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變歷程范文10篇

關鍵詞：《ADR法》正叉模式公益維護當事人服務

摘要：經過聯邦法院對ADR的十幾年的探索實驗，美國國會最終通過了1998年(ADR法)，為ADR措施的開展發放了“綠卡”。該法要求所有的美國聯邦法院實施“當事人服務型”的ADR措施，并允許法院強制當事人參加ADR程序。聯邦法院ADR部門要想成功有效的實施該法，對各種ADR措施進行選擇，以使其與現有的法院體系相兼容，同時為當事人提供便利，首先要協調好ADR措施所內涵的正義模式與一直引導著法院的傳統的判決型的正義模式的關系。

1998年美國國會通過的(ADR法》確定了ADR措施在聯邦法院體系中的永恒的地位。該法是在兩項早期立法——1990年《民事司法改革法》、1998年《審判改革法》——的召喚下通過的。論文百事通這兩項早期立法為美國聯邦法院的一些以研究、論證為目的的ADR實驗的展開提供了準備，但適行時間不久。1998年(AOR法》通過允許法院繼續長期開展ADR實驗，并要求沒有開展ADR實驗的法院接受適當的ADR措施，拯救了前兩項立法所授權的ADR改革。1998年《ADR法》的立法過程表明，美國聯邦法院意在通過提供高效的、易于協商性解決糾紛的ADR程序，減輕法院的案件負擔，并使當事人受益。鑒于美國法學界對<民事司法改革法》及<審判改革法》的強烈的批判，國會通過(ADR法》對ADR措施和法院主導的ADR改革的功效加以肯定顯的有些出乎意料，而法學研究也在引導著漸進型改革法案的實施。有關漸進式改革的研究也沒有產生大的效益，盡管在這些ADR程序中當事人表示滿意，但這與ADR的內在功能沒有太大的聯系。在<民事司法改革法》的框架內，一些法院根本就沒有實質性的ADR措施，而且，一些ADR程序設計根本就得不到利用。

(AOR法>所倡導的ADR體制是否能發揮其預期的功能，取決于法院對ADR體制的整體統一性的把握和對具體運用中的ADR形式的差異的關注。法案的起草人關注ADR的效率和協商性解決糾紛的功能，卻忽視了不同形式的ADR措施在實現這些內在價值時的功能性差異。同樣，該法沒有對ADR的具體形式作任何建設性的區分，也沒有指明各種ADR形式在ADR體制中的地位。但是，該法的概括性授權為美國聯邦法院發展ADR措施，從而為當事人提供真正的利益，掃清了道路。

一、1998((ADR法》簡介

該法要求美國各聯邦法院發展自己的ADR體制。依該法，法院必須要求民事案件當事人考慮ADR措施，法院可以就強制性要求當事人參加的ADR措施種類作出選擇。該法將ADR措施定義為：由中立的第三方通過早期中立評價、調解、小型審判及仲裁等程序，協助當事人磋商、解決糾紛的，法官主導的司法判決程序以外的程序。該法沒對程序的建構作具體的規定，它允許法院設計、采納新的ADR程式。

摘要：中國現代平面設計的發展經歷了從認知到重視、從感性到理性、從注重商業競爭到強調深層的文化表現的過程，其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但我們在欣喜中國現代平面設計所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不得不冷靜的總結和反思其存在的問題，即缺乏自我特色、整體混亂和無風格化最后強調文化內涵是任何優秀設計作品不可或缺的最重要因素，是藝術作品的生命之所在，失去文化內涵的藝術作品就必將失去其生命力。

關鍵詞：平面設計月份牌民族性現代性文化內涵

一、現代平面設計在中國的真正起步和發展也僅有三十年的光陰，三十年對于一個行業來說，從無到有、從啟蒙到發展，經歷了一個短暫而又令人興奮同樣也值得反思的一個過程。

當然，中國現代平面設計的發展歷程還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近代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諸多方面進行全面殖民、全面滲透的語境中，中國社會也開始了立足傳統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上海、天津、北京、廣州等城市為代表的生活方式和審美方式的變遷，鮮明的體現了中國社會的現代性轉型。在設計領域，由西方傳入的以商業廣告設計為代表的平面設計同樣也面臨著向現代化的轉型。被設計界堪稱經典的“月份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月份牌”產生于十九世紀末，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外國殖民企業通過采用中國民眾喜聞樂見的中國傳統仕女畫、年畫和山水畫等藝術形式來進行廣告促銷，使他們在中國的土地上獲取大量的銷售利潤。隨著中國民族資本家的覺醒，民族企業同樣采用“月份牌”作為一種有效的廣告手段來振興和發展本國民族工業。“月份牌”設計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達到高峰時期，并產生了以鄭曼陀、杭稚英、金梅生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月份牌”畫家。從歷史角度審視，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產生的“月份牌”繪制廣告是當時最具視覺美感和最具本土特色的藝術形式之一，為中國近代平面設計的發展創造了極其輝煌繁榮的局面，同時也對中國當代平面設計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價值。

繼“月份牌”在中國近現代平面設計的發展中創造輝煌之后，中國的平面設計理應向著現代化的方向良勝發展。然而，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的平面設計在一段時間內基本處于停滯階段。直到“改革開放”以后，其發展國策為中國平面設計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機，三十年來，中國的平面設計事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可以說，中國僅僅用了三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社會用上百年的時間才完成的發展歷程，從這一點來看，無論如何評價中國現代平面設計所取得的成就都不為過。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對外交流的日益頻繁，平面設計經歷了從認知到重視、從感性到理性、從注重商業競爭到強調深層的文化表現，中國的平面設計事業在不斷進步中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為平面設計領域提供了大量的設計人才，在國內的各類院校中，己有大多數院校開設設計專業，而在門類繁多的設計專業中，平面設計專業又是開設的最普遍的。盡管這一現狀還存在著諸多問題，但高等院校所培養出來的大量平面設計人才為促進中國現代平面設計的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也為我國未來平面設計事業走向繁榮、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強有力的后備人才保障。

摘要：西方藝術具有漫長的發展史，從巴洛克時代起，音樂藝術尤其是健盤音樂進入了全盛發展時期。海頓、莫扎特開創了古典時期，這也是后人劃分古典主義的標志，我們通常把1750年一1830年定義為古典主義時期。本文闡述了古典音樂藝術奏鳴曲理論，在古典奏鳴曲發展的脈絡、樂譜版本、曲式結構、觸健、裝飾音的彈奏及踏板等幾個方面作了較為詳盡地研究，旨在培養音樂人的彈奏技巧、文化修養和音樂內涵。

關鍵詞：古典奏鳴曲鋼琴音樂理論

一、古典奏鳴曲發展的脈絡

1.巴洛克及古典前期的鍵盤奏鳴曲。在音樂史上，最早被稱作“奏鳴曲”的鋼琴作品應該是巴洛克時期偉大的古鋼琴家DemenicoScarlatti，他的作品多半是為古鋼琴教學而寫作，卻為古典奏鳴曲形式的形成，尤其是對后來鋼琴演奏技巧的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其實他的奏鳴曲原來并不稱為奏鳴曲，但因它具備了早期古奏鳴曲式的某些特點，故被稱為“奏鳴曲”；至1750年，J-S-Bach離開人世，巴洛克時代結束，音樂創作風格便開始由嚴肅復雜、深奧理性的復調音樂轉向清新精致、典雅愉悅的主調音樂過渡時期，鋼琴音樂也開始從嚴格的多聲部復調對位向主調旋律和聲轉變。這一時期是輝煌的維也納古典時期的前奏，眾多音樂家為古典奏鳴曲的發展和完善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J"S-Bach的后代子孫，其中又以其次子C"P-E-Bach在鋼琴奏鳴曲方面取得的成就最高，他對古典奏鳴曲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次證實了奏鳴曲式表現性格發展和情緒變化的可能性，他將Scarlatti的古奏鳴曲式加以發展豐富，在18世紀中葉的作曲家中，C-P-E-Bach被公認為古典奏鳴曲的真正奠基者。

2.海頓的古鋼琴奏鳴曲創作。(JosephHaydn)，1732年一1809年，維也納古典樂派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是C-P-E-Bach的直接繼承者，他開創和發展了奏鳴曲式，創作了62首古鋼琴奏鳴曲。早期的奏鳴曲為前19首(1700年一1767年)，基本上都是一種嬉戲曲，以小型、輕快的形式出現，適用于小孩子或初學者，后來才發展成奏鳴曲；中期作品(1768年一1780年)，這一時期的作品比較成熟，有深度，不象莫扎特那樣具有歌唱性，但他具有樂隊的思維以及天生的幽默感，作品具有明朗樂觀、充滿活力和風趣幽默感、親切感，至1771年創作(HobxvI：20)c小調奏鳴曲，才開始真正為鋼琴而寫作(之前都為古鋼琴而作)，用得較多的為(HobxvI：2023.2731.34.37)；晚期作品(1780年一1809年)，最后五首((HobxvI：48-52)寫作于1789-1794年，是一組出色的終極作品，每一首都有明顯的個性特點，曲式變化較多，是他創作經驗的一種展示，充滿詩意和想象力。

正因為海頓奏鳴曲的整體風格是明朗和歡快的，缺乏強烈的矛盾沖突和深刻的思想內容，長期以來他的鋼琴奏鳴曲在鋼琴藝術史上的地位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直到近二、三十年才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人們開始重新認識到它的藝術價值，他的奏鳴曲雖然沒有太多深刻的內涵，也沒有深邃的對人生世界的哲學化思考，更沒有對理想和真理不懈追求的偉大精神，但卻是對真實的人世間現實的感受和體會，樸實而親切，在漫長的鋼琴藝術史中，他是偉大的貝多芬的前奏，也是從C"P"E-Bach到貝多芬的過渡。

摘要：林業是一項重要的公益事業，又是一項重要的基礎產業，承擔著國土生態安全和向人類社會提供多種林副產品的雙重任務。林業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越來越明顯。文章從林業發展的歷史和存在的問題出發，提出了強化基地建設、培植龍頭企業、完善森林資源流轉和林木采伐管理制度等對策來加強林業發展，促進農民經濟收入增長。

近年來我州林業產業取得較快發展，但我州林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比重不高，林地生產力較低，科技支撐能力薄弱，龍頭企業和名牌產品少，林產品精深加工水平低，投資不足，融資困難，林業集約化和產業化發展的程度低，全州森林資源蘊藏的經濟潛力還未得到充分挖掘，大資源、小產業、低效益的狀況尚未得到扭轉，林業產業在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增加農民經濟收入等方面的作用還遠未得到充分發揮。為了充分發揮我州森林資源的潛力，有效增加農民經濟收入，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綠色經濟強州建設，促進全州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全州各級黨委、政府和各有關部門一定要充分認識加快林業產業發展的重要性，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推進我州林業產業又好又快發展。

一、黔西南林業產業的歷史沿革

黔西南林業產業在解放前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更談不到林業產業體系建設。新中國成立后，各級黨委和人民政府都高度重視林業生產，州縣都設有林業局，鄉鎮設有林業站，領導全州人民發展林業生產。先后建立州普晴林場、州板壩紫膠場、興義市豐都林場、興仁縣梨樹坪林場、普安縣普白林場、冊享縣秧壩林場、望謨縣納上林場、望謨縣巖架紫膠場、望謨縣紅水河林場等9個國有經營林場開展營林生產，建立州巧馬采育林場、州、縣木材公司等11個森工企業進行木材采伐和加工，按國家計劃對集體林區的木材、竹材實行統購統銷。從1958年后到十年“”，由于農村生產關系多變和人口增長，致使森林遭到亂砍濫伐，加之重采輕造、只造不管、毀林種糧、放火燒山燒林，森林保存率和成林率較低。在建國后的前30年里，造林平均保存率只23.69%，據1975年森林資源調查，森林覆蓋率已由建國初期的34.09%下降到18.36%，而且林分質量不高，分布不均，森林資源的消耗量大于生長量。

改革開放后，黔西南州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林業事業也進入了一個較快發展時期。全州各縣先后辦起了一批鄉村林場，到1984年底，共有鄉村林場308個，經營面積為50.7萬畝，有林業專業戶1184戶，經營面積20.1萬畝，林業重點戶2343戶，經營面積18.7萬畝，聯戶林場90個，經營面積7.9萬畝。

1990年貴州省委、省政府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作出了十年基本綠化貴州的決定，州委、州政府結合自治州實際制定了十年基本綠化黔西南的實施意見，提出了全黨動員，全民動手，大力開展植樹造林的號召。全州各級政府層層簽訂責任狀，落實任務，明確目標，每年實行目標任務考核和兌現獎懲。從1991年至2000年十年間全州共完成營造林556.35萬畝，為計劃任務520萬畝的107%，其中飛機播種造林133.17萬畝，封山育林267萬畝，育苗3.27萬畝。同時還建立了清水河、坡崗、龍頭大山、仙鶴坪四個州級自然保護區和一批縣級生態保護和治理小區。這一時期，黔西南林業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林業發展由以獲取產品為目的，轉為生態、社會、經濟三大效益并重，林業產業結構，林種、樹種結構得到初步調整，加大了造林護林的力度，速生豐產用材林和名特優新經濟林、防護林比重大幅度提高，望謨縣獲得“全國油桐之鄉”稱號，林業科研和技術推廣取得明顯成效，林產工業向深加工、產業化發展，森林資源的保護和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軌道。

摘要：文章提出中國的制度變遷是政府主導型和漸進式的制度變遷。政府主導主要表現在由政府設置制度變遷的基本路向和準則、實施制度供給、限制微觀主體的制度創新活動和促進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而漸進性則主要表現在從增量改革逐漸向存量改革過渡、從局部改革逐漸到整體性推進和先易后難的變遷進程。文章還論述了政府主導型制度變遷和漸進式制度變遷各自的優缺點。

關鍵詞：制度變遷/政府主導/漸進

所謂制度，如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諾思所表述的，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注：［美］道格拉斯·C·諾思著，陳郁、羅華平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5～226頁。）。制度變遷是“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注：苗壯：《制度變遷中的改革戰略選擇問題》，《經濟研究》1992年第10期。）。而所謂制度變遷方式則是指“制度創新主體為實現一定的目標所采取的制度變遷形式、速度、突破口、時間路徑等的總和”（注：楊瑞龍：《論我國制度變遷方式與制度選擇目標的沖突及其協調》，《經濟研究》1994年第5期。）。本文所討論的中國制度變遷指的是我國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變遷過程。

一、政府主導型的制度變遷

制度變遷大致上可以分為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兩種方式。誘致性變遷是“由個人或一群（個）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而強制性變遷則“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實行”（注：林毅夫：《關于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載R·科斯、A·阿爾欽、D·諾斯等著：《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頁。）。一個社會選擇什么樣的制度變遷方式受制于有著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創新主體之間的力量對比關系。代表國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的組織”，因而，“處于界定和行使產權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諾思著，陳郁、羅華平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頁。）維護基本的經濟結構，并通過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規則來減少統活國家的交易費用。特別是在中國的集權式政治結構中，政府（本文在運用這一概念時，廣義的和狹義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時候是指廣義的政府——國家）擁有絕對的政治力量對比優勢，而且還擁有很大的資源配置權力，能通過行政、經濟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約束其他社會行為主體的行為。因而，中國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廣度、深度和時間路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此外，中國在破除計劃體制的同時，市場體制并沒有完全建立起來，計劃和市場都不完全。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障資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創新銜接不完全的計劃和不完全的市場。因此，中國的市場化制度變遷具有明顯的政府主導特征，主要表現在：

第一，由政府設置制度變遷的基本路向和準則。中國的制度變遷有一個大的前提，那就是無論怎樣變遷，都不能背離一個基本路線，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思想），堅持改革開放。這一基本路線的核心同時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實質內容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進改革開放。在制度變遷過程中，任何制度創新主體所追求的目標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而核心領導者在制度創新決策時首要的目標就是維護和加強其政治權威，使自己獲得最大限度的社會支持，并使公開地和潛在地反對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維持其統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一切制度變遷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線的范疇內進行的，一切違反和損害基本路線的行為都受到禁止。這可以解釋為什么在改革的過程中，中國偏好于采取“試錯式”的漸進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變遷的方向、速度、形式、廣度和深度控制在預期有利于鞏固和增強共產黨政治權威的限度之內。

摘要：羅馬共和社會道德觀是在宗教信仰、家長法權和家庭教育背景下形成的，城邦初期穩定的小農經濟是傳統道德得以維系和延續的基拙，法律和有效的社會監督是維持并深化傳統道德的保證。羅馬社會普遍認同的道德核心是愛國主義和對權威與傳統的尊崇，它一方面養成了羅馬人對父權、權威和傳統的服從與尊重，另一方面造就了羅馬人對法律、元老院和國家的絕對服從。正是羅馬人所獨具特色的道德評價標準，支撐著羅馬共和國發展的全過程，成為其民族強大的精神動力。

關鍵詞：羅馬共和社會傳統道德觀

道德是人們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用于規范社會行為、進行榮辱評價、分辨善惡的準則，它隨著社會發展和經濟基礎的變化而不斷演變。羅馬在共和初期即已初步形成較為穩定的公共道德標準，其精髓是節儉、自律、勇敢和忠誠。也正因道德力量的強大支撐，羅馬才由一個局促于臺伯河邊的墓爾小邦迅速發展成為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

一、羅馬共和國普遍認可的社會美德是勇敢、榮譽、克制、節儉、對神和祖先的虔敬及對國家和家庭的義務感。它是羅馬人自強不息、不斷進取的精神支柱和強大動力。

安貧節儉、勤勞質樸是共和社會道德的基本內涵。提倡公民不脫離生產勞動，過儉樸而自給自足的生活。傳說中的辛辛納圖斯(Cincinnatus)是羅馬推崇想公民形象，他身為獨裁官卻依舊在田地里干活。這種以勤勞、節儉為榮的風氣一直持續到共和末期的加圖時代。監察官加圖為澄清風俗、弘揚傳統道德，曾率先垂范，居住簡陋房屋，“和他的奴隸、日工一道干活流汗”贏得了社會對他的普遍尊敬。李維非常推崇羅馬安貧節儉的社會風俗，認為“從來沒有任何國家……如此高度而持續地尊敬安貧和節儉”。

珍惜榮譽、廉潔自律、遵紀守法是羅馬公共道德的具體體現。身為公職者以公共利益服務為榮，身居要職者注重發揮才能和維護自己的威望，不會因貪鄙而站污自己的榮譽。皮洛士以高官厚祿引誘羅馬談判代表非布利西阿時遭到拒絕。希臘史家波利比烏曾感嘆道在羅馬人中找一個犯侵吞公共財物這類錯誤的人相當困難。對此撒路斯提烏斯也贊美羅馬人：“幾乎不知貪欲為何物，在他們中間普遍存在的公正和善良，與其說是建立在法律之上，還不如說乃是出于本性。羅馬軍隊紀律嚴明，公民遵紀守法，指揮官曼利烏斯處死雖戰勝敵人但違背其命令的兒子的事件成為羅馬軍隊紀律嚴明的范例。《十二銅表法》及以后一系列法律的頒布，表明羅馬人深諳法律的意義，他們熱愛并極力維護法律尊嚴，“無論什么人，被告還沒有和原告對質，未得機會對控訴進行申辯就先將他定罪處死，這不是羅馬人的慣例”。

摘要：從制度內在矛盾運動的角度看，產權制度變遷是一個從均衡到非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動態過程。我國農村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建立曾取得過較好的歷史績效，實現了一定時期內的制度均衡；但隨著我國改革進程的不斷深入及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農村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日益暴露出諸多缺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土地規模碎化、農地產權邊界的模糊性、農地產權的凝固性說明這一制度安排的非均衡的出現并日益加劇，同時也昭示了我國農地產權制度進一步變遷的路徑：構建邊界清晰的、流轉規范的農地產權制度。

關鍵詞：農地產權制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變遷

土地是農業生產的基本要素和農民生存的根本保障，優化農地資源配置、提高農地資源利用效率，對農業發展、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的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長期以來，我國“三農”問題的解決一直受到來自自然、技術、經濟、社會及制度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特別是隨著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及其在我國研究的深入，人們愈加認識到制度尤其是產權制度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逐步建立和實施了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為主要內容農地產權制度，取得了較好的歷史績效，給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及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地產權制度的缺陷日益顯露，成為我國農地產權制度進一步變遷的內在依據。鑒于此，筆者首先以相關的產權理論為基礎、從矛盾辯證運動的視角闡釋產權制度變遷理論，形成產權制度變遷的理論范式；其次，以產權制度變遷的理論范式為分析工具，對我國現行農地產權制度存在的問題進行透析；最后，提出我國未來農地產權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

一、產權制度變遷理論范式：基于制度內在矛盾運動分析視角

(一)相關概念界定

1．產權制度概念界定

摘要：中國證券市場產生初期，由于股市規模擴大以及股票價格上漲不僅符合上市企業利益、眾多中介機構利益、廣大股民利益，同時也符合作為最大股東的國家的利益，因而得到迅速發展。

關鍵詞：證券市場；規范；發展歷程

中國證券市場建立以來，作為轉軌經濟時期的新興市場，曾經出現過這樣那樣的問題，也經歷過低迷時期，但始終得到了國家的積極支持。1995年證券市場市價總值為3474.27億元，成交規模為4035.81億元，在2000年證券市場市價總值達到48090.94億元，成交規模達到60826.65億元，市價總值占GDP的比重達到53.79％。證券市場5年問市價總值增加了12.84倍，成交規模增長了14.07倍。在證券市場快速發展過程中，上市公司、證券公司、會計師事務所等曾暴露出很多問題，如眾多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集中在正好符合增發標準的10％即所謂“注水的牛事件”、“銀廣夏事件”、“中天勤事件”、“基金黑幕”以及普遍存在“莊家”等。但是，在眾多相關利益團體的作用下，以及中國特殊國情的影響。許多問題未能從根本上得到及時、徹底的解決，因而延長了證券市場規范的過程。近年來，證券市場越來越多地暴露出多年積累的問題，正在發展過程中逐步規范。

證券市場的快速發展得益于證券市場涉及利益的廣泛性、一致性，經濟功能的直接性、顯在性。這是因為：一是證券市場能夠通過直接融資為國有企業改革籌集資金；二是增強上市企業市場意識、競爭意識，促進上市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三是通過股權置換等進行企業并購和資產重組，促進社會資源優化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四是為數千萬投資者提供了廣闊的投資渠道；五是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稅收，解決了大量人員就業問題。所以，證券市場功能的直接性、顯在性使國家對證券市場始終采取了積極支持政策，包括在股票市場價格低迷時期采取直接激活市場措施。

1經濟全球化是大勢所趨

金融、證券必須要與當前的現實情況相結合，一方面是要推進市場化，另一方面是要推進國際化，要從這個背景來講金融市場。國際化的前提就是我們要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是隨著資本主義產生而產生的，資本主義經濟是以市場經濟為主的、是開放式的、是以全球的經濟為舞臺的。資產階級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那么資產階級通過什么來改造世界呢?筆者的體會有4個方面：

一、中國旅游業發展的簡要回顧

（一）從“事業型”到“產業型”的轉變

我國旅游業發展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舉世矚目。改革開放前，旅游業以外事接待為主，只具備產業雛形，不完全屬于產業范疇。1978年轉換機制，發展產業型旅游業。

1984年中央提出國家、地方、部門、集體、個人一齊上、自力更生與利用外資一齊上的旅游建設方針，揭開了全方位發展旅游產業的序幕。1986年國務院決定將旅游業納入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正式確立其國民經濟地位。

1992年中央明確提出旅游業是第三產業中的重點產業，之后，中共中央提出的《關于制定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的建議》，旅游業被列為第三產業積極發展新興產業序列的第一位。199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旅游業作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此后，國家計委把旅游項目列入國債項目，鐵路部門及時開行了數百列旅游專列。中央和國務院的支持為旅游業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發展階段來看，1980年以前，旅游產業總體規模較小；“六五”計劃時期，入境旅游有較大提高，國內旅游開始起步；“七五”計劃時期，入境旅游繼續發展，國內旅游有較大發展；“八五”計劃時期，入境旅游有較大發展，國內旅游迅猛崛起，這一時期是發展速度最快的時期。“九五”計劃時期，產業基礎夯實，穩步發展；2001年受世界旅游業整體負增長的形勢影響下，中國的旅游業是在困難中繼續前進，但增長速度有所下降；2002年中國旅游業是整體回升，四項旅游經濟指標增速均超過10%。

摘要：本文采取文獻研究、文本分析及對作曲家深度訪談的方式，透過個案研究，了解臺灣電影工業和電影音樂與政治、經濟的關系以及作曲家的創作模式和創作理念，探究臺灣的電影音樂在政治、經濟、商業的影響下，目前的處境以及電影音樂內容的變化。

關鍵詞：電影音樂文化工業臺灣

一、文化工業與臺灣電影音樂的關聯

阿多諾在《文化工業再思考》(1963)中解釋了使用文化工業的動機，他認為文化工業把古老的東西與熟悉的東西熔鑄成一種新質(anewquality)，因此刻意為大眾消費生產出來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消費性質的產品，或多或少是按照計劃炮制出來的，并且用心地自上而下(froma-hove)整合它的消費者，把數千高雅藝術與低俗藝術聚合在一塊，結果雙方都深受其害。阿多諾把文化工業歸納為以下四種。(1)商品化。隨著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潮流席卷全世界，文化產品變為一種商品出現在人們面前。

阿多諾認為：文化工業的產品不是藝術品。文化完全商品化的結果，是造成消費者人格的片面化，把娛樂消遣化作為主要價值，造成了精神快餐式的消費模式。(2)技術化。文化工業的出現是現代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產物，沒有現代科技手段，不可能大規模地復制和傳播文化產品，因此，技術化的結果會支配社會生活的一切。(3)標準化。文化生產和文化產品的標準化趨于一致，而這種標準化會扼殺藝術創作和藝術欣賞的能力。(4)強迫化。當文化產品在對時空獲得更強的占有性時，對接受者產生了更大的強迫性，由于現代大眾文化的典型法是不斷重復、整齊劃一，使閑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者所提供的東西。尤其阿多諾認為標準化和偽個性化是流行音樂的基本特征，因為流行音樂的全部結構都是標準化的，甚至連防止標準化的嘗試本身也是標準化(standardization)，標準化和偽個性化是密切相關的：音樂標準化的必然關聯物是“偽個性化”(pseud。一individ-ualization)，所以標準化與偽個性化就成為流行音樂的主要特點，又是文化工業的基本特征。另外，阿多諾也借用馬克思的拜物教理論來打量文化工業生產出來的文化產品時，就根本沒有把它們當成藝術作品，而是把他們當成商品，于是“音樂拜物教”(musicalfetishism)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文化工業產品的基本屬性。

阿多諾指出了音樂接受過程中兩個更接近事實的假定：心神渙散與聽覺退化，注意力分散(deconcentration)是一種知覺活動，這種活動為遺忘和突然認出大眾音樂(massmusic)準備了一條通道。如果標準化的產品除了顯著的部分(比如流行的曲段)之外是相似的，對于聽眾來說是可以忍受的話，那么則不需要聚精會神的傾聽，而且也再也不能夠全神貫注的傾聽，只要他們聽得心不在焉，他們就能與所聽的曲子平安相處，所以心神渙散(distraction)和漫不經心(inattention)是標準化的流行音樂成為配套欣賞的方式。在法蘭克福學派中，阿多諾的觀點反映了臺灣的電影音樂工業，在一切以大眾文化為主，商業化的生產模式下，臺灣電影音樂工業的生存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