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經濟增長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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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部地區的融資現狀

8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從大局出發，實施了優先發展東部的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戰略。西部地區經濟基礎原來相對薄弱，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供給缺乏，自然資源稟賦上的相對優勢也因區位、政策劣勢和投資收益率低下而嚴重削弱，即所謂的“貧困的惡性循環”，從而出現了東西部發展不均衡，從東至西經濟走弱的區域特征。與東部相比，西部地區經濟落后主要表現在經濟總量小和經濟增長速度緩慢等方面。

1999年、2000年占全國國土面積56.85%，全國人口23%的西部地區的GDP比重僅接近于全國的14.8%。導致西部經濟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資不足顯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項。1999年、2000年西部的固定資產總額分別為4494.32億、5103.74億，僅占全國15.05%、15.5%。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更是少得可憐，1999年、2000年分別僅占全國的2.8%、3.0%。儲蓄率和投資率的低下影響了資本形成，導致西部地區資本存量及增量的不足。在區域資金配置方面明顯呈現東西部配置不均衡的特點：1999年末西部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為14498.68億元，貨款余額為13886.74億元，僅占全國金融機構存貨款余額的13.33%和14.81%。這遠遠不能滿足西部大開發對于資本的需求。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資本市場作為融通資金、優化資源配置、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途徑，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西部地區在資本市場上偏居一隅，遠遠滯后于其它地區，見表2、表3。

西部地區本身資金積累尚且不足，然而在資金追逐利潤的情況下，一部分西部資金通過銀行間融資體系流向收益高而且安全的東部，另外一部分資金又通過資本市場上購買東部大量的證券等方式流向東部。資金逆流的“虹吸效應”使得西部資金“貧血”更為嚴重。

西部大開發需要巨額資金，然而傳統的融資方式已不可能解決西部發展的資金缺口。如果單純依靠西部地區的自身資金積累或者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都是不現實的。當今國內外經濟形勢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導致西部地區發展經濟的不利條件明顯增加。90年代以來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及其他資源產品的全球性生產過剩，使西部地區寄希望于憑借資源優勢，進行大規模資源開發，依靠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以加快西部經濟發展的設想面臨嚴峻挑戰。生態環境的脆弱與惡化，工業化與可持續發展的矛盾加劇，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使得工業化水平擴張模式存在的條件不復存在，從而大大限制了西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其次，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西部大開發依靠改革釋放動力的難度加大。隨著改革的深化推進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國家必須著手解決一些迫切的全局問題，如解決再就業，確保經濟增長，規避金融風險，加強國防等發展難題。中央財政收支更為緊張，國家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國家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5年的10.7%，2000年這一比例也僅為15%。近年來，國家所直接掌握的預算內資金已經十分有限，財政預算內資金占全社會固定投資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28.1%下降為1996年的2.7%，2000年雖有所回升但也僅占6.4%。國家財政收入回旋余地小，國家主要財政目標指向被迫調整，用于支持西部開發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即使國家把其所掌握的全部資金投向西部地區，也只能是杯水車薪。因此，西部地區若仍抱著“等、靠、要”的固有思想，企圖依靠中央政府大規模投資啟動西部地區經濟是不切實際的。

二、經濟增長中資本作用的理論分析

資本作為生產活動的基本要素，在經濟增長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奠基者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認為，國民產出的增長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一是資本的不斷積累；二是社會分工。分工是經濟增長的起點，資本積累則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把資本看成是“間接的”或“物化的”勞動，是價值增長的源泉。英國經濟學家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也非常強調資本積累的重要意義，并集中分析了資本積累問題，認為儲蓄率是經濟發展的主要約束條件。

在早期的發展經濟學文獻中，資本更是被賦予了壓倒一切的重要意義，以致唯資本是論。經濟學家認為，資本是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高度稀缺資源，資本的形成、規模、結構是影響和制約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和基本約束條件。

根據英國的羅·哈羅德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埃弗賽·多馬提出的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型：

由于資本——產出比例被假定不變，產出的增長率取決于儲蓄率，從而論證了要想獲得持續的經濟增長，必須要有穩定的資本形成，否則就會阻礙經濟的增長。哈羅德——多馬模式得出了一個十分明確的理論：資本的不斷形成，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

在此理論基礎上，美國經濟學家諾克斯于1953年提出了“貧困的惡性循環理論”。他將發展中國家長期貧困的原因歸結為經濟增長停滯和人均收入低下，而經濟增長停滯和人均收入低下的根源又在于資本匱乏和投資不足，正是總供給和總需求兩方面存在的“惡性循環”阻礙了經濟增長。正如諾克斯所說的：“一國窮是因為它窮”。

瑞典著名經濟學家繆爾達爾于1957年提出的“循環積累因果關系理論”與諾克斯理論大意相近。他指出發展中國家陷于累積性循環困境的原因在于資本形成不足和收入分配不均等所導致的收入水平過低。美國經濟學家納爾遜、羅森斯坦—羅丹和利本斯坦等認為貧窮國家要擺脫惡性循環，必須在投資上努力“大推進”，通過“臨界最小努力”跳出貧窮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以求得平衡增長。

美國歷史學家W.W.羅斯托在《經濟增長的階段》一書中認為經濟起飛的條件之一就是把投資率提高到國民收入的10%以上。劉易斯在所著的《經濟增長理論》中認為“經濟增長理論的中心問題是要理解一個社會從儲蓄為5%變為12%的過程，以及伴隨著這種轉變而來的態度、制度和技術方面的一切變化”。

1949年～1951年，在由美國當代杰出的經濟學家W.A.劉易斯、T.W.舒爾茨所作的題為《對不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措施》報告中，突出強調了資本積累問題，認為如何提高資本形成率是發展中國家極其緊迫的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安古斯·麥迪遜系統地考察了1950年～1965年間22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情況，分析結果表明，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55%。納迪里對同一時期的不同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發展中國家要大于發達國家，資本形成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縱觀有關經濟增長的理論，我們不難看出：在很大程度上，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的啟動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該國或地區如何解決好資金來源問題，二是自身資金積累能力和引進外部資金能力。發展中國家要想取得經濟騰飛，必須克服資金的“瓶頸”制約。三、西部融資與經濟增長的互動

西部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是資本要素的積累和流入，而資本要素的凈流入在市場經濟運行體制中，關鍵取決于資本要素在西部收益率的高低，資金收益率的提高相應會帶動技術、人才的流入。目前西部地區由于本身不能克服的區位劣勢以及歷史遺留的經濟弱勢，難以吸引資本流入。

要加快西部經濟增長，解決制約西部經濟發展的資金問題，西部地區必須樹立改革創新意識，運用新思維、新方法，依靠市場機制，培育資本市場，采取多方位、靈活有效的融資方式和渠道，通過國家資金的注入，以“四兩撥千斤”，啟動并誘導多元化的投資主體和社會資金，使之流向西部地區，從而帶動西部經濟騰飛。

（一）通過對西部財政稅收的扶持促進西部經濟增長

適時提高中央財政投資資金在西部地區的比例，建立規范化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有目的、有重點地將財政資金集中于一些具有較強的外部效應和規模效益的項目，比如公路、鐵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政府投資要充分發揮先導性投資作為“領頭羊”的作用，將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為后續的資本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充分帶動全社會投資。

1.發揮財稅政策的杠桿作用，引導東部地區的資金向西部轉移。允許西部實行差別稅率制，對符合國內產業結構調整、關聯度高、帶動外部效應強的投資給予稅率優惠。稅收返回的政策，以扶持支柱產業和高科技產業?；蛘咄ㄟ^一部分財政資金以財政貼息、財政參股等多種方式引導社會資金參與社會公共設施投資，發揮財政政策的杠桿作用和“乘數效應”，創造能與東部地區競爭的條件和環境，彌補市場缺失，提高西部地區的資本利潤率，增強對外部資金的吸引力，為東部地區的經濟向西擴散創造條件。

2.發行長期性西部開發特別國債，保持西部經濟增長。可以考慮中央賦予西部地區省一級政府一定的融資權限，以省級財政為擔保，發行區域性中長期建設債券，吸引社會閑散資金，用于能源交通基礎建設、重點行業的技術改造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科教基礎設施建設等。通過將一部分儲蓄直接轉為有效需求，發揮更好的財政擴張效應，保持經濟增長，還可優化產業結構，為經濟持續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3.在西部地區或全國發行多種形式的彩票募集資金，為西部經濟增長奠定良好基礎。在加強管理的前提下，通過群眾喜聞樂見的多種發行方式，加大返還比例，吸引廣大群眾參與，將社會閑散資金聚集起來，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以支持西部大型重點工程建設或加強社會保障體系，使西部經濟的增長有后勁。

（二）開放西部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促進西部經濟增長

在金融方面，國家必須改變貨幣資金配置的不平衡狀態和金融政策“一刀切”的做法。應考慮對西部實施有區別的貨幣政策，進一步開放西部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以促進西部經濟發展。

1.強化信貸支持力度，為企業提供融資的方便。在西部中心城市建立中國西部金融中心，成立西部開發銀行，統一組織經營西部大開發所需的投資項目，信貸融資等銀行業務。強化銀行信貸支持，包括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的信貸投入。將籌集到的資金作為重大基礎的資本金，重點企業技術改造的配套資金，以及支持私營、個體等非國有中小企業發展的專項貸款。

放寬投資領域，大力支持西部地區進入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尤其要充分利用BOT融資和資產證券化融資這兩種國際上通行的融資手段，使企業融入到國際資本大市場，學習國外市場先進的資本運營理念和管理手段與經驗，加快國內外信息市場溝通的步伐，提高我國大型企業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對于外資從事農業開發與基礎設施建設，國家在配套資金、經營權、外方控股權等方面給予優惠，鼓勵東部地區的“三資”企業“西進”。這對西部經濟增長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這些西進企業往往是所在產業的技術領先者。他們為西部所帶來的高新技術直接促進所投資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通過技術擴散對當地的國內企業起技術創新的示范作用。

2.優化區域金融組織體系。一個地區的金融機構越多，那么引入的資金也會越多。入世后，央行在市場準入限制上應向西部傾斜。目前西部金融機構數量偏少，應對西部實行有差別的金融機構設置管理條件，適當降低西部地區設置區域性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在資金、營運規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進西部地區各類金融機構的發展。同時加大西部地區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力度，在若干中心城市設立外資銀行。積極引導外資金融機構“西進”，使其享有相當甚至高于滬、粵的金融政策。

設立國家西部開發專項基金，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擔，多渠道籌集資金。中央財政專項撥款占主要部分，各省市根據其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收入能力劃分不同等級確立出資比例。將專項基金用于西部基礎設施和重點產業的投資補貼，以彌補市場失效。

3.建議實行差別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賦予西部區域的人民銀行分行一定的準備金浮動權和再貸款權，對存貸款利率也可允許有適當幅度的浮動。在利率尚未市場化的條件下，中央銀行對中、西部地區的貸款利率應有別于東部地區，使其與西部地區企業的經濟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適應。為了增強西部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可適當調低中央銀行對西部金融機構貸款利率，同時對西部金融機構在稅收和利潤留成上給予一定優惠，提高其貸款積極性，支持西部企業建設。

4.加速培育資本市場，通過資本市場解決西部地區的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戰略性調整，促進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資本市場具有資本聚集的功能，能夠在短期內增加企業的長期資金來源，適合大規模的西部經濟開發和建設。首先，大力發展股票市場，擴大西部地區符合條件的上市公司的數量。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繁榮與證券市場的發展密不可分。西部地區政府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樹立改革創新意識，要在規范運作，明晰產權的基礎上，對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革，力爭更多的公司上市。當地政府必須樹立新思維，舍得“靚女先嫁”，把一批質量高、效益好的規范化企業推薦上市，而不能像過去一樣以企業脫貧解困為目的“圈錢”。而且，應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殼”資源，支持現有上市公司進行資本運營，通過產權、股權、債權等交易實現企業資產重組和整合，優化資源配置，將固有資產盡快退出并變現，并帶動關聯企業的發展。通過創造上市公司在資本市場的良好示范效應，以增強國內外資金進入西部的信心和吸引力，同時也為自己及其他西部企業進入資本市場融資創造有利的條件，以形成“雙贏”局面。其次，鼓勵高科技風險企業在創業市場融資。風險投資是高科技企業的“孵化器”。體系健全、資金實力雄厚的風險投資機構，能為科技成果向生產力轉化提供經費支持和服務，促進西部地區的科技創新，加大西部企業的科技化，提升其競爭力。對于一些外向經濟程度高，競爭能力強的企業，可以認真遴選，積極推向海外市場，如美國納斯達克市場，香港創業板市場等。一些規模較小、改制規范，但暫時不夠交易所上市資格的股票，可創造條件，爭取在區域內證券交易中心開展柜臺業務，安排區域內尚未公開上市的股票進行柜臺交易，活躍本地的資本市場。第三，建議在西部地區中心城市開辟期貨市場交易所。我國西部地區資源豐富，自然稟賦得天獨厚，大量的有色金屬、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急待開發和利用，西部期貨交易所的運行有著天然的優越條件。因此可考慮在資源主要集散地建立期貨交易所。如在昆明成立中國有色金屬期貨交易所，在烏魯木齊成立棉花期貨交易所。在風險控制的前提下，西部地區應加大對期貨市場的扶持，培育實力雄厚的期貨經紀公司，積極引導企業開展套期保值業務，回避或分散價格波動的風險，以達到鎖定收入成本、保障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區位優勢，發揮其作為物資、信息集散地的幅射功能，加快商品物資流通，促進區內外經濟循環，穩定與發展社會經濟。第四，為扶持高科技風險產業和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積極發展區域性產權交易市場，積極穩妥地建立產業投資基金，尤其要大力發展以股權方式直接投資的中外合作產業投資基金。投資資金不足和資金使用效率低下，一直是制約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主要因素，發展產業投資基金特別是中外產業投資基金是實現科技產業化和加強基礎產業的有效途徑。產業投資基金作為一種新型的投融資方式日顯重要，是加快基礎產業建設，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等的強勁助推器。中外合作產業投資基金可以借鑒國外的先進管理經驗和技術，通過規范、透明的市場化操作吸引國內外社會閑置資金，分散市場投資風險，還可以向企業注入資金，將企業從巨額債務中解脫出來，按照市場機制塑造新型投融資主體，改變以前財政撥款或銀行貸款的軟約束投資方式，因而有利于企業的股份制改造，轉換經營機制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四、結論

西部大開發，是國家調整區域經濟結構、縮小地區間差距的重大發展戰略，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總體上屬于一種投資推動性經濟，保持著“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的良好態勢。資本的積累對整體經濟的增長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資金匱乏是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關鍵問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西部大開發就是一個資本不斷積累和流入的過程。當然，根據全要素經濟增長模型以及重視人力資本的新經濟增長理論，一個地區的經濟成長還離不開技術、人才、知識等的相關因素的推動。但是，這些生產要素最終都要歸結為資本收益的高低。資金收益率提高會相應帶動技術、人才收益率上升，吸引技術和人才要素。資本和其他生產要素的良性互動就會將經濟增長的列車推上持續增長的快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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