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地理學視角下海派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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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介地理學的視野中，空間、景觀、地方、時間與尺度是五大核心概念，它們共同影響并制約著媒介傳播的幅度與力度。…∞’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流派，海派文學以鮮明的地域特色綿延甚久而引人注目。海派文學的生成與建構與上海這一地域環境密切相關。空間是人類展開社會活動的場所和容器，也是權力爭斗和意識形態建構的結果。媒介與地理之間互生、互動的內在聯系及其復雜性，為我們解讀海派文學提供了新的視角。文學意義上的海派由京劇海派演變而來。一般認為，海派肇始于清代同光年間的繪畫界。最早的海派是一種貶稱，是內地(北方)傳統畫派對上海為生計所迫而迎合流行趣味的非正統畫派的貶稱。延至京劇，以北京“京朝派”的正宗京劇為中心，上海京劇被稱為“外江派”，即京劇海派。可見，不論是繪畫還是戲劇，“海派”一詞都含有被排斥、被邊緣化的涵義。文學中的京派和海派也由此借用過來，但與繪畫、戲劇的海派作為貶義詞不同，在2O世紀30年代“京海”之爭中，海派文人憑借其豐富、多元的地域意識形態特質，在上海文人地理集聚的吶喊與助威之下，顛覆了京派一以貫之的中心地位，而獲得了海派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一、“京海”之爭中上海文人的地理集聚

20世紀30年代的“京海”之爭跨越天津、上海兩地而展開。論爭的緣起是1933年5月海派作家章克標的《文壇登龍術》在上海自費印行后，一時洛陽紙貴，當年重版兩次，章克標由此名聲大噪。繼之，6月16日上海《論語》第19期上刊載章克標《文壇登龍術》的《解題》和《后記》，8月16日第23期上又刊發該書的廣告及目錄。這引起了遠在北京沈從文的關注，l0月18日，沈從文在其遙編的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刊發《文學者的態度》一文，列舉中國當前文壇存在諸多“玩票白相”的情狀，缺乏應有的嚴肅與“莊重”，直陳章克標等上海文人“登龍有術”而嚴重敗壞文壇風氣。此論一出，激發身居上海的海派作家蘇汶(即杜衡)的不滿，隨即撰文《文人在上海》刊發于1933年12月1日《現代》第4卷第2期，為上海文人進行辯解，指出對方“不問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這名詞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筆抹殺”①。對此，沈從文撰文《論“海派”》刊發于1934年1月10日《大公報•文藝副刊》，闡釋“海派”一詞的核心意義在于“‘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沈從文與杜衡一南一北的論戰引發眾多文人，如曹聚仁、徐懋庸、魯迅、師陀、胡風、韓侍桁、姚雪垠等先后撰文參與此次論爭。除其他少量文藝刊物之外，上海的《申報•自由談》和天津的《大公報•文藝副刊》成為論爭的主要陣地。京派方面，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的文章，除了沈從文的兩文，就只有論爭后期師陀的《“京派”與“海派”》一文。而師陀也不偏袒京派，他以公允的態度指出沈從文“因為憤慨至于極端，主觀的成分很大”的個人觀念上的偏執。但在上海，文人們對沈從文的海派說反應強烈，激起理論家、文學家等眾人的非議。1933年11月，韓侍桁撰文《論海派文學家》為海派作家辯護，當時刊發于《小文章》，次年即由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初版。繼之，《申報》的附張《自由談》上刊發多篇論爭文章。1934年初，相關文章有曹聚仁的《京派與海派》(1月17日)、徐懋庸的《“商業競賣”與“名士才情”》(1月2O日)、毅君的《怎樣清除“海派”?》(2月10日)、欒廷石(魯迅)的《“京派”與“海派”》(2月3日)和《北人與南人》(2月4日)、古明(胡風)的《再論京派海派及其他》(3月17日)等。這些文章雖不無對海派文人惡俗風氣的抨擊，但對沈從文所持“北方文學家”的優越感多揶揄之辭，更遑論正值與施蟄存展開“《莊子》與《文選》”酣戰(1933年1—10月)之中的魯迅的參與，以至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成為不刊之論。無論如何，上海文人摒棄各自文學理念的差異，以地理集聚的形式自覺為海派文學正名，捍衛其作為地域文學流派的合法性，并由此在全國范圍造就一種強大的磁場效應。2月17日，沈從文發表《關于海派》一文表示退出討論，其所抨擊的海派文學卻借勢“浮出歷史地表”。對于沈從文，這場論爭的結果是出乎意料的，“地方感是一種強烈的、通常是積極地將我們與世界聯系起來的能力，但是，它也能夠變成有害的和摧毀性的。”湖南出身的沈從文之所以以“北方文學家”自居而貶斥南方文壇的不良風氣，源于其對于北平為代表的北方文壇的服膺與認同。北方文壇之厚重、嚴肅、純粹本是新文學的優良傳統，遺憾的是，“厚重之弊也愚”，當它凝固為一種“有害的和摧毀性的”文學理念而壓制南方文壇時，喪失了其本有的古樸與端正。而南方地域培育的機靈、反叛、包容的文學理念，使上海文人對于海派文學有合理而準確的定位，當然，海派文學的地域形態及深厚內涵為此場博弈提供了強大的支撐。

二、“新性道德特刊”事件中的南北對峙

除了地理集聚效應，海派文學的生成與上海報刊媒介關系緊密，其所秉持的自由、包容的文化理念為之提供了強大的傳播平臺。論爭期間，京派、海派文學的同人期刊，沈從文主編的天津的《大公報•文藝副刊》與施蟄存主編的《現代》的較量并未充分參與，除了沈從文、師陀、杜衡之外，學派同人也并未加入論爭，最為突出的是《申報•自由談》為此刊發的上海文人的諸多篇目。20世紀30年代，因內容的民主與思想的活躍，《申報》在上海乃至全國都有很大影響。尤其在留法回來的黎烈文任主編時期，《自由談》刊發了一系列針鋒相對的文字，眾多文藝家就文學、文化、社會等熱點問題發表觀點，掀起一個又一個的論爭熱潮。在此態勢下，《自由談》為海派文學的“浮出”營造了強大的氣場，迫使“北方文學家”棄甲而歸。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海派文學初期跨越北京、上海兩地展開的“新性道德特刊”事件上。此次討論始于上海，也以北京學者的告退為終。海派小說的浮現源于20世紀20年代中國現代觀念的轉變與生成。受五四新思潮的激蕩，20世紀20年代現代知識分子大力宣揚現代觀念，國內大報刊都展開相關的介紹、討論，掀起現代意識的巨大思潮。其中1925年1-_6月發生在北京、上海兩地期刊《婦女雜志》、《現代評論》、《莽原》、《婦女周報》、《京報副刊》等關于“新性道德”的討論對于海派文學的初期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事件的起因是1925年1月1日出版的《婦女雜志》上，刊發了主編章錫琛親自撰寫的《新性道德是什么》一文。該文借鑒福萊爾的《性的問題》，遵從自由與平等的人生原則，提出性道德“以有益于社會及個人為絕對標準”。同時刊發的有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學的標準》一文，指出“人的自然的欲望是正常的”，“科學的性道德”只需合乎兩個標準——“不損害自己和他人”、“顧到民族的利益”。此刊一出，國內學者為之嘩然。3月14日，北京的《現代評論》第1卷第14期刊發北大教授陳百年的文章，批判章、周二人的言論為“一夫多妻的新護符”。鑒此，章錫琛撰文《新性道德與多妻》、周建人撰文《戀愛自由與一夫多妻》予以駁斥，與陳百年的《答章周二先生論一夫多妻》展開筆戰，5月9日，三篇文章同時發表于《現代評論》第1卷第22期。引起如此轟動，是《婦女雜志》所不愿的，因為發行該刊的“商務印書館的幾位先生，素來是以中正和平為主的，背時固然不對，激烈尤其大忌”。章錫琛漸受排擠與干預。而《現代評論》雖予以刊發論爭文字，但終究有所顧忌，以至于編輯在排版上并沒有以論戰的方式并列著予以刊發。翻閱《現代評論》第1卷第22期，陳百年的《答章周二先生論一夫多妻》一文編排于“時事短評”一欄，這是《現代評論》每期必有的頭版欄目，占據著核心而醒目的位置。而章、周二文列于刊末的“通信”一欄，按魯迅(當時在北京)的說法，“掛在那邊的尾巴上”，“委屈得很”。在此情勢下，章、周二人轉而將文稿寄給魯迅，請他代為介紹別處刊登，魯迅激于義憤，毅然錄用。5月15日，在魯迅主編的《莽原》雜志上，同時刊發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護符>》、章錫琛的《駁陳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護符>》兩文；6月5日，又刊發章錫琛的《與陳教授談夢》、周建人的《再答百年先生》兩文。5月29日，陳百年的《給周章二先生的一封短信》刊發于《莽原》，表示退出論爭，以示結束。并且，論爭期間北京、上海等多家報刊刊發相關文章，辨析雙方觀點。3月22日，《婦女周報》刊發顧均正的《讀<一夫多妻的新護符>》，4月16El，《京報副刊》刊發許言午的《新性道德的討論》，6月10日，《婦女周刊》刊發君萍《新性道德與一夫多妻》。這些文章雖角度不一，措辭委婉，但基本觀點全然一致，均為支持或認同章、周二人的“新性道德”觀點，彰顯了現代意識的強大與趨時。

“新性道德號”事件影響深遠，這首先對于上海現代意識在上海大眾的播撒具有重要意義。在“新性道德號”特刊期間，《婦女雜志》擁有相當可觀的讀者群，“雜志發行量由過去的二千來本增至一萬以上”I1I_，開創婦女雜志界的新紀元。而章錫琛離職后，《婦女雜志》復歸保守立場，調整編輯方針，開設孩子喂奶和家庭廚房等事宜的欄目，銷量一落千丈。可見，日常家庭護理等傳統性選題已不再趨時，現代意識成為時人關注的問題。同可佐證的是，章錫琛當年離職創辦開明書店，著手出版《新性道德討論集》一書，收錄論爭中章錫琛、周建人、陳百年等相關文章，銷量甚好，當年(1926年)“居然”再版，而后又版，不但于章錫琛而言是“大可慰藉”的，也足見上海民眾對現代自由觀念的廣泛接受與普遍認同，這為上海女性廣泛地進入社會的公共空間，并繼而成為20世紀30年代海派文學的消費對象奠定了思想與文化基礎。其次，上海報刊媒介造就的公共空間為海派文學的“浮出歷史地表”開辟了道路。在兩場南北論爭中，上海的《申報•自由談》和天津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上海的《婦女雜志》與北京的《現代評論》分別構成相互對抗的形勢。天津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北京的《現代評論》均為同人創辦的學院派雜志，以自由主義的姿態宣揚端莊、純正的文藝趣味，少有圍繞某一時代主題的同聲呼氣，集結發聲。而上海的《申報•自由談》、《婦女雜志》則不然。它們面向大眾，擁有持續而穩定的讀者群，《婦女雜志》曾突破10000份的銷量。作為全國的第一大報，《申報》最高的發行量更達15000份，附張《自由談》及時捕捉社會熱點，“與人以智識，使人得有優良的消遣與娛樂”。尤其在黎烈文主編期間，《自由談》針砭時弊，鋒芒畢露，給予撰稿者充分表達思想的空間，這為上海文人對京派文人的反擊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播撒場域。同理，在“新性道德”論爭中，與北大教授陳百年展開針鋒相對的論爭者是時任《婦女雜志》的主編章錫琛。章錫琛深受五四新思潮的影響，在1920-1925年擔任主編期間，他以激進態度改良雜志，旨在“謀婦女地位的向上，和家庭的革新”¨。為此，開設離婚問題號、產兒制限號等10種特刊，旨在通過廣泛地研究各種女性問題，探討現代女性意識的發展走向，選題大膽、前衛而時常激起大眾爭議。在論爭前期，《婦女雜志》銷量飆升，發行上萬，為章錫琛、周建人贏得龐大的讀者群，至后期，雖《婦女雜志》礙于輿論有意撤退，但有魯迅施以援手，更以《莽原》編輯身份為之刊發稿件，為其提供宣揚現代意識的后續論壇。相比之下，《大公報•文藝副刊》、《現代評論》延續的是新文學同人辦雜志，自由相惜的傳統路徑，因此，不論是藝術趣味，還是營銷手段，實在無法與上海報刊媒介相匹敵，可以說，上海的媒介環境為海派文學的生成與發展提供了頗具傳播力的現代公共空間。

三、世界主義之于文學傳播

誠然，關于海派文學這一新興文學形式，南北文人的論爭主要源于各自所持的文化理念的差異。北京及其京派文人多持“廟堂”主義的排斥與偏見，而上海以及海派文人多持世界主義的包容與并進。自1842年開埠以來，上海的城市發展呈現出兩種迥然不同的特質。熊月之曾如斯概括本土想象對于上海的兩極化觀點。在經濟層面，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在殖民層面，上海是“外國人的天堂，中國人的地獄”；在道德文化層面，上海既是罪惡的源頭，也是光明的源泉，既是大染缸，又是學習西方知識的窗口。故此，上海以一種雙向矛盾的姿態呈現著，她既是“光明的城市”，因為其啟蒙教育、雜志出版、文學革命和社會變革；又是“黑暗的城市”，因為它是污穢、墮落、性關系混亂和道德腐敗的溫床。而遠居“廟堂”之上的北京，在20世紀20年代政府對于新文化、新思想的壓制是相當濃重的。《努力》三十六期(1923年)里就告訴過我們，“國務會議”里曾經有“取締新思想”的議案。另據阿英考證，1924年，《胡適文存》、《獨秀文存》等書籍以及易卜生的戲劇《娜拉》均在北京被禁，胡適甚至遭到被驅逐出境的指令。同時，在日常生活中，民眾對新文化、新思想也仍是相當隔閡，恪守著舊禮法的體制與風俗。1924年的北京戲園里仍是男女分座的，瞿秋白曾請剛從滬到京的丁玲看陳德霖出演的京劇，丁玲因哀傷摯友的早逝無心看戲，寫了一個字條請茶房遞過去以作辭別。_】刊因此，京派文人之于上海多是秉持精英主義的道德批判立場，注目其“地獄”、“黑暗”與污穢的一面，嫌棄、鄙視乃至成見流播甚久。不消說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是20多年后，1956、1957年沈從文二度以文物研究員身份前往南京、上海等地考察時，依然毫不掩飾對上海的鄙夷與不屑，他揶揄上海人對衣食住行的細致與講究，為錢、物無意義消耗的生活狀態，少女受世風感染的“早熟”與“摩登”現象，坦陳“我過去不喜歡這個地方，現在還是不歡喜”…。但其實，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社會形態并非狹隘或單一的，倒是彌漫著復雜多元、兼容并蓄的世界主義文化氣息。從空間分布上，當時上海的地緣政治情況處于一市三政的分裂狀態，法國租界和公共租界(包括日本人在虹口一帶的非正式地盤)各據上海面積(約25平方公里)的一半。從人口結構上，上海自開埠以來開始發生劇烈變化，所謂華洋雜居，五方雜處。據統計，1930年上海的200萬人口來自48個國家，而80％的中國居民來自廣大內陸的移民。故此，不論是上海文人還是普通百姓，身份認同無法統一，也無以認同。對于上海，他們一面感受其“地獄”、“黑暗”的特質，也享受著現代化所帶來的物質與文化的雙重“盛宴”，尤其是外來文化的多質性為海派文學的創作提供充足的精神資源。單就海派文學的文學表現——“頹廢”而言，其精神旨趣吸納世界東西方文學的學術資源，凸顯世界主義的文化理念。參閱20世紀20年代海派期刊譯介(紹介)的外國作家作品情況①。上表所示，盡管日、法國作家深受青睞與追捧，但在7個雜志上，被譯介的外國作家多達30多位。

地域方面，涵括法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德國、美國和日本等多個歐亞國家。文學流派方面，視角開闊，日本新感覺派橫光利一、片岡鐵兵之于《無軌列車》、《新文藝》、法國象征主義、美國現代主義，如古爾蒙、哈第蓋等之于《現代》③、英國頹廢派奧布瑞•比亞茲萊之于《幻洲》、《現代小說》以及日本唯美主義之于《金屋月刊》等為海派作家提供了充足的文學滋養，而其追隨前沿、包容世界的企望與熱力鑄就文學現代性的內核。

綜上所述，媒介地理學為媒介傳播、文學傳播研究提供了一個獨特而富有發展空間的學術生長點。媒介地理學關注地理因素對媒介內容、傳播符號和媒介形態的影響，也關注媒介對社會環境、地理樣本、地理尺度的建構。[1】(就海派文學傳播而言，地方是其文學生成及傳播形態的首要因素，但尺度、空間、景觀、時間等也是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元素，如百貨公司、舞廳與咖啡館等都市景觀之于海派寫作、現代線形時間觀之于上海大眾Et常生活等均可資研究。因篇幅所限，本文暫不擬展開。在這個意義上，海派文學不是僅僅作為一種文學的流派或樣式陳列于史，它將承襲其得天獨厚的地域優勢以及多元、駁雜的現念，表達都市文明及其人性異化的精神訴求，以卓越的風姿傳承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