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藝術形式語言及發展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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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藝術在中國藝術史上一直處于非主流地位：在以往的手工時代，它沒能真正走進百姓的日常生活，缺乏廣泛發展的社會基礎；在今天，玻璃制品雖然已為人們所熟悉，但多是將其理解為建筑材料的一部分和工藝制品，與主流藝術無關。關于玻璃，中國古代曾使用過多個不同的稱謂，常見的有“玻璃”、“琉璃”、“料器”，這些不同的稱謂有不同的含義，并與不同的時間段相聯系，可以說一物數名、一名數指。[1]這種同物異名、異物同名的情況容易引起概念的混亂。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認為琉璃是貴重的藝術品，跟玻璃沒有關系，事實上中國古代的琉璃就是玻璃。中國的玻璃藝術可以上溯到西周時期，明代以后也稱建筑中的鉛釉磚瓦為琉璃。玻璃乃外來詞匯，于唐代開始使用。中國玻璃的成分有別于西方的鈉鈣玻璃，絕非西方傳入，而且在形式語言上也體現著中國文化的特征。玻璃璧和玻璃劍飾是中國早期玻璃藝術中具有代表性的兩種造型，在形式語言和制造工藝上有相同之處，二者都凸顯了中國早期玻璃藝術的創作語言和文化內涵，在制造過程中也都采用了模壓工藝，提高了生產效率。從技術角度來說，玻璃藝術在造型和功能方面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國內對于玻璃的研究多集中于現代建筑裝飾、工藝制品等方面，本文擬以玻璃璧和玻璃劍飾為例來探討中國早期玻璃藝術的形式語言及制作工藝。

一、中國早期的玻璃璧與玻璃劍飾

1.玻璃璧

璧是一種圓形平板器物，用玉制成。《說文•玉部》中載：“璧，瑞玉，圓器也。”璧的形狀通常呈扁圓形（見圖1），中心有一圓孔，但也有出廓璧，即在圓形輪廓外雕有龍形或其他形狀的鈕。璧的用途很廣，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一是祭器和禮器，《周禮•大宗伯》有“以蒼璧禮天”之說，表明璧是一種禮儀上的器物；二是國事中的禮儀饋贈用品；三是佩系，用作不同身份的標志；四是砝碼用的衡；五是辟邪和防尸腐，常作為古代帝王的隨葬品，例如已發掘的漢代大墓中都有眾多的璧出土，常放在死者胸部和背部，有的放在棺槨之間，甚至還嵌在棺的表面作裝飾用。湖南出土的戰國墓中的玻璃璧就是作為裝飾品隨葬的。[2]玻璃璧制品始用于戰國早期，盛行于戰國中期，衰落于漢代。用玻璃制造的璧在古代稱為“璧琉璃”，如漢武梁祠畫像石上的璧榜題“璧琉璃”，《漢書》中也有“璧琉璃”的記載。玻璃壁和玉璧的作用是相同的，但因為玻璃制造工藝復雜，玻璃璧的數量較少，往往比普通的玉璧貴重。[3]目前出土的玻璃璧大部分在湖南，即戰國時的楚地，據此可以推定楚國是當時全國最大的玻璃璧產地。楚國因為缺少玉，所以常用玻璃代替以緩解玉料之不足。[4]而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長沙出連、钖”。這里的“連”就是鉛，古代長沙盛產鉛，湘潭、衡陽、新化等地又產重晶石，且今已查明湖南的二氧化硅儲量極為豐富，這些都為制造高鉛鋇玻璃提供了優越條件。

2.玻璃劍飾

我國從商代開始有制劍的記載，春秋戰國時的吳、越等地，因為河流較多，戰爭以水戰為主，故將劍作為主要武器。劍在古人的生活中主要用于殺敵和防身，但在和平年代佩劍則主要是為了顯示身份，所以特別重視劍的裝飾。在古人看來，黃金、白銀、珠寶并非最珍貴的物品，只有玉才是最有價值的，用玉裝飾的劍叫玉具劍，最為貴重。因為玉比較稀有，所以常用玻璃來代替，用仿玉玻璃裝飾的劍叫玻璃具劍。著名的越王勾踐劍于1965年在湖北省江陵縣的楚墓出土，在劍格兩面的凹槽中分別鑲嵌著綠松石和玻璃。據分析，越王劍出現在楚國墓葬中，應該是作為楚國人的戰利品隨葬的。這把勾踐“自作用劍”的青銅劍，理論上講應主要是用于防身和戰斗，而黏結了裝飾物的青銅劍一般是不會用于實戰的———一方面玻璃遇到較大的震動容易破碎，另一方面由于使用的黏結劑牢固性差，震動后玻璃也容易脫落。所以，劍格上的玻璃應該是楚國人后來添加上去的。[越王勾踐劍的玻璃裝飾手法并非玻璃劍飾的主流，它僅僅是把玻璃當做附加的裝飾元素，而不是用玻璃來制作劍的主要構件。一般來說，根據玻璃裝飾的位置和目的之不同，玻璃具劍的裝飾部位應包括玻璃劍首、玻璃劍格（見圖2）、玻璃劍珥和玻璃劍珌。劍首安裝在劍手柄的頂端，手柄的頂端呈圓形。考古發現的玻璃劍首均為圓餅形。劍格是手柄與鋒刃之間的隔離裝置，又稱護手，主要是為了防止劍鋒傷到手。劍格有一字形和蝙蝠形兩種形制，玻璃劍格全部采用蝙蝠形。玻璃劍格的出土和傳世并不多見，關善明先生認為其原因可能是劍身因長期侵蝕風化而膨脹，劍格受壓爆破而不存。劍珥從側面看很像耳朵，安裝在劍鞘靠近鞘口的地方，劍珥也稱劍鼻，古人佩劍需要用帶子系在腰上，劍珥就是劍鞘上的扣帶，《楚辭•東皇太一》有“扶長劍兮玉珥”的記載。佩劍者撫摸腰間長劍時，是摸到腰間穿系長劍的玉珥，有了劍珥，劍的重心在下面，系在腰上時下重上輕，劍才不會從鞘中脫出。劍珌是劍鞘末端的裝飾。玻璃劍飾產生于戰國中期，流行400多年后，至東漢時期就消失了。玻璃劍飾的設計完全仿玉劍飾，因而形制和紋飾也與玉劍飾基本相同。

二、中國早期玻璃藝術的形式語言與發展限制

1.作為仿玉材料用以裝飾

在中國古籍中，關于玻璃制造的最早記載見于漢代王充的《論衡》。《論衡》卷二《率性篇》中在論證“人定勝天”的思想時，舉了四個例子，其中有兩個似乎與仿玉玻璃有關：其一，“道人消煉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其二，“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7]用五石消煉成的“五色之玉”應該就是不同色彩的玻璃，透明度不高，很像玉。而“以藥作珠”的“隨侯”，據考古工作者分析，“曾”就是“隨”，“隨侯”也就是“曾侯”。這不禁讓人聯想到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100多顆玻璃珠，出土時玻璃珠與玉石、瑪瑙等質地的珠、管放在一起，顯然是作為玉石的代用品，這與“隨侯以藥作珠”的記載十分吻合。[8]雖然目前尚無有力的證據證明曾侯乙就是那位“以藥作珠”的“隨侯”，但二者絕不會毫無關系。[4]中國人對玉有著特殊的感情，漢代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玉的解釋是：“玉，石之美。”這一注解從物質和藝術兩方面科學地闡述了“玉”的概念。玉器從舊石器時代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它記錄了人類生活和社會的變遷。從舊石器時代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玉器的佩帶代表著人們的社會地位。因為玉在中國文化中的特殊性，人們除了竭力尋找天然玉外，還設法進行人工制作，而中國特有的高鉛鋇玻璃具有一定的混濁度，外觀像玉又比玉光潔，原料來源豐富，與瑪瑙、水晶、孔雀石等天然石料相比，加工方便，因此成為很好的仿玉材料，古人往往將玻璃制品與玉石類器物同樣看待。[8]早在戰國時期，人們就開始用玻璃制品摹仿玉制品；西漢晚期制造的玻璃衣片采用鉛鋇體系的玻璃，衣片的外層粘上一層灰白色的礦物質粉末，使衣片的外觀更接近玉石材料。用玻璃仿制玉這一做法一直延續至清代，不論是缺玉的宋、明時期，還是玉材料相對豐富的清代，仿玉都是玻璃制造的主要目的。玻璃璧和玻璃劍飾都是作為玉的替代品出現的，其造型、質地也無不顯示出對玉的模仿痕跡。人們并沒有把玻璃當做獨立的工藝門類來看待，認為玻璃只是一種仿玉的材料，因此也就談不上有發展這種工藝的想法。這種出于裝飾目的而仿其他材料效果的理念限制了玻璃的使用，阻礙了玻璃藝術的發展。因此，盡管明代的玻璃技術已經成熟，《天工開物》也記錄了玻璃制作的全過程，但玻璃藝術并沒有因此而加快發展的步伐，由此可見仿玉裝飾的狹隘觀念是造成我國玻璃藝術發展緩慢的重要因素。

2.實用性轉向未能持續

中國早期的玻璃璧和玻璃劍飾在制造過程中都采用了模壓工藝，從技術水平來看已經具備了生產平板玻璃的條件。我國早期平板玻璃的生產是從鑄造工藝開始的，采用類似生產青銅器的方法，用泥范澆鑄而成，勞動強度大，產量低，價格高。這種狀況隨著楚國玻璃業的興盛發生了改變，楚國的玻璃業在中國玻璃藝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僅制造了我國最早的鉛鋇玻璃，還運用模壓工藝生產出了平板玻璃。到了西漢中期，我國的玻璃生產開始從鉛鋇玻璃逐步轉向鉛玻璃，透明度大大提高，借助模壓工藝制造出了建筑用的玻璃窗。西漢劉歆的《西京雜記》中記載：“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發不得藏焉。”關于玻璃窗的記載在東漢班固的《后漢書•武帝本紀》中也有提及：“武帝好神仙，起神屋，扉悉以白琉璃作之，光明洞徹。”到了唐代，宮廷建筑中仍然有安裝玻璃窗的，但在之后的五代、宋、元、明的文獻古籍中難見“琉璃窗扉”的記載，清代玻璃窗又開始出現，除了皇室宮廷，一般的富貴人家也有使用的。玻璃窗的出現反映了人們對玻璃的態度發生了轉變，即從狹隘的仿玉材料轉向了開發玻璃本身的實用價值。如果這一轉變繼續下去，平板玻璃生產一定會有較大程度的發展，進而帶動我國玻璃藝術的發展，甚至部分地改寫我國玻璃工藝研究的歷史。然而，事實是我國古代的玻璃生產并沒有很好地介入人們的日常生活。

從玻璃生產的角度來看，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其一，用玻璃生產仿玉制品的觀念根深蒂固。其二，與陶瓷相比，玻璃器型在尺度上有很大局限，給生產和使用帶來不便。以玻璃窗為例，由于平板玻璃的面積較小，用在門窗上需要許多窗欞來固定，費工費料，影響采光，因此玻璃的實用性大大降低。其三，中國玻璃具有“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手破裂”的特點，這使得該材質無法與陶瓷的廣泛實用性相比，因而沒有大規模生產的可能。

三、結語

玻璃璧和玻璃劍飾代表了我國古代玻璃工藝的制造水平，其發展的軌跡也反映了我國早期玻璃藝術的審美傾向。在中國早期玻璃藝術的發展進程中，技術因素并沒有起到決定性作用，材料的定位、制作的目的、審美的傳統等因素決定了其在藝術領域的非主流地位。在今天這樣一個特別強調技術的時代，反觀中國早期玻璃藝術的歷史進程，也許會給現代設計研究帶來更多技術之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