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在經濟發展的梯度地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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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選取了2017年我國經濟發展的一些衡量指標，通過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山西省在全國經濟發展中的排名，又運用聚類分析方法對山西省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梯度位置進行了衡量，以期對山西省經濟發展的梯度現狀進行定位，為山西省承接高梯度產業轉移做好準備。

關鍵詞:經濟梯度;主成分分析;聚類分析

自2010年國家設立“山西省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以來，山西省作為典型的資源型省份，產業轉型升級成為其面臨的突出問題，全面系統地分析山西省產業梯度在全國經濟發展和產業梯度的位置，對于探尋山西省能源型經濟轉型升級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區域經濟學家將弗農、胡佛等人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引入區域經濟學中，產生了經濟發展的產業梯度理論。該理論認為:地區主導產業在生命周期中所處的階段決定了本地區產業結構的狀況，而產業結構的狀況決定了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創新是區域經濟發展梯度的決定性因素，高梯度地區集中了較多的創新活動，隨著時間和生命周期階段的推移，生產活動向低梯度地區轉移。梯度轉移理論是一種不平衡發展理論，主張優先加快高梯度地區經濟發展，進而通過產業和生產要素轉移來推動低梯度地區經濟發展，最終達到帶動整個區域發展的目的。湯普森將弗農的理論應用于區域經濟分析，產生了區域生命周期理論。繆爾達爾等經濟學家承認了區域經濟在生產要素領域的差距，為要素區際轉移提供了研究前提。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在赤松要雁型模式(動態梯度轉移模式)的基礎上提出了“新型雁型模式”，進一步以日本和亞洲國家產業轉移為研究對象，分析了產業轉移的動因和影響。國內學者經過數十年的理論研究，一致認為，我國由于自然因素和技術水平的差距存在著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地帶，分別對應第一、二、三級產業梯度，正是因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明顯的梯度性，使得產業轉移的梯度理論得以豐富和發展。經過國內外經濟學家不斷深入的研究，目前形成的區域產業轉移的測度方法有以下幾種:一是企業調查問卷法。產業轉移的趨勢主要依靠對地區主要企業的問卷來獲得。二是郝芬達指數法。通常采用某一具體產業占總行業的收入或者資產的比重的平方值來衡量。三是產業份額法。用某一產業的產值與區域總產值的比重來衡量。四是產業梯度系數法。目前，從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客觀性而言，第四種方法是最為合適、應用范圍最廣的方法，也是本文衡量產業梯度的方法。

一、我國經濟發展的梯度格局分析

(一)描述經濟梯度的系列指標。本文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和不同省份之間指標和結果的可對比性，選取了2017年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6個反映經濟發展的總體指標，利用《2018年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整理出由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GDP(億元)—X1、人均GDP(元)—X2、GDP增長率(%)—X3、第三產業產值(億元)—X4、財政收入(億元)—X5、財政收入占GDP比重(%)—X6、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億元)—X7、進出口總額(億美元)—X8、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9、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10、人均稅收(元)—X1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X12、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率(%)—X13、居民消費水平(元)—X14、居民消費價格指數—X15、大中型企業人的R＆D經費(億元)—X16，共計16個指標組成的樣本矩陣［1］。(二)對指標數據進行主成分分析。第一，對樣本矩陣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2］。由于樣本矩陣中數據有著各不相同的單位，不能直接進行比較分析，因而本文對原始矩陣中的數據采用極值法(Min－Max法)進行了標準化，目的是為了使標準化后的數據具有可比性。其中Min代表樣本矩陣中某一個指標在某一地區的最小值，Max代表樣本矩陣中某一個指標在某一地區的最大值，將原始樣本矩陣中單位各不相同的原始數據經過極值法進行標準化后［3］，所有的原始數值都標準化為［0，1］之間的數值，公式為:xmn*=xmn－Min{xmn}Max{xmn}－Min{xmn}m=1，2，3…31;n=1，2…16．(1)式中，xmn為原始值，xmn*為經過極值法標準化后的值，也就是經過極值法處理之后的數值都大于0小于1。第二，運用SPSS23進行PCA(主成分分析)［4］。采用因子分析法對2017年由全國31個地區的16個指標組成的樣本矩陣標準化后的數據進行分析。分析的步驟如下:首先，檢驗因子分析法的適用性，也就是能否用因子的線性組合來表示變量以及如何表示線性關系。運用SPSS23運行顯示，在顯著性為0．000，自由度為120的情況下，0．779為KMO取樣適切性量數，946.514為bartlett球形檢驗(近似卡方)值，充分說明可以用因子來線性表示變量，可以適用［5］。其次，確定主成分個數。表1為運用因子分析法確定的主成分個數及累計方差貢獻率結果。從表1可以看出，累計方差貢獻率較高，而且1.594(大于1)為第三個主成分對應的特征值，可見原有樣本矩陣中的數據信息可以由表1中所列的三個主要成分來表示，因此得出，直接選取表1中所列的三個主成分是合適的。分解主因子并對其進行旋轉矩陣分析，根據運行結果顯示，之后的累積方差貢獻率提高，但卻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根據因子分析的結果可以得出:第一個因子在地區生產總值、第三產業增加值、大中型企業的R＆D經費、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財政收入、進出口總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上具有較大的正荷載;第二個因子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費水平、人均稅收、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費價格指數人均GDP、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指標上具有較大的正荷載;第三個因子在GDP增長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上具有較大的正荷載;三個因子分別反映了地區經濟發展的總體質量、市場消費水平和經濟發展潛力。所以將三個因子分別稱為:經濟發展質量因子、市場消費因子和經濟發展潛力因子［6］。第三，通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單因子得分計算綜合得分［7］，列式為:F=0.4639×F1+0.3916×F2+0.1445×F3．(2)式中，綜合得分F由以上公式求得(F1、F2、F3為各個省份沒有的單因子得分)。結果見表2。表22017年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運用PCA方法根據PCA分析的最終排名結果可以看出，東部地區的11個省市中，大部分省份的經濟發展實力比較強(遼寧和海南除外)，其中有7個省市的綜合得分排在前10名，東部地區在全國屬于經濟發展高梯度位置，處于優勢。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山西、吉林、黑龍江在地理位置上屬于中部地區，其中山西、黑龍江、吉林這3個省份由于能源型地區轉型和老工業基地產業升級的原因而處于經濟發展的低梯度位置，其他5個省份的經濟發展處于中等經濟梯度水平。在西部地區的12省(自治區、直轄市)中經濟發展呈現不同特點，其中四川、重慶躍居第一梯度，云南、貴州兩省的經濟有趕超的趨勢，位于第二經濟梯度，其他地區則經濟發展比較緩慢，經濟實力比較弱，處于劣勢地位。

二、山西省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梯度地位

(一)聚類分析法。聚類分析指將物理或抽象的集合分組為由類似的對象組成的多個類的分析過程［8］。運用SPSS23對我國2017年31個樣本的綜合得分(表2)進行聚類分析，使相同經濟梯度內的地區具有盡可能高的同質性，而不同經濟梯度之間則具有盡可能低的同質性。在對綜合得分進行聚類分析時，將“距離”較小的點歸為同一個經濟梯度，將“距離”較大的點歸為不同的經濟梯度［9］。當指定數目為3時，經濟梯度的綜合得分的均值在聚類中的差異顯著，對應的收斂條件接近于0，因而可以用聚類分析［10］。對所有地區進行K—平均值聚類非系統聚類分析，具體結果見表3。(二)聚類分析結果。聚類分析結果如下:歸類為第一類的地區有以下省(自治區、直轄市):上海、廣東、北京、江蘇、山東、浙江，均屬于經濟發展高梯度地區，經濟發展處于優勢地位;天津、福建、湖北、河南、四川、重慶、安徽、湖南、江西、河北可以歸為第二類，從經濟發展上而言屬于中度地區，在經濟發展中處于相對劣勢;其余歸為第三類，在經濟發展中處于絕對劣勢地位。從以上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我國目前經濟發展體現出不均衡的特點，存在著明顯的經濟梯度差異;經濟發展的高梯度地區主要集中在我國的東部地區，中部地區除湖北、河南以外，其他省份均為經濟發展的低梯度地區，東中部梯度差異化現象嚴重;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西部地區除四川、重慶外，大部分屬于經濟發展的劣勢地位，梯度最低。我國區域經濟梯度差異的存在，為產業在不同地區之間，由高梯度向低梯度轉移提供了先決條件。由于長期以來山西省是以煤炭為主的能源型經濟粗放型的發展，因而長期屬于經濟發展低梯度地區。在產業轉型的不斷深入和轉型升級戰略實施的大環境下，山西省必須抓住國內外的機遇，尤其是國內梯度轉移的機遇，采取積極措施承接產業轉移，借此來推進山西省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走出資源型省份經濟發展的困境，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山西省經濟健康平穩快速發展。

三、研究結論與建議

經過詳細的測算及理論分析，可以得出:我國經濟仍然存在第一、二、三級的明顯梯度，東部地區除個別省份外處于高梯度地區，科技和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中西部地區處于較低梯度。山西省雖處于中部地區但經濟發展梯度卻處于第三梯度，產業結構升級與優化迫在眉睫，要提升經濟發展水平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加強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改變傳統的能源推動型經濟增長方式;引進人才，加強創新與科研的高度融合，加快科研轉化周期;積極加強區域間合作，做好承接高梯度地區產業轉移的準備工作;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為經濟增長提供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和資源保障。

作者:張云芳 單位:山西工程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