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徽商與書畫藝術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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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時期，具有儒者氣質的徽商與書畫藝術之間存在密切聯系。主要表現在染指翰墨、收藏書畫、刊刻書畫等方面。徽商之所以熱衷書畫藝術，其原因主要有徽州的文化氛圍和徽商“賈而好儒”的文化品格、明清時期愈演愈烈的收藏風尚以及徽商雄厚的財力支持。反過來，書畫藝術也對徽商產生了深遠影響：書畫藝術促進了徽商的文化修養；徽商以書畫為媒介，便于其在經商中左右逢源，從中獲利；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批珍貴的書畫作品；為書畫家藝術創作營造了良好的條件。從中可以看出徽商與書畫藝術存在著積極的互動關系。

關鍵詞：明清；徽商；書畫；原因；影響；互動

一、徽商與書畫藝術間聯系的表現

明清徽商與書畫藝術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聯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染指翰墨

徽商十分注重自身的文化修養。徽商雖然忙于商業經營，但只要有機會就會揮毫潑墨，因此，許多徽商都善于書法、繪畫。如明代休寧汪志德15歲棄儒行商，“雖寄跡于商，尤潛心學問無虛日。琴棋書畫不離左右”。〔1〕績溪章策12歲時隨父至浙江蘭溪經商，拜名儒趙虹橋為師，讀書應舉。18歲時章父病逝，章策不得不“棄儒承父業學賈”。此后一直往來于蘭溪、徽州之間經商。但“君（章策）平居多藝能，善草書，精音律”。〔2〕休寧西門人汪夢龍不僅儒學功底深厚，而且精于真草隸篆及各家書法。每摹一家書法，從不致雜入一筆，大則方丈，小則徑寸千言。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據說汪氏“少時至楚中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見衣冠者十余輩，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徑丈，曰‘岳陽樓’。山來（汪夢龍字）笑謂曰：‘是可以墨書也，何限于八法乃爾耶！’眾驚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來以碎布醮墨，書于匾上，頃刻成。守嘆賞久之，因囑山來落款于后曰‘海陽汪濤書’。至今樓雖屢修，而此不能易也”。〔3〕倪穆原來基本為文盲，但后來在經商之余發奮讀書，最后竟然“學草書栩栩有神”。〔4〕方輔“書法學蘇、米”。〔5〕吳麐“山水學黃子久”。〔6〕汪已山“工書，能作方丈字，得率更筆意”。〔7〕黟縣胡際瑤世代在江西經商，每至山水名勝之地，“或吟詩，或作畫”。〔8〕精通書畫的徽商俯拾即是，在此不一一舉例。

徽商書法喜摹仿魏晉唐宋名家諸如二王、柳、褚、宋四家。受新安畫派影響，徽商繪畫基本上是以山水花鳥人物為描繪對象，并喜作詩附之，這也是與他們放情山水情性是一致的。

2．收藏書畫

作為儒商的徽商，也喜歡收藏古董和名人字畫。明末徽商兼書畫鑒賞家吳其貞《書畫記》稱：“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縣。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無，故不惜重值爭而收入。時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尋而歸，因此，時得甚多。其風開于汪司馬兄弟，行于溪南吳氏叢睦坊，汪氏繼之。余鄉商山吳氏、休邑朱氏、居安黃氏、榆林程氏，以得皆為海內名器。”〔9〕可見，收藏書畫之盛行。而且徽商還影響了江南地區書畫藝術的鑒藏時尚。明末精于鑒賞的徽人詹景鳳對此說：“余好十余年后吳人乃好，又后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價酹懸黎矣。”〔10〕熱衷收藏書畫的徽商還難免受騙購入贗品，如蘇州自作贗物售人的朱殿尤欺“歙賈之浮慕者”。〔11〕

清代以書籍收藏著名的徽商也所在多有。如吳守淮，“珍藏法書名畫”。〔12〕鮑漱芳，“多蓄宋元書籍、法帖”。〔13〕胡積堂，“富藏古今書畫”。〔14〕至于乾隆時大藏書家鮑廷博，馬曰琯、馬曰璐兄弟藏書更為豐富，其中也包括名家書畫，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對于徽商癡迷書畫收藏風尚，梁啟超先生有精辟概括。他說：“淮南鹽商，既窮極奢欲，亦趨時尚，思自附于風雅，競蓄書畫圖器，邀名士鑒定，潔亭舍、豐館谷以待。”〔15〕而這些淮南鹽商中絕大部分都是徽商。

3．刊刻書畫

徽商不僅收藏書畫，而且致力于將一些書畫作品刊刻出版。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為捐助資金，一為開設刻坊。

詹景鳳《題汪芝黃庭后》記徽人汪芝刻帖于蘇州之事：“（汪芝）其家始者有六七千金，以好帖結客新閶，將刻《黃庭》。先結文太史與張簡甫凡二人，意旨靡不求得當焉。蓋二君摹刻，盡一代名手，而又供養之篤，即二君雖不為肉而禮意若此，固宜其為殫精也。一摹一刻，垂十余年，始克峻事，乃后又刻釋懷素自敘，宋仲珩千文，祝京兆草書歌行，盡為海內稱賞。刻成而金盡，又賣石吳中。迄歸，赤然一身，然尚畜一鶴。后數年以貧死。”汪芝聯合文征明等人刻印《黃庭經》等帖，后以窮死，為人所笑。然數十年后，因石毀于火，汪芝本已為珍本，“好事家無處搜尋，價遂騰涌至五六千錢”，〔16〕詹景鳳以同里之便，數年搜索之功，也僅得三本，可見其珍貴程度。

鮑漱芳畢生搜集唐宋元明諸賢書法墨跡，經鑒定評跋，選其精者，匯為《安素軒法帖》，于嘉慶四年（1799）邀請揚州著名篆刻家黨錫齡鉤摹鐫刻。逝后，其子繼承父志，至道光九年（1829）刻成，為清代著名書法叢帖，流傳甚廣，影響頗大。

為了迎合文人雅士的鑒賞把玩的嗜好和為初學者提供臨摹的范本，明代休寧人胡正言在南京開設十竹齋刻坊，刊印了《十竹齋畫譜》、《十竹齋箋譜》，把雕版套版印刷彩圖的藝術推向歷史上的頂峰。

二、徽商熱衷書畫藝術的原因

書畫是我們古代一項優秀的藝術。明清時期人們對書畫的愛好比比皆是。那么徽商為何熱衷于書畫藝術呢？

首先，徽州的文化氛圍和徽商“賈而好儒”的文化品格使徽商重視書畫藝術。自黃巢之亂，“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17〕自唐末開始即俗尚文雅。隨著明清徽商的興起，徽州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徽州文化也在明清時期發展到歷史最高峰，號稱“人文淵藪”，并形成了文化的獨特性。徽州文化發達，“篆學、圖書多出于新安，為他郡所不及”，〔18〕這也客觀上為徽商愛好、擅長書畫創造了良好的文化大環境。因此，徽商喜好書畫者可謂比比皆是。

徽商一向都有“賈而儒”的優良傳統。他們在經商的同時，也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明代歙縣人汪道昆評價徽州時說：“新都三賈一儒，要之文獻國也。夫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馳儒而張賈；既側身饗其利矣，乃為子孫計，寧馳賈而張儒。一馳一張，迭相為用，不萬鐘則千駟，猶之轉轂相巡，豈其單厚計然乎哉？擇術審矣。”〔19〕而且可見徽商經商是為生計所迫。為子孫考慮，他們寧愿“張儒”，重視儒學素養。因此，徽商雖為商人，但常是有儒行的儒商。而書畫修養往往代表了一個人的文化品味，所謂“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無”，〔20〕所以徽商收藏、臨摹書畫作品就不足為奇了。

其次，明清以來社會收藏古物之風深刻影響到徽商。明清時期，長江下游地區經濟發展迅速，一向喜好風雅的士人開始收藏古玩書畫。此風一起，上至貴戚高官，下及文士、商賈，無不紛紛效仿。沈德符描述明代中期社會收藏之風時說：“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比來徽人為政，以臨邛程、卓之貲，高談宣和博古，圖書畫譜，鐘家兄弟之偽書，米海岳之假帖，澠水燕談之唐琴，往往珍為異寶。”〔21〕沈氏還說：“賞識摩挲，濫觴于江南好事縉紳，波靡于新安耳食，諸大估曰千曰百，動輒傾囊相酬，真贗不可復辨，以致沈唐之畫，上等荊關；文祝之書，進參蘇米，其敝不知何極。”〔22〕這里沈氏譏諷了徽商受時代風氣影響，對書畫古玩收藏趨之若鶩以致真假不分。但同時也證明了由于晚明社會收藏風氣愈演愈烈，以至于對古物缺少修養的徽商也難以避免。

方家指出：“民間收藏真正成為社會時尚，是在明中葉后才出現。明中葉后，收藏愛好者已不限于社會上層的達官顯宦或富商大賈，也有一般的文人士子，中小商人，甚至奴仆。”〔23〕恰在明代大富起來的徽商自然概莫能外。

逮至清代，尤其是“清乾隆中葉，士大夫競尚聲氣。考據詞章而外，則金石碑版，法書名畫，爭以財力相羅致。”〔24〕具有雄厚經濟實力的“儒商”——徽商，當然不甘人后。這在上文已有述及。湖北漢口的徽商也是常與人“品論書畫”，〔25〕當然有不少書畫藏品。徽州本土歙縣“乾嘉之世，鹺業盛，富戶多，稍稍趨奢華，書籍字畫、金玉古玩，儲藏最富……”。〔26〕

總之，由于受明清以來民間書畫收藏之風的影響，徽商作為生力軍積極介入書畫等古物市場。他們或確有藝術品味，或只為附庸風雅，或為買賣牟利，雖然目的不同，但對書畫藝術的興盛不無益處。

最后，雄厚的財力也使徽商有能力參與書畫藝術領域。眾所周知，珍稀書畫作品的收藏需要耗費大量金錢。徽商對書畫作品的愛好促使他們不吝千金到處收羅名家書畫，因他們擁有巨額的資金。“新安大賈……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27〕巨額資金保證無疑為徽商從事書畫藝術收藏、刊刻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大多具有儒者氣質的徽商將書畫視為神圣品，他們可以愿為之不惜千金。試舉幾例，以概其余。如有人“居常屈首抱幾，自六經以及百氏無所不窺，凡金石古文、名家法帖、手摹指畫，務得其真，無所不習，繪事則自皇唐以迄胡元，名品則自宗器以迄玩物，無論百金之價，什襲之珍，無所不購。”〔28〕揚州張氏容園“一園之中號為廳事者三十八所，規模各異。……書畫鼎彝，隨時更易……筆墨無低昂，以名人鑒賞者為貴……”。〔29〕三十八廳都有名家書畫懸掛，沒有強大的財力支持，實難搜集。甚至有些徽商還為書畫裝裱而耗費金錢和時間，可謂愛護有加。如詹景鳳記其鄉人葉氏購得《葛仙翁移居圖》一卷，特地專程“持入吳裝潢”。〔30〕

三、書畫藝術對徽商的影響

從上文可以明顯看出，徽商與書畫藝術之間具有如此緊密的關系。那么反過來，書畫藝術對徽商日常生活、經商活動乃至社會文化都產生了積極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書畫藝術促進了徽商的文化修養。開展書畫藝術活動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活動，既要求徽商有一定的文化修養，反過來又提高了徽商自身乃至子孫后代的文化素養。徽人江昉，是揚州大鹽商，“善繪事，其寫秋葵為最工”。〔31〕江振鴻，“工繪事……畫法天池”。〔32〕歙縣程瑤田師從著名樸學家戴震，“尤精鐵筆，書法步武晉唐，均為其學問所掩，以是世無知者”。〔33〕鹽商汪廷璋的侄子汪灝工詩畫，為進一步提供畫技，特重金將畫家張洽“延之于家，結為畫友，由是右梁（汪灝字）山水氣韻大進”。〔34〕成為書畫家兼商人。此外，上文提到的汪夢龍、倪穆也大抵如此。

更為重要的是，徽商好書畫風氣必然影響到子孫后代。明代后期做書畫生意的徽商吳其貞就出生于鑒藏世家。其父吳豹偉“篤好古玩書畫，性嗜真跡。尤甚于扇頭，號千扇主人，然不止千也”。〔35〕擁有如此眾多珍品，吳豹偉當是一位富有的徽商，他對于書畫古玩的鑒藏無疑會影響其子吳其貞。在耳濡目染的家境和經商中過眼大量書畫作品的熏陶下，吳氏練就了一手過人的書畫鑒定功夫。如陸機《平復帖》，眾多鑒定家均視為贗品，唯獨吳氏判斷：“此帖人皆為棄物，予獨愛賞，聞者莫不哂焉。后歸王際之，售于馮涿州，得值三百緡，方為余吐氣也。”〔36〕此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乃國寶，由此可見吳氏鑒定水平。寄籍嘉興的歙人汪砢玉也是晚明大收藏家，著有《珊瑚網》。其祖父汪懷荊、父親汪愛荊就是徽商，均喜鑒藏書畫古玩，并專門建有藏書畫的樓閣——凝霞閣、墨花閣。這都因有長輩好書畫的家庭環境，才造就了吳、汪等人的藝術成就。

其次，徽商以書畫為媒介，便于其在經商中左右逢源，從中獲利。文化品味的提升能使徽商以書畫藝術為橋梁，融入到士人群體，建立廣闊的商業網絡。因士人總視書畫古玩為一種標榜清高、娛樂休閑、結交同好的一種方式。于是，精明的徽商利用書畫為交際手段，結交各色人等。比如上文提到的倪穆由于能書善詩，“自是欽慕者眾，始以為謀之忠而求之，繼以自謀之善而助之”，〔37〕使其在經商過程中得到各種幫助，從而左右逢源，最終能為一個巨商。又如兩度任職揚州，主管揚州鹽業的盧見曾就酷愛書畫，徽商就投其所好，“相率搜訪圖書碑版以獻”。〔38〕揚州鹽政普福“自詡收藏之富”。有一汪性鹽商因揮霍無度而虧空，既怕盧見曾等追查，且又期望得到盧、普二人的關照，苦無良策，后得門客提醒，得知盧、普“所好在金石書畫，茍探得其所，搜訪殷勤，海內奇有之物，則彼必能出力”。于是，購得于闐玉馬、蔡邕八分書石經墨跡、《清明上河圖》等珍品，獻于盧、普二人，“兩鹺員果喜，允將虧空一律彌補”，汪氏徽商也被任為諸商之首。〔39〕據說盧見曾在揚州時，徽商“饋書畫金石無算”。〔40〕徽商向鹽政官員獻呈書畫金石，其目的是以書畫為工具，以期官員“照顧”其商業經營。

康熙、乾隆二帝都雅好古籍、書畫、古玩等物。康乾年間，皇帝每次南巡，幾乎都曾為鹽商園林賜詩、賜額。揚州徽商乘機為獻媚邀寵而向皇帝進獻書畫的事例有很多。〔41〕這都是利用書畫藝術為紐帶，為自身樹立了良好的形象，擴大了社會影響，從而為商業的開展提供了便利，減少了阻力。

再次，徽商對書畫藝術的熱衷，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批珍貴的書畫作品。徽商出于對書畫藝術的熱愛，使“四萬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尋而歸”。〔42〕大量的藝術珍品包括書畫紛紛聚集到徽州，使徽州成為明清時期最主要的藝術品收藏基地之一，后人稱徽州為“文物之海”。歙人黃次蓀（崇惺）回憶說：“幼時游里中諸收藏家，親見其論畫必宋元人，乃辨別其真偽之拙，明及國初（清初）不甚措意。若乾隆以來，鮮有齒及者。大亂（指太平天國與清朝政府的戰爭）以后，金冬心、鄭板橋之流一聯一幅，皆值數萬錢。昔時中人之家，粘柱障避比比皆是，亦無人估值也。”有能力收藏宋元書畫者必然多徽商。黃氏還說：“是時休、歙名族，乃程氏銅鼓齋、鮑氏安秦軒、汪氏涵星研齋、程氏尋樂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書籍、名帖名墨、佳硯、奇香、珍藥，與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屬，每出一物，皆歷來鑒賞家所津津樂道者。”〔43〕這些休、歙名族中大概有不少是商賈。徽商收藏的書畫作品價值之珍貴令人咋舌。吳其貞記載，他在程季白之子程正吉家中看過王維、趙孟頫的手卷和荊浩的立軸山水等書畫作品。其中有王維的《江山雪霽圖》手卷、李唐的《晉文公復國圖》、翟院深的《雪山歸獵圖》、趙孟頫的《水村圖》手卷、王羲之《行禳帖》的唐初摹本、王蒙的《秋丘林屋》題記等。還有屬溪南吳氏家藏的王獻之《鴨頭丸帖》、閻立本《步輦圖》、顏真卿《祭侄稿》等珍跡。黃次蓀見到徽商還收藏有吳道子《黃氏先圣傳》、閻立本《孔子事跡二十四圖》、姚少師《百八羅漢像》、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李龍眠《白描十八應真渡海》長卷、趙孟頫《西園雅集圖記》、鄭思肖《蘭花圖》、黃子久《富春山水圖》、仇英《歲寒書屋》長卷等等巨跡。〔44〕經過徽商的集藏，使一些書畫珍品得到較為妥善的保管，并使之流傳后世。

最后，由于徽商雅好書畫藝術，從而為書畫家藝術創作制造了良好的條件。“賈而好儒”的徽商與文人學士建立了密切的關系，優厚的待遇吸引了大批包括書畫藝術家在內的各地社會名家紛紛聚集到徽商周圍，成為徽商的座上賓。許多徽商在揚州擁有大量園林，各地名家在此徜徉、交流，無疑促進了書畫藝術家的創作。正如時人所說：“揚州書畫極多，兼之過客往來，代不乏人。”〔45〕如上文提到的汪廷璋在揚州有筱園，人稱汪園。各地書畫名家都聚集在此。如汪文錦“工詩詞，書工篆籀，精于鐵筆”。〔46〕金時儀“詩字畫，一時稱三絕”。〔47〕姜彭“畫翎毛第一手，山水學唐子畏，花卉學愿人，老而益精”。〔48〕歙縣畫家方士庶中年為汪廷璋門客，汪氏“以重金延黃尊古于座中”，方氏遂師從黃氏學畫，“以是士庶山水大進，氣韻駘宕，有出蘭之目”。〔49〕

江春及其從弟江昉也是好客尊士的徽商。江春在揚州建有隨月讀書樓、康山草堂。江昉建有紫玲瓏閣，在江氏兄弟的座上賓中也包括不少書畫家。如陳撰“畫絕摹仿”。〔50〕許濱被譽為“畫入神品”。〔51〕積兆熊工詩詞書畫，“畫筆與華嵒齊名，書法為退翁所賞”。〔52〕江炳炎“詩字畫稱三絕”。〔53〕徐柱“工畫，得小師（方士庶）嫡派”。〔54〕

總之，在徽商這種重視文化、營造文化氣氛的環境下，書畫家得以周游四方，拓展視野，觸發創作靈感，南北文化中不同流派在此碰撞、交融。加上書畫家受徽商資助，衣食無憂，能全身心投入到書畫創作上，最終培育出一批兼具各種文化流派優點的書畫名家。在這方面，徽商無疑居功厥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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