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人物靈動性與修辭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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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復是一種常用的修辭格，指的是人們對于事物有熱切的感觸時，往往不免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復申說以表現強烈的情思，［1］P199而修辭結構又是一種組織話語和運用話語的整體策略，［2］P43因此，修辭并不僅僅指文辭的修飾和調整，還包括作家駕馭語言的辭章功夫，“文學家的語言本領，簡單說就是善于敘述的本領”。［3］P220所以，在敘事作品中成系統的接連反復或間隔反復，在語言運用上表現為反復修辭形式的同時，也體現為一種高明的敘事策略，《史記》便是靈活運用這一高超策略的典范之作。清代學者牛運震曾說：“他史之妙，妙在能簡，《史記》之妙妙在能復。”［4］P274可謂深得《史記》復筆敘事策略之真味。《史記》“藉人以明史”，［5］P4629再現了眾多形象生動的歷史人物，堪稱后世傳記文學的典范，其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栩栩如生，除了它善于敘寫重大歷史事件、長于截取與人物性格命運相關的軼事，恰到好處地運用話語反復，更是在多方面提升了歷史人物的活性。

一、場面描寫中夾用反復修辭，昭示人物的命運

《史記》多選取一些重大的歷史場面以明示歷史的轉折、揭示歷史人物的命運起伏，在百忙的場面描寫中，《史記》又往往通過語詞的反復凸顯人物命運的節點。如《項羽本紀》選取了“巨鹿之戰”、“鴻門宴”、“彭城大戰”、“垓下之圍”等一系列歷史事件記述項羽的“興之暴”和“亡之忽”。《史記》不僅對上述重大事件的場面作了生動細致的描寫，而且在多處運用反復修辭，凸顯出對項羽命運影響至深的一系列節點。陳涉被叛徒所殺、項梁戰死定陶，這無疑是對反秦義軍的連環重擊，士卒皆為之震恐：“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黃河以南的反秦義軍退守東部的彭城一線：“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6］P303-304當時，黃河以北尚有張耳等奉陳王生前之命攻取之趙仍在義軍手中，秦將章邯擊敗項梁軍后不復以河南之軍為憂而傾力攻趙，大破趙軍，迫使趙軍困守巨鹿城中，情勢萬分危急：“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縱兵。”［6］P307救趙與否關系到反秦大業的成敗，項羽果決地斬殺鼠首兩端的宋義奪取兵權，北上救趙，破釜沉舟，大破秦軍于巨鹿城下，逆轉了義軍反秦的頹勢，使反秦義軍士氣復振，項羽本人也由斬殺宋義時的楚“假上將軍”、攻巨鹿時的楚上將軍成為“諸侯上將軍”：“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6］P307三個“無不”分別寫出了項羽所率楚兵決死奮戰的英勇、不敢與秦軍接戰的諸侯軍觀戰時的膽戰心驚和破秦后對項羽的威服。因此，李晚芳稱：“羽之神勇，千古無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筆寫神勇之人，亦千古無二。迄今正襟讀之，猶覺喑噁叱咤之雄，縱橫馳騁于數頁之間，驅數百萬甲兵，如大風卷籜，奇觀也。”［4］P295元代學者吳澄評點：“三‘無不’字，喚起精神。”［7］P21加之“莫敢”的疊用，寫盡了項羽的神勇，凌約言謂：“羽殺會稽守，則‘一府懾伏，莫敢起’；羽殺宋義，‘諸將懾伏，莫敢枝梧’；羽救巨鹿，‘諸侯莫敢縱兵’；已破秦軍，‘諸將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勢愈張而人愈懼，下四‘莫敢’字，而羽當時勇猛可想見也。”［7］P21凌約言結合項羽吳中起兵時吳中守將的反應、斬殺宋義后楚軍將領的立場、巨鹿救趙時各路諸侯兵的觀望及破秦后諸侯將的舉措神情，道出了項羽本人與其所部義軍在困頓中雄起的不可阻擋之勢。而在鴻門宴中，《史記》項羽得知擁盾持劍而闖入鴻門宴的樊噲是沛公之參乘時，“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啖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兩番夸贊，兩番賜酒，特別是遭受樊噲飲酒啖肉后的一番責讓之后，“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6］P313沛公招呼樊噲離開鴻門宴，范增刺殺沛公于座的計劃便徹徹底底地失敗了，此計之失除了項王為人不忍、豎子不足與謀外，從項羽對樊噲兩番“壯士”，先后兩番“賜”酒肉，最后受樊噲數落后又賜之“坐”的處置措施中便可以看出，鴻門宴上項羽對連本無資格參加鴻門宴的樊噲尚且不予責罰，哪里再會怪罪卑辭厚禮的劉邦呢？鴻門宴上，“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加之劉邦陣營內給項羽通風報信的曹無傷、夜告張良的項伯、拔劍起舞的項莊和闖帳而入的樊噲，劉項雙方的最高首腦、頂尖謀士、核心近屬、隱藏間諜均呈現在讀者眼前，鴻門宴實為劉、項兩大政治軍事集團唯一一次最高級別的會晤。而范增計謀的破產與項王處置樊噲的失常之舉又有著莫大的關系，若以項羽吳中起兵、斬殺宋義、巨鹿之戰中任意一處勇武之性，恐怕十個樊噲也得殞命當場。然而，鴻門宴上的項羽與巨鹿之戰后諸侯將“莫敢仰視”之項羽相較，簡直判若兩人，凌稚隆曾評項羽“從來無統一天下之志”，鴻門宴上“壯士”的贊語、“賜”酒肉之舉措，活畫出了彼時身為諸侯上將軍的項羽志得意滿之態。垓下之戰后，項羽一直被漢軍緊緊追趕，至東城時僅余二十八騎，而漢軍追騎數千，項羽乃對其部下說：“‘愿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向。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于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瞠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6］P334-335東城潰圍是項王意欲證明其敗亡“非戰之過”，實乃“天之亡我”的一場快戰，也是項王在楚漢之際的謝幕之戰，尺幅之間用了三個“復”字：漢軍包圍圈被項羽擊潰后“復圍之”；項王“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后，“復聚其騎，亡兩騎耳”。聯系太史公論項羽“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繆哉”之語，［6］P339三個“復”字的疊用，流露出太史公對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批判的同時，也包含了太史公對這位蓋世英雄的華美功業和悲壯人生的行將落幕的幾多惋惜與慨嘆。

二、歷史敘事時疊用詞語，揭示人物的心理

《史記》在運用反復記述史事時，還通過疊用一些實詞或虛詞揭示歷史人物的心理，并借以傳達敘事態度。如《淮陰侯列傳》敘寫韓信悲慘的結局便是以四個“欲”字昭示了韓信被斬的冤屈：“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于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6］P2628四個“欲”字中，兩個“欲”字均關涉淮陰侯：“欲發以襲呂后、太子”、“欲殺之”，然而前者并未發作，后者僅僅停留在意念的層面上，皆未成事實；“告信欲反狀于呂后”，雖被韓信囚系的舍人之弟實名舉報，也只不過是“反狀”，而且是“欲反狀”，焉有謀反事實？但是，“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待蕭何誘騙韓信入朝后，呂后隨即將其斬殺，“欲”、“恐”則寫出了呂后內心對韓信是意欲除之而后快的急切而又憚怕的復雜心理。呂后、蕭何聯手斬殺韓信時罪名落在“欲”字上，并且韓信被誅后高祖和呂后捕獲了蒯通，卻并沒有追究他當初游說韓信反漢之罪，因此，湯諧稱太史公對淮陰侯“既深責之又重傷之”：“既深責信之矜功要爵，自取滅亡；又重傷漢之蓄意剪除，激令愿望。因特詳敘蒯通說信反漢奇策于前，更將釋通之罪作結于后，以見通勸信反猶得無辜；信本不從通反，而漢奈何因疑生嫉，激而罪之至于此極也。”［4］P532韓信拒絕武涉、蒯通勸其三分天下而反漢自立的一節極其精彩，寓論斷寓敘事中，表明韓信終不忍背漢之心跡。而韓信最后被治罪殺身時，“欲發家臣襲擊呂后、太子”、“欲反狀”均屬于隱約之辭，李景星評此：“敘武涉之說淮陰，蒯通之說淮陰，則以最鮮明最痛快之筆寫出之，敘淮陰教陳豨反漢，則以隱約之筆出之，正明淮陰不反，而挈手避左右云云，乃當時羅織之辭，非實事也。又恐后人誤以為真，更以蒯通對高祖語安置傳末，而曰‘豎子不用臣策，故令自夷如此’，夫曰‘不用’，曰‘自夷’，則淮陰之心跡明矣。”［9］P84-85所以《淮陰侯列傳》可視為一篇太史公為韓信滿灑同情淚水的翻案史傳［8］P1546，而疊用的“欲”字不僅揭示了呂后圖謀誅滅功臣的心理，也傳達了太史公對“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6］P3315之韓信的無限同情。又如《淮南衡山列傳》，淮南王劉長、劉安和衡山王劉賜相繼謀反，最終身死國除。在敘述劉安實施謀反計劃時，“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6］P3082淮南王太子事發后，“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余日未定”，“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6］P3092疊用六個“欲”字，將淮南王劉安蓄謀已久的叛亂之心寫得非常通透。李景星稱，淮南王劉安的傳記寫其謀反猶豫不決處“全在心上寫”，所以用了“欲”、“亦欲”、“時欲”、“偷欲”、“計欲”等字，將淮南王劉安一味狐疑的性格摹寫入微。［9］P110在敘寫西漢丞相陳平時，“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6］P2700-2701陸賈所道之“念”認為陳平是在憂江山社稷：“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因此陸賈提醒陳平應該結好絳侯周勃，陳、周因此結識且交往日厚，呂氏之謀日衰，不僅寫出了呂氏威權在呂太后健在時便不得人心的史實，而且昭示了呂太后崩殂后陳平、周勃聯合劉章等人迅速剿滅諸呂的必然結局。而連用的五個“念”字內含卻不同：“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活現出將其憂心忡忡的心理。結合《陳丞相世家》中高祖時出計偽游云夢擒滅韓信、呂后稱制時討好諸呂、呂后一死倒向反呂陣營剿滅諸呂迎立劉恒復居丞相等事來看，陳平所“念”更多的是其個人的安危榮辱，其“燕居深念”是為太史公所厭惡的。《史記》還長于疊用虛詞刻畫人物心理并傳達敘事態度。如《封禪書》中凡涉求仙、求不死藥之處，正文中多處采用了“或曰”、“然”、“若”、“焉”等虛字，據初步統計，該篇用“或曰”9次、“若”19次、“焉”43次，使得整篇《封禪書》有恍惚迷離之感。鐘惺評之：“累累萬余言，無一著實語，每用虛字誕語翻弄，其褒貶即在其中。”［1］P73可見前賢早已認識到了該篇的虛字疊用傳達了太史公史筆之深意，在表現武帝意欲求仙的微妙心理同時，對武帝求仙、求不死藥萬方之終不可得的驚世擾民之舉不無諷刺。因此，吳見思稱：“篇中用字用句，有‘若’者、‘云’者、‘蓋’者、‘焉’者、‘或曰’，俱冷語微詞，意在字句之外，而不尖利露鋒。但見其峻冷，不見其刻削，故妙。”［11］P14又如《袁盎晁錯列傳》載，聞聽晁錯削藩王之地后，晁錯之父從潁川趕到京城，責問晁錯為政之事，晁錯答以尊天子、安宗廟更，其父聽罷，說：“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隨即服毒自盡，“吾不忍見禍及吾身”。［6］P2747晁錯父親臨終喟嘆的三個“矣”字，道出了一位老父親目睹親子因行削藩之政而踏上了一條不歸路的痛心，表現了老人在現實面前的萬般無奈，在憚怕日后受到兒子牽連的畏懼心理趨勢驅使下自殺身亡。錢鐘書先生稱：“疊用三‘矣’字，紙上如聞太息，斷為三句，削去銜接之詞，頓挫而兼急迅錯落之致。”［12］P448太史公也正是通過三個“矣”疊用，從行文中表達了對晁錯悲慘遭遇的無限同情。

三、復見人物話語，活化人物形象

《史記》富有個性化的語言是其具有濃郁文學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人物話語的反復更是活化了歷史人物的形象。《史記》所寫的戰國四公子中，魏公子信陵君無忌因禮賢下士和急人之難的高尚品質而顯得光彩照人。清代學者湯諧謂《魏公子列傳》：“文二千五百余字，而‘公子’字凡一百四十余見，極盡慨慕之意。”［4］P498對此，李景星亦有類似評論：“傳中稱‘公子’者，凡一百四十七處，因其欽佩公子者深，故低徊繚繞，特于繁復處作不盡之致。”并下贊語：“‘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隱然貶過孟嘗等三人。”［9］P72的確，《史記》寫信陵君時采用旁敲側擊法，著力寫信陵君對侯嬴等小人物的多番禮遇，147處“公子”之稱謂，通過侯嬴口稱“公子”者就有23次，從小處著筆，使得信陵君這一翩翩濁世公子顯得尤為生動形象。與“公子”這一稱表現了太史公對信陵君的無限仰慕不同的是，我們還留意到，《史記》還寫到了劉邦常以“乃公”、“而公”自稱，酈食其建言樹六國后人并頒予印信以對付項羽時，張良力陳此舉有“七不可”，劉邦醒悟，大罵：“豎儒，幾敗而公事！”下令急速銷毀印信。［6］P2041劉邦意欲派太子劉盈帶兵討伐黥布叛亂時，呂后對其哭訴太子將兵有諸多不宜，“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6］P2046陸賈時時在其面前稱說詩書，劉邦說：“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6］P2699“而公……”、“乃公……”者，就好比人們今天粗俗語之“老子我如何如何”，太史公于筆端除了帶給我們濃厚的生活氣息外，也流露出對這位大漢開國皇帝的幾多揶揄。《史記》除了采用疊用稱謂活化人物形象外，還通過人物自己的語言表現各自的性格，昭示各自的命運。如秦朝丞相李斯，秦始皇沙丘病死后趙高欲拉攏李斯矯詔改立胡亥，一開始李斯義正詞嚴第責問李斯：“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6］P2549然而趙高一番勸誘：“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于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李斯是古今第一熱衷于富貴之人，［10］P119趙高接連使用的五個“孰與”頃刻間便動搖了他的心理防線，在趙高“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的威逼利誘之下，最終“斯乃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曰”，淪入趙高的計謀中，只得從趙高之計矯詔立胡亥而賜死公子扶蘇。而趙高話語五個“孰與”的殺傷力和李斯本人熱衷于富貴是分不開的。《史記》中，李斯終其生共有五“嘆”：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是其未遇時而嘆不得富貴；喟然而發“富貴極矣”之嘆是嘆其志得意滿；仰天垂淚太息而嘆，是嘆其不能舍棄富貴而不得不聽從趙高之謀；身陷囹圄仰天而嘆是嘆其失勢被囚，富貴不能長保；顧其子復出上蔡東門，是其身死族滅之嘆。［4］P524李斯對富貴權勢的渴慕最終導致其身死族滅，“究二世之所以弒，秦之所以亡，皆起于李斯持爵祿一念”。

《史記》不僅如上述通過同一人物在人生不同階段的話語反復展現其各自性格，即使是借助單個人只言片語的反復，《史記》也體現出借助反復修辭刻畫人物性格的高超藝術。高祖、呂后時期的周昌是對劉氏政權極其忠誠的大臣，周昌雖為人口吃，但在事關國家大政的時候，還是勇于直言的。高祖欲廢太子劉盈而代之以趙王如意時，周昌在朝廷之上竭力諫諍：“周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于東箱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6］P2677“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詔”，不僅體現出太史公捕捉生活話語的高超技巧，活現出周昌口吃情急之下說話結結巴巴的情態，而且表現了情急詞窘時的周昌謹守法度、忠于人主的性格特點。后來，周昌受高祖之命輔佐趙王如意，高祖駕崩后，周昌多方保護趙王如意以防呂太后的迫害，但呂太后還是巧妙地將周昌從趙王如意身邊支開，鴆殺了趙王，結果，三年后，周昌便在憂憤中死去了。某種程度上說，周昌的憂憤而死由其忠于人主的性格決定的。《史記》中另一處借助單個人的話語反復描寫其鮮明個性的要數淮南厲王劉長。漢文帝時，淮南王劉長為泄昔日其母自殺而審食其不救之憤，至長安借請與審食其相見時將其椎殺，并讓門客割下其頭顱，遂后，徑直到文帝前謝罪：“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淮南厲王劉長歷數辟陽侯三宗罪時，樁樁都落在“辟陽侯弗爭”上，三個“弗爭”，顯示出西漢呂后時期皇室、世人對呂后與辟陽侯之間特殊而微妙的關系極其重視。

在《酈生陸賈列傳》中，太史公借辟陽侯與朱建的交往，近乎赤裸裸地將呂太后與辟陽侯之間的曖昧揭示出來。［14］P5054淮南厲王椎殺辟陽侯后在漢文帝面前振振有詞，請罪陳詞中稱“辟陽侯弗爭”者三，不僅揭示了審食其與呂后間的微妙關系，而且表現了淮南王的利于口辯之才，同時也暴露出淮南王性格底子里的暴戾剛狠，故“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于天子”。［6］P3076待謀反事覺傳至長安訊問時，對文帝遣使者賜書、賜物兩番“不欲受賜”，并“謾言”平亂之士卒“無勞苦者”，吏員擬將淮南國中尉蕑忌召至長安問，責問蕑忌何以擅自焚毀南海民王織欲上奏漢廷之書，而淮南厲王又“謾言‘忌病’”，兩番“不欲受賜”，兩番“謾言”，足見劉長無視朝廷之威，終致流放巴蜀，途中對其侍者說：“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最后絕食而死。劉長獲罪之由與其性格中的驕忌暴戾是密不可分的，“不食而死”則是其剛、暴性格的絕佳體現。由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史記》在敘事時不僅巧妙自覺地采用了反復修辭，而且將其作為一種話語建構和文本建構的方式，并在具體運用這一策略過程中不時融入作者濃烈的情感，這一點不獨體現在上述敘述話語和人物話語的反復中，在《管晏列傳》中，太史公還借管仲的內心獨白直接道出了自己的身世之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6］P2131-2132太史公于朋友之際良多感慨，特借管仲此段心理獨白表述出自己的人生觀。［14］P3733故李晚芳稱，太史公遭刑不能自贖，交游莫救，故作此管、晏二傳，二人“皆以志友道交情，曰‘知我’，曰‘知己’”，可謂寄意獨深。［14］P3745高嵣亦認為太史公于此二人傳記不敘寫《太史公自序》所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之大功業，而是“從交游知己上著筆，寄慨良深”。“《報任少卿書》云：‘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此二傳所以感發也”。［14］P3746正是由于本人悲涼的身世遭遇，太史公在反復申說中對相關歷史人物的評價表現出了強烈的情思，因此，雖懸隔千年，每當我們展卷閱讀時，仍感受到《史記》所載相關歷史人物歷久而常新的鮮活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