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新聞和生命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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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訊”過多過濫，“死訊”價值開掘不深，把握不準

雖說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都是自然規律，但是媒體傳播什么樣的“死訊”，如何傳播“死訊”，卻值得三思而行。在一些電視臺，現在隨便打開一檔民生類的電視新聞欄目，進入眼球的少不了由事故、兇殺、自殺、疾病等引發的，或者是還沒有查明原因的“死訊”，還有就是“驚現”一類的報道。幾乎到了死人即新聞，每檔民生類電視新聞必有“死訊”的地步，有的一檔節目里甚至多達幾條。（順便說一句，有的以“貼近”“人文關懷”的名義，把事故受點小傷，喝醉酒摔傷諸如此類的“傷訊”都當作新聞傳播，也有小題大做之嫌）

當然，關注生命是新聞人的天職，但是在關注生命的過程中一旦忽視生命意識，那么它的傳播也就變得毫無價值，甚至會帶來負面影響，“死訊”過多過濫的現象也就在所難免。因為充其量我們關注的僅僅是一個生命的終結與否的淺表象，說通俗一點，就是采訪報道一些沒有價值或者價值不大的“死訊”；更重要的，過多過濫的“死訊”，往往會談化或弱化對相關生命與個體尊嚴的新聞事件報道，或者無視新聞當事人及新聞受眾的感情和需求；在事關個人隱私或情感的報道中，不注重尊重和保護當事人，或由于敘述角度、語氣等的不當，造成對新聞當事人情感的傷害和隱私的侵犯；甚至，在文字解釋中將新聞娛樂化，以調侃的口吻對待一些本該嚴肅對待的“死訊”等等。

一個外地拾荒人，在拆遷工地被倒塌下來的房梁壓死了，畫面血淋淋，慘不忍睹。記者在報道這件事時，批評拾荒人“要錢不要命”。這件事曾在本地網上引起了熱議。網友們認為，記者批評嘲弄拾荒人是缺少人文關懷，與心何忍，更多的應該關注拾荒人為什么“要錢不要命”和拾荒人群體的生存狀態，以及拆遷工地的管理等等。事實上，在這新聞事件里，苦難不僅沒有被同情，反而成了被嘲弄指責的對象，自然，與拾荒人之死相關的深層次問題，也就難以得到發現或關注了。

可以說，“死訊”的傳播實際上對活著的人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生命教育。毫無疑問，過多過濫，少有新聞價值的特別是把握不準的“死訊”，將有可能影響到人們的感情情緒、生活工作和生死觀人生觀的正確培養，甚至對社會主流的判斷，更令人擔心的是會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產生不良影響。（如青少年自殺的消息。青少年生命教育的重要內容就是生命信仰的教育。一旦引導不當，極易產生偏差。而電視媒體對青少年人生價值觀形成的影響力是不容置疑的）二、“死訊”畫面過于直露，畫面屢有鮮血和恐怖的現場。

有這樣一條新聞片：某年夏天，一個小女孩不慎溺水身亡。記者在趕往事發地拍攝時，女孩的遺體已經放進了殯儀館的冷柜里。大概記者為了強調女孩落水身亡的真實性，竟然請工作人員把女孩的遺體拉出來又拍攝了一通。還有一條片子，把人們打撈一個溺水身亡者的全過程，用長鏡頭赤裸裸的展示出來。而大量車禍中的血淋淋場面就更多了。這種冠以“記實手法”的自然主義表現手法，且不說缺少對死者和死者家屬起碼的人格尊重，和對他們的情感傷害及隱私侵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樣的畫面也缺乏對受眾的情感尊重，給人以厭惡、恐怖的心理感覺。因此，拍下真實的死亡畫面固然不違背新聞人道的倫理要求，但選取這樣的畫面放到新聞中播出，則理應首先考慮對死難者及其家人的尊重，以及是否存在過度渲染死亡的濫用危險。

過多過濫的“死訊”報道，使觀眾沒有獲得自己需求的、有益的信息，卻成為淺薄、無聊的看客；而電視新聞則演化為專業的“窺私者”，小市民茶余飯后談資的提供者。如果說，剛開始時，觀眾還被一些有關死的新聞所吸引，所震撼，那么，現在，越來越多的觀眾，面對過多的“死訊”和血淋淋的畫面，已經是麻木、厭惡和反感了。還有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一些“死訊”新聞當事人的家屬，其實并非愿意把不幸特別是一些畫面，讓媒體廣為傳播。那樣對逝者是種不恭，對生者，永遠都是種心靈上的傷害。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災期間，央視白巖松看到一組畫面：50個遇難的孩子躺在操場上，他們的老師在鞠躬。白巖松說，場景“的確感人，但堅決不播！有些東西播出之后，給人的打擊確實太大了。我跟你說實話，真不是領導決定的，是我們自己決定的。”美國“911”和倫敦地鐵爆炸事件發生后，當地的電視媒體在作報道時，畫面中沒有出現過一具尸體。這足以說明，媒體在自己的傳播活動中，自始至終保持對生命的尊重，對人性的關懷，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牢牢地守住這一點，新聞報道才不會走上漠視生命、違反人性的岐途。正如誰也無法阻擋大自然的災難一樣，誰也無法讓逝去的生命復活，但生命的尊嚴還要繼續。活著的人要記住的，永遠是他們燦爛的笑臉。而不會愿意在電視屏幕上看到遇難者的慘狀，它也體現了人類追求和平、愛心、和諧生活的愿望，也是人類文明的終極意義所在。

電視新聞要回歸新聞本位。要糾正“死訊”過多過濫的不良傾向，其實很簡單，那就是要以強烈的生命意識為出發點，來關注生命，報道“死訊”，從而真正提高新聞的信息含量，而不是單純靠血淋淋的畫面和“死訊”吸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