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碳稅應對碳關稅經濟分析

導語：征收碳稅應對碳關稅經濟分析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碳稅和碳關稅作為一種價格調整機制，長期而言會對經濟系統中各主體產生較強的約束力。通過GTAP⁃E模型的模擬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結論：首先，在目前的發展階段，碳關稅并非有效的低碳經濟發展政策，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征收碳關稅對降低世界碳排放量的影響有限。其次，美國針對中國采取的碳關稅政策將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出口貿易產生負向影響，尤其是對中國的高碳產業影響較大。再次，當中美采取相同的碳稅政策時，碳稅的征收對中國GDP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且中國自主采取節能減排方案不足以應對美國碳關稅的負面效應；而當兩者采取差異化政策時，中國主動采取節能減排行動可以有效應對美國碳關稅的威脅。

關鍵詞：碳關稅；GTAP⁃E模型；低碳經濟；碳稅政策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全球價值鏈中的隱含碳越來越多，因此如何防止碳轉移和碳泄漏已成為一個全球關注的熱點問題。碳稅是指針對碳排放所征收的一種稅。碳稅的思想來自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對外部性問題的理論研究。庇古主張對具有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害進行定價，即采用稅收方法彌補環境污染責任方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差額。由于碳排放導致氣候變化從而對人類生產生活帶來了負外部性，因而有些國家基于“誰排放誰付費”的原則，開始實施碳稅，如北歐一些國家等。碳關稅是碳稅應用于國際貿易的一種延伸表現形式。由于不同國家和區域的環境規制強度有差異，因而不少企業傾向于把污染生產環節轉移到環境規制相對寬松的國家或地區。而碳關稅試圖對國內沒有征收碳稅的國家的高碳和高耗能產業進行規制。總而言之，碳稅和碳關稅試圖改變人們的經濟行為，倒逼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目前國內外學者主要從碳關稅的合理性、碳關稅的經濟影響及其福利效應、碳關稅與碳泄漏的關系等角度展開分析。多數研究結果顯示，碳關稅政策的減碳排的效果有限，反而成為新的阻礙國際商務交流的壁壘，且對世界貿易和GDP具有負向影響。如Babiker（2005）分析了跨國減排協定對全球能源密集型產品生產的影響［1］。Kuik與Hofkes（2010）采用CGE模型分析了歐盟實施邊境調節稅對碳泄漏的影響［2］。也有不少學者發現碳關稅對不同區域高碳產業和低碳產業的影響具有差異。Mathiesen及Maestad（2004）以鋼鐵業的研究為例發現邊境調節稅能有效處理碳泄漏［3］。Dong和Whalley（2011）通過構建四區域的CGE模型發現碳關稅協定有助于減少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4］。林伯強和李愛軍（2010）研究發現，碳關稅對不同發展中國家的產出影響不同［5］。沈可挺和李鋼（2010）模擬分析了碳關稅對中國工業品出口及就業的影響［6］。黃凌云和李星（2010）采用GTAP模型實證分析了美國擬征收碳關稅對我國經濟的影響［7］。黃慶波等（2014）利用GTAP模型，模擬分析了歐美發達國家征收碳關稅對我國制造業出口結構及經濟福利的影響［8］。目前多數的研究顯示：征收碳關稅會對我國的經濟發展造成負面效應（鮑勤等，2013；欒昊和楊軍，2014）［9⁃10］。吳力波等（2014）基于動態邊際減排成本對碳稅與碳排放權交易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在減排力度加強的時候再采用碳稅政策較為合理［11］。王金南等（2015）認為應該以較低稅率啟動污染排放稅及碳稅，并逐步、有序地提高不同稅目稅率，以降低對經濟的“不利”影響［12］。孫華平等（2016）提出以區域差異化碳稅模式為主體制度并輔以污染權許可跨區域交易制度的規制策略［13］。周艷菊等（2017）探討了最優碳稅稅率對供應鏈結構和社會福利的影響［14］。石敏俊等（2013）模擬分析了不同政策的減排效果、經濟影響與減排成本［15］。王明喜等（2017）指出在碳排放不確定的情況下，傳統的決策工具就可能不再適用于減排的成本估計［16］。張寧等（2017）討論了中國在降低一帶一路碳足跡的規制問題［17］。孔令杰等（2018）采用脫鉤模型分析了中國高碳產業異質性并提出了應對之策［18］。馬曉哲等（2019）［19］模擬分析了碳稅政策對農業土地利用變化及其碳排放的影響，并發現將碳稅收入補貼至農業部門有利于減緩農業碳排放。上述文獻主要是從碳關稅及碳稅的征收角度分析對我國經濟福利的影響。但本質上而言，碳關稅措施雖然有助于讓國內生產者和國外生產商公平競爭，但是碳關稅也存在著出口國和進口國之間的不平等隱憂，因為目前尚沒有一個世界政府公平地分配碳配額，因此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對碳關稅持保留態度。針對以上的不平等問題，有兩種策略可以應對。第一種方法是出口國也實行類似國內的氣候政策，即對本國國內征收碳稅。第二種方法是如果出口國不實施碳稅政策或類似的氣候政策，出口國生產商支付其出口到碳關稅征收國的碳成本，但同時出口國獲得碳關稅正式的排放配額。其結果是，這兩個國家的溫室氣體清單應根據有關雙邊貿易的排放進行調整。與貿易有關的排放量應該加入到進口國的國家清單，并扣除出口國的排放量，通過這樣使得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保持不變。但第二種方法在實踐操作上具有極大的難度，因此，在本文中，我們主要分析第一種方法給出口國帶來的影響。與現有文獻不同，本文的新穎性和政策性的見解在于運用碳配額公平的方法解決隱藏于貿易排放相關的不平等。

1模型和數據處理

本文采用美國普渡大學研發的GTAP數據庫第9版為基礎，并以2011年為基準年。由于本文需要用到碳排放數據，因此選擇了GTAP數據庫中添加了能源要素的GTAP⁃E模型。本文以中國為出口國，美國為碳關稅征收國為例，采用全球貿易分析⁃能源模型（GTAP⁃E）模擬評估在不同政策情景下中國是否可以有效應對美國的碳關稅威脅。模型假設生產者使用資本，勞動力，能源，土地和自然資源等要素作為投入，其中勞動力分為熟練和非熟練勞動力兩種。中間品采用里昂惕夫生產函數形式設定，原始投入要素采用固定替代彈性系數方程（CES）形式設定，而原始投入要素與中間品投入不可替代。另外國產和進口中間產品之間分配參考林伯強等（2010）［5］的方法。私人支出設定為人均變量且按照固定差異彈性（CDE）函數。政府部門總支出在各類產品間的分配依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D）設定。碳稅和邊境碳關稅收入將成為政府的收入，并沒有轉移給住戶。投資被視為外生變量。美國雖然目前尚沒有在國家層面上開征碳稅，但根據《美國清潔能源法案》規定，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美國有可能征收碳關稅。據統計，目前大約有20個左右的國家已經征收碳稅，包括北歐、日本等各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征收碳稅的額度差異較大，每噸碳大約在10⁃80美元不等。因此，根據各國的實際情況以及中美貿易的可能影響，本文分別選取了20美元、40美元、60美元（低稅率、中稅率和高稅率）三個不同的標準來進行模擬分析。同時為了研究需要，設置了3種不同的策略。第一種策略假設3種不同的情況，分別為美方設定本國產品的碳稅額度為20美元、40美元和60美元，同時對中方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征收等額的碳關稅；第二種策略也假設3種不同的情況，分別是美方和中方均對本國產品征收20美元、40美元及60美元的碳稅；第三種策略考慮到中美兩方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因而采取差異化的碳稅政策。在不影響美方產品競爭力的情況下，當中方征收一定碳稅后，根據不重復征收原則，美方放棄征收碳關稅。根據世界銀行（WB）的1960年至2011年中國和美國的實際GDP和碳排放量等數據，計算出中美兩方的歷年碳排放強度，在此取平均值可得出中國碳排放強度大約是美國碳排放強度的4．4倍。所以，第三種策略設定的三種情況是當美方對國內產品的碳稅分別設定為20美元、40美元和60美元時，中方將對國內產品征收4．54、9．09、13．64美元碳稅。9種情況的設定具體的可見下表。

2模擬結果與分析

GTAP9．0數據庫中包含140個國家的生產、消費、進出口貿易等的數據，為了使模擬結果更加精確，本文將140個國家分為中國、美國和其他地區。同時，為了凸顯美國征收碳關稅對中國高碳產業的影響，在借鑒黃凌云和李星（2010）［7］和欒昊和楊軍（2014）［10］對GTAP部門匯總的情況下，將GTAP9．0中的57個部門合并為19個部門，主要為中國的高碳產業。在此基礎上運用RunGTAP軟件對添加了能源要素的GTAP⁃E模型下所設置的不同情景進行模擬。模擬結果如下：2．1對世界各區域GDP的影響從表2可知，當實施策略一時，隨著美國對中國碳關稅稅率的增加，中國的GDP會不斷下降，由0．08％下降到了0．22％；美國國內的GDP也隨著對國內產品征收碳稅的增加而不斷下降，GDP由0．13％下降至0．51％，下降幅度明顯。這表明美國對國內產品征收碳稅，對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對本國的GDP負面影響更大。當實施策略二時，可以發現隨著對國內產品征收碳稅的提高，中美兩國均出現了對GDP的負面影響，但中國的GDP呈現了滑坡式的下降，當對國內產品征收60美元的碳稅時，其下降至令人驚訝的2％。當實施策略三時，雖然隨著碳稅稅率的提高，中美兩國的GDP都不斷下降，但相對于策略二，中國對GDP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小。從總體看，無論實施哪種策略，美國的實際GDP始終相對穩定，而中國的實際GDP隨著政策不同，有較大幅度的波動。至于其他地區的GDP，也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而對于世界的實際GDP影響而言，實施策略一和策略三的影響差不多，實施策略二則會造成更不利的負面影響。2．2對世界各區域碳排放的影響由表3可知，當實施策略一時，美國的碳排放量隨著碳稅稅率的增加而不斷下降，當美國對國內產品征收60美元一噸的碳稅時，其碳排放量下降達到了近30％，與此對應的是，中國和其他地區的碳排放量隨著稅率的提高而小幅上升；當實施策略二時，與策略一對比，美國的碳排放量下降幅度類似，而中國的碳排放量隨著本國征收的碳稅稅率的提高，下降幅度明顯，當中國征收60美元一噸的碳稅時，中國的碳排放量下降了近二分之一。然而，世界其他地區的碳排放量相較于策略一卻出現了上升；當實施策略三時，中美兩國的碳排放量均隨著碳稅稅率的提高出現相應的下降。相較于策略一，中國的碳排放量減少了，當中國征收13．64美元一噸的碳稅時，中國的碳排放量下降超過了五分之一。從整體看，美國的碳排放量隨著碳關稅稅率的提高不斷下降，但政策的變化對美國碳排放量的影響較為平穩，而中國的碳排放量則依情景不同和稅率高低變化甚大。2．3對中國高碳等行業產出的影響由表4可知，中國各行業產出與中國征收碳稅的力度負相關。當實施策略一，即中國未對國內征收碳稅時，各行業產出受到的影響較小；當中國在國內征收碳稅時，隨著碳稅征收力度的增加，煤炭行業、天然氣開采業、石油制品業產量出現了嚴重的下降，當中國對國內產品征收60美元一噸的碳稅時，煤炭行業下降近百分之五十，天然氣開采業下降近95％，石油制品業下降近15％，其他各行業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當實施策略三時，相較于策略二，煤炭、天然氣開采業產出又明顯上升，但各行業，尤其是煤炭、天然氣開采等行業產出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沖擊，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總之，一旦中國征收碳稅，國內大部分行業的產量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受到負向影響最顯著的則是高碳和高耗能產業，如石油、煤炭、天然氣和電力等行業。在最不樂觀的情景6中，絕大多數行業影響至深，負向沖擊力度之大很有可能引發大面積經濟衰退，甚至是經濟蕭條。2．4對中國各行業出口的影響由表5中可知，中國各行業出口量與碳關稅負相關。當實施策略一時，隨著美國對中國征收碳關稅力度的增加，各高碳行業出口量受到影響較大，尤其是煤炭行業。當美國對中國征收60美元一噸的碳關稅時，其出口量銳減約21％。同時，金屬制品業和印刷業等出口量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當我們實施策略二時，除天然氣開采業、電力行業和金屬冶煉加工業等下降幅度較明顯，其他行業出口量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而煤炭和原油反而出口會大幅增加。當我們實施策略三時，除電力等少數行業出口量下降外，多數行業出口量反而也都會增加，最明顯的就是煤炭行業，當中國對本國產品征收13．64美元一噸的碳稅時，其出口量會增加約74％。這說明這種影響是非線性的，且存在極大的產業異質性。碳稅和碳關稅作為一種價格調整機制，長期看會對經濟系統中各主體產生較強的約束力。但是從短期看，這兩種稅種如果實施的話會對經濟發展產生明顯的負面沖擊。通過比較分析策略二和策略三，可以發現，當實施策略二時，全球碳減排會取得較為顯著的成效，然而對中國經濟發展尤其是高碳產業的負向影響甚巨，極有可能引發中國經濟的長期衰退；而實施策略三時，全球的二氧化碳總排放量減少明顯，中國的實際GDP雖然下降但幅度不是太大。而且，實施策略二對世界實際GDP的負向沖擊遠大于實施策略三的負向沖擊。對于中國大多數行業尤其是高碳行業來說，當實施策略三時，各行業產出量和貿易量的下降程度是小于實施策略二的。因此可以認為策略三是優于策略二的。同樣，通過比較分析策略一和策略三，我們發現，雖然當實施策略三時，在相同碳稅征收情景時，中國各行業產量雖然比美國對中國征收碳關稅時稍低，然而其行業貿易量減少幅度遠遜于采取策略一的情況，并且全球的碳排放總量也下降的更明顯。所以，同樣可以認為策略三是優于策略一的，即中國采取差異化政策是優于美國對中國征收碳關稅的。綜上所述，中國采取差異化政策是最符合我國實際利益的。因此，本文的研究結論如下：首先，目前看來，碳關稅并非有效的減排政策，美國對中國征收碳關稅對降低世界碳排放量的幅度有限。其次，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針對中國采取的碳關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出口貿易產生了影響，尤其是對中國的高碳行業，如石油、煤炭、天然氣和電力行業等。再次，當中美采取相同的碳稅政策時，碳稅的征收對中國實際GDP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因此，中國主動征收與美國相同的碳稅應對碳關稅是不可行的。而當中國采取差異化碳稅政策時，是比較切實可行的，且有利于應對美國的碳關稅威脅。

3研究啟示與政策建議

在當前中美貿易摩擦的情況下，本文的研究結果對于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發展和產業綠色轉型具有重要意義。從生態文明建設維度來看，在當前綠色經濟發展的大潮中，需要進行更為系統的機制設計：尤其是在構建全國統一碳市場的基礎上，需要實時研判推出碳稅的時機和具體步驟。碳稅的設計與實施是一個系統工程，碳稅的征收還應當考慮出臺碳稅對產業轉型升級和社會福利的影響。最優碳稅的設計應體現激勵相容原則，最大化調動各類微觀主體的減排積極性，發揮市場機制的節能減排作用；同時，在最小化社會福利損失的前提下，提升低碳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從前述的模擬結果看，采取差別化的碳稅或碳關稅是必要且可行的。這提示我們應對美國包括將來應對歐盟和日韓等國家和區域的碳關稅制度設定要體現靈活性及因地制宜的思路。從政策設計的角度看，政府應根據最新的發展國情盡早研判并制定中國的差異化碳稅策略，以有效應對發達國家可能的碳關稅。同時在政策實施中，應考慮到不同區域高碳產業發展的階段性，采取靈活的具有區域差異化的碳稅策略比較合適。另外碳稅的政策應該與產業政策協同起來，在目前新一輪的全球綠色供應鏈整合過程中，中國面對巨大的減排壓力，應該努力改變傳統的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發展模式。努力加快推進高質量發展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支持企業研發低碳技術，協同推進綠色投資和綠色消費。政府部門應帶頭提升能源效率，減少能源浪費，鼓勵高耗能企業改善能源供給結構，同時大力推進光伏、海上風電等清潔能源發展，積極推廣新能源汽車。另外，出口型企業要注重發展綠色貿易，研發綠色科技，推動節能減排。在國際減排的戰略實施方面，中國應當爭取與發展中國家一道，在國際談判中增強自身地位，比如與金磚國家和“一帶一路”國家一起形成戰略聯盟，以此來應對發達國家的碳關稅政策。當然，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由于本文是采用靜態的GTAP⁃E模型對不同碳稅政策進行分析，因此無法動態分析各項政策在不同時間段產生的影響，因此本文的結果有一定的局限性，未來應進一步加強動態分析。

作者:蔣丹 張林榮 孫華平 方愷 單位:江蘇大學財務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