癥結范文10篇

舊城改造

關于《共和市場片改造爛尾3年原因何在》的報道后，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昨天，記者就舊城改造存在的問題專門采訪了市舊城區改造指揮部辦公室主任楊懷平。

楊懷平告訴記者，我市自1987年開始舊城改造至今14年，共拆遷危舊房屋183．68萬平方米，搬遷居民33735戶，已回遷居民（包括購買“二二六”和易地安置）28269戶，改善了近10萬人的居住環境。但目前尚存遺留項目53個，等待回遷居民5466戶，其中有13個已拆遷6至8年的片點處于停工狀態。從14年的拆遷工作看，我市的舊城改造主要存在4個問題：

一是改造后人口密度沒有下降。原來計劃通過改造降低人口密度，營造良好的環境，但由于急于改危解困，解決困難戶的居住問題，加上改造項目政府沒有投入，開發商要靠項目建設獲取經濟利益，因而在規劃上過于追求容積率（建筑面積與占地面積之比），改造后除了安置回遷的原住戶外，尚留有余房供銷售。據1995年統計，已改造片區的人口凈密度1520人／公頃，高于同等城市舊城區的人口凈密度。

二是區位價值沒有提高。一般而言，城市舊區地價高于新區，但在我市恰恰相反。原來的舊城區城市功能衰退，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設施欠缺，道路不暢，管網建設混亂落后，綠化面積不達標，這些屬于大環境的問題在改造時都未能較好考慮規劃，造成舊城區的房產價格明顯低于新區。

三是改造難度逐步增大。容積率低、區位好、有經濟效益的片區已基本改造完畢，剩下的均屬“硬骨頭”。

摘要：簡要介紹了我國煤礦安全計量發展概況，分析了當前煤礦安全計量實際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并從法制、技術、管理等方面提出對策建議。

關鍵詞：煤礦安全;計量管理;對策

受自身煤層賦存特點的影響，我國煤炭生產以井工開采為主，大多數煤礦地質條件復雜，自然災害多、開采難度大、安全風險高，始終面臨瓦斯、水害、火災、頂板、煤塵等五大事故威脅。面對這些復雜多變的危險源，要從根本上增強礦井生產的安全性。實現科學高效的生產組織與安全管理，就必須依靠完善的計量檢測體系和準確可靠的計量檢測手段，對危險源進行有效監測，掌握其發展和變化規律，分析評價其風險趨勢，及時采取技術預防措施，從而降低事故發生概率。

1我國煤礦安全計量發展概況

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我國煤礦行業逐步研制和生產了多種儀器儀表，用于通風、防塵等井下安全生產相應環境參數的監測，煤礦安全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技術進步。但由于我國計量工作整體滯后，對這些煤礦安全計量器具的評價、檢驗和管理一直由行業自身進行規范和指導，直到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計量法》以及系列配套法律實施后，煤礦安全計量工作才納入了法制軌道[1]。90年代初有關技術機構相繼研制了甲烷儀表、粉塵采樣器檢定裝置，規范和啟用了一批風速測量儀表檢定裝置。后又成立了國家礦山安全計量站，建立了40余個礦山安全儀表二級計量站和200余項礦用計量標準，陸續完成了標準計量器具配置、量值傳遞系統建立、行業和國家計量規程編寫、檢定人員培訓等工作。這些工作結合同期煤炭部在全行業組織開展的計量定級升級，極大地促進了煤礦安全計量工作的發展，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隨后我國頒布實施了《礦山安全法》、《煤礦安全規程》、《煤礦安全監察條例》、《煤礦礦用安全產品檢驗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2]和文件，也從不同層面對煤礦安全計量工作進行了規范。目前我國煤礦常規使用的安全計量器具主要有：用于監測井下有害氣體濃度的光干涉式甲烷測定器、催化燃燒式甲烷測定器、一氧化碳測定儀、氣相色譜儀等；用于監測風流速度的各類機械式、電子式、機械電子式礦用風表；用于粉塵檢測的礦用粉塵采樣器、快速測塵儀；用于礦壓監測的機械式礦壓表，礦用數字壓力計，電磁輻射監測儀，頂板離層指示儀，錨索錨桿測力計。隨著信息化與自動化技術的發展，還建立了大量煤礦安全監控系統，集成了甲烷、一氧化碳、氧氣、風速、粉塵、負壓、礦壓、溫度等多種傳感器，可以實現對井下環境狀況的實時監測與控制，對礦井安全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2煤礦安全計量存在的主要問題

摘要：小農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矛盾，才是“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三農問題”所引發的社會危機，其實是內在于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邏輯之中的；農民的破產、農業的凋敝、農村的衰落，是市場經濟在中國展開的必然結果。80年代的承包制重新復活了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并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承包制的成功只是證明了小農經濟的合理性，并沒有證明小農經濟的優越性和先進性。小農經濟的消亡是必然的，只有“消滅小農經濟”才能解決“三農問題”。中國的國情和農村改革的實踐證明，消滅小農經濟的道路選擇并沒有最優解，因此“三農問題”的解決只能是標本兼治。

關鍵詞：三農問題小農經濟市場經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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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的癥結究竟何在？這仍然是一個問題。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學界關于“三農問題”癥結的判斷迄今仍然歧見紛呈，比如：“農民的收入過低”，“農民過多”，“土地產權不明”，“農民負擔過重”，“農民權利缺乏”，“農村政府機構膨脹”，等等說法，見諸于相關討論，人們已耳熟能詳。從“三農問題”的種種表現來看，這些說法當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深究起來，我認為這些“道理”也僅僅是就表象來說的道理。所謂癥結，就是問題的根源或本質。事物的表象是多元的，但事物的本質卻是一元的。在我看來，上述的“癥結”并非“三農問題”的本質所在，而只不過是“三農問題”本質的種種外在表象罷了。正因為許多學者誤將表象當作本質，所以在“三農問題”的癥結上才會有如此混亂的說法。至于有些論者干脆將上述所謂“癥結”一一羅列，打包批發，這種貌似全面的公允除了使問題更加復雜之外，其實并未推進認識的提升。如果上述所謂的癥結僅僅是對“三農問題”現象層面的刻畫，那么它們離“三農問題”真正的本質就還有相當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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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農問題”是市場經濟在中國展開的必然結果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隨著農村經濟的深入發展，農民對農業生產資金的需求在大幅度地增長，農民“貸款難”問題日益突出。然而，作為農村金融主體力量的農信社，卻出現“難貸款”問題。于是，“農民貸款難，農信社難貸款”成為時下農村金融市場的怪現象。癥結何在，如何解決？

農民“貸款難”

在農村經濟發展中，農民貸款難是當前農村金融工作中的突出問題。據有關資料表明，去年全國農民來自農信社的農業貸款僅相當于城里人個人住房貸款的一半左右，一些傳統農業大縣竟然有20％左右的村是”零貸款村”。一方面是農村資金需求不斷擴大，而另一方面是農業貸款越來越少。可見，農民貸款難問題已相當嚴重。原因何在呢？

1、農民貸款難并不是農村資金缺乏，而是大量農村資金流向城市和非農產業。一些農民稱銀行是“支工不支農、支富不支窮”。由于基層銀行貸款權上收，縣以下營業網點在農村存多貸少；農信社經營困難，往往以農民還款能力差為由，不愿意把錢貸給農民；郵政儲蓄只存不貸，資金大量集中到上面去等。以上種種，造成許多地方60%--70%的農村資金流向城市和非農業。據統計，1995年以來，某地級市的農村資金流向城市和非農產業的數額高達20億元以上，占同期全市農村存款增長總量的66.7%。某縣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去年發放的貸款僅占新增存款的10%左右，絕大多數存款都被城市和非農業"抽"走。農業作為弱勢產業，不僅沒有得到"輸血"反而在不斷"失血"，農民的生產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導致民間借貸活躍，一些地方甚至出現月息高達3分的高利貸行為，極大地損害了農民利益。

2、貸款手續繁瑣，信貸服務質量差，是造成農民貸款難的直接原因。據反映，有些地方的農村貸款，在各種抵押、擔保、人情貸、腐敗貸等人為關卡林立的情況下，1萬元的貸款額，到手的不到8000元。不少基層干部形象地總結說：“思路是新的，口號是響的，任務是硬的，資金是‘軟’的”。個別的農村基層信用社信貸行為不規范，將大部分農業貸款挪作它用，擠占了農業貸款規模。在一些農村，不少村民由于耕地少、勞動力少，家庭負擔重，貸款后償還能力睿統閃慫降摹靶龐貌緩玫吶┗А?，所疫\竊諦龐蒙綹揪痛壞嬌睢T諳丶督鶉諢怪鴆匠防肱┐寤愫?，农信身\鸞コ晌┐寤愕奈ㄒ緩戲ń鶉諢?，农民贷款的唯一正箣跃緡崜]信┬派紓綣患憂慷耘┬派緄母母錚娣鍍湫糯形?，农民贷款柠}侍飩油懷觥?SPANlang=EN-US>

3、農產品市場價格的不穩定性，導致農民收入不保證，經常發生“豐產不豐收”的情況，影響農民及時歸還貸款。而目前農信社實行“農戶不歸還原有貸款，不能發放新貸款”的方法，進一步加劇農民“貸款難”的問題。

摘要：近年來，訥河市從本地實際出發，確定了“農業奠基、工業立市、產業富民”的發展戰略。但是，如何實施這一戰略，如何加快走出全面振興經濟發展的新路子？本文對訥河經濟發展的癥結進行了深刻分析，并提出了相關建議。

關鍵詞：經濟發展；農業發展；問題分析；建議

一、訥河經濟發展的癥結是工業薄弱

（一）從經濟數據看，2016年，訥河市地區生產總值實現121.2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實現40億元，第二產業實現38.3億元，第三產業實現42.9億元，三次產業比為33：31.6：35.4。其中規上工業企業實現增加值25.6億元，實現稅金2.7億元，同比下降32.6%。因此，單純從數據上看，以工業企業為主體第二產業對GDP的貢獻較小，規上工業企業對財政的支撐乏力。（二）從工業現狀看，訥河現有規上工業企業34家，除恒陽集團的幾家企業外，多數企業規模小、成長慢、產品質量和市場競爭力較低。雖然市委、市政府下了很大功夫，幫助企業研究市場，研究改造升級，研究供給側改革，但是企業的生機與活力依舊沒有煥發出來。（三）從項目建設看，近三年，訥河市新建產業大項目40多個，雖然通過落實市領導包扶、相關部門幫扶，倒排工期等措施，但是竣工投產的只有22家，其中達產達效僅有十幾家，多數項目“只建設，不投產”，不僅沒有稅收，不能安排就業，反而浪費了土地資源，浪費了招商引資優惠政策資源。主要原因是產品沒有市場。那么，無論是老企業，還是新企業，為什么訥河的工業企業發展不起來呢？根本癥結到底在哪呢？

二、從實質上看，訥河經濟發展的癥結是農業不優

由于農業不能為工業企業提供高品質的、有品牌效應的原材料，致使工業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沒有品位，沒有品牌，沒有市場競爭力。（一）從工業對農業的依賴度來講，訥河現有規上工業企業34家，其中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企業21家，以畜產品為原料的加工企業7家（其他企業6家）。由于豬、牛、羊、禽的飼料也來自于農業，所以訥河市82%的規上工業企業的產品品質依賴于農產品的品質。因此，對訥河而言，農業不優，則工業難興。（二）從落實省委提出的“農頭工尾”來講，我市農民自主種植的農作物，一是品種品質不優，沒有訥河特色和科技含量，不能吸引消費者；二是管理方式不優，滅草靠農藥，增產靠化肥，不能保證綠色有機；三是營銷手段不優，不能廣開宣傳渠道、提高知名度、打造訥河特色品牌。因此，“農頭”不給力，“工尾”難持久。（三）從貫徹落實講話精神來講，關于黑龍江的重要講話，要深度開發“原字號”、改造升級“老字號”、培育壯大“新字號”，這也點中了訥河發展的要害。訥河市曾以“兩豆一麥，外加大甜菜”聞名遐邇，更有“全國馬鈴薯之鄉”、“全國甜菜之鄉”、“全國產糧大縣”等諸多名片。但近些年來，訥河沒有及時提升農產品品質，以致加工出來的工業產品品質不高，品牌較少，有效供給和市場競爭力較低。

內容提要：本文詳細敘述了J市1980年代以來農民負擔的發展及其狀況，認為農民負擔屢減不輕，與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包括鄉村組織積極行政的期待有關。當地方政府包括鄉村組織被視為地方經濟發展的主導者和農民致富奔小康的帶頭人時，技術性的減輕農民負擔的規定必然會被對策消解，農民負擔有被推至接近惡性案件邊緣的內在沖動。本文認為，減輕農民負擔對于具有龐大農村人口的中國現代化具有基礎性意義，要徹底減輕農民負擔，就必須在鄉村兩級實行消極行政。關鍵詞：農民負擔稅費改革消極行政

農民負擔可能是1990年代以來媒體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遺憾的是，時至今日，農民負擔越減越重，并無減輕的跡象。為什么農民負擔會越減越重？為什么中央在1990年代一連下發20多個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還是沒有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我們試圖以J市農村調查來作些討論。前些年有順口溜說“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頭稅即指國家稅收，二稅指合同負擔內的三提五統經費，三稅是合同外的各種集資罰款。我們以此為線索來展開敘述。一、現狀1、頭稅J市農民負擔如全國一樣，是從1980年代末重起來的。1980年代農民負擔相對較輕，以A鎮為例，1988年農業四稅（農業稅、農業特產稅、耕地占用稅、契稅）和屠宰稅分別為42.067萬元、0.29萬元、1.172萬元、0萬元和2.095萬元，合計45.614萬元。到2000年，以上五稅分別為147.13萬元、56.85萬元、0萬元、5.31萬元、32.02萬元，合計241.31萬元，為1988年的5.3倍，其中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更分別為1988年的196倍和15.3倍，簡直不可思議。根據1988-2000年A鎮鄉鎮財政一般預算收入表的統計，農業四稅+屠宰稅在1994年由上年的60.9萬元突然升為98.1萬元，升幅達61.2%。此后連年上升，到2000年升至241.31萬元。就是相對穩定的農業稅也是1988年的3.5倍。J市是全國商品糧基地，J市農民收入主要來自農業特別是糧食收入?？紤]到農資漲價而目前的糧食價格基本未漲，農民2000年的收入較1988年并無實質增長，從以上國家稅收的快速增長來看，頭稅已經不輕了。

2、二稅再來看“二稅”的情況。二稅即三提五統經費。按照通行的說法，“三提五統”是農民向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繳納的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和社會公益事業的費用。村提留包括三項內容，即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是村集體經濟組織依法從本組織成員生產經營收入中提取，用于維持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擴大再生產、興辦公益事業和管理開發的費用。其中公積金用于村級集體生產發展所需，具體用于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植樹造林，購置生產性固定資產和興辦集體企業。公益金用于村級集體福利事業所需，具體用于五保戶供養、特困戶補助，合作醫療，以及其他福利事業。管理費用于村干部報酬和管理開支。五統包括鄉村兩級辦學、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修建鄉村道路等民辦公助事業，是由鄉集體經濟組織依法向所屬單位和農戶收取的。根據《1996-2000年A鎮農民負擔準鑒項目及指標一覽表》，A鎮1997—2000年4年間，三提五統的總數沒有發生變化，其中三提220萬元，五統146.6萬元，分項為：三提中公積金58.7萬元，占全部三提五統的16%，公益金73.3萬元，占20%，管理費88萬元，占24%，三項合計占60%；教育附加（鄉村兩級辦學）為108萬元，占29.5%，民政優撫13.7萬元，占3.7%，民兵訓練5.2萬元，占1.4%，計劃生育7萬元，占1.9%，公路建設12.7萬元，占3.5%，五項合計占40%.以下來看A鎮三提五統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及分項用途。A鎮是典型的糧產區，幾乎沒有工業，第三產業收入也僅限于集市貿易，因此，農民的收入主要來自糧食。1995-1996年是全國糧食價格最高的時期，中稻價格一度超過0.8元/斤，隨后中稻價格不斷下降，至2000年市場價和收購價僅止0.40元，價格降了一倍，因此之故，從1997年至2000年，農民收入實際上是下降的，下降的幅度相當大。但在上報的農民人均純收入中，這個數字無論如何是難以減少的。據《A鎮國民經濟統計資料（1996）》，1996年全鎮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146元，參與農村經濟收入分配人數為3.55萬人，全鎮農村居民純收入含間接分配及非生產性純收入166萬元，合計7，624萬元。1997年三提五統366.6萬元，占上一年度1996年農民居民純收入的比重為366.6/7，624=4.81%，接近中央規定的三提五統費不超過上年人均純收入5%的上限。按中央政策規定，三提五統一定三年不變，所以A鎮1997-2000年在《農民負擔準鑒項目及指標一覽表》上反映出來的三提五統中總額沒有變化。因為這些年農民收入事實上是下降的，可以肯定，到2000年三提五統已突破了上年農民純收入5%的上限，但因為農民人均收入計算的任意性，而不能在數據上反映出來。舉例來說，A鎮關于199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說，199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在1996年2146元的基礎上增加629元，達到2775元，增幅達29.3%。1998年的國民經濟統計資料認為農民收入繼續增長，全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820元，較1997年人均增長45元。A鎮農民收入增長的不算快。S縣199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年報，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940元，1998年為3020元。有意思的是前些年A鎮人民人均純收入的多少。據A鎮統計站的資料，1993農民人均純收入為888元，199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647元，1989年為683元，1988年為600元，1987年為542元，1985年為431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85年的431元增加至1993年的888元，增加1.04倍，走了近10年時間，而從1993年的888元增至1996年的2146元，增加1.44倍，僅用了4年時間，到199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2775元，增加2.15倍，僅用5年時間?？梢娹r民統計收入增加之快，是十分驚人的了。農民統計收入自1993年以來的快速增長，不是農民實際收入的增長。出現統計農民人均純收入快速增長的原因，與1991年國務院的《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規定“農民直接向集體經濟組織繳納的鄉統籌村提留，以鄉為單位，不得超過上一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有關。在百分比確定之后，要得到較大的分子，就必須擴大分母，鄉村要得到更多三提五統收入，就必須將農民人均純收入報得較高。根據A鎮統計資料，A鎮農民2000年人均承擔三提五統費用為112.3元，1985年為34.2元，2000年是1985年的3.3倍。2000年人均承擔農業稅收為90.4元，1985年為12.2元，2000年是1985年的7.4倍。若計算農民承擔的其它稅收，2000年農民人均承擔稅收為1988年的5.45倍，1985年的10倍左右。僅僅說三提五統，增長的并不是很快，因為中央在1991年以后一再強調農民負擔不超過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這根底線，三提五統成為農民負擔的代名詞，而在5%的底線規定之前，農民承擔三提五統費遠高于上年純收入的5%。以A鎮為例，1990年農民承擔的三提五統費為上年人均純收入的11.2%，1989年為上年的13.0%，1988年為12.5%.在農民負擔問題引起全社會和國家領導人的普遍關注之后，三提五統以提高農民人均純收入統計數來變相收取費用。在1990年代前期特別是1980年代說“頭稅輕、二稅重”是對的。但經過1990年代對三提五統的治理，三提五統相對份額減少了。以A鎮為例，1985年農民承擔的國家稅收與三提五統的比為：1:2.8，1990年擴大為1:3.5，1996年則變為1:1.05，2000年為1:1.24。需要說明的是，以上農民負擔的國家稅收，只計算了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而沒有計算以農村居民為主或同樣向農村居民征收的其他稅種如車船使用稅、耕地占用契、契稅等等。

3、三稅“三稅”是指在“頭稅”和“二稅”之外的其他農民負擔之和。“三稅”構成復雜，很難單獨討論。以下我們分別以A鎮、B鎮、C鎮農民的實際負擔總額來討論“三稅”。（1）A鎮以A鎮《1996-2000年農民負擔準鑒項目及指標一覽表》的數據來展開討論。A鎮1996-2000年計劃向農民收取費稅分別為1279萬元、1326萬元、1419萬元、1027萬元、1061萬元。其中1998年收取1419萬元，為歷年最高，原因是這一年鎮里安排分攤130萬元債務。1999年-2000年收取稅費為五年最低，原因在于隨著糧食跌價，農民不堪重負，上級減輕農民負擔的壓力驟增，而每年減少共同生產費預提近300萬元。但在年底均補提了這些減少的共同生產費。這樣看，1996年-2000年A鎮農民負擔居高不下，穩定在1300萬元左右。說A鎮農民負擔居高不下，可以計算農民人均和畝平負擔情況如下：人均=1300萬元/3.26萬人=398.8元/人，畝平=1300萬元/8.5萬畝=153元/畝。以1999年為例來計算農民承擔費用的項目。根據農民負擔準鑒項目及指標表一覽表，1999年農民承擔收費項目共計7項。第1—3項分別為國家稅費（農業稅+基本水費）、三提、五統，最后一項即第7項為農業特產稅和屠宰稅。四項合計，即前述“頭稅”和“二稅”，計652.4萬元，占當年《農民負擔準鑒項目及指標表》上稅費總額1027萬元的63.5%。其余36.5%分別為：第4項政策性集資81萬元，其中農田及公路建設集資52.9萬元，防汛28.1萬元。在1997年以前，A鎮每年還向農民攤派約50萬元教育集資，1998年取消。第5項政策規費39.6萬元，含18.8萬元的農業發展基金，1.5萬元水面增殖費，1.7萬元血吸蟲防疫統籌費，17.6萬元畜禽防疫費。第6項為預提共同生產費254萬元。以上依據《農民負擔準鑒項目及指標》列出的數據，僅是農民負擔的一部分。我們剛好有一份1999年A鎮面向農民的《秋季資金清收表》，雖然缺夏季資金清收表（J市分夏秋兩季向農民收取稅費），但秋季資金清收表列出全年應向農民收取稅費總額為1599萬元，較農民負擔準鑒表上的1027萬元足足高了56%。來看一看高了那些項目的收費。從A鎮1999年秋季資金清收表看，較農民負擔準鑒表多出的項目有：車船兩稅，秋季應征12.5萬元；長荊鐵路集資，秋季應征65萬元；油菜種子款，秋季應征6.3萬元；鎮收公益金（五保戶、扶貧基金、婦幼保建、電影統籌），秋季應征21.4萬元；鎮收管理費（村帳鎮管經費、帳表冊統籌費、農調統籌費、黨訓統籌費、三五普法費、報刊費），秋季應征22.2萬元。以上數項合計，秋季應征款較農民負擔準鑒表多出127.4萬元。這只是秋季清收表中的項目而非全部項目。此外，農民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分別按10個和20個標準工計算到勞動力，A鎮2000年《農民負擔準鑒項目及指標表》說明中明確規定義務工之公路建勤由鎮統一調配使用，每個標準工按15元計價，2000年計劃統一調用72，390個義務工于公路建勤，可得108.6萬元代資代勞款。1996年A鎮得到56.3萬元以資代勞款。2000年我們在A鎮公坪村入戶調查，村集體與一農戶簽定的土地承包合同規定農戶應承擔15個義務工，30個積累工，義務工和積累工按每個10元年終一次性結帳。由此可以計算出這一農戶需支出以資代勞款450元。該農戶有7.7畝承包土地，可以推算A鎮8.5萬畝耕地，可收以資代勞款497萬元。這就是《資金清收表》上的農民負擔遠高于《農民負擔準簽項目及指標表》的原因。綜合以上農民負擔，我們來看A鎮農民負擔究竟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為多少。以1999年為例，按《農民負擔準鑒項目及指標一覽表》的統計，1999年農民負擔總額（含共同生產費）為1027萬元，人均為1027萬元/3.26萬人=315元，以A鎮統計數據，199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820元相除，農民負擔占其收入的比重為11.2%。我們知道，農民負擔準鑒表上的負擔遠不是全部，若以1999年資金清收表的數據，全鎮當年安排向農民收取稅費計1599.2元，減去預提費用生產費254萬元，有1345.2萬元，農民人均負擔為412.6元，占其上年純收入的百分比為14.6%。畝平158.3元。若算入共同生產費部分，則人均為490.5元，其負擔占上年收入的百分比為17.4%。畝平188.1元。

（2）B鎮再來看看B鎮1999年《農民負擔準鑒項目及指標表》。該表共分九大項，分別為：一、國家稅費（農業稅、基本水費）191.2萬元；二、三提五統，329.4萬元；三、政策規費（農發基金、水面增殖費）18.1萬元；四、集資71萬元；五、防汛費23.9萬元；六、共同生產費575萬元；七、防疫費30.9萬元；八、特產稅53.2萬元；九、屠宰稅31萬元。九項合計1323.8萬元。1999年B鎮共有3.06萬農業人口，7.2萬畝耕地，計算可得以下幾個數據：人平負擔432.4元，畝平負擔184元。當然，上表只是B鎮農民實際負擔的一部分，因為1999年J市承擔長荊鐵路集資，鎮均超過百萬元，但僅以上負擔就已經夠高的了，此謂“三稅是個無底洞”。以上是鄉鎮下達到村的資金清收任務，從村到農戶往往還要加碼。據C鎮1999年7月對全鎮當年上半年村級財務的審計，鎮政府下達到村的農民負擔（含兩稅）為1025.5萬元，村級與農民簽合同實提數為1293.5萬元，加碼268萬元，加碼26.1%，全鎮26個村，只有6個村未在鎮下達農民負擔總額中加碼。就來看一看C鎮的情況。

（3）C鎮根據C鎮為農民負擔座談會提供的數據，2000年全鎮共向村級下達農民負擔任務為1387.58萬元，較1999年的1304.20萬元增加83.38萬元，畝平負擔236元，人平負擔456元。根據C鎮經管站2001年8月對鐘橋、毛李、雙店、高堰四村財務的清理，2000年四村共向農民收263萬元，其中鐘橋村97萬元，毛李村75萬元，雙店村19萬元，高堰村72萬元，村平66萬元。四村支出總額為263萬元，其中上繳106萬元，占40%，管理費21萬元，占80%，共同生產費74萬元，占28%，其它62萬元，占24%。據C鎮政府《農村稅費改革前后農民負擔測算對比表》的資料，2000年鎮下達這四村稅費負擔（不含共同生產費），2000年鐘橋村承擔稅費45.4萬元，毛李村為31.3萬元，雙店村為19.6元，高堰村為44萬元，四村相加為140.3萬元。與鎮經管站2001年對四村收支清理的結果相比，村一級實際向農民收取除共同生產費之外的其他費用為263萬元-74萬元=189萬元，較鎮下達的140.3萬元的任務高出48.67萬元，高34.7%。三稅還有一大塊，即各種各樣的罰款，尤以計劃生育和社會治安罰款令農民難以承受。在當前農村經濟形勢不景氣的情況下，縣鄉財政不能足額撥付辦公經費乃至人頭費，鄉鎮各種稍有實權的機構便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向農民收取各種各樣的罰款，甚至在罰沒收入上有“放水養魚”之說，即有意識地培育供罰款的事情出來，以收取罰款養人。罰款種類繁多，很難盡數，不在此作更多討論。4、共同生產費需要專門討論共同生產費。所謂共同生產費，是指農業生產中需要共同開支的費用，特別是J市這類水稻產區，抗旱排澇成為農業生產的先決條件，而諸如抗旱排澇一類事情，單家獨戶無力去做，因此成為村組干部最為基礎的工作之一。按規定，共同生產費應是用多少收多少，很難有一個具體的支出控制。但1990年代以來，因為鄉村經濟緊張，“共同生產費是一個筐，什么都往里面裝”，預提的共同生產費遠遠超出實際共同生產的支出，而成為彌補村組開支不足的常項收入。據S縣經管局對2000年全縣農村共同生產費使用情況的調查，2000年畝平提取共同生產費52元，實際使用畝平65元。在使用總額中，方量水費占總支出的24.5%，抗排電費占24%，機械抽水費占4.8%，維修費占7.2%，水利建設占4.6%，管水員工資占7.6%，雜工開支占6.4%，災情減免占3.9%，運雜費占1.4%；農戶上繳提留獎勵占4%，水電費借貸利息占3.4%，生活費占0.5%，其他占7.7%。S縣農經局的調查報告說，“從調查情況看，全縣將不屬于共同生產費列支范圍的費用轉嫁、變相列入共同生產費開支的項目有10項之多，占總支出的34.7%。”

農民要有自己的組織。農民作為弱勢群體不但要有政府來保護，最后。有法律來保護，而且要由自己來保護?，F在農民在交易中的信息不對稱和利益流失，除了政府和法律之外，還必須自己組織起來。農民組織的發展不能太急，也不能依靠行政命令，主張首先應該鼓勵農民成立一些行業組織、專業協會，比如農產品銷售合作社、農業技術協會等，這方面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或稅收政策予以扶持。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成為決策界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熱點，近幾年。上上下下都在討論“三農”問題，紛紛為其獻計獻策。底“三農”問題出在哪里、癥結何在有什么辦法能夠解決或緩解它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三農”問題的核心與癥結所在

有農民收入問題、稅費負擔問題、勞動力轉移問題、土地市場制度問題、農村金融制度問題、糧食流通體制問題，當前在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了一系列需要關注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還有農村市場消費、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九年制義務教育、社會基本保障制度以及農民自組織等等問題。乍一看，怎么會冒出這么多問題來，使人覺得無從下手。其實，當前農業、農村暴露出的一系列問題，并不是近期才產生的有許多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出現了不過那時問題還沒有累積到現在這種嚴重程度。另外，從這些問題之間的關系分析，農業、農村和農民中的諸多問題并不是并列關系，也不是同一時期發生的其中有許多問題是相互關聯，存在著衍生關系。比如，農民收入問題與稅費負擔、勞動力轉移、土地市場、金融制度就有著直接關系，同時也與糧食流通體制、農村市場消費等密切相關。因此，陳述“三農”問題時，不能簡單地羅列問題，應該找出事關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和核心問題來，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對癥下藥。

當前“三農”問題主要集中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民收入問題，認為。二是農村市場消費問題，三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其他問題要么是由這三個問題引發出來，要么與其緊密相聯。目前的三農”問題已經和過去的三農”問題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假如說過去有“三農”問題，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現在宏觀層面上僅僅是一個產量問題，或者說是食品安全問題；現在三農問題已經從食品安全問題演變成一個以收入、消費和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和社會問題?，F階段，歸結起來“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與城市居民的差距越來越大。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繁榮主要集中表現在城市方面，農村經濟發展要相對落后。同城市相比，農村發展落后首先體現在投資嚴重不足，基礎設施供給明顯滯后。自1998年中央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后，雖然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向農業和農村投入了許多資金，明顯改善了農村基礎設施的落后狀況。但是利用財政資金改善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上，國家向城市投資多而對農村投資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國家連續發行建設國債6600多億元，其中用于農業和農村的資金約為1897億元，占28.7%就是這1897億元，還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投資等，而這些投資直接受益的全社會，對拉動農村經濟發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顯。國家集中大量資金投向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給和現代化水平上了好幾個臺階。和國外比較，目前我國的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的現代化水平并不比發達國家差，甚至還超過一些國家?？墒怯捎谵r村投資少，鄉村道路、人畜飲水、醫療衛生、文化教育和社會保障等公益性事業發展嚴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這里，如果僅以基礎設施供給狀況衡量城鄉發展水平，那么當你進入中國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發達國家，相反當你進入中國的農村又好像到發展中國家。這種城鄉反差既存在于東部沿海地區，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區。城鄉投資差距不僅反映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而且還反映在民間投資方面。21世紀90年代里，農村集體和個人投資增長也遠遠落后于城市。從1990年到2001年，城市集體和個人名義投資增長了8.8倍，而農村集體和個人投資僅增長了4.4倍，城市比農村增長速度快一倍。農村投資增長慢，經濟發展速度必然也慢，進而農民收入的增長也不會快。1990年到200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69.7%年均增長4.45%比80年代增長速度幾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內，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由慢變快，12年里居民收入增長了138.3%年均增長7.5%增速是80年代的2.5倍。這種情況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來越高，與農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農民的1.86倍，1990年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2002年高達3.1倍。今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了8.4%而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只增長了2.5%收入差距比去年更大。受收入增長的制約，農民的消費增長也極其緩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從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上增長了2.58倍，而縣及縣以下僅增長了1.87倍。2002年農民人均年消費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費差距比80年代擴大了40%以上。由于農民消費增長緩慢，農村市場需求明顯偏冷，導致其在全社會中的市場消費份額出現了萎縮的趨勢。例如，1990年農村市場消費在全社會中的份額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進一步降到36.7%今年1-6月又降到34.9%當前，農村投資不足，農民消費增長緩慢，已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因為，12.85億人口中，有9.35億農民在緊縮投資和壓縮消費，勢必會給啟動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困難?？梢钥隙ǖ闹v，通貨緊縮的情況下，要想啟動內需首先必須將占全國2/3人口的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鼓勵他投資，刺激他消費，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增長才會有動力。面對城鄉發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國的農村狀況比過去惡化了農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差。這種說法有些偏激，甚至對農村缺乏起碼的解。從實際情況看，當前農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狀況都比過去大大進步了但是為什么三農問題又突然變尖銳了呢？關鍵是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與城市人差距擴大到某種限度，給人的感官視角造成了異常刺激，引起了社會部分群體的心理失衡，危及到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認為“三農”問題集中反映在收入、消費和勞動力轉移方面，因此。核心體現在生存和發展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三農”問題呢？認為是由制度和結構造成的由我制度設計缺陷和結構轉換偏差引起的

一.大學語文教學的癥結問題

目前大學生的語文水平差、語文素養滑坡，尤其是口頭表達能力和書面表達能力差得令人吃驚。北京大學的孔慶東教授說，問學生從理科大樓到北大西門怎么走，結果沒有一個能說得既簡潔又準確。一位大學語文教師憂心忡忡地說“:我發現，現在的大學生不會寫信封，也不會寫信，不會寫報告，不會寫公函?！绷硪晃唤處焺t說“:我曾經要求學生寫一篇千字文章，不得出現錯別字或語句不通順的情況，結果95%的學生做不到”。新聞、中文專業的學生的表現也令人大失所望。某大學四年級新聞專業本科生招聘進報社后寫的一篇新聞稿，短短278個字，出現語言運用上的錯誤和毛病有十一處。出現這些情況的癥結問題是大學語文教學一直沒有定好位。目前對大學語文的定位只注重提高學生的文化修養與塑造學生高尚的人文精神和人格等等。大學語文課確實也要擔負起這方面的任務；但是，這不只是大學語文教學的專項任務，其他各個課程都有這個任務。有的雖然提出了大學語文具有工具性的特征，提高學生運用母語能力，但在具體教學中并沒有落實。大學語文教學應定位于：培養學生在語言實際運用中的規范和技巧，以此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和審美能力。

二.大學語文教學的出路

既然大學語文課的定位是培養學生在語言實際運用中的規范和技巧。那么大學語文教學的出路也要從語言入手。語言是交際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掌握了語言這個工具的特性，就能品味文學語言之妙。在大學語文教學中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下面我結合大學語文教材上的實際用例講大學語文教學中怎么樣把握好語言的教學。

1.關于詞語和修飾成分的講解。很多大學生自認為在用修飾成分的時候往往用得不恰當。教學中老師就有必要針對這個情況，跟學生談談詞語的選擇和修飾語的運用問題。但不是給學生講理論，而是結合課文講解，即具體分析講解課文中用得好的詞或用修飾語，來讓學生受到這方面的教育。例如，大學語文課本里都選了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散文。這些名篇在謂語動詞的選擇上就很講究，很見功夫?！侗秤啊防镉羞@么一段：

（1）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覺些，不要受涼。這里沒有華麗的辭藻，“揀定”、“囑”、“警覺”，都是很普通的詞語，但在這里用作謂語動詞都很到位，讓人感到質樸而有神韻，字字傳情，真切地表現了父愛。再如，魯迅《故鄉》中對閏土見到分別多年的魯迅時的情態作了如下簡單描寫：

1目前土地整理項目中存在的問題

1.1土地整理項目書可行性研究照搬，無實際應用價值。土地整理每年都在開展，編制出的項目可行性研究書是可以借鑒參考的現成模板。本地與其他鄉鎮的項目書只有幾個數據存在不同，其他都照搬不動，項目書中缺乏對整理地區的自然資源和現有土地利用率的整理分析。土地整理項目規劃設計理應針對該區域的自然環境、地理風貌等進行考察分析后，才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項目書。1.2農村土地整理工作過程中村委不夠積極。國家鼓勵農村進行土地整理，但是在實際的工作過程中往往是“剃頭挑子一頭熱”，整理工作是一個集水利、交通和農業多個部門配合的工作，但是在實際的工作過程中往往是國土資源部門較為積極，縣里和村里的土地整理機構缺乏專業的人才和市場化的公司，機構不夠完善，工作人員對于農村土地整理缺乏嚴格的監督管理及指導。農村土地整理項目一般要經過“申報、立項、實施”三個過程，而這三個過程均是由國土部門審批通過，村委會實施執行的。因此，存在一些村委會對于農村土地整理認識不足，不夠重視，認為土地整理只是簡單的提高經濟發展，積極性不高，一些工程難度較大的工程在施行過程中由于受到天氣、資金等阻力的影響，使整理工程半途而廢。1.3土地整理項目資金投入單一、資金周轉較慢。農村土地整理項目資金的投入與是否能夠達到預期效果是有直接關系的，一般土地資整理資金是由政府相關部門或者土地所有者直接承擔的，但是由于土地整理項目工作過程中的一些矛盾的制約，資金不足變成了制約土地整理工作的整體發展的主要因素，政府資金的大量注入沒有落到實處，一些干部職工工資有時也無法按時發放，資金下發過去幾經周轉，資金無法及時到位，甚至存在一些鄉鎮從中截取一部分的資金，致使項目承擔方墊資進行土地項目整理，整體積極性受挫，對農村土地的整理工程質量造成一定的惡性影響。1.4農村土地整理中涉及農民自身權益時，農民無法獲得保障。農村土地整理會涉及到一部分的土地所有權調整，因此一些原有利益的格局會被打破，在農村整理項目中，一些農村的宅基地占地面積較大，且存在一些村民到城市買房置業，房子閑置無人居住，一些村民在馬路邊隨意建房。在執行農村土地整理項目時，引導農民集中居住以節約土地資源的利用時需要一些農民將自己的舊宅騰出拆遷往往會遇到很大的阻力，雖然農村土地整理中對村莊房子進行改造和遷移是為了改善農民原有居住條件，且減少農村建設用地增加有效耕地面積，由于違背了農民的意愿，很容易對農民的自身權益造成一定的損害和侵犯，農田和房屋對于農民自身來說是社會保障功能的一種體現，土地整理對部分農戶自身的利益造成損害時就需要政府有關部門對農村土地的所有權進行調整，對農民宣揚農村土地整理優勢，幫助農民群眾了解土地整理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惠民”。

2針對土地整理現有癥結的相關對策

2.1制定科學、完善的土地整理項目書。集合土地利用總體進行項目的規劃和編寫，通過對土地詳查以及土地變更等調查資料的研究，對實施土地整理項目的地區進行實地考察后制定專項土地整理項目規劃。土地整理項目的規劃要符合土地整體利用以及生態保護等法律規定，制定管理小組，將制定好的土地整理項目報送進行審核。土地整理項目獲得批準后，項目所在地的鄉鎮政府應在規定日期將項目的名稱、規模、土地權屬情等相關信息進行公告和通知。2.2健全農村土地整理機構與監管小組。農村土地整理項目的實施應建立專項領導小組，由土地整理項目中參與到的國土、財政、工業、鄉鎮政府等多個部門的成員組成，土地項目的整理實施機構應遵循統一指揮、分工協作、高效、責權對應等原則，建立相關專業的人才庫，各部門成員按照自己的職能對土地項目整理進行規劃管理，積極推廣先進技術進行整理研究，提高農村土地整理整體業務水平。2.3加強項目資金管理。組織施工、管理土地整理項目等一系列的過程中所產生的費用，包括項目前期工作費、項目施工費用、施工完成驗收費等稱之為土地整理項目資金，項目資金要按工量進行統一的資金分配和調度，建立嚴格的臺賬系統。對農村土地進行整理和重新分配，將未利用的土地、廢棄地等進行重新開墾，對水、路、田、房屋等進行綜合治理，可有效增加整體耕地面積，提高耕地面積整體質量水平，保證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實現土地資源持續利用，促進城鄉一體化建設進程。

作者:陳剛 單位:安徽省宣城市旌德縣廟首鎮國土所

財務、政務公開，無疑是基層組織密切干群關系的良方，也是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一項重要舉措，值得肯定，但在實際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方面在大搞財務、政務公開，一方面村、鄉、縣等財務負債逐年增長攀升，一些鄉村到了在飯館難以賒欠一頓飯、一包煙的地步。一個欠債的鄉村是一個白負責任的鄉村，一個欠債不還的鄉村是一個沒有誠信的鄉村，一個欠債不還還要有理的鄉村更是一個失去民心危險的鄉村，這說明公開沒有真正得到落實。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鄉村存在的問題應該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具體講，農村村務、財務公開問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一些地方領導將公開形式化，當作政績之一，一哄而上，圖形式，求名聲，對于財務、村務落實的具體情況，則知之甚少，往往虎頭蛇尾，形式主義泛濫，短期行為嚴重。

二是公開不規范。

1、公開地點、時間不規范。這也是農村村務公開易出現問題的一個環節，村干部如果愿意，可以找出成千上萬的不公開的借口，而農村情況千差萬別，真正要想一律定時定點進行公開，對于村集體經濟薄弱，居住分散等地方也是不現實的。

2、公開的形式單一。提到村務公開，一些鄉村僅僅只是把村務、財務有關情況在村民大會上宣讀、墻上張貼一下，試想一個財務專業人員通過這種形式也不見得能明白所以然，更何況不熟悉財務法規知識的群眾了，其效果可想而知了，還是難以消除以往的猜疑。

3、公開程序不規范。公開什么，什么時候公布，沒有征求群眾代表意見，公開的內容往往都是一些枯燥的數據，內容都是一些細枝末節的項目，真正涉及群眾切身利益及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并沒有公布上墻，上欄，往往一個“其他”欄目，有如一個什么都裝的破簍子，往往掩蓋了事實真相，讓人難以明白，群眾就更不明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