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范文10篇

一、張學良國家統一思想的形成

張學良是有著強烈愛國情感的軍事將領,他的政治生涯始終是與國家的內憂外患聯系在一起的。在早年的軍人生涯,便萌發了“息爭統一”思想;在東北危難之際,毅然改旗易幟,擺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控制,結束了東北地區分封割據的狀態,促成國家統一,此舉標志著張學良國家統一思想的形成。

1.早年軍人生涯:“息爭統一”思想的萌發

張學良少年時代,正是列強瓜分中國,日俄帝國主義的侵略魔爪伸向東北,內憂外患日益深重的年代。1915年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年方十五的張學良就“頗受刺激”,“即欲立志為國家做事”。張學良厭惡動蕩、希冀和平,深為國勢阽危、民生憔悴擔憂。曾立志出國學醫以應國家之急,又決心當一名學者,均遭父親反對,在服從為孝的觀念下,他不得不走進講武堂開始了軍人生涯。這期間,張學良與愛國教官郭松齡相交甚密,受其影響,“強兵救國”、“抵御外侮”、“改革政治”等進步思想在張學良的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從此立志,“軍人以衛國為天職”。

張學良從青年時代起就開始參與軍機,歷任奉軍要職。在混戰的年代,他參加了直皖戰爭和兩次直奉大戰,“親見因戰亂原因,滿目瘡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殘殺,而有為有志之青年,多為犧牲,大傷國家元氣,衷心實為懺悔”［1］。逐漸產生停止內戰,謀求祖國統一的強烈愿望。他是軍閥中首倡弭兵息爭的青年將領,受到孫中山“天下為公”的高度贊譽。1928年,他極力說服父帥撤兵關外,盡快結束第三次直奉戰爭。可見,張學良遵從父愿走上軍人生涯的同時,也想利用自己的機會和優勢,為國家的和平與統一“作點什么”,并盡力為之,這正是他反對戰爭而又參與戰爭的重要思想動因。毋庸回避,在參加戰爭的起初思想動因中他也曾有封建軍閥思想的因素,試圖幫助父親擴充地盤,力挫群雄,但這畢竟不是他思想動因的主流。

2.東北易幟:國家統一思想的形成

摘要:張學良在完成東北易幟后,在內政方面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槍殺楊宇霆和常蔭槐。楊常之所以被殺,是因為他們觸犯了為政的大忌,專橫跋扈,恣意妄為,不以主帥為重。但考諸事實,楊常雖有致死之由,卻無應殺之罪。張學良之所以以中世紀喋血功臣的方式槍殺楊常,主要是受人挑撥,特別是日本人的離間,讓張學良感到恐慌。槍殺楊常是未經過任何法律和程序的,槍殺楊常后對東北政局具有正負兩方面的影響。張學良槍殺楊常既反映出他具有政治家非凡的決斷能力和氣魄,同時也反映出他內心還有不自信的一面。

關鍵詞:張學良;楊宇霆;常蔭槐;楊常事件

Abstract:AfterPeterH.L.ChangtookovertherulinginNortheastChinain1928,thefirstimportantthinghedidwaskillingYangYutingandChangYinhuai.ThereasonwhytheyhadtobekilledwasthattheyviolatedtheoldChina''''straditionofofficialcircles,i.e.,disobeyedPeterChang''''softencommandsinadditiontotheirimperiousnessandridingroughshodoveralloppositiontotheirideas.But,inviewoflegality,therewerenofullreasonstoputYangandChangtodeaththoughPeterChangthoughtthattheyweresoeviltohimthattheybothtobeeliminated.Whathedidwaslikeanancientemperorkillinghishighministers.TherealreasonsofkillingthemwerethatsomeonesespeciallyJapanesesoweddissentionbetweenPeterChangandthemtofrightenPeterChang.ThereisnohistoricevidencetoprovethatkillingYangandChanghadbeeninaccordancewithlegalproceedings,andthekillingexertedbothpositiveandnegativeinfluenceonNortheastChina''''spoliticalsituationthen.ThekillingnotonlyreflectedPeterH.L.Chang''''sremarkablecourageandabilityinjudgmentasapolitician,butalsorevealedthathelackedconfidenceinhisinnerworld.

Keywords:PeterH.L.Chang;YangYuting;ChangYinhuai;killing

楊宇霆、常蔭槐被殺是東北近現代史上特別是張學良執政期間的重大事件。張學良為什么槍殺楊常?楊常為何被殺?殺后羅列的罪狀是否屬實?楊常被殺后對東北政局有著怎樣的影響?又該如何評價張學良“槍殺楊常”事件?進一步探討這些問題,對于深入研究張學良及東北近代史,具有重要意義。

一、楊常被殺經過及公布的罪狀

一、東北新建設提出的歷史背景

東北幅員遼闊，土地肥沃，資源豐富。優越的自然條件，加之在地理位置上與日俄兩國相鄰，歷來成為日俄兩國爭奪的焦點。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自中日甲午戰爭之后，通過一系列不平等的條約，在中國東北獲得了“特殊權益”，對東北進行經濟侵略，掠奪中國的資源，傾銷其商品。以“滿鐵”為中心的日本資本主義勢力幾乎壟斷了東北的經濟命脈。至20世紀20年代末，日本商品占東北貿易進口額的70％，占出口總額的75％。日本在東北的投資高達14億日元。日本大量商品和巨額資本的涌進，嚴重摧殘了東北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

張學良深知：“經濟是一國命脈，經濟上不能復興，政治上就永遠沒有獨立自主的一天。”鑒于發展經濟對于實現民族獨立的重要性，張學良主政東北后，就發出了“東北新建設”的號召。1928年10月10日，張學良為《東北新建設》雜志題名。1929年10月8日，張學良提議成立東北新建設委員會，通盤籌劃東北新建設事宜。他認為，所謂“東北新建設”或“建設新東北”，“新”就是現代化，其目的就在于“建設新的東北，助成現代化國家，消弭鄰邦野心”。至九一八事變前，張學良興辦實業，發展經濟、教育，整頓金融，振興民族經濟，為東北實現經濟現代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東北新建設實施過程中的經濟建設

1．整頓金融業

張學良主政東北之初，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和通貨膨脹，東北本幣奉票發生毛荒：1925年10月17日，奉票與現洋百元之比為229，到1928年猛增到2510，而到1929年6月24日則增至7200。奉票的急劇貶值導致物價飛漲。日本乘東北金融混亂之機，大量向外抵借。張學良為了抑制通貨膨脹的惡性發展，果斷采取了以下措施。

摘要：分析了張學良主政東北時發出“東北新建設”號召的歷史背景；從整頓金融業，發展農業、民族工業以及交通運輸業等方面，闡明了實施東北新建設的主要內容，論述了張學良在推進東北新建設、實現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做出的重大貢獻；從歷史與現實結合的角度闡述了張學良實施東北新建設對今天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啟示。

關鍵詞：張學良；東北新建設；經濟現代化

張學良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他對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對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貢獻，除了反對內戰，主張和平統一祖國以外，還體現在他一直致力于和平建設國家方面。張學良主政東北時曾大力推進東北的經濟現代化建設。學術界同仁研究東北新建設中的經濟現代化建設對當代的啟示略顯薄弱，本文試圖就這一問題加以探討。

一、東北新建設提出的歷史背景

東北幅員遼闊，土地肥沃，資源豐富。優越的自然條件，加之在地理位置上與日俄兩國相鄰，歷來成為日俄兩國爭奪的焦點。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自中日甲午戰爭之后，通過一系列不平等的條約，在中國東北獲得了“特殊權益”，對東北進行經濟侵略，掠奪中國的資源，傾銷其商品。以“滿鐵”為中心的日本資本主義勢力幾乎壟斷了東北的經濟命脈。至20世紀20年代末，日本商品占東北貿易進口額的70％，占出口總額的75％。日本在東北的投資高達14億日元。日本大量商品和巨額資本的涌進，嚴重摧殘了東北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

張學良深知：“經濟是一國命脈，經濟上不能復興，政治上就永遠沒有獨立自主的一天。”鑒于發展經濟對于實現民族獨立的重要性，張學良主政東北后，就發出了“東北新建設”的號召。1928年10月10日，張學良為《東北新建設》雜志題名。1929年10月8日，張學良提議成立東北新建設委員會，通盤籌劃東北新建設事宜。他認為，所謂“東北新建設”或“建設新東北”，“新”就是現代化，其目的就在于“建設新的東北，助成現代化國家，消弭鄰邦野心”。至九一八事變前，張學良興辦實業，發展經濟、教育，整頓金融，振興民族經濟，為東北實現經濟現代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軍事技術教育——張學良強調要訓練軍技過硬的精兵強將

作為軍人，張學良對軍隊的軍事技術教育尤為重視。他對軍官的考核、升遷有著嚴格的軍事技術要求和規定，經常是以部隊間的對抗演習和實彈射擊的成績，作為考核評分和獎懲的標準。對待下級軍官和軍士的軍事培訓他也極為重視。1928年他剛主政東北即通令“各軍一律添授內堂，每日上課一二小時，添授中國武術，每日至少一小時”[1]。成立各類高、中、初級軍事教育機構，設立輪訓下級軍官的軍官養成所和訓練軍士的教導隊等，都是張學良提高東北軍軍事技術素質的具體措施。例如在培養初級軍事人才的講武堂，教官多聘請北京陸軍大學、保定軍官學校和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的軍官擔任。軍事教育課程也主要參照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保定軍官學校教程制定。在學科方面有典、范、令、戰術學、兵器學、地形學、筑城學、交通學、軍制學、衛生學、軍隊教育學等教學內容;在術科方面有制式教練、戰斗教練、野外演習、實彈射擊。陣中勤務、筑城作業、通信作業等教學內容，均由隊長、隊附擔任講授。刺槍術、馬術和器械體操(如天橋、浪木、平臺、木馬、大小雙杠、障礙超越)等，均由各專屬教官教授。刺槍術完全是學日本的，操作時帶有護具，如護胸、護面、護手等。學員的野營演習也是必不可少的，如實地戰術作業、測圖實施、野戰筑城、通信作業、戰斗、行軍、宿營及陣地徹夜等。為提高部隊的軍事素質，學習國外先進軍事技術，張學良多次選送學員出國培訓。例如1925年3月張學良一次性就送出35人到法國留學。其中在東北軍官訓練班的1?000余名學員中，挑選年齡小、體格健壯的葛世民、白景豐、王常立、朱長凱等28人學習航空;在陸軍中挑選李健勛、尚業昌2人學陸軍;在北京工科和中法專門學校挑選杜采林、于天民等3人學機械，還有翻譯2人。28人學習航空者，有18人在招收學員條件非常嚴格的法國毛蘭納航空學校接受學習和訓練，10人在法國西南克魯德亞的高特龍航空學校學習和訓練，主要學習機械、駕駛、戰斗、轟炸、無線電聯系等。28人畢業后都獲得了國際航行駕駛證，具有初級航空人員資格。1926年，這28人又先后在法國南部的依斯特陸軍航空學校訓練，學習駕駛和戰斗。在里昂的法國正規航空軍35團參加轟炸、投彈、瞄準、掃射、空中戰斗、無線電聯系等實際戰斗見習。1927年初學成回國，成為當時中國空軍界令人矚目的有生力量[2]。

二、軍隊政治思想教育——張學良強調要樹立為民族爭生存的思想意識

統帥下的東北軍，在政治思想方面主要是灌輸封建的“忠君”思想，要求部隊“效忠”個人，服從的意志，感激的“恩澤”，甘心情愿充當的家兵。張學良在東北軍改造中，特別注重現代化新式軍隊的政治思想教育，力求把東北軍由過去的軍閥軍隊改造成為“國家的武力”和“民眾的武力”。他教育東北軍官兵要“以人格為立身之本”，1930年1月他在葫蘆島航警學校輪機班畢業典禮上提出:“航警學校之創立，意在造成海軍專門人才”，“諸生畢業后，應重實習，尤須與下級士兵同其甘苦，并當不畏艱難，發揚朝氣。現中國海軍尚在幼稚時代，欲求發達，端賴人材，否則縱有海軍，徒資敵用，甲午之役可為殷鑒。近來外患更亟，諸生既為軍人，有捍衛國家之天職，責任重大，今舉三事，用相策勵:一、修養人格;二、繼續求學;三、放大目光。三者之中，以人格為立身之本，更須注重為黨國之干城，樹軍人之模范”[3]255。他教育東北軍官兵要“認清軍隊為國民所共有”，1931年5月他在呼吁和平統一時強調:“操軍權者，不過受國民之委托，代其節制訓練，既非任何個人所得而私有，更非任何個人所得而濫用”，只要認清這一點，“則一切禍根，立可消除。軍人能克制權欲，服從命令，以國利為前提，以民意為依歸，軍隊始得謂民眾之武力;軍人以此自勉，社會以此策勵，和平統一乃得植牢(于)不可拔之根基”[3]462。他教育東北軍官兵要“下最大決心為民族爭生存”，1934年9月他對廬山軍官訓練團第三期東北軍畢業學員訓話:“國家已經到了今天這樣地步，國人胥應有最大覺悟，用最大的努力，以挽救危亡。每一個人都應知道，要想把今日中國弄得好，任何階級都要負責任;尤以吾儕軍人負責特重”。“我們更不要忘記的是:生于東北的軍人對于收復失地復興民族的責任，所負尤大。應當無時無地不在記著，你們是生于東北，長于東北，東北父老對于你們有最(殷)切的期待。”[4]810－811他教育東北軍官兵要牢記“軍人以衛國為天職”，1936年他在長安王曲軍官訓練團多次發表抗日理論與實踐講演，強調“抗日是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日是東北軍的最大使命”，“東北軍不只要抗日，而且還要站在抗日戰線的第一線”。號召全軍將士:“寧肯斗爭致死，決不束手待斃!”張學良的抗日決心與信心，對東北軍提高認識、統一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對聯共抗日的工作發生很大影響。王以哲是張學良最得力的助手，很受張學良的信任和重用。我們僅從王以哲任第七旅旅長時，親自編寫的“旅訓”、“旅歌”中，也可以看出張學良對東北軍的政治思想教育理念。王以哲寫的旅訓是:“我民族受強鄰壓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務本總理遺囑及司令長官旨意，犧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結成團體共赴國難。”王以哲寫的旅歌是:“痛我民族受強鄰之壓迫，最傷心割地賠款，主權剝奪，大好河山成破碎，神州赤子半漂泊，有誰人奮起救祖國，救祖國。我七旅官、士、兵、夫快快來負責，愿合力同心起來工作，總理遺囑永不忘，長官意志要嚴磨，乘長風直破萬里浪，救中國。”王以哲還要求部隊每天早晚點名時都由值日官領讀、領唱，借以教育部隊。

三、軍紀風紀教育——張學良強調要造就愛國愛民的文明軍人

張學良非常厭惡舊軍閥軍隊擾民之作風，在他的軍隊教育理念和實踐中，特別強調軍紀風紀教育。1923年張學良擔任東三省陸軍講武堂監督和軍士教導隊隊長時，就要求學兵要有愛心，要愛人民，愛國家。他說:“愛者，愛人民也。吾軍人食國家之餉乞，何莫非國民之脂膏，乃有軍人欺凌百姓，非國家養兵之意也，故人人須具愛國心。”[5]6強調“本隊欲以格律之教育，造成文明之軍人。無論從學校或軍隊中來者，一律須受本隊之新教育新陶冶，變放蕩而秩序，化粗野為馴雅。不但可作兵卒之模范，且可作一切人民之模范”[5]9。他曾多次表示厭惡內戰，更對自己參加打內戰，使老百姓因內戰被蹂躪失所，饑寒交迫，深感難過和內疚，對百姓的痛苦深表同情，多次訓令要求“各軍應本愛護人民之旨，嚴飭所部，不但對于地方力戒騷擾，尤宜斟酌情況，予以協助維持，務使各安生業。……如有不法軍人，以拉夫抓車擾及地方者，即按軍法嚴懲，以重民生，而肅軍紀，是為至要”[5]119。為整飭軍紀，張學良還曾險遭不測。那是1926年9月中旬，奉軍騎兵師穆春所部，軍紀敗壞，燒殺搶掠，無所不為，還搶走當地著名喇嘛廟的金佛，民不堪苦，喇嘛不滿，便向張學良控訴。張學良對此案異常重視，立即親自前往張家口處理此案。在張學良召集該師軍官和士兵集合訓話時有人向其開槍射擊，一時間，槍聲四起，死傷慘重，衛隊長姜化南為掩護張學良而中彈身亡。面臨如此險境，張學良臨危不懼，指揮部隊平息騷亂，當場槍斃該師團長于奉林，然后將師長穆春、旅長王永清和徐永和帶回北京關押查處。1928年9月12日，剛剛主政東北的張學良就頒布《整頓軍紀風紀的布告》，歷數奉軍種種不法行為，強調必須以“整飭軍紀風紀為先，若不嚴飭取締，將何以安地方而保商民”。要求“凡我軍人務宜遵守紀律為職責，服從為天職，以保民愛民為念，以擾民害民為戒，倘再有故犯以上等等不法行為，準被害者指名告發，—經查實，定按軍法分別從嚴懲處，決不姑寬”[5]109。并詳列整頓軍紀風紀條例13條公布于眾。1934年張學良重掌東北軍后，更是嚴格檢查、教育、約束東北軍的軍紀風紀，清理、整頓和改善東北軍。他深入東北軍進行調查巡視，發現東北軍有三大致命弱點:即生活不嚴肅，態度蠻橫，不良嗜好太多。軍官思想遲鈍，做事敷衍，更是弱點中的弱點。為此，他反復在部隊講話談及此事，要求東北軍“無論在職責上，名譽上，尤其是在作人上，我們都應該徹底糾正，徹底改善”。嚴于律己的張學良果敢地承認:“東北軍過去的錯誤，我本身至少要負有95%以上的責任。”[4]684他一再強調:“我們應當深知民眾是我們的主人，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主人;必須竭力愛民，維護地方的安寧秩序，盡量解除民眾方面的痛苦，而后軍民始能打成一片，始能收軍民合作之效。”[5]21他要求“全軍將士每個人心中時刻要想著三個問題:(1)你們的一切享受，都是老百姓的膏血，你們拿什么來報答老百姓?怎么樣才能使中國的老百姓都能自食其力，安居樂業？(2)你們要如何地徹底覺悟，振作起精神，以圖光大東北軍的榮譽?(3)你們常想著如何才能實踐長官諄諄告誡的事項？如何才能完成軍人神圣的天職”[6]。

摘要:張學良是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其國家統一觀經歷了從青年時代“息爭統一”思想的萌發,到“東北易幟”國家統一思想的初步形成,再到武裝調停中原大戰,國家統一思想與地方主義觀念的結合。從九一八事變到熱河失守,張學良國家統一思想與保存地方實力觀念發生碰撞。西安事變的發生,標志著張學良國家統一思想升華至全新境界。身陷囹圄后,仍心系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實現國家統一是張學良一生的期盼和追求。

關鍵詞:國家統一;東北易幟;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

一、張學良國家統一思想的形成

張學良是有著強烈愛國情感的軍事將領,他的政治生涯始終是與國家的內憂外患聯系在一起的。在早年的軍人生涯,便萌發了“息爭統一”思想;在東北危難之際,毅然改旗易幟,擺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控制,結束了東北地區分封割據的狀態,促成國家統一,此舉標志著張學良國家統一思想的形成。

1.早年軍人生涯:“息爭統一”思想的萌發

張學良少年時代,正是列強瓜分中國,日俄帝國主義的侵略魔爪伸向東北,內憂外患日益深重的年代。1915年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年方十五的張學良就“頗受刺激”,“即欲立志為國家做事”。張學良厭惡動蕩、希冀和平,深為國勢阽危、民生憔悴擔憂。曾立志出國學醫以應國家之急,又決心當一名學者,均遭父親反對,在服從為孝的觀念下,他不得不走進講武堂開始了軍人生涯。這期間,張學良與愛國教官郭松齡相交甚密,受其影響,“強兵救國”、“抵御外侮”、“改革政治”等進步思想在張學良的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從此立志,“軍人以衛國為天職”。

一、張學良的“體育救國”理念的形成

自漢朝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并經歷代統治者推廣以來,整個中國社會都秉承了“崇文抑武”的價值觀念,其典型就是宋、明兩個文弱王朝。后人總結明朝滅亡教訓時甚至提出“士人亡國說”,認為正是過分“重文輕武”導致明王朝軍事實力薄弱從而不能抵御清軍的攻擊。鴉片戰爭后,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以來,在鴉片大肆泛濫、忽略體育教育、社會經濟生活落后等諸多原因的綜合作用下,中國人體質日漸虛弱,被外國人誣為“東亞病夫”。在國勢衰微、強敵入侵的大背景下,中國先進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學者們提出“師夷長技以自強”,主張引進西學,近代體育也隨著“西學東漸”的過程傳入中國。

由于發軔于國勢凋零的歷史條件,故中國近代體育起初并沒有濃厚的競技色彩,而是帶有強烈的“強兵強國”的政治色彩。洋務運動家首先將西洋體操引入軍隊,并任用洋教習帶隊練習,其目的正如張之洞所說:“體操學,關衰旺,人人勝兵其國昌”［1］,從而達到“制夷”的目的。維新思想家梁啟超從政治高度出發,盛贊西方注重體育教育,“鍛煉強民之體魄”,主張中國借鑒西方之長,以體育配合智育,培養出具有“民德、民智、民力”的合格公民,將體育視為個人全面發展與國家興旺的政治基礎。資產階級革命先驅孫中山將體育提升到挽救國家危亡的高度:“今以提倡體魄之修養,此與強種保國有莫大關系。”［2］在他的倡議和推動下,革命派于1905年在紹興創辦了體育單科學校[CD2]大通師范學堂。清政府亦于1906年通令全國各省于省城師范學堂附設體育專修科,“以養成小學體育教習”。

由上看出,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各個階層已逐漸將體育當做救國的重要途徑加以提倡,并在有限的范圍內進行了初步實踐。進入20世紀后,中國狀況不但沒有改觀,其情勢反而愈加急迫。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1901年清廷與列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中國由此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此后,沙俄(及其后的蘇俄、蘇聯)與日本在東北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東北人民飽受凌辱,東北面臨瓜剖豆分之勢。

生于1901年的張學良在成長過程中親身體會了被壓迫者的切膚之痛。在與進步人士特別是與孫中山的交往中,張學良吸收了中國近代體育思想的精華。“皇姑屯”事件后,他子承父業,作為東北的實際統治者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亡國危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張學良形成了他“體育救國”的理念,其主要內容包括以下三點。

首先,“五育并重”、注重體育。由于地處一隅,加上清政府實行邊禁政策,因此東北地區文化發展滯后,教育尤為如此,張學良希望通過教育改變落后挨打的局面。在梁啟超“三育并重”的基礎上,張學良提出德、智、體、美、群“五育并重”的教育方針,將教育看做救亡的起點與立足點:“諸生務須認明今日教育為救國方法之出發點,今日學生,為將來國家之主人翁,……必須養成完美人格,求得真實學問,方不負養士初衷,才可負救國重任”［3］672。針對中國當時整個社會忽略體育的現狀,張學良感到百倍惋惜:“我們中國教育界,大半不肯注重體育,所以各處學生,多半體質柔弱,把他們的學業,間接耽誤了”,“健全的精神,藏在健全的身體里面”,“如果沒有好體育,就是有好學問,也恐無用了”。有鑒于此,張學良要求學生“個個特別注意體育,然后用健全的身體,研究精妙的學問,造成有用之才,方不負國家設學的本旨”［4］。在此,張學良糾正了歷史上的理念偏差,明確指出:體育是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健全的身體是智育的物質載體,更是“養成完美人格”、改變國人“東亞病夫”形象的重要途徑。

一、最終配合張學良、楊虎城，基本上同意張學良楊虎城所提的八項救國主張，表示愿意以領袖的人格擔保兌現談判達成的協議。尊將為領袖并與有著的非同一般關系的張學良看到既然已經作出如此姿態，便決定送蔣回寧，以維護領袖的威信和尊嚴。

一開始的態度十分蠻橫，拒不與張楊合作，但是后來迫于各方面的壓力，同時為了不讓何應欽的陰謀得逞，態度變得緩和了，同意與張楊合作，表示：改造政府，三個月內召開救國會議，改組國民黨，同意聯俄聯共。（1）還讓22日抵達西安的宋氏兄妹代表他同西安和中共方面進行談判。經一再討價還價，宋氏兄妹終于接受了張楊和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達成了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為基礎的協議。對于談判達成的協議，經和宋美齡的一再勸說，終于表示愿意以“領袖的人格保證”兌現，回到南京以后逐條逐步執行。24日學口頭答應張學良：（一）下令中央軍退出潼關以西；（二）辭去行政院長的職務，由張學良推薦戰時內閣名單，并令何應欽出洋，令朱紹良等中央大員離開陜甘；（三）回京后釋放愛國七領袖；（四）聯紅容共；（五）立即召開國民黨會；（六）聯俄聯共。（2）這表明了愿意和平解決事變，在與會昭時表示“我們肯定不會打內戰了。”（3）25日還對張學良說：“今天以后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后我絕不剿共。”（4）至此基本上接受了張楊在通電中所提的八項救國主張，張楊基本上達到了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

經過“東北易幟”、“中原大戰”中武裝調停、“九一八”和“熱河抗戰”失利后代蔣受過，張學良與之間有著非同一般的交情。張學良一直真心尊蔣為領袖，認為“是領袖，有領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威嚴”（5）正因為如此，在事變之初他就向楊虎城表示“如果委員長到西安后，采納了我們的意見，我便送他回南京”（6），也曾向做過類似的表態：“為了增高你的聲望，便于領導抗日，我愿學一學負荊請罪……（7）現在逐步轉向合作，已經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基本與張楊八項救國主張相吻合。也就基本實現了張楊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更何況由于西安事變聲望掃地，就像蔣自己講的一樣：“栽了一個大跟頭，名譽地位統統完了。統帥走上了這條末路，在人們心目中還有什么分量？”那么實現當初的諾言，送蔣回寧，以維護的領袖威信與尊嚴，便勢在必行。這在張學良送蔣回寧前夕的言論可以看出來，他曾對應德田說道：“我們這次發動事變，對他的打擊太大，我們說抓就把他抓起來，說放就叫他一走了事，他還成什么領袖？……所以我必須親自送他回去，使他能夠保持威信和尊嚴，好見人，好說話，好辦事，不致使他感到難堪……”。（8）

二、國內外輿論誤解張楊發動“兵諫”的目的，強烈反對西安事變，對張學良大肆攻擊，要求西安方面盡快釋放，這大大出乎張學良的意料。張學良希望通過親自送回寧來表明自己的誠意，以消除對他的誤解，以正視聽。

由于西安事變發生后，揭示西安事變真相，提出八項救國主張的通電被東北軍交通處處長蔣斌扣壓，并先于張楊通電發表前，將西安事變的情況告之何應欽。何應欽得知后，立即將全國所有的郵電系統嚴加控制，并造謠宣傳說西安方面已經全部赤化。在三、四天之中，外界對于西安事變的真相沒有絲毫了解，一個星期以后，才在一些地方的私人印刷品上出現了零星的不全面的關于西安事變的消息和張楊的八項救國主張的片斷報道，即使這樣的報道也遭到國民黨特務機構的封鎖。因此全國各地遲遲得不到有關西安事變的真實情況，對張楊的八項救國主張也很不了解，生出很多的懷疑與誤解。

當時的社會名流都強烈反對西安事變，表示對西安事變不理解和極端的憤怒，譴責張楊，認為張學良這是“劫持最高統帥”，強烈要求立即釋放。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等公開責難張學良。在當時很有影響的胡適博士撰寫了《叛逆張學良》一文，呼呈全國反對張學良；著名的歷史學家傅斯年對張學良進行了少有的謾罵式攻擊，說他“做起事來頗象土匪”。當時國內各政治派別，各階層都有人以極其強硬的口氣致電質問張學良。張學良在他們眼中成了典型的軍閥，“十惡不赦”的叛徒、土匪。這給張學良以措手不及，讓他很苦惱。本來在“九一八”事變喪失東北三省，“熱河抗戰”失利，在西北圍剿中共領導的紅軍，這一切責任都在，可是為了丟車保帥，不得不替蔣受過，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被逼下野“出洋考察”。現在他為了抗日，不得已通過“兵諫“的非常舉動來逼蔣抗日，不料還是讓國人不理解并備受攻擊，這不能不讓張學良感到苦惱。這些壓力都給張學良的精神上以“強烈的刺激”。

一、“擁蔣抗日”主張，奠定事變和平解決的思想基礎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他并沒有將排斥在抗日統一戰線之外，而是提出“逼蔣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張學良與李克農在洛川會談時，張學良就針對中共的“反蔣抗日”方針，首次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要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參加抗日戰爭，是不是可以包括在內呢”[1]51。1936年4月9日，當張學良與在膚施舉行會談時，張學良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那么也應包括在內。他是中國現在的實際統治者，我們發動抗日戰爭，如不把他爭取過來，困難是很大的”[1]56。張學良認為:“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個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認為必須先消滅共產黨才能抗日。”張學良深知的一貫固執，也考慮到做其工作的難度，他指出，必須用最大的力量爭取，想盡一切辦法爭取。張學良還明確地向提出具體辦法，那就是“你們在外邊逼，我在里邊勸，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扭轉過來”[1]57。膚施會談后，張學良按照最初的設想對展開了艱巨的工作，在多次勸諫、苦諫乃至哭諫不果的情況下，張學良與楊虎城一道斷然采取了“兵諫”的方式。事實證明，張學良擁蔣抗日的決心早已有之，這不僅是他發動西安事變的思想基礎，也是他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張學良在對事變的處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決的方針。

二、確保蔣氏安全，為事變和平解決提供前提條件

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采取了一系列確保安全的措施，為事變和平解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和前提條件。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是“逼蔣抗日”，并沒有將置于死地的想法。在布置臨潼捉蔣時，當于學忠問到抓到后，第二步怎么辦時，張學良毫不猶豫地回答:只要他答應抗日，我們還擁護他做領袖。張學良在部署行動計劃時，向參加行動的東北軍強調要保證蔣的安全。他對負責捉蔣任務的孫銘九、王玉瓚等人反復叮囑:“千萬不可把委員長打死了，萬不得已時，只能把他的腿打傷，不要叫他逃跑了。”[2]217當東北軍報告一時找不到時，張學良情緒激動地對左右說:“若是找到委員長，我一定說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擁護他為領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頭，請虎城拿到南京請罪。了此公案，決不能要停止內戰而引起內戰。若是如此，我張某便成了千古罪人”[3]。焦急萬分的張學良命令負責搜山的白鳳翔，務必在九點以前找到委員長，否則拿著自己的人頭來。可見張學良保護的態度和誠意。此后，張學良又周密部署了在西安的安全問題，將特意安排在張公館對面的高桂茲之處。從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中，我們不難看出在西安事變前后，張學良絕無傷害之意，這些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創造了先決條件。假如當初張學良未對蔣采取相應的保護措施，的性命不保的話，歷史真將被改寫，新的內戰將不可避免。

當時，東北軍和17路軍內部主張殺蔣的官兵不在少數，包括中共也曾一度傾向審蔣，西安各界更是群情激奮，主張將蔣交付人民審判。張學良并未因此被這種情緒所左右，在公開場合明確表明自己釋放的態度。如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張學良在會見被扣押的南京政府方面的要員時，明確表示:“委員長今日誠然是中國的領袖，即今后還是需要他做我們的領袖。但領袖應虛心聽取各方的意見，和過去專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員長能改變態度，采納意見，我將親自送他回南京”[4]。張學良盡自己的最大努力試圖把西安事變向和平解決的方向指引。

三、力主事變和平解決

摘要:偉大的愛國者張學良在國勢危亡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了中國近代以來的體育思想,在其基礎上形成了“五育并重、注重體育”、“抵御外辱、復興民族”、“體育走進社會”的“體育救國”理念。在任東北大學校長期間,他將其體育理念付諸實施,為東北大學制定了完備的體育發展規劃,完善了學校體育設施,引進體育人才,組建各種運動隊并組織參與眾多的體育活動。發掘、培養、資助中國奧運第一人劉長春是其體育理念與實踐的重要結晶和標志。張學良的體育理念與實踐為我國體育發展史和東北大學的發展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

關鍵詞:張學良;體育理念;體育實踐;東北大學

自1896年第一屆近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召開以來,世界各國－不論其政治立場如何－都先后加入,中國亦于1932年第十屆奧運會首次派運動員參賽。此次參賽的唯一運動員便是東北大學體育專修科學生劉長春,劉長春也因此被譽為中國奧運第一人。劉長春能取得如此殊榮,固然是其努力奮斗的結果,但其成就毫無疑問與東北大學特別是東北大學時任校長張學良的精心培養與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值第二奧運會即將于北京舉辦之際,緬懷中國近代體育史特別是奧運史的大力推動者張學良將軍,探析其體育理念、厘清其體育實踐,對于進一步發揚光大張學良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奧林匹克精神,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張學良的“體育救國”理念的形成

自漢朝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并經歷代統治者推廣以來,整個中國社會都秉承了“崇文抑武”的價值觀念,其典型就是宋、明兩個文弱王朝。后人總結明朝滅亡教訓時甚至提出“士人亡國說”,認為正是過分“重文輕武”導致明王朝軍事實力薄弱從而不能抵御清軍的攻擊。鴉片戰爭后,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以來,在鴉片大肆泛濫、忽略體育教育、社會經濟生活落后等諸多原因的綜合作用下,中國人體質日漸虛弱,被外國人誣為“東亞病夫”。在國勢衰微、強敵入侵的大背景下,中國先進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學者們提出“師夷長技以自強”,主張引進西學,近代體育也隨著“西學東漸”的過程傳入中國。

由于發軔于國勢凋零的歷史條件,故中國近代體育起初并沒有濃厚的競技色彩,而是帶有強烈的“強兵強國”的政治色彩。洋務運動家首先將西洋體操引入軍隊,并任用洋教習帶隊練習,其目的正如張之洞所說:“體操學,關衰旺,人人勝兵其國昌”［1］,從而達到“制夷”的目的。維新思想家梁啟超從政治高度出發,盛贊西方注重體育教育,“鍛煉強民之體魄”,主張中國借鑒西方之長,以體育配合智育,培養出具有“民德、民智、民力”的合格公民,將體育視為個人全面發展與國家興旺的政治基礎。資產階級革命先驅孫中山將體育提升到挽救國家危亡的高度:“今以提倡體魄之修養,此與強種保國有莫大關系。”［2］在他的倡議和推動下,革命派于1905年在紹興創辦了體育單科學校[CD2]大通師范學堂。清政府亦于1906年通令全國各省于省城師范學堂附設體育專修科,“以養成小學體育教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