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學研究方法的發展歷史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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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科學的特點是一面高度分化，一面又高度綜合，這就要求人們的思維方式朝著一體化和綜合化的方向發展。文學雖不同于科學，但科學不能不給予它以深刻和巨大的影響。當今，文學研究一體化和綜合化的趨勢已日趨明顯，建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文藝學研究方法體系勢在必行，迫在眉睫。

建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文藝學研究方法的歷史趨勢，主要看文學藝術對象是否提供可能性，文藝學研究的歷史經驗是否提供必要性，人們的思維方式是否提供可行性。

(一)文藝學研究對象的豐富性、系統性與文藝學研究方法的多樣性、綜合性

研究方法作為認識的工具，始終受制于研究對象，它是對象的“類似物”，是“工具，是主觀方面的手段，借助它使主觀方面與客體保持相互聯系”[①]。因此，依據研究對象及其特征，才能產生相應的研究方法。毫無疑問，文藝學的研究對象是文學，問題在于如何看待文學。

文學是自然科學、哲學、神學的附庸，是一個獨立實體，還是一個系統，這在人類認識的不同歷史階段，認識是不同的。在古希臘美學和文學思想的萌芽時期，把文學和美當作自然現象的一部分；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始，一直到黑格爾，始終把文學看作是哲學的一個環節；中世紀神學則把文學作為維護宗教統治的工具；當今，文學被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

按照現代系統觀，宇宙萬事萬物無不以系統的方式存在著，文學也不例外。與自然系統相比，它是由人“根據一定的原理”創造的“所謂立體性地統一起來的一個整體”[②]。當屬人工系統。作為人工系統，它既是人與自然結合而成的復合系統，又是與社會生活環境、文化環境雙向聯系的開放系統、動態系統，它所具有的要素、結構層次、功能遠比自然系統豐富和復雜。系統原則揭示，文學內部的各個要素(作家、作品、讀者；生活、創作、欣賞等等)都不是孤立的，它既自成系統，又與其他各子系統發生聯系，構成一個綜合化的大系統。不僅如此，它還置于藝術文化背景之中，與其他門類的藝術構成藝術文化系統。文學要存在、發展，又必須與社會各個方面發生關系，不斷互相傳遞信息，進行系統的反饋運動，來實現自身的反饋調節運動。因此，文學本身就是一個多要素、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的網絡復合系統。

實際上，文學系統的內部要素、結構、功能遠比這豐富復雜。即便如此，也可略見一斑。文學對象的豐富性和系統性，為建構多樣、綜合、一體化的文藝學研究方法體系開辟了無限廣闊的前景。文藝學研究的歷史表明，以文學的“某個部分、方面、側面、層次、因素、階段”[③]。為研究對象，就創立了各自不同的文學研究方法。比如，以研究文學與社會生活關系為對象的文藝社會學方法；以語言為對象的符號學、語義學、結構主義方法；以作家、讀者為對象的文藝心理學方法；以文學活動流程為對象的信息論方法；以文學功能為對象的價值學方法等等，不勝枚舉。前蘇聯學者布什明在探討文學研究方法時充分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文學則承認用與對象的本質相適應的各種可能的方法，從文學的各個方面來研究文學是有可能和有必要的”[④]。前蘇聯著名學者卡岡對這一問題更是進行了創造性的研究。他認為，藝術是一個由藝術創作、藝術作品、藝術知覺組成的特殊的信息系統，而它又置于整個藝術文化的大系統之中，依據它們各自的結構層次及相互關系，形成了許多既有聯系，又各自獨立的新學科和新方法。他以下圖[⑤]。文學藝術對象的豐富性、系統性必然帶來研究方法的多樣性、綜合性。約翰·奈斯比特在《大趨勢》一書中說：“對于今天的藝術——所有的藝術來說如果說有什么特點的話，那就是有各種各樣的選擇。這里沒有占統治地位的藝術流派，沒有非此即彼的藝術風格”。這一分析雖有所偏頗，但卻預示著文學藝術研究方法多樣化的歷史趨勢的來臨。在當今，從多種角度，運用多種方法綜合展開研究的趨勢，正是當代科學日趨分化和整體化的一種表現，是“寓于多”時代的要求。企圖以“一言而為天下法”的定于一尊的研究方法將一去不復返。有望建樹的學者，總是不遺余力去尋求新的研究角度，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促進“知識舊體系的更替，新體系的建立”[⑥]。

(二)文藝學研究方法的歷史、現狀的回顧和反思

我國文藝學研究方法形成多樣化的態勢，既是對文學藝術本體觀念變革的產物，又是對文藝學研究方法歷史經驗反思的結果。建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文藝學研究方法體系，有必要從歷時和共時、縱向和橫向兩方面考察文藝學研究方法的歷史和現狀，在新的審視點上進行必要的反思。為此，我們將從4個坐標系上進行粗略考察。

1、中西傳統文學研究方法的揚棄

在西歐，從古希臘時期到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文學研究方法，主要是由亞里士多德創立的形而上學的邏輯演繹法(又稱抽象的哲學思辨法)和培根創立的形而下學的邏輯歸納法。其次還有歷史歸納法、社會學方法、美感經驗的心理分析法、某些自然科學方法。這些方法雖有消長、斗爭，但總是能夠延續下來，至今仍被運用，故稱為傳統方法。

在中國，由于本民族的思維方式“缺乏思辨思維和形式邏輯，主要強調直觀和經驗，并同倫理道德掛鉤”[⑦]。中國文學研究方法主要通行的是經驗主義的現象描述法、倫理道德的社會學方法。

上述傳統方法的長處是：

第一，形而上學的邏輯演繹法強調從哲學角度對文學藝術進行研究，重視哲學對文學的指導作用。加之它遵循嚴格的邏輯規律，論證嚴密，思辨性強，有助于建立文學的知識體系。

第二，注重文學藝術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從哲學、社會、歷史、心理學角度探討文學的價值功能，這在今天也是有益的。

第三，傳統方法經過無數文藝理論家的繼承和發揚，不僅為后人積累了大量的研究資料，而且也形成一整套的邏輯方法、研究模式。比如演繹法與歸納法的論證程序、原則、方法等，時至今日仍有積極意義。

從上述三方面看，傳統方法開辟了從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深入研究文學的道路，為今后從宏觀上，從整體上認識文學做了充分的必要準備。但是隨著一個個“多元時代”(普里戈金認為，我們今天生活的是一個既有決定論現象，又有隨機性現象；既有可逆現象，又有不可逆現象的多元時代。)的到來[⑧]。上述傳統方法并不能涵蓋如此復雜的文學藝術現象，暴露出明顯的不足。

第一，傳統方法存在一定的猜測性、假設性，缺乏科學性。抽象的哲學思辨方法的致命弱點是把文學藝術作為哲學的附庸，用某種先驗的哲學觀點和體系解釋文學藝術，一旦兩者不符，便將文藝削足適履。同時它所遵循的邏輯論證原則是從一般推出個別，一旦大前提錯了，結論也就錯了。這種方法有較大的猜測性和假設性。印度學者N·K·簡恩說：“從科學的觀點看，這種方法已過時，運用這種方法，人們推測出一般陳述(假說)，并據此演繹出許多陳述。倘若每個演繹出來的陳述都被實驗證明是正確的，它就支持了假說。倘若情況并不是如此，則暴露出這個假說的局限性。”[⑨]

事實也是如此。從科學認識史上看，中世紀基本研究方法是演繹法，一切以圣經、教父和亞里士多德的理論為出發點和歸宿，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哥白尼運用觀測實驗的科學方法，推翻了托勒密地心說，而建立了日心說；刻卜勒發現了行星運動規律；塞爾維和哈維發現了血液循環，推翻了傳統觀念[⑩]。從文藝學研究史看，培根以科學實踐觀和歸納法把“美學由玄學思辨的領域轉到科學領域”，“對審美現象進行心理分析”[11]。而黑格爾運用抽象的哲學思辨法，導出了文學“是理念的感性的顯現”的錯誤結論。所以，抽象的哲學思辨法存在著較大的猜測性和假設性。而中國所采用的現象描述法，雖能從感性經驗入手，以“極精煉而又雋永的語言點出關鍵”，其中也不乏“極明亮的思想火花”，但是它是一種猜測的、籠統的、直觀的方法，缺乏思辨色彩，因此猜測性、假設性更大。歸納法較之演繹法有更多的積極意義，但歸納法的產生是建立在經驗主義基礎上的，強調“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統一，甚至抹殺二者的差異”[12]。因此不免流于經驗，缺乏理性、科學性。

第二，歸納分析和綜合分離。分析和綜合、歸納和演繹，是辯證統一、互相提供前提的思維方法。歸納是演繹的基礎，為演繹提供根據，而演繹又為歸納指明方向，提供前提。但是，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和哲學觀點的分歧，歷史上產生的演繹法和歸納法，長久以來爭論不休，各執一端。文藝學研究領域中形而上學方法與形而下學方法的論爭，就是認識史上這兩種方法爭論的反映。黑格爾在《美學》緒論中對此有過總結。他說：“談到科學研究的方式，我們就走到兩個相反的方式，每一個方式好像都要排除另一個方式，都不能讓我們得到圓滿的結果”。“一方面，我們看到藝術的科學只圍繞著實際的藝術作品的外表進行活動，把它們造成目錄，擺在藝術史里，或是對現存作品提出一些見解或理論，為藝術批評和藝術創作提供一些普泛的觀點。另一方面，我們看到藝術的科學單就美進行思考，只談些一般原則而不涉及藝術作品的特質，這樣就產生出一種抽象的美的哲學”[13]。黑格爾從主觀到實踐上，都力圖將二者辯證地統一起來，但由于哲學觀上的唯心主義，未能科學地解決二者的真實關系，自己的研究不免又回到了抽象的哲學思辨上來。

第三，以部分研究代替系統研究。傳統的研究方法是單打一的方法，基本上就文學的某一部分、某一側面、某一要素進行孤立研究，而且還誤以為窮盡了對文學規律的認識，這樣就以單項、線性、平面式的研究代替了多項、立體、網絡式的研究，比如哲學思辨法以本體論研究代替美學研究；社會學方法以外部研究取代內部研究；美感經驗的心理分析法以心理分析取代社會批評。這樣，傳統研究方法就不能全方位地揭示文學的自然質、功能質和系統質，無助于全面認識文學。

對傳統研究方法的利與弊的分析，是以系統方法為參照物，以建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文學研究方法為目的去透視的結果，其中該揚之處，繼承發揚光大；該棄之處，舍棄彌補改造。

2、西歐當代文藝學研究多元方法林立

到19世紀末，隨著自然科學、心理學、文化學長足的進步，西方文藝學研究方法學派林立、紛繁復雜。其名目之多、時間推移之快、重點轉移之頻，都是前所未有的。歸納起來，大約有如下幾種：精神分析、科學美學、語義分析、符號學、現象學、解釋學、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形式主義、新批評、原型批評、接受美學、文化學、民俗學、社會學、比較文學、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等等。上述方法，無論其存在時間的長短，都有其一定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從某種角度看，還有其不可互相替代的某些方面的功能。但同時也應看到，它們有自己適宜的國情、范圍，必然有不可彌補的缺陷。對此也應科學地進行分析。

總的來說，當代西方多元方法的合理因素是：

第一，開展多角度的研究。傳統研究方法把文學藝術作為一個靜態的封閉實體進行研究，確認它的不可分性，因此至多研究它與社會、與哲學的聯系，與科學的差異。而多元方法則分解文學實體，從社會、作家、作品、讀者各個不同層次分別進行深入研究。即便像作品這樣一個層面，也要繼續開辟新的研究角度，出現了語義、符號、結構、形式、闡釋等研究方法。這不能不承認多元方法打破了傳統方法拘泥一格的模式，發現了新的研究對象，擴展了新的觀察視點，樹立了新的闡述目標，為多側面、多角度、立體地研究文學和開辟新的天地做了必要的準備。

第二，各學科相互滲透，各種方法互相借鑒。西方研究者雖然往往片面夸大自己研究方法的正確性、有效性，但是為開辟新的研究角度，又不能不自覺地借鑒其他學科的知識和方法，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各學科之間是互有借鑒和滲透的。比如心理分析導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結構主義發端于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文化學、民俗學、社會學、“三論”是外來學科的方法的移植。由此可見，多元方法在各學科相互滲透，借鑒方面是有成效的。

第三，從某一角度的深入研究。從總體上看，多元方法林立、并存；從局部上看，各派對立、排斥，都想以自己的優勢取代別的方法，因此迫使各派在某一角度、某一方面深入開拓。比如結構主義歷經俄國的形式主義、捷克的布拉格學派和法國的結構主義，從雅各布森的“音素、語素、詞、句等組合關系入手”[14]。研究文學，到羅蘭·巴特建立的“功能層、行動層、敘述層”的研究模式，再到熱奈特的4種主要敘述類型的研究[15]。步步進展，層層深入，開拓了從語言方法研究文學的空間。應該承認，在某角度的深入研究上，多元方法所做的貢獻遠遠超過以往的文學研究。

盡管多元方法有其歷史的功績，但由于它們大多以西方不同的唯心主義哲學為基礎，因而有其不可彌補的缺陷。卡岡在評價不同的科學對藝術的研究時說：“迄今仍然是非系統的、雜亂無章的，在最壞的情況下，這種研究建筑在嫉妒的競爭中，而在最好的情況下，這種研究建筑在漠不關心的‘和平共處’中。”[16]這就是說，多元方法往往是各自獨立、各走極端、互相排斥、互相取代。要改變這種狀況，關鍵“在現今科學知識發展的水準上依靠系統研究的原則”對文學“展開綜合研究”。這項任務，西方研究者是無能為力的，只能歷史地落在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研究者的身上。

3、前蘇聯文學研究方法的兼收并蓄、改造創新

前蘇聯從19世紀的俄國開始，傳統的研究方法是社會歷史方法。到20世紀初，由“莫斯科語言學小組”和“詩歌語言研究會”興起的形式主義方法曾一度相當活躍。但不久，由于它把內容與形式割裂開，出現了將形式絕對化的傾向，而遭到了過分嚴厲的批判。之后，前蘇聯研究方法滑向了另一個極端——庸俗社會學。“庸俗社會學是出于片面地解釋馬克思主義關于意識形態的階級制約性原理，從而導致文學史過程簡單化和公式化”[17]。因而從50年代中期起，前蘇聯開始著手糾正這方面的問題。50年代被稱為回顧和反思(或“解凍”)時期，主要是清算庸俗社會學的錯誤，從60年代開始，前蘇聯把方法論問題的研究提到首要地位，在組織上設立專門機構，出版專門刊物；在實踐上大量介紹各種研究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和應用研究。一大批著名學者，如尤·鮑列夫、卡岡、赫拉普欽柯、斯托洛維奇、葉果羅夫、馬爾科夫、彼得羅夫等人，致力于新方法的研究，并著有專著。至此，在文學、美學研究領域，庸俗社會學得到徹底清算，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并存，并把研究方法推向新的階段。

前蘇聯在文學研究方法上歷經的曲折、反復以至于最后達到繁榮，為我們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經驗，值得借鑒。

首先，強調對各種方法的兼收并蓄。前蘇聯政治生活的變遷、文學本身的變化、西方文學思潮的涌入、自然科學的發展，徹底改變了在文學藝術和研究方法上的“大一統”和單打一局面，進入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歷史的開放的時期”，對傳統的、西方的、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的各種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兼收并蓄。這種做法反映了前蘇聯學術界研究學風的寬容、研究思維方式的辯證。一般而言，在研究中某種方法興起確立之后，易排斥其他方法，一種思潮流行時，又容易否定過去，割斷歷史。鑒于歷史教訓，前蘇聯在進行方法論研究時，這種片面、對立、極端的傾向較少發生。因此在清算庸俗社會學時，并沒有拋棄社會歷史的研究方法；在強調內部研究時，也不否定外部研究；在吸收外來研究方法時，又不妄自菲薄；在堅持傳統時，又不盲目自尊；在運用美學研究方法的同時，也不放棄自然科學的研究手段。這就保證了文藝學研究方法的研究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發展。

其次，注意對各種研究方法的改造。歷史上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不是完美無缺的。各種方法都有它適應的國情、對象和范圍，當它被移植或吸收時，必須根據自己民族的情況加以改造。前蘇聯學術界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改造各種研究方法，特別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比如風靡整個歐洲的接受美學到了前蘇聯，則被改造為“歷史功能”研究。歷史功能研究強調“分析一部作品的時候，不僅要看到它在作者生前的時代所起的作用，而且要看到它在作者所處的那個時代以外——在未來的時代所起的作用”。“用巴赫金的術語表示，歷史功能闡釋就是‘對應關系’的研究”，包括“作者同前輩的對話、作者同當代讀者的對話、作者同未來時代讀者的對話”。[18]從歷史功能研究所強調的研究重點和三種對應關系類型看，它注重作品對讀者的作用，這就把文學研究的重點從文本轉移到讀者身上，這與接受美學極其相似。但是它又克服了接受美學的某些片面性，把作家、作品、讀者聯系起來，更強調作品在當時、當下、未來三維空間中歷史地、辯證地發揮作用。與接受美學相比，它們之間既有一脈相承之處，又更具歷史性、辯證性。

此外，像結構主義這樣的研究方法，前蘇聯學術界既充分肯定它是“深入研究藝術篇章的手段之一”，能起到“為研究工作者開辟廣闊天地”的重要作用[19]。同時又嚴格地將結構分析與結構主義區分開來，并給予新的解釋。所有這一切表明，前蘇聯在引進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時，一方面兼收并蓄，一方面加以改造，為我所用。

再次，敢于創新，勇于開辟一條新路。

前蘇聯文藝學研究方法的創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新的研究方法的產生、新的應用領域的鋪開；二是綜合研究的興起。從前者看，主要是表現在類型研究，歷史功能研究、闡釋和評價的方法產生及各種方法的應用上；從后者看，主要是從“綜合角度，用多樣的研究方法來全面評定一部作品或一個文藝現象的外在作用和內在價值”[20]。

前蘇聯文學研究在掙脫了庸俗社會學和教條主義的羈絆，開創了百花齊放的活躍局面之后，及時認識到開展綜合研究的必要性。20世紀60年代末，前蘇聯科學院成立了藝術創作綜合研究專門委員會，70年代初提出“綜合考察和系統研究方法相符合”的思想，許多著名學者轉向綜合研究，并致力于應用。像鮑列夫和斯塔菲茨卡亞在1980年發表的《社會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方法》指明了歸納綜合的趨勢。卡岡的《對藝術作綜合研究的系統方法》、《作為系統的藝術文化》等文章，則是綜合研究的結晶。在綜合研究中，他們一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一元論，堅持歷史的邏輯方法，另一方面又提倡多種方法的運用、補充、滲透。只有這樣，才“不會變為方法論上的多元論和折衷主義，而只會成為對作品實行全面分析的因素”[21]。

前蘇聯對文藝學綜合研究的主張、做法及成果，無疑是為我們開辟了一條新路，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4、我國文藝學研究方法變革的趨勢。

我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趨于單一。“五四”時期，西方各種方法涌入，但迫于戰爭、動蕩，未能深入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由于獨斷論、機械論和“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我們的研究領域狹窄，思維方式保守，方法單一。具體表現為：就研究的內容看，注重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政治、文學的功能方面的研究，忽略文學的藝術美學特性的研究；就思維方式看，是單向、平面、線性定性的機械論、還原論；就思維角度看，是單一、靜止和封閉的；就思維空間看，只有當下，而無歷史的、時代的、當代的，只有中國，而無外國；就思維模式看，“一內容二形式，鑒定式的結論，調查式的評述”。文學研究上述問題，一直到1983、1984年開展“方法論”的討論，才有所認識、有所糾正。

1984年，我國興起的方法論討論熱潮，已經形成“多元發展的態勢。表現為：文學觀念和批評觀念的多元、批評方法的多元、批評實踐總體結構的多元”[22]。隨著各種各樣方法的介紹和應用的嘗試，目前“綜合態勢，已顯露端倪”。但是這種綜合仍然處于不自覺的交織糅合，而不是自覺的、融會貫通的、整體化的綜合，還沒有出現有影響、有見地的專著。與前蘇聯70年代相比，我們的方法論研究還需告別“告知、嘗試”階段，走向綜合、整體化的階段。

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能抹煞1984年的方法論討論的歷史功績。應該看到它是對歷史經驗反思的結果；是肅清“左”傾教條主義、機械論、獨斷論影響的產物；是我們民族方法論自覺意識的覺醒，它必將促進新的文學觀念、新的思維方式的誕生。

總之，從歷時和縱的方面看，中外傳統方法的揚和棄；從共時和橫的角度看，西方多元方法的利與弊，前蘇聯文學研究方法的歷史經驗，我國當代研究方法發展趨勢，都說明必須建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研究方法的體系。

(三)文學研究方法與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可以理解為“人們按一定的方式、規則、程序輸入和輸出信息的思維活動形式”[23]。恩格斯指出：“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24]

從人類認識史看，主要經歷了原始、農業、分析和綜合4個時代；人的認識對象中心由模糊的表象世界——實物中心——系統中心——元系統中心；人的思維方式由原始思維——以實物為中心思維——系統思維——元系統思維。

在人類的幼年時代，由于生產力極為低下，人類根本無法認識和解釋自然現象，相信一切出于“神之手”。在認識對象上主體與客體、感性與理性都是以混沌模糊的表象呈現于世。因此原始思維是一種“以‘集體表象’為基礎”“無邏輯特征”的形象思維，古代神話就體現了這種思維特征。

從奴隸社會到整個中世紀的農業時代，人類主要思維方式是“以實物為中心”[25]。在農業時代，由于“人們與自然界之間的交換活動仍然停留在實體交換水平”[26]。許多門類的科學知識尚未形成，科學認識的方法停留在直接觀察上，認識論的模式是“以實物為中心”，即只局限于相互孤立的、具有感性特征的實物和現象上，去探求它們的質。前蘇聯學者庫茲明在分析這一時代的思維特征時指出：“在這個階段，認識是從現象上，即還是從外表上來看待對象的，認識還沒有揭示出對象發展的本質和規律，沒有揭示對象受它所屬的那個系統的制約性和對象的質的過程”。這就是說，“以實物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具有直觀、籠統、猜測、感性、孤立的特點。在文學研究領域，則表現為把文學作為一個實體，只從外部(自然現象或哲學)探討文學的某些特征，因而文學一直是自然哲學、哲學和神學的附庸。

從農業時代到分析時代，其中有一個過渡，即前分析時代(14～16世紀)；分析時代從17世紀到19世紀中葉。在這一時期，人們的交換活動中心已由實物轉向能量，科學長足進步，科學研究則分門別類，研究方法由觀察改為科學實驗，思維對象自然仍以實物為主，但已不作為實體，而能夠進行解剖分析；思維方式則主要是形而上學。這種思維的優點是“對事物研究細致、具體、嚴密，在科學發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其缺點是具有明顯的形而上學特點，主要表現為還原論與機械決定論。

所謂“還原”原意為簡化、簡縮、縮小。它的基本思想是：主張把復雜的對象分解為簡單部分，從簡單部分特性的已知來把握對象整體，主張以低級運動形式解釋和說明高級運動形式，進而說明世界的圖景。這是一種解剖式和分解法，排除一切偶然性和變量，抓住一條線索追蹤來源，探尋因果聯系的單項、平面、線性思維。

機械決定論又稱拉普拉斯決定論。它認為萬事萬物都是已經決定的，無不確定性和偶然性，只要找到一個宇宙方程，了解宇宙的起始條件和邊界條件，就可以用力學的方程給予明確的描述，給予絕對的正確預言。[27]這種思維是一種直線因果的思維定勢。

分析時代的形而上學方法在文學研究領域的表現是：從研究對象看，它把文學當成一個獨立實體并加以分解，孤立地進行某方面的考察；從研究內容看，已涉獵了較多方面，如文學與社會、文學特性、心理因素、形式因素等等，但分門別類地進行孤立研究，尚不能聯系起來；從思維特征看，是單項、平面、線性因果的。應指出，我國文學研究中所流行的庸俗社會學方法，如果從思維根源上看，則與形而上學有一脈相承之處，而且還比它走得更遠。

由于分析時代科學知識的積累，人們不僅發現了各門科學的具體規律，而且還發現了各門學科間相互聯系以及相互聯系所產生的一般規律，這就擴大了各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大多數科學都經歷了一個把關于自己的研究對象的觀念不斷擴大和加深的過程，比如馬克思關于社會結構的學說對于深入系統研究社會，達爾文的進化論和遺傳學對于深入研究生物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對于物理學，門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對于化學……這些理論在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確立了徹底唯物主義的系統性思想……科學進入一個新階段”，即以“系統中心”代替“實物中心”。[28]

“系統中心”以“構成現象系統的‘種類’為中心，而個別現象和對象這時則表現為總體的構成部分，表現為它的因素、成分”。對象的系統性則要求多側面、多角度、多層次、立體地觀察事物，系統思維正好適應了這種要求。在文學研究領域，則要求把文學作為一個系統，運用多種方法進行多側面、多層次、多角度的研究。這一時期出現多元方法便是系統思維的必然產物。

20世紀40年代以來，人類進入信息時代，人們“所研究的現實被看成是多中心的、超系統的統一體，一種復雜現象的綜合”。人們認識的內容不再是實物或系統，而是“復雜的對象——綜合的多系統的現象及其全部各種層次的和多側度的關系”[29]。即元系統。元系統要求人的思維具有顯著的綜合性特征。實際上，目前“綜合考察、綜合研究、綜合創造、綜合發展、綜合規劃和綜合管理等等，已成為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活動方式”。[30]在文學研究領域，建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研究方法體系，就是元系統思維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學發展水平進入新的階段的歷史必然趨勢。可是與這種必然要求和趨勢相比，我國當今的思維方式仍停留在農業和分析時代，呈現出“封閉、求同、單向、直觀、超穩定、亞節奏”的特點。[31]表現在文學研究領域，則是公式化、程式化、概念化。審視過去、展望未來、立足現在，我們再不能固守傳統格局、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而是要奮起直追，在我們的民族文化心理、思維方式以及研究方法上來一個徹底革命，以迎接文學綜合時代的到來。

[①]黑格爾語。轉引自〔蘇〕鮑列夫《美學》，第17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②][日]增成隆士：《美學應該追求體系嗎？》，轉引自《美學文藝學方法論》上冊，第145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

[③][蘇]莫伊謝依·薩莫伊洛維奇·卡岡：《美學和系統方法》，第73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

[④][蘇]布什明：《文藝學的方法論問題》，《國外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

[⑤]此圖載卡岡：《美學和系統方法》，第80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

[⑥][蘇]鮑列夫：《美學》，第18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⑦]普里戈金：《躍進時代中哲學》，《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86年第3期

[⑧]普里戈金：《躍進時代中哲學》，《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86年第3期

[⑨][印度]簡恩：《科學方法的歷史發展及其基礎現代模式》，《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86年第3期

[⑩]生：《西方認識論史綱》，第112～116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11]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冊，第202～20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12]生：《西方認識論史綱》，第162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13]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18頁，商務印書館，1979

[14]傅修延、夏漢寧：《文學批評方法論基礎》，第162頁、第423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5]傅修延、夏漢寧：《文學批評方法論基礎》，第162頁、第423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6][蘇]莫伊謝依·薩莫伊洛維奇·卡岡：《美學和系統方法》，第73～74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

[17][蘇]柯靜采夫：《文藝學中的庸俗社會學》，《文藝理論研究》，1982年第3期

[18]吳遠邁：《蘇聯的文學研究方法的新趨向》，《文學評論》，1983年第1期

[19][蘇]鮑列夫：《美學》，第532～533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20]高利敏：《當代蘇聯文學研究方法和批評新觀念的發展》，《文藝理論研究》，1986年第2期

[21][蘇]鮑列夫：《美學》，第526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22]滕云：《批評的主體意識、多元態勢與綜合態勢》，《文藝理論研究》，1986年第2期

[23]陳曉明：《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向何處去》，《新華文摘》，1985

[2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465頁，人民出版社，1972

[25][蘇]庫茲明：《馬克思理論和方法論中的系統原則》，第2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

[26]李曉明：《模糊性：人類認識之謎》，第42頁，人民出版社，1985

[27]《大科學的群體論》，《望》，1986年第3期

[28][蘇]庫茲明：《馬克思理論和方法論中的系統原則》，第54～5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

[29][蘇]庫茲明：《馬克思理論和方法論中的系統原則》，第54～5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

[30]李曉明：《模糊性：人類認識之謎》，第267頁，人民出版社，1985

[31]陳曉明：《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向何處去》，《新華文摘》，198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