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度論范文10篇

一、無限度化生存的當代危機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來幾百年間，由于其無限度化的生存追求，累積出當代人類全球化生態危機。這種整體性的生態危機，首先表現為生命系統出現多樣性銳減狀態和非平衡化的分離狀態，生命的這種多樣性銳減狀態和非平衡化的分離狀態直接來源于：(1)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而對動物世界的生命予以狂捕濫殺；(2)生命的故鄉――森林，日益變成了沙漠；(3)工業污染和生活污染對生命系統的全方位侵襲：這些大量排放的污染不僅使水變成了有毒物質，而且更空氣變得不干凈與不清潔：“由于人們不再擁有清潔的空氣，只得把清潔空氣包裝起來送給他們。在城市中安裝起像電話間的氧氣室，使居民可以花錢呼吸氧氣。這難道就是明天所有城市將出現的情景嗎？我們是不是如此地破壞了自然給予我們的遺產，因而我們將死于我們所呼吸的空氣。”［1］(4)化學藥品和化學工業品的廣泛使用，使人生活在一個“癌變的世界中”［2］

其次，整個地球上的生存資源系統遭到根基性的破壞，生命與生命之間、資源與資源之間失去了存在意義上的關聯性，使它們之間的活力消失或生命停止：“環境危機就是個標志：生命和它的周圍事物之間精心雕琢起來的完美的適應開始發生損傷了。由于一種生物和另一種生物之間的聯系，以及所有生物和其他周圍事物之間的聯系開始中斷，因此維持著整體的相互之間的作用和影響也開始動搖了，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經停止了。”［3］

其三，整個人類社會制度、財富分配、生活秩序等等方面對生存信仰、道德理想、精神追求的麻木、失落、分裂、弱化：(1)社會制度、勞動分配、生活秩序源源不斷地制造著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對立，即既表現為社會財富的掠奪性瓜分、占有所形成的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對立；也表現為權力與責任的分離性對立，權利與義務的非對等化對立；更表現為知與行、說與做的分裂性對立。(2)奴役與控制的行動原則，制造出人與自然對立和人與社會的疏離：“考察一下在流行的關于政府的觀念中，存在著道德與政治的顛倒。政府不再是人們權利的保護者，而是成為最危險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護者，而是建立一種奴役的體制；不再是使人們免受武力，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并在任何方式和問題中，以它愿意的方式作某種強迫；不再是人們相互關系中，基于客觀準則的服務者，而是成為一種極端的和隱蔽的用偶然和恐懼來控制的機構，它沒有客觀的法律，而是由盲目的官僚機構所作的任意決斷來解釋法律；不再保護人們免受奇想的傷害，而是傲慢地把權力植于無限制的奇想之中。在這里，我們很快地發現了這樣一種顛倒：政府可以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而公民只有得到同意才可以去做；這是人類歷史最黑暗的時代，由野蠻的力量所控制。”[4](3)物質與精神的對立。馬克斯．韋伯曾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一種不確定性的口氣預言道：“沒有人知道未來誰將生活在這個牢籠之中，或者，在這場巨大發展告終時，是否會出現面貌一新的先知，或者是否會出現舊觀念、舊理想的復興；如若兩者皆非，是否會出現病態的、以自我陶醉為粉飾的機械僵尸。因為就這種文化的最后發展階段而言，確實可以這樣說：‘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肝腸；這種一切皆無情趣的現象，意味著文明已經達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程度。’”［5］韋伯這番話似乎是時針對當代人類而論的：期望成為物質的巨人的同時，卻過早地變成了精神的朱儒。

二、無限度觀念的源流：觀念理性向科學理性的泛濫

形成全球化生態危機的根本推動力是人類自以為是的無限度論觀念、信仰和價值原則。

當代人類的全部生存危機產生的哲學根源是無限度論哲學思想。這一哲學思想的內在精神支撐力，是其觀念理性向科學理性的共謀；它的基本思想是人類中心論、物質幸福目的論、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物質霸權主義行動綱領和經濟技術理性行動原則。21世紀要從根本上解決人類生存的危險處境，必須創建起以生態理性為價值支撐的、融會貫通人類精神原創智慧、體現人類時代精神要求和人類未來發展方向的限度論哲學思想，這一新型哲學思想的整體認知方向是“萬物有靈”，其基本生存法則是生生不息，其生存目標是物質與精神協調幸福觀；其社會行動綱領和行動原則是（自然、社會、人文）環境生態主義和（人與自然、個體與社會、當代與后代之）整體互動原則。

在地球上，人以及所有生命既生存在一個無始無終的宇宙之中，又生存在一個有邊有限的世界里，這是因為，整體之于個體始終是無限度的，而個體之于整體則永遠是限度化的。生命、物種、人以及地球之于世界，始終是個體之于整體，所以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是一個限度的世界，當我們的行為與活動超出了世界所給予的限度，必然導致整個世界生態失去平衡――而形成生命存在的災難性根源。本文即是從此出發，通過在考察形成當代人類生態危機的無限度論認知－思想根源的基礎上，嘗試重建限度地存在的生存觀、倫理理想和行動原則，以為當代人類消解生態危機提供新的視野、態度和方法。

一、無限度化生存的當代危機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來幾百年間，由于其無限度化的生存追求，累積出當代人類全球化生態危機。這種整體性的生態危機，首先表現為生命系統出現多樣性銳減狀態和非平衡化的分離狀態，生命的這種多樣性銳減狀態和非平衡化的分離狀態直接來源于：(1)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而對動物世界的生命予以狂捕濫殺；(2)生命的故鄉――森林，日益變成了沙漠；(3)工業污染和生活污染對生命系統的全方位侵襲：這些大量排放的污染不僅使水變成了有毒物質，而且更空氣變得不干凈與不清潔：“由于人們不再擁有清潔的空氣，只得把清潔空氣包裝起來送給他們。在城市中安裝起像電話間的氧氣室，使居民可以花錢呼吸氧氣。這難道就是明天所有城市將出現的情景嗎？我們是不是如此地破壞了自然給予我們的遺產，因而我們將死于我們所呼吸的空氣。”［1］(4)化學藥品和化學工業品的廣泛使用，使人生活在一個“癌變的世界中”［2］

其次，整個地球上的生存資源系統遭到根基性的破壞，生命與生命之間、資源與資源之間失去了存在意義上的關聯性，使它們之間的活力消失或生命停止：“環境危機就是個標志：生命和它的周圍事物之間精心雕琢起來的完美的適應開始發生損傷了。由于一種生物和另一種生物之間的聯系，以及所有生物和其他周圍事物之間的聯系開始中斷，因此維持著整體的相互之間的作用和影響也開始動搖了，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經停止了。”［3］

其三，整個人類社會制度、財富分配、生活秩序等等方面對生存信仰、道德理想、精神追求的麻木、失落、分裂、弱化：(1)社會制度、勞動分配、生活秩序源源不斷地制造著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對立，即既表現為社會財富的掠奪性瓜分、占有所形成的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對立；也表現為權力與責任的分離性對立，權利與義務的非對等化對立；更表現為知與行、說與做的分裂性對立。(2)奴役與控制的行動原則，制造出人與自然對立和人與社會的疏離：“考察一下在流行的關于政府的觀念中，存在著道德與政治的顛倒。政府不再是人們權利的保護者，而是成為最危險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護者，而是建立一種奴役的體制；不再是使人們免受武力，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并在任何方式和問題中，以它愿意的方式作某種強迫；不再是人們相互關系中，基于客觀準則的服務者，而是成為一種極端的和隱蔽的用偶然和恐懼來控制的機構，它沒有客觀的法律，而是由盲目的官僚機構所作的任意決斷來解釋法律；不再保護人們免受奇想的傷害，而是傲慢地把權力植于無限制的奇想之中。在這里，我們很快地發現了這樣一種顛倒：政府可以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而公民只有得到同意才可以去做；這是人類歷史最黑暗的時代，由野蠻的力量所控制。”[4](3)物質與精神的對立。馬克斯．韋伯曾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一種不確定性的口氣預言道：“沒有人知道未來誰將生活在這個牢籠之中，或者，在這場巨大發展告終時，是否會出現面貌一新的先知，或者是否會出現舊觀念、舊理想的復興；如若兩者皆非，是否會出現病態的、以自我陶醉為粉飾的機械僵尸。因為就這種文化的最后發展階段而言，確實可以這樣說：‘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肝腸；這種一切皆無情趣的現象，意味著文明已經達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程度。’”［5］韋伯這番話似乎是時針對當代人類而論的：期望成為物質的巨人的同時，卻過早地變成了精神的朱儒。

摘要；后實踐哲學是為著對實踐哲學的補偏救弊而提出的。在后實踐哲學中，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超驗維度和經驗維度的張力的存在是極其微弱的，既缺乏社會實踐背景現實的有力鋪墊，又部分地缺失了理論承接的維度。后實踐哲學的限度體現在時馬克思實踐哲學價值定位的偏見，對實踐哲學本土化本真面目部分的扭曲以及對實踐哲學本土化歷史、現實和未來三重向度銜接的漠視和淺見。

關鍵詞：實踐哲學；本土化；后實踐哲學；限度

為了實現對實踐哲學的超越和批判，后實踐哲學認定了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現代化方案的意義，提出了對實踐哲學本土化視野中由于超驗維度的消解而導致的一元化的世俗主義實踐哲學的批評。在后實踐哲學看來，只要足夠地彰顯了所謂的馬克思實踐哲學中的超驗維度和經驗維度的二元張力，那么，實踐哲學的以天人合一為潛在視野的一元的世俗主義的詮釋的弊端就可以得到克服。所謂的用以詮釋的中國文化傳統的潛在視野是否是后實踐哲學所說的天人合一呢?世俗主義的一元化解釋方式是否合理?所謂的超驗維度和經驗維度是否真如后實踐哲學所說的那樣神奇?它在當代社會實踐中的情形到底是怎樣的呢?為了在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中澄清是非推動理論創新，這些問題必須得到正確的解決，后實踐哲學的限度應該引起充分的重視。

一

馬克思實踐哲學的價值定位究竟是什么?后實踐哲學雖然一般地肯定其社會改造和歷史創造的偉大作用，但主要地還是將其認定為一種現代化理論。“馬克思思想在此也不例外，不可把馬克思的思想單純地理解為一種哲學或社會改造的思想(盡管是所謂偉大的思想)，而應當理解為歐洲社會有機體所滋生的一種獨特的現代化方案。”這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片面的真理性，但在本質上卻是錯誤的。馬克思實踐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的其他思想一樣，具有徹底的革命性、嚴格的科學性和堅定的階級性，已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改造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銳利武器，因而具有世界性的意義。顯而易見，將馬克思實踐哲學看作是一種現代化的方案是舍本逐末，忽視了馬克思實踐哲學的本質特征。

雖然，現代化問題是當前人類所面臨的共同問題。而馬克思實踐哲學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現代化方案，一種在喪失形上原則情形下重新安頓社會秩序和心靈秩序的方案，但是，馬克思實踐哲學已然跨越了西方社會現代化的語境，其飛躍性的向度已然指向了未來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所謂擺脫彼岸自我異化形象的壓制和此岸塵世異化的束縛，在一定的意義上，已經不是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視域了。馬克思實踐哲學雖然受著當時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現實的制約，但是作為對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發展階段的否定的未來社會難道僅僅是一個現代化的問題嗎?顯然，這一觀點確實是失當的。

當前有一種說法,認為作為學科的文學理論陷入了危機。在筆者看來,這種“危機感”的產生雖然有現實人文環境的擠壓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在西方學術范式的影響下,就文學而言的“文學性”的內涵發生了膨脹、扭曲或游離,以至文學的內涵發生變化,外延發生移位了。所謂文學性問題,其實是探討“什么是文學”的一種方式,它試圖辨析文學區別于其他活動的特質,同時從邏輯上提出了“成為文學作品的標準有哪些”的問題。“文學性”問題之所以重要,理論家們之所以不斷思考這一問題,往往并非真正確認哪些文類包括在文學之內或者哪些被排除在外,也并非完全以其他文化或其他時代的標準為自己的標準,而是在于探討文學最重要的特征以便規范作為志業的文學研究活動。因為文學性研究可以作為理論導向和方法論導向的工具,運用這一工具,可以闡明文學的基本風貌,能夠進一步指導和規范文學研究。

一、西方的“文學”形成于19世紀,“文學研究”成型于20世紀;而中國的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則是在20世紀初民族文化與學術隨著民族國家建設(尤其是文化建設工程)從古典一步步卷入現代的結果。至少在20世紀以前,傳統文學尚未完全從文化領域中析出,專業的文學研究也并未形成,因此,人們對于文學的理解,尤其是對于文學與非文學的理解,有著較為穩定的內涵。雖然并未運用“文學性”這個詞,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在古人的觀念中也并不是非常清晰,文學的內涵也比較復雜,但潛在的“文學性”指向卻依稀可辨。在儒家經學話語中,文學性指向在先秦兩漢時期定型為“詩言志”、“發乎情,止乎禮”、“主文譎諫”等禮樂文化和傳統秩序的內涵。在被后人說成是“文學自覺”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性指向“錯采縷金”、“聲偶為文”的語言形式和文體樣式。在唐宋道家釋家文論話語中,文學性指向“法天貴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鏡花水月,羚羊掛角”的“興會神味”的士人文化意蘊。到了元明清各類文論話語那里,文學性是泛化的,或者最后牽掛于理學家的“文以載道”,或者落實為古文家的“氣盛言宜”,或者收縮為儒家學者的“文德忠恕”、“修辭立誠”而已了。

20世紀對于西方與中國來說,可謂是文學研究全面體制化的時代,往往被人們稱為“批評的世紀”。就20世紀西方上半葉而言,“文學性”作為一種問題意識和理論導向,理論研究和批評實踐使文學進一步從社會文化系統中逐漸分析出來,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研究系統,乃至文學理論(批評)的亞系統。不管科學主義文論還是人文主義文論持如何不同的文學理念和研究方法,但“文學性”的大致確定和默契,使得社會科學研究大系統中文學研究的版圖呈現出大體清晰和穩定的面貌。此中,俄國形式主義文論提出“文學性”術語,英美新批評提出“文學本體論”,功不可沒。它們將內涵確定為文學語言自身或文體形式等,奠定了文學研究的形式主義基本范式,影響巨大。

隨著20世紀初民族國家的文化重建工程的開始,中國的文學研究開始出現。章太炎、劉師培、王國維、黃侃和魯迅以及“五四”新派等人都已自覺不自覺地運用潛在的“文學性”指標來把握文學,提出自己的文學理解、文學主張和發展方案,并注入民族內涵。“五四”以來,隨著社會、政治和文化形勢的變化,中國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蓬勃發展,一步步體制化,文學研究先后沿著西方化和蘇俄化的方向發展,文學性的內涵也漸趨復雜和細化,并富于高度的現代性張力。80年代以來,在西方范式影響下,“文學性”舉旗而出,并主要指向審美活動,故審美作為文學的本質屬性或特征,逐漸成為共識。如同先鋒派寫作一樣,文學理論在當時扮演著非常重要的急先鋒的作用。表面上,這種文學理論研究相對于新中國三十年而言是一步步邊緣化,但自主化與自律化的努力卻有著非常濃重的現實內涵和歷史內涵,即采取與社會或政治隔絕的方式,轉而從另一整體生活的、審美精神的角度上真正地切入現實。90年代以及其后的世紀之交,文學理論學科建設意識逐漸加強,文學理論獲得了自主性和相應的現實性。人們反思單一主體思維的獨斷性,注重主體間的對話,文藝學開始走向開放、多元和對話,文學研究的科學精神和人文品格得到了提高。

20世紀下半葉,結構主義及后結構主義興起,西方文學研究的“文學性”指向發生激烈而根本的變化,即從對文學作品的語言和形式的關注,一步步轉向人類學的普遍性、在世的修辭性和現實的文化批判。隨著資本主義政治的加強和文化語境的保守化,文學理論和批評趨向于把文學看作是作品與產品的結合體,即把文學作為具有審美風貌的作品的視角,與文學作為機構和產品的視角融合起來,對作品進行“文學性”解讀,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文化批判。與此同時,在羅蘭·巴特式的神話學批判和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影響下,文學研究出現“革命化”傾向,試圖解構資本主義文化實踐,為工人文化正名,“文學性”開始反叛自身,開始越界和泛化。值得注意的是,與此同時出現了“后現代”、“全球化”、“消費社會”和“信息社會”理論風潮。這些思潮鼓吹“審美的日常生活化”,民粹主義、消費主義、媒介主義和全球化等形形色色的理論一步步搶占現代或后現代思想的后臺,并把“文學性”等同于“裝飾性”,把“審美性”等同于“日常性”,把“媒介”等同于“信息”和“語境”。所以,這里的邏輯就變成:文學=審美=裝飾=媒介=感受=消費=生活。一切都是文化,一切都是媒介,一切都是權力,一切都是肉身感受。文學終結了,死亡了,而“文學性”、“審美性”開始了全面的后現代統治,文學研究據說要開始其他領域未曾開創的事業,把“文學性”研究貫徹到所有的人文學科乃至社會科學領域。

在這種“文學性”全面統治的聲浪中,剛剛引入中國、立意于文化批判的文化研究也開始出現“生活化”、“媒介化”和“消費化”走向。這種“文化研究”雖然欲遠宗20世紀60年代要為工人階級文化正名的英國伯明翰學派,但如果近以美國形形色色、雜亂無章的“文化研究”為學術正宗,且要求在全球化時代“與世界接軌”,則必然認同“文學性”的普遍統治,從而要求覆蓋或取代文學理論和文學研究。于是,在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剛剛獲得自主性的氛圍中,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經驗和教訓遭到各方面的質疑,因為據說80年代以來以審美特征論和審美意識形態論為主要探討方向的文藝學,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的理論表述,不過是資本主義時代里與資產階級一起分享艱難,與資本金錢或權力專制調情、欲拒還迎、投懷送抱的理論共謀而已。

【摘要】當代人類的全部生存危機產生的哲學根源是無限度論哲學思想。這一哲學思想的內在精神支撐力，是其觀念理性向科學理性的共謀；它的基本思想是人類中心論、物質幸福目的論、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物質霸權主義行動綱領和經濟技術理性行動原則。21世紀要從根本上解決人類生存的危險處境，必須創建起以生態理性為價值支撐的、融會貫通人類精神原創智慧、體現人類時代精神要求和人類未來發展方向的限度論哲學思想，這一新型哲學思想的整體認知方向是“萬物有靈”，其基本生存法則是生生不息，其生存目標是物質與精神協調幸福觀；其社會行動綱領和行動原則是（自然、社會、人文）環境生態主義和（人與自然、個體與社會、當代與后代之）整體互動原則。

【關鍵詞】限度論生態理性生生精神限度生存限度生存原則

在地球上，人以及所有生命既生存在一個無始無終的宇宙之中，又生存在一個有邊有限的世界里，這是因為，整體之于個體始終是無限度的，而個體之于整體則永遠是限度化的。生命、物種、人以及地球之于世界，始終是個體之于整體，所以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是一個限度的世界，當我們的行為與活動超出了世界所給予的限度，必然導致整個世界生態失去平衡而形成生命存在的災難性根源。本文即是從此出發，通過在考察形成當代人類生態危機的無限度論認知－思想根源的基礎上，嘗試重建限度地存在的生存觀、倫理理想和行動原則，以為當代人類消解生態危機提供新的視野、態度和方法。

一、無限度化生存的當代危機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來幾百年間，由于其無限度化的生存追求，累積出當代人類全球化生態危機。這種整體性的生態危機，首先表現為生命系統出現多樣性銳減狀態和非平衡化的分離狀態，生命的這種多樣性銳減狀態和非平衡化的分離狀態直接來源于：(1)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而對動物世界的生命予以狂捕濫殺；(2)生命的故鄉森林，日益變成了沙漠；(3)工業污染和生活污染對生命系統的全方位侵襲：這些大量排放的污染不僅使水變成了有毒物質，而且更空氣變得不干凈與不清潔：“由于人們不再擁有清潔的空氣，只得把清潔空氣包裝起來送給他們。在城市中安裝起像電話間的氧氣室，使居民可以花錢呼吸氧氣。這難道就是明天所有城市將出現的情景嗎？我們是不是如此地破壞了自然給予我們的遺產，因而我們將死于我們所呼吸的空氣。”(4)化學藥品和化學工業品的廣泛使用，使人生活在一個“癌變的世界中”

其次，整個地球上的生存資源系統遭到根基性的破壞，生命與生命之間、資源與資源之間失去了存在意義上的關聯性，使它們之間的活力消失或生命停止：“環境危機就是個標志：生命和它的周圍事物之間精心雕琢起來的完美的適應開始發生損傷了。由于一種生物和另一種生物之間的聯系，以及所有生物和其他周圍事物之間的聯系開始中斷，因此維持著整體的相互之間的作用和影響也開始動搖了，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經停止了。”

摘要：市場經濟有其內在的界限。這些界限主要表現在：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會界限，倫理界限，生態界限，法治界限。要化解和消弭市場經濟的這些界限，就必須將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公平正義、可持續發展、倫理道德、生態文明、法治文明等有機鏈接起來。

關鍵詞：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公平正義生態文明法治文明

市場經濟業已成為我們經濟生活的主要體制樣式，也逐漸形成了其獨具特色的運作邏輯。在《大轉型》一書中，卡爾·波蘭尼對市場經濟及其運作邏輯做了非常精到的概括。市場經濟是指一種在市場獨自控制、調節和指導下的經濟體系；商品生產和分配的秩序，則托付給這一自我調節的機制。這種經濟制度來自于這樣的期望，即人類的行為方式是以實現最大的金錢收益為導向的。自我調節意味著，所有產品都是為了在市場上銷售，所有收入都來自這種銷售。市場體系最令人吃驚的特性在于，一旦它被建立起來，人們就必須允許它在沒有外界干預的情況下運行。[1]質言之，市場經濟就是一種沒有、也不需要外界干預、完全依賴自我調節，以實現收益最大化的經濟體制。

自從市場經濟發生以來，其相關的爭議就從未停止過。易言之，對市場經濟的批判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從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到馬克思、喬姆斯基都持有一致的觀點。阿爾諾·比特認為，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引向人剝削人、社會財富集中和個性瘋狂。他認為，這不是“經濟”，即通過改造大自然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而是亞里士多德稱之為“金錢經濟”的東西：把經濟從一種服務于社會（城邦）的子體系，蛻變為以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牟取利潤的機器。[2]本文主要討論市場經濟的限度。論證思路是從市場經濟導致大眾貧困這一現象入手，進而就市場經濟的界限的主要表現做一個整體性的闡釋。據此，有針對性地提出破解市場經濟局限性的相應思路。

一、大眾貧困導致市場經濟的困局

無論是對市場經濟的反思，還是對資本主義發展歷程的重新評價，我們都會注意到有這樣一種觀點，即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將導致大眾貧困。這一點對于我們剛剛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來說，無論如何，都有一些可資借鑒或者說警戒意義。因為無論是我們對于市場經濟的知識儲存，還是對于市場經濟的宏觀駕馭，我們都還相當有限，是處于真正的“處級階段”。

轉基因技術及其應用，是現代科技發展的前沿領域，其在種植業、養殖業、食品加工和醫藥制造等領域的廣泛應用前景和巨大的商業利潤，已經引起了各國政府和眾多企業的高度重視。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已經或正在給人類帶來福祉，但與此同時，由于轉基因技術自身的特點及其難以準確預測的后果，人們對轉基因技術的倫理爭論一直就沒有停止過——倫理上的否定和倫理上的肯定兩種針鋒相對的立場同時存在。這說明，如果不能從倫理道德上為轉基因技術及其應用尋求恰當的理由，那么，這一新科技將不能獲得健康的發展。基于上述考慮，筆者力圖在本文中為轉基因技術及其應用尋求倫理上的支持，同時也力圖探討這種支持的限度。

一、福音與憂慮：轉基因技術及其特點

基因一詞是英語“gene”的音譯，它源于印歐語系，是“開始”、“生育”的意思。很久以來，人們并不明白遺傳的奧秘。19世紀的細胞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與孟德爾的遺傳定律，為近代生物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孟德爾從豌豆實驗中推導出存在著專門承擔遺傳作用“種質”的遺傳因子，從而演繹出孟德爾遺傳規律。1909年，丹麥學者約翰遜提出用基因來指稱任何一種生物中控制任何遺傳性狀而其遺傳規律又符合孟德爾定律的遺傳因子。1910年，摩爾根通過果蠅白眼突變研究，確證基因位于染色體上，隨后創立了基因論。1953年Waston和Crick創立了DNA雙螺旋結構，首次揭示了DNA分子的結構、組成及功能，開創了從分子水平揭示生命現象本質的新紀元，揭開了現代生物技術發展的序幕。197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生物化學教授PaulBerg和Jackson利用限制性內切酶和連接酶，得到了第一個體外重組的DNA分子，開啟了重組DNA技術的先河，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目的的基因重組的成功嘗試。運用重組DNA技術將外源的優良目的基因導入受體細胞或組織，改變其遺傳組成后產生物質及其后代，這就是轉基因技術。這項技術可以把任何外源的基因包括人、植物、動物、微生物甚至人工合成的基因，整合到植物、動物、微生物細胞中，使其具有人們所需要的各種性狀。可見，轉基因技術使人獲得一種改變生物遺傳性狀、創造新物種的能力。

隨著轉基因技術的出現，人類跨入了基因工程時代：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從生物體最基礎的遺傳物質——DNA水平上來改造生物體，進而改造整個自然界。正因為如此，轉基因技術在農業、工業、醫療方面都有廣泛的應用。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包括：(1)種植業。轉基因技術應用于植物育種，產生轉基因作物，改變植物的遺傳特性，不僅可獲得抵御各種害蟲和病毒、以及除草能力的作物，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作物的產量和質量；培育各種奇花異草等園藝品種。(2)養殖業。轉基因技術應用于動物育種，產生轉基因動物，即人工改變基因，使之具有優質、速生、高抗性等人類需要的優良特性的家畜家禽新品種。(3)醫藥業。利用轉基因細胞進行細胞培養，利用轉基因微生物發酵培養或利用轉基因動植物作為生物反應器來生產胰島素、干擾素等珍稀藥物，利用動植物生產疫苗等。(4)食品加工業。利用轉基因技術改良曲霉、酵母等微生物品種，發酵生產食品添加劑和加工助劑、醬油、奶制品等，達到提高產量或改善風味等目的。此外，轉基因技術作為生物學領域的成果，正通過大量邊緣學科和相關行業的轉化、吸收，迅速滲透到電子、信息、乃至機電、環保等其他行業，極大地改變了這些領域里的生產、管理、組織模式。成為推動生產力進步的強大內動力。總之，以轉基因技術為基礎的生物技術“代表著最有前途的技術方向，是本世紀最具有影響的高新技術新興產業帶，是最有生命力的經濟增長鏈，是未來前景最有競爭力的產業群”。

當然，轉基因技術是一種完全不同于傳統生物育種技術的新技術，它有自身的特點，這些特點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首先，轉基因技術打破了物種之間的界限，例如，在自然進化中似乎不可能突破的動物和植物之間的界限因為轉基因技術的出現而變成了現實；其次，也因為轉基因技術突破了物種之間的界限，從而也使人類可以人為地改變自然物種的進化方向與進化速度，它可能導致這樣一種結果，在自然進化狀態下也許要經歷漫長的時間才可能出現的新物種，在轉基因技術條件下短時間就可以出現；由此，它引發出轉基因技術的第三個特點，即它所可能導致的后果更加難以預測。轉基因技術和其他技術不同，它是一種生物技術即它是按照人的目的對生命存在的一種改造，創造出的是一些具有特殊性狀的生物新品種，它不像無機物的合成那樣，如果說無機物的合成品仍然是無機物，那么轉基因技術的“作品”卻是有生命的，它能夠再生，而且其性狀可以遺傳給下一代。這些也許是“提前”到來的新物種會給整個生物界(包括人類)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實在難以預測，這也就更加加深了人們的憂慮。例如，人們已經憂慮轉基因技術的應用可能導致減少生物的多樣性，破壞生態平衡，增加某些疾病的人畜共患幾率，等等。

正因為轉基因技術的上述特點，使得人們圍繞它所進行的倫理爭論一直就沒有停止過，可以說，所有圍繞轉基因技術進行的倫理論爭，都是基于轉基因技術的上述特點而展開的。

一、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為什么用“增債”而非“增稅”

哈維。羅森的債務理財理論對深刻理解我國反周期的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用“增債”而非“增稅”或“減稅”是有十分重要理論意義的。國債作為取得財政收入形式，相對于稅收而言，借助國債這個財政收入對政府增加財政支出的能力所形成的約束就可能是“軟”的。這是因為國債具有不同于稅收的形式特征的約束。稅收盡管也有其自身的內在約束，但稅收這個財政收入具有三個形式特征：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稅收所具有的強制性和無償性，決定了微觀經濟主體對“可容忍的”稅收水平的看法是趨于相對穩定。（阿特金森、斯蒂格里茨，1992）在正常情況下，政府增稅（提高稅率或增設稅種）的企圖往往會遭到一定的反抗。無論這種反應是來自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也不論它是以顯性的形式表現出來，還是以隱性的形式表現出來，它總是對政府“人為增加財政收入企圖的一個制約因素。而稅收所具有的”固定性“特征，又決定了課稅的對象及其比例或數額等，必須以法律的形式預先確定下來。除非變動稅法，否則政府只能依法治稅，按法定的標準課稅而不能有任意性和隨意性的更改等等。

國債，作為國家的公共信用，它是一種信譽度極高的“金邊債券”，是以政府公信力為擔保，并按市場規律發行和流通的有價證券。“公共信用是力量與安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源泉，我們應該珍惜它”（喬治、華盛頓）。國債除了具有公信用特征即收益的安全性一面，又有一般信用所具有的兩個特征即借債還本付息的增值有償性，以及國債自愿買賣，何時需要、何時發行等靈活方便的流動性和變現性。國債是安全性、有償性、流動性三性俱全。

對當時經濟增長下滑和社會總需求不足，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反周期調節，究竟應采取“增債”還是“減稅”？按照國際通常的做法，或者如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進行反周期調節，一般都采用“一減三增”做法，即減稅、增加財政支出、財政赤字和國債，最終地說，無非是一減稅，二增債。兩者擇其一。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為什么不選擇“減稅”而采用“增債”形式，我們認為，其原因：一是我國尚不存在全面減稅的基礎和條件，不是不想減，而是減不動，減不得！因為連年的財政赤字居高不下，加上財政的債務依存度很高，如果全面減稅，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將更要下降。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基礎將更加脆弱。這將會進一步削弱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業已弱化的財政保障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

二是我國的稅收結構是以工商企業的間接稅即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為主，而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直接稅所占比例較小，國家的稅負主要由企業負擔。2000年我國企業所得稅（包括涉外企業所得稅的個人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直接稅占全部稅收收人的19％，而間接稅收人占全部稅收收入的70％。這按國際經驗，削減直接稅的擴張效應的自動調節器作用要優于間接稅。這樣，如果削減間接稅，一則減稅效應較弱，放棄大量收入而獲取較弱的刺激投資和消費效益是得不償失的；二則削減間接稅又具有拉動物價進一步下降的效應，在我國已存在通貨緊縮的趨勢下，它將導致物價下跌，就更不利于企業發展和拉動經濟增長。

三是我國的稅制也是一種對投資征高稅的稅制。對投資征稅包括有三方面的內容：一為生產型的增值稅；二為投資方向調節稅，稅率為投資額的5—30％（1990年已改為減半征收，2000年該稅取消）；三為強制性地低估勞動成本，例如北京參照傳統國有企業規定非國有企業的名義貨幣工資為800元，高于此數的都算做利潤。這一工資水平不包括住房、福利、公費醫療、退休保障等收入，而目前非國有企業的實際貨幣工資一般平均為2000元左右，按800元計算勞動成本，就會有60％左右的工資被當作利潤征稅（張曙光，2000）。因此，減稅將大大減少政府的大量稅收收人，而且再說在當時已有45％左右的虧損企業面的條件下，和即使迄今企業經濟效益有所好轉利潤有所增加的情況也仍有1/3以上的企業虧面的條件下，減稅，實際上企業是無錢繳稅，“減稅”只是減少欠稅，對刺激生產尤其是刺激和擴大需求，幾乎很難產生積極效應而大打折扣！希望“減稅”來減輕企業負擔，刺激消費和投資，只能是一種愿望。同時，又由于在當時原有的經濟結構框架內，傳統的市場需求已基本飽和，市場需求開拓的空間很小，對經濟發展很難達到預期效果。這些“減稅”的條件、均不具備。四是普遍減稅，勢必修改稅法，工程浩大，決非短期所能見效。這就涉及稅收的固定性、無償性和強制性等三性形式特征的法律的變更和修改程序、手續等問題。五是盡管我國的宏觀稅率不高，1998年約在12.4％，但帶有稅收性質的“費”收入，名目繁多，使企業的實際稅費負擔不堪重負，即有“清費”的要求。從一定意義上說，清費乃是最大程度上的減稅之舉！當前減稅首先必須“清費”，清理不合理的巧立名目的稅收性質的“費”。目前企業負擔偏重，主要不是稅收負擔重，而是非稅的“費”負擔重。（有人計算各種非稅負擔的“費”甚至超過了稅收）因此，把這部分“費”清理好了，實際上就是“減稅”，這就有利于體現稅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則，也有利于改善企業的經營條件和環境，可以說這是一種一定意義上的“永久性減稅”。

日本學者野田良之在研究中國法制史和中國法文化時，強調了中國訴訟文化的非對抗性，他將中國傳統的刑事訴訟稱為上訴或保護性訴訟模式，而將西方的訴訟模式稱為競爭性訴訟模式〔1〕。日本學者滋賀秀三教授進一步將中國傳統訴訟形態歸納為“父母官訴訟”〔2〕。我國法文化學者梁治平先生也指出，對抗需建立在某種文化的共識之上，而維持整個社會的和諧，構成了中國古代法的出發點。〔3〕

家國傳統與和諧精神，使中國傳統訴訟文化缺乏競爭和對抗的要素。正是由于這種傳統，加上當時的“情境因素”，近現代中國的訴訟形式，雖采用了控辯審分離的近現代訴訟形式，但具體的道路，是傾向于歐洲大陸的訴訟形式，具有明顯的“職權主義”即非對抗制特征，仍然缺乏對抗制因素。

在現代刑事訴訟中，兩種基本的訴訟結構——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即對抗制與非對抗制，存在重要的差別。所謂職權主義的非對抗制模式，其特征是強調國家機關的職權作用，由偵查階段主張國家具有單方面偵查權的偵查職權主義，到審判階段由法官直接調查積極審判的法官職權主義，都顯示出一種國家主義傾向。它強調國家機關正確解決社會沖突的職權和責任，要求這些機關依據其法律責任查明真相，最大限度的保護各種應當受到保護的社會利益。我國過去的刑事訴訟，從包大人打坐開封府問案，到按照1979年通過的新中國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審案，雖然由于時代不同在訴訟程序的技術性設置上有重要區別（如是否允許“大刑伺候”——刑訊取供），卻都是采取國家司法官員依職權主動審問的方式。在這種訴訟方式中，可能因社會的進步賦予被告人自行辯護或委托他人（如律師）辯護的權利，但在法官審問和推進訴訟的條件下，訴訟的對抗性較弱，因為法官掌握訴訟的命運，被告人原則上不能也不宜與法官對抗，而因法官在庭審時直接調查案件事實，也缺乏控辯雙方進行訴訟對抗的充分條件。

另一種被稱為當事人主義或對抗制模式，則是以控辯雙方的訴訟對抗和法官的中立聽證為審判結構的基本法理。其特點是將訴訟雙方視為法律地位平等的訴訟當事人，并以抗辯即訴訟對抗的方式推進訴訟，并從訴訟對抗中發現案件真實和妥當解決爭訟。首先，從訴訟關系上看，在這種結構中，檢察官已從法制的“守護人”的角色走下來，實際上成為代表國家執行犯罪控訴職能的一方當事人，并與另一方當事人——刑事被告及其辯護人形成一種法律地位平等、訴訟權利對等的相對關系。其次，從訴訟雙方的任務和職能看，控訴方承擔在法庭上對有罪指控進行舉證的責任，辯護方則利用法律賦予的權利極力進行辯護舉證并抨擊控訴方的立證，從而使訴訟抗辯成為庭審的基本內容。再次，從查明案情所采取的證據調查方式看，對案件事實的調查不再采用法官直接審問的方式，而是主要依靠控辯雙方進行“交叉詢問”——在證人出庭的情況下，由一方作主詢問，另一方針對主詢問再作詢問，以圖抵消主詢問的作用，主詢問與再詢問可以循環多次。這就是抗辯式證據調查。

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既有價值上的考慮，又有技術上的動因。前者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我國原刑事訴訟結構存在對公民個體權益保護不足的弊端，因此應強化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訴訟權利，同時為他們創造行使這種權利的機會和條件。后者則是認為原訴訟結構以檢察官移送的偵查案卷為審判的基礎，而且法官在正式審判前將全面閱卷，對案件作實質性審查，這樣既容易形成有罪認識的先入為主，又使法庭的公開審判流于形式，形成所謂的審判“走過場”。“走過場”即制度虛置，而人們普遍認為，法庭審判，是以公平和公開的方式尋求公正訴訟結局的最重要的制度設置。這次修改刑訴法采用了由控辯雙方向法庭舉證的所謂“控辯式”訴訟形式，也就是說，在法庭上，訊問被告、詢問證人、出示物證、宣讀鑒定結論等，都不再以法官為主進行，而主要由檢察官和律師從事這些活動。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控訴和辯護雙方可以相互辯駁（過去只能在法庭辯論階段進行辯駁）雖然保留了法官調查證據的權利，但以控辯雙方的舉證和辯論為庭審中查明案情的主要方式，已經大大加強了對抗制因素，檢察官在庭審中有某種當事人化趨勢。這實際意味著以弱化職權主義因素、強化對抗制因素為基本特征的訴訟結構的根本性變革已經開始發生。

進一步而言，這種以當事人舉證為主要內容的庭審方式變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因為盡管修正案對庭審問題的規定有一些彈性，為法理解釋和司法實務留下了一定的變動空間，但法庭舉證主體已發生變化，“控辯式”庭審已基本確立，這一改變不僅影響法庭審判制度，而且勢必導致刑事訴訟內在機制的轉變。由此而引發偵查、起訴、審判程序的結構和功能發生重大的變化。庭審是訴訟活動的中心，也是對全部訴訟活動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階段。庭審的改變，對抗制訴訟方式的貫徹，將使訴訟雙方趨于平等，使被告方獲得較之非對抗制訴訟大得多的維護自身權利的條件和機會。而且它將促使偵查起訴方式或早或遲作相應改變。因為要讓辯護方能在法庭有效舉證，就必須賦予他相應的調查能力，被告辯護方的辯護性調查可能與國家偵控機關的犯罪調查同時展開并互相監督。同時，實行司法令狀主義，由法官掌握搜查、扣押、逮捕等強制性偵查措施的決定權尤其是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決定權，可能成為下一步變革的方向之一，這將促使偵查中對抗性的增強。當然，從目前看，偵查模式目前大體未變。雖然已允許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訴訟，但尚有較大限制，目前還談不上采取以“彈劾制”偵查觀支撐的對抗制偵查方式，但律師的介入和嫌疑人在偵查中地位的強化，使偵查中的對抗性顯然增強，這一點卻是不能否認的。

摘要：市場經濟有其內在的界限。這些界限主要表現在：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會界限，倫理界限，生態界限，法治界限。要化解和消弭市場經濟的這些界限，就必須將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公平正義、可持續發展、倫理道德、生態文明、法治文明等有機鏈接起來。

關鍵詞：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公平正義生態文明法治文明

市場經濟業已成為我們經濟生活的主要體制樣式，也逐漸形成了其獨具特色的運作邏輯。在《大轉型》一書中，卡爾·波蘭尼對市場經濟及其運作邏輯做了非常精到的概括。市場經濟是指一種在市場獨自控制、調節和指導下的經濟體系；商品生產和分配的秩序，則托付給這一自我調節的機制。這種經濟制度來自于這樣的期望，即人類的行為方式是以實現最大的金錢收益為導向的。自我調節意味著，所有產品都是為了在市場上銷售，所有收入都來自這種銷售。市場體系最令人吃驚的特性在于，一旦它被建立起來，人們就必須允許它在沒有外界干預的情況下運行。[1]質言之，市場經濟就是一種沒有、也不需要外界干預、完全依賴自我調節，以實現收益最大化的經濟體制。

自從市場經濟發生以來，其相關的爭議就從未停止過。易言之，對市場經濟的批判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從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到馬克思、喬姆斯基都持有一致的觀點。阿爾諾·比特認為，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引向人剝削人、社會財富集中和個性瘋狂。他認為，這不是“經濟”，即通過改造大自然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而是亞里士多德稱之為“金錢經濟”的東西：把經濟從一種服務于社會（城邦）的子體系，蛻變為以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牟取利潤的機器。[2]本文主要討論市場經濟的限度。論證思路是從市場經濟導致大眾貧困這一現象入手，進而就市場經濟的界限的主要表現做一個整體性的闡釋。據此，有針對性地提出破解市場經濟局限性的相應思路。

一、大眾貧困導致市場經濟的困局

無論是對市場經濟的反思，還是對資本主義發展歷程的重新評價，我們都會注意到有這樣一種觀點，即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將導致大眾貧困。這一點對于我們剛剛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來說，無論如何，都有一些可資借鑒或者說警戒意義。因為無論是我們對于市場經濟的知識儲存，還是對于市場經濟的宏觀駕馭，我們都還相當有限，是處于真正的“處級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