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慶石油文學文藝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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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1980年代大慶石油文學特質的理解，固然離不開這一地域經濟—文化的獨特性，但同時也應當注意到當時我國文壇主流文藝觀對其產生的影響。不難理解，作家的創作活動并非是一種封閉的、凝滯的或者是獨立自足的行為，而是一種較為開放的、嬗變的與時代文藝潮流不斷融合的過程。從這一意義上講，1980年代大慶石油文學的主體思想一方面是對新時期之初主流文藝思想的接納與吸收，另一方面則是對其進行本土化實踐的表現。具體來說，極具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氣質的人道主義話語體系乃是當時思想界與文藝界所探索與實踐的核心，而對“人”自身價值的思索則在文藝學領域獲得了“本體論”的地位。正如洪子誠先生在論及1980年代文藝思潮時指出:“人道主義，主體性等，成為80年代‘新啟蒙’思潮的主要‘武器’，是進行現實批判，推動文學觀念更新的最主要的‘話語資源’。”［1］回望1980年代大慶石油文學作品的基本面貌，不難看出，較為引人注目的是那種少數的、直面人性、揭發人較為本質的“存在”狀態的篇章。在這部分作品中，文本不再重復建構歷史性、階級性、時代精神乃至大慶精神的神話，而是朝向個體化的人的自身，呈現在我國當時的工業現代化進程中，生存在“油田”這樣一個特定空間中的人與自然的或者人文的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這種相互關系對人的心理所產生的影響。除此之外，絕大部分石油文學的作品文本則在思想上還留有“頌歌”的痕跡，依循“十七年”創作經驗的慣性在既定的軌跡下運行。

一、回歸社會的渴望:石油人對生存環境的思考

作為工業城市的大慶油田，前身是人煙稀少、水草稠密的一片荒原。1950年代末“松基三井”試噴成功，中央決定開發大慶油田，其指導方針是“邊勘探、邊開發、邊建設”。在這種毫無油田基礎設施支撐以及住房、醫療、文教等社會配套體系保障的情況下，來自五湖四海的石油工人走上了一條艱苦而漫長的創業之路。然而，在物質欲望被意識形態所壓抑與排斥的那個時代，肉體上的“苦”并不與“難”相互聯系，人們在獻身革命事業的要求下先驗地將享樂主義視為一種精神上的污濁，與之相對應的是，在公共空間中艱苦生活的背后所隱藏的光榮感可謂昭然若揭。1960年代流行這樣一段民謠:“天當房屋地當床，棉衣當被草當墻，五兩三餐保會戰，為國奪油心歡唱”，后來被作為大慶石油工人“創業”之初的真實寫照收入文獻資料［2］。這首民謠顯然反映出的石油工人安于甚至樂于現狀的心理狀況，也是不符合所謂“人性”化的生活狀態的典型代表。1980年代以后，“新啟蒙”思維在一定層面上顛覆了這種意識，一方面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念對具體的人來講存在著巨大的吸引力，而與此同時，朦朧詩、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文藝作品對人道主義思想的藝術化宣揚與傳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當時的大慶石油文學對于上述觀念也做出了積極的反應，思索石油人在荒原中所經歷的磨難便是其表現之一。楊利民的短篇小說《灰色的羽毛》是反映人與惡劣的自然環境之間的矛盾關系的典型，作家以異常冷靜的態度來描述他意識當中石油人的生存狀態，在荒原之中的孤獨體驗，為求解脫而做出的不計代價的努力，以及最終不得不接受的失敗結果。一支“常年在野外打井”的井隊，完成鉆井任務后卻被困在“變成一片”的沼澤當中，百無聊賴的鉆工們“憋得汗毛直打挺兒”，一個叫慶兒的孱弱鉆工為了給室友解悶，冒險往返40里地到附近的村子買酒和煙葉，回來時因被草原的蚊蟲叮咬昏死過去，而他的室友卻為準備下酒菜而殺死了慶兒豢養的一只孤雁，知道此事后慶兒“把胸脯抓出一條條血道子”，喊叫著“我心里難受啊!讓我死，讓我死吧……”這是一篇值得花費腦力的小說，表面來看，讓慶兒“心里難受”的是孤雁的死，孤雁是慶兒的室友殺死的，不消說，慶兒的痛苦是室友的行為所造成的。但問題是室友殺死孤雁的目的并非為了傷害慶兒，與之相反，在他們眼里搞來酒和煙葉的慶兒簡直就是他們的“親爹活祖宗”，是值得他們“好好地犒勞犒勞”的，殺雁的目的簡單而純粹———做菜下酒。室友們知道那只孤雁是慶兒的“小伙伴，他離不開它”，但在殺雁的過程中他們的意識里卻有悖常理地忽略了此事對慶兒造成傷害的可能性，甚至荒唐地設想和慶兒一起以雁肉下酒。問題是，室友們意識當中的“忽略”與“荒唐”的根源是什么，或者說為什么他們不能以一種常態思維去思考，并作出合乎常理之事。一名室友在接受“審判”時給出了上述問題的答案:“在井隊一沒活干，我就不知咋好。”事實上，被困在草原上的日子的確“使人寂寞得要發瘋了”。不難想象，人的生命過程基本上由社會生活與日常工作兩部分組成，而在家庭、愛情等狹義上的社會生活缺失的情況下，人心理的空虛所導致的精神異常現象是難以避免的。正是在這種狀態下，慶兒的室友才產生了這樣不正常的心理與行為。1980年代的文藝界與思想界，周揚是人道主義思想的重要闡發者和倡導者。新時期之初，在《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一文中，周揚對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關系做出了自己的理解，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包含著人道主義的”，而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本質則是“馬克思主義是關心人，重視人的，是主張解放全人類的”［3］。結合周揚的觀點，我們發現《灰色的羽毛》所呈現的石油人的生存狀態卻是與上述人道主義相違背的。一方面在小說中人并未得到應得的關心與重視，因為“那有滋有味的秋雨”妨礙了特車隊(運輸大型機械的專用車輛隊伍，筆者注)對設備———也就是鉆井所使用的工具的搬遷，結果作為人的鉆工只能與設備一起被留在沼澤中，無所事事地“窩在列車房里叫苦”。對勞動者與勞動工具一視同仁，這顯然是非人道主義的表現。另一方面，人首先是社會的人，而讓個別人———如小說中“常年在野外打井”的鉆工，置身于群體社會之外，則是另一種非人道主義的表現。以自然環境對人性的壓抑的敘寫來喚起人道主義精神的回歸，正是這篇小說所代表的一部分石油文學對當時文藝思想進行應和的具體體現。

二、異化感受的表露:石油人的主體化訴求

對于石油能源的開采無疑是一種復雜而持久的工業生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將不可避免地將本來處于原始狀態的自然環境變更為承載現代化工業文明的人文環境。這樣的變更行為與我們祖先“逐水草而居”的行為特征有所不同，因為二者的變更目的具有本質的區別，后者是為了求得生存，而前者首要目的是為了獲取資源，并將其運輸到其他的人口更為密集的地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1980年代大慶作家的文學創作活動一方面自覺接納了大慶精神，并對之進行藝術化的再現;另一方面，在他們的作品中卻表現出另一種“文學自覺”，一種較為符合人性的“自覺”，即對個體生存狀態與社會“全局”之間所存在的難以彌合的裂隙所產生的疑慮。當然，這樣的疑慮很少直接地在文本中直接呈現，畢竟大慶精神自形成之日起便是一種被人們所普遍接納的精神品格，因此作家在處理這種疑慮時，往往通過更高層次的超驗性政治話語———如“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道德倫理話語，將其表象性地化解開來。在高文鐸的小說《罰電費》中，主人公趙子虛因違反了油田限電條例遭到相關部門的處罰，他先是心有不滿，給《人民日報》寫信狀告油田巧立名目，任意罰款，后又擔心這樣的“告狀”行為會給自己帶來麻煩，害怕遭到上級領導的打擊報復而忐忑不安。小說結尾處趙接到市政府發給他的“檢討信”，市長表示接受他的批評，這時趙卻一改初衷，認為:“當市長也不易呀!國務院哪天不注視著D市的原油產量啊……D市為保年產五千萬噸———也就是給國家挑了一半擔子———不得不在年末采取節電、限電措施，這是完全必要的。”最終趙子虛認識到，真正該檢討的人其實是自己。表面看來，這篇小說寫的是一個普通群眾在領導的感化下提高了自身認識，樹立起全局觀念的思想轉變歷程，但依照主人公的思想發展邏輯脈絡來看，情況要復雜得多。開篇趙所面臨的矛盾是他與制度———“限電令”的矛盾，之后因為同事的譏笑與挑撥:“這些人純粹欺負你老實，看你是個白丁!你看哪個市長———不說大的，就算是局長吧———挨罰了?”于是才給《人民日報》寫信告狀。經此一轉，他與制度的矛盾轉化為與制度的制定者———高層領導的矛盾，小說中擔心報復這一細節正是上述矛盾轉化的例證。結尾處市長所做出的以德服人的姿態，既讓趙解除了憂慮，又讓他進一步產生了慚愧的心理，因此意識到自己才是“該檢討”的人。顯然，小說最初的矛盾在結尾時并未得以化解，整個敘事行為成為一個“偷換概念”的過程，事實上，發生這一情況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作家無法對小說所涉及的制度———“限電令”做出合理化說明。按照今天的理解，石油開采是為了全體國民更好地生活，而趙子虛也是國民的一分子，從這個角度看，“限電令”表面來看是為國民群體謀求利益，實際上卻損害了石油人個體的利益。1980年代的文藝思想中，與人道主義密切聯系的還有關于人的“異化”問題。我國學術界對于異化這一概念的關注，源自王若水1979年發表的《關于“異化”的概念》，文章從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出發，描述了作者對于馬克思異化理論的理解。此后，他又在《談談異化問題》一文中對“異化”給出具體的定義:“本來是自己創造的東西，或者自己做的事情，但是它發展的后果，成為一種異己的力量，超出了人們的控制，結果反過來支配自己，壓制了自己。”［4］不難看出，《罰電費》中趙子虛憤懣的深層次原因便來自于上述理論，即大慶人開采石油，而自己的生活反而受石油所牽制。盡管小說設置了一個趙在市長的感化下“提高覺悟”的完滿結局，但這并不能彌補上述敘事中的裂隙。很難判斷作家高文鐸在寫作過程中存在著什么動機，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篇小說是1980年代石油文學中為數不多的繞開意識形態中“總體性”的思維方式，將人作為“主體”加以表現的文本個案。

三、疏離人道主義:石油文學創作主流的選擇方向

盡管我們從上述文本中看到了石油人與自然的或者人文的環境之間所具有的難以化解的矛盾，看到了當時主流文藝思想———人道主義在石油文學中留下的痕跡，也看到了大慶作家文藝觀的“改革開放”的可能性，但從另一方面來講，這部分文本僅僅是當時大慶文學園地的“少數派”，與其整體相比較而言這只是冰山一角，事實上，大慶文學的“總體特征始終延續著‘十七年’的文學傳統”［5］。回顧國內文壇1980年代的創作情況，不難發現大慶石油文學是一個獨特的存在，當全國各地的作家紛紛選擇通過轉變文藝觀念的方式謀求“進化”的時刻，絕大部分大慶作家卻以一種“淡定”的態度固守自己原來的創作軌跡。大慶精神、鐵人精神依然是他們創作時所憑借的主要思想資源，而在“十七年”主導整個文壇的文藝觀———“文學為政治服務”，則演化為“文學為生產服務”。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文學為生產服務”這個命題不能解釋成文學為生產“我的”或“大慶人的”石油服務，而是要解釋為文學為生產“國家的”石油服務，生產目的的不同決定了石油文學的主流依舊在文學—政治一體化的思維模式下運行，不過披上了一件較為本土化的外衣。生產是壓倒一切的大事，這樣的理念在石油文學作品中被反復加以表現，其中最為典型的是《鐵人傳》的作者孫寶范所創作的短篇小說《一燈油》。小說講述的是大慶會戰初期，一支鉆井隊在鐵人王進喜的帶領下決心克服一切困難，以“人拉肩扛”的方式完成生產任務的故事。其中的一個關于以同志“兩論”為依據解決現實困難的情節很有深意。在一次討論會上，指導員提出:“現在困難很大，矛盾不少。我們要按照‘兩論’的觀點來找找主要矛盾。”一名支委認為“主要矛盾是人困馬乏”，其原因是“工人人拉肩扛地搬運和安裝”幾千斤甚至上萬斤的機器設備，“工人們的肩膀都腫得老高，很多人磨破了流出了血”。對此王進喜則認為:“什么是主要矛盾，我看國家缺油是主要矛盾;什么困難最大，人民沒油用困難最大。”此后，作家又在小說中讓王進喜說出了那句眾所周知的名言:“我想好了，寧可少活20年，拼了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我們不難看出，作家力求通過文學話語對忘我拼搏的鐵人精神進行展現與詮釋，并將這一精神與“兩論”理論相結合，為其尋求理論依據。具體來看，那名支委與王進喜分析問題所采用的方法論是同一的，即同志“矛盾論”中關于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論述，而二者的分歧在于，前者區分主次的出發點是個體，即鉆井工人“人困馬乏”，后者則著眼于整體———國家、人民。正是基于這樣的差別，二者得出了各自的結論，支委希望等設備，而王進喜則提出靠人力。按照人道主義以人為本的理論，任何一個人都是最可寶貴的，而如此一來，小說的主題，包括“寧可少活20年，拼了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這句話便讓小說思想主旨與人道主義分道揚鑣。事實上，當時的文學創作對人道主義的疏離自有其觀念上以及理論上的依據。一方面，自1960年代中期起大慶人的生產勞動始終以“榜樣”、“楷模”的姿態面世，這無疑會對本土作家起到一種心理暗示作用，并進而演化出一種宗教式的自我奉獻或者自我犧牲情結。另一方面，“兩論起家”的歷史背景致使大部分大慶作家的理論儲備都源于思想以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而在這一理論體系中，人道主義并非一切價值判斷的基礎。

1980年代的大慶油田作家對當時文藝觀的主導———人道主義所持的不同態度，暗含著當時整個文壇面對社會變革的兩種選擇，堅守或是圖變求新，前者以高揚革命理想主義大旗的張煒為代表，后者則包含了戴厚英、宗璞、王蒙以及在此期間風起云涌的各個創作潮流。值得注意的是，石油文學的“主流”恰恰是整個中國文壇新陳代謝過程中最后的堅守力量。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大慶本身遠離較為開放的沿海乃至中原內陸相關，更與大慶尚未實現“市場化”的經濟環境關系密切，而這樣的問題，將是我們今后所要討論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