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與老子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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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老舊的話題了。你要再談，未必出得了新意。畢竟就是這么個題目。海德格爾在哪里引用過老子的話，在哪里論說了漢語思想中的“道”，諸如此類，學界已經弄得相當清楚了。不但德國學界清楚了，中、日、韓三國的學者們也清楚了（珀格勒爾的這篇文章就是他1998年在韓國漢城做的一個演講，收在韓國人編的這個特刊上）。在我們這里，北京大學的張祥龍教授在《海德格爾與中國天道》一書中已經對這個題目做了特別精深的討論，并且專門在書后做了一個附錄，把海德格爾有關老子的論述都集中在一起了。筆者也曾在一些地方附帶議論過這個題目。[3]這里之所以再來談一次，倒也不是有什么新發現，而是因為讀了珀格勒爾的文章后有一點點感想。

老實說珀格勒爾教授的這篇文章也沒有太多驚人的東西，還是用了這么些材料編織起來的。而首先令我感興趣的是他的一個結論，或者說一個判斷。他在文章結尾處說：德國哲學家與日本方面的交流已經不是一個“單行道”了，年輕一代的德國哲學家中也有不少掌握了日文，因此兩方面可以進行真正的對話了；而“與中國的對話還需要時間”。[4]我想，這應該是一個有一定事實依據的判斷。近代以來，日本人一直十分虛心、極其用功地向歐洲學習，不但把許多歐洲的東西介紹到日本，而且也把日本的東西推介到歐洲；他們甚至于干脆就邀請歐洲學者去日本做研究、當教授。據我所知，日本人二十年代就邀請過海德格爾（時為弗萊堡大學私人講師）去日本當教授，海氏一時心動，最后在雅斯貝爾斯的勸阻下才未接受這個邀請；但后來海德格爾的一位弟子，哲學家卡爾·洛維特卻是在日本當了一陣子教授的。至于中國，雖然我們也做了一點工作，但由于所謂“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在這些個方面做得就比較差了，與日本相比差得太遠了，所以現在差不多還在珀格勒爾所說的“單行道”上跑——莘莘學子跑歐洲、美洲去學習，而且如今更多的是學技術和工商的，愿意學哲學、學人文科學者還是稀罕。

這些都是大家了解的情況。所以我說珀格勒爾教授的這個判斷也沒什么。不過，珀格勒爾得出這個結論，似乎還與他在文章中對已故中國學者蕭師毅先生的一篇回憶文章的批評有著一點關聯。在這篇題為“我們在木材市場會面”的文章中，蕭師毅先生描寫了他與海德格爾共譯老子《道德經》的經過。我這里說“批評”似乎也還不夠確切，實際上珀格勒爾更多地只是用德語的第一虛擬式（用于轉述他人的話）對蕭師毅的文章作了摘要的陳述。不過，珀格勒爾的口氣中明顯地透露出一個意思：蕭師毅的文章是有一些疑點的。

蕭師毅的文章我以前讀過英文本，題目有所不同，叫“海德格爾和我們的《道德經》翻譯”，內容是大致一樣的。記得讀的時候對蕭先生恭敬有加，雖然沒有念過他的其他作品，對他的學問和思想沒有了解，但光是他與海德格爾共譯老子《道德經》這個故事，也已經令我肅然了。所以，當時并沒有留意他的文章本身到底怎么樣，只是驚奇地、感動地讀過一遍而已。現在看了珀格勒爾的文章，我趕緊去圖書館里把蕭文的德文本找來，再細讀一下。這個德文本刊于《回憶馬丁·海德格爾》一書中，此書由貢特·納斯克編輯，由納斯克出版社出版于海德格爾去世后第二年。[5]這書是海德格爾的弟子們、朋友們以及相關的人們寫的一些紀念文章的匯編。據珀格勒爾的看法，這本書中的回憶文章總體是好的，但也有幾篇文章是道聽途說的東西，往往混淆了一些材料和事實。

蕭師毅的文章到底有什么疑點呢？我們這里先把他的文章綜述一下（參考了珀格勒爾文章中的指示）。蕭師毅先談了事情的起因。他與海德格爾相識于1942年。他在北平完成心理學和中國哲學的學習后，到意大利米蘭繼續學業，在那里習得了“學院的嚴謹”。然后到了弗萊堡，參加海德格爾的討論班。其間他把自己的《道德經》意大利文譯本送給海德格爾。蕭也描述了他對弗萊堡城的印象，特別記錄了1944年11月27日弗萊堡的一次空襲。空襲前十二個小時，城里許多動物和一些人變得焦躁不安。特別奇怪的是城市公園里的一只大鴨子，它在近十二個小時里嘎嘎叫著，發瘋地撲打著翅膀。一般人們以為，動物們對自然災難有預感反應，但空襲卻不是自然事件，而是人類行為。蕭說：“弗萊堡城市公園入口處為這只鴨子豎立的紀念碑不僅令啟示靈學家們困惑，也給哲學家們一個謎團”。[6]

戰后蕭師毅與海德格爾在木材市場（按：弗萊堡城內一地名）碰面。當時海德格爾正在忍受“非納粹化”（肅清納粹影響）的審查。海德格爾向蕭抱怨自己受到了誤解和不公正的待遇。蕭說他作為“半同盟者”（按：當時中國為戰勝國之一）站在海德格爾面前，帶著某種“勝利者的驕傲”，同時也難以“心安理得”，因為他清楚地意識到“海德格爾受到了人們多么不公和荒謬的待遇”。所以，“為反對不公而斗爭的精神和力量”在他心里油然而生了。蕭說對一個中國人來說，這是很正常的態度；他像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在青年時代就讀了許多俠義小說和英雄傳奇。劫富濟貧、反抗不公乃是俠客和英雄的本色。所以中國人通常都需要、并且樂于為他人的利益而反抗不公。不過，蕭當時也看到了自己的限制：雖然他是“半同盟者”，但“他不能像對待小學生那樣對待當地負責的法國官員，盡管他們中有許多人像其他占領區的官員一樣應該得到這樣的對待”。于是，蕭就想到用孟子的一句話去安慰海德格爾：“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指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海德格爾聽了這話似乎受了“感動”，遂要求與蕭合譯老子《道德經》；蕭欣然應允了。

1946年夏季學期結束后，蕭師毅與海德格爾每周六定期在后者的托特瑙堡小屋里會面。蕭騎著摩托車，為海氏帶去當時他作為“半同盟者”才能得到的咖啡、可可、面條、香腸、黃油、香煙等等。關于他們的合作，蕭報告說：“起先，我們的翻譯是從蔣錫昌（ChiangHsi-Chang）的老子版本著手的，它是通過對多于八十四個古代文本的比較而編纂而成的，暫時可被視為最好的校勘本。我們沒有理會其他譯本和評注。我們首先翻譯了顯然最難也最重要的關于道的幾章。由于海德格爾思想方式的徹底性，至1946年夏季末我們只翻譯了八十一章中的八章。也許再用十年時間就可以完成全部工作了，或許也會更早一些，因為其他章節沒有這樣晦澀了”。

蕭師毅繼續寫道，他們原希望在第二個夏季繼續工作。但后來蕭被邀請在德國各地作演講，他一時難以決定：是繼續與海德格爾合作呢，還是到各地做演講去。他知道他與海氏的合作翻譯將在哲學界引起轟動；而他的演講能為承受了多重不公和貧乏的德國聽眾帶去安慰，尤其是通過最高司令的講話（按：這個講話題為《和平的責任》，由蕭師毅譯成德文，刊于《當代》1946年1/2期）。因為與德國土地上的反德同盟國不同，認為日本人民是無辜的，甚至反對戰爭賠款，只要日本人真心悔過、擁護和平就行了。他與海氏的合作終于沒有再繼續下去（按：看來蕭最后還是決定做演講去了）。

另外，蕭師毅還寫到，海德格爾曾讓他用中文書寫了老子第十五章（按：珀格勒爾誤引為第二十五章）的兩句：“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還有一次，蕭帶一位實業界朋友去見海德格爾，在一起談到“大道廢，有仁義”（第十八章）、“圣人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無私歟？故能成其私”（第七章）等老子語句。當時海氏說，其實老子后面這個格言就接近于奧古斯丁的話：“隨心所欲地愛和行”。

蕭師毅先生所描述的情況大致就是上面這些。珀格勒爾的行文也算“油滑”了，在文章中沒有對蕭文提出明確的疑問和責難，而是轉而去討論海德格爾論述老子的情況。但我們還是希望能把事情說得更直接和更明白一些。

這里還須申明一下：蕭師毅先生是我們的前輩，我們并不想、也不該對他有什么不敬。況且，憑借記憶的描述總難免有落實不了的地方。比如蕭師毅在文中所說的公園里一只大鴨子在空襲前持續十二個小時的預感反應，就比較難以令人置信。我想也未必確有其事的。但這些都不怎么要緊。至于弗萊堡城市公園有沒有為這只鴨子樹一塊紀念碑，也不是特別應該認真的事。事關宏旨的地方只有兩點：一是事實，二是立場。事實卻是相當清楚的。我想無論如何，我們現在可以確定如下幾點：

首先，蕭師毅與海德格爾合作翻譯老子《道德經》這件事情是確鑿無疑的。這也就是說，蕭師毅在文章中所描述的故事大體上是可信的。在海德格爾方面，我們也見到了相關的證詞。在1949年致雅斯貝爾斯的一封信中，海德格爾就談到一個中國人以及他與這位中國人合譯老子的事：“你關于亞洲所說的話是令人激動的；有一個中國人，曾在1943-1944年間聽過我關于赫拉克利特和巴門尼德的講座，同樣在東方思想中見出了相似的東西。凡我對語言沒有親切在家之感的地方，我總是感到懷疑的；而當這個中國人（他本身是基督教神學家和哲學家）與我一起翻譯老子的幾個句子時，我就更加懷疑了；通過追問我才經驗到，整個語言本質對我們來說是多么生疏；然后我們就放棄了這個努力”。[7]

第二，兩人合作的譯稿至今下落不明。這也是事實。海德格爾遺稿保管人（海氏之子海爾曼·海德格爾）說他父親遺稿中未見有老子譯稿。這里不外乎有三種可能性：其一，可能海氏自己把譯稿銷毀了。比如珀格勒爾就持著這種解釋，他在文中說：“海德格爾很快就認識到，語言上的障礙即使有一位中國教師的幫助也是克服不了的。顯然他銷毀了自己的工作筆記”。[8]其二，可能是在海氏本人手上遺失了。但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海德格爾是善于收藏的。其三，可能是遺稿保管人把譯稿藏匿起來或者銷毀了。這甚至是一種比較流行的看法（尤其是幾位關注海氏與老子之交道的東方學者持此觀點）。人們以為，海氏家人蓄意把譯稿藏起來或者毀掉了，目的是為了掩蓋海氏那段不光彩的歷史。但種種跡象表明，這第三種可能性也很小，只是一種沒有依據的猜測而已。再說，老子譯稿與海氏那段經歷又有什么關系，有多少關系呢？最近剛剛出版的《全集》第十六卷公布了許多新材料，并且特別集中地公布了海氏在1933年的政治錯誤方面的細節材料。[9]這也表明身為歷史學家的海爾曼·海德格爾是有嚴肅的歷史感的。就我個人看來，上面第一種可能性最大，也即珀格勒爾做的那個解釋是比較可信的。而不管怎么說，海德格爾與蕭師毅合作翻譯老子的成果，我們迄今為止尚未得一見。[10]

第三，兩人的合作翻譯對于海德格爾是有相當影響的。雖然不能說海德格爾此前沒有關注過老子思想，但特別從四十年代后期開始，海氏在演講、文章中對于老子的引述是比較多了。這肯定與海氏與蕭師毅的這次合作有一定的關系。蕭在文章中也說：他們的合作雖然未能完成，但對海德格爾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蕭這話應該是合乎實情的。我們看到，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而且主要在對技術問題和語言問題的探討語境中，海德格爾對老子有不少引證，老子對海德格爾思想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方面的文本和事實已經被討論得很多了，這里可以不贅。[11]

第四、同樣可以確定的是，海德格爾并不認為這次合作翻譯是成功的，更沒有因為這次合作而皈依老子或者東方思想。相反，如上所引，海德格爾說他由此更多地體會到了無法克服的語言障礙，從而放棄了這個嘗試。在1953年，海氏在與一位日本學者的對話中也表示了這種無奈，他認識到對東亞語言的無知限制了自己對于語言本質的探討。他也期望著一種未來的東-西方對話。[12]但他決沒有認為東方思想文化是現代技術世界的救星。他倒是更傾向于返回到歐洲文化傳統的源頭。在同年做的“科學與沉思”一文中，海德格爾也明言：與希臘思想家及其語言的對話“始終是那種不可避免的與東亞世界的對話的先決條件”。[13]在1966年《明鏡》雜志記者的采訪談話中，海德格爾期待技術世界里出現一種“轉變”，并且說這種“轉變”“不可能通過接受禪宗佛教或其他東方世界觀來發生。思想的轉變需要求助于歐洲傳統及其革新。思想只有通過具有同一淵源和使命的思想來改變”。[14]凡此種種都表明，我們需要全面、客觀地評價海德格爾與東方思想的接觸（包括他譯老子《道德經》這一事件在內），避免對有關事件作出“過度解釋”。

這也就涉及到立場問題。就蕭師毅的文章而言，若要說有什么問題的話，我看恐怕就有一個立場問題。立場也影響了事實描寫的效果。讀者諸君也已經看出，蕭師毅對當時因為在納粹時期任弗萊堡大學校長一職而受到政治審查的海德格爾采取了同情的態度，認為海德格爾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所以決定用所謂中國人固有的俠義心腸來為海氏主持公道，并且動用了孟子的話來安慰落難的海德格爾。蕭在文章中傳達了一個意思：喏，當時是我拉了海德格爾一把。我們固然不能懷疑蕭師毅這種俠義心腸的真誠性，相反，我們甚至完全可以相信，蕭是仁義之士，的確是出于真心的同情，希望給予當時身處逆境的海德格爾以某種撫慰。路見不平，撥刀相助，救人于危難中，這也算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之一。況且蕭曾參加過海德格爾的課程，也可以說與后者有師生之誼。

然而，這里大成問題的是：蕭師毅有什么理由認定海德格爾當時受到了“不公和荒謬”的待遇呢？而蕭所謂的“公正”又是何種“公正”、誰的“公正”呢？或者，我們可以換一種問法：俠義心腸能不能代替政治正義性？道德同情能不能取代社會正義？

但這顯然還不僅僅是蕭師毅的問題。如他在文中引述了的主張，即所謂反對戰爭賠款，只要日本人真心悔過之類，在今天看來也是大成問題的（當然這是以及政府的問題了）。在這里，貌似寬宏大量，代價卻是國民受害受苦，正義沒有得到應有的申張——因為戰爭賠償本來就是申張正義的一個方式和手段，而且現在看來是最好的一個方式和手段。害人者賠償受害者，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是最基本的公正。德國人在二戰以后一直在進行戰爭賠償，賠完了猶太人，賠完了受害國，直到今天（2000年）還在賠償戰時強制勞工。這種賠償無疑就是反省、認錯、悔過的行動。再來看看日本吧，由于中國方面的所謂“仁義”，日本人逃過了戰爭賠償，然而是不是就因此認錯悔過了呢？并不！眾所周知他們現在居然連戰爭事實都要否認了，反過來弄得當年的受害諸國一天到晚要為證明曾經有過侵略戰爭而費盡心機。雖然這里面有著復雜的原因，但我以為，我們現在必須反思一下我們的歷史悠久的“道德政治”了。“道德政治”的后果往往就是喪失社會公正尺度，走向假仁假義。在我看來，也只有當我們脫掉道德假面，建立起社會政治的公正性原則之際，我們才可能擁有健康的道德。

如上所見，蕭師毅當時就是帶著一種博大的仁義之心在德國各地作報告，安慰受難中的德國人。我仍舊要說作為個體的蕭先生誠心可鑒，也是無可指責的。然而，我們在這里不得不承認一點：好在先生的主張和蕭師毅先生的仁義之心沒有成功地被推廣到歐洲大陸，要不然，歐洲的戰爭受害者和受害國連一點補償苦難的機會都將被剝奪掉了。

實際上，就思想態度而論，蕭師毅在文章中透露出來的恐怕仍舊是一種“中國文化優越論”或者“中國文化救世論”（但愿我這不是亂扣帽子）。前述的蕭師毅的俠義心腸顯然也是與這種救世態度相關聯的。在他這篇短文中，蕭師毅也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這種態度。他說他之所以與海德格爾合譯老子，是因為他堅信老子思想有利于戰后西方世界的反思。他甚至費心設計了弗萊堡城市公園里一只對空襲有預感反應的神奇的鴨子，并且說這種在我們東方人看來十分自然的神奇現象，西方人是理解不了的。他設定：海德格爾的思想對許多西方人來說是多么怪異，多么難以理解，而對東方人卻是不成問題的了。到文章的最后，蕭師毅殷切地“希望西方人能從海德格爾身上學到一點：如此真誠、如此開放和如此毫無保留地去探究我們亞洲人身上傳承下來的那種真理”。號召歐洲人學習東方文化，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主意，但前提是：不要預先擺出一副救世姿態，設定西方文化已經沒有出路，而東方文化是世界之最，是世界文化的歸宿。

東-西方文化之間的對話勢在必然，而且實際上早已經在展開中了。海德格爾說這種對話的先決條件是歐洲傳統對自身的深入理解。這從海氏角度來講固然不錯，特別是因為今日世界文化的主流和主體是西方工業技術文化，而這種文化的源頭在古希臘，所以實施“返回步伐”（回到希臘去）便成為海德格爾對思想的一個基本要求。但我在這里想補充的一點是，這種對話若要獲得成功，除了對話者對自身文化傳統的深入理解外，還需要的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平等和公正觀念的建立。具體一些講，首先，對話雙方（或者多方）應當努力擺脫掉“種族中心主義”的陳舊立場（無論是歐洲中心主義還是亞洲或東方中心主義），構造一種平等的交往和商談秩序；其次，應當確立一個非情緒的、基于共同人性的、合乎人類共同利益要求的、因而具有普世意義的公正觀念。若沒有這兩點，則對話仍舊難免成為一種事實上的獨白。

令人遺憾的是，事至今日，在中國學界，我們能聽到的聲音一仍其舊，不是“西方中心主義”（所謂“全盤西化”）的呼聲，就是“東方中心主義”（“中國文化救世論”）的主張，而且更多地似乎仍舊是后一種主張。“中國問題”還沒有解決，就急著忙著要去解決“世界問題”，要為全世界指出出路和方向，要去“解放全人類”了。這些年來不斷涌現出來的弘揚“孔子仁學結構”的主張、“河東河西”的預言、“新世紀呼喚新孔子”的要求，在我看來都還是四海之內以我為大、你有物質我有精神之類的阿Q精神的發揚廣大。就學理面而言，令人傷心喪氣的是，我們在一個半世紀以來居然沒有什么長進，仍舊是一派洋務姿態！

注釋：

[1]本文未發表過。

[2]載G.帕克斯編：《海德格爾與亞洲思想》，檀香山1987年，第47頁以下。

[3]參看張祥龍：《海德格爾與中國天道》，北京1996年。也可參看拙著《說不可說之神秘》，上海1994年；另見本書中的“道·道說·道路”一文。

[4]珀格勒爾：“再談海德格爾與老子”，載《自然現象學》（《現象學研究》特刊），弗萊堡1999年，第113-114頁。

[5]貢特·納斯克編：《回憶馬丁·海德格爾》，弗林根1977年。

[6]蕭師毅：“我們在木材市場會面”，載納斯克編：《回憶馬丁·海德格爾》，弗林根1977年，第119-129頁。

[7]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通信集（1920-1963年）》，美茵法蘭克福1990年，第181頁。

[8]珀格勒爾：“再談海德格爾與老子”，載《自然現象學》（《現象學研究》特刊），弗萊堡1999年，第112頁。

[9]海德格爾：《講話與生平見證》，《全集》第十六卷，海爾曼·海德格爾編，美茵法蘭克福2000年。該卷按照時間順序收錄了二百九十篇海氏畢生（1910-1976年間）的講話、致詞、文章、書信、詩作、談話等材料。

[10]根據H.W.彼茨特的報告，當作家恩斯特·榮格爾1966年準備赴遠東旅行時，海德格爾曾以老子第四十七章（“不出于戶，以知天下……”）的德譯文相贈；彼茨特認為這個譯文是海德格爾自己做的。但顯然，這也僅僅是彼茨特的一個假定和猜測而已。參看彼茨特：《迎向一顆星——與海德格爾的交往和對話》，法蘭克福1983年，第191頁。

[11]參看張詳龍：《海德格爾與中國天道》，北京1996年。

[12]參看海德格爾：《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全集》第十二卷，美茵法蘭克福1985年，第89頁。

[13]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全集》第七卷，美茵法蘭克福2000年，第41頁。

[14]海德格爾：“只還有一個上帝能救渡我們”，熊偉譯，載《海德格爾選集》下卷，孫周興編，上海1996年，第13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