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團大戰戰略戰術思想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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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抗日戰爭要實行持久戰的戰略方針

革命戰爭年代，、、等杰出的無產階級軍事家，從中國革命戰爭的具體實際出發，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革命戰爭實行持久戰的戰略方針。抗日戰爭爆發以后，不僅存在許多亡國的議論，速勝論也有一定市場。對于在抗戰中堅持持久戰的戰略方針有著極為深刻的見解。1937年11月，他從敵后回到延安，向抗日軍政大學的學員發表了《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幾個先決問題》的著名演說。他在演說中抨擊了“弱國犧牲論者”、恐日病者的亡國論和急性病者的速勝論；論證了以持久戰爭取得抗戰最后勝利的客觀必然性，論述了實行持久戰所應該采取的戰略戰術。

第一，認為中國抗日戰爭必須堅持持久戰的戰略方針，這是由敵我雙方對比的全部因素決定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我們是異常弱小的。從總體上看，“中國今天的海陸空軍的力量與物質力量，都趕不上敵人力量的強盛。敵人利用過去的不平等條約及軍事侵略，已在我國境內樹立了許多堡壘。而我國內交通不發達，兵力調度自然緩慢；過去長期內戰，以致國防不修；海岸線長，海軍的力量又極微弱。”從經濟力量的對比上看，“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是一個多數帝國主義掠奪下的半殖民地。舶來品的大量傾銷，遍于全國的走私，使微弱的民族工業日益破產，使今天在抗日中遭遇到不少困難。”從軍事力量的對比上看，中國軍隊“在質量上趕不上敵人，戰術素養上弱于敵人”，武器低劣于敵人。因此，“在這樣的條件下，要想拒止敵于國門外，固不可能，就是要一下子把入侵的日本強盜趕出中國，也是一個極艱苦的斗爭。因此，從持久戰中去取得抗戰的最后勝利，已成為唯一正確的公論了。”（注：《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二，認為，中國經過持久抗戰，最后必然取得勝利。其原因有：①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不是靜止不變的，在斗爭中必然會消長。彭說：在中國的持久抗戰的過程中，“我們的力量會漸漸變強而敵人的力量則會逐漸變弱的”。（注：《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②在抗戰中，中國有一系列堅持抗戰并取得最后勝利的有利因素。他對此做了詳細分析：“偉大的中華民族，有著數千年的燦爛光輝的歷史，有著高度的文化，有著不愿當亡國奴的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有著無量的蘊藏著的資源，有著充分的條件，在持久抗戰中迅速改變自己的劣勢地位為優勢地位，必能最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具體說來，在政治上，中國民眾在抗戰中，將會很快地凝固起來，形成鋼鐵一般的力量。在經濟上我國是一個原料豐富的國家，只要執行正確的經濟政策，“國民經濟自能自給而有余”。在軍事上，能通過改良軍工企業，爭取外援，在戰斗中繳獲敵人武器等途徑來提高自己的裝備水平。在國際關系上，我國是得道多助，“我國在抗戰開始時，即已取得國際上愛好和平國家的同情與幫助。這證明我們抗戰愈堅決，愈有力量，同情的國家就愈多，就愈能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注：《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③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存在一些嚴重的不足和缺點。在政治上，由于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其工商業必然因戰爭影響而蕭條，人民的負擔加重，生活日益惡化，因此，人民反戰情緒高漲，廣大勞動群眾、士兵和中產階級的不滿，必將形成偉大的力量，反對戰爭。因而，日本在持久戰中，不但不會團結和增長自己的力量，而只會逐漸削弱自己。在經濟上，日本“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國內的天然資源極其缺乏”，因此，“戰爭愈持久，敵人愈困難”。在國際關系上，日本侵略中國是失道寡助。“敵人在侵略中國的問題上，已經引起了不少國家的反對，而形成外交上的孤立地位”。而且隨著戰爭的延續，其國際地位會每況愈下。（注：《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第三，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在20世紀30年代要堅持抗戰，奪取抗戰的最后勝利，需要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做出極大的努力。“勝利的前途也不是從天而降的，而完全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注：《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這種努力是要實行正確的持久戰的戰略戰術和動員全國人民參加抗日戰爭。

及其他同志關于抗日持久戰的戰略方針的思想，為所重視和吸收。半年后，發表的著名的《論持久戰》一書，對抗日戰爭的持久戰的戰略方針作了系統的論述和高度的理論概括。從此，持久戰思想成為指導中國人民進行抗戰的科學指導思想。

為堅持持久抗戰取得最后勝利，需要建立軍事戰略統一戰線。利用同國民黨官兵接觸的機會，宣傳、解釋中國共產黨的持久抗戰戰略和八路軍的敵后游擊戰思想以及其他戰略戰術。1938年在沁縣以南的小東嶺召開的有國共兩軍將領參加的作戰會議，討論通過了所作的關于作戰綱領的報告。這是彭在山西戰場協調與友軍作戰，力爭發揮聯盟作戰力量的一次高級軍事會議。另一方面，在協調與友軍對敵作戰、用戰略力量打擊當前的主要敵人的同時，還要用一定的技術力量與友軍的反共傾向斗爭，以求得與友軍的戰略聯盟。抗日戰爭中，發動了多次磨擦，根據中央的指示率領八路軍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磨擦，促使國民黨保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內，維護了八路軍與國民黨軍隊在抗日問題上一定程度的戰略聯盟，這對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起了相當大作用。

為堅持持久抗戰取得最后勝利，需要建立鞏固的抗日根據地。抗日戰爭時期是根據地建設思想發展與完善的時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在此期間發表了大量文章和演說，論述根據地建設問題。如《鞏固敵后抗日根據地》、《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武裝政策》、《論革命根據地與武裝斗爭》等。其二是他直接領導了創建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偉大實踐，也直接領導了根據地的各項建設。認為，沒有根據地武裝斗爭就不能持久。（注：《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8頁。）這就是說他的根據地建設思想是他的持久抗戰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用積極防御戰略及游擊戰爭對付強大日軍

指出：“防御是目的，進攻是手段。”（注：《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說的就是采取戰斗上的進攻手段以消滅敵人達到戰略上的防御目的，以保存自己。消極防御又叫單純防御、專守防御、片面防御，是只防不攻，為防而防，把攻和防絕對分割開來。承認積極防御，反對消極防御，用積極防御對付強大敵人，是戰略和戰爭指導思想的一個基本內容之一。

抗日戰爭爆發，面對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略進攻，等率領八路軍挺進敵后，開展游擊戰爭，創立抗日根據地。這就把戰略上的防御和戰役戰斗上的進攻有機地結合起來了。他在《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幾個先決問題》的演說中，十分明確地提出了中國在抗戰中應采取積極防御的戰略，是他這一思想形成的標志。

抗戰開始的時候，國民黨廣大官兵抗戰是積極的，但仍然丟掉了大片國土，可謂喪師失地，一潰千里。分析說：“失利的真實的原因，都在于我們在動員工作上與軍事作戰的方針和指揮上，暴露了不可忽視的弱點。”其中重要的原因和弱點是國民黨軍隊實行消極防御，和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日軍死打硬拼。對此，一針見血地批評：“至若單純的防御，不了解尋求出擊的機會，不了解操縱敵人，調動敵人的巧妙辦法，只曉得擺在一個陣地上拼消耗，這無異幫助敵人發揮現代技術的威力。須知一個孤立無援的陣地是沒有打不破的。”（注：《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領導八路軍執行了積極防御戰略，采取敵進我進的方針，取得了敵后戰場的主動權。

游擊戰爭本來是一個戰術問題，但由于中國革命戰爭的性質和中國的政治、經濟、地理環境的決定，它就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成為中國革命戰爭中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之一。對此作過許多深入分析。抗戰時期，他進一步強調：“游擊戰爭的定義應該是群眾戰爭，是群眾直接參加抗戰的最高形式。”“為欲達到長期地消耗敵人的力量，唯一的就是發動群眾的游擊戰爭。”“經濟落后的國家和民族，要想抵抗帝國主義的軍事進攻，廣泛地發動游擊戰爭，應成為整個抗戰中的重要部分。”（注：《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4，36，37，35，35，37，38，37-38，51，38-43，46，49-50，632，38，34，39，40，44。）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抗戰后期，即1945年華北工作座談會，有人批評等八路軍領導人，在抗戰初期提出的“運動游擊戰”是錯誤的，是與中央的“山地游擊戰”方針相違背的。等人被迫作了檢討。后來，在這個問題上仍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1937年8月，在洛川會議上，著重談了我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于山地)”。談的是“運動游擊戰”。（注：《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頁。）認為“游擊戰與運動戰是密切不可分開的”。（注：《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頁。）任弼時提出“獨立自主的山地、運動游擊戰”。（注：任弼時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2日。）亦談了“游擊與運動要配合”。可見會議關于戰略方針的提法不盡一致。由于出兵在即，認識上的分歧并未消除。到10月8日，華北軍分會(由來德、、任弼時等人組成)在太原《軍分會對目前華北戰爭形勢與我軍任務的指示》(亦稱訓令)，其中有以“運動游擊戰”配合友軍作戰等提法，后來即被看作是與中央游擊戰方針對立的依據。經過一些學者的研究，認為此種看法是不正確的。（注：參看田玄，《與華北抗戰初期的“運動游擊戰”問題分析》，李樹泉，《及華北軍分會抗戰初期關于軍事戰略方針問題同中央的爭論》，(1998年學術會議)。）其一，提“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是站在戰略的高度提出的戰略方針，也是策略方針，既是面對強大的現代化的日軍而言的，也是針對陰謀“借刀殺人”的這個“友軍”而提的，并不是針對八路軍將領關于“運動游擊戰”的方針而說的。其二，作為一個戰略概念，“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含了游擊戰與運動戰等諸多內容，與“運動游擊戰”并不矛盾，決無把“運動戰”排斥在外的意思。本人前前后后也多次同時提到“游擊戰和運動戰”、“游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注：，《對留守兵團各首長的演講》，1938年7月16日。）其三，無論是華北軍分會《訓令》發出之前還是之后，八路軍將領、任弼時、、、等都一直在使用“運動游擊戰”、“游擊運動戰”這兩個概念，并對兩者的關系進行了闡述（注：，《抗日游擊戰爭》(1938年4月)，《為爭取抗戰最后勝利而奮斗》(1940年7月)）。可見，在當時，這類提法是無可厚非的，根本不能認為是有問題的。當時就講過軍分會指示的方針與中央方針并無不一致。后來也無人指責其他人，單單指責是不公道的。其四，曾經有人把的“運動游擊戰”與王明的錯誤聯系起來，實際也是不確切的。王明1937年12月在政治局會議上是批評了的八路軍以“山地游擊戰”為唯一方針的戰略。這是錯誤的。在會議上對王明的錯誤沒有表態，可見認識模糊，他講了“八路軍在戰略上是運動游擊戰但應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擊戰”。而這段話與他在洛川會議上講的基本相同，與提的方針基本一致，不能說是贊同王明的觀點。在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提出“普遍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似乎王明的主張與等人的“運動游擊戰”是相近，有人以此作為與王明錯誤有聯系的依據。其實王明是針對全國抗戰包括正面戰場在內而談的，并沒有錯。這正是在1月13日發表的《時局中的幾個問題》講話中的觀點，在5月的《論持久戰》中也是這樣說的。王明在此處(不是指其整個講話)的缺點是沒有講清八路軍的戰略方針。其五，等的“運動游擊戰”觀點，在抗戰初期與的“山地游擊戰”觀點，主要是表現為對游擊戰戰略地位認識上的一些差異。站在高山之巔，一開始就看得很遠，把游擊戰作為我軍的戰略方針著重地提出來，解決了弱小的我軍既要消滅敵人，又要防備那個陰險的友軍，保存自己、發展自己的重大命運問題。而作為前線將領的等人，想利用運動戰的方式，在出師之際就消滅一些敵人以振奮民族精神，樹立我軍威信，其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實際上也有平型關戰斗這樣的機會可以利用，在具體的戰斗中不能排除運動戰這一方式。所以，當初他們對游擊戰的戰略地位沒有那樣認識深刻，可以說是站在山坡上看問題，但他們絕無不同意或反對游擊戰的意思。也吸收了軍事將領們的意見，在《論持久戰》中把我軍作戰方針改為“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注：《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500頁。）

“華北軍分會指示”的問題出在哪里呢？1937年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到了這一點：“公開批評中央是失敗主義是不對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而不報告中央是不好的。”毛這里不是指戰略方針，而是另有所指的，讀者可看一書。（注：《功蓋千秋的彭大將軍》，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165頁。）廬山會議后也說過：“軍分會指示”是別人起草的，發表時他不在總部；回來后看了，沒有反對，自己也有責任。（注：《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3頁。）這是一種自我批評，不能證明當時毛批評的就是他。湖南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與》仍沿襲他人(如《傳》)舊說，說彭“贊同”王明觀點，又沒有提及太原軍分會的指示引起的爭論，（注：《與》，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2004年重印，第224頁。）說明對這一學術動態掌握不夠及時。其實，的看法早在四個月前就提出來了，而且不同于王明的直接批評毛的那些觀點；后來又把軍分會指示看作是與中央游擊戰方針對立的依據來批判彭，多有不確之處。

三、在正確抗日戰略指導下的戰術原則

組織和發展游擊戰爭是要有一些必要條件的，對此，早在1936年就向斯諾談過，游擊隊絕對必須得到農民群眾的擁護和參加，游擊戰爭才能帶來革命的勝利（注：《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251頁。）。在抗戰初期，談到抗日游擊戰爭時，他認為“只要有群眾，就可以發展游擊戰爭”。組織游擊戰爭“并沒有絲毫神秘的地方”，“任何人、任何軍隊都有組織抗日游擊戰爭的任務，而且任何軍隊都有這個平凡的本事”（注：《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頁。）。這顯然是在鼓勵大家都去開展游擊戰爭，實際上是有條件的。因為緊接著他就強調游擊隊必須有很好的政治紀律，相信和依靠群眾。事實上，戰爭實踐證明，國民黨的軍隊就是打不了敵后游擊戰爭。原因在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是抗戰的主力，也是游擊戰爭存在的基礎。抗日游擊戰爭必須爭取農民群眾的援助和參加。而別的黨派和軍隊都不能夠做到這一點，“只有共產黨才愿意并能夠去滿足農民的要求，了解在農民中進行深刻的、廣泛的、經常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之必需，而且，也只有共產黨，才能履行在宣傳時所給予農民的諾言”（注：《軍事論文選》(內部版)，軍事科學院戰史部編，第34、35頁。）。所以認為，要成功地運用游擊戰術這一法寶戰勝敵人，第一，必須有共產黨的領導；第二，“游擊隊的實際戰地領導必須堅決果斷、勇敢無畏”；第三，必須遵守正確的游擊戰術原則。總結了自己長期從事游擊戰的實踐經驗，把游擊戰術的主要原則歸納為十點（注：《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頁。）。這十個主要原則可以總結為三個方面。

第一，戰斗之前的決策原則。正確的戰斗決策是游擊隊進行成功的游擊戰的前提。指出：“游擊隊不能打打不贏的仗。除非有很大的勝利把握，否則不同敵人交戰。”游擊隊要打勝利之仗，在決策之際選擇目標方面要“避免同敵軍主力交戰，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致命的環節”。而且，“在交戰之前，不論主動或是被動，必須制訂出縝密的詳細的進攻計劃和撤退計劃。任何進攻，事先如不充分準備好預防措施，游擊隊就有遭到敵人出奇制勝的危險。”（注：《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頁。）總之，選擇弱敵，不打無把握、無準備之仗，是游擊戰斗展開行動之前重要的策略原則，是能否勝利的關鍵。

第二，作戰之中的流動性原則。游擊隊在實際的作戰中必須具有最大的游擊性，即彈性、流動性，堅持在無固定的流動戰線上的速戰速決的靈活的進攻的奇襲戰術。游擊隊沒有輔助部隊，沒有后方，沒有供應線和交通線，而敵人卻有；敵人有進行長期陣地戰的一切條件，而游擊隊沒有。因此，游擊隊所采取的主要進攻戰術就是奇襲，必須避免打陣地戰和持久戰斗。對此，指出：“如果遇到敵人正規軍在移動、休整，或防范不嚴的時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隊，對敵人戰線上的要害進行側翼奇襲，行動要迅速堅決。”在作戰戰線上，“游擊戰線必須具有最大的彈性。一旦看出他們對敵人兵力或準備或火力的估計如有錯誤，游擊隊員應該能夠象發動進攻那樣迅速地脫離接觸而后撤。”在具有極大流動性的游擊戰中，游擊隊“必須掌握牽制佯攻、騷擾伏擊等分散注意的戰術”，即聲東擊西的原則，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游擊的特長，消耗和殲滅敵人。同時，必須是防敵人找到游擊隊主力。為此，游擊隊的行動要神出鬼沒，在進攻之前經常變換位置，“進攻后迅速分散的周密計劃同實際集中力量應付敵人進攻的計劃一樣重要”。（注：《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頁。）

第三，瓦解民團和利用群眾條件的原則。認為，我軍必須開展瓦解民團的政治工作。他說：“在發展游擊戰中必須注意民團，這是地主豪紳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的最堅決的防線。從軍事上來說，民團必須予以消滅。但從政治上來說，如有可能，就必須把它爭取到群眾一邊來。”（注：《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248，249-251，249，250，249-250，250，251，250頁。）游擊隊由于同群眾關系融洽，軍民一家，在情報方面具有有利條件，必須充分利用這一條件，使每一個農民都成為游擊隊的情報員，這樣敵人的每一個行動，游擊隊都無不知曉。這是指導游擊戰勝利的重要原則之一。

這些根據紅軍游擊戰所總結出來的主要戰術原則，在抗日戰爭中得到了很好的應用和發揮。認為，當革命軍隊處于弱小的發展時期，不具備同強大敵軍打大仗、硬仗的條件和力量，因此，力避與敵主力交戰，以“專擊小敵為上策”。（注：《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頁。）日軍對敵后根據地常常采用“長驅直入、多路圍攻”或“四面包圍、分進合擊”等戰術進行殘酷的“掃蕩”。八路軍始終堅持避敵主力、只打弱敵的原則，在太行區1939年夏季反“掃蕩”中，、根據敵人使用兵力較大，可能長期占領根據地內的部分城鎮和交通線，進而摧毀根據地的情況，采取持久的小股游擊戰和以主力相機殲敵的戰法。八路軍避敵鋒芒，退出一些城鎮，以小部分部隊阻擊、伏擊日軍，結集主力對日軍占領的據點和交通線展開破擊戰，襲擊和圍困一股一股弱小的敵人。此次反“掃蕩”由于執行了游擊戰的正確戰術，八路軍共作戰70余次，殲日偽軍2000余人，粉碎了日軍以重兵聚殲太行山區八路軍主力的企圖。

強調：在技術弱于敵的軍隊方面，“要以襲擊為主要戰斗手段”。（注：《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44，45，14，73頁。）游擊戰的主要作戰形式是襲擊，其特點是出敵不意、勇猛迅速，可以分為襲擊、伏擊、破擊、襲擾等戰法。

襲擊的目標主要是敵人的交通線、后方兵站、機場之敵等。1937年10月，在忻口戰役中，命令八路軍679團夜襲日軍代縣陽明堡機場，使敵人機毀人亡。伏擊是指揮八路軍殲滅運動之敵的重要作戰手段。1937年9月的平型關戰斗就是典型的伏擊戰。八路軍初戰告捷，政治意義很大；從軍事上看，殲敵1000多，戰績很大，但由陣地伏擊戰轉為運動戰，與敵拼刺刀，我軍傷亡600余人，是此戰難以避免的缺點(因敵軍非常驕頑)。1938年9月，日寇沿汾離公路西進，占領沿途縣城、要地，威脅黃河河防和陜甘寧邊區。、命令115師在一個星期的時間內，分別在沿汾離公路的吳城之薛公嶺附近、油房坪附近和王家池附近三次伏擊敵人，殲敵1000多人，粉碎了敵人企圖。

1940年8月至12月，組織了八路軍105個團，20多萬大軍在華北五千里戰線上對日軍發動了大規模進攻，即百團大戰。第一階段的中心任務是交通總破擊，重點是扒毀正太路；第二階段的中心任務是擴大戰果，繼續破擊交通線，重點是消滅交通線兩側和深入我根據地的敵偽據點；第三階段是反“掃蕩”作戰。戰役斃、傷、俘日偽軍44000余人，破壞鐵路950里、公路3000里、交通設施260多處，等等，我軍傷亡亦達1.7萬余人。給敵人以巨大打擊，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聲望，振奮了抗日精神。1959年廬山會議上，有人批評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中更成了的“罪行”。從參戰人數、時間、地域、戰果來說，此戰是“大”的；當時叫“大戰”，也有宣傳上擴大聲勢的意思。實際上，它是由很多小的分散的破擊、襲擊戰斗組成的，每一次戰斗中投入的兵力并不多；平均每一華里40人，除了開戰第一天，其他不是同一時間出動的，先后戰了3個多月。其中最大的一場“惡仗”是調動八路軍3個團圍攻占據武鄉縣關家垴高地的600日軍，敵人大部被殲，我軍傷亡很大。此戰確是陣地攻堅戰，蠻干、拼消耗，不值得；受人非議，彭也接受。（注：《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207-229頁。）從總的來說，百團大戰是一次空前規模的破擊戰，所以《自傳》把它改稱為“大破襲戰役”。

對抗日的運動戰、陣地戰的戰術，也有一些論述，比如，誘敵深入、敵進我進、與敵周旋、迂回包圍、穿插分割、縱深的據點式的立體的陣地防御、避免攻堅與死守等等，沒有固定不變的戰術，要靈活運用。這對于我軍以及國民黨軍隊的抗日都是有重要作用的，但八路軍大量的戰斗都是游擊戰，所以他對運動戰、陣地戰戰術的論述在這個時期要少得多。

摘要：強調持久抗戰是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方針，主張用積極防御戰略和游擊戰爭對付強大的日軍。他論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一系列戰略戰術原則。他的戰略思想與的戰略思想是一致的，只是的政治眼光更深遠一些。曾經對彭的誤解和指責有諸多不確之處，本文有所辯解。

關鍵詞：持久戰/游擊戰/太原軍分會指示/運動游擊戰/游擊戰術/百團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