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士階層口語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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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蜂起，諸子百家紛紛發表本學派對時局的觀點，力求以自己學派的觀點拯救時局，這樣就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局面，史稱“百家爭鳴”。在這場不同文化的交鋒中最為搶眼的是以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和以蘇秦、張儀為代表縱橫家學派。孟子、張儀、蘇秦、莊子、楊朱等“士”在向諸侯王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時，都能嚴守本學派觀點，熟練運用說理技巧，極大地繁榮了戰國時期的口語藝術。因為儒家和縱橫家是當時最為顯赫的兩個學派，他們的口語交際活動主要記錄在《孟子》和《戰國策》等書中，因此本文主要以孟子、蘇秦、張儀的口語活動為分析對象。

一、口語藝術的繁榮

戰國時期，“天下共主”的周王室逐漸衰微，失去了對所屬諸侯國的控制，形成了士國林立的局面。各諸侯國無不懷著“蒞中國而撫四夷”的目的，欲圖一統天下的宏偉霸業。為此，他們廣招安幫治國的天下賢士，謀求富國強兵的奇謀良策，于是禮賢下士蔚然成風。這就為當時的士人階層提供了施展抱負、發揮才能的政治平臺。于是名士蜂起，他們“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紛紛發表自己的政治主張。為了證明本學派政治主張的正確性、實用性，各學派的代表人物一方面要游說各諸侯國國君，使其能夠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另一方面要不斷地與其他學派的代表人物進行論戰，駁斥其他學派的“淫辭邪說”。基于這兩種目的，謀臣策士之間的“口水仗”也就在所難免了，正所謂“鼓天下之所動者存乎辭”［1］129。戰國時期的縱橫家蘇秦、張儀是這方面杰出的代表，他們憑借著自己對各諸侯國地理、經濟、武力、外交等國情的深入了解，不停地游說于秦國、魏國、趙國、楚國等國之間，令“所在國重，所去國輕”［2］65。以致“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1］125；達到了“一人之辯，重于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2］78的效果。而欲達此效果，必須具備高超的口語表達能力。以“好辯”著稱的孟子一面向齊宣王、滕文公等宣傳“王道仁政”，一面“述圣人之道，拒楊墨”［1］138，同道、墨、農、兵諸家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形成了轟轟烈烈的“百家爭鳴”的局面，在促進思想活躍、文化繁榮的同時，也極大地促進了口語技巧的成熟，繁榮了戰國時期的口語交際藝術。

二、口語交際的主要內容

(一)孟子的游說內容：王道仁政孟子是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一生中他始終不移地推行“王道仁政”的政治主張。因此，他在周游列國時向各國君主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王道”理想和“仁政”措施。他的觀點綜合體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1.省刑薄斂國君要一統天下，就必須得民心，而得民心就必須省刑罰，薄稅斂。孟子在《孟子•公孫丑上》中指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愿藏于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愿耕于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愿為之氓矣。”如果國君能推行上述的治民政策，就會“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2.制民之產“孟子認為，沒有固定的產業收入卻有恒定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只有‘士’才能做到。而一般的人，如果沒有一定的產業收入就不會有恒定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為了使老百姓具有恒定的道德和行為準則，執政的君主就應當給民分配一定的產業，使其有固定的收入。”［3］143于是，孟子提出：“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在此基礎之上，孟子又提出“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這種通過穩定社會基層生產力來穩定整個社會的政治秩序和倫理關系的制民之產思想，起到了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生產力的作用。

3.與民同樂孟子不否認國君可以適當地享受物質樂趣，但反對統治者荒淫無度。他又進一步指出了享樂的方式，即這種“樂”只有做到“與民同樂”才是正當的、真正的“樂”。孟子說：“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再來看齊宣王和孟子的一次對話。“齊宣王問曰：‘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問國之大禁，然后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于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孟子的觀點是，只有與民共樂，與民共憂，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從而才能獲得真正的快樂，才能稱王。另一次，孟子再一次與齊宣王討論了“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的問題。由此可見，只有與民同樂，才是真正的快樂，才能稱王。孟子深刻地認識到“與民同樂”的力量，所以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當作仁政的一部分。

4.庠序之教在“黎民不饑不寒”的基礎上，還需要進行道德人倫教化。人倫教化的中心是教民親親、敬長，以建立倫理秩序。國君如果能建立好家庭和社會的倫理秩序，天下自會安定，人民也就能安享太平。因此孟子說：“設立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孟子•滕文公上》）雖然三代的學校名稱不同，但三者的內容都是一樣的，皆是以“明人倫”為主，使人們做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騰文公上》）這樣，家庭關系以及社會關系便有了秩序，而秩序和穩定是“王天下”的基礎。而當人皆能做到以孝悌為本時，王道理想便會得以實現。

（二）蘇秦、張儀的游說內容：合縱連橫同樣是游說諸侯國君，作為縱橫家杰出代表的蘇秦、張儀，他們為了贏得個人富貴，達到飛黃騰達之目的，不同時間不同場合提出了完全相反的主張：一會兒主張合縱，聯合南北的六國來抵抗西方的強秦；一會兒主張連橫，要拆散六國的聯合，使東方各國投降事秦。

1.合縱抗秦蘇秦游說各諸侯國國君旨在推銷其合縱戰略，在六國間建立反秦聯盟才是他游說各國之最終目的。而當時六國普遍存在懼秦心理，看不到自身的有利條件。因此，要建立反秦聯盟，首先要解除他們懼秦的心理壓力。所以，蘇秦辯證地分析了各國的經濟、地理、國防、外交等影響戰爭勝負的因素，充分肯定其有利因素；接著，又指出各國面臨的危機。齊楚的危機在于聽信“橫人之言”，割地事秦，“‘養仇而奉仇者也’，后患無窮。”［4］最后，蘇秦指出解決危機的辦法是合縱抗秦。如，對燕國，他指出“愿大王與趙縱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5］2244。對魏王，他說“大王誠能聽稱，六國縱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強秦之患。”［5］2256

2.連橫事秦同樣是縱橫家的張儀，但其政治主張卻與蘇秦截然相反。他主張連橫事秦。而連橫事秦可以使六國求得眼前的安寧，實則后患無窮。他游說各國時雖也是辯證分析各國面臨的戰爭要素，但其分析的結果與蘇秦恰恰相反。他首先指出的是各國反秦的不利因素，形成懼秦的心理；接著就指出事秦的好處和不事秦的壞處。他在游說魏王時指出魏國既沒有優越的地理條件又面臨著外交上的困境；他在游說趙國時指出“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番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6］286。他恐嚇魏王：“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去陽晉”，截斷南北“縱道”，“梁之亡可立而須也”［5］2285。他威脅趙國：“今秦發三軍：一軍塞午道，告齊師興師渡清河，軍于邯鄲之東；一軍軍于成皋；驅韓、魏而軍于河外；一軍軍于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他’。”

三、口語交際的方法及技巧

（一）注重營造說話氣勢孟子認為“浩然之氣”是辯論中克敵制勝的力量源泉。在與人辯論時，他伺機而動，居高臨下，善于掌控全局，語勢高屋建瓴、噴薄有力。孟子深知“知言”和“養氣”之關系。何謂“知言”？即“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復起，必從吾矣言！”（《孟子•公孫丑上》）“養氣”則是“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之心，則餒矣。”（《孟子•公孫丑上》）孟子認為自己最擅長的是“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以孔子第二自居,對儒家道義充滿了堅定的信念,并希望能著孔子之道。這一切都集中表現在他的‘浩然之氣’里。他的‘浩然之氣’是源于性善論的哲學思想,以儒家道義為主要內容,以道德情感為動力,體現孟子獨特個性和人格的綜合體。”［7］“浩然之氣”是一種強烈的正義感，是辯之必勝的信心。孟子認為，辯論中之所以能折服對方，關鍵在于自身所持觀點的正義性。戰國時的其他策士在論辯時也十分注重營造交際時的氣勢。《戰國策•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篇中蘇秦說秦王的那段經典說辭，可謂氣勢磅礴，縱橫捭闔。同樣是在《戰國策•秦策一》“司馬錯論伐蜀”篇中，張儀和司馬錯在論述各自觀點時都呈現出咄咄逼人的氣勢。

（二）比喻技巧的使用士人們在辯論中最常用的方法是比喻。據統計，在《孟子》全書210章中，有93章共使用了159個比喻，可見孟子對比喻的喜愛和善用。孟子以“五十步笑百步”比喻事情沒有實質變化；以“緣木求魚”比喻追求“霸道”的危害；以“沛然下雨”比喻國君德澤于民；以“水之向下”比喻民眾向仁君的歸附等等。這些形象的比喻，很好地詮釋了孟子的“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對于說服交際對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蘇秦游說齊宣王時用“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三個比喻，形象地說明了齊國武力的強大。張儀在游說時也大量使用比喻這一手法。在《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中，張儀用勇士孟賁比喻秦兵，用怯夫比喻“山東之卒”，非常形象地說明二者在勇猛上的差距，又用大力士烏獲捕獲嬰兒比喻秦兵和“山東之卒”在力量上的懸殊，再用千斤重擔壓于鳥卵之上比喻“山東”之地的危險處境。這三個比喻十分形象貼切地說明了“山東”之國與秦國在武力上的差距，極大地震懾了韓國君臣。

（三）層層推進的方法士人為了使國君接受自己的觀點，非常講究說話的技巧。他們仔細揣摩國君的心理，認真研究當前的形勢，使用層層推進的方法，讓對方隨著層層推理而不得不接受自己的觀點，從而達到游說目的。在《齊桓晉文之事》章中，孟子開篇即提出“保民而王”的觀點，接著通過“以羊易牛”事例的分析，又運用一系列生動的比喻勸導齊宣王，使其懂得只要善于“推恩”，將“不忍”之心推及國家管理，就可以實現“保民而王”的仁政。隨后又以“緣木求魚”作喻，阻斷了齊宣王企圖通過武力征服天下的念頭。最后水到渠成地托出一套施行“仁政”的具體方案。全篇說辭層層推進，步步深入，氣勢充沛。蘇秦在游說六國時也常用此法，如在《戰國策•趙策二》“蘇秦從燕之趙”中，蘇秦非常注意演說的層次性和遞進性。他首先向趙肅侯指出國家的根本在于安民和邦交，由此引出合縱他國的主題。接著勾畫出合縱之后的美好前景和假如連橫事秦的悲慘結局，又分析了趙國的實力及其在地緣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接著指出趙王完全可以建立堯、舜的功業而不必要向秦王臣服。最后部分，蘇秦通過對比六國與秦的實力、通過揭露連橫派的只顧自己私利的真面目，和盤推出了趙國合縱的具體方案。說理透徹、洋洋灑灑、氣勢如虹，這種邏輯性很強、又很有氣勢的雄辯，任何人也不得不折服。趙王最后接受了他的主張，成為合縱戰略的初始者。

（四）排比手法的運用士人們為了在最大限度上引起國君的注意，在游說時會采用多種方法，盡可能使自己的說辭更形象、更富感染力。而排比的運用無疑最為合適。孟子在《梁惠王上》中道：“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這些排比句，帶著強烈的激情，極富鼓動性和感染力，這次談話取得了徹底勝利。排比的運用使其言論噴薄有力、高亢激越、酣暢淋漓。蘇秦在游說秦惠王時曰：“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沉于醉，溺于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一連串的短句排比，充分表達了蘇秦自信而又張揚的個性。

四、說服效果

（一）孟子的說服效果孟子“好辯”且“善辯”，所向披靡，辯無不勝，從來沒有失敗的記錄。并且齊宣王曾感慨道：“《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應該說，孟子的“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有其進步的意義，但這種理想具有很大的幻想成分，實施起來難度很大。因此，各諸侯國國君表面上故作傾聽之狀，背后早已拋之九霄云外，根本不愿意實施。他們感興趣的是“霸道”而非“王道”。另外，孟子在和其他學派進行辯論時往往只是以勢壓人，并非以理服人，因此其他學派并沒有心悅誠服地接受他的觀點。所以孟子的說服效果表面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實則收效甚微。最后，孟子心灰意冷，遂退而著書。

（二）蘇秦、張儀的說服效果

1.蘇秦的說服效果蘇秦推行合縱戰略，主張“合眾弱而攻一強”，所以他的使命便是奔走于六國之間，建立反秦聯盟。蘇秦憑借著熱情和毅力，最終使齊、楚、趙、韓、魏、燕六國結成了合縱的戰略聯盟。但是，六國之間爾虞我詐，矛盾重重，各自為政，合縱戰略名存實亡。另一方面，強秦利用六國之間的矛盾，挑撥離間，拆散合縱聯盟，各個擊破，使合縱戰略最終瓦解。雖然合縱聯盟最終失敗了，但它成功迫使秦國15年不敢出兵關外，保持了七雄較長時間相抗衡的局面。因此，可以認為蘇秦的游說取得了階段性的效果。

2.張儀的說服效果張儀推行連橫戰略，所以他的目的就是破壞合縱戰略。當時六國之間矛盾重重，各懷心事，合縱戰略得不到有效的貫徹執行。張儀游說于各國之間，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成功地瓦解了六國的反秦聯盟，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張儀的連橫戰略最終獲得成功，與他依仗的背景有著很大關系。如果沒有秦國強大的軍事實力的支持，他也很難瓦解反秦聯盟。如在秦軍多次對魏國發動軍事攻勢之后，張儀再去說服魏王，其效果可想而知，魏國只有割地事秦一條路了。戰國時期士階層的口語藝術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塊瑰寶，所顯現出來的高超的口語交際技巧，為我國口語表達藝術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后世的許多政治家、哲學家、文學家都從其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即使在今天，研究、發掘這些歷史瑰寶，對人們仍有可借鑒的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