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同性范文10篇

金融系統的英文對應是financialsystem，在國內的研究中也常譯為金融制度、金融體系。金融系統的提法則源于allenandgale的“comparingfinancialsystems”一書的引進，人民大學的學者周業安、王晉斌認為書中“financialsystem”所講述的內容已經遠遠超出了通常意義上所理解的制度一次的內涵，而將譯書定名為比較金融系統，不過其并沒有對于金融系統的內涵給予詳細的界定，但由于此書產生了一個約定俗成的看法：即一提到金融系統，就專指比較金融系統中所分析的英美為代表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和德日為代表的銀行主導型金融系統。關于兩種金融系統模式的劃分，源于格申克龍（gerschenkron，1962）對于企業外部融資不同方式的考察；卡林頓和愛德華（carington，edwards，1979）則第一次提出了銀行為主（bank-based）或資本市場（capitalmarket-based）為主的金融系統機構；雷布琴斯基（rybczynski，1984）則正式提出了銀行主導（bank-oriented）與市場主導（market-oriented）這兩種不同的金融系統；邁耶（mayer，1994）又提出了銀行經濟和市場經濟（bankeconomicsandmarketeconomics）的區分；波林（pollin，1995）則繼承了赫澤曼（hirschmann，1970）所提出的用腳投票（exit）和用嘴投票（voice）的劃分，而用腳投票即證券持有者退出權的行使，是典型的資本市場為主導的金融系統模式，用嘴投票即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長期合作關系，是典型的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系統模式；伯格洛夫(berglof，1990，1995)從不完全契約角度看待金融系統，先將金融系統分為銀行主導和市場主導兩種，而后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劃分了兩種不同的融資結構——關系緊密型融資和保持距離型融資，并指出銀行融資屬于關系緊密型，證券市場融資屬于保持距離型。上述劃分方式，盡管提法各異，但是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分法”：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

因此，盡管上述兩分法的劃分可能存在某些問題，但是依舊是目前通行的劃分標準，。當然上述劃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學者提出把不同國家的金融系統劃分為發達的與落后的，然后再根據其中介與市場的不同作用，劃分為發達的銀行主導型或落后的銀行主導型，或是發達的市場主導型或落后的市場主導型。但是發達與落后的劃分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模糊的，因此這一劃分并沒有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統放在銀行主導型的代表模式——東亞區域內考察，會發現東亞區域內各經濟體的金融系統都似乎面臨著一種尷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統開始不適應東亞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某種程度上反而成為某種障礙，這主要表現為：日本經濟長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遲遲無法推進；韓國等東亞各國經受了東亞金融危機的洗禮；即使一直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也積聚了高度的金融風險，金融制度的改革與轉型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而每每反思東亞金融系統的問題時，往往是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系統中的制度設計存在嚴重問題，是后發國家實施趕超戰略的產物，大量存在著金融發展理論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現象，在很多方面已經與現實經濟的要求相嚴重脫離，因而當其可以集中經濟資源的優勢已經耗盡的時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來，而成為制約東亞經濟發展的一大瓶頸，因而應該向美國學習，積極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大力發展金融市場，將金融系統向市場主導型模式推進。不過從日韓改革的實踐看，“美國式”的改革與轉型并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因而對于東亞區域內金融系統最終將向何種模式演變，是繼續沿著目前這種自成一體的模式演化，還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靠攏還不可能有確定的答案。這最終的演化結果注定不是人們事先設計的產物，而是各種力量相互沖突協調的結果。不過從國際發展的趨勢看，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經濟領域中某種程度的全球制度趨同的確正在發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顯然在目前占據了明顯的上風。而從以往的國際經驗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也的確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經受了危機的考驗。至于有人把東亞金融系統的危機完全歸結于后發國家趕超戰略的痼疾，筆者不能同意這種觀點，因為美國也曾經是后發國家，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也是在經歷了不斷的危機與反危機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實際上，兩種系統都不是靜止的、封閉的，而是變化的、開放的，就該種意義而言，沖突和趨同都體現在系統演化的歷史進程中。

中國的經濟一直保持著高速的增長，但是在中國的金融領域卻蘊藏了巨大的風險隱患，不良資產經過大幅度剝離后依舊居高不下，盡管難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轉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而且已經開始了具體的實施，微觀層次上的金融治理結構改革正如火如荼的進行。從目前的實踐看，推動轉型的創新主體依舊是政府，但是同時必須看到在這背后所蘊含著巨大的市場因素，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民營資本乃至民間金融的自發發展使得政府必須主動地推動這一制度轉型的進行，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轉型具有適應經濟發展內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國經濟已經緊緊地和世界經濟聯系在一起，所以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也脫離不了國際大環境的影響。那么東亞金融系統真的會向著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演化嗎？也就是當前兩種模式的金融系統真的會走向趨同嗎？而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必須適應這種趨勢嗎？而在這一過程中又應該注意些什么？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從金融系統、資源配置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對于金融系統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即mckinnon，shaw學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結構與實際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系，開始強調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專著《金融理論中的貨幣》則提出金融系統對于一個社會能否有效的配置和運用資源具有決定性意義，金融系統的存在是使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必要條件；goldsmith(1969)則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國數據來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提出了有關衡量金融發展的主要指標和基本命題，最后的結論是在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帕特里克則提出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問題上存在兩種類型：需求追隨型和供給領先型，并分析了兩者之間的轉化；mckinnon(1973)、shaw(1973)發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很強的正向關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針對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張，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加快了經濟增長，而金融抑制則對于經濟增長具有嚴重的消極后果。在麥金農—肖的研究框架下，許多論文對于麥金農和肖著作中沒有加以詳細發揮的命題進行了嚴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爾（basantk﹒kapur,1976）、唐納德﹒馬西森（mathieson，1980）、馬克斯韋爾﹒j﹒弗來（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應用于勞動力富裕的發展中國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穩定化過程和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些基本動態特征，考察了各種金融自由化工具對于經濟增長率的績效，開始把外貿自由化和外匯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來。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個良好的金融系統的確需要適當的金融自由化。

在這個基礎上，第二代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增長理論應運而生，其理論架構上側重于內生經濟增長和內生金融機構的分析。本斯文加與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與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與卡普爾（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別從提供流動性、信息成本優勢、空間分離與有限溝通以及當事人的流動性偏好與約束的角度論證了金融中介的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布特與薩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與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則對于金融市場的內生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做了深入地探討。

一、新媒體與電影產業結合的現狀概述

2014年被稱為互聯網巨頭全面進軍電影產業的“元年”，以BAT（百度、阿里、騰訊）為代表的一批中國互聯網公司，通過融資、并購和戰略合作，布局電影產業的速度大大加快，直接沖擊和改造著傳統影業的格局。這種融合趨勢是必然的，根據2017年1月22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第3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7.31億，相當于歐洲人口總量，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3.2%。網民數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互聯網的發展速度，還在另一個層面上展現了互聯網自身傳播范圍的廣泛性，新媒體與電影產業的融合趨勢不可阻擋。新媒體給電影產業帶來的有利因素幾乎遍布電影產業鏈的整個過程。在電影制作過程中，互聯網不僅可以為其提供諸如IP內容的開發方式并提供制作平臺，還可以使用大數據技術監測受眾心理基于此生成受歡迎的電影文本；在電影投資過程中，互聯網公司通過眾籌的方式可以使影迷愛好者成為投資人，投資規?？啥嗫缮伲沟脨酆谜吣軌騾⑴c到電影的運營之中；在電影營銷的過程中，互聯網對電影的影響甚至使電影產生了深刻的變革，傳統電影的營銷方式多為海報和預告片，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這種傳統的宣傳方式已經讓位于話題炒作和創意營銷，電影營銷商還可以利用大數據技術提升電影營銷的針對性；在電影發行放映過程中，在線票務不僅可以擴大電影票的購買量，還可以通過購買電影片源實行線上放映，以此擴大電影的收視率；在電影衍生品的生產方面，雖然中國還沒有比較成功的衍生品案例，但衍生品對于電影盈利發揮的巨大推動作用已經初現端倪，例如“迪士尼”系列動畫電影，其音像制品、書籍、玩具、服裝、道具等衍生品甚至能創造超過票房的收入。我國也在逐漸摸索這種盈利模式，大部分電影商選擇同步推出游戲制品、同名電視劇、電視節目來增強電影的長尾效應，以獲取更多效益。

二、中國電影產業“去藝術化”的趨同性表現

電影作為一種大眾化的藝術表現形式，與新媒體的運營模式是存在一些區別的，新媒體的思維核心是流量導入，它主要是從流量中挖掘數據價值，電影產業鏈、電影生態的打造全部圍繞流量進行，而傳統的電影主要依靠票房盈利。因此可以說互聯網是基于收視率的大小來運營的，而電影所具有的不僅僅是商業價值，還要保持自身的藝術性質。（一）“去藝術化”導致電影內容的趨同。電影的這種藝術性質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被新媒體環境所消解，早在20世紀3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的創始人霍克海默就提出了文化工業的欺騙性質，但他那時候所面臨的問題并不是如今這種新媒體環境，而是工業革命生成的新技術對影視行業所產生的影響，他認為，當時社會狀態下宏觀和微觀之間形成了一種非常顯著的一致性，這也就是人們所生存的文化環境：在壟斷下，所有大眾文化都是一致的，它通過人為方式生產出來的框架結構明顯展示出來。電影和廣播不再需要裝扮成藝術了，他們已經變成了公平的交易。這種電影產業的一致性趨勢不僅存在于工業革命時期，也存在于如今的新媒體環境之中。最近幾年在中國影視界興起的“IP電影”已經逐漸成為電影制作的重要方式，IP（Intellectualproperty）就是知識財產，電影通過搜尋關注度較高的IP，它可能是一部小說，也可能是漫畫作品。隨著市場需求的擴大，傳統電影劇本創作和文學作品改編的制作方式已經跟不上市場變化，放眼中國市場，越來越多的影視制作者開始注意到擁有廣泛閱讀量的網絡文學，目前它已經成為電影的重要來源（見表一）。在許多影視公司的劇本庫里，30％以上是網絡小說，許多電影制作公司也會定期向網絡文學網站及出版公司尋求好的作品。以《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為例，其改編自辛夷塢于2007年在起點中文網首發的《致我們終將腐朽的青春》，小說自從在起點網上登載，至今總點擊量達到了4063709次，推薦數達到24882次，小說連續7年霸占青春文學銷量榜首，再版8次，總銷量突破300萬冊。小說在線上和線下炙熱的關注度使得《致青春》成為名副其實的大IP，自2007年起，至電影上映時，累積的龐大讀者群和“粉絲”群為電影的票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電影還沒有上映前，這些讀者群就已經開始在網上討論小說的內容和對電影的期待，這樣的二次宣傳使得還沒有看過小說的人群對電影產生了好奇，增加了電影的關注度并擴大了收視范圍。電影的成功還帶動了小說改編成電視劇的趨向，2016年由該書改編的電視劇《致青春》播出，劇集由楊文軍執導。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電影越來越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休閑方式，這種急劇增長的需求的確給電影產業帶來了內容創造上的困難，而網絡文學以其龐大的讀者群和關注度為電影產業提供了新鮮的IP來源，其在電影制造的過程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從2010年開始，網絡小說改編成電影的趨勢開始出現，2011年、2012年是網絡小說集中向電影行業進軍的一年，到2013年、2014年改編自網絡文學的電影呈直線上升態勢，2015年至今，電影產業離不開“網絡文學IP”的現象已經將網絡文學和電影綁定。在這種看似繁榮的景象下，其實暗藏著對電影行業構成“去藝術化”的威脅。電影雖然是基于大眾群體的文化形式，但它的觀看價值主要來自于它的藝術性，電影中的藝術表達使得受眾能夠獲得區別于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追求，而這種藝術性主要來自電影制作者自身創造性的迸發。這種創造性能夠讓我們更好地理解瓦特•本雅明提出的電影通過自動放棄其“光韻”的理論，電影將鏡中的影像與人分離，并移動到觀眾眼前，通過幻覺般的想象和多義的猜測使大眾參與其中。技術早已通過拉近電影與大眾的距離來消解其藝術性質，在新媒體環境下“網絡文學IP”則深化了這種消解狀態，可以看到比較有影響力的網絡文學大多以青春愛情為題材，這種文學呈現出的是一種大眾普遍的價值觀念追求，雖然帶有一定的社會啟示性質，但藝術審美感并不高，在故事的情節設置上往往也比較老套一致，背叛、猜疑、疼痛，甚至墮胎之類的情節充斥在電影之中，這種做作的表達幾乎成為了網絡文學改編電影的固定模式，受眾甚至能夠通過前面的內容猜測到最后的結局。這種電影還具有比較大的形式限制，因為網絡小說為了吸引讀者往往會設置多個戲劇沖突，它的時間跨度是十幾年或者幾十年，在這樣一段漫長的故事發展脈絡里，讀者有足夠的時間來累積情感，在沖突發生時才有足夠理由產生情感的爆發，而電影在短短一兩個小時之內要講述十幾年或者幾十年諸多轉折性較強的故事沖突，根本就沒辦法完成情感的積累。以2015年上映的《左耳》為例，雖然電影收獲了40514萬票房，但電影展現出來的故事遭到了廣大網友的吐槽，小說《左耳》在營造人物性格上運用了很多心理描寫，在故事情節的發展上豐富曲折且動人心魄，然而在時長117分鐘的電影里，碎片化的故事讓人在情節的最高潮處絲毫感覺不到內心的波瀾，整部電影看起來就是一個平鋪直敘的階段性故事，有網友甚至評論說現在電影最受不了的就是“青春”“情懷”兩個詞，這何嘗不是如今網絡文學改編電影的通病呢？導演越來越注重對文本商業價值的追求，而對電影的內容缺乏把控，在“情懷”的外衣下講述著并不能打動人心的故事，大同小異的情節脈絡使得電影不能在“百花齊放”的環境下得到發展。（二）“去藝術化”導致電影技術使用方式的趨同。現如今，新媒體環境對電影的“去藝術化”還導致了技術使用手法的趨同性，數字化技術使得電影在繼續發揮其大銀幕高畫質的同時，呈現出造就視覺奇觀的能力，這種強大的“影像造物主”方式史無前例地把許多以前電影人想過卻表現不出來的題材變成銀幕上栩栩如生的畫面?？催^《阿甘正傳》的人應該對片頭和片尾中出現的展現羽毛飄落的長鏡頭有很深刻的印象，這種無切換的表達方式不借助數字合成技術是很難完成的，將技術運用于濃厚的詩意畫面之中,為影片的情感表達增色不少。新媒體技術進入到電影產業之中,本應該是為電影的敘事提供服務的，英國著名文化理論家雷蒙德•威廉斯在其《漫長的革命》一書中指出了對待藝術的變革性思考：藝術家創作作品實際上是在熟悉溝通和傳播手段，通過其使社會的共同意義不斷被人體驗，這種互動關系是個人意義與共同意義的互聯，說明意義與手段不可分割。而《阿甘正傳》中正是因為使用了技術合成的長鏡頭,便能夠藝術地展示作者想要表達的主題，導演構建了傳播手段與受眾之間的共同意義，使得技術成為電影情感表達的重要輔助手段。然而在新媒體環境下技術手段的地位逐漸被改變了，它一改之前的輔助角色,躍升成為電影制作的主要手段，還有什么技術展現不了的電影畫面嗎？技術甚至成為電影宣傳的噱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由郭敬明執導的，于2016年9月上映的奇幻片《爵跡》，這部電影打出國產首創全真人CG技術的宣傳口號，在上映之前就引發了強烈關注，諸如《郭敬明導演中國第一部真人CG電影<爵跡>》《國內首部真人CG電影<爵跡>預告片來襲》《<爵跡>為國產真人CG電影開創先河》等類似的新聞標題比比皆是。然而電影上映之后，CG技術展現的“九頭身”形象遭到了觀眾對人物形態美感的強烈質疑，這種技術的堆砌絲毫不能掩蓋電影在內容上的拙劣表達，很多沒有看過書的觀眾不僅沒有弄清人物關系，甚至對故事內容一頭霧水，更別說展現什么主題思想和社會價值了，這樣的電影還有什么藝術性可言？“對于中國電影產業來說，《爵跡》的意義不是票房，而是中國電影終于有這個類型了。”這是郭敬明對《爵跡》作出的最新說明。電影的價值的確不是票房可以衡量的，然而也不是有沒有使用某個類型的技術能夠衡量的，僅僅是為了填補技術制作上的空白，大可以磨練好講故事的功底之后，再去追求技術上的超越。環顧如今影視業，似乎陷入了技術的怪圈，拍得不好的鏡頭可以通過后期進行調整，演員足不出戶就可以利用“摳像”技術嫁接到新的場景之中……這樣的技術依賴癥在無形之中改變著電影制作者的價值觀，所以郭敬明說出這樣的話也不足為奇。技術在如今這個新媒體時代被賦予了區別于以前電影制作的意義，技術成為了判斷一個電影價值的標準，技術的合理性在當今社會成為高于電影藝術性的手段，這種觀點不僅被制作人所接受，而且也被大眾所接受，這樣的意識形態氛圍導致了電影產業對技術運用的追求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影視作品中如果不使用特效，甚至有人會覺得很沒檔次。在這種思維主導的電影產業中，電影制作人也不得不屈服于對技術的追求，由于技術地位的轉換，電影失去了“內容為王”的價值取向，在有限的故事講述能力下所呈現的對技術的追求，并沒有能夠超過其他同類電影的閃光點，一提起技術，受眾就會想到摳圖、濾鏡、閃現等手法，這也是技術在弱化電影藝術性的同時帶來的趨同化現象。電子藝術“創作”實際上依循的是一種新的原則，就是將業已存在的符碼進行再修飾，在不同的選項中作出選擇，最后再組合到作品之中，流程上類似現代工廠流水線的組裝過程。（三）“去藝術化”導致電影思想觀念的趨同。新媒體環境下，作為大眾文化的電影包含商業性質是其發展的必然趨勢，因為電影產業是經濟領域的一部分，它的發展離不開我國經濟發展的大環境，其必然會受到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制約。[8]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進入了世界工廠的運轉之中，這種全球化環境對中國的影響是變革性的，先進科學技術和文化的交流可以為中國的電影產業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但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也隨著世界工廠的運作，進入到中國電影產業的領域之中，表現出來的不僅是對電影制作的影響，還有對電影中傳達的思想觀念產生的影響。有這樣一道調查題目：您對電影的總體印象是什么？（單選）A.藝術；B.一種文化商品；C.消遣娛樂的工具；D.精神文化產品調查結果顯示，42％的被調查者認為，電影是消遣娛樂的工具；30％的被調查者認為，電影是一種文化商品；21％的被調查者認為，電影是一門藝術。而認為電影是一種精神文化產品的僅為7％，這反映人們對于電影的認知定位偏向。[9]電影產業所具有的商業性質不可否認，自從電影進入市場環節中，就被賦予了追求利潤的目的，但商業性與電影本身的藝術性這兩個特性應該找到一個平衡點，不能因為追逐商業利潤而放棄自身的藝術價值，放棄電影中對社會思想觀念的正確塑造。在世界電影交流越發密切的環境中產生了一種競爭氛圍，各個國家為了占據競爭的制高點，突出發展了對自身文化價值取向的傳播，對全球化趨勢下的西方思想觀念入侵，應該引起電影制作人的重視，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是消費觀念對中國電影產業帶來的顛覆性影響，這種消費觀念正在改變我國電影產業的制作方式和思想觀念。存在于電影產業制作方式的消費觀念集中體現在對廣告的宣傳上，以電影《美人魚》為例，這是周星馳在2016年推出的電影，它一共收獲了339212.8萬的票房。電影中包含了眾多植入廣告，這些廣告已經不再是簡單出現在鏡頭中比較顯眼的地方，而是成為了電影中有價值的道具，例如五糧液是作為解藥出現在電影中的，并且它的作用在之前也進行了鋪墊。植入廣告已經讓觀眾習以為常，電影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形式，在進入市場之后必然要爭取更多的資金，廣告成為電影得以制作的重要來源之一，依托電影出現的確是一種有效的宣傳方式，但正是因為這樣的融合，使得電影越來越被賦予商業化性質。目前電影中的植入廣告大多以生硬插入為主，只有很少的導演能夠將廣告毫無痕跡地融入電影之中，廣告的植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電影的制作，導演對廣告的植入產生了思維上的限制，電影制作已經不再像之前那樣，能夠心無旁騖地做好故事情節和鏡頭語言的表達。除了電影制作方式中存在的消費觀念，電影本身內容的制作也傳遞著一種消極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念。以郭敬明2013年出品的系列電影《小時代》為例，它的累計票房達到了4.85億，在中國本土電影中票房是比較可觀的。然而電影中赤裸裸地展現出對物質生活的追求，以及幾乎病態的消費主義價值理念。其構建的甚至是一個并不存在的虛擬世界：大學宿舍和豪宅沒有什么差別；時尚總編是人們追求的社會價值最高點；上海只是一個宏觀環境，毫無生機；愛情和友情是如此蒼白無力；這是個只有物質才能戰勝一切的時代，在電影中能夠看到的是燈紅酒綠和紙醉金迷。物質的確是支撐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礎，但這種將物質的作用無限放大的電影，影響的不僅僅是觀看者的思維，還或多或少影響了整個社會對于物質的看法。在《小時代》構建的世界中，物質成了個人生活追求的終極目標，只有獲得了豐富的物質基礎，才能過上無憂無慮的生活，才能收獲友情和愛情，才能站在世界的頂端不受他人頤指氣使，這樣的生活才是我們想要的生活。

三、新媒體對中國電影“去藝術化”現狀的啟示

新媒體的發展對影視創作者的影響已經在潛移默化中發展成為一種“去藝術化”的消極觀念，新媒體實踐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虛擬空間、虛擬實境等也具有瓦解主體意識、淡化人際關系、分散社會矛盾焦點的潛在危險。[7]郭敬明曾經影響了一代90后，從2008年《小時代》小說出版之后，他由一個作家成為了導演，他所寫的文字也由青春感傷變成了物欲橫流，他只是中國本土電影導演思想變化的一個縮影。改革開放30年，我國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西方消費主義觀念也開始進入我國傳統思想觀念之中，在這種大環境的競爭中，中國電影已經被悄然改變，然而這種物質性的價值觀念是否是我們人生應該追求的目標，人們還沒有清醒認識到，在電影的影響下，社會思維的趨同性變化應該值得思考和警惕。當代新媒體的發展使得電影產業日新月異，但是，這種新媒體技術對于電影的沖擊也不能小覷。在不斷追逐電影創作的過程中，這種暗藏在表象下的趨勢值得被相關的電影工作者所注意。電影作為一種集視覺和聽覺為一體的現代科技與藝術的綜合體，有其獨特的藝術特征，這種藝術特征體現為影視創作者的創新能力，在新媒體技術不斷發展的潮流之中，電影的創新性逐漸被消磨，呈現出的同質化趨勢是對電影本身藝術性的沉重打擊。電影內容和技術使用方式的趨同只是對電影本身的創作形成了威脅，其中所傳播出來的趨同性觀念卻能夠與社會相聯系，在這種不斷興起的文化環境之中，對于社會思潮的多樣性發展也是不利的。然而這僅僅是新媒體技術對電影產業發展不良影響的表現之一，如何利用技術提高創造性而不是被技術控制創作，是每個影視工作者首先需要思考的問題。

金融系統的英文對應是financialsystem，在國內的研究中也常譯為金融制度、金融體系。金融系統的提法則源于allenandgale的“comparingfinancialsystems”一書的引進，人民大學的學者周業安、王晉斌認為書中“financialsystem”所講述的內容已經遠遠超出了通常意義上所理解的制度一次的內涵，而將譯書定名為比較金融系統，不過其并沒有對于金融系統的內涵給予詳細的界定，但由于此書產生了一個約定俗成的看法：即一提到金融系統，就專指比較金融系統中所分析的英美為代表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和德日為代表的銀行主導型金融系統。關于兩種金融系統模式的劃分，源于格申克龍（gerschenkron，1962）對于企業外部融資不同方式的考察；卡林頓和愛德華（carington，edwards，1979）則第一次提出了銀行為主（bank-based）或資本市場（capitalmarket-based）為主的金融系統機構；雷布琴斯基（rybczynski，1984）則正式提出了銀行主導（bank-oriented）與市場主導（market-oriented）這兩種不同的金融系統；邁耶（mayer，1994）又提出了銀行經濟和市場經濟（bankeconomicsandmarketeconomics）的區分；波林（pollin，1995）則繼承了赫澤曼（hirschmann，1970）所提出的用腳投票（exit）和用嘴投票（voice）的劃分，而用腳投票即證券持有者退出權的行使，是典型的資本市場為主導的金融系統模式，用嘴投票即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長期合作關系，是典型的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系統模式；伯格洛夫(berglof，1990，1995)從不完全契約角度看待金融系統，先將金融系統分為銀行主導和市場主導兩種，而后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劃分了兩種不同的融資結構——關系緊密型融資和保持距離型融資，并指出銀行融資屬于關系緊密型，證券市場融資屬于保持距離型。上述劃分方式，盡管提法各異，但是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分法”：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

因此，盡管上述兩分法的劃分可能存在某些問題，但是依舊是目前通行的劃分標準，。當然上述劃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學者提出把不同國家的金融系統劃分為發達的與落后的，然后再根據其中介與市場的不同作用，劃分為發達的銀行主導型或落后的銀行主導型，或是發達的市場主導型或落后的市場主導型。但是發達與落后的劃分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模糊的，因此這一劃分并沒有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統放在銀行主導型的代表模式——東亞區域內考察，會發現東亞區域內各經濟體的金融系統都似乎面臨著一種尷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統開始不適應東亞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某種程度上反而成為某種障礙，這主要表現為：日本經濟長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遲遲無法推進；韓國等東亞各國經受了東亞金融危機的洗禮；即使一直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也積聚了高度的金融風險，金融制度的改革與轉型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而每每反思東亞金融系統的問題時，往往是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系統中的制度設計存在嚴重問題，是后發國家實施趕超戰略的產物，大量存在著金融發展理論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現象，在很多方面已經與現實經濟的要求相嚴重脫離，因而當其可以集中經濟資源的優勢已經耗盡的時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來，而成為制約東亞經濟發展的一大瓶頸，因而應該向美國學習，積極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大力發展金融市場，將金融系統向市場主導型模式推進。不過從日韓改革的實踐看，“美國式”的改革與轉型并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因而對于東亞區域內金融系統最終將向何種模式演變，是繼續沿著目前這種自成一體的模式演化，還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靠攏還不可能有確定的答案。這最終的演化結果注定不是人們事先設計的產物，而是各種力量相互沖突協調的結果。不過從國際發展的趨勢看，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經濟領域中某種程度的全球制度趨同的確正在發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顯然在目前占據了明顯的上風。而從以往的國際經驗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也的確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經受了危機的考驗。至于有人把東亞金融系統的危機完全歸結于后發國家趕超戰略的痼疾，筆者不能同意這種觀點，因為美國也曾經是后發國家，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也是在經歷了不斷的危機與反危機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實際上，兩種系統都不是靜止的、封閉的，而是變化的、開放的，就該種意義而言，沖突和趨同都體現在系統演化的歷史進程中。

一、中國的經濟一直保持著高速的增長，但是在中國的金融領域卻蘊藏了巨大的風險隱患，不良資產經過大幅度剝離后依舊居高不下，盡管難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轉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而且已經開始了具體的實施，微觀層次上的金融治理結構改革正如火如荼的進行。從目前的實踐看，推動轉型的創新主體依舊是政府，但是同時必須看到在這背后所蘊含著巨大的市場因素，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民營資本乃至民間金融的自發發展使得政府必須主動地推動這一制度轉型的進行，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轉型具有適應經濟發展內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國經濟已經緊緊地和世界經濟聯系在一起，所以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也脫離不了國際大環境的影響。那么東亞金融系統真的會向著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演化嗎？也就是當前兩種模式的金融系統真的會走向趨同嗎？而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必須適應這種趨勢嗎？而在這一過程中又應該注意些什么？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獻評論

如果從金融系統、資源配置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對于金融系統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即mckinnon，shaw學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結構與實際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系，開始強調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專著《金融理論中的貨幣》則提出金融系統對于一個社會能否有效的配置和運用資源具有決定性意義，金融系統的存在是使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必要條件；goldsmith(1969)則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國數據來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提出了有關衡量金融發展的主要指標和基本命題，最后的結論是在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帕特里克則提出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問題上存在兩種類型：需求追隨型和供給領先型，并分析了兩者之間的轉化；mckinnon(1973)、shaw(1973)發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很強的正向關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針對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張，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加快了經濟增長，而金融抑制則對于經濟增長具有嚴重的消極后果。在麥金農—肖的研究框架下，許多論文對于麥金農和肖著作中沒有加以詳細發揮的命題進行了嚴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爾（basantk﹒kapur,1976）、唐納德﹒馬西森（mathieson，1980）、馬克斯韋爾﹒j﹒弗來（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應用于勞動力富裕的發展中國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穩定化過程和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些基本動態特征，考察了各種金融自由化工具對于經濟增長率的績效，開始把外貿自由化和外匯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來。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個良好的金融系統的確需要適當的金融自由化。。

金融系統的英文對應是financialsystem，在國內的研究中也常譯為金融制度、金融體系。金融系統的提法則源于allenandgale的“comparingfinancialsystems”一書的引進，人民大學的學者周業安、王晉斌認為書中“financialsystem”所講述的內容已經遠遠超出了通常意義上所理解的制度一次的內涵，而將譯書定名為比較金融系統，不過其并沒有對于金融系統的內涵給予詳細的界定，但由于此書產生了一個約定俗成的看法：即一提到金融系統，就專指比較金融系統中所分析的英美為代表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和德日為代表的銀行主導型金融系統。關于兩種金融系統模式的劃分，源于格申克龍（gerschenkron，1962）對于企業外部融資不同方式的考察；卡林頓和愛德華（carington，edwards，1979）則第一次提出了銀行為主（bank-based）或資本市場（capitalmarket-based）為主的金融系統機構；雷布琴斯基（rybczynski，1984）則正式提出了銀行主導（bank-oriented）與市場主導（market-oriented）這兩種不同的金融系統；邁耶（mayer，1994）又提出了銀行經濟和市場經濟（bankeconomicsandmarketeconomics）的區分；波林（pollin，1995）則繼承了赫澤曼（hirschmann，1970）所提出的用腳投票（exit）和用嘴投票（voice）的劃分，而用腳投票即證券持有者退出權的行使，是典型的資本市場為主導的金融系統模式，用嘴投票即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長期合作關系，是典型的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系統模式；伯格洛夫(berglof，1990，1995)從不完全契約角度看待金融系統，先將金融系統分為銀行主導和市場主導兩種，而后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劃分了兩種不同的融資結構——關系緊密型融資和保持距離型融資，并指出銀行融資屬于關系緊密型，證券市場融資屬于保持距離型。上述劃分方式，盡管提法各異，但是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分法”：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

因此，盡管上述兩分法的劃分可能存在某些問題，但是依舊是目前通行的劃分標準，。當然上述劃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學者提出把不同國家的金融系統劃分為發達的與落后的，然后再根據其中介與市場的不同作用，劃分為發達的銀行主導型或落后的銀行主導型，或是發達的市場主導型或落后的市場主導型。但是發達與落后的劃分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模糊的，因此這一劃分并沒有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統放在銀行主導型的代表模式——東亞區域內考察，會發現東亞區域內各經濟體的金融系統都似乎面臨著一種尷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統開始不適應東亞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某種程度上反而成為某種障礙，這主要表現為：日本經濟長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遲遲無法推進；韓國等東亞各國經受了東亞金融危機的洗禮；即使一直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也積聚了高度的金融風險，金融制度的改革與轉型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而每每反思東亞金融系統的問題時，往往是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系統中的制度設計存在嚴重問題，是后發國家實施趕超戰略的產物，大量存在著金融發展理論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現象，在很多方面已經與現實經濟的要求相嚴重脫離，因而當其可以集中經濟資源的優勢已經耗盡的時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來，而成為制約東亞經濟發展的一大瓶頸，因而應該向美國學習，積極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大力發展金融市場，將金融系統向市場主導型模式推進。不過從日韓改革的實踐看，“美國式”的改革與轉型并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因而對于東亞區域內金融系統最終將向何種模式演變，是繼續沿著目前這種自成一體的模式演化，還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靠攏還不可能有確定的答案。這最終的演化結果注定不是人們事先設計的產物，而是各種力量相互沖突協調的結果。不過從國際發展的趨勢看，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經濟領域中某種程度的全球制度趨同的確正在發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顯然在目前占據了明顯的上風。而從以往的國際經驗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也的確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經受了危機的考驗。至于有人把東亞金融系統的危機完全歸結于后發國家趕超戰略的痼疾，筆者不能同意這種觀點，因為美國也曾經是后發國家，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也是在經歷了不斷的危機與反危機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實際上，兩種系統都不是靜止的、封閉的，而是變化的、開放的，就該種意義而言，沖突和趨同都體現在系統演化的歷史進程中。

中國的經濟一直保持著高速的增長，但是在中國的金融領域卻蘊藏了巨大的風險隱患，不良資產經過大幅度剝離后依舊居高不下，盡管難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轉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而且已經開始了具體的實施，微觀層次上的金融治理結構改革正如火如荼的進行。從目前的實踐看，推動轉型的創新主體依舊是政府，但是同時必須看到在這背后所蘊含著巨大的市場因素，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民營資本乃至民間金融的自發發展使得政府必須主動地推動這一制度轉型的進行，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轉型具有適應經濟發展內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國經濟已經緊緊地和世界經濟聯系在一起，所以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也脫離不了國際大環境的影響。那么東亞金融系統真的會向著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演化嗎？也就是當前兩種模式的金融系統真的會走向趨同嗎？而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必須適應這種趨勢嗎？而在這一過程中又應該注意些什么？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從金融系統、資源配置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對于金融系統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即mckinnon，shaw學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結構與實際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系，開始強調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專著《金融理論中的貨幣》則提出金融系統對于一個社會能否有效的配置和運用資源具有決定性意義，金融系統的存在是使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必要條件；goldsmith(1969)則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國數據來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提出了有關衡量金融發展的主要指標和基本命題，最后的結論是在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帕特里克則提出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問題上存在兩種類型：需求追隨型和供給領先型，并分析了兩者之間的轉化；mckinnon(1973)、shaw(1973)發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很強的正向關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針對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張，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加快了經濟增長，而金融抑制則對于經濟增長具有嚴重的消極后果。在麥金農—肖的研究框架下，許多論文對于麥金農和肖著作中沒有加以詳細發揮的命題進行了嚴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爾（basantk﹒kapur,1976）、唐納德﹒馬西森（mathieson，1980）、馬克斯韋爾﹒j﹒弗來（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應用于勞動力富裕的發展中國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穩定化過程和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些基本動態特征，考察了各種金融自由化工具對于經濟增長率的績效，開始把外貿自由化和外匯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來。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個良好的金融系統的確需要適當的金融自由化。。

在這個基礎上，第二代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增長理論應運而生，其理論架構上側重于內生經濟增長和內生金融機構的分析。本斯文加與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與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與卡普爾（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別從提供流動性、信息成本優勢、空間分離與有限溝通以及當事人的流動性偏好與約束的角度論證了金融中介的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布特與薩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與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則對于金融市場的內生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做了深入地探討。格林伍德與約萬諾維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與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與澤爾烏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與津格爾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論與實證上具體研究金融系統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闡釋了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的三種促進機制，實證上分別檢驗了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股票市場和銀行相結合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金融發展與行業成長的關系，以及金融發展與企業的財務融資結構的關系。由此開創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內生金融增長模型的不足之處在于所探討的只是穩定狀態下的金融系統發展，而對于金融條件發生變化時的金融系統動態變遷路徑沒有進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金融系統的英文對應是financialsystem，在國內的研究中也常譯為金融制度、金融體系。金融系統的提法則源于allenandgale的“comparingfinancialsystems”一書的引進，人民大學的學者周業安、王晉斌認為書中“financialsystem”所講述的內容已經遠遠超出了通常意義上所理解的制度一次的內涵，而將譯書定名為比較金融系統，不過其并沒有對于金融系統的內涵給予詳細的界定，但由于此書產生了一個約定俗成的看法：即一提到金融系統，就專指比較金融系統中所分析的英美為代表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和德日為代表的銀行主導型金融系統。關于兩種金融系統模式的劃分，源于格申克龍（gerschenkron，1962）對于企業外部融資不同方式的考察；卡林頓和愛德華（carington，edwards，1979）則第一次提出了銀行為主（bank-based）或資本市場（capitalmarket-based）為主的金融系統機構；雷布琴斯基（rybczynski，1984）則正式提出了銀行主導（bank-oriented）與市場主導（market-oriented）這兩種不同的金融系統；邁耶（mayer，1994）又提出了銀行經濟和市場經濟（bankeconomicsandmarketeconomics）的區分；波林（pollin，1995）則繼承了赫澤曼（hirschmann，1970）所提出的用腳投票（exit）和用嘴投票（voice）的劃分，而用腳投票即證券持有者退出權的行使，是典型的資本市場為主導的金融系統模式，用嘴投票即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長期合作關系，是典型的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系統模式；伯格洛夫(berglof，1990，1995)從不完全契約角度看待金融系統，先將金融系統分為銀行主導和市場主導兩種，而后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劃分了兩種不同的融資結構——關系緊密型融資和保持距離型融資，并指出銀行融資屬于關系緊密型，證券市場融資屬于保持距離型。上述劃分方式，盡管提法各異，但是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分法”：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

因此，盡管上述兩分法的劃分可能存在某些問題，但是依舊是目前通行的劃分標準，。當然上述劃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學者提出把不同國家的金融系統劃分為發達的與落后的，然后再根據其中介與市場的不同作用，劃分為發達的銀行主導型或落后的銀行主導型，或是發達的市場主導型或落后的市場主導型。但是發達與落后的劃分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模糊的，因此這一劃分并沒有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統放在銀行主導型的代表模式——東亞區域內考察，會發現東亞區域內各經濟體的金融系統都似乎面臨著一種尷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統開始不適應東亞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某種程度上反而成為某種障礙，這主要表現為：日本經濟長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遲遲無法推進；韓國等東亞各國經受了東亞金融危機的洗禮；即使一直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也積聚了高度的金融風險，金融制度的改革與轉型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而每每反思東亞金融系統的問題時，往往是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系統中的制度設計存在嚴重問題，是后發國家實施趕超戰略的產物，大量存在著金融發展理論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現象，在很多方面已經與現實經濟的要求相嚴重脫離，因而當其可以集中經濟資源的優勢已經耗盡的時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來，而成為制約東亞經濟發展的一大瓶頸，因而應該向美國學習，積極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大力發展金融市場，將金融系統向市場主導型模式推進。不過從日韓改革的實踐看，“美國式”的改革與轉型并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因而對于東亞區域內金融系統最終將向何種模式演變，是繼續沿著目前這種自成一體的模式演化，還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靠攏還不可能有確定的答案。這最終的演化結果注定不是人們事先設計的產物，而是各種力量相互沖突協調的結果。不過從國際發展的趨勢看，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經濟領域中某種程度的全球制度趨同的確正在發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顯然在目前占據了明顯的上風。而從以往的國際經驗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也的確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經受了危機的考驗。至于有人把東亞金融系統的危機完全歸結于后發國家趕超戰略的痼疾，筆者不能同意這種觀點，因為美國也曾經是后發國家，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也是在經歷了不斷的危機與反危機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實際上，兩種系統都不是靜止的、封閉的，而是變化的、開放的，就該種意義而言，沖突和趨同都體現在系統演化的歷史進程中。

中國的經濟一直保持著高速的增長，但是在中國的金融領域卻蘊藏了巨大的風險隱患，不良資產經過大幅度剝離后依舊居高不下，盡管難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轉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而且已經開始了具體的實施，微觀層次上的金融治理結構改革正如火如荼的進行。從目前的實踐看，推動轉型的創新主體依舊是政府，但是同時必須看到在這背后所蘊含著巨大的市場因素，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民營資本乃至民間金融的自發發展使得政府必須主動地推動這一制度轉型的進行，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轉型具有適應經濟發展內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國經濟已經緊緊地和世界經濟聯系在一起，所以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也脫離不了國際大環境的影響。那么東亞金融系統真的會向著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演化嗎？也就是當前兩種模式的金融系統真的會走向趨同嗎？而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必須適應這種趨勢嗎？而在這一過程中又應該注意些什么？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獻評論

如果從金融系統、資源配置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對于金融系統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即mckinnon，shaw學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結構與實際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系，開始強調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專著《金融理論中的貨幣》則提出金融系統對于一個社會能否有效的配置和運用資源具有決定性意義，金融系統的存在是使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必要條件；goldsmith(1969)則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國數據來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提出了有關衡量金融發展的主要指標和基本命題，最后的結論是在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帕特里克則提出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問題上存在兩種類型：需求追隨型和供給領先型，并分析了兩者之間的轉化；mckinnon(1973)、shaw(1973)發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很強的正向關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針對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張，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加快了經濟增長，而金融抑制則對于經濟增長具有嚴重的消極后果。在麥金農—肖的研究框架下，許多論文對于麥金農和肖著作中沒有加以詳細發揮的命題進行了嚴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爾（basantk﹒kapur,1976）、唐納德﹒馬西森（mathieson，1980）、馬克斯韋爾﹒j﹒弗來（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應用于勞動力富裕的發展中國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穩定化過程和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些基本動態特征，考察了各種金融自由化工具對于經濟增長率的績效，開始把外貿自由化和外匯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來。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個良好的金融系統的確需要適當的金融自由化。

金融系統的英文對應是financialsystem，在國內的研究中也常譯為金融制度、金融體系。金融系統的提法則源于allenandgale的“comparingfinancialsystems”一書的引進，人民大學的學者周業安、王晉斌認為書中“financialsystem”所講述的內容已經遠遠超出了通常意義上所理解的制度一次的內涵，而將譯書定名為比較金融系統，不過其并沒有對于金融系統的內涵給予詳細的界定，但由于此書產生了一個約定俗成的看法：即一提到金融系統，就專指比較金融系統中所分析的英美為代表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和德日為代表的銀行主導型金融系統。關于兩種金融系統模式的劃分，源于格申克龍（gerschenkron，1962）對于企業外部融資不同方式的考察；卡林頓和愛德華（carington，edwards，1979）則第一次提出了銀行為主（bank-based）或資本市場（capitalmarket-based）為主的金融系統機構；雷布琴斯基（rybczynski，1984）則正式提出了銀行主導（bank-oriented）與市場主導（market-oriented）這兩種不同的金融系統；邁耶（mayer，1994）又提出了銀行經濟和市場經濟（bankeconomicsandmarketeconomics）的區分；波林（pollin，1995）則繼承了赫澤曼（hirschmann，1970）所提出的用腳投票（exit）和用嘴投票（voice）的劃分，而用腳投票即證券持有者退出權的行使，是典型的資本市場為主導的金融系統模式，用嘴投票即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長期合作關系，是典型的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系統模式；伯格洛夫(berglof，1990，1995)從不完全契約角度看待金融系統，先將金融系統分為銀行主導和市場主導兩種，而后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劃分了兩種不同的融資結構——關系緊密型融資和保持距離型融資，并指出銀行融資屬于關系緊密型，證券市場融資屬于保持距離型。上述劃分方式，盡管提法各異，但是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分法”：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

因此，盡管上述兩分法的劃分可能存在某些問題，但是依舊是目前通行的劃分標準，。當然上述劃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學者提出把不同國家的金融系統劃分為發達的與落后的，然后再根據其中介與市場的不同作用，劃分為發達的銀行主導型或落后的銀行主導型，或是發達的市場主導型或落后的市場主導型。但是發達與落后的劃分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模糊的，因此這一劃分并沒有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統放在銀行主導型的代表模式——東亞區域內考察，會發現東亞區域內各經濟體的金融系統都似乎面臨著一種尷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統開始不適應東亞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某種程度上反而成為某種障礙，這主要表現為：日本經濟長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遲遲無法推進；韓國等東亞各國經受了東亞金融危機的洗禮；即使一直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也積聚了高度的金融風險，金融制度的改革與轉型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而每每反思東亞金融系統的問題時，往往是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系統中的制度設計存在嚴重問題，是后發國家實施趕超戰略的產物，大量存在著金融發展理論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現象，在很多方面已經與現實經濟的要求相嚴重脫離，因而當其可以集中經濟資源的優勢已經耗盡的時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來，而成為制約東亞經濟發展的一大瓶頸，因而應該向美國學習，積極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大力發展金融市場，將金融系統向市場主導型模式推進。不過從日韓改革的實踐看，“美國式”的改革與轉型并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因而對于東亞區域內金融系統最終將向何種模式演變，是繼續沿著目前這種自成一體的模式演化，還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靠攏還不可能有確定的答案。這最終的演化結果注定不是人們事先設計的產物，而是各種力量相互沖突協調的結果。不過從國際發展的趨勢看，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經濟領域中某種程度的全球制度趨同的確正在發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顯然在目前占據了明顯的上風。而從以往的國際經驗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也的確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經受了危機的考驗。至于有人把東亞金融系統的危機完全歸結于后發國家趕超戰略的痼疾，筆者不能同意這種觀點，因為美國也曾經是后發國家，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也是在經歷了不斷的危機與反危機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實際上，兩種系統都不是靜止的、封閉的，而是變化的、開放的，就該種意義而言，沖突和趨同都體現在系統演化的歷史進程中。

中國的經濟一直保持著高速的增長，但是在中國的金融領域卻蘊藏了巨大的風險隱患，不良資產經過大幅度剝離后依舊居高不下，盡管難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轉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而且已經開始了具體的實施，微觀層次上的金融治理結構改革正如火如荼的進行。從目前的實踐看，推動轉型的創新主體依舊是政府，但是同時必須看到在這背后所蘊含著巨大的市場因素，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民營資本乃至民間金融的自發發展使得政府必須主動地推動這一制度轉型的進行，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轉型具有適應經濟發展內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國經濟已經緊緊地和世界經濟聯系在一起，所以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也脫離不了國際大環境的影響。那么東亞金融系統真的會向著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演化嗎？也就是當前兩種模式的金融系統真的會走向趨同嗎？而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必須適應這種趨勢嗎？而在這一過程中又應該注意些什么？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從金融系統、資源配置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對于金融系統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即mckinnon，shaw學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結構與實際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系，開始強調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專著《金融理論中的貨幣》則提出金融系統對于一個社會能否有效的配置和運用資源具有決定性意義，金融系統的存在是使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必要條件；goldsmith(1969)則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國數據來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提出了有關衡量金融發展的主要指標和基本命題，最后的結論是在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帕特里克則提出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問題上存在兩種類型：需求追隨型和供給領先型，并分析了兩者之間的轉化；mckinnon(1973)、shaw(1973)發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很強的正向關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針對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張，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加快了經濟增長，而金融抑制則對于經濟增長具有嚴重的消極后果。在麥金農—肖的研究框架下，許多論文對于麥金農和肖著作中沒有加以詳細發揮的命題進行了嚴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爾（basantk﹒kapur,1976）、唐納德﹒馬西森（mathieson，1980）、馬克斯韋爾﹒j﹒弗來（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應用于勞動力富裕的發展中國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穩定化過程和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些基本動態特征，考察了各種金融自由化工具對于經濟增長率的績效，開始把外貿自由化和外匯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來。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個良好的金融系統的確需要適當的金融自由化。。

在這個基礎上，第二代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增長理論應運而生，其理論架構上側重于內生經濟增長和內生金融機構的分析。本斯文加與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與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與卡普爾（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別從提供流動性、信息成本優勢、空間分離與有限溝通以及當事人的流動性偏好與約束的角度論證了金融中介的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布特與薩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與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則對于金融市場的內生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做了深入地探討。

內容提要：網絡治理與共同治理是公司治理兩種倍受關注的治理形式。但二者的理論基礎、治理目標、治理機制等方面具有趨同性，因此網絡治理不是對共同治理的發展。共同治理是一種觀念，而網絡治理則是共同治理的實現機制。

關鍵詞：網絡治理共同治理趨同性

傳統的公司治理結構是基于股東與經營者之間委托關系的股東至上單邊治理模式，公司控制權屬于股東，公司的經營目標是股東利益最大化。隨著股權的分散、企業之間相互參股的增加、企業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發展以及人力資本等非財務資本對于企業經營的日益重要，產生了基于相關利益者利益的共同治理模式，強調各種利益相關者對公司治理的廣泛參與。股東至上的治理模式體現一種追求效率的原則和目標，廣泛關注利益相關者利益最大化的共同治理模式則更側重于企業和社會整體的帕累托最優，強調企業與社會的同步協調發展，體現了一種追求公平的原則。在網絡經濟條件下，治理環境的變化使治理任務所依賴的路徑發生改變，引發治理形式的漸變，形成了一種新的治理形式——網絡治理。網絡治理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組織和個體通過經濟合約的聯結與社會關系的嵌入所構成的以企業制度安排為核心的參與者間的關系安排。包括兩方面，一是公司內部網絡治理，即公司內部的股東、經理與員工之間等之間的關系安排。二是公司外部網絡治理，即公司與外部利益相關者通過正式契約和隱含契約所構成的組織模式中的關系安排。共同治理作為一種不同于單邊治理的模式，得到了理論界的共同認同與重視，并對它們之間的關系有了清晰的認識。但網絡治理與共同治理的關系卻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文認為，網絡治理與共同治理并不是兩種不同的治理形式，二者在理論基礎、治理目標、治理機制等方面具有趨同性。

一、理論基礎的趨同性

共同治理的理論基礎是利益相關者理論。該理論認為，公司擁有包括股東、顧客、員工、供應商、合作伙伴、社區、輿論影響者和其他人在內的利益相關者群體。所有利益相關者都是擁有專用性資本的主體，他們分別向企業提供自己的專用性資本，擁有企業專用性資本的利益相關者同時也成為企業的所有者，股東不是企業的惟一所有者。企業則是這些提供專用性資本的利益相關者締結的一種合約，是治理和管理這些專用性資本的一種制度安排。公司的治理和管理應當平衡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各利益相關者應廣泛參與公司的治理。這里的利益相關者是任何影響公司目標的實現或被實現公司目標所影響的集團或個人。利益相關者與公司之間的利益關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可以是顯性的也可以是潛在的。利益相關者與企業間是一種影響互動的關系。一方面，企業的行動、決策、政策會影響利益相關者利益，另一方面，利益相關者也會影響企業的行動、決策和政策。根據這種影響互動，可以將利益相關者分為四類：1、支持型的利益相關者。其特點是合作性強，威脅性低，包括股東、債權人、經營者、員工與顧客等。2、邊緣性的利益相關者。其特點是對企業的威脅和與企業合作的可能性較低。包括雇員的職業聯合會、消費者利益保護組織以及未經組織起來的股東等。3、不支持型的利益相關者。其特點是對企業的潛在性威脅較高，而合作的可能性較氏，如存在競爭關系的相關企業、工會及新聞媒體等。4、混合型的利益相關者。其特點是對企業的潛在性威脅和潛在性合作的可能性都較高。包括緊缺的雇員、顧客。

網絡治理的理論基礎是企業網絡理論。1934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莫雷諾運用社會計量學的方法對小群體進行實證研究奠定了網絡研究的基礎。經濟學主要從以下兩個視角來研究網絡的存在性以及網絡的功能：一是把網絡作為一種分析工具?！熬W絡”概念最初被描繪成組織內部的非正式關系紐帶，然后發展為一個表達組織環境是如何被構建起來的術語，最后又成為分析權力與治理關系的研究工具；二是把網絡作為一種治理形式。把網絡視為一種治理形式，實質是把它當作使單個主體整合為一個連貫體系的社會粘合劑，把網絡與市場、科層等并列，視為一種獨立的交易活動協調方式。把網絡視為治理機制或合作機制離不開網絡分析工具，而網絡分析的最經典對象就是網絡。在企業的網絡分析中，不論是社會關系網絡結構觀、弱關系力量假設與社會資源理論，還是嵌入理論、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都是人與人、組織與組織以及人與組織之間形成的關系網絡。企業不是孤立的，會與許多關系主體發生各種交易行為，由此形成的網絡中如何協調各網絡主體的利益，如何對企業內部資源與外部網絡資源進行有效的組合，成為網絡治理的主要內容。

在我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始終貫穿著一條“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路線。這條由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路線，從唯物主義認識論方面的探索已很充分。在省委九屆四次全會上，通過實事求是地深刻分析省情，提出了要著力打造“一樞紐、三中心、四基地”，把我省建設成為輻射西部、面向全國、融入世界的西部經濟發展高地。此外，省委書記劉奇葆在2008年4月25日的省委領導班子“解放思想、科學發展”專題討論會上，強調推動新一輪思想大解放,核心是要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統一思想、統一行動,深刻理解“四個辯證統一”:發展目標的統一性和發展過程的階段性的辯證統一、發展平衡與非平衡的辯證統一、發展的系統性與重點性的辯證統一、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發展進步的辯證統一。這也要求我們在解放思想時要與時俱進地掌握正確的方法論，筆者本著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唯物認識論和辯證法、邏輯學三者統一的實踐哲學角度，結合當前全省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實際，試從世界觀、辯證法、邏輯學的角度予以淺敘。

一、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面向新時期正確解放思想要樹立正確的方法論的世界觀、思想觀、思維觀

鄧小平對“解放思想”進行了精確的闡釋，他指出“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約束，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法寶是解放思想，如何從世界觀、辯證法、邏輯學的角度掌握正確解放思想的方法，就成為了真正與時俱進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真正全面正確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關鍵。對于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在《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中強調：必須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去分析和解決問題，使思想適應發展變化的新形勢。因此，新時期解放思想，必須要有正確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論，這就包含了解放思想的方法論的三個方面：一是正確的方法論世界觀，二是正確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論思想觀，三是正確的解放思想的方法論思維觀

本文拋磚引玉，先對解放思想的方法論的三個方面做一些初探。

（一）解放思想必須樹立正確的方法論世界觀，即解決解放思想的正確的方法論從哪里“來”的問題。

人面對世界，無非是認識世界“是什么”和面對世界“怎么辦”。前者是認識論世界觀，后者是方法論世界觀，世界觀包含兩者，兩者相互作用。一方面，世界觀是認識論、方法論的前題，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有什么樣的認識論、方法論。另一方面，世界觀又是人們認為世界“是什么，怎么樣”的根本觀點，用這種觀點作指導去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成了認識論世界觀和方法論世界觀。

一、理論基礎的趨同性

共同治理的理論基礎是利益相關者理論。該理論認為，公司擁有包括股東、顧客、員工、供應商、合作伙伴、社區、輿論影響者和其他人在內的利益相關者群體。所有利益相關者都是擁有專用性資本的主體，他們分別向企業提供自己的專用性資本，擁有企業專用性資本的利益相關者同時也成為企業的所有者，股東不是企業的惟一所有者。企業則是這些提供專用性資本的利益相關者締結的一種合約，是治理和管理這些專用性資本的一種制度安排。公司的治理和管理應當平衡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各利益相關者應廣泛參與公司的治理。這里的利益相關者是任何影響公司目標的實現或被實現公司目標所影響的集團或個人。利益相關者與公司之間的利益關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可以是顯性的也可以是潛在的。利益相關者與企業間是一種影響互動的關系。一方面，企業的行動、決策、政策會影響利益相關者利益，另一方面，利益相關者也會影響企業的行動、決策和政策。根據這種影響互動，可以將利益相關者分為四類：1、支持型的利益相關者。其特點是合作性強，威脅性低，包括股東、債權人、經營者、員工與顧客等。2、邊緣性的利益相關者。其特點是對企業的威脅和與企業合作的可能性較低。包括雇員的職業聯合會、消費者利益保護組織以及未經組織起來的股東等。3、不支持型的利益相關者。其特點是對企業的潛在性威脅較高，而合作的可能性較氏，如存在競爭關系的相關企業、工會及新聞媒體等。4、混合型的利益相關者。其特點是對企業的潛在性威脅和潛在性合作的可能性都較高。包括緊缺的雇員、顧客。

網絡治理的理論基礎是企業網絡理論。1934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莫雷諾運用社會計量學的方法對小群體進行實證研究奠定了網絡研究的基礎。經濟學主要從以下兩個視角來研究網絡的存在性以及網絡的功能：一是把網絡作為一種分析工具?！熬W絡”概念最初被描繪成組織內部的非正式關系紐帶，然后發展為一個表達組織環境是如何被構建起來的術語，最后又成為分析權力與治理關系的研究工具；二是把網絡作為一種治理形式。把網絡視為一種治理形式，實質是把它當作使單個主體整合為一個連貫體系的社會粘合劑，把網絡與市場、科層等并列，視為一種獨立的交易活動協調方式。把網絡視為治理機制或合作機制離不開網絡分析工具，而網絡分析的最經典對象就是網絡。在企業的網絡分析中，不論是社會關系網絡結構觀、弱關系力量假設與社會資源理論，還是嵌入理論、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都是人與人、組織與組織以及人與組織之間形成的關系網絡。企業不是孤立的，會與許多關系主體發生各種交易行為，由此形成的網絡中如何協調各網絡主體的利益，如何對企業內部資源與外部網絡資源進行有效的組合，成為網絡治理的主要內容。

利益相關者理論與企業網絡理論雖然是兩種不同的理論，但二者具有趨同性。在企業網絡體系中，與企業相關的網絡主體與企業及網絡主體之間存在利益關系。從企業間網絡看，企業間基于信任與合作的關系實質上是一種利益關系，通過合作、競爭、控股、集團等形式，借助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約，獲取各自的利益，他們是利益相關者。從企業內部網絡看，經營者、內部員工、股東等網絡主體與企業之間也是一種利益關系，通過建立內部科層組織結構，以保障各自的利益。因此，利益相關者理論與企業網絡理論研究的都是同樣的對象，即企業的利益相關者。

二、治理目標的趨同性

共同治理的目標是合理平衡各利益相關者間的利益，實現利益相關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并以此來安排利益相關者在公司治理中的權力。按照權利制衡權力的邏輯，利益相關者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利益），必然要借助一定的權力，通過行使相應的權力來實現自己的權利。因此，要求在公司治理中根據自己權利的大小分配適應的權力，當公司行為或其他利益相關者侵害自己的權利時可以通過行使權力來保障自己的權利，以此參與公司治理。不僅于此，利益相關者對公司資本的投入要追求最大的回報，即利益相關者利益最大化。利益相關者利益最大化要求各利益相關者作為整體聯盟，對投入公司的資本進行有效的整合，通過資本經營方式，實現資本運營的最佳效率與效果。這里的資本不但包括現有的利益相關者投入公司的現實資本，還包括潛在的利益相關者的潛在資本。

小學生的數學學習過程實質上是數學模式的構建過程，因此會產生各種錯誤，其中有一類淺層次的錯誤，又稱形成性錯誤，就是誤讀。所謂“誤讀”是指人們在接受一種新的知識時，按照自己所熟悉的思維方式進行選擇和切割而產生的對原意的偏離。這種偏離可以是有意識的曲解，也可能由于客觀因素制約出現的無意識誤讀。小學生的數學誤讀大多是無意識的。過去我們對小學生數學錯誤的分析往往局限于錯誤的形式與結果，而忽略了錯誤的層次分析，尤其是對誤讀的剖析，這種狀況亟待改變。小學生的數學誤讀發生率較高，產生面也較寬，幾乎每個小學生都出現過不同程度的誤讀。進一步研究可以發現，常見的小學生數學誤讀有以下三點：①視覺性誤讀。這是低年級小學生容易出現的誤讀，主要特征是對符號或數碼字母解讀失誤，尤其是在較為緊張的口算訓練中，小學生心理壓力增大，辨讀符號準確率降低；也有小學生為追求運算速度，眼看口念心算，一心多用導致誤讀；還有的小學生符號解讀能力較差，停留在“出聲思維”階段，一道算題非得要用嘴讀上一遍方可“輸入”，囿于課堂環境，他們不敢讀出聲，而只能在嘴里默讀，這樣勢必影響計算速度，當看到其他同學已經做完時，他們開始著急，這時往往會出現誤讀，真是“忙中出錯”。②趨同性誤讀。注意到兩種數學模式之間相同性，忽視了相異之處，誤以為可用同一種方式去處理而發生的誤讀。這是思維定勢所造成的誤讀。最典型的例子是：“一條船上有75頭牛，33只羊，問船長的年齡多大？”據浙江一次調查結果表明，只有5%的學生認為無解，而另外95%的學生居然根據已有的兩個數據計算出了船長的年齡（75+33=108歲，或75-33=42歲）。他們的理由是，“凡老師出的題都是可以解的”。這就是趨同性誤讀。小學生的趨同性誤讀還有：在口算練習時，連續幾道加法題之后夾一道減法題，一些同學仍做成加法；變式訓練中，忽視算式中細微的差別，仍按過去的辦法做；在應用題列式時，不根據已知條件獲取信息（總數、部分數或總數、份數、每份數），決定使用何種算法，而是根據問句中的“一共”、“平均”等詞簡單分類，機械記憶，從而出現判斷失誤。③習慣性誤讀。這是一種模式性誤讀，由已有的模式對新模式產生的干擾所致，即心理學的“前攝作用”，也是一種知識間的負遷移。小學生在做四則混合運算的應用題時，有人會根據數字特征來決定算法，如果給出兩個數字具有倍數關系，他們首先想到用除法，因為可以整除，而忽視其實際條件的要求，這是他們頭腦中已形成的“除法計算模式”（即“乘法口訣”的逆用）在起作用而出現的誤讀；又如在學習“三角形的認識”一節時，小學生通過各種變式圖形的辨認，在頭腦中形成了單一三角形的模式，接著讓他們數一數圖形

附圖{圖}中有幾個三角形時，一些人認為只有4個，而不是8個。發生這種誤讀的原因是單一三角形模式的影響，看到復合起來的三角形圖形不會辨認，以為它不是三角形，這是“習慣性誤讀”。

小學生數學誤讀的出現具有雙重含義：首先說明了學生已經在用腦思考數學問題，正在形成新的數學模式的過程中，這是一種形成性錯誤。有經驗的教師決不會橫加指責、諷刺挖苦他們，而是諄諄誘導，助一臂之力；其次，誤讀的出現說明小學生在學習中遇到了障礙，發生了困難和偏差，教師需認真分析、仔細反?。菏怯捎谧约旱恼`導所致，還是學生的認知失誤？是新舊數學模式之間臺階過大、坡度太陡，還是學生思維惰性或知識遺忘而產生的？教師應仔細分析，及時處理，不可掉以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