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學《易》考論

導語：孔子學《易》考論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關于“《魯》讀”問題

孔子是否對《周易》曾有精深研究？本來，這是沒有什么疑問的。《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漢書·儒林傳》稱，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尤其是被公認的最可靠的孔子文獻《論語》亦載：“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但是，《論語》此處有異讀。陸德明《經典釋文·論語音義》說：“《魯》讀‘易’為‘亦’，今從《古》。”就是說，《魯論語》此章原為：“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這樣，此章就沒有反映出孔子和《周易》的任何關系。各種對孔子與《周易》關系的懷疑由此而起，以至形成中國學術史上一個著名懸案。

我認為，既然這種異讀現象是由不同的《論語》版本造成的，那么，解決問題的最根本、最可靠的途徑，是考察《論語》的版本源流，搞清《魯論》與《古論》之間的關系。按照筆者的考察，《魯論》和《古論》屬于同一來源而晚出，前者是由魯人伏卿以后者為底本進行改編而成的。在改編過程中伏卿曾參考過《齊論》，后來張禹在對《魯論》進行改編時也曾從《齊論》吸收了一些內容。

自景帝時發現《古論》至鄭玄時代，已有三百年左右。在這漫長的流傳過程中，《魯論》一定會不少訛誤，其所吸收《齊論》的部分，也一定會與原文有出入。在這種情況下，鄭玄在編校《論語》時便自然地要參考《古論》和《齊論》以糾正《魯論》的論誤。據陸德明講：“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經典釋文·論語音義》）但陸氏所引鄭玄“《魯》讀”，皆曰“從《古》”，未有“從《齊》”者，這是因為《古論》畢竟是《魯論》的祖本，而《齊論》只是當時《魯論》的一個次要來源。

鑒于《魯論》只是《古論》的改編本，當然《古論》更原始、更可靠。“加我數年”章的“《魯》讀‘易’為‘亦’”，只是《魯論》在流傳過程中出現的一個訛誤，所以鄭玄將其改正：“今從《古》”。至于后人對這個訛誤大加發揮，甚至因此而懷疑孔子與《周易》的關系，實在是一個本可避免的誤會。

《魯論》將“易”寫作“亦”，當系筆誤。將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字相互替代假借以至造成筆誤，是中國早期手抄本的常見現象，如馬王堆漢墓帛書常將“功”寫作“攻”、“配”寫作“肥”、“爻”寫作“效”、“動”寫作“童”等等。這種現象至遲在唐代還很普遍。如唐寫本《論語》鄭玄注《為政篇》將“問”寫作“敏”、《八佾篇》將“臣”寫作“辰”等等II。“易”、“亦”二字古音相近，正屬于這種情況。

二、“加我數年”章的真正含義與孔子“學《易》”的時間

在肯定“從《古》”的前提下，如何理解《論語》“加我數年”章，又是一個聚訟紛紜的問題。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為它直接關系到孔子開始學《易》時間的確定。

由于《史記》將《論語》此章編在孔子六十八歲返魯以后，所以有些人認為此語是孔子在六十八歲返魯以后說的，而孔子學《易》亦在他暮年返魯以后。如果這樣理解，則“六十八歲以后”、“數年”、“五十”三者之間相互抵牾。此章是由一個假設關系的復句構成的，“數年”和“五十”之間不可割裂，而無論怎樣解釋，“數年”、“五十”同“六十八歲以后”皆扯不到一起。所以，這種解釋于理難通。

那么，應該如何看待《史記》對此章的編排呢？程樹德說：“《世家》將《論語》隨意編入，其先后不足為據。”III應該指出，《史記·孔子世家》并不是完全“將《論語》隨意編入”。如：“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司馬遷將《論語》的“葉公問政”一事（見《子路》，文有小異）和“葉公問孔子于子路”一事（見《述而》）放在孔子如葉之后，應該說是有根據的。但是，孔子返魯之后的那一大段文字，即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到“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應如程氏所言，“其先后不足為據”，因為孔子的這些言行已很難或不必確考時間。如：“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等等，皆不應僅理解為六十八歲以后的事跡或行為特點。“假我數年”之語正記在這一部分，故亦不必拘泥于六十八歲以后這段時間。

與上述觀點相近，朱熹《論語集注》認為此章乃孔子近七十歲時所說：“劉聘君見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五十’字誤無疑也。”對此，后人多有批評。如陳天實《四書辨疑》說：“以‘五十’為‘卒’，‘卒以學《易》’，不成文理。”葉適《論語足徵記》說：“信北宋之異本，而改自唐以前之古經，所謂郢書燕說矣。”程樹德《論語集釋》說：“《論語》除《魯論》、《齊論》、《古論》三家之外，并無別本，安得復有異字為劉元城所見者？好改經傳，此宋儒通病，不可為訓。”今案：三《論》外雖有他《論》，但東漢以后已漸湮沒，宋人更無稱者，故劉元城之讀他《論》，的確可疑。

據程樹德《論語集釋》考察，擅改經傳之舉，“除朱子改‘五十’作‘卒’之外，尚有數說。一，《群經平議》‘五十’疑‘吾’字之誤。蓋吾字漫漶，僅存其上半，則成五字，后人乃又加十字以補之耳。二，《十一經問對》有先儒以‘五十’字誤，欲從《史記》九十以學《易》之語，改‘五十’為‘九十’者。”三，惠棟《論語古義》據王肅《詩傳》云：古五字如七，改‘五十’為‘七十’者。”對此，程氏統而評之曰：“之數說者，雖皆有一得之長，而仍不免竄亂經文之病。”

不過，更多的學者認為此章是孔子在五十歲之前說的。鄭玄《論語注》曰：“加我數年，年至五十以學此《易》，其義理可無大過。孔子時年四十五六，好《易》，玩讀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其意，故云然也。”IV皇侃《論語義疏》曰：“當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也。所以必五十而學《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數五十，是究理盡命之書，故五十而學《易》也。”邢×《論語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其學《易》年也。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易》之為書，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吉兇悔吝豫以告人，使人從吉不從兇。故孔子言已四十七學《易》，可以無過矣。”劉寶楠《論語正義》曰：“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時學之，明《易》廣大悉備，未可遽學之也。”宦懋庸《論語稽》曰：“此孔子四十二歲以后，自齊返魯，退修《詩》《書》《禮》《樂》時語也，蓋《詩》《書》《禮》《樂》之修，非數年之功不可。因《詩》《書》《禮》《樂》而思及《易》，情之常也；方修《詩》《書》《禮》《樂》而未暇及《易》，理之常也。”

這種看法的最大問題是：在孔子未學《易》之前，如何能知道學《易》后可無大過？如已知道學《易》后可無大過，為何不馬上學習，而要等數年后即五十歲時再學？劉氏以為“明《易》廣大悉備，未可遽學也”，實于理難通。

何晏《論語集解》則對孔子何時出此言的問題閃爍其辭：“《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天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這種解釋，令人難究其真，以至招后人之譏：“此言甚為膠固。‘五十而知天命’乃孔子七十后追述之辭，‘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亦晚年贊《易》之辭。未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又焉知他年贊《易》有‘至命’之言耶？”（葉適：《論語足徵記》）

此外，程樹德《論語集釋》尚列“別解”數條。如孫淮海《近語》：“非以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與十，參天兩地而倚數，合參與兩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參伍錯綜而《易》之理數盡于此矣。”龔元×《十三經客難》：“先儒句讀未明，當‘五’一讀，‘十’一讀，言或五或十，所以加年也。”如此等等，皆曲為之解，尤不足信。

總之，“加我數年”章乃至今仍沒有一種令人滿意的解釋。

我的意見是：此章乃孔子在五十六七歲到六十歲之間說的，而孔子開始“學《易》”亦大約在此時。

首先，“加我數年”之“加”字值得進一步推敲。劉寶楠《論語正義》云：

《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彼文作“假”。《風俗通議·窮通卷》引《論語》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以璧加魯易許田”，是“加”、“假”通也。

何謂“假”？借也。然而，人之天年有定數，安能相借？所以，“加我數年”必為不可能實現的假設。如果孔子在五十歲以前出此語，其前提必須是他意識到自己天年已終。否則，享其天年，便可至五十。何須“假年”？如果孔子是在七十三歲去世之前出此語，他一定會說“加我數年，八十以學《易》”，這又和“五十”毫不相干。其實，既然是“假年”，則所假之年既可往未來方向推，也可往過去方向推。此處正屬后一種情況，意思相當于我們現在所說的“如果我再年輕幾歲”。因此，此語一定是孔子在五十幾歲之后、六十歲之前說的。

其次，何晏等人認為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和“學《易》”有關，是非常正確的。由于有“加我數年”之語，所以“五十以學《易》”之“五十”即具體指五十歲。但“五十而知天命”的“五十”不同，乃以“五十”概指五十歲至六十歲之間（孔子同時說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距”，皆當作如是觀）。孔子在逝世之前總結他的一生時，認為五十歲至六十歲之間他最大的發展是通過“學《易》”而“知天命”。也就是說，他在此期間發“加我數年”之語是完全合乎邏輯的。

再次，“大過”二字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線索。過去，由于在一般人眼里象孔子這樣的圣人不應該有“大過”，所以人們都認為“大過”為虛指。這是由過分迷信圣人所致。我認為，此語由孔子總結五十歲以后幾年來的經驗教訓所發，故“大過”當為實指。

在孔子眼里，其“大過”是什么呢？他五十歲以后至五十四歲離開魯國之前曾任中都宰，政績卓著，不斷升遷，以至“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與聞國政”，自然不可謂之“大過”。墮三都之事雖然最終失敗，但這是“忠君尊王”之舉，在孔子看來亦不可謂之“大過”。所以，孔子的“大過”當指五十四歲以后周游列國一事。孔子是為了實現其政治理想而離開魯國的。但在周游列國期間，到處碰壁，沒有一位諸侯真心任用他，政治抱負一直得不到施展。時人譏之“累累若喪家之狗”，孔子亦自嘲：“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記·孔子世家》）在整整十四年的大好時光里，可以說沒有什么值得稱道的政績。這不可不謂之“大過”。

對此，孔子早有覺察。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在魯哀公三年，也就是孔子六十歲的時候，魯國季康子代立，欲召孔子回國，但被公之魚勸阻，于是改召隨孔子周游列國的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之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渴望返魯，結束“累累若喪家之狗”的生涯，說明孔子六十歲之前通過“學《易》”和反省幾年來的經歷，已經認識到按照“天命”（客觀規律）和政治現實，他的政治理想不可能在當時的列國間實現，他的使命是回到魯國從事文獻整理和教育事業，將自己的思想傳授給后人。也就是說，當時他認識到周游列國已鑄成“大過”，故發出了“歸乎歸乎”的悲嘆。

既然如此，孔子為什么不及早返魯，而又繼續在列國之間奔波達七八年之久呢？一方面，從上述太史公的記載看，當時的魯國政局不允許他回去；另一方面，用孔子自己的話來說，即“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論語·陽貨》）用時人的話來說，即“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所以，一直到孔子六十八歲時，季康子才在冉求的勸說下“以幣迎孔子，孔子返魯。”（《史記·孔子世家》）

照理說，孔子在游歷的最初幾年尚滿懷希望，不可能認識到自己的“大過”。因此，孔子發“加我數年”之語當在五十六七至六十歲之間，此時孔子已經學《易》。

以上主要是從《論語》本身來看孔子學《易》的時間。如果進一步考察其他文獻，亦可得出孔子周游列國期間學《易》的結論。

其一，據《史記·孔子世家》載，周游列國期間，孔子沒有停止講誦和研究六藝的活動：“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

其二，《說苑·雜言》載：

孔子遭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孔子曰：“……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于呂，文王困于里，秦穆公困于，齊桓困于長勺，勾踐困于會稽，晉文困于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暖，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圣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陳蔡之困，事在哀公四年，孔子六十一歲時。孔子現身說法，借自己的處境闡發《周易》的哲理，說明他在此之前已經研究《周易》了。

其三，帛書《要》載：“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這個“行”字提供了最可靠的證據。《史記》“韋編三絕”一語證明孔子所讀的《周易》為竹簡，攜帶極為不便，而孔子六十八歲返魯后就沒再出遠門，完全沒有必要將《周易》放在行囊中。所以，“行則在囊”之“行”，只能理解為周游列國之行。如此看來，“韋編三絕”和旅途顛簸也不無關系。

其四，《要》緊接在這段文字之后便記載了孔子與子貢關于《周易》的對話，而據《史記》記載，孔子周游列國時子貢正相伴隨，所以他們的對話當發生在這個時期。從對話內容看，當時孔子已形成關于《周易》的獨到見解，這當然是學《易》所得。

值得一提的是，“學《易》”之“學”不應理解為一般的學習，而應理解為研究、探索。宦懋庸《論語稽》說：“自人言之則曰修，自夫子自言則謙之曰學也。”（程樹德《論語集釋》引）此語甚當。

總之，確如《論語》、《史記》、《漢書》、《要》等文獻所言，“孔子晚而喜《易》”，時間在他五十六七歲前后。

三、孔子“學《易》”的過程與原因

孔子是如何學《易》的？他為什么到了晚年才“學《易》”、“喜《易》”呢？對此不但我們今人難以理解，就連孔子的高足子貢也深感迷惑。帛書《要》中孔子和子貢的對話所討論的正是這個問題：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子贛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繁。’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緡行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詭）其德。尚書多勿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賜聞諸夫子曰：‘孫（遜）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樂其辭，則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謬）哉，賜！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剛者使知瞿（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忘（妄），×（漸）人為而去詐。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避）咎，然后《易》始興也。予樂其知……”子贛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粱（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于數，則其為巫，數而不達于德，則其為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涂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從這段文獻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子學《易》之前只把《周易》看作占筮之書，并且他不主張占筮。針對“夫子老而好《易》”的情況，子貢批評道：“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繁。’……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這說明子貢和“它日”的孔子都僅僅把《周易》看作卜筮之書。“它日”當然指孔子學《易》之前。在當時的孔子看來，沒有德行的人才趨向神靈的保佑，缺乏智謀的人才去頻繁地占筮。子貢在“聞諸夫子曰：‘孫（遜）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之后說：“夫子今不安其用而樂其辭……”，這個“今”字說明“遜（遜）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也是孔子的“它日”之教。就是說，只要“孫（遜）正而行義”，人們就不會感到疑惑，因而就沒有必要進行占筮了。

第二，孔子曾一度熱衷于占筮，并且非常頻繁。這從“吾百占而七十當”一語可以看得很清楚。不主張占筮的孔子為什么一下子變得篤信占筮了呢？我認為這和孔子周游列國期間諸事不順有關。由于當時政治形勢異常復雜，就連足智多謀的孔子也顯得力不從心了，所以到處碰壁。在這種情況下，孔子不得已搬起了《周易》，試圖通過占筮來決定未來的吉兇禍福，所謂“急來抱佛腳”。這正應了“知謀遠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

第三，頻繁地占筮，很自然地使孔子對《周易》的文字細加玩味，以至于“不安其用而樂其辭。”他如此喜愛《周易》的文辭，甚至連其占筮之用都忘記了。在這個過程中，孔子形成了對《周易》的全新認識。他發現，《周易》有“古之遺言焉”。此“古之遺言”，當指文王遺教。因為在孔子看來，“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咎，然后《易》始興也。”這和孔子“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之嘆，若合符節。在這“古之遺言”里，孔子發現了《周易》所蘊含的深刻哲理：“故《易》剛者使知瞿，柔者使之剛；愚人為而不忘，×人為而去詐。”這也就是孔子所謂的《周易》之“德義”。

第四，孔子發現《周易》的“德義”以后，當然把“德義”放在首要的位置：“我觀其德義耳也。”盡管如此，他并不因此而否定占筮，只是把占筮放在次要的地位，即“我后其祝卜矣”。從而，孔子將《周易》的內容分為三個層次：“贊”、“數”、“德”。三者的關系如何呢？孔子認為：“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于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于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德”是最高層次，是《周易》本質的體現。如果沒有達到這個層次，則為“史巫之筮”，皆未得《周易》之真諦。

第五，孔子學《易》后，雖然不否定占筮，但也不主張占筮，強調以德行仁義來求福求吉，而占筮只是最后的選擇：“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這和“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說，在這一點上，孔子學《易》之前和學《易》之后是一以貫之的。其實，在孔子看來，沒有德行的人，神靈也不會去幫助他，所以這種人也不必占筮：“‘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論語·子路》）

由于孔子晚年特別喜好《周易》以至達到著迷的程度，所以他留下了大量關于《周易》的言論，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現在。它們和其他西漢以前古書中連續記載的有關孔子的文獻一樣，并非假托，當為《論語》類文獻。鮮為人知的是，孔子晚年（很可能在六十八歲返魯之后）曾對成于他之前的幾種《周易》文獻進行過系統整理和研究，并為之作序。

注釋：“公務員之家有”版權所

I本文原刊于《孔子研究》1997年第2期。

II見王素編著：《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III程樹德《論語集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二冊，第471頁。

IV見王素編著《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