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成果的量化與大學教育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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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學校學術成果的量化指標，自它誕生之日起便引來了頗多的爭議。到了每年的年終，不論是教師還是有關的管理部門，都像是經歷了一場戰爭。而填報科研成果的教師們則如同剛從大型倉儲式超市里搶購回家，必須一樣一樣地清點自己的“勝利果實”，生怕落下個別。因為是一年一報，今年不報明年不作廢也要費一番工夫申請才能作為特例來累積計算。如此的陣仗，真的不是校園外的人所能理喻和認同的。

中國知識分子（就國內一般泛指而言）在近半個世紀真的沒少折騰，以前是政治運動的沉沉浮浮，現在不興政治運動了，又在職稱、學位上動足腦筋。我們當然不能簡單地說，這就是“中國特色”，但是要說在中國，知識分子在學術以外的方面的意識比較突出應該不會錯。以環境決定論的角度言，這都與學術界長期以來的惡劣環境有關，但更主要的可能還是政治本位化的社會中，政治的權術向學術領域滲透的結果。在大學里生活過的人，除了天生感覺麻木者外，大概都不會對官場作風感覺陌生。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大學，這類作風不僅不令人討厭，還成了某些人追逐的“時尚”。大學校園從來不是“一方凈土”，但是時下一些校園中官場作風以及“關系學”如此盛行，也的確讓人困惑不解。

從某種程度上看，學術成果的量化方式，也是官場作風的產物。它的出發點可能比較復雜，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它是便于有關方面“管理”的。大學雖然以尊崇個性，思想自由為特征，但并不意味著教師可以各自為陣，一盤散沙，必要的管理也是不可少的，這也就是管理部門樹立管理信心的依據。不過，依據歸依據，信心歸信心，在具體的管理人員中，誰敢說他們沒有“管”人之心。特別是在目前，許多工作人員對真正的管理理念不甚了了的情形下，教師們所能感覺到的也就是處處受管制，所以這種種的不合理，也很容易地成為大家議論的主要話題。說到這里，我想起曾經聽到的在國外大學任教的中國學者說過的話，大意是最好的學校管理是看不見的。也就是說，真正的管理并不是管理者在那里守株待兔，愛理不理或者頤指氣使，而是默默地主動地向教研人員提供周到服務以致接受服務者幾乎沒有感覺到管理者的存在。

實際上，現在人們反對學術成果的量化方式，不僅僅是針對量化本身，它隱含的也有對實際操作人員的官場作風以及種種非學術化傾向的反感。當然，事情遠沒有那么單純。據我的觀察，反對者的出發點，可以歸為這樣幾類，一類是真正站在學術的角度認識問題的，這一類見解容后面再討論。另一類則基本是出于現實利益考慮的。因為量化后，一切都馬上顯得“冷酷無情”，原來曾經得利者有可能得不到利益，因為一切都要按照學校下達的指標（比如每年每人發表多少篇論文）來進行之后，職務的影響縮水了，關系的因素部分地失效了，憐憫同情更是考慮不到了。這樣的事情一旦動了真格，這部分人所要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如果套用“改革就是要觸及某些人的利益”的公式，這部分人面臨的處境并不完全叫人同情。真正叫人同情的倒是那些原來就得不到利益，現在還得不到利益的一類。這一類人往往本本分分，中規中矩，論學術能力他們并不是最差的，但可能由于某一方面的能力上的欠缺，特別是自身又不擅長關系學，所以始終是身處“底層”。實際上，這部分人在目前的大學里可能占大多數，他們的權益誰來保障？

估且不說量化方式合不合理，就從一些學校爭相實施一刀切的政策時的做法看，是否真的在“從實際出發”，照顧到大多數，的確難說得很。比如有的大學所規定的各類專業人員每年完成的科研指標幾乎等于全國的學術期刊每年發文量總和的一半，換言之，全國的學術期刊一半的版面必須在一年內都發表這一個學校的論文，這個學校的大部分教師才能完成基本的科研指標。而又有的學校在國家出版署認可的“核心期刊”中又人為地圈定自己比較熟悉常有禮尚往來的幾家作為本校認可的“核心期刊”，結果是同一學校的稿子都擁向這些認定的“核刊”編輯部，讓對方無法處置，只好以關系遠近與版面費、贊助費的多少來取舍。還有一類人情況比較特殊，他們是學校學術的中堅，完成指標不成問題，但他們對這種政策也不會表示真正的認同。原因有可能與此方式本身的不合理有關，也有可能是他們即使能夠完成指標，但草草出籠的文章與其學術態度、學術地位是否相配，也不能完全保證，因此他們也在承受著另一種心理壓力。

從現今的情況看，量化大致采取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直接規定論文或著作的數量，要求專業人員按職稱的高低完成不同的指標。另一種則是記分，即以刊物的級別、著作出版社的級別分別記分，然后以分數的高低，加以獎懲。兩種方式當然不那么簡單，它還分別包括許許多多具體的要求以及實施細則。但無論細節上有何差異，其指導思想與原則并沒有什么差別，即一是要求教師或專業技術人員完成若干項科研任務（包括論著以及一定級別的科研課題），二是這些指標要作為將來晉升職稱（連帶的還包括工資、分房、提拔任用、甚至子女入托或升入重點學校、重點班減免費用等）的依據。

這里沒必要去羅列兩種方式各自的具體操作方法，因為那樣既占篇幅，又顯得無甚意義，不如對學術成果的量化在原則與指導思想上的優點與弊病以及它可能導致的后果加以簡要地分析更合乎道理。

學術成果的量化的一個明顯的優點，是它把許多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從而在操作方面較之以往更加便利。但它的這個“合理”處恰恰也是它極不合理的地方。因為“簡單化”過后，往往是只認量而不論質。而論質時，也往往是不管論著本身的內容而只注重它出現在哪一級別的雜志上或由哪個出版社出版。至于論著是通過什么渠道、什么方式刊發或出版的更是可以忽略不計。于是，在學術界流行的“職稱書”、“職稱論文”便成了人們心照不宣的“常識性”現象，以此為意倒反而讓“過來人”覺得是在大驚小怪了。量化的另一個優點就是衡量標準的客觀化。可是，客觀化絕對沒有那么簡單。它本身牽涉到許多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復雜的理論問題。而從現在的研究看，有一點應該可以肯定：簡單地用數據（量）來表示與客觀化并不完全等同。這里可能引發的另一個疑問是，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是否真的適合于簡單地量化？事實上，在有的綜合大學的量化的具體操作過程中，客觀化的標準往往也形同虛設，每年的“實施細則”、“補充規定”或“官方解釋”都有所不同，其原因當然不是為了“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它總是與個別既得利益團體中人有關聯。量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一味地強調“專業化”，不少學校在解釋任務指標時，都特別要提到論著必須是“與本專業有關”的，言外之意是與本專業無關者一律都在排斥之列。這不僅使那些日益增多的跨學科研究成果無所著落，從根本上看，也與二十一世紀大學系統不斷擴張化的國際趨勢相抵牾。華勒斯坦等學者在《開放社會科學》中特別指出：“大學系統在全球范圍內勢不可當的擴張具有一種非常特殊的組織含義，它給不斷加強的專業化造成了一種結構性壓力。之所以如此，僅僅因為學者們正在尋找一些前人未曾涉足的新領域，以顯示他們的獨創性或至少是對社會的有用性。在這方面，一個最直接的結果就是鼓勵社會科學家交叉地侵入鄰近的學科領域，并且在此過程中完全忽略每一門社會科學為使本專業成為保留領域而提出的種種合法性的依據。”(1)但強調“專業化”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在另一個方面，量化方式內部也在自然消解“專業”的劃分。比如有的綜合大學的量化方案，雖然對文理工農醫各科之間有所區分，但那只反映在量上，學科間不同特性的區分則無從顧及，因此，就總體上言，仍然有一概而論之嫌。還有一點也是常常為有識之士所詬病的，那便是注意量的增長以及以量為衡量指標所必然導致的學術研究上的急功近利，因為一年一算，學校不可能等待你用十年八年去打磨出一本精益求精的傳世之作，完不成任務的，在有的學校還要受相應的懲罰。急功近利的結果，從長遠看，要么是質的下降，要么便是滋生新的花樣繁多，離奇之至的學術腐敗。

下面不妨用現今量化的具體規定和具體指標為依據，看看它可能導致的結果。錢鐘書先生是國內公認的一流學者中的翅楚，估且以錢鐘書先生為例。錢先生一生中正式出版的著作，主要有《管錐編》、《談藝錄》、《宋詩選注》、《圍城》、《寫在人生的邊上》、《石語》以及一些短篇小說。從量化的規定看，《管錐編》是學術筆記，《談藝錄》是論文集，《宋詩選注》是古籍注釋，這三部書都與“學術專著”的結構和形式要求有差距；而《圍城》是小說，《寫在人生的邊上》是隨筆，《石語》是對話記錄，即使在中文系評職稱，也只能列入“與學術無關”的材料一類。當然，錢先生也有他的優勢，他的論文如《詩可以怨》是發在《文學評論》上的，《文學評論》是“中央級”的學術刊物，屬“權威核心期刊”，而印象中，錢先生這樣的文章還不止一篇在“權威核心期刊”上刊登，但就即便如此，在稍好一點的大學，錢先生也只能定個一般的教授，至于博導之類，只好免提。因為他老人家沒“學術專著”，也沒有主持過若干項國家級或省級以上的科研項目，與那些有好幾本“專著”，又兼幾項國家級或省級以上課題的主持人相比顯然身處劣勢，而一般來說博導的名額也有限，本著“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只好由別人先上。等錢先生來年有了新成果或申請到若干萬元的課題經費或拉到若干萬元的“橫向”經費，再行考慮。如果學校領導開恩，看中錢先生“過去”的學術地位，破例給他個博導，但按照一些學校年薪制的標準，博導也需盡崗位職責，比如一年要發若干篇論文，其中至少有幾篇是在“核心期刊”上，有一篇則需要登在“權威核刊”。還要同時拿到至少一項國家級項目（課題），以錢先生的學術地位和學術水平拿到項目是沒問題的，至于發到“權威核刊”上雖然也沒問題，可是以錢先生一貫的嚴謹認真，他是否愿意輕易發表自己的成果，也還很難說。如此一來，能否坐實博導的位置又成了問題。

看來，無論是學術成果的量化方式本身，還是量化后的結果，其弱點都是致命的。其實，這個幾乎就是浮在表面的問題，并非只是身受其制約的教學與科研人員深有體會而怨言滿腹，學校的管理人士也未必就是霧里觀花，不明就里。應該說，他們的體會一點也不比教學科研人員少。但量化方式為何還是各大學爭相依次實行的“改革”呢？這只能從大學自身的現狀去理解。

就總體言，目前國內大學基本上仍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雖然大學的自主權已經較之完全計劃經濟時代有了明顯地加大，但計劃的遺存之多，以“比比皆是”喻之并不為過。而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一邊倒”的結果，造就的教育上的“蘇聯模式”，其痕跡之重也不是一個政策（如大學合并）的下達就可以輕易地消解的。良好愿望理應得到鼓勵，但切實地了解現狀，真正從理念上加以更新的同時讓新理念落實到每位具體管理者身上卻不是“只日可待”的事情。這就是一個基本的現狀。

與計劃相應的另一個現狀，就是自上而下的評估標準。上面已經提到過，教學與科研人員在量化的指標催逼時，身心都在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然而，在這種壓力之下，接受管制的教研人員的內心中未必有更好的理由來反對量化，因為學術成果的量化實質上是作為“改革成果”出現的，它體現的是科學管理精神。而科學管理的一個基本的立足點，便是要讓管理的內容以及評估標準更加“科學化”、“客觀化”。量化則至少從一定程度上符合這個要求。這只是其一。其二，學校的管理者們的確也有他們的苦衷。現今大學除了教學以外，科研工作已經成了主要任務，并且在有的大學里還產生了諸如大學教育應該是“一個中心”（即以教學為中心）還是“兩個中心”（即以科研與教學為中心）的爭論。而在評估與衡量大學基本水平的條件中，科研成果（不是過程）更成了第一位的東西，這一點從每年的國內大學排名以數量來厘定的方式便可見一斑。既然評估標準以科研為準繩，把抓論文數量之過記在具體的管理者頭上也有點委屈了后者。

現在質疑學術成果的量化方式的學者提出，應該取消量化方式。這種矯枉過正的主張無疑是基于對學術的虔誠以及對學術公正的向往，其具體主張也多有可取之處。但是，從大學的現狀、學術界的現狀或者放寬到整個社會的現狀看，這種主張卻存在著不少可以討論的地方。

眾所周知，國內高等院校正處在一個轉型期，這一轉型期不僅僅是指外在的機制調整、完善的過程，更包含著大學精神的恢復、認同與加深。由于大學精神的長期被忽視，后一個過程必然不會是短期見效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不考慮在大學精神尚未恢復，正常的大學機制尚待完善的這個“現階段”如何應對的問題。

應該說，學術成果的量化所面臨的情況與高考制度非常相似。當人們對高考制度的一次性選拔方式深惡痛絕時，取消高考的呼聲是相當高的，但取消了高考是不是就可以一了百了呢？當然不行。因為盡管高考引發了一定程度上的社會不公，但立即取消高考所帶來的可能是更大的社會不公。這顯然是與目前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以及機制不健全的現狀有關系。學術成果的量化波及的面沒有高考那么廣，它主要局限在高校或者說學術界，可學術界的“社會化”程度一點也不比別的領域遜色。不能說學術界沒有對學術秉持著嚴謹認真態度的學者，但從整個學界的風氣上看，學術在一些學者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地位早已動搖，學術的工具性價值則成為不少學者所信奉的新道德。至今未息的關于建立學術規范的討論，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學術界起碼原則的匱乏。在整個學術界沒有普遍建立起多數學者認可并且嚴格遵循的規范，學術自由、學術民主沒有切實保障，校園內也沒有形成良好的治學道德、治學風氣的情況下，立即取消學術成果的量化方式，其結果并不比取消高考好多少。

現在的情況是，學者的學術道德已經降低到非常值得疑慮的水平。退一步說，就即使學術道德水平沒有降低，僅僅依靠道德的自律來改變現狀也只能是一種理想。在當下大學內“現實主義”之風盛行之時，用道德譴責不僅無法遏制學術腐敗，相反倒很可能在培養許多道貌岸然的偽君子的同時，增添更多新的腐敗。量化盡管有著忽視質的致命缺陷，但不量化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保質保量”了，卻也未可知。比如著作或論文的審稿，應該說是保證“質”的關鍵，可是在職稱評定過程中，由校內外同行專家打（審）出的論著代表作的評定等級結果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只能說是天知道。因為在一些同樣是學者的評委眼里，這類同行評定等級實在不如他們的目測準確，權力掌握在他們手里，他們想讓誰上，誰就是最好的，哪怕那人得到的評語是“不合格”。而如今所謂“與國際接軌”的匿名審稿制度是否完全按照規則操作，并且最終達到預期的效果，也確是令人懷疑。實在地說，今天的學者在某些領域已經超越了老輩學者，但有幾位能寫出陳寅恪、金岳霖對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那樣的見地深刻、厚重扎實、持論公允，兼具思想價值與學術價值而又公開具實名的傳世名文。在關鍵的機制不完善、學術公德未形成之時，出現的情況往往是看似合理的制度卻在增添著不合理。我曾在別處提出過，讓一切與學術有關的事務都公開化的建議，即根據不同情況，讓學術評獎等內幕在相應范圍內公諸于眾，由大家監督，由社會監督。(2)但那也只是“現階段”的權宜之計。學術的民主不僅要公開化，它也包括健全有效的批評機制的建立。這就需要大學在教育體制上有進一步的調整與創新，以便真正體現大學之為大學的特質與精神。

注釋：

(1)參見[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4月版，第37—38頁.

(2)參見拙函:《讀鄧曉芒教授等文章后的感想》，刊[北京]:光明日報社《博覽群書》2001年第7期。（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