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對文學革命發軔作用

時間:2022-07-13 03: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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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對文學革命發軔作用

史學界往往把“文學革命”作為陳獨秀、胡適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起的思想運動的專用名詞,此說應有商榷之處。早在中國近代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時期,在梁啟超的領導下也曾經發生過一次這樣的運動。正如郭沫若所說:“文學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一種表征,所以這個革命的濫觴應該要追到滿清末年資產階級意識覺醒的時候。這個濫觴時期的代表,我們當推數梁任公”。[1](P186-192)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產階級維新派為配合變法運動,更有效地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曾發動并領導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學革新運動。梁啟超勇敢地擔負起創立新文化的使命,先后倡導了“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全面而具體地闡述了文學革新的綱領和目標,為建立資產階級新文學立下了汗馬功勞。

一、詩界革命

“詩界革命”是近代社會變革思潮、西學東漸的文化走向在近代詩歌領域的一種反映,也是近代詩歌求新求變的一種自然發展趨勢。隨著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并開展改良主義政治運動,近代詩歌也被推進到一個新階段。梁啟超在《夏威夷游記》中正式提出了“詩界革命”的問題。他認為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到19世紀末,“詩運殆將絕”,詩的境界已被“千百年來鸚鵡名士占盡”,詩歌要想發展,必須另辟新路,猶歐洲之“地力已盡”,須由哥倫布之再發現新大陸。梁啟超又指出,詩界要革新,也應向西方學習。他說:“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歐洲。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轢千古,涵蓋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2](P58)明確提出詩歌要為改良運動和啟蒙思想服務,表現新的生活和理想。其宗旨是“以舊風俗含新意境”,即“新意境”、“新語句”、“新風格”三長兼備。“新意境”即新的思想內容和描寫對象。梁啟超表示:“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他用詩歌熱情地歌頌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歌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啟蒙思想家,華盛頓、拿破侖、盧梭、孟德斯鳩等人都出現在他的詩中并得到熱情謳歌,大大開拓了近代詩歌表現的領域。如:詩界千載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辜負胸中十萬兵,百無聊賴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詩中憂國憂民、渴望為祖國的統一建立豐功偉績的陸游的形象,正是作者人格的寫照,字里行間,滲透著愛國者的滿腔血淚。“新語句”即運用“歐洲語”、“新名詞”,大膽地采用俚語和西方的語言,極力進行新的嘗試和探索,改造和利用騷體詩,出現了詩歌通俗化的趨勢,其形式逐漸向白話詩靠近。如:“悲歌不盡銅駝淚,魂夢從依敬業旗。誓拯同胞苦海苦,誓答至尊慈母慈,不愿金高北斗壽東海,但愿得見黃人捧日、崛起大地、而與彼族齊騁馳。”詩句伸縮自如,風格一瀉千里,有不少散文化的句子。“古風格”即傳統詩詞中的韻味格律。梁啟超強調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和“舊風格”諧和,避免不倫不類的狀況。當時,部分留學生正在提倡音樂教育,歌詞創作風行一時。在此影響下,黃遵憲寫作了《軍歌》、《幼稚園上學歌》等“新體”詩。梁啟超對《軍歌》大為贊賞,認為其精神雄壯活潑,沉渾深遠,其文藻為二千年所未有,譽為“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他認為,有韻之文和音樂的結合是中國文學的悠久傳統。清朝統治以來,這一傳統中斷,因而,文學對國民的影響也就因之隔絕。他希望有志者勇猛精進,“調和之以淵懿之風格,微妙之辭藻”。總之,在近代文學史上,詩歌的繁榮和發展,與梁啟超的提倡、推動和指導是分不開的。

二、小說界革命

清朝末年,隨著西洋小說及理論的傳入,小說巨大的社會作用開始被人們認識。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崛起后,維新派迫切需要一種有力而通俗的宣傳工具。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新小說及其理論應運而生。新小說的突出特點是與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無論政治小說、科學小說、社會小說、歷史小說,無不與救亡圖存、改良群治息息相關,從而刷新了中國小說的格局,揭開了小說史上新的一頁。梁啟超在《新中國未來記》中以未來60年后的中國維新成功揭開序幕,昭示了維新派的政治理想。小說的主干部分則是記述改良派黃克強與革命派李去病關于革命與改良的一場大辯論,內容幾乎囊括了本世紀初愛國志士關于“中國向何處去”論爭的基本要旨,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梁啟超本人流亡日本初期徘徊于改良和革命之間內心矛盾的自我解剖。小說打破了古典小說以故事為基本構架的敘事模式,大規模地融入散文和詩的筆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20年梁啟超發表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梁啟超充分估價了小說的社會作用,鼓吹提高小說的社會地位:“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3](P81)梁啟超認為,小說“汪而易解”、“樂而多趣”,有著很大的普及性,會在廣大社會下層中得到大量的讀者。梁啟超進而認為小說具有“熏”、“浸”、“刺”、“提”四種“神力”。即能潛移默化,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接受影響,移易性情;能夠激起感情的波濤,如醉如癡;能夠使人入化角色,陶冶性格。梁啟超的小說理論,對文學的特征、文學的社會作用和文學的思想性等,都作了比較精到的論述。梁啟超創作的小說,多采西洋史實材料,亦好摻用新名詞、新語句。在他的影響下,翻譯小說風靡一時。這對以后新文化運動起到了先導和濫觴的作用。

三、文界革命

梁啟超為了宣傳維新思想,在戊戊變法時期就提出語言與文字合一,實際提出了白話文問題。他的“文界革命”主張,是適應資產階級“開通民智”、改革語文的維新思潮而提出來的。當時已有人認為文言是“禍亡中國”之一端,“白話為維新之本”,主張“崇白話而廢文言”、“報章宜改用淺說”。他的散文寫作也實踐自己的主張,打破一切傳統古文的格局,開創了“新文體”。戊戌政變失敗后,梁啟超逃亡日本。在日本他“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判若兩人。”西方的社會政治言論使他“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于腦。如幽室見日,枯腹見酒,沾沾自喜”。[4](P17-23)此時,梁啟超的思想產生了一次飛躍,形成了他文化思想的一個高峰。梁啟超希望借思想文化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以文化改革為其它一切改革的基礎。為了增強國人的學識,繼續彰揚維新大旗,梁啟超在日本創立了《清議報》、《新民叢報》,專門介紹西洋新思想,他大膽地運用西洋文法寫文章,極力輸入日本和西洋科學上、文化上的一切名詞與術語,并把日文和西文的作風移植到中國文學,建構中國新文學,從而形成了他獨特的輕松活潑、自由灑脫的“新文體”。這對中國文學革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晚清文壇,一批思想激進的青年文學家,都曾經致力于文體改革運動。如譚嗣同、章太炎、嚴復等,然而,他們或“難通俗”,或“難問世”,或“高古淹雅”,或“固執桐城,作繭自縛”。惟有梁啟超的文字“如雷鳴怒吼,恣睢淋漓,叱咤風云,震駭心魄,時或哀感曼鳴,長歌當哭,湘蘭漢月,血沸神銷,以飽滿情感之筆,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洋洋萬言,雅俗共賞”。[5](P335,337)他的文章,一脫古文的古奧艱澀,半文半白、半雅半俗。文章的表達由中及貌,由言及文,不存在什么不變的“格式”和“定規”。梁啟超所追求的正是這種行云流水式的新式散文,而那種力求古典的古文是其反對的。如其膾炙人口的名文《少年中國說》:“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潛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覆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少年中國,與國無疆。梁啟超的“新文體”深深地影響了一代人,如魯迅、胡適、郭沫若、徐志摩,以及、林伯渠等人青年時代都受過梁啟超思想或文字的洗禮。[6]在梁啟超文學革命的影響下,胡適和陳獨秀到新文化運動興起時才大張旗鼓地發起文學革命,其內容就是反對僵死的文言文,提倡生動活潑的白話文,內容和思想仍沒有超越梁啟超的范疇。由此可見梁啟超對文學革命的啟蒙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