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編史學變遷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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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簡要介紹了和達爾文相關的歷史研究從思想史轉向社會史、文化史，到語境論的科學史的發展過程，討論了這一過程中史學思想和研究方式的轉變，重點評介了歷史學家約翰•格林和羅伯特•楊的主要工作。

關鍵詞：思想史、社會史、文化史、語境論的科學史、約翰•格林、羅伯特•楊

Abstract:ThispaperintroducesthedevelopmentofthehistoryaboutDarwinfromintellectualhistorytocontextualismbriefly,anddiscussesthechangesinhistoriography.John.CGreeneandRobertYoungaretwoimportanthistoriansinhistoryofbiology.Theirmainworksarereviewed.

KeyWords:IntellectualHistory,SocialHistory,CulturalHistory,ContextualistHistoryofScience,John.CGreene,RobertYoung

在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科學史的研究中，對達爾文的歷史研究一直占據著相當重要的位置。尤其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科學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一個是和達爾文相關的生物學的發展，另一個就是卡爾文勛爵（LordKelvin）和麥克斯韋（JamesClerkMaxwell）對物理學的貢獻。[1]但隨著科學史學家們的工作由思想史轉向社會史、文化史，到目前的語境論的科學史，把什么作為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事實，怎樣編撰這些歷史事實，以及如何對它們做出符合情理的歷史解釋，對這些史學問題的回答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科學從整體上被作為文化的一部分加以考慮，而在具體的歷史研究中則更加注重對社會和文化語境的考察。相應地，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科學史的研究領域在不斷擴大，研究工作也變得更為深入細致，這從與達爾文相關的歷史研究的發展，如何解釋與評價達爾文的工作的演變中就可以看得出來。

一

在20世紀60年代中葉以前，科學史的研究主要是延續和發展由拉夫喬伊（ArthurO.Lovejoy）和柯瓦雷（A.Koyré）開創的思想史的傳統，與達爾文相關的研究也不例外。科學史被敘述為獨立于人類社會生活之外的思想演變過程，其中對于科學偉人的思想研究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科學的變革通常就是由于他們思想的力量而得以完成。而當時他們對手的思想則被認為是“錯誤的”，或者被認為在科學史中沒有太大意義，不值一提，即使偶爾提及這些人的思想，也只是為了描述一場真理戰勝謬誤的戰斗。至于那些科學偉人生活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通常被看作對他們的思想形成沒有多大影響，即使有所描述，也常常被作為接受正確的科學理論的障礙。科學史學家們感興趣的是內在于科學之中的思想觀念的發展，這或多或少仍然被他們作為某種知識和事實不斷積累的過程，并獨立于當時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狀況而存在，于是思想上的聯系和斷裂不可避免地成為他們考察的核心?？梢哉f，思想史是某種類型的哲學史，類似于德國哲學傳統中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或觀念史（Ideengeschichte）。[2]它的敘述相當清晰明了，但也正因為它的清晰明了，就不得不把歷史中參差紛雜的思想作一番挑揀和精煉，自然會是某種或強或弱的輝格史。

自從二十世紀初綜合進化論承認和接受了自然選擇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在生物科學中獲得了勝利，逐步確立了自身在該學科中的統治地位。首先，仍然是一批科學家出于教學的方便，開始編寫以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為主導的生物學史，借用歷史的方式闡明科學概念，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也建立起一套學術繼承的淵源，確立科學研究的傳統，進而樹立自身的正統地位。為了紀念《物種起源》出版一百周年，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在1960年出版的三卷本的《達爾文之后的進化論》（EvolutionafterDarwin）就是這一類書籍中的集大成者。該書從1956年開始籌備，共挑選了五十五位在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天文學、醫學、植物學和地質學等諸多領域的頂尖科學家，請他們著文討論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在過去一百年間對他們各自所從事的學科發展的影響。并于1959年邀請這些科學家召開學術會議，作為在芝加哥大學舉行《物種起源》出版百年紀念活動的一部分。[3]可以說，此時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在科學界中已贏得了全面勝利。

受達爾文在自然科學中取得的勝利的影響，歷史學家們也開始重視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的研究，到1959年《物種起源》出版百年紀念時，已經有了相當數量的以達爾文為主導線索的生物學史研究著作。該年出版的《達爾文的先驅們》（ForerrunnersofDarwin:1745-1859）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它收錄了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觀念史俱樂部成員的15篇文章，其中拉夫喬伊的文章就有六篇之多。他的文章梳理了在達爾文以前的思想家諸如布豐、康德、赫爾德、馮貝爾（VonBaer）和叔本華等人對進化論思想的貢獻，其他人的文章也都是相當有分量的生物學思想史研究。[4]然而僅僅從文集的標題《達爾文的先驅們》就可以看出，這種梳理是用現代生物學的勝利作為真假判定的依據，拿與達爾文相關與否作為歷史研究的選擇標準。歷史學家的史學立場完全受生物學家的影響，與后者相一致，認為達爾命才是進化論歷史的核心，正是由于達爾文的工作把整個生命界納入了客觀科學的研究領域，所以其他思想的重要與否都是由和它之間的關聯程度來決定的。

另一部相當重要的著作是約翰•格林（John.CGreene）的《亞當之死》（ThedeathofAdam:EvolutionandItsImpactonWesternThought），也是為了紀念《物種起源》出版一百周年由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出版社趕著出版的。[5]其中尤為有趣的是約翰•格林本來還沒有準備好寫達爾文，但出版社為了湊百年紀念的熱鬧，要他加上了關于達爾文的論述。約翰•格林的這本書一出版就引起了重視，現在也已經成了科學思想史中的名著。這本書考察了從17世紀的約翰•雷（JohnRay）到19世紀的達爾文和華萊士的二百多年間，機械自然觀是如何取代了“靜態自然的觀念”（thestaticconceptionsofnature），并進而和“進步的觀念”（thenotionsofprogress）結合起來，成為對自然的主要理解方式。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是這一過程發展的頂點，他在進化的過程中引入了或然性的作用，并把整個人類，不論是肉體還是精神都歸入了自然之中，使之統統服從于自然法則。[6]后來，在1961年，約翰•格林又出版了一本小書《達爾文和現代世界觀》（DarwinandtheModernWorldView），收錄了他在萊斯大學的三次演講。書中討論了達爾文對于基督教思想的影響，以及他對現代社會理論，尤其是社會進化論的影響。[7]

由于思想史的研究深受“歷史的偉人觀”（thegreatmantheoryofhistory）的影響，把歷史看作是偉大人物的思想傳記，著力于對思想本身作哲學分析和歷時性研究，所以它的長處在于闡明這些思想，以及它是如何發生與演變的，而對于說明這些思想為何這樣發生和演變則往往顯得力不從心。進化論思想史的研究也面臨著類似的棘手問題：為什么是達爾文奠定了進化論的基礎？換句話說，為什么是達爾文提出了自然選擇學說？自然選擇學說是達爾文思想中最為獨樹一幟的地方，在他自己看來，他的進化論思想和他的自然選擇是不可或缺的。達爾文思想能夠成為現代綜合進化論的淵源，關鍵在于現代生物學家們普遍同意和接受了自然選擇學說。然而，在維多利亞時期像華萊士、錢伯斯、斯賓塞、赫胥黎等人都是不同意自然選擇學說的，至于他的前輩布豐、康德、赫爾德等人更是連想都沒有想過，那么達爾文思想的核心部分就似乎是天才的獨創，既沒有前人可追溯，又沒有同仁欣賞。但問題在于，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在當時何以能夠成功，他又怎么會成為當時科學的代表？再進一步，則是達爾文的進化論為何是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產生?

對這些問題的比較滿意的回答，需要摒棄歷史研究中由來已久的“歷史的偉人觀”，認識到偉人并不是獨立于歷史之外，把自己的思想或行動強加于歷史，而恰恰相反，他自身就是歷史進程中的產物，是當時的社會環境所孕育出來的。同時，他的思想和行動并不是像柯林武德所假設的思想支配行動那樣簡單，可以輕易地孤立出思想而不用考慮他的行動和生活，而是處于一種變幻不定、難以琢磨的關系中，與當時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狀況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就要求在歷史的解釋中，把個人作為社會的組成部分加以考察，研究他與其他社會成員彼此之間的關系，引入對種種社會力量相互作用的分析，簡而言之，就是需要一種類似于社會學的解釋模式。[8]對于科學史來說，則意味著需要進一步擺脫輝格史觀的束縛，拓寬科學思想史的視野，還需要引進社會史的研究視角。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英美史學界中，歷史研究的重心開始發生轉移，傳統的政治史和偉人傳記的歷史寫作方式日漸式微，許多歷史學家紛紛著文強調社會史和經濟史的重要性，以及需要重新發現普通人在歷史中的地位，并且用具體的歷史研究親身實踐他們的史學立場。[9]社會史和經濟史在六七十年代成為歷史研究中的主流。同一時期，科學史中關于內在論和外在論的爭論也開始了，這場爭論在整個六七十年代一直是科學史學的核心問題，影響著整個科學史的發展方向。[10]受這種大小氣候的影響，這一時期研究生物學史的歷史學家們也開始引入了社會、文化的分析視角。首先是在思想史研究的內部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松動，某些過去不會被考慮的社會、文化因素被納入到研究中。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約翰•格林在1981年出版的《科學、意識形態和世界觀》（Science,IdeologyandWorldView:EssaysintheHistoryofEvolutionaryIdeas）一書。該書共收錄了從1957年到1981年期間，他考察進化論思想史的六篇文章。他通過對孔德、斯賓塞、達爾文、赫胥黎和達爾文主義的歷史研究，表明實際上很難在科學、意識形態和世界觀之間做出明確劃分。這幾篇文章把進化論思想放到更為廣闊的文化背景下來考察，從而在傳統的思想史研究內部打開一個缺口，為后來的進化論歷史研究指引了方向。這本書和《亞當之死》一同影響了隨后整整一代的進化論史學家。在1987年為了紀念約翰•格林的70壽辰，向他在進化論史研究中的貢獻致敬，由詹姆斯•摩爾（JamesR.Moore）編輯了《歷史、人性和進化》（History,HumanityandEvolution）一書，收錄了13位研究進化論史的主要學者的研究文章，代表了當時進化論史研究的最高水準。[11]

雖然約翰•格林的后學們從他對科學、意識形態和世界觀彼此間緊密交織、相互作用的論述中得到啟發，不再將它們分離開來加以考察，然而約翰•格林本人作為一位受拉夫喬伊影響頗深的思想史家，他的哲學立場就總體而言卻仍是保守的。在他看來，世界觀是某一歷史時期的思想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設，意識形態是一些使社會活動和價值判斷合法化的思想觀念，世界觀是可以意識形態化的，意識形態也可以變成某種世界觀，但是科學仍然是截然不同于意識形態或者世界觀?？茖W著重于描述和發現自然現象之間的關系，雖然它也是一種人類活動，但它更強調觀察的重要性，本身是價值中立的。正因如此，他雖然承認自然選擇學說的提出與英國的社會環境和思想狀況有聯系，但還是堅持認為自然選擇學說作為科學理論，源自于達爾文的“真正的科學的洞察力”，而不是當時英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12]

二

英國歷史學家羅伯特•楊（RobertYoung）就不同了，他的史學思想和研究方式與以前的美國歷史學家像拉夫喬伊和約翰•格林等人有著根本的區別。正如他所說的，“歷史學家也是自身時代的產兒”，[13]他的史學思想和研究方式的轉變與當時英國歷史學界的風氣有密切的聯系。概括而言，六七十年代的英國史學界有兩個主要特征：第一、由E.H.卡爾（E.H.Carr）掀起了以社會史為中心的改革運動，其批評和改革的目標直指以巴特菲爾德(HerbertButterfield)為代表的劍橋歷史學界。社會史很快贏得了青年一代歷史學家的廣泛支持，迅速成為歷史研究中的主流。[14]第二、以E.P.湯普森(EdwardPalmerThompson)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占據了歷史研究活動的中心，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一書影響了整整一代歷史學家對歷史的看法，激進的史學思想主導著當時的英國史學。[15]

正是在這一時期，羅伯特•楊開始就讀于劍橋大學歷史系，隨后在那里從事歷史研究工作。他逐漸不滿于劍橋科學史研究工作的現狀，僅僅關注科學思想內部；而且在他看來，庫恩的工作對于科學史而言，并沒有意味著太多的新東西。受正在興起的社會史研究路徑的影響，他開始考慮在科學史的研究中引入對社會、經濟和政治語境的分析。同時，他也不滿于當時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工作，認為他們的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和文學史的研究忽略了對于科學和科學自然主義（Scientificnaturalism）影響的考察。他希望能夠打破科學史與其他專門史之間的隔膜，把科學活動放回到整個文化之中，考察它與其他人類活動之間的聯系。

羅伯特•楊對傳統科學思想史的研究展開批判，指出它有兩個假定，首先是科學觀念和科學發現可以擺脫自身的文化背景而被清晰地分離出來，其次就是非科學的思想對于科學觀念的發展影響甚微。在他看來這兩個假定都是有問題的，歷史與這兩個假定恰恰相反?？茖W活動作為人類活動中的一種，不可避免地與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相糾葛，不可能從廣泛的文化背景中完全剝離出來。某一時期科學的、經濟的、宗教的、社會的、哲學的、政治的諸種思想是交織在一起的，構成了一個共同的語境。它們彼此之間是相互構成的，沒有那一個可以脫離其他而獨立存在。因此，應該把科學史和經濟史、社會史和政治史等其他專門史結合起來，發展出既考察經濟、社會和政治因素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又考察科學因素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中作用的綜合史來。[16]

羅伯特•楊認為科學史研究的當務之急是克服科學和社會的兩分，解決內在論和外在論之間的爭論。受雷蒙•威廉斯（RamondWilliams）文化研究的啟發，他提出了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研究方法。他重新考察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模式，認為必須摒棄庸俗馬克思主義的那種單向的和線性的決定模式，而應該充分研究社會經濟因素和科學理論之間復雜的相互關聯，進而提出某種關于社會經濟因素和思想生活之間的媒介理論。他認為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對于觀念本身以及這些觀念是如何制度化的，兩者都要重視，不能只是關注前者。研究這些觀念時，必須注意它們在當時的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影響，分析它們是如何維持當時的社會經濟關系，并使其合法化的。[17]簡而言之，就是要在歷史的研究中側重分析科學思想是如何作為意識形態發揮作用的。

從1969年到1980之間，羅伯特•楊發表了六篇關于達爾文、進化論和科學史學的文章，充分展現了他的激進的史學思想和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研究方法。在1985年，這些文章合集為《達爾文的隱喻》（Darwin’sMetaphor:Nature’sPlaceinVictorianCulture）一書出版。通過這些文章，羅伯特•楊敘述了一場在維多利亞時期展開的關于“人在自然中的位置”（man’splaceinnature）的爭論，它涉及到了關于生物學、地質學、心理學、馬爾薩斯人口論、自由放任主義、功利主義、自然神學、社會政治改革的種種討論，而生物學家和地質學家關于進化論的爭論只是它的一部分。所有這些討論共同構成了一個“自然化”（naturalism）和“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過程；達爾文自然選擇式的進化論挑戰了人在世界中的特殊地位，把人類降到了與自然中其他動物相等同的位置；地質學則把地球以及動植物種的產生都看作一個自然的過程，而不是上帝創造的結果；自然定律開始被運用于人類社會，災荒、瘟疫、戰爭和死亡被馬爾薩斯看作像科學定律一樣在調節人口增長中發揮作用。羅伯特•楊進而指出當時的英國正在從田園式的、貴族統治的農業社會向城市化的、激烈競爭的工業社會轉型，新興的中等階級也開始和舊貴族們爭奪文化上的霸權，與此相應，由國教教士所掌控的舊意識形態自然神學也就逐漸地為新的意識形態進化論所取代。[18]

對于以前的進化論思想史研究感到棘手的那個問題，既為什么是達爾文奠定了進化論的基礎，為什么是達爾文提出了自然選擇學說的問題，羅伯特•楊也初步給出了解釋，并為進一步討論這些問題指引了方向。在“馬爾薩斯和進化論者們：生物學理論和社會理論的共同語境”（Malthusandtheevolutionists:thecommoncontextofbiologicalandsocialtheory，1969年）一文中，他通過構建生物學理論和社會理論相互交織的共同語境，敘述了從“和諧的自然”向“斗爭的自然”的思想轉變，從而揭示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之間的聯系。而在“達爾文的隱喻：自然選擇嗎？”(Darwin’smetaphor:doesnatureselect?,1971年）一文中，他討論了人工選擇和自然選擇之間的類比在達爾文思想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對達爾文進化論在思想界中傳播的影響，表明了當時的科學、自然神學和哲學之間的相互構成的關系。

羅伯特•楊對維多利亞時期科學史的許多論述，現在已經成了科學史學家普遍接受的歷史常識，而他的許多猜想也由后來的歷史學家作了仔細的研究。例如，科學史中的勝敗雙方都曾對科學發展做出過巨大貢獻，所以要重視非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家；要分析自然神學和科學思想之間的共生關系，不能簡單地把它們描述為真理與謬誤之間絕對的對立；應該研究顱相學在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位和作用，考察進化論在普通大眾中的接受和傳播等等。許多目前研究維多利亞時期科學史的重要學者，像詹姆斯•摩爾（JamesMoore）、伯納德•萊特曼（BernardLightman）、彼得•鮑勒（PeterBowler）、羅杰•史密斯（RogerSmith）、羅杰•庫特（RogerCooter）等人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他的影響。[19]而且羅伯特•楊的影響并不局限在19世紀的科學史研究，研究其他時期科學史的史學家們也紛紛效仿他的研究方式?？茖W史學家們未必同意羅伯特•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但大都認可了他強調科學的社會語境和政治語境的史學思想和方法。正如約翰•格林所說：“近些年來，科學史更多地轉向了由羅伯特•楊激動人心的文章所指引的方向，重視考察科學的社會語境和政治語境，而不是那些由庫恩和吉利斯俾所建議的方向。”[20]

三

到了19世紀80年代，英美史學界開始借鑒人類學、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等領域的研究成果，而不再把社會學作為主要借鑒的研究方法，女性史、性別史和文化史逐漸替代了社會史成為主流，在歷史研究中出現了語言學轉向和文化轉向。[21]與此同時，在科學史中也發生著相類似的變化。隨著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發展，以及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等新的思潮涌入科學史之中，科學史的研究領域被重新劃分，以往確立的歷史事實受到了質疑，曾經的歷史結論一再被解構，過去處于邊緣的研究開始進入科學史研究的中心地帶?？茖W史研究的語境變得更為豐富多樣，出現了像階級語境、性別語境、帝國主義語境、語言學語境等諸多新的研究方向。對于進化論史的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是把達爾文放到了諸多不同語境的顯微鏡下作一番考察，另一方面就是重視對非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家像拉馬克、錢伯斯等人的研究。

然而隨著對達爾文的語境研究越來越深入細化，以及逐漸復原了其他進化論思想家在歷史中的地位，科學史學家卻發現諸多不同語境下的研究彼此之間難免有沖突，要想把它們統一起來，構成一致完整的歷史敘述變得越來越困難。在這種處境下，人物傳記的歷史寫法又重新受到重視，科學史學家們發現它不失為一種把科學融入文化背景的好方法，可以在對科學家一生的描述中，將種種不同的社會語境聯系起來，考察它們與科學之間的互動。[22]阿德里安•德斯蒙德（AdrianDesmond）和詹姆斯•穆爾合著的《達爾文傳》（Darwin）就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一本。作者在對達爾文一生的詳盡敘述中，把他和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聯系起來，植根于英國文化之中，刻畫為維多利亞時代的產物。[23]

從諾拉•巴洛（NoraBarlow）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編輯達爾文的著作，對達爾文和進化論史的研究已經持續了七十余年，這期間如何解釋和評價達爾文的工作，怎么寫進化論史，都有了相當大的變化?，F在的科學史學家已經不再受現代生物學家的影響，簡單地圍繞著達爾文來敘述進化論史。達爾文不再有以往科學革命偉人的形象，那場達爾命也被質疑是否曾經發生過。而進化論的思想也是多種多樣的，它們與當時的神學和哲學緊密交織在一起。為了考察科學與文化的其他部分之間的聯系，科學史學家分離出一個又一個的語境來，對越來越細微的事件知道的越來越多，然而整體的歷史圖景卻因此變得模糊。語境論的科學史研究使達爾文和進化論日益豐富多樣，但也讓人做出某種評價和概括更為困難。也許這正是歷史的意義所在，不斷地豐富和深化人對過去的理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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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喬伊所開創的歷史研究傳統，更確切地應該稱為觀念史（thehistoryofideas）。在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他選用了觀念史的名稱來標明他特有的歷史研究路徑，即從復雜的學說和理論中提煉出構成它們的觀念單元（unit-ideas），進而研究其在歷史中的演化和變遷。通過他的眾多學生，以及他在1940年創立的學術刊物《觀念史》（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他的研究方式影響了該領域幾乎整整一代的歷史學家。本文一概稱為思想史，一方面是為了行文方便，另外也有其他方面的考慮。從語義上講，思想史自然可以涵蓋觀念史，但它更強調了自身關注的是人類活動的一個方面——思想活動，就像經濟史、政治史關注的是人類的經濟活動或者政治活動。這樣就避免了通常對觀念史的一些批評。目前該領域的歷史學家大多采用思想史來界定自己的工作；另外，就歷史研究本身的發展而言，拉夫喬伊以后該領域的歷史學家們在繼承他衣缽的同時，不再把思想研究的對象限定為觀念單元，并且加進了對于社會、經濟和政治等因素的考慮。但他們往往認為這些因素對思想活動的影響極為有限，對于思想史的解釋來說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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