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變革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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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已經對世界各國的公共行政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和全新的要求。全球化進程中的行政改革與行政發展問題也日益為各國政府所密切關注。

一、經濟全球化對政府職能轉變的新要求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和新的世界性經濟運行機制的啟動，跨國公司、全球金融機構、世界性經濟組織等成為主要角色先后登場，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加強。全球范圍內的組織國際聯合、控制資源流向、影響經濟生活、引導文化潮流、操縱信息媒體，深刻地影響著主權國家的社會生活，也對傳統的權力運作帶來了挑戰。哈貝馬斯認為，全球化的經濟超出民族國家的調控能力，迫使人們去尋找替代方案——如把迄今民族國家所承擔的社會福利職能轉讓給跨國機構。對于政府來說，全球化既是機遇，又是挑戰。

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為政府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主權國家間的相互依賴性既有利于用規則貿易取代強權貿易，從而給予發展中國家自我保護的手段，也將為國際經濟的發展提供新的機會。由于在客觀上要求分工的深化與市場規模的擴張，全球化也推動著生產從國內區域間分工向國際分工發展，推動著銷售從國內市場向國際市場擴張。在追逐規模效益與分工效益的過程中，跨國公司通過投資活動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協調其生產與經營活動的格局，推動產業內貿易和公司內貿易的高速發展。大量的國際資本流向哪個地區，就會加速哪個地區的發展。同時，全球化也為各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平等的機會，各國都在力爭創造良好的環境，加速自身發展。因此，全球化無疑拓寬了政府活動的空間和領域。

另一方面，全球化對我國政府管理體制提出了挑戰。作為發展中國家和典型的后發型國家，中國要成功地實施跨越式發展戰略，在全球化競爭中立穩陣腳，關鍵是要建立一個得力的政府，求真務實、具有強烈責任感的政府，放眼全球、目標遠大、應急有策、精干高效、運轉靈活的政府。但現有政府管理體制仍舊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政策的可預見性和法規的透明度不高，依法行政的理念很難植入。從依法治國的理念載入憲法到有法必依成為行政主體的自覺行動，中國的歷程十分漫長。另一個嚴峻的事實是：有法不依、無法可依甚至知法犯法的情況在實踐中依然大量存在；憑經驗辦事、按首長的指示辦事、看上級的臉色辦事、搞“暗箱行政”等情況在一些地方還屢見不鮮。內部法規大于國家法律，造成壟斷經濟，即“權力經濟”，其主要表現為：市場準入，壁壘限制；長官意志，一言九鼎；行業壟斷，為所欲為；法規體系薄弱，程序性法規匱乏。這些表現都與全球化不相容。

第二，政府的實際運作方式還不夠規范。在政企關系上，我國政府還未完全從企業活動中超脫出來，權力性干預和管制依然過多，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滯后，實質性的審批范圍過大。在市場機制的培育上，我國政府的依法管理還很不完善，對經濟的干預依然過寬，缺乏現代的公共服務觀念。在管理隊伍上，我們還亟待建立一支懂得并能駕馭現代市場經濟、有效進行宏觀調控的政府人才隊伍。在管理手段上，政府對經濟的控制能力將受到挑戰：跨國公司可能通過多種途徑繞過東道國政府的控制，可能根據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投資環境、法律透明度的高低和勞動力用工制度，隨時轉移生產和投資。這決定了中國在全球化環境中深化行政改革、建立全球化高效的服務型政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要求政府從傳統的行政命令方式轉變為行政指導方式，從剛性行政轉變為柔性行政。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職能轉變和政府管理變革

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公共行政理論研究處于空白狀態，實踐中也一直遵循政治行政一元論(政治與行政不分)和古典的官僚制度(韋伯的科層制理論)。結果，政府往往以政治的方式對待行政(如政策制定)，以行政的方法對待政治(如資源分配)，并由此導致了一些問題和一定程度上的制度性腐敗。更為重要的是，傳統公共行政理論認為：政府應該提供所有的公共產品，這一理念是導致政府擴大對經濟生活的干預的重要價值原則；同時，政府是外在于市場的公共權力機制，這一觀念造成了政府與市場的脫節，使得政府運作缺乏市場效率，市場運作缺乏公共支持。

相比之下，新的公共行政理論是融合了公共理念與市場理念、以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andEffectiveness，即經濟、效率和有效性)為目標的管理改革模式。它極大地突出了市場理念和公眾的重要地位。

在強化市場理念方面，新理論將政府納入整個市場體系中加以通盤考慮，詳細評估政府的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等公共職能對市場供求的影響；認為應該將公共服務視為重要的市場領域，將政府管理看作是市場機制與公共機制的結合；討論政府在注重公平與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資金運用的市場效率，把政府服務的質量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崇尚和推行公共服務的社會化、社區化和社會自愿服務，強調在不同的服務機構間引入競爭機制和市場檢驗。這樣，政府就不再是單一的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其管制和審批部分的權力將大規模釋放甚至取消。而信息資源的公開程度和提高貿易政策、法規透明度的要求，使政府內部機構變革成為必然。

在政府與公眾關系方面，新理論強調顧客取向、以服務對象為中心，并通過建立企業化政府來提高政府的能力與效率，使公眾獲得更多高質量的服務。在實踐中，全球化使政府與公眾的關系開始發生變化。投資來源的“非本國化”、經營活動的“非本土化”、交換的“電子信息化”以及國際民間組織力量的日益“自治化”，都使公眾和公民社會在社會生活中的自治式運作能力、承受各種風險的自主能力大大加強。這對政府管理提出的要求是：加強對社會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務的社會化，不再從管理主體的角度考慮如何管制被管理者，而是站在社會與公眾的立場上考慮政府如何為公眾服務、對部門內部的組織結構進行改革。

在這種背景下，政府管理的變革要立足于國際化競爭，以建立現代公共管理的思維模式為理念，動員全社會力量，建立以政府為核心的開放主體體系，從而最大限度地謀取社會公共利益。這要求政府具備：(1)全球意識，即開放的公共管理理念；(2)服務和效率意識，即提供高效、公平的服務，更多地吸引外資；(3)風險意識和責任能力，正確地把握參與國際分工與競爭的主動權；(4)應變和整合能力，及時調整管理戰略，有效地整合各種因素及利益多元化引起的沖突與矛盾，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而參與全球競爭。(5)現代化的管理手段，即推進“電子政府”建設，實現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科技行政。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政府管理變革的取向

在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如何進一步發揮政府在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作用，政府如何運用市場法則來進行公共事務管理、提高公共行政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乃是目前面臨的現實而又緊迫的問題。借鑒西方國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論與實踐，中國政府管理應當著眼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轉變：

(一)從以權力為中心向以規則為中心的轉變

以權力為中心的運作方式，隨意性和無序性較大、公開度低，容易導致暗箱操作、違法行政。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權力是凌駕于一般公民權力之上的，行政權力支配一切。而在全球化時代，社會環境瞬息萬變，社會需求多元化，政府難以繼續試圖向社會提供壟斷性服務。政府應該“轉向一種把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務提供(劃槳)分開的體制”，“選擇把自己局限于政策和指導從而把‘實干’讓給他人去做”，從而有所為、有所不為。這要求政府必須嚴格依法行政，政府運作的基本規則應從以往運用行政權力進行強制性干預，轉變為通過制度供給引導服務對象按照政府規范實施行為，即由權力行政轉向規則行政。

(二)從管制行政向服務行政轉變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將不再單純地限制市場主體的活動，而應以多種多樣的形式參與和干預經濟生活。它在理論上也不再僅僅采取單純的管理性行政，更應當實施滿足社會和公眾需求的服務性行政。

在西方，各國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最終選擇了服務職能，實現了由過去重管理輕服務、“以政府為中心”，到開始注重公共服務、“以滿足公眾需求為中心”的轉變。在中國，政府管理變革離不開國際公共行政發展的宏觀背景和時代的特殊性，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入世的特殊要求。它們預示著政府職能結構的中心將由行政管制的職能逐步轉向公共服務的職能，意味著政府施政需要符合公眾的意志和愿望、重新設定政府與公眾的地位和關系，也表明了政府行為的公眾取向和“顧客”中心。

(三)從全能行政向有限行政轉變

全能主義政府實際上就是無限政府。并且，政府取代了社會自治，通過計劃手段操縱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這不僅在理論上缺乏科學性，而且在實踐上也難以取得預期效果。從公共行政科學化的角度來說，政府職能應該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從原有的“包攬一切”轉換到“做市場不能做的事情”，彌補市場的不足。也只有從無限政府轉向有限政府，由直接管理轉向間接管理，由微觀管理轉向宏觀管理，由單一的行政手段轉向經濟、法律、行政手段綜合并用，才有可能實現政府職能的根本轉變。

(四)從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轉變

全球化必然對政府行政提出遵循透明度原則的強制性要求。當前，中國政府不斷加快網上政府建設，通過互聯網公布職能部門的聯系方式和辦事程序，開設了“政府公報”、“政府信息”、“政府法規”等窗口欄目。不僅如此，政府更應當繼續增強信息的公開化程度。除依法應當保密的事項外，政府應當公布各項行政法規，特別是那些影響管理相對人權利和義務的行為標準或工作程序。這些做法至少有兩個好處：其一，政府能夠及時通過各種媒體為公眾所知，廣泛聽取公眾意見；其二，確保社會組織和公眾個人的信息獲取權，使他們能夠了解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政策信息，并參與公共決策過程、監督政府施政。這便是所謂的由暗箱行政轉向透明行政。

除上述四個方面之外，為了有效回應全球化的趨勢，政府應當適時地從依政策行政向依法行政轉變，從免責行政向責任行政轉變，從而迎合政府改革的治理行政、規則行政的理念和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