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學與宋代河南書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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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對儒、佛、道之學的沖突與碰撞，儒學大師程顥、程頤汲取佛、道之長，創(chuàng)立“洛學”一派。尤其是二程以書院為陣地，使洛學得以傳播和弘揚，成為北宋末年的“顯學”，更使宋代河南書院得以快速發(fā)展。這種學術與書院的結(jié)緣對后世學術與書院的發(fā)展也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

[關鍵詞]洛學；二程；宋代；河南；書院

一、洛學因河南書院得以形成和弘揚

北宋時期，程顥、程頤兄弟二人積極從事講學活動，史載．“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因二程長期生活并講學于洛陽，故世稱“洛學”。特別是二程將書院這一新型的教育機構(gòu)作為講學和學子聚會學習之所，諸如伊川的鳴皋書院、登封的嵩陽書院等河南書院也成為洛學得以孕育和弘揚的土壤。

1．“洛學”創(chuàng)立于二程

宋初，統(tǒng)治者采取“興文教，抑武事”的“右文”政策。宋真宗除尊儒之外，還推崇佛道，承續(xù)隋唐以來三家鼎立的態(tài)勢。面對這種文化沖突與碰撞，儒學在佛老之學的蔓延和滲透下，汲取佛道兩家之長，經(jīng)過程顥、程頤的改造和發(fā)展，“洛學”應運而生，誠如《濂溪學案》所載：“孔、孟而后，漢儒止有傳經(jīng)之學，行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復橫渠諸大儒輩出，圣學大昌?！笨梢?，二程上承周敦頤(元公)并開創(chuàng)洛學，將儒學發(fā)揚光大。程顥(1032—1085)，因以“明道”為己任，世稱明道先生。其弟程頤(1033—1107)，因居臨洛陽伊川，后人稱為伊川先生。程顥因明顯站在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保守派一面，遂退居閑職，但有更多時間和精力轉(zhuǎn)向?qū)W術和教育活動。程頤24歲“游太學，胡安定瑗試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得先生論，大驚，延見，處以學職”。程頤在太學讀書時，與呂希哲為臨齋，呂希哲的父親呂公著便讓其子拜程頤為師，程頤便收了第一個學生。以后呂希純、楊應之等相繼拜程頤為師，從學者遂眾。雖然程頤后來經(jīng)司馬光、呂公著等人推薦，以布衣應召入京，開始了下半生人仕、遭貶的生活，但大半生在河南書院聚徒講學，著書立說，伊洛河流域灑遍了二程的足跡。雖然二程“一生遭遇坎坷，政治上不得志，但在教育和學術上很有成就”。

在書院教育中，二程對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作了深入的探索，將其哲學思想應用于教育領域，創(chuàng)立了獨特的教育思想體系，成為我國教育思想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洛學的主要學術實踐源于河南書院

二程的主要學術實踐在書院進行，洛學的一些重要觀點也發(fā)表于書院。諸如在嵩陽書院，學生問程頤：“如何學可謂之有得?”程頤說：“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甭鍖W的教育內(nèi)容是很容易讓學生自己體會“默識心通”的。程顥說：“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當時學校的教學由王安石的經(jīng)義新學統(tǒng)治著，理學家們通常不能登上官學講臺。書院則堅持門戶開放，可以自由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于是，二程就利用書院來傳播洛學思想，常在嵩陽、鳴皋等書院教授學生，宣傳自己的學說。如程頤晚年在鳴皋書院講述自己的著作《易傳》，《宋元學案》記載：“《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后寢疾，始以授和靖(伊)、思叔(張繹)。”當時向?qū)W生講授《易傳》時，程頤已68歲高齡。

二程在書院的長期教育教學實踐中創(chuàng)造和積累了許多寶貴經(jīng)驗。如在教育目的上，提出“教育為王化之本”，把教育看作是封建政治的組成部分和鞏固封建統(tǒng)治的重要手段，主張培養(yǎng)重人生品行、求道傳道和建設國家的實用人才，認為教育的作用在于轉(zhuǎn)變氣質(zhì)，熏陶德性；關于道德教育，二程作了系統(tǒng)的發(fā)揮，把它提到“天理”的高度，進而總結(jié)出了一套道德教育規(guī)律，提出“存誠”、“居敬”、“集義”等道德教育的要求和方法；在教材上，二程主張要以學習儒家經(jīng)典著作為主，并開創(chuàng)了《四書》與《五經(jīng)》并列的局面，從“四書”探幽發(fā)微，創(chuàng)造了一個從孔子到曾子，再到子思至孟子的義理道學體系；在教育方法和原則上，二程注重因材施教、啟發(fā)誘導、學以致用、學貴自得、以約取博、循序漸進等。

3．洛學眾弟子出自河南書院

因為河南書院接受生徒不分籍貫地域，有愿從學者，皆可人書院學習。加上以二程這樣的大儒為師，從學者甚眾，生徒不遠千里而至。諸如福建的楊時、羅從彥；浙江的周行己、許景衡；河南的謝良佐、呂希哲；湖北的劉立之等。程頤致力于傳播洛學，于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親自入關中講學，關學門人大多歸于程門。程鷹根據(jù)《兩程門人名單碑》即(《先儒諱中堅呂先生之神位》和《先儒諱蘋呂先生之神位》)多方考證，在《二程故里志》中記載二程的門人為93人。據(jù)筆者考證，有名有氏的有90人(其中包括程鷹先生補入的賈易)，大多有史可查，其中呂大臨、楊時、謝良佐、游酢被稱為“程門四先生”。

4．洛學著述完成于宋代河南書院

二程在河南書院不僅授徒講學，而且還進行著書立說。程頤自述，“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復紬繹，六十以后著書”?？梢姵填U所著的《周易程氏傳》、《書解》、《詩解》、《論語解》、《孟子解》的成書和《春秋傳》的撰寫是在他60歲以后、逝世之前，而這段時間，他又常在伊皋書院居住，可以說明程頤構(gòu)思其思想體系和著書講道與伊皋書院有著密切關系。有學者稱《周易程氏傳》成書于程頤編管涪州的時候，但完成定稿并公布在伊皋書院卻是大家的共識。

同時，許多生徒將自己對老師質(zhì)疑問難的對話記錄下來，編成“語錄”、“答問”。如程頤去世后，張繹整理了二程的著作，后編入了《二程遺書》的《外書》之中。楊時把二程教育弟子的語錄加工訂正成《二程粹言》，后經(jīng)張栻編次，流傳于世。

二、宋代河南書院因洛學傳播而振興

書院之設始于唐代，而至宋大興。宋以前，河南已經(jīng)創(chuàng)辦的書院有嵩陽、應天府和龍門書院，后又新建鳴皋、明道等書院13所，在北宋時僅次于江西，位居全國第二。在宋代河南書院中，與洛學有關的書院就有8所，占宋代河南書院的50％?？梢?，河南書院的興起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不容忽視的是洛學在中原大地的形成與傳播。在當時，因洛學傳承應運而生的書院或與傳承洛學有關的書院主要有明道書院、春風書院、鳴皋書院、嵩陽書院、太極書院、穎谷書院、顯道書院等，下面著重介紹三個。1．明道書院也稱大程書院，在開封府扶溝(今河南扶溝縣)：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冬，程顥知扶溝縣事，程頤也侍父程珦同往扶溝。程顥“集中縣里的優(yōu)秀弟子，親自為之傳授，并書‘書院’懸于書院門上”，還招來弟子游酢職學事。

當時書院學生除“邑人子弟”外，也有遠道而來求學的，有記載的有謝良佐、周純明、呂大臨等。《二程集》記載謝良佐“習舉業(yè)，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程氏遺書》卷二·上《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記錄了呂大臨元豐二年到扶溝問學于二程的內(nèi)容。

2．嵩陽書院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變法更新，二程與之政見分歧，不為朝廷重用，退居嵩陽書院。嵩陽書院學術民主氣氛濃厚，有利于推廣洛學思想。當時司馬光、范仲淹亦曾開講院中，有助于學術研究。二程在嵩陽書院主要是用洛學的觀點宣講《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書。講學時，各地學者慕名而來，如高徒楊時、游酢等，“當時院中學生常有數(shù)百人，奠定了洛學規(guī)?！薄３填椷€親自為嵩陽書院制定學制、考察等規(guī)務，使書院名聲大振，與河南睢州的應天書院、湖南的岳麓書院、江西的白鹿洞書院并稱為宋代四大書院。3．太極書院

故址在河南省輝縣百泉，蘇門山麓百泉湖東側(cè)。程頤于哲宗元祐、紹圣年間游學蘇門，并結(jié)茅而居，潛心講學于此。問道求學者而至，所居遂成聚落，因名程村。正如吾淳先生所言：“書院成為推行學者們思想與理想的重要場所……書院的普遍建立確保了思想和文化精英們的思考能夠在較為寬泛的知識層面或范圍得到落實。這種狀況與早期儒學家們的講習和傳授方式是大致相同的，一個人的思想借助一群人的學習把握而得到推廣”?？梢哉f，河南書院成就洛學，為繁榮學術、構(gòu)建主流社會意識形態(tài)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洛學也為書院的發(fā)展和振興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三、洛學與河南書院結(jié)緣對后世的影響

洛學和河南書院互為表里，相互促進，相得益彰。二者的結(jié)緣，不僅對當時而且對后世書院學術及教育的發(fā)展帶來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發(fā)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1．洛學的南傳與分流，促進了理學思想的活躍和繁榮

“二程的門生將‘洛學’帶回自己的家鄉(xiāng)，傳人陜西、四川、荊湖、福建、兩浙、江南等地，在各地生根開花，形成南宋時期主要的各個學派”，開創(chuàng)了一代學術思想——宋明理學的哲學體系和理論架構(gòu)，是中國哲學發(fā)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洛學南傳后得到廣泛傳播，筆者認為，二程同處于洛學體系，因二人哲學的相同相異，對于以后理學思潮及其流派的分野、發(fā)展和演變具有重要的意義，宋學思潮就是在這種相同相異之中，由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進行揚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馮友蘭指出：“程顥是以后心學之先驅(qū)，而程頤是以后理學之先驅(qū)?！甭鍖W分別開啟了宋學的心學和閩學兩大流派。由于二程弟子南傳后在不同地區(qū)的書院講學而使“洛學”得以傳播，形成了一些地域性的學派，如事功學派、中原文獻學、湖湘學派、涪陵學派等。

王梓材說“自龜山而豫章為一傳，自豫章而延平為再傳，自延平而朱子為三傳”，此“謂文靖四傳而得朱子，蓋統(tǒng)四先生言之”?？梢姡填U之學由程門弟子楊時經(jīng)一傳弟子羅從彥、再傳弟子李侗三傳至朱熹，經(jīng)過朱熹的宏大建構(gòu)集大成而成“閩學”，所以后世稱“程朱理學”。

程顥之學由又一程門弟子謝良佐經(jīng)王蘋(字信伯)、張九成(字無垢)、林季仲傳至陸九淵集大成而形成“心學”。學者劉宗賢認為，“朱熹一支尚有師承關系可靠，而陸九淵一支學者認為多處于推斷或臆測。其實內(nèi)中亦包含著學術思想發(fā)展的某種必然因素”。如程顥哲學中的心即是性，其性無內(nèi)外即心無內(nèi)外，內(nèi)外都歸于心，并提出“心是理，理是心”的命題，開啟了陸九淵“心即理”的心學理論體系。全祖望謂：“程門自謝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軒、張無垢至于林艾軒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傳亦最廣。”對傳承序列的表述，既有師承關系，也有思想淵源。

洛學由二程的弟子周行己、許景衡在溫州地區(qū)傳播，繼而由周行己的弟子鄭伯雄發(fā)揚光大，鄭伯雄之后，由二程的再傳弟子薛季宜和陳傅良把洛學演變?yōu)槭鹿χ畬W。到了陳亮、葉適則形成了更系統(tǒng)、更完整的體系，在學術界與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的心學呈三足鼎立之勢。

呂希哲曾拜程頤為師，《宋元學案》中說：“先生遍交當世之學者……其后心服伊川學問，首師事之。”呂希純也以師禮事程頤。經(jīng)呂好問、呂切問到呂本中，呂氏家學再由呂大器傳到呂祖謙集大成而成“中原文獻學”。

金軍南下時，二程弟子謝良佐流落到江南，將洛學傳至胡安國，胡安國傳給其子胡宏。張栻拜胡宏為師，得洛學真?zhèn)?，熔家學與胡宏之湖湘學于一爐，集大成為“湖湘學派”。

2．后世理學家皆以書院為陣地授徒講學

北宋中后期隨著遼、西夏和金的先后興起，北方基本上陷入戰(zhàn)亂時期，尤其是地處中原的河南是政治、經(jīng)濟、文化教育的中心，又是兵家必爭之地。自中原淪于金兵鐵蹄之下，北方書院蕩然無存。整個宋代的書院建置數(shù)目表明，長江流域的書院數(shù)量已占全國總數(shù)的74．43％，黃河流域僅占3．25％。在南宋，河南書院僅有一所。

洛學在南方的發(fā)展使南方成為洛學傳播的沃土，宗派紛呈，學派之間的論爭又促進了南方書院的興盛。胡昭曦教授說“南宋前期洛學之所以迅速傳播，師徒擅傳，學派繁衍，形成強大的學術陣營和理學學統(tǒng)，以致南宋后期為官方提倡，是同重視和充分運用書院教育有密切關系的”?？梢?，洛學后學的理學大師以書院為陣地授徒講學，促進了洛學的廣泛傳播。

據(jù)方彥壽先生考證，朱熹創(chuàng)建的書院4所，修復的3所，讀書講學的書院47所，題詩題詞的13所，與朱熹生平有關的書院共67所。張栻創(chuàng)建城南書院，并在岳麓等書院著書講學；繼朱熹、張栻之后的著名理學家魏了翁，先后創(chuàng)建了兩所鶴山書院，教學時間10年左右；洛學后學胡宏，冒著被人詬病之險，求秦檜恢復岳麓書院自任山長不成，即改碧泉書堂為碧泉書院聚眾講學?？梢?，宋學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視書院教育。

南宋末年以后，書院開始官學化，但理學家們?nèi)砸蝗缂韧貏?chuàng)辦或修復書院，在書院著書立說、講學授徒。元代，洛學的中州后學姚樞在1238年創(chuàng)建燕京太極書院于大都，并請江漢大儒趙復講習理學。其學生劉因在靜修書院講學20余年，并著《四書精要》30卷闡發(fā)程朱理學。姚樞棄官歸隱后，在百泉書院講授伊洛之學，許衡前去求教，見得《伊川易傳》等書，流連忘返，索性和姚樞、竇默等人一起教授生徒。明代洛學中州后學孟化鯉“獨設書院講學，寒暑不輟與諸生講學，口不言錢，四方學者數(shù)百人，上朔洙泗，中衍伊洛”。魏忠賢毀天下書院時，中州后學呂維祺和張抱初等依然建立新安芝泉書院，講學于書院之中。理學家張信民以“學之不講為憂”，西與王以悟聯(lián)會于陜州甘棠書院，東與呂維祺聯(lián)會于新安芝泉書院，又在洛陽和理學家張見室聯(lián)會，會況空前。在清代，孫奇逢創(chuàng)建夏峰書院，講學25年，培養(yǎng)了眾多得力門生。他的學生湯斌、耿介先后在游梁書院、洛陽的天中書院講學；冉覲祖奔走于嵩陽書院和儀封請見書院之間，倡明道學，一時稱盛。

書院與洛學的結(jié)緣，極大地拓展了后世理學的發(fā)展空間，為理學得到社會各階層的認可，超越其它學派而上升為南宋后期乃至明清的官方統(tǒng)治思想做出了重要貢獻。有學者認為“宋明時期書院的興起則重新點燃了學術爭鳴之火，并創(chuàng)造了我國學術思想發(fā)展的第二次輝煌”，并將“北宋時期書院的創(chuàng)設，隨之而起的是理學的廣泛傳播”視為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教育創(chuàng)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