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衰制度主義范文10篇

【內容提要】職業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中最容易與市場機制相聯系的教育種類，但中國的職業教育卻在市場化的道路上經歷了先盛后衰的過程。本文作者力圖用新制度主義的分析視角對我國職業教育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市場化”的制度變遷過程予以考察。

【摘要題】職教史

【關鍵詞】職業教育/興衰/制度分析/市場化

職業教育是以培養能夠適應社會需要的、具有專門職業技能的人才為目標的。因此，職業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中，最容易與社會、市場相聯系的教育種類。但是，回顧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我們卻發現這一原本能夠最好適應市場的教育種類卻沒有得到興旺的發展，筆者以為這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我們把興辦和從事職業教育的院校作為一個組織群落進行研究，揭示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并分析其制度學含義。職業教育具有內容多元化、結構多層次、城鄉發展不均衡等特點，因此，我們只能擇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進行研究。我們以中等職業教育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過程中也會涉及少量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內容。

在考察中國職業教育發展歷程的基礎上，利用新制度主義的分析視角對其市場化取向的興衰加以分析，我們發現，中國職業教育之所以會走出這樣的軌跡，是外部力量和內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外部力量包括：政府的作用、高等教育“市場化”制度變遷的影響以及市場的作用；內部力量則表現為職業教育組織內部一些重要條件的缺失。

【提要】職業是整個教育體系中最容易與市場機制相聯系的教育種類，但的職業教育卻在市場化的道路上經歷了先盛后衰的過程。本文作者力圖用新制度主義的視角對我國職業教育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市場化”的制度變遷過程予以考察。

【摘要題】職教史

【關鍵詞】職業教育/興衰/制度分析/市場化

職業教育是以培養能夠適應需要的、具有專門職業技能的人才為目標的。因此，職業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中，最容易與社會、市場相聯系的教育種類。但是，回顧我國職業教育的歷程，我們卻發現這一原本能夠最好適應市場的教育種類卻沒有得到興旺的發展，筆者以為這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的。

我們把興辦和從事職業教育的院校作為一個組織群落進行，揭示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并分析其制度學含義。職業教育具有內容多元化、結構多層次、城鄉發展不均衡等特點，因此，我們只能擇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進行研究。我們以中等職業教育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過程中也會涉及少量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內容。

在考察中國職業教育發展歷程的基礎上，利用新制度主義的分析視角對其市場化取向的興衰加以分析，我們發現，中國職業教育之所以會走出這樣的軌跡，是外部力量和內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外部力量包括：政府的作用、高等教育“市場化”制度變遷的以及市場的作用；內部力量則表現為職業教育組織內部一些重要條件的缺失。

【內容提要】職業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中最容易與市場機制相聯系的教育種類，但中國的職業教育卻在市場化的道路上經歷了先盛后衰的過程。本文作者力圖用新制度主義的分析視角對我國職業教育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市場化”的制度變遷過程予以考察。

【摘要題】職教史

【關鍵詞】職業教育/興衰/制度分析/市場化

職業教育是以培養能夠適應社會需要的、具有專門職業技能的人才為目標的。因此，職業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中，最容易與社會、市場相聯系的教育種類。但是，回顧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我們卻發現這一原本能夠最好適應市場的教育種類卻沒有得到興旺的發展，筆者以為這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我們把興辦和從事職業教育的院校作為一個組織群落進行研究，揭示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并分析其制度學含義。職業教育具有內容多元化、結構多層次、城鄉發展不均衡等特點，因此，我們只能擇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進行研究。我們以中等職業教育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過程中也會涉及少量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內容。

在考察中國職業教育發展歷程的基礎上，利用新制度主義的分析視角對其市場化取向的興衰加以分析，我們發現，中國職業教育之所以會走出這樣的軌跡，是外部力量和內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外部力量包括：政府的作用、高等教育“市場化”制度變遷的影響以及市場的作用；內部力量則表現為職業教育組織內部一些重要條件的缺失。

【內容提要職業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中最輕易和市場機制相聯系的教育種類，但中國的職業教育卻在市場化的道路上經歷了先盛后衰的過程。本文作者力圖用新制度主義的分析視角對我國職業教育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市場化”的制度變遷過程予以考察。

【摘要題職教史

【關鍵詞職業教育/興衰/制度分析/市場化

職業教育是以培養能夠適應社會需要的、具有專門職業技能的人才為目標的。因此，職業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中，最輕易和社會、市場相聯系的教育種類。但是，回顧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我們卻發現這一原本能夠最好適應市場的教育種類卻沒有得到興旺的發展，筆者以為這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和思索的新問題。

我們把興辦和從事職業教育的院校作為一個組織群落進行探究，揭示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并分析其制度學含義。職業教育具有內容多元化、結構多層次、城鄉發展不均衡等特征，因此，我們只能擇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進行探究。我們以中等職業教育為主要探究對象，分析過程中也會涉及少量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內容。

在考察中國職業教育發展歷程的基礎上，利用新制度主義的分析視角對其市場化取向的興衰加以分析，我們發現，中國職業教育之所以會走出這樣的軌跡，是外部力量和內部力量相互功能的結果。外部力量包括摘要：政府的功能、高等教育“市場化”制度變遷的影響以及市場的功能；內部力量則表現為職業教育組織內部一些重要條件的缺失。

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近日推出12集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引起強烈反響。對于眾多國人來說，這部紀錄片無疑稱得上是一次“歷史教學片”，是對公元1500年以來世界9個主要大國發展史的一次集體學習。

用電視畫面展現曾經的大國興衰，顯然沒有浩瀚的歷史典籍來得深刻。但是，電視能以光和影的三原色轉變形象地將歷史上曾經的輝煌、榮譽、血戰前行和繁華散盡形象地在大眾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是將歷史反思從精英的書齋挪移到草根大眾思考的有益嘗試。央視將9個大國的500年興衰史用12集的短短篇幅濃縮，絕非大眾娛樂的電視劇快餐，而是品讀歷史的鏡鑒和對中國未來的深深思索。

在過去的500年間，中國所謂的盛世已經持續至清康乾時代，期間還包括明初鄭和浩大船隊的遠洋。但這只不過是古老的“中華龍”慣性繁華的回光返照。而從14世紀開始的300年間，歐洲文興復興擊碎了中世紀宗教的神學桎梏，將人們從蒙昧主義、禁欲主義和神秘主義解放出來，在精神方面為近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發展奠定了基礎。從1500年開始，歐洲的強國你方唱罷我登場，引領了歐洲作為全球翹楚的新時代。

無論是伊比利亞半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通過海洋冒險成就的海洋霸權，抑或荷蘭憑借一系列現代金融和商業制度創立的商業帝國，還是率先發起工業革命推動自由貿易成就的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以及法德兩國的隨后興起。這些歐洲強國都是通過制度和體制創新、科學和文化的發展、將商業和自由貿易作為大國崛起的基本要件。至于繼承歐洲文化譜系的美國在另一塊大陸的崛起，日本和俄羅斯的后發制人，除了自覺的趕超意識，也經歷了制度轉型的陣痛。當然，這9大強國的輝煌中也都沾染了窮兵黷武的戰爭殘酷和侵略他國乃至滅絕異質文化的原罪。但不管如何，自1500年以來的500多年間，這些強國或有興衰，但他們的一個或多個在21世紀依然占有全球主導地位。即，西方社會主導全球的大趨勢并沒有逆轉。

對中國而言，讀懂這9個大國的興衰起伏，對于中華民族的復興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這9個大國在過去的150年間和中國都發生過直面接觸，對中國而言更多是不堪回首的痛苦記憶。但沉浸在歷史的傷痛和仇恨中是沒有意義的，基于意識形態的偏見嘲弄和怒斥資本主義的罪惡更是無謂的。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和大國崛起首當其沖地要融入這個世界。改革開放，制度創新，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理念等等，這些既是中國從既往強國的興盛中總結的經驗，也是從某些強國的滅亡中汲取的教訓。

半個世紀前主席在回答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對新中國如何擺脫歷代王朝“興勃亡忽”的質疑時，給出的藥方是“人民民主”。今天，這句話對中國如何實現民族復興和重新崛起依然具有現實意義。當綜合實力成為衡量大國地位的標準時，作為硬實力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同作為軟實力的政治文明和文化影響力一個都不能少。美國的強國之路充分驗證了這一點。而新一代的中國領導人也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將“政治文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并列。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黨要帶領人民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必須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不斷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需要，是不斷增強民族凝聚力、創造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也是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不斷增強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需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社會。如果沒有文化發展作支撐，沒有人的素質的提高和精神世界的完善，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也難以持續。

實現黨的執政目標，必須把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朝著共同的方向前進。在當代中國人民的偉大奮斗中，要不斷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創造力，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必須結合新的實踐和時展要求，大力發展健康向上、豐富多彩的，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主義文化，努力鑄造中華文化的新輝煌，為激勵人民奮勇前進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精神文化資源是黨執政的重要資源。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必須高度重視思想文化建設。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社會的穩定，要依靠堅強的政治領導，依靠經濟的發展，依靠好的制度和法治，同時全體社會成員思想上的統一和穩定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在黨的執政條件發生深刻變化，社會思想空前活躍，社會價值觀日趨多樣化的情況下，黨能否牢牢掌握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有效駕馭意識形態的紛繁變化，確保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思想領域真正發揮主導作用，引導人們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直接關系到人們對黨的指導思想的信仰，對黨的政治路線的認同，影響到黨的執政基礎，決定黨的事業興衰成敗。

重視并善于運用思想文化工作來推動黨的事業發展，是我們黨的政治優勢和寶貴經驗。可以說，如果沒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思想文化建設的深入開展，我們黨就不可能運籌帷幄，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不可能駕馭全局，從容應對各種風險考驗，成就今天這樣的執政偉業；也不可能引領時代潮流，贏得人民衷心擁護和廣泛支持。

重視思想文化工作，也是一些國家執政黨興衰變化給我們的深刻啟示。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原因錯綜復雜，但首先都是從思想文化領域打開缺口的。這一切，都深刻警示我們：思想文化戰線是一條極為重要的戰線，經濟搞不好要出大問題，思想文化領域搞不好也要出大問題。思想文化工作一天也不能放松，黨管意識形態、黨管宣傳、黨管媒體的原則和制度，必須始終牢牢堅持，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

——諾斯“路徑依賴”理論之中國區域經驗實證檢驗

[內容提要]: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區域發展模式多樣性與特殊性要求對新制度經濟學制度變遷理論進行檢驗、過濾、再吸收。本文通過蘇南制度變遷的雙重循環為實證經驗基礎，對D-C·諾斯的“路徑依賴”理論進行再檢驗。在變化的制度環境中，制度變遷既非以“自執行”方式自發完成制度變遷過程，也不會由于“路徑依賴”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惡性“鎖定”，而是呈現出發展—停滯—新發展螺旋上升之“間隔性制度變遷”過程。

[關鍵詞]：路徑依賴;雙重循環;間隔性制度變遷;比較制度優勢

一

新制度經濟學制度變遷理論的代表人物有道格拉斯·C·諾斯、L·E·戴維斯，曼瑟·奧爾森、T·W·舒爾茨,V·W·拉坦等人，制度變遷理論“試圖為建立一個專門的、相關的和邏輯的關于這些制度的產生、成長、成熟、衰亡的理論框架提供基礎。”[1]制度是一個社會為人們發生相互關系而設定的一系列規則，是制約人們行為的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的集合體。制度可分為四種:用于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用于影響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之間配置風險的制度;用于提供職能組織與個人收人源流之間聯系的制度;用于確立公共品和服務的生產與分配的框架的制度等(舒爾茨，1968)[2]。制度功能主要是為個人提供一種激勵系統，同時借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來推動市場交換的發展和市場功能的擴張，減少市場交易中的不確定性和偶然性。有效率的制度是刺激經濟增長的關鍵，而一些通常被認為是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如技術進步、規模經濟、資本積累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而是經濟增長的表現。制度一旦形成，總要隨社會變化而變化，當制度出現不均衡，行為者利益不能在現有制度下得到保障，就產生新的制度需求，呈現出制度變遷狀態。制度變遷不是指任何一種制度變化而是特指一種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有制度，通過對原有制度框架的規則與機制所做的邊際調整以增加制度收益。制度變遷只有在下面兩種情況下才會發生:(1)創新改變了潛在利潤。如市場規模的變化、技術變遷、一個社會中各種團體對收人的預期，會改變制度安排的收益與費用。(2)創新成本的降低使得制度安排的變遷變得有利可圖。如一種安排的組織成本已由另一種安排所支付，技術革新減少制度安排的運作成本，信息傳播與社會知識的進步，也有利于降低創新成本。制度變遷是制度發展的必然規律，但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存在著種種技術和社會的約束條件，如制度變遷成本收益比較、一項制度的受益者與受害者、相對談判力量的對比、組織的偏好、技術條件等等。實施制度的各個組織在相對價格或偏好變化的情況下，為謀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重新談判與博弈以達成更高層的合約、改變舊的規則建立新的規則。

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諾斯進一步提出了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PathDependency)。諾斯將保羅·大衛和W·巴蘭·阿瑟的“技術變遷”中的“路徑依賴性”引人制度變遷，認為在制度變遷中，同樣存在著路徑依賴性和自我強化機制。

一、李卜克內西、賀恩雷對表現主義的評論

表現主義既是一個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又是一個動態的、不斷變化和發展的文學潮流。馬克思主義文學史研究如何評價和對待這股文學潮流，不僅具有理論意義，還會對現實斗爭中的文化政策產生重要影響。歷史證明，二十世紀上半葉德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發展，常常與如何解釋和評價表現主義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而這種解釋和評價往往又涉及德國共產黨人在現實斗爭中如何在文化領域實行統一戰線問題。因此，評價和對待表現主義，往往反映了德國共產黨人在各個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文化政策成熟的程度。

德國工人運動史上歷來有重視文學運動的傳統，除馬克思、恩格斯之外，還出現過梅林、蔡特金等著名文學評論家。在表現主義文學運動存在時期，德國工人運動的左派領袖卡爾·李卜克內西就常常注意研究當代文學動向，并有意識地觀察文學領域反對戰爭和帝國主義、為和平和民主而斗爭的同盟者的成長情況。特別是在1916－1918年之間，即使身處獄中，他仍不斷研究文學藝術發展的動向和美學問題，并對表現主義文學潮流發表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見解，這些意見雖然是針對弗利茨·封·翁盧的劇本《一代人》而說的，但它的意義卻遠遠超出了對一部具體作品的評價。

翁盧是德國表現主義劇作家和詩人，曾作為軍官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根據自己的經歷于1916年創作了劇本《一代人》。劇本描寫了戰爭的災難，表達了作者對一個充滿人類之愛的新時代的渴望和向往。針對這部劇作，李卜克內西曾于1918年8月寫了這樣的文字：“盡管這出戲有許多優點，這是不容忽視的，但在內容方面，在思想和感情方面，尚停留在憤懣的地步，而不是澄清，是在描寫謎，而不是解謎。人們可以稱詩人為萊辛曾經稱贊過的的那種世界智者的同類，他們只是努力制造云霧，而不是驅散云霧。還是讓我們等待三部曲的其他部分描寫什么吧。這第一部所提出的是“普遍人性”問題。翁盧對待這種絕對基本的方面，是非常認真的。但只是作為一個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抱怨命運的人，向著星空揮舞他們那攥緊的拳頭，對著宇宙發出遣責，折磨自己，看不到出路，欲逃避卻又做不到，陷入無為的絕望，而不是行動起來進行斗爭，去創造一個新世界。第二位的問題掩蓋了第一位的問題。他只看到后果，而不知其原因，不知道身旁恐怖事件的社會根源，也不知道能夠鏟除這種恐怖事件的力量。這部作品是那些擺脫了對自己的世界秩序抱著神圣幻想的資產階級的戲劇。在那些非常凝煉而內容豐富的描寫中，畢竟沸騰著革命的憤懣精神。讓我們期待著，曙光過后是否會有白日到來。”①李卜克內西這些議論見于他被殺害后于1920年在柏林出版的《書信集》。德國文學史家克勞斯·肯德勒稱這是“一份有趣的文獻”，它表達了德國共產黨人對待戰爭期間產生的那些具有反戰內容的表現主義戲劇作品的態度。李卜克內西在這段文字中提到的翁盧的“三部曲”，包括《一代人》（1916）、《廣場》（1920）和《狄特里希》（1936），后者創作于流亡期間，當時由于條件限制，未能出版。

李卜克內西關于這部劇作的議論，表現了這位“斯巴達克團”領袖對待文學現象的馬克思主義態度。首先，他肯定了翁盧在這部作品中所表達的反戰的主觀愿望。顯然，這一點不僅適用于翁盧，也適用于許多表現主義作家，如蓋奧爾格·凱澤、瓦爾特·哈森克雷沃、恩斯特·托勒、弗里德里希·沃爾夫、路德維希·魯必納等劇作家，他們在當時創作的反戰作品中，大都像翁盧一樣，表現了對戰爭的“憤懣精神”和竭力掙脫資產階級出身的束縛的愿望。在李卜克內西看來，這些優點都是不容忽視的。在那戰爭的年代，帝國主義勢力把人民拖到戰場上去，為他們的侵略擴張行為賣命，給人民大眾帶來了深重災難，在這種時候，文藝家們不受帝國主義宣傳的盅惑，公開表現出反對戰爭，爭取和平的態度，是難能可貴的。盡管他們的呼聲中可能夾雜著某些錯誤思想，但這呼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置身于反戰前線的共產黨人，必須把他們視為同盟者，視為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其次，他在指出作品的積極傾向，肯定作者主觀愿望的同時，也指出這部作品在客觀上與無產階級所期盼的革命藝術還是有距離的，作家在思想上并未完全擺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束縛，他在對戰爭表達“憤懣”時，卻不能指出如何才能結束戰爭，從這個角度來看，李卜克內西認為作者只能制造云霧，而不能驅散云霧。李卜克內西指出，翁盧在作品中所表現的“普遍人性”問題，盡管非常認真，但實際上卻是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命運的抱怨，對自己的折磨，最終將令自己和觀眾陷入絕望。作品產生這些缺點的原因，顯然是由于作者意識形態的局限造成的，作者只能看到現象，而看不到造成這些現象的社會根源，更不認識那些能夠鏟除這些現象的社會力量。所以這部劇作基本上尚屬于資產階級戲劇的范圍，只不過創作這部劇作的作家，已經不再相信他所屬的那個階級的“世界秩序”的神圣性了。再次，盡管《一代人》仍屬資產階級戲劇范圍，李卜克內西對待翁盧，當然還有那些與他類似的作家知識分子，絕對不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更不拒絕同他們站在同一條戰線上，進行反對戰爭與帝國主義，爭取和平與民主的斗爭。對翁盧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思想局限，李卜克內西既不表示厭惡，亦不表示敵視，而是懷著真誠的興趣，指出他的局限，給予積極引導。不論翁盧在未來的道路上能同共產黨人走多遠，但在目前的斗爭中，必須視他為同路人。李卜克內西對翁盧《一代人》的議論，表現了當時德國工人運動左派領導人，對表現主義文學潮流的馬克思主義原則性和寬容胸襟。克勞斯·肯德勒稱李?房四諼髡夥廡攀且環蕁壩腥奈南住保蟻胨募壑稻馱謨冢怨私準墩持貧砜慫賈饕宓奈囊照擼兩袢勻瘓哂欣礪垡庖搴褪導庖濉?nbsp;

在李卜克內西議論《一代人》的得失時，表現主義文學運動在戰爭的沖擊下，正在發生急劇變化，特別是隨著1918年11月革命的爆發，表現主義的自由主義傾向急劇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的和抽象社會主義傾向的崛起，是普遍向左派力量靠攏的傾向。針對德國知識分子這種左傾劇變，德國政治家埃德溫·賀恩雷在一篇題為《共產黨人與知識分子》的文章里，提出了知識分子在革命高潮的新形勢下應該努力的方向。賀恩雷寫道：“他們都想‘完善’無產階級革命，把它由一個單純經濟政治運動建設成一個包羅萬象的文化運動。他們卻忘記了，經濟政治的變革不僅是前提，而且恰恰是新文化的創造者和培育基地，人的精神革新不可能在經濟變革之外獨立進行，而是從經濟變革中產生，又回到經濟變革中去。我們很愿意承認這些意識形態專家的善良愿望，今天他們不顧蔑視和迫害，勇敢地表示擁護共產主義，但是，只有善良愿望，勇敢精神和理想動力，尚不能幫助我們。我們必須要求那些向我們走來的知識分子，放棄一切文化人的傲慢，嚴肅認真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把歷史唯物主義理解成辯證的研究方法，只有這樣來鍛造自己的武器和鎧甲，才能在階級斗爭實踐中站穩腳跟。”②

國運興衰，系于教育；教育振興，教師為本；教師大計，師德為魂。目前，黨員教師在學校教師隊伍中占有較大的比重，是學校教育教學工作的主力軍，扮演著政治和職業雙重社會角色。如何實現黨員教師的黨性修養與師德素質從分離向融合轉變，這一問題亟待我們深入思考、科學規劃、探索研究。

一黨員教師的角色內涵解讀

黨員教師肩負著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等社會責任，對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平和社會主義的建設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黨員教師的政治角色要求黨員教師要自覺地加強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習，不斷增強自身的黨性修養，永葆共產黨人的先進性，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學校教書育人工作中，充分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帶頭作用，積極踐行黨的教育方針政策，堅持教書育人的正確方向，在傳授專業知識、培養職業技能的同時，把思想政治教育滲透在傳道授業解惑之中，努力把學生培養成為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求的“四有”新人。所謂“師德”，是指教師的職業道德，即是教師從事教育教學工作中必須遵循的道德規范與行為準則。它的實質是教師如何使自身在教學活動中的行為有利于學校教育教學質量的提高，有益于學生德智體美的全面發展。黨員教師的職業角色要求黨員教師積極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思想，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本著“立德樹人，教書育人”的教育理念，恪盡職守、敬業愛生，為人師表，堅持育人為本的教育觀，以素質教育為主線，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積極探索、勇于創新，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黨員教師的黨性修養和師德素質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內在統一的。

二黨員教師的政治角色與職業角色相背離的現狀辨析

1黨員教師的政治身份與職業行為相背離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它是共產黨員黨性修養的集中體現。加強黨性修養，關鍵就在于牢固樹立宗旨意識，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然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奉獻意識漸漸弱化，一些黨員教師也或多或少受到一定的影響，宗旨意識有所弱化，甚至有的同志還滋長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思想。他們有的在思想上產生了錯誤的認識，出現了“給多少錢，干多少活”的功利主義心態，過分地追求利潤最大化，把教書育人工作當作一種謀生的手段，缺乏為人師表的自豪感和滿足感；出現了應付本職工作，積極開拓第二職業的現象，把第二職業視為主業，教育教學工作視為副業，主次不分；還有些黨員教師似乎忘卻了自己的黨員身份，他們雖然對教師的職業角色有較高的認同感，有高尚的師德，但是他們自身的黨員政治角色意識較淡薄，黨性鍛煉不足，在教育教學工作中更多地是以教師的職業角色來約束自己，從而使得他們的政治身份與職業角色相背離。這些現象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黨員教師在群眾中的良好形象，而且削弱了黨員教師在學校的影響力，不利于學校的可持續發展。

之三：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是硬道理

1992年初，中國南方春意盎然。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談話，鮮明地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論斷。這個論斷，簡潔明快、樸實無華，抓住了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10年后，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進一步強調，我們黨要承擔起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責任，就必須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能不能解決好發展問題，直接關系人心向背、事業興衰。

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

“發展才是硬道理”雖然僅七個字，卻揭示了中華民族興衰榮辱的歷史結論。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文明曾經長期領先于世界，至今仍為各國史學家所稱道。但是從18世紀末期開始，由于封建統治者不顧時勢，閉關自守，夜郎自大，安于現狀，固步自封，導致生產力發展非常遲緩。而當清朝統治者沾沾自喜于“康乾盛世”的余輝時，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卻乘著工業革命的東風，迅速發展起來，中國被甩在了后面。于是，這個衰落了的封建帝國，淪為侵略的對象。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大舉進攻面前，腐敗無能的清朝政府，使一個擁有數千年燦爛文明的泱泱大國，長期陷于災難的深淵。歷史就這樣無情地上演了一曲被馬克思稱為“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落后就要挨打”，這就是近代中國歷史留給我們的辛酸回憶和沉痛教訓！

在血的教訓面前，無數先進的中國人認識到，只有發展才能救亡圖存。他們為了實現強國富民的理想，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斗爭和探索，雖歷盡艱辛但始終無法使舊中國擺脫落后挨打的悲慘命運。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才為中國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開辟了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條件。“一五”計劃期間，全國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8％，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4．5％，僅僅經過短短的五六年，新中國就在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上初步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一五”期間我國經濟建設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舊中國的100年。但后來，由于一度偏離了經濟建設這個工作重心，使我們國家在經濟方面與發達國家本已縮小的差距又拉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