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思想在外交哲學的運用

導語：天下思想在外交哲學的運用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天下思想是中國外交哲學中的重要內容，這一思想隨著歷史的演變而不斷更新與進步。它始于先秦時期，是中國古代大一統思想的反映；它發展于近現代，隨著世界格局的轉變，“天下”與“國家”的關系逐漸受到學界關注。此后，在新世紀呈現出中國外交哲學的新態勢。經過幾千年的演進和發展，天下思想代表著中國自古以來的理解自身以及世界的思維方式。

關鍵詞：天下觀；新天下主義；天下思想；命運共同體

“天下”是東方語境中的獨有詞語，字面意思是“溥天之下”，最初的理解是所有人進行一切生產生活活動的地理區域。由于古時受地緣限制，古人僅認為所見所知即為全部，不知在未知的地域還有其他人類文明的存在，故而最初的“天下”雖指中國，但其認知區域也相當于如今的世界，因此中國的天下思想也是一種世界觀。中國社會科學院趙汀陽對“天下”的解釋為“地理、心理和社會制度三者合一的‘世界’”：一是“地理學意義上的‘天底下所有的土地’”；二是“所有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的心思，即‘民心’”；三是“它的倫理學/政治學意義，它指向一種世界一家的理想或烏托邦（所謂四海一家）”①。天下思想并不僅僅是某一個實體或地理概念，它存在于空間、制度、思想以及文化等多個層面。經過幾千年的演進和發展，它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對外交往、國民生活等各方面起到獨特的作用，可以說是中國自古以來的理解自身以及世界的思維方式。

一、天下思想在先秦時期的形成

我國的天下思想起源于古人對“天”的認識，并隨著這種認識的發展而不斷更新和演變。至上神的觀念自商朝起便已產生，起初稱“帝”，后來稱為“上帝”，大約在商周之際又稱為“天”，周朝因沿襲了商朝關于“天”的思想，對“天”賦予了政治性和宗教性。為便于統治，周人借助“受命于天”的權威來增強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天下觀自此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和社會哲學的基本理念。《詩經•小雅•北山》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體現出王土與王臣的觀念，所有地區都在天下范圍之內，所有人都應該服從于天子。天下秩序的維持，主要依靠政治上的君臣關系和宗法上的父子關系。同時，天下觀念又強調人的主觀作用，將“德”引入“天”的思想中，賢人治世、德者為王成為王權的依據，維護了統治階級的政治合法性，使原本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統治集團與被統治集團之間的對立關系，變為從四周向中心、從臣民向君王的自覺歸順的關系。“天命有德”“以德配天”的“德政”，成為王權政治的核心理念和根本原則。春秋戰國時期，“天”作為至上神的權威地位逐漸弱化，儒、墨、道等各派思想家對于“天道”各有主張，各家互相攻擊，同時也相互影響。天下觀念產生于先秦時期，又經百家爭鳴內涵得以豐富，逐漸被思想家建構為一種意識形態。孔子強調自然規律，如《論語》中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墨子強調“天志”，如《墨子》中的“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老子、莊子強調“天道”，如《道德經》中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一”，《莊子》中的“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荀子強調自然天道和人的主觀能動性，如《荀子》中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列星隨旋，日月遞照，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二、天下思想在近現代的發展

進入20世紀以來，學界對于天下思想最早的闡述是成書于1902年的《大同書》，在這本書里康有為融合中國傳統思想中“仁”的思想、三世思想、大同小康思想以及西方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和博愛思想等，通過去除國界、級界、種界、形界、家界、業界、亂界、類界以及苦界，最終實現天下“大同”。盡管“大同”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種烏托邦式的脫離實際的空想，卻展現出超越傳統與現實、中學與西學的中國外交哲學。梁啟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對先秦政治思想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論述，剖析了作為天下思想起源的“天道”思想：隨著古代“一神觀念”的確立，神意政治轉化為天意政治，天下思想由此產生。同時，天下思想又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而演變進化的，從“有意識的人格神”，變為帶有哲學意味的非人格的抽象物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仍有一部分學者承接前人、啟蒙后學，推進了天下思想的研究，并進一步闡釋了“天下”和“國家”的關系。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討論了“中國是否一國家”，認為，在中國的傳統理念中，對“天下”觀的重視多于“國家”觀，“國家”一詞在傳統理念中多代表朝廷或者皇帝，而“天下”更具有抽象性，它指的既不是某個國家，也不是某個種族，而是一種文化。在“天下”觀念中，“中國”指的是王朝國家或文化天下，并非民族國家或政治共同體，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在于它能夠代表文化。在此表述的“中國”與西方現代民族國家有別：對內而言，中國是一個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這種社會構造使其缺少國家應有之功能；對外而言，中國缺乏國際對抗性，中國既不是國家至上也不是種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西方以團體和個人為重，中國歷來以天下和家庭為重③。書中還提出，具有對抗性的國家消融在沒有對抗性的社會之中，“天下”觀念由此產生。錢穆在《晚學盲言》中提出3個論點：第一，通過考察中國古代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提出中國的天下觀自古以來就存在，認為中國之所以“經5000年歷史之嚴謹，綿延擴大，以有今日。扼要言之，不外兩端。一則在個人之上有一家，一則在一國之上有一天下”④。第二，將中國的天下觀與西方的國家觀進行比較，認為“中國人此種觀念，絕不與西方相似。西方人視國外盡是敵，抑不許敵我之相安而并存。中國人之天下，則敵我一體，同此天，同在天之下，同為人，不同一政府，此謂小別而不同”⑤。第三，基于以上兩點，認為當今的世界已經達到國家之上共有一個“天下”的境界，天下不寧，國何得安⑥？錢穆還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提出：“中國古代人，一面并不存著極清楚極顯明的民族界線，一面又信有一個昭赫在上的上帝，他關心于整個下界整個人類之大群全體，而不為一部一族所私有。從此兩點上，我們可以推想出他們對于國家觀念之平淡或薄弱。因此他們常有一個‘天下觀念’超乎國家觀念之上。他們常愿超越國家的疆界，來行道于天下，來求天下太平。”⑦“中國人常把民族觀念消融在人類觀念里，也常把國家觀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觀念里，他們只把民族和國家當作一個文化機體，并不存在狹義的民族觀與狹義的國家觀，民族與國家都只是為文化而存在。”⑧進入20世紀90年代，兩極體系的瓦解推動了世界格局多極化進程，加速了國際關系全球化趨勢，國家間的相互依存愈加緊密，中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天下”思想自此再度引起關注，既因為它是中國幾千年來治理國家和理解自身的關鍵，也因為對天下作為中國世界秩序模式的討論再次流行起來。趙汀陽在《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中描述了一個擁有普世性的中國的世界秩序模式，引起中外學界的關注。美國著名漢學家柯嵐安評價說：“隨著中華文化地位的上升，許多人感覺愛國的中國人不僅有責任將中國的價值觀、語言和文化推廣到亞洲,而且還要推廣到世界。因此，天下觀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試探性的工具，以理解中國精英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天下觀不是指導我們走向一個能夠解決全球問題的烏托邦世界秩序，而是規范性權力運作方式的一個實例，因為它使中國對世界秩序的理解作為一種在國內政治中的愛國行為而重新居于中心地位。”⑨

三、天下思想在21世紀的革新

隨著人類文明的多元發展，非傳統安全威脅已成為全世界人民共同面臨的問題，南北差距不斷拉大，尤其在近年，恐怖主義、核安全威脅的嚴重性急劇上升，這已不僅威脅到個別國家或地區的安全，而且成為國際社會需要共同解決的難題。此外，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仍然存在，大國侵犯別國主權的行為引發國際社會不滿。二戰后，國際社會傾向于西方中心主義，而如今事實證明西方主導的國際關系并不能維護國家、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因此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關系理念受到沖擊。同時，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斷上升，使中國外交哲學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在這種背景下，新天下主義將更多地進入公眾視野，這是時代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它是從歷史傳統和現實經驗中提煉出來的、具有現實價值的國際關系理念。它源于歷史，又超越傳統，以現實為出發點，以未來為目標，試圖實現中國認同的重構。黨的十八大以來，將博大精深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發揚光大，從中汲取具有中國特色的治國理政的智慧，在國際舞臺上提出了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交理念，倡導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引領21世紀的新型文明觀。這些都是天下思想中“大同”“和合”思想精髓的延續，是新天下主義的突出體現。新天下主義“不以中西為溝壑，古今為壁壘，而是追求全人類的普世文明。……（新天下主義）有世界主義的胸懷，同時又有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意識。繼承了古代中國天下主義與夷夏之辨的辯證傳統，在普世的天下視野里面追求中國文化自身的定位和認同，在普遍與特殊的融合中建構‘我者’的主體性，同時，不斷地將‘他者’文明的優秀成分化為自身的一部分”⑩。其進步性表現在以下幾點：第一，尊重不同文明，追求共同進步。“和而不同”是中國外交哲學自古以來遵循的原則，它一方面承認文明的多樣性，支持不同文明和諧共處、相互依存；一方面肯定文明的多元共存，不同文明不再是相互疏離、相互排斥、相互沖突的，不同文化、民族的發展道路應得到尊重。世界上約有2000個民族，他們擁有各自的文明，信奉各自的宗教。然而，由于價值觀的差異，一些地區矛盾尖銳，長年動蕩，若能將“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廣開來，被世界人民接納，將有助于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第二，超越民族國家，推廣普世價值。新天下主義的主體是國際社會而非中國自身，以普世文明為出發點，仁義為懷，著眼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它超越了民族主義，是世界的、全人類的，而非狹隘的、具體的、本國的利己主義。“克服其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狹隘立場，以普世主義平衡特殊主義。”􀃊􀁓古語云“四海之內皆兄弟”，新天下主義將中國的家庭宗法倫理擴大到國際交往當中，天下是一個大家庭，是一個統一的有機體，正所謂“天下一體”，即使存在矛盾，也是可以包容、讓步并化解的內部矛盾。第三，堅守和平主義，反對霸權政治。中國素來反對武力，主張以和平手段解決爭端，通過談判、合作等方式建立國家間的友好關系。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對外關系基本準則，將“新安全觀”作為對外戰略的核心內容，將“睦鄰、安鄰、富鄰”作為周邊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提出“和諧世界”的理念，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積極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了中國傳統戰略文化價值的現代回歸。第四，吸收傳統精華，適應時展。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的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對自己文化的信心大大提高。同時，西方學界提出的“歷史的終結”“文明的沖突”“中國威脅論”等對中國發展模式的預測，在國際上一定程度地增添了對中國外交哲學的誤解。在此背景下，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核心概念的“天下”重新引起政界和學界的興趣。談及“天下”一詞，國內外不少人會想到中國古代“天朝上國”“萬邦來朝”的場景，盡管古代天下思想建構的國際關系是一種等級化的君臣關系，但是并非征服、侵略、殖民的關系，崇尚的是和平和和諧，反對通過武力實現統一、鞏固統治。傳統的天下主義以實現“中華帝國”大一統為目標，對內推行同心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對外以朝貢體系為中心建立互惠互利的經濟貿易、政治文化的復合型網絡，并以民族國家至上的思維處理國際事務、協調利益沖突。而新天下主義作為中國外交哲學的一部分，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使中國外交對于傳統天下思想的理解和運用發生適時的革新。它源于傳統的天下思想，又通過揚棄，“去中心、去等級化，以平等的共享為核心，在普世文明的基礎上，試圖建立一個新的普遍性，即所謂‘分享的普遍性’”􀃊􀁔。對于當代中國來說，“不能以古今、中西來給自己畫地為牢，必須以開放的心態，沖破固守特殊主義的認知窠臼，促使民族精神實現世界轉向，進而追尋一種具有普世性價值的政治文明——‘新天下主義’文明”􀃊􀁕。它在經歷了國際局勢的變遷發展、國家領導人的宣揚升華之后，呈現出中國外交哲學的新態勢。將自身的發展與世界歷史的演進相聯系，既充分利用世界發展帶來的機遇發展自身，又以自身的進步更好地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人類共同繁榮。隨著世界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世界人民共同面臨的挑戰接連不斷、矛盾日益尖銳。以本國為中心，無視他國利益的零和博弈被時代所摒棄；以“天下”為己任，兼濟世界各國人民的胸懷，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體意識，通過合作共享實現互利共贏，建設一種更加適應全球化語境的“天下一家”的文明新視野和新格局。新天下主義不僅符合從中華歷史傳承而來的治國理想，同時展現了中國的大國責任意識，也有利于多元地解決世界人民共同面臨的全球化問題。

作者:常笑 單位:1.上海外國語大學 2.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