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思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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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問題的探討

路徑依賴的經濟學討論最早可追溯到大衛•保羅(A.DavidPaul)于1975年出版的《技術選擇、創新和經濟增長》一書，但當時并未引起重視。隨后，謝林(ThomasC.Schelling，1978)在《微觀動機和宏觀行為》一書中，又提出了“互動性行為”(interactivebehavior)問題，他指出，經濟結果嚴重依賴于行為發生時的秩序，因此，即使面臨著更有利的選擇，一些次優的結果可能非常流行。

20世紀80年代以后，經濟學家大衛•保羅和阿瑟(W.B.Arthur)用路徑依賴方法來研究技術變遷，它才引起經濟學界廣泛的關注。保羅(1994)認為某一過程的路徑依賴后果是指：具有正反饋機制(positivefeedback)的隨機非線性動態系統，一旦為某種偶然事件所影響，就會沿著一條固定的軌跡或路徑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佳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徑也很難改變，即形成一種“不可逆轉的自我強化趨向”(U.Witt，1993)。阿瑟(1989)則把研究的重點放在經濟中的報酬遞增與路徑依賴的關系上，并指出一種技術的市場份額不僅依賴于偏好和技術的可能性，而且還依賴于報酬遞增而導致鎖定效應(lockin)的歷史小事件。他認為，技術通過兩種機制顯示報酬遞增：首先是用中學，技術被采用得越多，由此獲得的經驗越多，它們被改進得越多，從而被采用得越多；其次是網絡外部性或協調外部性。歷史小事件和報酬遞增的聯合作用，導致了劣等技術占主導地位和鎖定效應的發生。

諾思(DouglassC.North)是從技術變遷領域引入路徑依賴方法進行制度研究的第一人。繼他之后，對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研究十分活躍，例如Stark(1992)、Campbell(1991；1996；1997)、Hausner(1995)、Grief(1994；1997)、Pierson(2000；2004)、Caroline(2001)、青木昌彥(2001)和A.愛倫•斯密德(2004)等都參與了此項研究活動。他們大多認識到制度變遷(演化)受到制度遺產、集團討價還價的能力、有限理性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并且試圖解釋或揭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的形成機制。近年來，哈佛大學的皮爾森(P.Pierson，2004)的新著《時間進程中的政治學：歷史、制度和社會分析》與諾思(2005)的新書《理解經濟變遷的過程》都試圖揭示歷史變遷的動態過程中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的生成或傳遞機制，代表了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的最新發展水平，引起了相關領域學者的高度重視。

諾思作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的領軍人物，國內學者多熱衷于用路徑依賴理論來解釋諸如企業改革、誠信建設和經濟發展等問題。雖然姚洋(2002)、劉漢明(2003)、秦海(2004)和周業安(2005)等都注意到諾思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新發展，但是，對于諾思是如何提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的，它的涵義究竟是什么？如何認識和評價諾思的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等問題，少有較為系統的研究。本文欲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最新的國外有關文獻，闡述諾思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的提出過程，從而揭示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的涵義，最后對該理論做出若干評價。

二、諾思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的主要內容

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1990)一書中，諾思指出，技術變遷的路徑依賴方法可以用來分析制度變遷，因為報酬遞增性質的技術的競爭，實質上是擁有這些技術的組織競爭，因此，技術變遷機制同樣適用于制度變遷。具體說來，制度變遷受4種形式的報酬遞增的制約：(1)大量的創設成本或固定成本；(2)與現行的制度框架、網絡外部性和制度矩陣有關的學習效應；(3)通過合約直接與其他組織和間接誘致政府在互補性活動中投資的協調效應；(4)以制度為基礎增加的因簽約持久而降低了不確定性的適應性預期。“制度矩陣相互依賴的網產生了大量的報酬遞增”，由此，不可預期的結果就具有4個特征：(1)多重均衡——即可能存在多重解而結果又不確定；(2)可能的非效率——高效率的制度可能因為一些歷史原因而未能被采納，從而替代一些非效率的制度；(3)鎖定——一旦社會被鎖定一個均衡點，就很難從中擺脫出來；(4)路徑依賴——一些小事件或隨機環境的結果決定某些解，而這些特定的解一旦形成，就導致一種特定的制度變遷路徑。因此，制度的路徑依賴可以定義為“人們在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或者說“從概念上縮小了選擇束并自始至終與決策相連的情形”。

將路徑依賴方法引入制度分析時，諾思強調了他的分析與技術變遷的路徑依賴有兩點差別：第一，報酬遞增的基本原因不同，制度變遷與現行的制度框架、網絡外部性和制度基體網絡相關，而不是與某個特定的制度相關，即制度安排會誘致互補性組織形式，而后者反過來又鼓勵新的互補性制度的形成。第二，政治、經濟市場的不完備，交易費用高昂，使得非效率制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如果相應的市場是競爭性的，或大致接近零交易費用，報酬遞增造成的對低效率路徑依賴很容易得到校正。但在現實世界中，由于存在心智模式的不完備及其信息反饋的不完備和政治市場的交易費用高昂，因此，在一些對生產活動無激勵效應的制度初始安排中所具有的報酬遞增這個特征，將衍生出一些維系現存制度約束的組織或利益集團，這些組織和利益集團將按“他們的利益來決定政治(進程)”，從而使得一些非效率的制度可能長期存在，甚至導致制度路徑鎖定。因此，在從技術報酬遞增轉向具體的制度時，諾思從心智模式、政治過程兩個方面對路徑依賴做了解釋，并據此斷言，由于經濟、政治的交互作用和文化遺產的制約，制度變遷比技術變遷更復雜。

隨著時間的推移，諾思日益強調他與路徑依賴技術觀的差別，逐漸發展出一個更具原創性的“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隨后諾思(1994；1997)逐步遠離了技術性路徑依賴概念，發展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的概念。以經濟史為背景，諾思試圖說明世界上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經濟績效)的差別。他在199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演講中，提到經濟史中的路徑依賴與發展差距有關，即由于各國初始條件不同，發展速度各異，一般說來，欠發達國家難以趕上發達國家，因此，歷史是路徑依賴的。同時，針對后社會主義國家，諾思(1997)指出了路徑依賴就是制度框架使各種選擇定型化(shape)并約束可能被鎖入人為的制度路徑的事實。

至此，諾思清楚地闡明了制度變遷受文化、政治這兩個重要的累積過程的影響。首先，諾思指出，個體改善經濟績效的能力仰賴于其信念和心智模式，而后者又受到社會累積的知識存量(文化)的影響；積累起來的知識存量又被置人我們的學習中，并成為路徑依賴、即過去對現在和未來的巨大影響的淵源。其次，制度變遷受累積的政治過程的影響，“制度，或者至少是正式規則是那些擁有談判力的人創造的，從而維護他們的利益。”因此，“經濟變革的難度受政治市場性質的影響”，強烈的不確定性、政治協定實施的困難等因素，都會引起了政治市場的不完備。因此，制度的路徑依賴使得政府在短期內改進經濟績效的能力十分有限。后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對制度變遷作簡單化的理解而實行快速私有化，那就是毫無頭腦的政策，因為這樣做顯然低估了轉型過程的長期性及轉型的難度。

近來，諾思(2004；2005)進一步揭示了路徑依賴的傳遞途徑和認知根源，他認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先從認知層面開始，經過制度層面，最后達到經濟層面。信念決定了制度結構，因為認知的路徑依賴，制度也呈現出路徑依賴的特性。在制度框架既定和社會激勵結構不變的情況下，借助于價格信號，市場當事人的信念與技術互動，可能引導該社會沿著一種鼓勵技術進步的方向前進。因此，認知和制度的路徑依賴將會導致經濟的路徑依賴。

通過諾思的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的發展過程，我們不難看出：諾思的分析不僅僅在于強調歷史是重要的，歷史上的選擇具有不可逆性，而更在于制度的選擇要受現行的制度安排、權力關系、政治斗爭、國家行為和文化傳統的約束。具體說來，它有著以下特殊的含義：

第一，政治過程影響制度選擇，因為在這一過程中，包含了大量的討價還價、度量和強制的交易成本，其結果往往是非效率的，制度選擇和路徑依賴是不同利益集團的政見的反映。顯然，諾思已經認識到權力的重要性，與制度框架“共生的”相互依賴的組織和利益集團會竭力維護現行的制度，阻撓制度變遷，因此，重大的制度變遷就發生在“大危機”時期，因為危機極大地削弱了利益集團維持現狀的能力(諾思，2001)。

第二，制度變遷是一個適應性學習的過程。諾思(1994)認為，制度反映了當事人的信念，或者至少反映了制定規則的當事人的信念；信念則反映了當事人的語言和文化傳統。學習是個體的心智模式對環境的反饋所作的適應性調整的過程，也是一個反復“試錯”的過程。人類學習的特征既是心智模式的調整過程，又是“表象重述”的過程。從特殊到一般進行概括的能力和應用模擬的能力是這種重述過程的一部分。這種能力不僅是創造性思維的源泉，而且是決定人類決策的意識形態和信念體系的源泉。因此，諾思認為人類的學習過程決定了制度的演進方式(諾思，1994；2004)。

第三，制度的非效率是歷史的常態(而非例外)；制度變遷是一個非歷態(non—ergodicity)的過程。諾思(1997)指出，由于制度的報酬遞增，制度變遷過程的政治效應可能被鎖人某一制度軌道；技術鎖定的重要性遠不如制度鎖定，即(源于制度和政治安排僵化的)路徑依賴和互不相同的人類信念構成了經濟政策長期性和系統性失靈的原因。轉三、諾思路徑依賴理論的簡要評述

1990年代諾思之所以把技術變遷的路徑依賴分析方法引入制度研究領域，表面上似乎是因為作為經濟史學家的諾思敏銳地把握了制度變遷和技術變遷具有相同的特性：學習效應、協調效應、適應性預期等引起的報酬遞增。但是，實際上，如果結合諾思的學術思想演變歷史來分析，其深層次的原因則是諾思早期(20世紀90年代之前)制度變遷體系的內在抵牾，即他長期信奉的新古典經濟學工具無力分析諸如“為什么無效率的制度會長期存在，如何解釋引起了經濟的繁榮或衰退的制度框架的演變”之類的問題。

首先，新古典分析框架無法處理“報酬遞增”的范疇。基于報酬遞減的假設，新古典經濟學斷言，均衡是一種最優結果，而資源的配置也是最優的。但是，諾思認為制度變遷是人口、知識存量和決定社會激勵結構的制度諸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如從動態角度來考察知識、技術、制度和外部性等范疇，就必須將報酬遞增機制納入分析框架。因為知識特別是默示知識的變遷和技術變遷都具有學習效應、演進積累效應等特點，特別是由于外部性的納入，就必然意味著制度、技術在形成和創新過程中具有外溢的網絡效應、協調效應。所以，如何在修正后的新古典框架中把報酬遞增現象納入理論分析中，是諾思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其次，諾思認為，新古典理論構造的是無摩擦力的、沒有制度和沒有時間維度的世界，它雖然具有數學的精確和雅致的形式，但它無法適應時間歷程中的經濟分析的需要。諾思期望通過納入時間范疇和制度因素來把握歷史變遷的動態過程。最后，新古典世界是一個確定性的世界，而諾思注意到現實世界中人類面臨著普遍的不確定性，即人類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文環境不確定性和未來的新奇性。制度變遷中存在路徑的多樣性，非效率路徑也可能長期駐存。

因此，諾思意識到他必須突破新古典經濟學的上述局限，在更廣泛的學術背景下尋求制度范式的綜合。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演化經濟學的勃興既促使了諾思對自己原有體系的反思，同時也為諾思的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提供了豐富的學術資源。在諾思的新理論中，他特別強調了在不確定性的環境下制度和認知的重要作用，即信息的不完全和認知能力有限的個體，不得不通過“干中學”設定一系列的結構，比如信念、意識形態和制度等，來弱化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認識環境的能力。諾思(2003)認為，制度構造了人類互動的結構，它能幫助個體形成與他人進行交易的合理預期，是降低不確定性的主要手段。因為制度結構反映了時間進程中積累的社會信念，一旦信念與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相聯系，認知就對制度變遷產生深遠的影響。時間是人類的認知過程影響制度演變方式的維度，也就是說，個人、團體和社會所持有的、決定其選擇的信念是在時間進程中學習的結果。諾思認為，西方世界就是因相對靈活的信念體系而崛起、而穆斯林世界因凝固的信念體系而陷于停滯。至此，我們不難理解諾思為何要研究制度變遷的認知(行為)基礎，并且由此闡釋了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的傳遞機制。

雖然路徑依賴理論能解釋某些制度的延續性和停滯性，但是，諾思所做的工作更多的是現有理論的綜合，且理論自身存在著嚴重的缺陷。第一，制度的效率評價問題。制度是否僅以效率維度來衡量，學界存在爭議。即便認同效率標準，如何測定不同制度的效率遠非易事；制度和效率的聯系也不容易建立，因為制度對效率的影響，要借助許多中介，如諾思解釋制度首先影響經濟組織和經濟環境，進而影響經濟行為，因此制度和效率之間的聯系很復雜，且制度規則不是追求的具體目標，因此我們難以確定評估制度效率的標準；鑒于制度間相互依賴的特性，考察整個制度的框架及其長期演變的效率比考察單一制度的效率似乎更合適。第二，認知因素和意識形態對制度演變的影響也相當難以計量。路徑依賴的認知解釋，盡管有明顯的相關性，但是經濟學家很難應用實證分析，因為分析認知過程和意識形態的工具太少了。除了斷言文化是理解路徑依賴的關鍵因素之外，諾思就從未詳細說明這些效應怎樣影響制度變遷(諾思，1994)。第三，諾思把路徑依賴方法廣泛地應用于所有有關的機制，諸如協調外部性、制度創設成本及政治市場不完備的成本，但從來沒有準確地定義過它們。此外，他的經濟績效@觀橫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在某種程度上是同義重復，嚴格限制了對某些制度(如所有制形式)短期內效率的確定(Vincensini，Caroline，2001)。

因此，諾思的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試圖表明“歷史是起作用的”，但對于“歷史是如何起作用”，他的答案十分有限，也不成熟。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什么是路徑依賴的潛在根源，路徑依賴怎樣影響人類行為?我們對此知之甚少”(諾思，2003)。由于缺少關于社會經濟進化的綜合理論，路徑依賴的決定因素和作用機制還遠未被弄清，更不要說建立具有普遍意義的模型了。但是，路徑依賴仍然起著作用，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演化到今天，我們的文化傳統，我們的信念體系，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約因素，我們仍然必須考慮這些因素(諾思，1995)。

四、諾思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的理論價值及其啟示

盡管諾思的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存在諸多問題，但是，基于制度基體網絡中認知和政治過程，諾思提出了一個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這比將技術上的路徑依賴方法簡單地移植到制度分析中更有意義，它已經并將繼續對經濟學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學)產生直接的影響。

第一，在諾思的學術探索中，他逐漸認識到新古典經濟學無力解決動態的、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世界中的理論問題，因此他引入了路徑依賴的分析方法。在經濟學中，路徑依賴被認為是替代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方法的一個革命性變化(S.J.Liebowits，S.E.Margolis，1995)。這是因為：路徑依賴的分析框架將收益遞增、多重均衡納入理論分析之中，初步使經濟分析把偶然性與必然性、線性與非線性、微觀不確定性與宏觀選擇范疇結合起來，提供了一種解決制度變遷理論中一些難題的思路，此其一。其二，“時間維度”的引入，打破新古典以及新制度主義的比較靜態分析框架，真正將歷史引入經濟分析(即所謂“historymatters”)，有利于建立動態的制度變遷理論。其三，諾思洞察到制度的選擇要受現行的制度安排、權力關系、政治斗爭、國家行為和文化傳統的約束，制度變遷是認知、文化和政治等諸方面的累積過程，闡明了路徑依賴的認知基礎及其認知—政治—經濟的傳遞機制，將馬克思的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分析方法具體化，創造性地將文化傳統融入了一國歷史演進的制度分析之中。

第二，諾思對路徑依賴成因及其傳遞機制的說明又揭示了制度形成的基礎是人們的信念。在我們認識到經濟發展的制度基礎的重要性以后，諾思(1994)要求我們關注制度形成過程中信念的作用。制度反映了當事人的信念；信念的背后是當事人的語言和文化傳統。路徑依賴說到底是人們的信念在發揮作用，是信念變成制度，然后由這種制度來推動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包括經濟的發展。信念是由個體學習和社會集體學習的過程決定的，人類的學習過程決定了制度的演進方式，從而把“學習過程”與“路徑依賴”問題結合起來。在此，諾思綜合了認知心理學、哈耶克的演化經濟學和復雜性適應性理論，揭示了路徑依賴的內在機制及其對經濟績效的影響。認知或行為視角的引入將開辟新制度經濟學未來研究的方向，新制度經濟學不僅要討論當事人理性行為及其局限的認知基礎，而且還要在認知科學的基礎上，進一步一致性地解釋正式制度的選擇和非正式制度的演化。在諾思的啟發下，青木昌彥、格雷夫等人通過演化博弈論的引入，解釋了長時段的制度演變問題；斯密德則從制度、當事人行為和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來探求制度的起源和演化。這種基于個體心理的制度分析可能形成一個前景看好的“行為制度理論”。

第三，對社會科學家而言，諾思用路徑依賴來解釋制度生成、維系和變遷也具有重大的意義。諾思強調大規模報酬遞增的“制度基體相互依賴的網絡”；路徑依賴的過程不只表現在個別組織或個別制度的微觀層面，而更突出地表現在組織間、制度框架內、組織與制度間相互作用的宏觀層面。這些理論對熱衷于社會發展道路研究的科學家(尤其是政治學家)而言，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因為諾思的洞見使他們認識到制度發展的報酬遞增性，路徑依賴的方法可以很好地解釋制度生成、維系和變遷。被學界譽為具有“開創性”和“前瞻性”的皮爾森(2004)的新著，就極力拓展了諾思的分析，代表了迄今社會科學中最為系統和全面的把時間過程納入分析的理論。

此外，諾思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對于我們如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為一種制度變遷過程，中國的改革呈現報酬遞增和路徑依賴的性質，因此路徑依賴理論可以用來分析中國的改革。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路徑依賴的形成來自每項改革措施最初的正效應、既得利益勢力的支持、個體和集體學習，以及后續政策的強化等，這些是現行中國的改革走向良性循環的必要動力。但這并不能保證改革不受其他消極因素的影響，如果沒有采取謹慎決策的話，走向“鎖定”隨時都是可能的。如何促進制度的良性循環而避免陷入“鎖定”?我們必須認識到新制度的形成要受到社會文化、習俗等非正式制度和個人認知的不完善的影響，新制度的形成是利益多元化、價值趨向多元化、信息不完備的當事人之間、當事人認知與環境之間的復雜的相互作用的過程。當事人的經濟行為無疑受到現有制度的影響，同時，這些經濟行為也必將影響新的制度。制度變遷是一個適應性學習的過程，我們必須建立(或生成)一種靈活的、鼓勵社會成員反復“試錯”的制度，在新制度形成過程中，它必須通過分散決策利用散布在千百萬社會個體中的知識尤其是默示知識，鼓勵社會知識的積累，鼓勵社會成員在各個方向或方面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