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石刻藝術教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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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修墓刻碑一般來說內在動因主要是兒孫們對過往老輩們哀思之情的物化。但是，其外因卻與土司、官府建立的“功德碑”、“牌坊”的目的相似，目的是歌功頌德，昭示后人，以圖永存。尤其是土家族墓碑中的那些“壽藏碑”①，其教化意圖更典型，因為樹碑立傳者不是兒孫后輩所為，而是墓主人生前在世時自己所為。筆者在對武陵地區土家民族民間石刻藝術的整體布局、內容形式、選材及其相關民俗文化的研究分析中，發現眾多的土家族墓碑石刻除了表露出濃烈的“驅鬼逐邪，鎮墓”、“吉祥”意蘊以及對于裝飾功能的追求外，還普遍蘊含著更為深厚的儒家文化思想，以及社會、政治等生活內涵，其教化的作用和影響力，在當時可能比寄托哀思之情，追求“吉祥”、“辟邪”等民俗愿望更大。它暗含有更為強烈的“立人達人”②的教化理念，即便是“吉祥”意味的追求，也是試圖以“立人”“、達人”的方式來取得。

一、從石刻藝術內容看立人達人的教化理念

位于湖北利川西部的魚木寨，至今保存著完好的清代碑墓、皇帝誥封牌坊、明清鄉間學堂、陰宅陽宅同室（即生屋死墓，雖陰陽有別而同為居所）的奇妙景觀。其間，石刻雕花藝術精湛的“夫妻墓室”以及石屋民居多處。魚木寨石刻，樣式豐富，有建筑石刻、崖刻、碑刻等幾種類型，圖案常見龍鳳、人物、山水、花鳥及草蟲等，題材多以人們喜聞樂見的“龍鳳呈祥”、“文王訪賢”、“八仙過海”、“四君子”、“二十四孝圖”之類，甚至連常見的“福”、“壽”等字，也以極具裝飾性的手法雕刻而成。對此詮釋者，大多從不同角度闡釋，通解為“吉祥”、“辟邪”等家族個體性的民俗愿望的體現。如果我們考證其相關的傳統吉祥圖典，以及相關的民俗傳說等資料，則會發現，這些墓碑石刻的核心主旨，應是土家人“立人達人”教化理念的藝術的物化體現。即便是圖案內容，也是如此，不過更具有象征性特點而已。比如龍鳳組合，除了吉祥意味與生殖崇拜以外，還象征著權勢與榮耀、圣明與賢德。“歲寒三友”、“四君子”③等更是如此，表達了濃厚的對剛正、聰慧、德厚的宣揚意圖。《南陽柴夫子訓子格言》中對后輩勸學、望子成龍意愿的表達，更是將魚木寨人土家族“立人達人”的理念凸顯得淋漓盡致。再如魚木寨向梓墓碑石刻《郭巨埋兒》。這個故事是屬于《二十四孝》之一，講述晉代郭巨為人極孝，在妻子生兒子以后，家境日益貧寒，無法侍養老人，于是郭巨與妻子商議決定埋掉兒子，節省口糧以侍養母親。正當他們挖坑時，突然天降祥云，地下出現一壇黃金，上書“天賜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奪”，遂夫妻得黃金，回家孝敬母親，生養孩子。此石刻上，一男子掘土，一女子懷抱嬌兒；天空祥云繚繞，地下出現一堆黃金。整個故事對于孝道的宣揚很明顯，最重要的是郭巨之孝，感動天地，引來了神仙對其庇佑，這樣的結局體現了孝道者天佑之的思想觀念。魚木寨向梓閻孺人之墓上有《楊香救父》。墓的正碑為組合式立柱形，由四層組成，二層的高浮雕帶上，正面就刻著《楊香打虎救父》。這則故事刻畫了十四歲的楊香與父親下田割麥時遭遇老虎，為保護父親脫險，手無寸鐵的楊香毅然上前緊扼老虎咽喉，最終戰勝猛虎。整個畫面引人入勝，鮮明的贊頌了“孝、義、勇、智”的美德。誠然，這是儒家文化在土家民間文化的滲透與表征，但立人達人的教化理念與目的是等值的。值得注意的是，此墓背面有《文王訪賢》。周文王一直是中國自古傳誦的仁德之君，此圖通過刻畫文王在渭水邊求訪姜太公，生動地再現了文王遇姜太公時禮賢下士的情景，將有關“明君”與“良相”的美談廣為流傳。側面為《仲由負米養親》。仲由是春秋時孔子的學生，為孝敬父母，常于百里之外負米回家供養雙親。這幅組合圖整體表意是直接的崇尚仁、義、禮、明、忠、賢、和等品德。再看四君子圖，這是文人士大夫們常用的藝術創作題材。文人高士常借梅、蘭、竹、菊來表現自己清高拔俗的情趣，或作為自己品德的鑒戒。一般均借“四君子”來表現正直、虛心、純潔而有氣節的思想感情，而其中尊重“德正”的含義就顯而易見了。花中四君子，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蘭空谷幽香，孤芳自賞；竹篩風弄月，瀟灑一生；菊凌霜自行，不趨炎勢。

以花喻人，文人高士對四君子的推崇表達了儒家修身思想，對自身高潔品格的追求，而魚木寨石刻通過對四君子的刻畫，表達的既是對高潔德行的推崇與仰慕，更是助人倫、成教化、“立人達人”靜態形式的宣傳廣告。其他圖案內容的諧音表意往往是表面的，只是民俗內容中的一個方面，而實際體現的大多是對純正高尚的道德行為的崇敬和歌頌，對邪惡現象的不滿和鞭撻，以及平民內心中的一種道德準則和由此所樹立的一種自尊自強自律具有警世意義的碑典。簡而言之，石雕表現的意蘊內涵，仍然是一種平民樸素的“立人達人”的教育思想理念。而最能說明魚木寨石刻是為了立人達人的思想理念者，莫過于《南陽柴夫子訓子格言》。其四合院式的六吉堂建于明末清初，占地一千余平米，是魚木寨至今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古建筑。該中心院壩的前廊階壁左右各嵌石刻一通，長四米，高一米，正楷陰刻的就是《南陽柴夫子訓子格言》。此碑刻有：“費盡了殷勤教子心，激不起好學勤修志。恨不得頭頂你步云梯，恨不得扶你攀桂枝。你怎不尋思，試看那讀書的千人景仰，不讀書的一世無知。讀書的如金如玉，不讀書的如土如泥；讀書的光宗耀祖，不讀書的顛連子妻。……”等內容，可見望子讀書成龍之心之切。這一篇教子勸學的文字，突出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儒家思想，文中不僅列舉了程夫子、宋狀元、蘇學士等讀書大家，仰為讀書楷模，還舉出了不讀書的嚴重后果。這篇訓子格言意在激勵子孫奮發圖強，其望子成龍的良苦用心不言而喻。同樣表現對于儒家思想嚴格奉行的還有“化字爐”，據說當時學堂教誨學生，說紙是孔圣人傳下的圣物，不可亂丟，只能燒化。由這些可看出儒家文化對其深刻影響，而在此影響下雕琢而成的石刻，不僅深深印上了儒家“立人達人”的核心思想，還在山高皇帝遠的土家山寨被發揚光大，廣為傳頌。如果說魚木寨土家人留存的各類墓碑石刻是“民間”性的，那么湘西土司故都老司城“翼南牌坊”則屬于土司、官府一類的“功德碑”。翼南牌坊位于老司城南面紫金山和若云書院的雅草坪。其始建于明嘉靖年間，上刻“子孫永享”四字，表彰二十六代土司彭冀南率土兵抗倭有功而立。明嘉靖三十三年，年僅十八歲的二十六代土司彭冀南率五千土兵奔赴江浙一代抗擊倭寇。土兵善使鉤刀，隊列靈活，驍勇善戰，王江徑一役殲敵一千九百余人，明史稱“自有倭寇以來，東南用兵未有逾此者，此其第一功云”，立“子孫永享”牌坊以昭紀。而記述誥命封贈的，則以立于鶴峰城郊官田園的“奉天誥命”碑最為著名。其分左右二碑，右碑為明崇禎皇帝所賜。碑文為：“……朕甚敏爾田楚產，乃湖廣容美宣撫使司宣撫使玄之父，賦性忠勤，澄雄機略，操行廉潔以躬，延攬賢才而訓子，馭眾嚴肅續兼咸，惠以施仁，懷我榮恩，帥苗夷向化，曩以奢安，二猷悖逆，爾能效順盡忠，灑血誓師，以身報國，深可哀憐，既捐勇烈之軀，宣重崇褒之典，是贈爾為宣武將軍……。”當我們把土家族民間那些裝飾華麗、雕刻精湛的“墓碑”與土司、官府一類的“功德碑”“牌坊”聯系在一起來看時，從這些墓與碑的石刻藝術形式與內容中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它直接表現的是對“功德”、“善事”、“節操”、“孝道”等有德行為進行的贊頌與表彰，而它里面滲透出來的理性內涵卻是感召后人，旨在引導后人，為后人而樹立的樣板，這是“立人達人”土家民族教化理念的物化形態，是“立人達人”教化理念在石刻上視覺化的藝術表現。

二、從石刻材料和方位的選擇看立人達人教化理念的意愿

土家族地區墓碑石刻在選材、用材上，從人類學的角度而言，也可以看出具有強烈而又獨特的“立人達人”教化理念的意愿。歷史地看，土家族人民勤勞勇敢、剛毅頑強，這些品格正是土家民族精神之所在。同時，望子成龍之心切，把自己無法實現的夢想都寄予賦有靈性的石頭上，教化子孫也是必然。眾所周知，石頭象征著堅定、堅固、頑強以及各種我們所向往的品質。因此，人們用石心比喻堅定的信念，用石交指代牢固的友誼，用石城湯池形容防守堅固的城池，它既是人類崇敬之物，也是被人類應用與文化傳承的首選媒介。如果說石頭因具有崇高的象征意義而被賦予崇高的象征使命，立石本身就是“立人達人”表征，也就順理成章了。在此它與表人12“崇高”的內容相結合，讓石頭的“崇高”與雕刻內容的“崇高”互相映襯，使石刻有關崇敬的意蘊內涵更為豐富。從土家族民間石刻的雕琢程度也可看出“立人達人”的用意。以魚木寨為例，當地居民生活極其隨便，對石刻卻不惜工本，花數年時間精雕細刻，使內容、形式極具豐美。其崇敬程度，遠不是僅僅能用單純的“裝飾”作用和“吉祥”、“辟邪”等意義的追求所能涵蓋的；其符號性的特征，鮮明的寓示性則有更為深遠的“立人達人”理念和象征審美意蘊。再看其供奉擺放形式，更顯土家族民間墓碑“立人達人”的理念用意。此最為典型者，當數羅氏碑。在湖北省境內的利川市謀道鎮的寨壩村10組（又名茶園），有一處住了五輩人的羅氏碑屋（陰宅陽宅同室）。羅氏碑屋里有一個小院子的堂屋。在堂屋正中，赫然立著一塊“生基碑”（“生基碑”是當地“壽藏碑”的俗稱。墓主人生前選擇了自己死后的宅墓地址地基，即“生基”；墓主人在世時提前雕刻的墓碑，則謂“生基碑”）。該墓碑高約4米、寬5米，上面刻滿了密密麻麻的小字，那是“羅氏運章墓志銘”，即死者羅運章的碑文。石碑上刻有人物和鏤空的金錢圖案，最醒目的是一副對聯，上聯是“死者可作言坊行表”，下聯是“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橫批“遺愛堂”。顯然，羅氏人家把前輩墓碑常年立于家中最顯赫的“堂屋正中”供奉，名副其實地替代了“家神”地位。“言坊行表”旨在激勵后人，以前輩羅運章為榜樣，建功立業，強烈地彰顯出墓主人“立人達人”的教化理念。因此，土家人把石雕石刻安排在這些寓意豐富、易被關注的位置，昭示子孫后代，有著強烈的宗教般的崇敬與教化意義。其重視程度，反映出儒家傳統思想在土家族民間文化中的強烈影響，也反映了土家民間藝術“立人達人”教化理念的意愿。

三、立人達人是社會生活的選擇和平民的需求

關于土家族墓碑石刻藝術的立人達人之說，從社會學方面同樣可以得到論證。以魚木寨土家族石刻為例，現存魚木寨石刻大多成于明清，當時封建社會已經持續了千余年，社會上盛行的儒道主流文化對其石刻內容的影響很大。因此，土家族民間墓碑石刻藝術所反映的立人達人現象，事實上在其他民間文化中也都同樣存在。因為它體現的是一種社會生活的選擇，其根源在于帝王出于政治統治的需要，百姓出于對于安寧秩序化的生活環境和精神慰藉的需求所達成的共同追求，而這種目標的建立的關鍵點就是“達人”的建立。特別是在面臨社會危機的情況下，“立人”的建立有助于這種目標的實現，儒家就很強調這一點：“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資治通鑒》也闡明“順德者昌，逆德者亡”的治國之道。這些內容在民間也產生著影響，并附帶有一種宗教色彩。對個人方面，品行不德者會有天譴之，“好德”者則得“天佑”，會有好的“果報”。這些便是前述石刻內容形成的客觀環境。綜上所述，土家族民間墓碑石刻藝術是中國儒家“立人達人”思想指導下的產物。它深植于理，更深植于“心”，是主體心靈的物質再現，也是土家民眾社會生活的選擇和平民的需求。

土家族地區石刻藝術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立人達人既是社會生活的選擇，也是民間文化的一個縮影。土家族地區墓的樹碑立傳，傳統觀念認為幸福吉祥只有通過對“德”的重視才能在生活中降臨，因此德的意愿表達就是對“立人”的一種追求，這種追求“立人”的心態，也是在尋找一條使整體社會和諧、順暢的理想生存環境的道路。這種“立人”意識促使土家族民間墓碑石刻藝術中表達“立人達人”的教化理念意愿成為必然，從而也造就了土家族石雕石刻藝術精美的形式和豐富的內容。這種立德、立人以至于達人的方式雖然有封建色彩，但是在當時社會生活中對規范人們的行為起著重要作用，總的來說對社會都是有積極的意義的。土家族石刻是與眾多民間文化一道在中華民間傳統文化大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透過它可以看出中華民間文化的思想脈絡，看出眾多民間文化立人達人的教化理念現象，以及追求“立人”的涵義。因此，探求其立人達人的形式與價值，也就具有了更為普遍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