何穩定當前物價，大多數學者認為平衡和穩定物價的主要手段是實行“物價管制”。由于物價上漲，貨幣貶值，對于高物價水平帶來的貨幣問題，學者們也非常關注，提出了一系列的見解。莊智煥［31］認為，“我國現在要穩定物價，避免危機，則統一全國人民對幣值之觀念，實為首要工作”，“茍使人民對關金券確切信仰，則人民對幣值之觀念即可統一，而促成物價高漲之心理因素亦可消除。同時，政府對法幣之發行，應竭力避免增加，再提高銀行利率，使人民樂于儲蓄，而不重囤貨居奇或囤貨備用，則促成物價高漲之經濟因素，亦可減少”。另有學者對“如何穩定法幣信用”、“法幣回籠的條件”等相關的應對貨幣問題的方法展開討論［32］。戰時國內的高物價水平導致外匯漲價等匯率問題，采取何種內外匯政策，很多學者做了調查研究，彭學沛［33］對于當時社會上因法幣匯價大跌導致的誤解，做了澄清，他認為:“第一，雖然中國尚處于戰時狀態、法幣大跌，但是并不代表法幣在戰后會跌到不值錢的地步;第二，我國外匯平定基金雖日漸減少，但是并不一定說明法幣價格會跌的沒有底止;第三，我國幣值跌落，日本能維持的久，并非意味著中日戰爭日勝中敗”。這種分析澄清了對外匯漲價的誤解，穩定了部分人因幣值大跌導致的恐慌心理。宋則行［34］在《戰后吾國對外匯率厘定標準的商榷》一文中，站在還處在抗戰相持階段的1943年，就有預見性地提出了引導人們思考戰后我國外匯政策的問題。戰時國內的金融事業受到打擊，學者們通過主張“金融動員”，對金融政策、金融機構的管理等發表見解，不少人引用美國、德國、英國等國的金融理論，以為國人參考［35］;在金融機構的管理上，楊蔭溥［36］認為應加強對銀行的管理，李卓敏［18］認為加強信用管理尤其重要。在政府的經濟措施中，學者們普遍認為國家處于非正常狀態，日本的軍事、經濟侵略已經使得市場失去了自動調節的功能，政府需對戰時經濟采取“管制(統制)措施”，從而使得“經濟統制”的討論有了更豐富的表現和更直接的現實支持，有的學者從戰時的現狀談政府管制的必要性，認為“在軍事第一的口號下，經濟上的首要問題是怎樣以最小的耗費，聚集最大量的經濟利源，以供應作戰時的必須消耗”［37］，有的學者分別就物資管制、外銷物資統制、糧價統制等分別說明［38］。戰時的交通運輸對于經濟的影響，是很多學者關注的重點，《新經濟》專門對此出了一期交通專號。張嘉璈［39］在《抗戰以來之交通設施》一文中，從鐵路、公路、航政、電政、郵政各方面討論了交通與戰時軍事的關系。薛光前［40］就交通行政管理問題，在《論交通行政管理》一文中痛陳“運輸機關之事權過于分散，力量無法集中，效能無法增進，補救之道，應將全國公路運輸機關，部分軍用民用，一律由軍事機關統一管理，以應戰時需要”。另有不少學者從戰時我國的驛運事業狀況，如何增進公路、鐵路、水路的運輸效率等方面發表看法，給當時的交通運輸業提供大量的參考。對于戰時國家工業建設和區域工業現狀，經濟學家方顯廷［41］在《抗戰期間中國工業之沒落及其復興途徑》一文中，分析了戰爭導致工業區域的淪陷，復興工業應從發展國防工業、統制工業建設、兼重大小工業、發展內地工業、利用民族資本、聯系農工生產、統一工業行政等方面進行。方顯廷［42］還指出，戰時加強西南經濟建設和工業化，對于抗戰十分必要，“自軍興以來，我國最高當局，采取以空間戰勝時間之抗戰政策，西南各省，遂一躍而為全國軍事政治經濟及交通之重心，開發西南各運動，遂為朝野上下所矚目。”彭信威［43］也發表了西南經濟建設的意見。抗戰期內，東部和沿海省區經濟受到重創，相比之下，四川、云南等省區列強勢力并未完全入侵，不少學者充分考慮和西南各省物產豐富、地勢優越等優勢，建議大力發展西南各省的經濟，以作為全面抗戰的經濟支柱。高叔康對四川經濟現狀和未來的思考，郭恒對云南省經濟問題的研究，正是對重點發展西南省區經濟重要性的闡釋。不少學者就當時工業的現狀和存在的弊端，如工業材料供應管理問題、技工的管理問題、民營工業組織動向、工廠聯合會的運作等，發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44］。雖戰時工業受到了極度的損害，但是學者們堅信抗戰必勝，對戰后國家“工業化”、工業建設區位等問題提前作了建言獻策。殼士［45］就戰后工業政策建議，“經濟建設為戰后唯一重要的任務。經濟事業中頭緒甚繁，又以工業建設為其中最有關系的工作”，并制定戰后工業建設綱領。有關戰后工業區位問題的討論，陳振漢［46］指出，戰時輕工業和重工業區位分布中有不合理之處，區位不當會造運費劇增、管理成本高等弊端，戰后工業區位分布不得不考慮區位問題。任美鍔［47］分別就“實業計劃中的工業區位思想、戰后中國工業的區位以及鋼鐵工業的位置問題”發表意見。關于戰時國家重工業的建設，錢昌照［48，49］認為在利用外資、礦產勘探、工業管理等方面存在諸多的慘痛教訓，需要當局去反思;還針對我國重工業的現狀，思考未來的發展，提出重工業建設需要考慮“人”和“物(資源)”的條件，負責重工業建設的資源委員會應充分發揮在經濟、政治、社會方面的使命，協助國家走向獨立富強，重工業建設還不能缺少“公、誠、拼”的“精神”要素，如此，才可以振興重工業。在重工業建設中，礦產資源的利用尤為重要，李樹青［50］倡導“保存我們的天然富源”;學者們針對國內的礦產資源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和研究，如對西南煤田、寧屬資源、甘青礦產、陜甘礦產的調研［51］。吳景超［52］、徐梗生［53］、青水［54］對國內重要煤、鐵、金、銅礦山，如龍煙鐵礦、湖北象鼻山鐵礦、本溪湖煤礦、鳳凰山鐵礦的調研，為更加清晰的了解戰時的礦產資源狀況提供了大量的參考，提醒政府對礦產資源的保護、重視和利用。輕工業建設同樣關系著國計民生，后方學者們發表大量針對戰時制革工業、棉紡織業、制鹽業、制茶業、蔗糖業、紫膠業、植桐業和制酒業的文章，倡導加強與民生相關的輕工業建設［55－58］。在農業經濟領域，學者們對戰時國家農業政策和農業經濟相關理論、制度進行解析，吳景超［59］和董時進［60］對農業政策的討論，都主張農業不僅僅要滿足自己自足，還需要擴大生產、農產品輸出，農業管理需要加強農業合作事業。農業管理和農業機構的運作，關系著農業建設的重要方面，學者們主張健全農業管理機構、管制制度，完善農田土地金融機構的設立，提高農本局、農業合作社等組織的作用［61］。有的學者主張對全國土地利用進行調查，指出“土地是農業的基礎，一國農業進步與否，必須視其土地利用是否合理化而為斷。土地利用是世界經濟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中國尤為立國的基礎問題”，并針對“中國土地利用的詳細情形，我們至今還沒有確切的智識”，主張繪制“土地利用圖”，以明了全國土地利用情形的基本工作［62］。有學者對我國西部土地耕作情形進行關注，對紅土區、黃土區、棕鈣土區、黑鈣土區、紫色土區的土質進行詳細分析，給各土區的農業產生提供借鑒［63］。另有學者從“土壤保存”問題進行闡述，主張保護土壤［64］。土地是最重要的農業資源，學者們對土地資源的研究、倡導利用和保護，為了解戰時土地狀況做出了貢獻，同時也提醒了政府對土地的保護和利用。對于戰時我國森林資源的狀況，有學者對日寇掠奪我國森林資源進行清算，對日寇侵占我國東三省、臺灣省、朝鮮、庫頁島及我國內地森林的面積、樹種資源進行統計，并希望收復失地之后各區應設置經營管理機構，合理整理利用［65］;學者們對土地、農產、森林資源的統計，給政府提供了大量借鑒參考，同時，也為后來學者對戰時資源的研究提供史料價值。

《新經濟》刊載了大量的戰時經濟資料，當時國家經濟各領域的調查和研究，學者們對戰時國家經濟的思考和建言獻策，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亦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大后方學者們所關注的不僅是國家的經濟事業和經濟建設，也從經濟抗戰的視角，表達了他們對于政治、文化、軍事和社會生活的關懷和討論。國難當頭的形勢下，大后方知識分子自覺地將自身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聯合在一起，將自己的專業學識與抗戰時期經濟建設的現實結合起來，以一種特殊的形式推動了經濟學的本土化發展，不僅為抗戰現實提供了智力上的貢獻，同時也為學術和學者的成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趙桂平崔丹單位:煙臺汽車工程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