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經濟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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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說

二元經濟指傳統經濟與現代化產業并存的格局，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中常見的現象。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產業多由外國資本移植或本國資本引進而來，在中國始于19世紀后期。或謂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經濟形成于二次大戰后，不確。惟早期現代化產業多集中于個別地區，亦稱“飛地經濟”。又常稱之為近代化產業，實與現代化同義；本文通用后者。

劉易斯把現代化產業定義為“使用再生產性資本”以謀取利潤者，即資本主義產業；而傳統經濟是“維持生計”的產業。¬在歷史上視資本主義化為現代化未嘗不可；但日本直到本世紀七十年代充分就業前仍可稱二元經濟，中國在進人社會主義后仍屬二元經濟。又傳統經濟亦使用再生產性資本，并有謀利部分。邁因特從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完整性出發，把現代化產業和半自給性生產并存作為二元結構。­石川滋采取希克斯（JohnHicks）《經濟史理論》中由習俗經濟、命令經濟到商人經濟的觀點，把市場經濟與傳統經濟并存作為二元經濟。®用市場經濟的發展來說明現代化過程是可取的，但用之區分二元范疇似欠妥。

傳統經濟包括農、工、商、運輸、服務等部門，原為完整的經濟體系，在中國更是一個十分發達的傳統經濟體系。但自1954年劉易斯提出二元經濟理論以來，西方學者大都只論傳統農業和現代化工業，并注重于農業的剩余勞動力如何向工業轉移問題。費一拉尼斯干脆把二元經濟定義為農業與工業兩大部門并存。¯他們也提到手工業者、小商人、服役人、搬運工等，但把這些人看成是“隱蔽的失業者”，°或等待進人現代化部門的“城市傳統部門”。±事實上，傳統經濟的非農業部門人數眾多，基本上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在早期它們是與現代化產業并行發展的，并成為吸收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重要力量。日本稱明治維新以前已有的產業為“在來產業”，并進行專門研究。²1981－1935年，日本農業就業人口是不斷下降的，同時期現代化產業就業人口增加約3，300萬人，而在部產業就業人口增加逾6，600萬人¬就是說，現代化過程中釋放社來的多余勞動力主要是由傳統經濟中的非農業部門吸收的。

明治維新后，日本工場手工業和家庭手工業中的散工制發后迅速，對日本現代化工業的建立起了輔助作用。直到本世紀三十年代，日本為發揮勞動力優勢，仍是在現代化企業中實行多班制，而將部分工序和零件生產轉包給小廠和家庭工業去完成。中國的工場手工業和家庭散工制也是在鴉片戰爭后隨現代化產業的建立興起的，迄1936年，工場手工業的就業人口約為現代化工廠的5倍。這我已有專文論述。­

我國傳統商業和金融業原較發達，現代化產業的建立有賴于傳統商業網和錢莊的支持。同時，也有新式商業和銀行興起。然而，即使在新式商業最發達的上海，傳統大商業如米行、豆行、絲棧、茶棧迄1936年仍是發展的，僅豆行的經營品種和絲茶棧的銷售對象有所變化而已。迄1936年，上海上布號約減少一半、綢緞莊則倍增，藥行由1851年的約1002增為498家，在營業額上始終超過西藥業®。上海錢莊的資本和營業額也是不斷增長的，1932年以“后才逐漸為新式銀行所代替。

運輸是先行產業，現代化進程較快。迄1936年，中國在現代化運輸業的投資一直大于在現代化工業的投資；但是，木帆船、人畜力等傳統運輸的產值一直是增長的，輪船、鐵路亦需傳統運輸為其集散貨物。¯說：“若干鐵路航路汽車路和普遍的獨輪車路，只能用腳走的路和用腳還不好走的路同時存在。”°二元經濟，正是這樣一種多途徑的經濟。

在地區遼闊、人口眾多、傳統經濟十分發達的中國，二元經濟將持續相當長的時期。這期間，經濟上是現代的與傳統的對立統一體；就是說，二者間不僅有對立的一面，還有互補作用的一面。西方學者往往把傳統產業看成一錢不值，在國內也有人把二元社會看成是“二律背反”；我看不妥。傳統經濟和傳統文化一樣，有它有價值的東西，有它的能動作用。二元經濟的發展也不是簡單地用現代化產業去替代傳統產業，而是多途徑的，揚長避短，發展前者，也改

造后者，共同創造克麗奧之路。

傳統經濟不限于農業，但在一篇短文中遍論各業是不可能的，又手工業我已有專文，故本文仍只論傳統農業，但要密切聯系非農業部門和市場變化。又本文是從經濟史的角度來考察，有別于一般二元理論。

¬W·ArthurLewis：《二元經濟論》，中譯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頁。

­H·L·A·MyintDualismandtheInternalInternalIntergationofUnderdevelopedEconomics,BancaNazionaleLauaroQuarterlyReview.93．june1970．

®石川滋：《發展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中譯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7、頁。

¯JohnC·H·FeiandGustavRanis：《勞動剩余經濟的發展》，中譯本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頁。

°前引劉易斯著作第3頁。

±托達羅（MichealP·Todaro）：《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遷移模式和城市失業問題》，《現代外國經濟學論文選》第8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66、172頁。

²中村隆英：《在來產業規模構成》，《數量經濟史論集1》，日本新聞社1967年版。

¬中村隆英：《日本經濟－成長構造》，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版，第40頁。

­本書：《論工場手工業》。就業人口數據國家統計局整理的資料補列。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版，第135－136頁；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1992年版，第323頁；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1991年版，第289頁；上海藥公司等《上海近代西藥行業史》，1984年版，第119－120頁。除絲織一書為上海人版外，余均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中國近代資本集成和工農業及交通運輸業產值估計》。

°《選集》四卷橫排本，第172頁。多智網校誠招全國各地市獨家線下商，共同開發網上教育市場。多智教育()！

一、概說

二元經濟指傳統經濟與現代化產業并存的格局，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中常見的現象。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產業多由外國資本移植或本國資本引進而來，在中國始于19世紀后期。或謂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經濟形成于二次大戰后，不確。惟早期現代化產業多集中于個別地區，亦稱“飛地經濟”。又常稱之為近代化產業，實與現代化同義；本文通用后者。

劉易斯把現代化產業定義為“使用再生產性資本”以謀取利潤者，即資本主義產業；而傳統經濟是“維持生計”的產業。¬在歷史上視資本主義化為現代化未嘗不可；但日本直到本世紀七十年代充分就業前仍可稱二元經濟，中國在進人社會主義后仍屬二元經濟。又傳統經濟亦使用再生產性資本，并有謀利部分。邁因特從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完整性出發，把現代化產業和半自給性生產并存作為二元結構。­石川滋采取希克斯（JohnHicks）《經濟史理論》中由習俗經濟、命令經濟到商人經濟的觀點，把市場經濟與傳統經濟并存作為二元經濟。®用市場經濟的發展來說明現代化過程是可取的，但用之區分二元范疇似欠妥。

傳統經濟包括農、工、商、運輸、服務等部門，原為完整的經濟體系，在中國更是一個十分發達的傳統經濟體系。但自1954年劉易斯提出二元經濟理論以來，西方學者大都只論傳統農業和現代化工業，并注重于農業的剩余勞動力如何向工業轉移問題。費一拉尼斯干脆把二元經濟定義為農業與工業兩大部門并存。¯他們也提到手工業者、小商人、服役人、搬運工等，但把這些人看成是“隱蔽的失業者”，°或等待進人現代化部門的“城市傳統部門”。±事實上，傳統經濟的非農業部門人數眾多，基本上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在早期它們是與現代化產業并行發展的，并成為吸收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重要力量。日本稱明治維新以前已有的產業為“在來產業”，并進行專門研究。²1981－1935年，日本農業就業人口是不斷下降的，同時期現代化產業就業人口增加約3，300萬人，而在部產業就業人口增加逾6，600萬人¬就是說，現代化過程中釋放社來的多余勞動力主要是由傳統經濟中的非農業部門吸收的。

明治維新后，日本工場手工業和家庭手工業中的散工制發后迅速，對日本現代化工業的建立起了輔助作用。直到本世紀三十年代，日本為發揮勞動力優勢，仍是在現代化企業中實行多班制，而將部分工序和零件生產轉包給小廠和家庭工業去完成。中國的工場手工業和家庭散工制也是在鴉片戰爭后隨現代化產業的建立興起的，迄1936年，工場手工業的就業人口約為現代化工廠的5倍。這我已有專文論述。­

我國傳統商業和金融業原較發達，現代化產業的建立有賴于傳統商業網和錢莊的支持。同時，也有新式商業和銀行興起。然而，即使在新式商業最發達的上海，傳統大商業如米行、豆行、絲棧、茶棧迄1936年仍是發展的，僅豆行的經營品種和絲茶棧的銷售對象有所變化而已。迄1936年，上海上布號約減少一半、綢緞莊則倍增，藥行由1851年的約1002增為498家，在營業額上始終超過西藥業®。上海錢莊的資本和營業額也是不斷增長的，1932年以“后才逐漸為新式銀行所代替。

運輸是先行產業，現代化進程較快。迄1936年，中國在現代化運輸業的投資一直大于在現代化工業的投資；但是，木帆船、人畜力等傳統運輸的產值一直是增長的，輪船、鐵路亦需傳統運輸為其集散貨物。¯說：“若干鐵路航路汽車路和普遍的獨輪車路，只能用腳走的路和用腳還不好走的路同時存在。”°二元經濟，正是這樣一種多途徑的經濟。

在地區遼闊、人口眾多、傳統經濟十分發達的中國，二元經濟將持續相當長的時期。這期間，經濟上是現代的與傳統的對立統一體；就是說，二者間不僅有對立的一面，還有互補作用的一面。西方學者往往把傳統產業看成一錢不值，在國內也有人把二元社會看成是“二律背反”；我看不妥。傳統經濟和傳統文化一樣，有它有價值的東西，有它的能動作用。二元經濟的發展也不是簡單地用現代化產業去替代傳統產業，而是多途徑的，揚長避短，發展前者，也改

造后者，共同創造克麗奧之路。

傳統經濟不限于農業，但在一篇短文中遍論各業是不可能的，又手工業我已有專文，故本文仍只論傳統農業，但要密切聯系非農業部門和市場變化。又本文是從經濟史的角度來考察，有別于一般二元理論。

¬W·ArthurLewis：《二元經濟論》，中譯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頁。

­H·L·A·MyintDualismandtheInternalInternalIntergationofUnderdevelopedEconomics,BancaNazionaleLauaroQuarterlyReview.93．june1970．

®石川滋：《發展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中譯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7、頁。

¯JohnC·H·FeiandGustavRanis：《勞動剩余經濟的發展》，中譯本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頁。

°前引劉易斯著作第3頁。

±托達羅（MichealP·Todaro）：《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遷移模式和城市失業問題》，《現代外國經濟學論文選》第8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66、172頁。

²中村隆英：《在來產業規模構成》，《數量經濟史論集1》，日本新聞社1967年版。

¬中村隆英：《日本經濟－成長構造》，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版，第40頁。

­本書：《論工場手工業》。就業人口數據國家統計局整理的資料補列。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版，第135－136頁；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1992年版，第323頁；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1991年版，第289頁；上海藥公司等《上海近代西藥行業史》，1984年版，第119－120頁。除絲織一書為上海人版外，余均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中國近代資本集成和工農業及交通運輸業產值估計》。

°《選集》四卷橫排本，第172頁。轉劉易斯以簡明的模型奠立了勞動力過剩型的二元經濟理論的基礎，后來學者多遵此道。在他的模型中，傳統農業完全是消極的，它的邊際勞動生產率等于零，±唯一作用是在低工資水平上為現代化工業提供勞動力。五六十年代不少第三世界國家大力發展工業，但因忽視了農業，而后繼無力，工業化計劃受挫。1964年的費一拉尼斯二元模型就很重視農業了，并提出工業應先采取資本淺化政策以吸收更多的農業剩余勞動力。但在他們的模型中，農業剩余只是在農業過剩勞動力移出后才能實現，并隨著農業勞動力的大量移出而減少。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只能依靠外生的技術投入，傳統農業本身仍是無能為力的。1967年的喬根森二元模型，否定了農業零邊際生產率學說，并更加注意農業剩余，認為它是能否實現工業化的關鍵。但他把技術進步速度超過人口增長速度作為農業剩余的唯一重要因素。¬其后如凱利的二元模型，就更加注重外生的技術變量了。­

這些二元論者，除凱利外，都把資本排除在農業生產模型之外，這是他們把傳統農業看成無所作為的原因之一。實際上，傳統農業中非人力的物質投人是個重要的變量，農民主要是從農業剩余上來考慮資本投人的。1922年日本的水稻生產成本中，土地（地租）占30％，勞動占36％，資本投人占34％。®舒爾茲考察印度灌溉區的投入，土地占13％，勞動占34％，資本（包括灌溉建筑）占53％，與1949年美國農場的投入比例相仿；其中牛和工具占30％，比美國動力和機器占26％還高些。¯中國清代農學家就很注意資本投入，在江南每畝地約需現金1000文，相當于收獲值的15－25％。包世臣說：“凡治田無論水旱，加糞一遍則溢谷二斗，加作一工亦溢谷二斗”；追加資本與追加勞動同等重要。°李伯重研究，江南稻田自明末至清中葉，每畝用工量甚少變化，而投資增加。這期間畝產量增44－56％，主要是追加餅肥所致，每畝追加餅肥40斤可增產谷80斤。±1933年無錫3個村121戶生產成本調查，不計土地，勞動占45％（包括雇用農工、畜工和機器工），資本占55％；資本中肥料占77.6％，種子秧苗占12.7％，工具添修占9.7％。²

上述西方二元論的最大缺陷是他們的模型都是以糧食代表整個農業生產。實際上，在何國家的農業都不僅是糧食生產，而非糧食作物和農家副業不僅可變性大，也常是積累和導致資源再分配的重要條件。在中國，在糧、油、棉三類作物的播種面積中，糧食所占比重由本世紀初期的87－88％下降至三十年代的80－81％，經濟作物的比重則是增長的。³本世紀初期，農業總產值中，大約糧食占62.2％，經濟作物占23.7％，到1936年分別為59.8％和16.1％（余為林牧漁業）。´中國小農經濟又是農業和家庭手工業密切結合的。副業種類繁多，副業收入約占農家純收人的30％，在江南可達40％。三十年代末，無錫、嘉定、松江、常熟、太倉、南通的12個村433家農戶調查，農家純收人中，農田收人占60.2％，禽畜飼養占605％，紡織、育蠶、販運、捕魚等主要副業占21.2％，其他零散副業占602％，傭工和外出人員匯回款占5.9％。µ

傳統農業原有很大的剩余，這從封建地租常占產量的一半可知。惟其剩余多轉化為租賦以及商人和高利貸利潤，農民不能支配。日本明治維新時以1873年地稅改革將水稻產量的30％集中到政府手中，成為興辦現代化產業的資本。中國一向租重賦輕，而地租是最難轉化為資本的。甲午戰后，田賦日增，附加尤重，糧田殆無純剩余。惟經濟作物和商品性副業一般仍有盈余，否則農民不去生產。田地生產受氣候影響，商品性副業更具市場風險，故農家經營常是有虧有盈，總的看仍是略有盈余的。¬

但在二元經濟理論中，農業剩余不是指農家的純盈余，而是指農村產品和勞務的凈輸出，或以貨幣表現的農業對非農業部門的凈流出。這將于第四節詳述。

一種社會經濟是發展或是衰退最終決定于生產資源的配置是優化還是劣化。上述西方各家的二元論皆未及此。惟舒爾茲強調了這一點。舒爾茲把傳統農業定義為長期使用傳統失產要素的農業，并認為，農民是十分精明的經營者，因而傳統農業中生產要素的配置是有效的，“沒有一種生產要素沒有得到利用”。這頗適合明清以來中國的小農經濟。但他又認為，不能指望更好地配置傳統生產要素來改進農業生產，他提出的“改造傳統農業”是指引進西方現代化的生產要素，并改進農民的素質，即技術和人力投資。­

舒爾茲基本否定傳統農業重新配置資源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他過分強調了農民對獲取收人的來源（即生產要素）的“偏好和動機”保持不變；另方面，原有生產要素配置的有效性表明各要素的邊際收益率大致相等，不能從再配置中得到好處。®這種理論未必恰當。農民的決策受生產關系（特別是賦役和租佃關系）、市場、多種作物和多種副業的影響，往往是在不知不覺中改變，從而導致資源（包括人力資源）的再配置；有知有覺的號召如“以糧為綱”有時反而誤事。有人考察，明清以來，由于棉桑茶竹的推廣·和生產專業化以及水產的開發，江南平原、丘陵地帶和山區都以不同方式調整資源的利用，使之趨于合理。¯吳柏均研究，在明末清初，無錫從生產結構上說還落后于蘇州、嘉興、湖州、松江等府。清前期，由于棉手工業的引進（盡管無錫不產棉）和區域貿易的發展，引起資金和勞動力的重新配置。進入二元經濟后，隨著桑蠶業和城市工業的發展，農村發生更大的變化。到二十年代末，農民的純收人中，種植只占48.5％，手工、飼育等副業占29.6％，商業和運輸業占7.7％，傭工和外出人員寄回款占14.2％；農村勞動力的平均收人以1.5％的年率遞增，農家經濟的總流量有59％通過市場交換。這都是在傳統的小農經營沒有改變、技術也基本未變的情況下，通過調整生產結構，導致資源重新配置，取得增長效果的。°

西方二元論模型中，認為農民的收人是維持生存的費用或“制度工資”，是不變的。這不合實際。農家是生產單位也是消費單位，即使不謀求利潤也謀求消費優化。在正常情況下是有所提高的，但也因多半是外在原因而下降。在歷史上，農民生活是在們口、溫飽以至小康之間擺動的。

基于上述認識，我將二元論者提出的傳統農業生產模型改制如下圖。圖左部的MP1；代表糧食生產的邊際勞動生產率，它與農民生活水平W1相交點決定就業人口OL1。相應在圖右部中，總產品曲線TP超過農民消費線OC的部分，即SE，為農業剩余。由于農民可以引種多品種和生產市場價值較高的作物，增添新副業和擴大侶副業，使邊際勞動生產曲線移至MP2以至MP3，農民生活水平相應改變，就業人口移至L2和L3，這三條MP是不同值的（斜率不同），吸收勞動力的作用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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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零邊際生產率學說早見于羅森斯坦一羅丹（PaulN·Rosenstien－Rodan）關于東歐工業化的文章,載EconomicJournal,53,June－Sept.1943.拉尼斯亦遭此說。但受到許多學者的懷疑和舒爾茲等的批評。1967年以后，劉易斯承認此說在其理論中并不重要，易受誤解；前引劉易斯著作第75、105頁。在中國和日本學者中，一般不取此說。

¬DaleW·Jorgenson,SurplusAgriculturalLabourandDevelopmentofDualEconomy,OxfordEconomicPapers,19.3,1967，轉見賈塔克（SubrataChatak）《發展經濟學》，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68－70頁；貿塔克與英格森（KenIngersent）：《農業與經濟發展），中譯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115頁。

­AllenC·Kelleyet.DualistEconomicDevelopment:Theoryandhistory.Univ.ofChicagoPress,1972.

®前引石川滋著作第76頁。

¯TheodoreW·Schultz:《改造傳統農業》，1964年出版，中譯本商務印書館版，第76－77頁。

°本書：《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力的考察》。

±李伯重：《明清時期江南水稻生產集約程度的提高》，《中國農史》1984年第1期；《清代江南農業的發展》（印刷中）第5章第1節。

²韋健雄：《無錫三個村的農業經營調查》，《中國農村》第1卷第9期，1935年。

³本書《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力的考察》。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附錄乙表一、第3卷附錄乙表一，人民出版社1990、1993年版。

µ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村工副業及其在農家經濟中的地位》，《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3期。原列百分比有誤植，按分列細表改正。

¬參見方行《清代前期的小農經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4－16頁；對糧食生產剩余的一些測算見同期另文第133頁。

­前引舒爾茲1964年著作第4、27、29－31頁。

®前引舒爾茲1964年著作第24、56頁。

¯李伯重：《明清江南農業資源的合理利用》，《農業考古》1985年第2期。

°吳柏均：《無錫區域農村經濟結構的實證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3期；清前期見所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區域研究》，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章。

按過去理論，總生產曲線越過S點后將變成水平線，即再增加勞動投人不再增產。這不符合實際。在中國，無論是在人口劇增的清前期，人口緩慢增長的近代百年，或人口迅增的新中國，農業生產都能滿足需要。理論上講，邊際勞動生產降為零的時候，也是總產量達到最高峰的時候。這個最高峰，迄今也未達到。

三、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劉易斯的公式是把邊際生產為零的勞動者作為剩余勞動力；拉尼斯并把邊際生產小于制度工資的勞動者也計人。在完全的市場經濟中，上圖的邊際生產曲線MP可代表農業勞動力的需求，而平行線w是勞動力的供給。但在二元經濟中，市場尤其是要素市場是不完全的，價格尤其農產品價格是偏離的（見后），加以前述MP和W都有彈性，故上述公式不能確立。即使確立，也難計量。事實上，對剩余勞動力的測算都是憑經驗數據。其概念是，農村勞動力投入田地（種植業）的勞動者，超過當時技術水平所必需的勞動者的部分，即剩余勞動力。

西方二元論者大都把日本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作為最成功的經驗，并認為這是由于日本工業化是從勞動密集型的輕紡織工業人手，1930年后轉人資本密集的重工業時，已有資本積累的能力了。這種觀察，遠非全面。日本在“殖產興業”（1870－1885）時期已建有一批基礎工業，輕紡工業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有人分析，19世紀，日本實以農產品加工等“有明顯傳統特點”的工業占支配地位，20世紀后資本勞動“中間性“的紡織工業才占優勢。又日本中小工業特別發達，19世紀末民營工廠中有60％在農村，有類我們現在的鄉鎮工業。以后，仍采取小工廠為大企業承包加工的政策。¬前面我已指出，迄三十年代，日本吸收多余勞動力的主力

不是現代工業，而是傳統經濟中的非農業部門。現再指出，就業量最大的不是工業，而是第三產業。據1920年的國勢普查，全部就業人口中，第一產業1511萬人，基本上屬傳統產業；第二產業529萬人，內66％屬傳統部門；第三產業677萬人，內76％屬傳統部門。­1920－1930年，工業不景氣，很少增加工人，而第三產業增加了209萬人。總之，日本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成功，是農、輕、重和大、中、小合理配合，發展第三產業，現代化產業與傳統經濟互補協作的結果。

日本的農業就業，尚有兩事值得注意。其一，1872－1940年，日本全部就業人口以6.18％速率增長，農業就業人口以1.72％速率下降，但非總是如此。在19世紀七十年代，由于推行“明治農法”（主要是整理土地灌溉和推廣集約化耕作），農業勞動力是增長的。在1895－1905年間，由于迅速擴大桑蠶業，19251933年間，由于恢復和擴大復種，農業勞動力也是增加的，以至出現“再流人”現象。其二是，日本農業始終保持較高的勞動投人（也保持較高單產），乃至逐步機械化以后還是這樣。石川滋提供的資料如表一，因而他認為現代欠發達國家和地區農業的勞動投人偏低，就業問題“在近期內不可能通過工業化、城市化得到解決，而只能主要在農村內部尋找其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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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克（CyrilE·Black）等：《日本和俄國的現代化》中譯本面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245、248頁。中小工業見萬峰《日本資本主義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頁。

­前引中村隆英1980年著作第39頁。

®前引石川滋1990年著作第91、93頁。

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移出是不成功的，至今我們還為此事發愁。新中國建立后，有歷年勞動力統計，城鄉移動一目了然，對剩余勞動力的研究不乏專論。而在舊中國，從無就業統計，農村人口數茫然，遑論轉移？但在近代，這問題并不像解放前那樣嚴重。因那時人口增長率頗低，且耕地面積不斷增加，解放后則人口倍增，而耕地面積自1958年以后不斷縮小。中央農業實驗所曾提供一個1873－1933年的農村人口指數，系選樣調查，不能從中推出農村人口數。但同我們所作全國人口估計比較：1887－1913年全國人口增長率為7.4‰，1873－1913年農村人口增長率為3.9‰；1913－1933年全國人口增長率為5.8‰，農村人口增長率為5.7‰。說明農村人口有移出。¬

現以新中國建立后的統計數據來解釋近代情況：1.農村人口占總人口比率，由1952年的87％遞減至1990年的65％。惟1952年計數偏高，早期均在82％左右。在舊中國，無“農轉非”等限制，一般謂農村人口占80％。巫寶三等研究國民所得時，除去牧區、林區、船戶等，農村人口按總人口75.7％計；此議可取。­

2．農村勞動力率，即農村勞動力占農村人口的比率，由1952年的36％緩升至1978年的41％，農村改革和鄉鎮企業發展后陡升至50％。在舊中國，類似八十年代改革后的狀況，長期并無大變化。據卜凱選樣資料計算，平均每農戶6.2人，參加勞動者3.1人，即勞動力率約50％。®

3．農業剩余勞動力。統計無此指標，但有農村勞動力用于田地（種植業）人數；此數減去估計的田地所需勞動力數，即農業剩余勞動力數。孟聽、白南生根據全國選樣調查平衡，每個勞動力的耕種能力為9.93畝（當時已有35.6％的機耕），1984年耕地14.678億畝共需勞動力1.478億人，而當年從事種植業的勞動力為2.549億人，因有一億余人為剩余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的30.2％。¯其余估計亦皆為一億余人。而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建國以來盡管每年

有二三百萬至六七百萬（1984年達1200萬）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而農村勞動力和農業剩余勞動力數仍是增長的。

舊中國機耕幾乎沒有，但在需勞動較多的江南，一夫治田10畝仍屬常事，故剩余30％或略低仍可利用。此中另有一重要數據即1984年從事田地（種植業）的勞動力占全部農村勞動力的72％，與我們前文三十年代的估計略同。原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城鄉隔絕，自由市場極小，農家副業是萎縮的，1984年的數字反映了改革初始時的情況，接諸舊中國，田地勞動力當不高于70％。

我們前文估計，1933年全國人口5.108億人，耕地14.170億畝。依上述比例，可粗略地估計1933年中國農村人口為3.867億人，農村勞動力1.933億人，從事田地（種植業）勞動的1.417億人，其中約4200萬人屬剩余勞動力。在近代百年，此項剩余勞動力也多少是向非農業部門轉移的。為此，我比較詳細地（但不是說準確地）估計了1933年非農業部門就業情況，并盡量劃分現代化部門和傳統部門；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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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口及耕地面積見本書《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力的考察》。農村人口指數據《農情報告匯編）1934年，第48－53頁。

­章季閎：《中國就業人數的估計），《社會科學雜志）9卷2期，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1947年12月版。

®前引章季閎1947年文。

¯孟昕、白南生：《結構變動：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217頁。

表二見非農業部門就業人口3900余萬人，主要在城鎮。估計1905－0938年119個大中城市的人口增長年度達15％，¬為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十數倍，是必有不少是農村人口移來。按表二就業情況言，則約85％是在傳統經濟部門，現代化經濟部門僅占15％強。又主要是由第三產業吸收，現代化工業只吸收100余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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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金斯（DwightH·Perkins）：《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中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4年版，附錄五。

四、農業與非農業部門之間的資源流動

農業與非農業部門之間的資源流動，實際是二元經濟中最重要的問題，其流動模式，決定二元經濟發展的道路。西方二元論者，既忽視傳統農業及其剩余的作用，因而甚少這方面的論述。1979年劉易斯在《再論二元經濟》中設“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的相互影響”一節，但只論現代部門對傳統部門的作用，后者則完全是被動的。­拉尼斯并認為傳統農業的剩余僅提供轉到工業部門的勞動力的工資基金。®他們又大都認為，隨著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移出，農業邊際生產率提高，必導致工農業產品交換的貿易條件向不利于工業方向轉化。研究中國二元經濟的學者，又有一種舊中國現代化部門的產銷都限于城市、與傳統農業是隔絕的看法，自然也就沒有兩者間的資源流通了。¯

這些論點和看法都不符合歷史實際。大多數經濟史學者都認為，幾乎所有國家在開始工業化的階段，都要從傳統農業中汲取大量的農業剩余，作為發展現代化工業的資本，或稱之為“原始積累”；而其最重要的形式，則是在工農業產品的交換中，通過不利于農業的貿易條件，或稱價格“剪刀差”，剝削農民。°

檢查農業與非農業部門之間的資源流動，通常用農業凈流出即E－M來表示，E是農業部門的流出總額，M是非農業部門（主要是政府和工業部門）向農業部門的流入總額。在具體測算時，又黨將其分為三項，即

E－M＝T＋K＋V

其中T是農業稅。K是資金凈流出，即流出農業的地租和農民儲蓄減去金融界對農業的信貸和政府對農業的補貼。V是貿易凈流出，即農產品流出價值減去非農產品（工業品）流入價值。當測算一個時期的農業凈流出時，須以農產品價格指數Pa和工業品價格指數Pm對有關項目進行修正，所得稱為有形的農業凈流出。

有形的農業凈流出：

由于農產品的價格變化常與工業品的價格變化不一致，出現貿易條件Pm/Pa的變化，由此引起的農業凈流出在統計上是看不見的，稱為隱形的農業凈流出。

隱形的農業凈流出：

兩者之各，即實際發生的農業資源的凈流出。顯然，如工農業產品價格的變化完全一致（均衡價格），即Pm=Pn.則隱形的凈流出為零。

新中國有完整的歷年統計，農業凈流出可按上述公式測算出來。但測算的結果產生奇怪的現象，即農業凈流出年年都是負數，也就是說農業部門沒有凈流出，而是凈流入，并由每年流入幾十億元遞增至數百億元。農民對國家建設毫無貢獻，只是受益者。這顯然是虛妄的；果如此，農村早就富裕了。其故在于價格扭曲。農產品價格是以統購統銷價為基礎，工業品價格是國家計劃價格。無論從勞動價值學說看，或從價格決定于邊際生產成本說，兩者都是人為的主觀價格，與市場均衡無關。由于統購統銷價過低，農民貧困，政府不得不幾次調高，以致超過工業品價格指數5倍，這就使貿易條件出現“有利”于農業的巨幅“逆剪刀差”，以致計算的隱形農業凈流出變成巨額的凈流入。近兩年，中國學者對這個問題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有價值探討，試圖以其他變量系列（主要是用工人和農民人均凈產值或單位產值勞動量的比率的變化）來代替官定的價格指數。結果一反舊觀，每年都有大量的農業剩余流向非農業部門，平均每年從百億元到二三百億元（各家論證不一），農民對國家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舊中國沒有系統的統計資料，不能按上述公式測算農業部門的資源凈流出。不過，農業稅（包括附加）和地租是近代中國農民的兩大負擔，兩者都是可以計量的，已有人進行深入的研究。最成為問題的，也是數量最大的，仍然是在工農業產品交換中由于貿易條件變化所產生的農業隱形流出。

舊中國市場基本上是自由市場，但并不是說它就會產生均衡價格。首先，這個市場是不發達的，尤其是要素市場，幾乎不存在競爭力量。其次，運輸條件不足和交易費用過高也阻礙了商品市場的競爭。而更重要的是在價格結構上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遠非自由和合理。例如，主要農產品的價格水平是決定于通商口岸的批發市場，而在那里，又常是決定于國外批發市場，與國內農業的邊際生產成本完全脫節。這方面，我已有專文論述。­我并根據比較簡單的唐啟宇－何廉指數和上海物價指數對近百年來的工農業產品貿易條件作了初步分析。大約在19世紀七十年代物價下跌中，農產品稍獲其利，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物價曲折上升中，工農業產品價格的變動趨勢大體相符。進入20世紀，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不斷擴大了，只是在1905－1912年和1923－1925年短暫時間有所回轉。三十年代物價下跌期間，農產品交換蒙受巨大損失；抗日戰爭后，無論在淪陷區或大后方，貿易條件都大不利于農產品。陳其廣利用12種物價指數，輔以多種其他指數，對1859－1949年的工農業產品交換比價作了逐年的利益編向和偏向程度的分析，結果是：除了1890－1892、1920－1929、1934－1937年三個小階段比價變動有利于農產品外，其余年份都是不利、很不利以至極不利于農產品的。®

舊中國的貿易條件問題，可以進一步明確化。但由于沒有收集到較完整的工農業產品交易量的資料，我還不能對舊中國農業的凈流出作出長期性估計。現我想以另一事作為本文的結束，即最近15年蓬勃興起的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無疑是中國農民的一個偉大創造。它不僅是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杰出形式（到1993年已吸納1.12億人），也是農業與非農業間資源流動的最佳形式。鄉鎮企業以工業為主，它是農民以農業剩余投資設立的，而企業利潤至少有20％又流回農業，用于支農、補農、養農，1993年，農民人均收入的增長值中有60％是來自鄉鎮企業。費孝通指出，中國原有農業與手工業相輔的小農經濟，而鄉鎮企業，“從一對對的男耕女織到一村一鄉的農副工業綜合發展，使農工相輔的傳統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鄉鎮企業已日益現代化，與國有大中企業接軌，其工業產值已與國有大中工業相詩，兩者也是相輔關系為主。厲以寧提出，社會主義大公司財團與鄉鎮企業、合作企業并行發展，將是“中國的二元經濟模式”。­現代化企業與傳統經濟互補，農業與工業相輔發展，正是我所論二元經濟發展的道路。鄉鎮企業是最佳形式之一，當然還會有其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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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劉易期著作第150－152頁。

®前引費－拉尼斯著作第7、21頁。

¯HouChi－ming（侯繼明）EconomicDualism：TheCaseofChina．1840－1937，JournalofEconomicHistory,23：3,1963．持此看法的還有墨菲（RoadsMurphey）等。

°參見本書《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道路》。

¬參見葉興慶《農業剩余與經濟發展》；王光偉《我國農業剩余的流動狀況分析》；郭熙保《我國農業資源轉移的規模與特點》；馮海發、李微《我國農業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數量的研究》；分別載《經濟研究》1992年第1、5、9期和1993年第9期。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尤其是其中《論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內市場》篇，系原載《歷史研究》1984年第2期論文之修正。

®陳其廣：《中國近代工農業產品交換比價及其理論思考》，未刊博士論文，1988年9月。

¬費孝通；川城鎮四記》，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頁。

­厲以寧：《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