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敘事背景下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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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問題幾乎貫穿于明王朝始終，明人對倭寇可謂既怕且恨:“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閭巷小民，至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云。”［1］倭寇題材的詩文作品在明代大量涌現，而小說與戲曲作為當時極盛的文學樣式，又是如何描寫倭寇的呢?關于這一問題，嚴紹璗的專著《中日古代文學關系史稿》和張哲俊的專著《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研究》都有所涉及，但限于各自的體例，嚴著僅舉小說《斬蛟記》與戲曲《蓮囊記》，張著所列小說亦僅有《清平山堂話本》之《風月相思》與《喻世明言》之《楊八老越國奇逢》，戲曲稍稍提及《蓮囊記》、《紅拂記》，均不免有遺珠之憾。本文擬就此作一更全面的整理與解讀。

在明代小說中最早提及倭寇的是永樂間李昌祺的《剪燈余話》，其中《武平靈怪錄》寫到一個叫項貴可的人物，稱他“除嘉興府同知，倭夷登岸，失不以聞，被罪，死秋官獄中”［2］。故事發生在洪武年間，而據《明實錄》、《明史》等書記載，當時殘余的地方武裝確實常常糾集日本人入寇山東、溫、臺、明州及福建沿海諸郡，因此《剪燈余話》里的情節是有史可依的，只是對所謂“倭夷”尚無具體的形象呈現。根據筆者所見，明代小說真正描寫倭寇的作品大概有10種，茲列表如下：由上列二表可知，雖然倭寇問題由來已久，但有倭寇情節的小說與戲曲則大多出現在晚明時期。個中原因，除了敘事類文學作品對時事的滯后性反應外，主要是由于“嘉靖大倭寇”之前，盡管從洪武至正德年間幾乎每個皇帝在位時都有倭寇騷擾沿海的記錄，但并未真正構成大的威脅，因而也沒有受到人們的普遍注意。及至嘉靖倭患與萬歷東征，舉國騷動，方才引起各階層民眾特別是文人的極大關注，也使得倭寇題材開始不斷地出現在小說、戲曲之中。

明代的倭寇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群體，而進入明代小說、戲曲中的倭寇形象在傳統的敘事視角下，一般被處理成兩種情形:一是作為過場式的“異族侵略者”，膽大包天地侵犯“天朝上國”，結果被輕易地打敗，落得個“只輪不返，只騎不還”［3］的下場，這自然是“華夷之辨”的傳統思維所致。此類作品如《風月相思》、《斬蛟記》、《劉伯溫薦賢平浙中》、《飛丸記》等，由于手法過于簡單粗糙，倭寇形象的藝術價值普遍不高。二是較為尊重史實，考慮到倭寇成分的復雜性(大多是當時的中國人與日本人相互勾結而成)，進行了相對客觀的描寫。具體而論，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中國人為首，日本人為輔，如《鳴鳳記》、《胡少保平倭戰功》、《胡總制巧用華棣卿，王翠翹死報徐明山》里的倭寇頭目都是中國走私商人汪直(又作王直)、徐海之流。正如小說《矢熱血世勛報國，全孤祀烈婦捐軀》所寫的那樣:“浙有汪直、徐海，閩有蕭顯，廣有曾一卿，或是通番牙行，或是截海大賊，或是嘯聚窮民，都各勾引倭夷，蹂躪中國。”［4］還有一類“倭寇”則是以日本人為主，中國人充當向導，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描寫倭國國主以倭鐵刀及諸海寶為獻，引誘汪五峰(汪直)、徐碧溪效力，一起入侵中國［5］。無論倭寇的具體構成如何，明代小說、戲曲作品都集中筆墨反映了倭寇燒殺淫掠的罪惡。如《胡總制巧用華棣卿，王翠翹死報徐明山》寫浙西、南直倭寇作亂:“若一遇著男婦，老弱的都殺了，男子強壯的著他引路，女婦年少的將來奸宿，不從的也便將來砍殺，也不知污了多少名門婦女，也不知害了多少貞節婦女。”［6］《鳴鳳記》第十七出《島夷入寇》借家僮林相之口說道:“數萬倭夷盡登海岸，擄掠金銀男女，燒劫城郭鄉村，煙焰障天，哀聲載道。”《胡少保平倭戰功》也寫道:“沿海倭夷焚劫作亂，七省生靈被其荼毒，到處尸骸滿地，兒啼女哭，東奔西竄，好不凄慘。”

明代小說、戲曲作品對倭寇的奸詐狡猾也描寫得繪聲繪色，如《楊八老越國奇逢》寫到倭寇喜歡用假倭來替他們沖鋒陷陣:“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發，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8］又如《矢熱血世勛報國，全孤祀烈婦捐軀》寫倭人“善戰，善伏兵”，而且利用來倭營效力的中國人冒充官兵賺開了城門。由于倭寇惡名在外，一些地方無賴還假充倭寇趁火打劫，《鹽梅記》便寫到一個叫王欠其的地痞借著剿倭兵船上發出的炮聲，四處造謠“倭寇殺來”，唬得村民棄家逃生，他則趁機竊取百姓錢財，《矢熱血世勛報國，全孤祀烈婦捐軀》也有類似的描寫。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小說與戲曲除了渲染倭寇為害作惡之外，也寫到一些倭寇頭目(主要是中國人首領)有情有義的一面。如《羅龍文傳》中的徐海年輕時遭遇困窘，受同鄉羅龍文接濟，曾發豪言曰:“此一片地，非吾輩得意場。大丈夫安能唯唯人下乎?吾從此逝矣，公宜努力，他日茍富貴，得相見，毋相忘!”［9］后為舶主，坐擁雄兵數千，羅龍文為胡宗憲說客，至軍中勸降，徐海果然不忘舊恩，對其言聽計從。《鳴鳳記》里，汪直的一番開場白甚至還頗有點“官逼民反”的味道:“不想近年以來，大明宰相嚴嵩當國，賄賂公行。故此沿海守郡官員，競來索我外國奇珍寶玩，貢奉權奸，多不償價。有等門下貪污黨與，謀升福浙等處鎮守，意圖滿侵東南海利，將我商人屢次腰斬。既奪我生涯，又絕我歸路，我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10］言下之意，倭寇的興起乃是明朝官場的黑暗貪腐造成的。無獨有偶，在《胡少保平倭戰功》中，王直(汪直)也說了一番幾乎同樣的話:“如今都是紗帽財主的世界，沒有我們的世界!我們受了冤枉，那里去叫屈?況且糊涂貪贓的官府多，清廉愛百姓的官府少。他中了一個進士，受了朝廷多少恩惠，大俸大祿享用了，還只是一味貪贓，不肯做好人，一味害民，不肯行公道。所以梁山泊那一班好漢，專一殺的是貪官污吏!”［11］將倭寇與梁山好漢相提并論，不免有點匪夷所思。《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這樣描寫汪五峰(汪直)被斬的情形:“汪五峰臨刑，仰天大叫曰:‘嚴世蕃、羅龍紋(羅龍文)誤我頭，此二賊臣死亦如我!’”小說還賦詩一首:“昔日英雄今日休，饋金十萬買梟頭。早知事勢有如此，不聽龍紋智更高。”儼然成了讓人扼腕嘆息的悲劇英雄的模樣，具有了某種可同情性，真是出人意料。然而，必須指出的是，汪直、徐海等倭寇首領形象的塑造并非只是出于小說戲曲作者的個人見解，而是代表著當時知識分子的一種具有相當普遍性的觀點。如胡宗憲的幕僚謝顧在《擒獲汪直》中如此交待汪直的出身:“王直(汪直)者，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以故人宗信之。”［12］曾任浙直海防總兵的萬表在《海寇議》里對汪直也有類似的描述，王世貞《倭志》亦稱其“頗尚信，有盜道，雖倭主亦愛服之”［13］。正是汲取了這些史料中的思想，相比較后來清代作家在小說中將倭寇里的中國人完全視作漢奸走狗，百般斥罵(如《綠野仙蹤》、《野叟曝言》等)，明代作家顯得更加客觀和理性，所作的描寫沒有刻意地進行丑化，也更符合事實。對于不易接觸到史籍的普通大眾而言，這些小說戲曲可以更好地幫助人們了解歷史的真相。

明代小說戲曲盛行，所表現的社會生活面是相當豐富多彩的，從倭寇的描寫也可看出當時作家筆觸的深入。由于倭寇是元明以后的新問題，倭寇形象在過去的敘事類文學作品中從未出現過，借鑒自然是無從談起。此外，明代描寫倭寇的小說與戲曲家們就可考者而言，他們實際上都未真正接觸過倭寇，這使得作品對倭寇的描寫往往顯得不夠生動，尤其是倭寇中的日本人更是簡單得千人一面，缺乏必要的細節刻畫。盡管如此，這些倭寇描寫仍有其重要的時代意義，并產生了一定的歷史影響。首先，從文學層面而論，倭寇形象的出現為明清文學人物畫廊中增添了一組新的人物類型。誠然，倭寇都是些反面角色，作家們在塑造倭寇時也并不會特別注意到這些人物性格的復雜與立體，在表現方式和語言技巧方面都嫌單調。但是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倭寇中的不少人物，如汪直、徐海等仍能給讀者和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即使是那些在舞臺上倏忽而至又倏忽而去的倭寇群像也會因為其“科頭跣足”的異域特質而引起人們的興趣。凡此種種，都使得“倭寇”成為明清文學史上一個饒有興味的存在。其次，明代小說與戲曲家們通過對倭寇的描寫，以通俗文學的樣式為后世忠實記錄了倭寇肆虐的情形，事實上承擔了反映現實生活的社會職能。這些文學作品中的倭寇情節并非是作家的憑空想象，而大多是在一些史籍的基礎上加以發揮而成，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寫汪五峰之死實際是出自同時代李詡《戒庵老人漫筆》關于蔣洲、陳可愿事跡的記載，等等。最后，明代文學家關于倭寇的描寫如果置于中日交流的大背景下加以認識，則不難發現，中國人對日本觀感的惡化正是從晚明開始的。明初，宋濂的組詩《賦日東曲》依然代表著中國士大夫文人對日本的美好想象，直到正德年間，唐寅《贈日本友人彥九郎》一詩仍能感受到中日之間源遠流長的友誼。但在涉及倭寇的明代小說和戲曲中，日本人昔日儒雅文明的形象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兇暴荒淫的象征，并持久地切入另一個民族的記憶深處。綜上所述，明代小說戲曲中的倭寇描寫一方面以其相對客觀真實的筆法豐富了中國古代敘事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成為一種特征鮮明的類型化形象;另一方面也顯示出當時知識階層對倭寇問題的關注，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國人對日本整體認知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