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議中國古詩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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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和合”的文化一心理結構，是中國古代詩性智慧與審美運思的源頭活水。突出體現在：以天人異質同構為基礎并由此確立二者間和諧化詩意關聯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潤了古代審美境界論，中國人由此而強調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的合一；“和合”文化中的整體直觀運思深刻影響了古代審美體驗論，視審美體驗與生命體驗為同一的中國詩性智慧特別強調物我互感互動的生命運動中的整體直觀把握；“和合”文化中和諧化辯證法的普遍運用，使得中國詩性智慧特別注意以對應性、相融性、辯證性、和諧性來理解和處理一系列審美范疇的構架和展開。“和合”文化構建了中國美學的主導精神——對“和”美的追求，形成了中國美學的和諧基調。

關鍵詞：和合文化、天人合一、詩性智慧、和諧基調

美籍華裔學者成中英先生在檢視和反省中國儒道形而上學與本體論后認為，中國式因果律首要特質在于“一體統合原理”（“整合性原理”）。即：“世間萬物由于延綿不絕地從相同的根源而化生，因而統合成一體。換一種說法：萬物通過創生的過程得以統合。于是，在道或天的形象覆蓋下的萬物實為一體，萬物都共同分有實在的本性。此外，萬物之間莫不交互相關，因為萬物皆同出一源。……萬物所共同分有的一體（道），既維系萬物之生存，又孳生化育萬物”。①成氏進一步認為，“因為萬物間莫不交互相關，而形成各種過程間的變化網絡，于是運動力的傳送就被視為生命活動的表現”。②由此構架出“內在的生命運動原理”（“內在性原理”）。復次，“由于‘一體統合原理’之故，世間恒有和諧與平衡存在”③，形成中國因果律之“生機平衡原理”（“生機性原理”）。此因果律的三大基本層面衍生出中國式因果律模型：串連式思考（整體式觀照）和辯證法則④。成氏的上述分析實是對中國“和合”文化之特征作了精辟的理論提攝。重視萬物間的整合關系、辯證運動關系、有機性聯系正是中國“和合”文化的精髓。這些理論精髓不僅是東方文化中的瑰寶，更是中國古代詩性智慧和審美運思的源頭活水。

筆者認為，在中國“和合”文化中，以人與自然的基本相似性和人與天地萬物的視同對等或異質同構為基礎進而在此二者間確立一種和諧化詩意關聯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漬了中國古代審美境界論，使得古代中國人特別強調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的合一。其次，“和合”文化中的整體直觀思維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審美體驗論，它使得古代中國人特別強調在內緣已心、外參群意的審美體驗活動中獲得對生命終極意義的瞬間感悟，從而實現審美體驗與生命體驗的合一。再次，“和合”文化中和諧化辯證法的普遍運用，使得中國美學智慧特別注意以對應性、相融性、辯證性、和諧性來理解和處理一系列審美范疇的展開與構架。而縱觀中國古代美學基本特征（如強調真善統一、情理統一、人與自然的統一、有限與無限的統一、認知與直覺的統一等）和中國古代審美理想（如儒家對“和”、道家對“妙”、佛禪對“圓”的追求），無不是“和合”文化在審美層面的詩性展開和邏輯延伸。這表明，中國詩性智慧和審美意識與“和合”文化有著一種特殊的親和性和關聯性。“和合”文化，是中國古代詩性智慧之根。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國人處理自然界和精神界關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強調：人與自然間并無絕對的分歧，自然是內在于人的存在物，而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從自然規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則與自然規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調諧；人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達到一種完滿和理想的境界，是中國人文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標，質言之，在古代中國人看來，自然過程、歷史過程、人生過程、思維過程在本質上是同一的。這一思想特征貫穿了“天人合一”觀念源起與演變的基本過程。如孟子的“知性即知天”⑤論就是把人性與天道的合一放在認識論高度上加以思考的。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認為宇宙間有四大，人居其一，人以地為法則，地以天為法則，天以道為法則，從一個側面確立了人與天的相互關聯。莊子提倡“與天為一”，《莊子·達生》云：“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就是要求拋棄世事，忘懷生命，使形體健全，精神飽滿，從而達到與天合為一體的自然無為境界。《周易·文言》明確提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時，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兇吉，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的順應自然的“與天地合德”的思想。漢代董仲舒甚至以“人副天數”的觀念為基礎建立起天人感應的讖緯神學體系。《春秋繁露·陰陽義》即云：“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在宋學中，“天人合一”思想更趨成熟、精致、完善。張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命題；《正蒙·誠明》云：“儒者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可以成圣……”。明確指出，“誠”“明”境界的獲得，來自于天道與人性的統一。程頤說：“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程氏遺書》卷十八）實際上直接指出了人道與天道的同一性。程顥干脆說：“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程氏遺書·卷六》），反對有意去區別天與人及主體與客體。至清代王夫之也強調“盡人道以合天德”。其《周易外傳》卷二云：“圣人盡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在之理；盡人道者動以順生之幾”。實際明確指出人之動與天之健是一致的。所有這些觀念無不是提倡應在自然與精神間建立一種統一性關系。這種強調在自然與精神間建立一種和諧化關聯的“天人合一”思想對中國古代審美境界論的影響是巨大而又深遠的。這表現在：在古代中國人看來，人與自然、情與景、主體與客體、心源與造化、內根與外境都是渾然一體、不可分割的。天?艘熘釋溝惱庵稚畈鬮幕饈妒溝彌泄糯搜в朊姥ъ溆兇拍讜詰謀咎逍怨亓紗耍松辰纈肷竺讕辰緄暮弦懷晌泄災腔圩罹哂刑厴枉攘χ凇?br>“天人合一”思想對古代審美境界論的深刻浸潤，從邏輯結構上講主要體現為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其一：認為“天”是美的本原，美因乎自然，“造乎自然”，主體只有體天道、察天機、悟天理，深契自然之真趣，才能洞悉美的真諦。其二，認為既然美的真諦的獲得源于人對“天”（機、道、理）的洞見，則審美的最高境界和最后歸宿應當是人合于天，即主體的審美極致體驗與本源性世界的本真敞亮應獲得本質性的同一。前者為溯源，后者為返本。在此，美的本原問題和審美的歸宿問題就邏輯地統一在“天人合一”觀念中。以下分論之。

首先，由于“天”是美的本原，所以要想獲得美的真諦，必得“知天”、“體道”，籍此，個體審美活動與對世界本原的探究活動才能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審美境界與哲學境界的合一。“天”（“道”、“自然”、“太極等”）作為美之本原、藝之本原、文之本原在中國哲學和藝術論中幾成定論。如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四十二章》），就指出“道”（“天”）是萬物（也包括美）的本原。莊子稱“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莊子·知北游》），大美實為道之美。劉勰稱：“人文之元，肇自太極”（《文心雕龍·原道》），認為文藝原于天地未分之前的一團元氣，并盛稱：“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文心雕龍·原道》）。《呂氏春秋·大樂》稱音樂“之所由來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實際認為音樂之本在于天。唐張彥遠稱繪畫為“天地圣人之意也”（《歷代名畫記》）。張懷稱書法“其道有貴而稱圣，其跡有秘而莫傳。理不可盡之于詞，妙不可窮之于筆，非夫通玄達微，何可至于此乎”。⑥認為書道通玄達微，所謂“玄”、“微”實際與天道相通。既然“天”是美、藝、文之本原，則必得“原道心”，“悟天機”，“研神理”，方能實現人與天合，人同道俱。故而老子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莊子說：“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莊子·知北游》）。《周易》提出“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在俯、仰之間洞察天機的“流觀”之法。南朝宗炳在《畫山水序》中云：“圣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象”，指的就是在澄凈空明的審美心態中去體味宇宙間的大道與真美。與宗炳大體同時的王微在《敘畫》中直接提出：“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要求將藝術表現與體道、悟道統一起來。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錄張論畫心得云：“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張所謂“外師造化”，除有向客觀世界學習一義外，更深者則在于畫家應窮盡宇宙大化的神變幽微，再經內心陶冶，才能創造出美的境界。而清代王夫之的議論更富于總結性，其《詩廣傳》卷二云：“天地之際，新故之際，榮落之觀，流止之幾，欣厭之危，形于吾身以外者，化也，生吾身以內者，心也；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際，幾與為通，而悖然興矣”。講的就是主體要以心靈映射萬象，用心靈節奏去契合宇宙間的生命韻律。從上述言論可以看出，中國詩性智慧深刻領悟了“天人合一”中的這一思想：即“天”（“道”）是眾美之所?映觶揮型ü吧袼肌薄ⅰ懊罟邸薄ⅰ耙菹搿輩拍芪虺鍪瀾綰兔賴謀駒胝孚小?br>從另一方面看，既然美的根源在于“天”，那么，審美的最后歸宿便是人合于“天”。如果說前述是由天至人，那么，中國詩性智慧還進一步強調由人達天。只有通過天人間的這種往返運動，才能真正實現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的合一。這樣的詩性智慧在中國美學中俯拾皆是。如《中庸》說“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