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電影大片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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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商業大片轟轟烈烈地拓展和打進海外市場，從外國觀眾手里賺得大把的鈔票，國人對此并沒有表現出太多的激動和興奮，更沒有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情不自禁的喝彩聲，反而非理性的質疑和責罵聲鋪天蓋地，這種悖論現象值得人們深思。

[關鍵詞]中國商業大片大投資大規模

2002年張藝謀執導的影片《英雄》開啟了中國大陸商業大片的序幕，并被評論界譽為大陸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商業大片。隨后，《十面埋伏》、《無極》、《夜宴》、《神話》《功夫》、《滿城盡帶黃金甲》、《墨攻》、《投名狀》、《赤壁》等影片的閃亮登場，無疑讓國人領略了中國導演呈現給觀眾的大片視角，商業大片逐漸在國內形成了氣候，并在海外的電影市場占據了一席之地。

一、“牽手”——中國商業電影大片

所謂商業大片，引用一位資深電影學者的觀點：一是制作規模，包括大投資、高科技、強大的明星陣容：二是制作目標，跨國族、跨文化而進入全球性的主流市場：三是看它在全球性主流市場上的效益和業績，三者不可或缺。

事實證明，這種概括是非常準確、權威和到位的。中國幾乎所有的商業大片確實都是巨額投資，《英雄》投資3100萬美元；《無極》投資3.5億元人民幣《滿城盡帶黃金甲》投資3.6億元人民幣；《赤壁》投資則高達六億，可謂空前，卻不敢說后無來者。而且，這種巨額投資使商業大片同樣獲得了更為令人驚嘆的高回報的票房業績。如《英雄》僅在北美上映的一個月內，票房收入就高達5000萬美金，并連續幾周蟬聯全美票房排行榜的冠軍。這在當時是亞洲電影在北美票房的最高紀錄，不僅寫就了張藝謀國際級導演的個人神話，也唱響了中國電影的贊歌，讓世人不得不為之矚目和驚嘆。《華爾街日報》認為“《英雄》真正拉開了中國大片時代的幃幕。”《紐約時報》甚至以兩個版面的篇幅報道了《英雄》在美國上映的盛況，并做了贊譽有加又不失客觀的評論：“《英雄》這部中國電影，經典得就像中國的《紅樓夢》，也是我們美國奧斯卡的無冕之王。”

除此之外，中國商業大片為了打入海外主流市場，也不惜花費巨資進行大規模的宣傳。當年陳凱歌在戛納舉行的只播放了12分鐘片花的《無極》推介會，龐大的排場和規模并不亞于歐美大制作的完整片的首映式。當時《無極》劇組曾租下了戛納的一座古堡，邀請了全世界頂級片商258家，為了保證現場的放映效果。劇組甚至租下了全歐洲唯一一臺3500線的放映機，整個活動花費達1000萬人民幣。張藝謀的《十面埋伏》更是“燒錢2000萬”搞首映式，結果僅在南美洲，《十面埋伏》就獲得了1個多億的票房。而吳宇森的《赤壁》上映四天即票房過億，上映8天票房突破1.5億元，僅11天時間則攻破2億關口，并打破了《變形金剛》創下的14天破2億的紀錄。

對此，北京電影學院黃式憲教授曾經坦言，中國電影產業結構的重組始自入世后的2003年。在此之前，好萊塢大片基本上占有了我們電影市場份額的60％—70％。到2004年，中國電影才第一次在本土市場上打了個翻身仗，打敗了好萊塢，拿到了55％的市場份額；2005年，我們在本土拿到了60％的份額，可謂揚眉吐了一口氣。與此同時，《英雄》、《十面埋伏》、《神話》等大片還在國際主流市場贏得了驕人的票房業績，顯示了“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尊嚴和氣勢，初步彰顯了中國電影與世界對話的產業實力。即在中國“第六代”導演們頻頻去國外評獎的同時，張藝謀、陳凱歌等“第五代”導演們則舉起了“中國電影要商業救市”的大旗，以跨文化的姿態抗衡好萊塢，特別是在涉及中國電影產業命運抉擇的關頭產生了扭轉國片頹勢的意義。

很顯然，中國商業大片的貢獻已遠遠超出了開拓海外市場并贏得高票房的價值體現，更在于帶動和激活了中國電影市場的底盤，特別是重新引發了諸多民營企業對中、小規格電影投資的熱情。畢竟單單靠每年出三、五部大片，并不見得就能救得了中國電影的全局，一旦“大片、中片、小片”形成了良性的級差，互為張力，中國電影產業才可能安全、穩定、和諧、健康地獲得可持續性的發展。對于中國商業大片予以這樣的辨析和思考可謂理性而又客觀，相比國內特別是部分網民對商業大片一邊倒的“罵聲一片”，其眼界和見地還是相當有前瞻性的。從這個角度上講，中國商業大片的出現是全球市場經濟的產物。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其意義也就格外深遠，值得人們予以探討和思索。

二、中國商業電影大片——“讓我歡喜讓我憂”

中國商業大片轟轟烈烈地拓展和打進海外市場，從國外觀眾手里賺得大把的鈔票，國人對此并沒有表現出太多的激動和興奮，更沒有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情不自禁的喝彩聲，反而非理性的質疑和責罵聲鋪天蓋地。這種悖論現象值得人們深思。

人們“口誅筆伐”中國商業大片的焦點主要在于：“豪華強大的演員陣容，鋪張華麗的場景設計，制作精良的背景音樂。逼真的打斗動作。鋪天蓋地的宣傳報道，價格不菲的制作費用，造就了中國大片給觀眾帶來的視覺、聽覺盛宴。可是，在這場盛宴背后，則是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隱退”。即中國的商業大片由于過分關注海外觀眾的觀影心理，甚至一味地“媚外”，已于無形當中喪失或者說有意忽略了厚重的本土文化內涵。傳統文化的琴棋書畫、即便“真刀真槍”的中國功夫在片中也都是一種表面的符號和道具，只是一種幌子。曾經有網友這樣評價中國的商業大片：《英雄》單薄得像一張紙，《無極》玄乎得像一場夢，《夜宴》俗氣得像一頓晚飯：假如說《英雄》敗筆是“形式大于內容”，《十里埋伏》的敗筆是“形式謀殺內容”，那么《滿城盡帶黃金甲》的敗筆則是“形式謀殺人性”《赤壁》會是中國電影史的一個分水嶺，會為那些不顧藝術質量盲目燒錢的電影從業者敲響最后一記警鐘，也只有《赤壁》徹底賠掉，中國的大片才能重新看到希望等等。這些表達雖不無尖刻和帶有極端的情緒化色彩，卻也從一個側面道出了中國商業大片的蒼白和癥結之所在。

或許創作者為自身辯解的理由是海外觀眾只認可“古裝+動作”這種模式，他們也確實“利用西方最能接受的古裝歷史電影和經典名著改編的電影成功打入國際市場，為中國電影走向世界探索出一條值得褒獎之路”。但是，為了保證海外市場的票房“繁榮”，并不妨礙給觀眾講述一個“既叫座、又好看”的完整故事。當下的中國商業大片在制作模式上已漸漸地與好萊塢大片呈現出某種趨同性，尤其注重以技術手段來營造某種視聽奇觀。殊不知，好萊塢大片不只是千篇一律、大同小異的“視聽盛宴”，在令人震撼的效果背后主要還是靠生動感人的故事來打動觀眾。即幾乎所有的好萊塢大片其情節內容必須首先為觀眾所接受，如《泰坦尼克號》、《勇敢的心》、《拯救大兵瑞恩》乃至大量科幻題材的大片等等，就往往以明確的主題故事引導觀眾珍惜生命、親情和愛情，然后考慮的才是如何利用宏大的場景和形式技巧來表現真實、感人的情節。換言之，好萊塢大片在形式上花樣翻新的同時，影片最本質的內核并沒有缺失，至少總會有一些或溫馨或感動或刻骨銘心的場景讓你經久回味。

可是，中國商業大片追逐的只是好萊塢大片的表面文章，卻把自身最內在和最根本的東西丟棄了。即中國商業大片最缺乏的恰恰是一種深深植根于本土現實生活及文化傳統的真誠關懷。盡管到目前為止商業大片幾乎都取得了高票房，但卻有極大的“文化泡沫”。中國商業大片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殺雞取卵似的損害了中國電影生產力，損害了中國電影的可持續發展。雖說中國商業大片追求視聽奇觀本來無可厚非。但影片主題的鮮明性和情節內容的豐滿性是任何一部影片成功的基本保證。因為商業大片主題上的“無魂”、情節內容的“空洞”不僅不符合中國觀眾的審美思維，同樣也是海外觀眾欣賞上的大忌。用香港導演吳思遠的話說：“外國人看中國電影永遠是抱著一種獵奇的心態。就好像他們吃中餐，就是圖個新鮮，他永遠不會把這些東西當成正餐吃。他們終究不會是中國電影的主流觀眾，中國電影人拍片若是為了滿足外國觀眾，或是為了去國外影展拿獎，未免有點忘本，也不現實。”

三、“拿什么拯救你”——中國商業電影大片

即便如此，依然不能簡單地抹殺中國商業大片在國際影壇的意義和影響。特別是《英雄》開辟中國大片時代的頭功實不可沒。畢竟《英雄》所宣揚和倡導的主題——“傳統的俠士精神／大寫的英雄、天下與和平／崇高的大義”，值得人們去解讀。影片宏大場面之外宣揚的“大大的疆土”中順應“大義”的“大俠”和“大英雄”形象以及關于“和平”的思想乃至全球化“天下”秩序的新世紀母題等，幾乎在任何不同的文化語境里都能引起共鳴。用張藝謀自己的話說：“《英雄》不僅僅是一部武俠片，我實際上是用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發生在中國古代的東方童話，我在這部片子里加入了很多我個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

當然，不能否認的是《英雄》在敘事方面的不足也相當明顯。比如故事情節過于單薄，懸念設置不夠緊湊，結構分割零碎、缺乏完整性，特別是“三段論”的敘述方式等，以致于延續和誤導了隨后跟進的其他商業大片的創作。“如果說對《英雄》的批評還只局限于對莫名其妙的臺詞的困惑和對強權政治崇拜的擔憂，那么對《十面埋伏》則是直指影片內核——情節上了，想必任何一位看過此片的觀眾都會被小妹如此頻繁地死而復生弄得忍俊不禁，還有，片中連環套連環的臥底也大大損害了情節的真實性。另一位名導陳凱歌也不示弱，陳導的《無極》起點更高，他要打造中國版的《指環王》。可到頭來卻讓無名小卒胡戈一舉成名，成為娛樂界一大笑談。”

而將中國商業大片的“鬧劇”推向高潮的則非吳宇森的《赤壁》莫屬。有人甚至粗略統計出該片的二十多處笑場。這里，摘取幾處：

周瑜：這么冷還扇扇子啊?諸葛亮我需要一直保持冷靜!

諸葛亮給母馬接生，周瑜驚訝地問：“這個你也懂?”諸葛亮謙虛回答：“略懂，以前給牛接過生，馬應該也是一樣吧!”

小馬順利出生后，小喬要周瑜給小馬起個名字。周瑜曰：“它生在荊楚之地，應該給它起個荊楚的名字。”略一沉吟，“叫萌萌吧。”

曹操看著小喬的畫像出神，身邊人提醒：“丞相。欲望過多，思念過盛，也會引起頭風癥。”曹操回答：“你沒聽說‘欲望使人年輕’嗎?”

關羽教孩子讀書：“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并說“現在念書，將來就會有飯吃了。”

小喬說：哎呀，曹操看來不是那么難對付呢……周瑜沉思一下說；其實比較難。

這樣的“經典”對白在片中比比皆是。不管吳宇森的想像力多么豐富，不管他的心靈自由多么浪漫，卻把真實的歷史事件拿來“開涮”和肆意戲謔，被首當其沖地冠之以“惡俗”之名也在所難免。網友甚至認為，不尊重歷史，等于道德犯罪_戲謔歷史，等于品行墮落。面對當下中國商業大片的尷尬處境，確實是需要創作者靜下心來仔細思謀的時候了，豈能是一個“玩”字了得?

于是，中國商業大片重新強調和注重敘事恐怕不僅僅是老生常談。還要從劇本的選取上投入更多的功夫和氣力。客觀地講，中國商業大片之所以不被國內觀眾看好，也恰恰在于題材內容的匱乏和主題的單薄。盡管改編名著歷來是一個比較通行的捷徑，中國商業大片也不例外，諸如《夜宴》照搬莎士比亞的劇作《哈姆雷特》《滿城盡帶黃金甲》翻拍《雷雨》；《赤壁》截取《三國演義》的片段等。孰不知名著本身就有知名度，觀眾對于其中的故事耳熟能詳，就尤其反感改編者無來由地隨意“胡編亂造”。也就是說，大片可大，卻不可空，不可假。如果《赤壁》不拿真實的歷史事件說事，或者背景有意模糊，虛構一個特定的時代。恐怕觀眾就不會“對號入座”了。相比之下，陳可辛的《投名狀》雖也雜揉了“三國演義”、“太平天國”的人物和事件，由于人性的挖掘比較深刻，故事也一波三折，觀眾就比較看好。

綜上所述，中國商業大片只要不丟棄本土化的創作思路和敘事原則，就能夠在國人心中樹立起良好的大片形象和口碑，同時也不妨礙中國商業大片更好地打入海外電影市場，乃至最終真正地亮出中國商業大片的民族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