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認傳播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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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體認傳播學是認知科學與傳播學交叉互浸的產物，它定位于當代傳播學的一個學派或一種興起的思潮，也可以視作傳播學研究的認知轉向。體認傳播學的核心視點與理論框架受益于認知科學前沿的最新成果，更上溯于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精神遺產，“社會實踐”“哲史對話”“現實的人”這些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命題對體認傳播學的基本原則和相關旨趣產生了直接影響和譜系勾連。體認傳播學的提出是對馬克思主義宏大理論體系專業化題域的創新型探索，也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進行當代詮釋與再度出發的又一進路。

關鍵詞:社會實踐；哲史對話；現實的人；體認傳播學認知科學

作為集群的出現對傳統學科的范式發展影響深遠，在跨學科藍海的導引下已經滋生出超越各自本體的深層交叉或復合式蝶變領域，如認知心理學、認知社會學、認知翻譯學、認知詩學、認知哲學、認知語言學、認知病理語言學，等等，在學術的大花園里各放光華，紛領潮流，呈現出豐富多彩的萬千氣象。認知科學與信息傳遞和行為研究的結合，在國外主要聚集在兩個領域：一是電子工程學或計算機工程學，如認知無線電（CognitiveRadio）；二是醫學領域，如依托于腦科學的認知交流（CognitiveCommunication）。實際上，國外有關這方面的互浸研究與傳播學尚沒有發生任何攀援關系，而在國內，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和傳媒研究院于2010年共同主辦了“傳播學與認知科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正式拉開了認知科學（主要是第一代認知科學，即心理學、神經科學、語言學集群等）與傳播學聯姻的序幕。自此以后，有關認知傳播研究的學術成果呈井噴式爆發。截止到2013年，據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的統計分析，達到了24176篇，這個數字比2000年萌芽階段的成果657篇足足增長了接近40倍。目前，有關認知傳播研究的文章穩定在30000篇左右。[1]2014年全國首屆認知傳播研究高峰論壇暨認知傳播學研究會成立大會在四川外國語大學召開，正式確立了認知傳播學（CognitiveCommunics）的學科發展方向。至此以后，認知傳播學逐漸完形為體驗哲學視域下的一種傳播學研究進路，即以體認傳播觀為指導，注目于人類社會傳播過程中信息與意義的產生、加工和認知改造，心智與傳播現象、各要素的內在關系等，其核心是要揭示傳播與人類認知行為間密不可分的聯系。它不是傳播學的分支學科，而是定位于一個學派或一種思潮，也可以視作當代傳播學研究的認知轉向。[1]目前的傳播學界已呈現出喻國明領銜的認知神經傳播學派和歐陽宏生代表的認知傳播學團隊二水分流之勢，心智、意識、隱喻等人類的精神活動范疇越來越受到傳播研究者的廣泛關注，認知傳播研究進入成熟期并逐漸建構其在學界的合法化地位。但大多數學者依然認為，傳播研究的客觀本源基礎仍舊是其學科體系存在的前提，為避免矯枉過正，在強調心智作用的同時不偏廢經驗事實作為認知世界和改造世界基本前提的實在意義，亦在概念擬定上與認知交流（CognitiveCommunication,簡稱CC）相區別，我們擬將認知傳播學（CognitiveCommunics，簡稱CC）修改為體認傳播學（Embodied-CognitiveCommunics，簡稱ECC），并梳理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對整個西方哲學、后現代主義思潮、認知科學的事實影響與精神澤被，從社會實踐、哲史對話、現實的人等關鍵命題確證體認傳播學的基本視點與理論框架均來自于世界文明史上的偉大遺產—馬克思主義。

一、“社會實踐”從本體論判“體驗”的先導與啟迪 

學界基本認可，認知科學集群發端于20世紀30、40年代的美國，以語言學、心理學、神經科學、人工智能為核心，這是其形塑的第一階段。到了20世紀80年代，認知科學的發展邁入了第二階段，以雷科夫與約翰遜為代表的體驗哲學異軍突起，拉開了認知科學革命的序幕，并促成了兩代認知科學的并軌合流，從而對人文、自然學科前沿的理論范疇嬗變與實證體系飛躍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近年來，認知科學中有關“涉身性”或“體驗性”的研究更是走上前臺，已成為西方哲學和認知科學話語中的核心概念與關鍵述語。目前大多數學者對于身體在認知中的作用主要有兩個基本看法：一是強調身體作為認知的載體、實現者的作用，突出人的身體與認知的密切關系，認為認知只能在人的身體上才得以產生和進化；二是突出身體作為認知生產者、塑造者的功效，即主張身體不僅是人的認知發生和運作的特殊基礎，更直接生產和塑造認知，屬于認知產生機制的核心內容。[2]基于這樣的結論，雷科夫和約翰遜明確了心智的體驗性作為其理論核心的重要地位。而正是由于心智的體驗性，我們腦中概念系統的形成與建構基本上由人的感知和運動系統決定，人的身體與外界環境、客觀事實的接觸感知直接導致了我們對世界的印象和日常生活中分類范疇的型構，從而影響了人類知識生產的整個過程。[3]以兩代認知科學為理論指引的體認傳播學高揚“體驗性”的旗幟，形成了有別于實證主義傳播學派的體認觀，即認為人類的思維、話語、交往中既有“體”的感知基礎，也有“認”的理性成分。前者為我們的研究提供“經驗事實”，后者則以人的主觀因素和價值判斷對基本事實進行加工和闡釋。[4]這與西方主流傳播學強調的離身性效果研究，即認為傳播是一種精神思想的勾連與互動，本質上與人的身體無關的學術立場[5]產生了較大的區別。在技術決定論的考古質疑中，新媒體的繁榮和發展帶動了人的主體性的活躍，國內一些學者已經在基于對刺激—反應框架下的行為效果研究和只強調抽象符號的傳播儀式觀的反思，開始關注身體體驗在傳播維系社會穩定和個人行為中的作用。體認傳播學對身體體驗意義的凸顯，誠如布爾迪厄所強調的“慣習”結構的形成，即個體從生活實踐中獲得零零散散的經驗，而這些經驗的日積月累則以“知識莖塊”的形狀固化為人們頭腦中的認知圖式，刻板成人們在將來的行為中反復遵循的傾向性立場。這種從個體經驗生發出來的，用于維系特定社會整體協調的傳播就是一種共識和意義身體化的過程。他認為:“只要一整個集團和一整個象征性地被結構化的環境，在沒有專門人員和規定時段的情況下進行匿名教學行動且進行傳播，那么定義了實踐掌握的操作方式的本質就在實踐中以實踐的狀態得到傳播，并且不進入言語的層面（即這種實踐類型不經過符號體系的表征過程即可運作）。實際上，我們模仿的不是‘模式’，而是別人的行動。”[1]在體認原則的視角下，人類的傳播活動之所以能夠通過文化符號體系對特定社會進行時間承續和組織協調上的維系，其可能的一種解釋就是以個體的具身體驗作為中心，力圖讓自我作為他者的觀念范疇延展為社會關系的共鳴。[2]故此，“體驗”是人類社會精神活動的基礎和前提，也是我們認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先在與預設。體認傳播學的產生直接獲益于認知科學前沿理論的創新發展與破題釋義，實際上也是間接受惠于170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對整個西方哲學體系發動的哥白尼式革命。在西方思想史上，馬克思以社會實踐的哲學思維方式導引了西方哲學的劃時代嬗變—實踐論轉向。辯證唯物主義以人類實踐的優先性取代了天賦理性的優先性，強調人的感性生存行為的重要意義。馬克思明確指出:“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甚至被他在觀念這一名稱下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3]這就深刻而完整地揭示了物質決定意識、客觀世界先于主觀世界的唯物論真諦，批駁了唯心主義哲學家對世界聯系的前后顛倒與主次混淆。然而，馬克思雖然鞭辟了黑格爾把自然界看作是觀念的異在形式的精神便秘，推倒了建立在人與自然界之間的形而上之藩籬，但馬克思并不把自然看作是人們頂禮崇拜的對象、只能順從而無法改造和超越的神靈，他同樣徹底詬病了所謂自然界具有優先性的觀點。馬克思承認自然界具有領先于人的意識的客觀先在性，但并沒有推論出自然界被賦予的優先性，這二者之間存在著偷換概念的理論陷阱，往往被一些受利益驅使和有多元價值的人居心叵測地濫用。另外，所謂自然界優先性的提出，把人和自然截然分開，割裂了自在之物與自為之物的有機辯證聯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人與自然、社會的多主體互動模態，明顯蛻化為一種靜止和僵化的程式，這必然會導致本體論上一種虛無飄渺的斯芬克斯之謎。總而言之，在馬克思眼里，只有人類實踐，只有社會整體意識支配的主動性言語行為方式，才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4]馬克思的實踐生存論把人與自然互為對象的關系這一基本范疇置于其邏輯的起點，認為人正是通過其感性的實踐創造活動來認知自然、改造自然，把自然界打上了人的烙印，也讓自然的影廓進入到人的大腦、人的意識和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之中。因此，從古至今的一切事物，都是人類實踐的產物，人類周遭存在的世界都是人體驗認知的世界，人類的氣息與自然的風物交相互浸，人類“周圍的感性世界絕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1]馬克思的實踐生存論哲學把人類整體活動的體驗方式作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手段，突破了傳統主客二分的認識論窠臼，建構了主客觀統一、自然與社會融合、人與自然和諧的多重互動有機網絡，從而在本體論上勾勒了人的視界中的鮮活的世界圖景。通過對大量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審視與分析，馬克思得出了人的身體在認知世界、精神交往、改造世界中扮演重要作用的結論，他指出：“人不僅通過思維，而且以全部的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這里說的“全部的感覺”即包括眼耳鼻舌身意，涵蓋人體的全部器官與組織，這明顯是強調了身體在個人習得知識和認知外界中的關鍵角色。在談到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時，馬克思特別凸顯了“體驗”的實踐本質，“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體質，人間世界的任何一種人的關系—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思維、直觀、感覺、愿望、活動、愛—總之，他的個體的一切器官，……通過自己的對象性關系，即通過自己同對象的關系而占有對象”[3]。這段論述已經清楚地闡明了馬克思對于人通過“體驗”來獲取經驗性事實的根本立場，確證了馬克思主義對于“身體體驗”的界定與賦型遠先于認知科學對涉身性的探討與發掘，更完全足夠啟迪與導引體認傳播學的理論視界與社會應用。

二、“哲史對話”從動態關系上對實證主義的揚棄與超越

體認傳播學顯揚對人類體驗實踐的原點倚重與聚合推廣，而且認為強調概念、范疇、意義均源自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知識生產路徑并不必然導致一種實證主義傳播立場的再度形成。在實踐性生存的前提下，深受體驗哲學影響的體認傳播學尤為看重一種歷史的視野，一種望向先驗事實的“史識”，即置身于線性、歷時的時空序列中去比對觀照傳播學研究的現實問題，開展一場哲學思想與歷史經驗的對話，而不是妄自切斷當下與歷史的血脈聯系，也不是一種僅僅依靠“抽象的經驗主義”的自我言說。20世紀80年代歐美的傳播學研究開始受到一種新歷史主義思潮的沖擊，盡管福柯的思想并未獲得一致的認同，如基特勒就指出，“話語分析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現實條件并非簡單的方法論舉證，在任何情況下，它都是一種技術—歷史事件”，[4]但他對知識、文化與權力緊密連接的分析，物體、事件和制度都受話語型構制約的斷言，依然深深地影響了媒介考古學的現實發展。在此視閾下，人類的傳播進程在過往時空的客觀存在與觀察者的主觀性詮釋之間不斷轉換，幾乎所有的歷史事實本身都被納入詮釋者編織的意義叢林之中。由此，對歷史的描述和解釋不僅遵循動態的原則，還被建構為一個動態的領域，[5]這一領域充滿了各種各樣的事件、行為、線索等活躍因素，還時常經歷著后來者的反復詮釋和再度出發。有鑒于此，體認傳播學認為歷史就是由一系列人參與的事件構成的，誠如歷史也涵蓋一切可以量化的實體和行動一樣，而與歷史的對話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事件的再度描摹和隔空商談。基于動態性事實與靜止性場景共振的事件域認知模型（Event-domainCognitiveModel，簡稱ECM）認為，人們常常是以“事件域”（Event-domain）為單位來體驗和認識世界的。所謂“事件域”即包括“行為”（Action）和“事體”（Being），是一系列由多要素和多層級構成的、發生于一定范圍內的事件，強調事件內部的層級性和復雜性。一個行為包括動態性行為和靜止性行為（如存在、處于、判斷等），由很多具體的行為或子動作構成。一個事體也由很多個體構成，包括人、事件、工具等實體，也涵蓋抽象或虛構的概念。[1]在此影響下的行動語義學并不僅僅把人看作是事件的載體，因為人不是普通的實體，而是兼具實體與精神雙重概念的復合體，因而事件就有著與實體（不論是物，還是人）相同的本體論尊嚴。[2]人類的傳播行為在歷史上每一個事件域中的體現，包含了其源有自的各種要素，而不僅僅是傳播者、接受者、作用力、解釋力、場景力等傳統框架范疇，而且這些范疇之間還存在著層級性關系和主題性概念的突變，以及人們對這些要素與關系的主觀性詮釋。人類正是從史學經驗中習得了萬千事件域單位中的各種知識塊，并儲存于自己的大腦之中，輔之以一定程度的認知加工—情感偏向、個人喜好、立場傾斜等，形成了對于世界、事物、環境的基本看法和精神交往的種種行為旨趣。在德布雷的視閾下，歷史被視作一種“間接的實踐”，一種遲到的傳遞。但他認為，“把歷史看作對個人汲氧來說不可缺少的開放窗口”，形成對歷史循環觀的反復借用和立體鏡鑒，從過去旨在改變世界的總體性、抽象性和理想性思維模式轉化為一種多重的、補充的和多學科的跨越與連接的精神探險，不失為一種具有理論高度和闡釋能力的人文學科方法論創新。[3]在歷史唯物論的指導下，體認傳播學的思想命題從來不把與歷史的聯系僅僅局限于對經典文本的懷舊、挖掘與勾稽，因為這很容易走向一種臆想、設定和自我中心主義的研究進路，即墮入帕拉蕾絲-伯克所指稱的使用者對觀念與語境的一種模糊表達，以及“觀念單元”與經驗文本作者產生的一種“失聯”窘境。[4]體認傳播學借鑒了斯金納對語境進行生發與題解的既成性思路，即對代表性文本歷史語境的著重把握，尤其是對析出時空的政治社會背景和話語背景的考察，延伸釋義了這樣的看法，“經典作家們當初都是處于特定的社會之中并為其寫作的，正是政治生活本身向政治理論家們提出了一些重大課題，引起了對許多結論的懷疑，使一系列相應問題成為辯論的主要對象”[5]。但又揚棄了其對人類社會的思想、觀念發展過程的簡單化定性和理想式衍義，認為這種對歷時性的片面附會可能導致希冀建立哲學與歷史理性互視的中道崩塌。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傳統形而上學歷史觀雖然強調了在時間的長河中探尋意義的生產、延續和實現，但其對線性價值的高揚與獨重實際上設置了一場理性的騙局，導致了逝去的事實成為他絕對理性的派生物和副產品，并被矮化為一種茶余飯后的消遣或者圍爐敘談的童話。由于清楚地識別了黑格爾致命的缺陷和天生的短板，后形而上學對其展開了激烈的批判，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被拘禁于人們思想圍墻之內的歷史觀念，不過是理性擬構或制造出來的懸在半空的精神符號，說得更直接一點，是理性出于某種目的想象擘劃的“合理規制性敘事”。這種由人的主觀性臆造出來的所謂歷史，往往以其“客觀”“自然”“規律”的面貌表征假冒汗青鐫刻的真實，致使我們可以知覺的歷史異化為一場理性的騙局，并常常以一種自證合法的狡黠方式去戲弄人類的社會實踐。[6]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早在100多年前就立足于對宏大敘事的觀念論哲學的根本批判，把哲學編織進歷史的總體現實運行，用哲學理性與歷史事實展開一場互補增益的對談，既與只重思辨的舊形而上學分道揚鑣，又和僵化的實證研究范式劃清了界限。歷史唯物主義以拷問的視角觀察發生的事實，從話語事件這個特殊的口子切入時空的星河，更加關注其背后折射的“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生過程”，它基于一種批判的出發點，并不滿足于獲得那些既定的、完形的經驗事實，把直觀的感覺經驗作為真實事實肯定下來，而是要求思想和實踐能夠對事實及其前提保持一種審視、反思的立場，并進而上升為社會的一般規律，定型為一種指導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導性原則。[1]馬克思曾經這樣概括和總結自己的觀點：“只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像的主體的活動”，它是“可以通過經驗來確認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系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化物”[2]。由此，存在便成為鮮活的存在、事件的存在、實踐的存在，標舉了一種對話的敘事和喚醒的邏輯。在對歷史事件進行仔細甄別和深刻分析的基礎上，唯物史觀的生命力通過“事件性模式”實現了跳躍式的思想創造和路徑革新，突出了實踐主體自身進行自我生存的事件性和紛繁復雜性，以及齊澤克所言說的大對體的極致崇高性。赫爾舍爾在談及“歷史時間”這一概念時指出：“歷史時間這種假定的整體性事實上是一種產生幻覺的形而上學結構……歷史時間按年代排列分成了時代或時期，它看上去提供了一種尺度，能為每一種事件的序列定位，允許每一個過去的事件在歷史中有其獨特的位置，即一種易于區分的個性。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闡明這些個體事件的整個體系，并揭示所有這些事件之間的關系，以便揭示歷史世界的整個精美結構。”[3]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精神遺產的德里達、福柯、阿多諾、利奧塔在自己的思想領域都引入了事件哲學的思考方式，并嘗試從事件哲學的框架出發再度回望和重新詮釋歷史。在他們的理論基礎之上，巴迪歐則更進一步，把現象學、后現代性、生命哲學以及自然科學的思路有機連接在一起，強調哲學在其思想創造中所展現的生成典范，這正是“事件作為事件”的性質及其生動形象的在場表演過程。他認為，當存在顯現于世界，實現其在哲學視野內的無蔽而展開的時候，正是存在作為事件而成為哲學思考的原始內容的珍貴瞬間，[4]從而進一步深化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并延展了其在多樣化專業題域的傳承發揚。歷史唯物主義的超凡之處正是既批判了由抽象、主觀、意識主宰的思辨哲學傳統，又超越了呆板、固化、靜止的實證主義范式，實現了歷史科學與哲學的有機結合，并引領了19世紀以來蓬勃興起的人文思想大潮。

三、“現實的人”從價值論對心智理性的高蹈與發凡

體認傳播學以“體驗+認知”作為其基本的學理邏輯，以計算機模型和哲學理論推斷探究出人的大腦中存在著一套認知加工系統，并認為人們對于外界的認識正是通過這一思維模塊進行信息生產、記憶儲存、意義建構、概念形成、范疇整合的結果。在認知科學家的眼中，外界的客觀鏡像源源不斷地經由人的感官進入大腦，通過人類心智的多樣化加工而凝聚為各層次的知識圖景深埋于人腦之中，并由此構筑成繁簡有度、層級復雜、各異其趣的認知基模，引導著情感渲泄、價值建構、理性玄思、精神交往等種種人類意識活動。不過，體認傳播學強調，反映外界事物的人類心智并非一面機械、實在、透明的“自然之鏡”，對被反應物原封不動、不加區分地映射、復制、儲存、放送，而是一面基于各自的個性、背景、圖式、語境等繁復因素多重影響的“哲學之鏡”。也就是說，外界的客觀存在是本源，乃基準，為前提，基于人類心智的認知加工或標識視角的改變，或反映情感的修飾，或實施縫隙的補足，或進行結構的完形。不同文明間的跨文化傳播更是秉持這樣的觀點，傳輸文本中的空隙或者說裂縫天生存在，因為沒有一個文本可以涵蓋一切事實或所有真相。這些縫隙在解讀者參與創作和進行批判性反思的過程中產生不同的效果，因為差異化的信息和多樣化的闡釋會從不同角度把它們填滿。基于這個原因，一個文本可以有多種意義的延伸，而且沒有一種闡釋可以窮盡所有的可能性，因為每個單一個體的讀者只是從自己的角度去填充這些縫隙，從而排斥其他立場和視角的可能性。而這些被放棄的每一種可能性都是一種合理的詮釋，一種別樣的解意，因此說，一個文本的意思因人而異。這些縫隙正是原作者留給讀者的認知空間，原作者在對空的言說中邀請讀者積極參與解讀，發揮想象力，構建新文本。[1]在這樣的視野下，體認傳播學宣示了自己學術立場主觀性的一面，強調每個人對同一客觀事物的看法與認知可能多多少少會有差別，但其核心原則是“顯大同，存小異”，即看山還是山，不過有青山、綠山、黛山、石山、秀山，險峰、土丘、圓嶺、尖頂、穹窿等等的細微區別。這種現象的出現可以歸結于后真相時代人們對于各種文本和生活世界的多樣化體驗性解釋力。如唐朝詩人張繼的名詩《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在國內外竟有四十種不同的解釋文本，在這些文本中，傾向各異的讀者都在認真尋覓原作者表達在原詩中的多種意義指向，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填補這短短四句詩的文本中的各種縫隙。如把“烏啼”理解為“烏鴉的叫聲”“烏啼橋”，把“江楓”解釋為“江邊的楓樹”“江村橋與楓橋”，把“漁火”認作是“漁船上的燈火”“打漁的燈火”“打魚人的燈火”，對“船”與“山”或用拼音，或直譯，把“霜滿天”引申為“下霜”或“地上的霜”，把“客船”描述為“慢悠悠的船”“旅行者之船”“流浪的船”，等等。在蘭蓋克的認知識解理論里，這些差異化的解讀都凸顯了文本闡釋的主觀性，從定位不同的轄域、選擇差異的視角、突出興趣的焦點、權衡具體而微的精細度來觀察事態和解釋場景，呈現了認知加工的場景和境界的體驗力與解釋力。[2]體認傳播學在唯物、唯真的前提下宏揚了人的主體性以及這種主體性在信息加工、知識儲存、意義生產、價值型構、精神交往等題域不容小覷的作用。這個知識座標的本質源頭事實上出于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關鍵命題—現實中的人。正是馬克思高蹈宏智的人本主義思想以社會實踐理性和階級意識的整體形成，埋設了我們認知世界、改造世界直至實現全人類解放的知識生產和革命實踐路徑，并成為指導人腦信息加工活動的總體規律和一般性原則。馬克思主義的人本價值觀有別于笛卡爾、康德、黑格爾提出的天生理性、認知理性和從事理解的自我意識。康德把理論理性作為人類最高的認知能力，即遵循一種所謂心理學的知識進路，由感性進展到知性，再由知性進展到理性。“從感性那里獲得素材，獲得經驗的和先天的素材時間和空間。它思維這個素材，但是它的思想是和這個素材完全不同的東西。或者說，知性是另一種特殊的能力；只有當兩方面都具備了，感性供給了材料，知性把它的思想與材料相結合，這樣才產生出知識。”[3]這實際上是一種自我想象和邏輯推論生產出來的、樸素的認知加工思想。但他也認識到，理論理性只能獲取有限的知識，而要了解形而上的存在則顯得力不從心，這不是理論理性所能勝任的，必須要以“現實的人”為思想原點，依靠實踐中的認知理性來解決，只有實踐中的認知理性才能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價值，開辟通往自在之物領域的康莊大道。實際上，康德已經認識到了啟蒙運動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泛靈論弊端和工具理性對社會生活各領域的普遍占有，力圖用“絕對命令”來限制自我欲望和尊重他人的自由意志，但這在他來說是未完成的學術任務和不能實現的歷史使命。馬克思主義哲學從“現實的人”這一立場出發，把實踐認知理性作為了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手段。早在1843年7月馬克思就提出了“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共同體”的論斷，而在1845年馬克思又精辟地總結道：“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大廈中，人是一切的根本，并不是歷史把人當成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是人在創造歷史，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集合活動而已。更進一步，馬克思主義把人作為一切社會活動和精神生產的出發點，“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后一種符合現實生活的考察方法則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出發，把意識僅僅看做是他們的意識。這種考察方法不是沒有前提的，它從現實的前提出發，它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于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2]。在這樣的價值旨歸之下，人的存在、人的需要、人的欲望、人的物質與精神交往、人的心智、人與各種對象的關系、人的主體間性、互動滲透的社會關系……，凡是與人的生存與發展有關的一切題域都被納入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體系，真正實現了對人的自由、規制約束、尊重自然的多維考量和對自在之域的傾力探索。馬克思也意識到，“現實的人”這一哲學范式必須在一定的階級語境下展開才有價值意義。受工具理性支配的資產階級所掀起的政治革命，只是打著尋求社會普遍解放的大旗，其本質還是要實現其作為新興權力階層的特殊地位和價值訴求。馬克思一陣見血地指出，資產階級是立足于其自身的政治立場和本質利益來引領所謂社會解放的。這個階級為了號召廣大群眾，把自己的特殊權益粉飾成普遍的社會追求，但它致命的缺陷，即對私有財產的占有決定了它不可能被賦予人類解放的重任，只有作為“非市民社會的市民社會階級”的無產階級才能夠擔當起解放全人類的使命，因為它是不斷壯大的經濟地位相同的現實社會力量，也非傳統意義上（受特定生產資料占有關系束縛）的階級，或者說，它的形成本身就意味著現存社會的解體和總有一天階級的消亡。在馬克思那里，人類的解放就是作為頭腦的哲學和作為心臟的無產階級結合的產物，是世界歷史的真正完成。這就意味著掌握了文化和教育手段的無產階級必須具有整體的階級意識，而這個整體的階級意識要求無產階級首先要清楚自己是一個徹底被資產階級私有制戴上鎖鏈的階級。[3]只有具備了這種清醒的自我意識，武裝了徹底革命的理論體系，無產階級才能夠首先自己解放自己，成長為歷史的普遍階級—“社會的理性和社會的心臟”，并進而完成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使命。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哲學觀把“此在人生”和無產階級整體意識的形成作為其終極價值關懷，實現了對西方實體本體論和邏輯知識論的顛覆和終結，從而開創了文明史內涵中真正意義上的哲學—批判哲學，完成了人類思想界的一場偉大革命。為西方學界所公認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觀以其博大精深、富有預見、批判現實的總體格調影響了盧卡奇、柯爾施、福柯、利奧塔、德勒茲、伽塔利、德里達、杰姆遜、梅洛龐帝等知識巨擘，其精神遺產潛藏于后現代思想龐大譜系的隱秘深處，而這些學者的開宗立派、輻射綿延，又廣被了現象學、符號學、功能心理學、后結構主義等的當代進路，并對第二代認知科學、體驗哲學的繁枝茂葉培土加水、施肥助長，完成了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大深化與迭代相傳。

四、結語

體認傳播學的提出，以學派的視閾對發端于美國的實證主義傳播研究范式進行了批判、補充、修正與發展。雷科夫和約翰遜認為，客觀主義就是古典現實主義，它看到的只是物理現實，而不是文化的現實或人的現實。[1]這和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實踐觀點如出一轍。體認傳播學的發凡，與歐陸批判學派、英國文化學派、中國華夏學派、新世界主義學派等傳播學變異分支一起共同豐富了人類整體傳播學的理論視野，其思想源點其實上溯于馬克思主義、后現代哲學、第二代認知科學和體驗哲學的相關觀念范疇及精神流韻。體認傳播學闡明了人的意識、范疇、概念來源于客觀世界的本源映射，同時凸顯了人的心智在知識生產、媒介傳播、社會交往中的認知加工作用，以馬克思主義思想大廈的“社會實踐”“哲史對話”“現實的人”等核心旨趣所凝練而成的體認原則作為人們精神交往活動的頂層指導，是對馬克思主義宏大理論體系專業化題域的創新型探索，也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進行當代詮釋與本土演繹的又一進路。體認傳播學著眼于超學科的視角，以超脫于傳統研究中按圖索驥、地面觀蟻的平面逼仄格局為學術追求，定位在領域交叉和知識跨界的高處，俯瞰21世紀思想大融通的前沿版圖，關注人文學科理論題域與實踐范疇的內爆重組、相互破壁、涅槃再生，力圖為傳播學知識生產范式的革新與中國化型構提供綜合性思路與可選擇的方向。

作者:林克勤 單位:四川外國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