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位范文10篇

時間:2024-03-07 06: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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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被動性缺位”及對策

【摘要】人們的生活水平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提高,旅游行業也隨之得到發展。旅游行業屬于具備綜合性的新興產業。針對當前旅游行業管理的實際情況,仍舊沒有形成科學的管理體制,旅游行業管理出現混亂的情況,這對于旅游行業的發展造成一定的制約。本文主要針對旅游管理的“被動缺位”的情況,并且提出具體的對策,從而促進我國旅游行業更好的發展。

【關鍵詞】旅游管理;被動性缺位;對策

近些年我國經濟一直持續增長,也由此加快了旅游行業的發展,結合我國旅游業的實際情況,旅游業居于很強的綜合性,可以獲得經濟效益。旅游行業在發展的過程中,緊密聯系到旅游管理的體制,從而促進旅游行業的不斷發展。針對旅游行業管理體制的發展情況,在我國的旅游行業管理體制發展當中存在滯后的情況,管理體制沒有結合旅游行業的發展情況,這樣對于現代旅游行業的發展造成制約。因為被動缺位的原因,對于旅游行業的發展造成制約,要想對于促進旅游管理更好的發展,因此需要加大力度研究被動性缺位,針對存在的問題,從而采取應對的措施,從而促進旅游行業更好的發展。

一、旅游管理“被動性缺位”的主要表現

(一)管理體制混亂

通過相關的調查,我國旅游行業的管理體制通常都是利用傳統的管理模式,導致管理體制比較混亂,對于利益掛鉤產生依賴性,旅游社和導游沒有實現互相影響,近些年還出現了對于旅游業公共形象造成影響的事件。管理內容仍舊不夠具體,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管理標準比較保守,影響到管理的深度。建立良好的管理體系,需要明確自身的側重點,避免出現體制混亂的情況,不能對于眼前的利益過于關注,對于社會效益和長遠利益不夠重視。在實踐過程中,只是簡單的制定了考核指標體系,旅游行業不夠重視管理,并沒有建立出科學的管理體系,沒有調動出職工的積極性,使職工和組織出現一定的偏離,無法提高職工的工作效率。旅游行業作為綜合性產業,依靠各種社會資源,在各個領域中涉及到各種資源,因此旅游業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各個部門就產生了密切的關系,使旅游管理具備一定的覆蓋性,利用傳統的部門管理權被分割,使旅游資源在空間上存在分散性,從而出現條塊分割的情況。從而出現管理空白和管理缺位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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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倫理缺位對策

1教育管理倫理的出現

在管理的工作中引入倫理道德,關注倫理道德在管理中的作用,已經是未來管理的發展趨勢。20世紀60年代開始,倫理道德進入到企業管理中去,隨著時間的推移,管理倫理已經是管理學科中重要的部分。在倫理的實際運用過程中,對管理具有很大的作用,并且得到極大的推廣與認可。公共管理是一種治理社會的模式,是第一個建立在倫理道德、原則、觀念基礎上的模式。在公共管理中,引用倫理與道德已經是普遍的管理理念。相較于倫理精神在企業管理與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教育管理作為一個特殊的領域,更需要倫理精神的參與。教育管理倫理意思是教育管理的相關制度、規定以及管理的關系、理念、行為在倫理方面的規范以及道德。在教育管理中,一定會充溢著價值以及道德,教育管理不可能成為一種單純的技術化的管理。任何的管理都會充溢著道德、倫理精神。教育領域同其他社會領域相比,擔負著社會的發展重任。教育是促進社會健康、有序、良好發展的手段,是推動人類進步、維護社會穩定的工具。從某種意義上講,教育管理人員的行為與成效,影響著人的身心健康發展,影響著全社會的和諧穩定。所以,教育管理的倫理具有重大意義。

2倫理缺位的現狀

相較于企業管理與公共管理的倫理精神的運用,教育領域中的倫理卻得不到足夠的重視。一些管理者不能夠很好地進行管理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倫理的缺位。根據我國現在的教育情形,很容易看出教育管理倫理缺位的現狀。(1)侵害公正。公正是道德的基本體現,如果沒有公正,道德倫理就不復存在。公正能否體現,是需要管理人員的倫理精神以及具有保障性質的政策、規定、制度。公正體現在道德制度的基礎之上,其中與很多的政策、制度有很大關聯,比如高考加分環節,三好學生、優秀的學生干部等這些學生都可以加分,這就體現著不公平的政策。在這種規定下,違法的事情很容易發生。這種制度的不道德相較于個人的不道德,更加嚴重。制度倫理的缺位,影響深遠。(2)踐踏了尊嚴。在我國的教育中,學生的隱私是不受重視的。考試成績全校公示,有的學生談戀愛,學校會在全體師生面前進行通報批評。以教育的名義,踐踏學生的尊嚴,隱私也隨之被盜走。在教育管理里,學生處于被動的局面。在學生尊嚴被踐踏的同時,管理人并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以教育為借口,剖析學生的隱私,踐踏學生的尊嚴。教育管理只有具有價值才有意義,如果失去了教育的價值,也就沒有什么意義了。管理的價值與教育的價值不能同日而語,兩則要同時存在,以犧牲一種價值換取另一種的存在,是價值觀的錯誤。學生具有接收教育的權力,同時也有受到尊重的權力。(3)漠視生命的意義。在教育管理中,如果遺失了倫理精神,就會有生命被漠視的情況發生。學校應該是學生的樂園,但是,校園里常常出現令人難過的事情。例如,對學生的謾罵、毆打等對學生身心造成傷害的事情時常發生。人在社會上遭到謾罵或毆打,可以通過法律進行解決,學生在教育管理中,面對這些事情,卻難能依靠法律,很多行為的發生介于法律的邊緣,需要倫理道德進行約束。教育對人的生命的影響不僅僅是生理上的,更重要的是對精神上的。

3教育管理倫理建設的現實對策

(1)推進教育管理倫理學科的發展。在教育管理倫理的道德實踐活動中,教育管理倫理學科起到指引的作用。現在,教育管理倫理學科各國都有一定的研究,尤其是歐美國家,已經研究到教育管理的深層次,這對于教育管理的倫理建設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在我國,這個建設才開始不久,沒有受到人們足夠的重視。所以,要從基礎入手,漸漸深化這一區域,推進教育管理倫理學科的發展。(2)教育管理倫理法律框架的建立。教育管理倫理法律框架是經過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及規章制度,為校園管理人員制定的道德準則,并且必須遵守。通過制定法律條款來約束管理人員去進行管理,是一種有效的方法。在一些國家,倫理規范很多被引入到法律體系中。特別是近些年來,一些國家甚至一些職業性質的管理機構頒布了倫理方面的法律。所以,確保教育管理倫理,需要通過法律手段,進行約束。(3)完善管理人員的責任機制。通過法律框架確保教育管理倫理的同時,也要制定關于教育管理倫理的制度以及相關的程序,進而約束教育管理人員的行為。倫理和道德具有很多的性質,比如不確定性,多元化等等,所以,倫理以及道德的建設和發展,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障。同時,還要一定的程序,確保責任機制的有效執行。(4)管理人員的行為倫理準則的制定。在教育系統中,管理者的行為倫理準則在涉及管理人員責任以及相應的義務的同時,還包括一些行為的約束。行為倫理準則是體現教育管理的價值以及對管理人員的行為的限制,界定管理人員的權限的同時限制管理人員的行為。(5)公眾的參與及監督。在推動教育管理倫理發展的過程中,可以進行問卷調查、網上投票等方式,讓更多的家長、學生以及教育相關人員參與到學校的管理中。通過外來力量,增強監督的力度,使管理決策更加規范化、準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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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暴力”的法律缺位與應對

摘要:當代中國校園暴力現象在近幾年中已經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除了教育體制、校園管理機制以及家庭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之外,我國在應對校園暴力上存在嚴重的法律缺位。這種缺位主要表現在對法律保護對象的認識不清、對侵害行為責任主體的判斷不清、對違法行為、犯罪行為的界定不清以及在司法實踐層面片面從輕等多個方面。

關鍵詞:校園暴力;霸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年齡

近年來,一系列惡性校園暴力事件接踵發生,中國校園暴力問題、青少年犯罪問題已經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之一。隨著中國社會轉型的加速與道德建設的相對滯后,在近幾年中“校園暴力”逐步體現出4個基本的發展趨勢:第一,隨著校園安全的加強,校外人員隨意進入校園基本被杜絕(筆者在調研中發現,北京市初高中基本都實現了封閉性管理,在上課時間外人如不經登記基本上無法進入校園。各個初高中學校的領導對于校園中的人身傷害事件都保持著高度的警惕與關注),因此,校園暴力多發生在熟人之間,這與日本近似而不同于以陌生人間沖突為主要特征的美國校園暴力[1]。第二,由于學校對于校園內的突發安全情況控制較嚴,沖動性暴力行為逐步發展為團伙性的、計劃性的、學校周邊地區的暴力行為。尤其是未成年人之間運用互聯網等現代通信工具組織、合謀現象較為普遍。第三,侵財案件高發,而且通常表現為未成年人之間、熟人之間恃強凌弱的長期性敲詐勒索。第四,未成年侵害者懂法、知法而不守法的現象突出。校園暴力不再是一些學者想象中“法律意識淡薄”的產物,而是知道法律漏洞之后的理性行為。比如一訪談對象表示“我們打人的時候都知道輕重,避著能打出事的地方,扇幾個耳光,踢幾腳,警察根本不管,家長找到學校也最多就是道個歉、做個檢查”。簡單而言就是“不打死、不打殘、不反社會就沒事”。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社會中的校園暴力正顯現出西方國家校園暴力中“霸凌”現象的某些特征。主要為實力存在明顯差距的同齡人之間,強者通過長時間、多頻次地對弱者施加肢體、言語、心理等多角度的暴力侵害,以達到羞辱、排擠、控制弱者,給弱者造成身體、心理等多方面持續性嚴重傷害的行為。它的暴力程度雖然未必嚴重,但是其對受害者人格尊嚴、精神狀態以及校園風氣的危害性極大。然而,我國當前的未成年人保護制度尚未對這一變化予以充分重視。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我國有關管理部門對于校園暴力普遍存在著反應遲緩、處置偏輕、應對不力等多方面的問題,這也許是執法者素質不高,執行不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相應的制度建設并沒有跟上快速變化的社會事實,從而造成了在“校園暴力”現象中,較為普遍的法律缺位。

一、對未成人違法犯罪的主觀惡性估計不足帶來的刑事責任缺位

我國的立法部門與管理部門對未成年施暴者的主觀惡性認識不足,習慣性地認為校園暴力是理性不足的孩子們的嬉鬧、打鬧,其發生原因是施暴者的認識錯誤。因此以教育而非懲戒為主的應對方式。但是就世界范圍而言,我國的刑事責任年齡明顯較高[2],我國《刑法》只規定了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這意味著大多數的14周歲以上未成年人的暴力行為與12~13歲青春發育期的未成年人都是在刑法調整范圍之外[3]。顯然,這種幾十年來一貫的立法與執法思路,已經嚴重落后于社會現實。早在十余年前,據有關調查,未成年人犯罪年齡就較20世紀90年代提前了2~3歲,18歲以下青少年犯罪上升約120%,14歲以下青少年犯罪上升約280%[4]。10~13歲的低齡犯罪占了未成年人犯罪的70%[5]。未成年人在今天的社會氛圍之下,其發育之快、成熟之快以及墮落之快、習得殘忍之快,已非幾十年前生活于單純、封閉環境中的父輩可比。在現實生活中,12~13歲的未成年人大部分已經理解了刑罰的性質、功能與后果[6]。一些青少年兇徒之所以施暴,往往并不是對法律無知,而是深知法律對其很難有嚴格的約束[7]。

二、對校園暴力的社會危害性估計不足帶來的保護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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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缺位補選論文

3月12日,國務院批準董建華先生的辭職請求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宣布第二任行政長官缺位后補選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是原行政長官的剩余任期。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發言人就此發表了談話。圍繞任期問題,香港和內地的法律界繼續展開討論,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就我個人來講,是支持剩余任期說的。這里有幾條理由,提出來供各位同仁參考。

一、從基本法的立法原意看,現行制度下補選行政長官的任期只能是剩余任期

1、現行制度下補選的行政長官的任期不宜越屆。

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圍繞行政長官缺位后補選的任期問題,有過不同意見。有的主張剩余任期,有的主張作為新的一屆五年任期。為此,基本法第五十三條關于行政長官缺位補選的條文也有一個變動過程。1988年4月公布的香港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見稿)曾寫明:“行政長官缺位時,應在六個月內產生新的一屆行政長官。”1989年1月公布的香港基本法(草案)以及1990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香港基本法,將這一規定修改為:“行政長官缺位時,應在六個月內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產生新的行政長官。”刪去了其中的“一屆”兩字,把“新的一屆行政長官”改為“新的行政長官”,表明補選的行政長官僅為屆內“新的一位”,非“新的一屆”。

2、選舉委員會在五年任期內只能補選屆內行政長官。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選舉委員會非單為一次選舉而組成并于選后解散。它是一個任期五年的常任委員會,任期與行政長官任期相配套。簡言之,它只管一屆的選舉,但不一定只管屆內一位或一任的選舉。具體講,起草基本法時,在刪去“一屆”的同時增加了“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產生”。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附件一則規定:“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五年。”基本法附件一規定在2007年以前設立一個任期五年的選舉委員會選舉行政長官,無疑包含著便于在五年里行政長官缺位時及時補選新的行政長官以完成剩余任期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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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缺位困難及建議探索

一、金融支持新農村建設的成效

(一)金融支農政策充分發揮作用。當地人民銀行積極通過加強政策引導、與政府部門的協調配合、建立金融考核獎勵機制,充分發揮金融支農政策導向作用,促進金融支持新農村建設。另外,積極加大支農再貸款投放力度,重點支持了農戶種養殖業的發展。

(二)農村金融總量不斷擴大。近年來延安市農村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不斷增大、農業貸款余額占全部貸款余額的比例不斷提高。

(三)農村金融服務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農村金融機構特別是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大力推行林權抵押貸款、農房抵押貸款等各項新業務,多角度地改善農戶和農村企業貸款狀況。同時,農村的支付結算狀況也有較大改善。

(四)農村信用環境不斷改善。全市農信社積極開展信用戶、信用村、信用鄉(鎮)、信用社區的評定工作,為小額農戶貸款業務的開展構建了良好的信用環境。

二、新農村建設中金融缺位問題的主要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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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頻道缺位管理論文

Vacancyof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anditsstrategiesInChina

摘要:從電視資金來源看,目前中國廣播電視發展進程中有公共廣播電視之名,但無公共廣播電視之實。公共廣播電視的缺位對于中國建立和諧社會極為不利。筆者認為,雖然中國廣播電視目前需要解決廣電傳媒的產業化,但更需解決廣電傳媒的公共頻道的缺位這一問題。在此基礎上,筆者嘗試對中國公共電視頻道缺位的對策進行了探析。目前中國推廣數字電視的浪潮正好為中國的公共廣播電視頻道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平臺。

關鍵詞公共電視頻道缺位產業化數字電視

Abstract:Thereisno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fromtheviewoftheirfinancingsourcethoughmanysocalled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organizationhavealreadyfoundedinChinaThisVacancybringsmuchharmtotheourharmonioussociety.BroadcastingofChinaneedtobeindustrializedatpresent,buttheproblemofvacancyof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systemneedtobesettledmoredesperately.,Atthesametime,theauthorsanalyzesthestrategiestofound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inchinamainlyonthesurfofthedevelopmentofdigitaltelevision

Keywords: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VacancyIndustrializationDigitaltelevision

一、中國公共電視頻道的缺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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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缺位對農村留守兒童心理的影響

[摘要]在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大量農村男性勞動力進城務工,而把未成年子女留在家鄉。于是,一個特殊的群體--農村留守兒童應運而生。在其成長過程中,父親缺位現象十分普遍。父親作為子女親子關系中的重要他人,對兒童心理發展具有深遠影響。本文從性別角色意識、社會化發展、人際情感、生活滿意度及主觀幸福感、學業成績等方面,論述父親缺位對農村留守兒童心理發展產生的影響,并剖析內在原因,在文末對父親缺位領域的研究趨勢和未來發展方向提出設想。

[關鍵詞]父親缺位;留守兒童;性別角色;社會化

古語云:“養不教,父之過”;“父當以教為事”;“父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父親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早已為古人所重視。盡管我們有注重父親教育的傳統,但在實際生活中,承擔教育子女重任的往往是母親。隨著現代社會的迅速發展,男性把大多數精力投放在供養家庭,逐漸淡出教育子女的中心,這種現象在留守家庭體現得尤為明顯。長期與子女兩地分離的居住生活模式,使得成年男性很難完成作為父親的教育職能。事實上有父親,但在實際生活中沒有父親的陪伴,這種困境對處在快速發育階段的農村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極為不利。“父親缺位(fatherabsence)”(又譯“父親缺失”、“父親缺席”)是指由于分居、離婚、死亡等原因而導致的兒童缺少父親的關懷,缺少父愛的現象[1]。父親缺位可以分為兩種具體情形:一是軀體層面的缺位,即父親“身”的不在場,包括外出工作、離婚或去世等情況;二是心理層面的缺位,即與兒童情感疏遠,無法盡到父親職責的功能性缺失。本文主要關注第二方面,留守家庭中父親因外出務工無法實現教育功能的缺位,對處在義務教育階段的農村留守兒童,即“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2]心理造成的影響。上世紀中葉二戰結束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開始重視父親參與家庭教育領域的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1995年瑞典《父親法》生效,它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對父親在教育子女方面的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作出明確規定。近二十年來,國內研究人員著手對父親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和作用進行探討,開始關注父親缺位對兒童成長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但研究對象多為全體兒童,沒有觀照父教貧瘠的留守兒童群體。備受關注的留守兒童領域的成果雖然豐富,但與父親缺位現象相關的已有研究中,大多為針對其影響留守兒童某一方面心理或行為的量化實證探索,尚未出現關于父親缺位對留守兒童心理產生的影響進行系統梳理的研究。截至2018年8月底,我國共有農村留守兒童697萬余人,其中96%的兒童由祖輩監護人照顧[3],在成長過程中父親缺位現象嚴重。因此,本文聚焦于留守家庭中的父親缺位現象,重點探討其對農村留守兒童心理層面產生的影響,具有理論研究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父親缺位影響農村留守兒童的性別角色意識

性別角色,是指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通過模仿學習獲得的一種與自身性別相適應的行為規范[4]。個體的性別角色意識與文化密切相關,其獲得與認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對社會或文化所認可的價值觀念的內化。Biller等人將性別角色劃分為性別角色定位、性別角色偏愛以及性別角色采擇三部分,分別對應個體對自身性別的認知評價、情感態度以及行為取舍等方面[5]。由于社會分工和角色期待的差異,父親和母親在兒童性別角色意識形成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不盡相同。已有研究發現,相比父母雙全的家庭,離異家庭中單獨撫養子女的母親大多表現出更多的男子氣概,她們的日常行為中傳統意義上女性的性別角色行為較少。留守家庭中,由于父親的長期缺位以及日常撫養者的相對高頻接觸,不同的行為模式和榜樣示范作用勢必會對兒童的性別角色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一)父親缺位對留守男童性別角色意識的影響。在農村,男性勞動力被視為家中的“頂梁柱”和權威,承擔養家糊口的重任的父親在很多方面都是男童模仿和學習的對象。1.長期與母親或祖輩共同生活,弱化留守男童的男子氣概由于居住地和工作地路途遙遠,出于節省開支的考慮,進城務工的父親往往很少回家。一年或幾年回家一次,每次相聚時間十分短暫,種種因素使得大部分留守兒童對父親的記憶比較模糊。無論是與母親共同生活,還是由祖輩隔代撫養,“父親”角色的長期缺位以及“陰盛陽衰”的家庭氣氛,導致部分留守男童缺乏陽剛之氣,形成內向陰柔的個性,攻擊傾向下降,暴力行為減少,男子氣概弱化。因為父親外出工作,家庭原有的平衡結構被打破,留守兒童生活方面的一切事物都需要交給母親打理安排,日常頻繁的互動極大提高了男童對母親的依賴和信任程度。與此同時,女性情感細膩、溫和內斂等性格特質逐漸對男童的個性產生影響,母子聯系空前緊密。隨著年齡的增長,男童不再滿足于母親的安排和掌控,母子關系又會陷入緊張和矛盾狀態,短暫的平衡再次被打破,這種親子互動模式也會對男童的性格造成負面影響。2.父親外出務工,強化留守男童的家庭責任感父親依靠自身辛勤勞動,改善了家庭原有生活水平,為子女提供了更為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和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這些好處被留守兒童切身感受到。因此,父親進城工作給整個家庭帶來的積極變化值得肯定。農村地區“重男輕女”思想根深蒂固,家族中的男孩往往被寄予厚望。從小目睹父輩為了提高家庭生活質量,外出艱辛打拼,母親含辛茹苦操持家務,照顧幼子侍奉老人,會激發男童的家庭責任感以及改變現狀的信念。在成長的關鍵階段,雖然沒有父親的陪伴,但他用實際行動為自己樹立了榜樣,男童尚且年幼時便會形成家庭觀念,將父親的做法作為自己日后的選擇,待到成年時同父親一道肩負供養家庭的重任。總之,長期與父親分離的確對留守男童的個性發展產生了一定消極影響,但同時也會促進其家庭意識的萌發,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待。(二)父親缺位對留守女童性別角色意識的影響。父親作為女兒生命中接觸到的第一個重要異性,會對其身心成長等各方面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父親對女兒性別角色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對女性的認識層面,還體現在對男性的定位和偏好方面。1.繁重的體力勞動,消減女童的女性個性特質成年男性是農村家庭中的主要勞動力,他們的缺席使得與祖輩或母親共同生活的留守女童往往要承擔一定的體力勞動以及照顧老人的任務,與同齡非留守女童相比,她們得到的呵護較少,生活的磨練使其易形成剛強的個性。因此,她們具有某些男性化的人格特征,例如較強的攻擊性和控制欲。研究發現,留守兒童中,女生較男生在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偏執等四項癥狀因子得分高[6]。女孩多愁善感,心理較為脆弱,在情感上更依戀父母,心境易受環境改變的影響。父親缺位造成的家庭結構失衡對女童的影響更大,她們容易產生情緒障礙,進而出現攻擊行為。小學階段是兒童強化各自性別意識的關鍵時期,父親在這一階段具有母親不具備的獨特作用。他們可以幫助兒子加強對男性的理解,同時輔助女兒區別男性與女性的不同。而這一時期農村家庭中的父親大多選擇外出務工,無法陪伴子女成長。父親的缺席使得女童無法得到來自異性的足夠呵護,繁重的體力勞作又迫使她們不得不扛起生活的重擔,種種因素都影響留守女童女性特質的形成。2.父親缺位影響女童成年后的擇偶偏好研究發現,女兒的理想擇偶偏好和實際擇偶偏好會受到父親在位與缺位的影響,父親高在位的女兒在擇偶時會更加偏好與父親長相相似面孔,父親中等在位、低在位以及缺位被試沒有表現出這種偏好[7]。面對父親長期離家務工的現實,部分留守女童選擇理解并體諒父親的辛苦和不易。如若母親適時向兒童灌輸父親對她們的牽掛,以及為了全家打拼的觀念,女童們年幼時便會形成對父親的崇拜,同時在內心勾勒出男人的形象。她們認為養家是男性的職責所在,父親的做法是極具家庭責任感的體現,待到成年,女童們便會偏愛并選擇和自己父親具有相似外貌或品質的異性。另一部分長期與祖輩或母親生活的女童,因為長期無法獲得缺失的父愛以及受到現實生活的磨礪,可能會產生相反的想法。她們更青睞“顧家”的男性,認為陪伴家庭的男性才會提供足夠的安全感和支持,這些女童日后可能更傾向于選擇和父親相似度較低的男性作為伴侶。

二、父親缺位影響農村留守兒童的社會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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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原創:論生態保護中的保險缺位及對策

摘要: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大部分國家在經濟、文化、政治都趨向完善,然而,在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一些生態環境問題,為此從二十世紀80年代起,各發達國家試圖廣泛地利用經濟調節機制來激勵市場經濟中的自然保護活動。目前,世界在這一領域中有超過80多種各種各樣的經濟工具。由此,在自然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中,形成了國家行政和市場機制獨特的共生現象:尋找最佳的生態經濟調節器。為了經濟換進協調發展,“綠色稅收”發揮重大作用,在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需求下,生態保險被提出,這是繼“綠色稅收”調節手段后產生的又一“污染者支付”的生態經濟調節手段。

關鍵詞:**省生態保護保險缺位與對策

引言:本文針對**生態保護中的保險缺位進行闡述,運用生態學的方法和成果研究**省保險業存在的問題,從生態主體、生態失調、生態環境等方面提出多項改進和完善措施,對**省生態保險達到動態平衡和良性循環狀態,實現保險業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繼而對**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一些自己的看法,最后對文章做一個總結。

相關索引:

經濟與環境共同發展,既是國家實現宏觀調控理念,也是市場調節的目的,在工業革命爆發以來,科技高速發展,很多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與科技上都出現狂飆式發展,但是隨著工業化發展,生態問題日趨嚴重,,二十世紀60-70年代,當全球生態問題急劇惡化時。大部分國家通過建立中央行政環保管理體系應對全球生態問題急劇惡化,強調制訂新的對環境保護的法律、國家標準化和監控、直至生態審批。“污染者支付”原則成為被采納的環保法的最重要的原則,使國家在自然保護活動中無需或少量支付補貼。但在這一時期,對自然保護采取的經濟調節和激勵機制較少被運用。在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同時,生態保險成為了一種污染支付的生態經濟調節手段被提出。

在經濟市場上,生態保險到底是什么呢?俄國學者МоткинГ.А.對生態保險做以下定義:生態保險是針對具有超高生態危險性的企業和投保人的財產利益開展的一種責任保險,生態保險中的責任是由自然環境污染事故引發的,開展生態保險是為了對環境污染造成的部分損失進行賠付、并開辟一條新的對環境污染預防與恢復措施進行資金積累的渠道。生態保險的主要任務是:在保護參保雙方的利益的同時,對由環境污染給受害方造成損失進行賠付,并對保障生態安全的措施進行補充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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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賠保險市場監管缺位分析

近年來,我國遠洋船隊規模迅猛發展,已居世界領先地位,在保障石油戰略能源運輸和儲備、保障國防、完成海外接僑及海外救援等維護國家利益和安全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海運強國的道路上,我們還需要包括保險等綜合軟實力在內的更加科學的國際海運政策保障。限于歷史原因和客觀因素,我國保賠保險市場長期存在“監管缺位”問題,致使我國保賠保險業務大量外流、國際話語權難以提高的現狀始終難以改變,與我國海運大國的地位愈來愈不相稱。

一、國內保賠保險市場面臨的主要困難

(一)全球保賠保險市場情況。保賠保險(P&I)的“保”是指承保船舶碰撞責任及人身傷亡賠償責任的保障險(Protection),“賠”則是指承保貨損等責任的賠償險(Indemnity),即保賠保險就是保障險與賠償險的綜合。但隨著船東風險的不斷增加,保賠保險的范圍也不斷擴大,現在的保賠保險已經承保了船舶保險范圍之外的、船東在經營管理船舶中所承擔的各項責任和費用,包括碰撞及觸碰責任、貨物責任、污染責任、人身傷亡賠償責任、殘骸處理責任、罰款責任以及合同責任等風險。保賠保險和船舶保險互為補充,共同為遠洋船舶航行構筑起了全面風險保障體系。全球保賠保險經營主體分為兩類,船東互保協會和商業保險公司。船東互保協會是一個互助保險組織,成員包括船東和租船人,每個成員在入會后按年度繳納會費(相當于預付保費)。如果一年中的索賠額高于該年度中的會費積累額,會員們按比例繳納SHANGHAIINSURANCEMONTHLY•SEP2018額外會費來填補空缺(相當于追加保費);如果會費有盈余,協會則把盈余資金積存起來,用以支付以后年度的損失。商業保險公司收取的保費則是一次性約定,盈虧自擔。由于保賠保險業務責任限額較高,賠付波動較大,船東互保協會是當前全球保賠保險主要經營主體,商業保險公司起補充作用。全球13家主要船東互保協會(8家在英國,2家在挪威,1家在日本,1家在美國)聯合成立的“國際船東保賠協會集團”(InternationalGroupofP&IClubs,簡稱IG),通過聯合經營和再保險安排等手段,共承保了全球約90%遠洋船舶噸位的保賠保險(包括中國船東互保協會、國內保險公司通過再保方式納入的遠洋船舶)。2015年“國際船東保賠協會集團”實現會費收入約35億美元。(二)國內保賠保險市場存在的主要問題。1.國內船舶保賠保險業務大量外流。中國船東互保協會是國內最大的保賠保險人。協會目前入會船舶規模逾5000萬總噸,擁有會員150多家,包括中遠海運集團、招商局集團、河北遠洋運輸集團、山東海運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國航遠洋集團、香港東方海外貨柜航運有限公司、新加坡萬邦集團等海內外大型航運企業。該協會對外不公開披露業務數據,但在國內保賠保險市場中具有絕對優勢。商業保賠保險絕大多數為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經營,2016年保賠保險保費收入約3.5億元人民幣,保障噸位1331萬總噸。“十二五”末,我國海運船隊運力規模達1.6億總噸,位居世界第三。如上所述,由中國船東互保協會和商業保險公司提供保賠保險的船舶噸位大約6400萬總噸,占比不足40%。隨著我國航運業發展,境外保賠協會通過中介或其境內代表處等,對保賠市場滲透率持續上升,目前已進入境內的船東保賠協會包括美國、聯合王國、布雷塔尼亞、西英、北英等船東互保協會,致使大量國內船舶保賠保險業務直接流向境外。2.國際認可度長期得不到提高。中國船東互保協會成立于1984年,伴隨著中國海運業的迅猛發展,從噸位、基金總量狀況等方面來看,該協會已達到甚至超過了國際保賠協會集團的某些成員。中國船東互保協會于2004年向國際保賠協會集團提出加入申請,但至今未得到積極回應,導致其提供的保賠保險及其入會證書、出具的保函等,尚未成為全球各國普遍接受和認可的有效財務保證,直接影響我國遠洋船舶的正常營運。此外,在全球最大的航運保險行業組織——國際海上保險聯盟(IUMI)的年度統計中,對中國內地的船舶保險和貨物運輸保險數據與全球市場份額均單獨披露,但在保賠保險全球地區份額統計中,亞洲地區僅統計披露日本的數據。

二、“監管缺位”是阻礙我國保賠保險發展的重要原因

國內保賠保險市場存在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長期的監管不平衡導致的“監管缺位”制度缺陷,既不能有效維護國內保賠保險市場的公平競爭,也得不到國際業務的規則認同。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無法可依”導致管理不一與監管缺位問題長期并存。國內保賠保險缺乏統一的法律法規作為管理依據,由此導致三種情況并存。一是對中國船東互保協會采用行政管理方式。中國船東互保協會登記為社團法人,根據2003年原中國保監會給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復函,船東互保協會從事活動不屬于商業保險行為,因此不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中國船東互保協會由交通運輸部主管,實際主要由中遠海運集團管理。二是對商業保險公司依據《保險法》監管。保險公司開展保賠保險業務,按照《保險法》接受市場行為監管。三是對境外船東互保協會缺乏管理。對于境外船東互保協會,原中國保監會僅在2002年《關于境外船東互保機構承保國內航行油輪油污損害責任保險問題的復函》中指出“境外船東互保機構未獲許可,不得在中國境內經營船舶油污損害賠償責任保險業務”,對相互保賠保險其他內容沒有其他規定。交通運輸部僅管理中國船東互保協會,對境外保賠協會也不予管理。監管不平衡以及進而產生的監管缺位,給國內保賠保險市場主體帶來了較大的不公平競爭壓力,阻礙著我國保賠保險市場的健康發展。(二)“與法相悖”導致對中國船東互保協會的實質監管缺位。中國船東互保協會現登記為非營利性的全國性社會團體法人,但在《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方面存在諸多沖突。集中表現在:一是會員國籍沖突。國務院法制辦政法司、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編著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釋義》中指出,“不具有中國國籍的外國人及外國政府、企業、民間非營利組織在華設立的代表機構不能依據本條例在我國境內組成社會團體”,但是中國船東互保協會目前入會海外噸位占其總噸位29%,包括方便旗船(指中國實際控制的船舶在船舶登記寬松的國家登記,取得該國國籍,并懸掛該國國旗的船舶)和境外船東船。二是營利活動沖突。《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四條規定:“社會團體不得從事營利性經營活動”,但為補充、壯大資本金,提高償付能力和抵御風險實力,中國船東互保協會存在大量包括資本市場在內的投資活動,并已成為民生銀行等上市公司重要股東。三是財務管理沖突。中國船東互保協會采用企業化財務制度,與一般社團的類事業單位財務管理制度迥異;為業務開展、資產保值增值、資金運用等目的,協會開設多個銀行賬戶,與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關于普通社團只能開設一個人民幣和一個美元賬戶的監管要求不符;中國船東互保協會作為社團,外匯管理在法規層面長期處于空白狀態,相關部門只能采用“特事特辦”政策。因此,中國船東互保協會的業務活動大多存在無法可依、無章可循的狀態,這既不利于保賠保險市場的公平競爭,也成為協會推進國際化發展的制度障礙。反觀成熟市場慣例,各國對船東互保協會性質的認定雖有不同,但在業務監管方面均遵循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對協會與保險公司開展的保賠保險實施統一監管。在英美法系下,船東互保協會被認定為特殊類公司,業務監管由金融監管部門負責。比如,英國將船東互保協會認定為擔保有限公司,其業務活動受《海上保險法》等法規約束,由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監管;在美國,船東互保協會屬于相互保險公司,由州保險監管局負責監管。在大陸法系下,多將船東互保協會視為非營利性質的協會組織,一般以金融監管部門為主導,聯合登記等部門共同實施監管。比如,在日本由大藏大臣委任金融廳長實施監管,在韓國由金融委員會設立的金融監督院為主進行監管。

三、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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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部農村行政監管缺位策略思索

我國一直在加大對西部農村的扶持力度,西部大量農村已經實行了“費改稅”和“退耕還林”政策,許多農村鄉鎮也在新形式下積極尋求基層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開展,但是在西部部分農村鄉鎮仍然大量存在行政管理工作的缺位。

一、西部部分農村鄉鎮行政管理缺位的現狀

1.政府忽略控制鄉鎮債務黑洞巨滅筆者通過對各方面的信息收集,深刻感受到了部分農村鄉鎮的巨額債務,的確讓人觸目驚心。一些鄉鎮政府對巨大債務雪球控制忽略,管理上嚴重缺位。在六個鄉鎮中,按凈債務大小分類,債務為0的零個,占0%;100至300萬元的有三個,占50%;300至500萬元的有2個,占33.3%;500至1001)萬元的有1個,占16.6%01500萬元以上的有1個,占16.6%。據悉,一些鄉鎮的巨額債務將會在2005年末分別新增100到300萬不等。尤為嚴重的是一些鄉鎮政府的主要領導忽略了加強對巨額債務的有效控制,卻反而認為多一點不多,少一點不少,從而導致鄉鎮債務黑洞的繼續擴大。

2.政府淡化指導退耕還林差技術(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完善退耕還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見》規定西部農村退耕還林,凡是水土流失嚴重和糧食產量低而不穩的坡耕地和沙化耕地,應按國家批準的規劃實施退耕還林。對需要退耕還林的地方,只要條件具備,應擴大退耕還林規模,能退多少退多少。但一些鄉鎮對一些平整而優質的耕地也實行了退耕還林,這表明當地政府對退耕還林的標準指導不力,管理不到位。一些鄉鎮根據實際情況讓農民貸款,政府組織,集體到水果優產區購回大量的優質水果幼苗,號召廣大農民發展水果種植,形成規模化經營,這的確不失為一種優秀的發展思路。據統計:某鄉鎮僅水果種植就達到1000畝左右。單此一項,政府就應該投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特別是聘請或有效利用農村的一些水果技術人才,對廣大無技術農民進行技術指導。遺憾的是,在筆者的調查中還沒有發現哪一鄉鎮政府重視這個方面。因此,一些農民紛紛抱怨果樹缺乏技術指導,長勢堪優。

3.政府忽視培訓外出務工人員盲目在筆者所調查的六個鄉鎮中,外出務工人員共計12001)人左右!一些家庭舉家外出!筆者具體關注了一個行政村,共計4個村民小組,農民217戶987人,外出務工戶197戶,外出務工人員516人。按照這個比例,此鄉鎮共有六個行政村,其外出務工人員至少在3000人以上。如此龐大的外出務工人員大都具有強壯的體魄,卻缺乏技術和相關務工信息。因此,一部分外出務工人員去而復返,或者滯留外地從事一些技術含量低的重體力活。政府忽視對外出務工人員的有效培訓,外出務工的盲目性太大。一些農民在多次受挫后,情愿呆在家中,也不愿外出。這表明政府的服務和指導功能的欠缺和不到位。

鄉鎮之所以形成如此巨額的債務,既有上級政策的原因,又有歷史形成的包袱,也有自身的管理問題。根據筆者調查的幾個鄉鎮,其巨額債務主要是由以下幾個方面構成:“普九”負債,原高農業稅負債,鄉鎮基礎建設負債,鄉鎮領導腐敗負債。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普九”負債,不僅是政府,一些學校的負債也在100萬元左右,甚至更多。前幾年搞農業稅,很多農民無力一次性交清,因而政府便同意各行政村、社,貸款交費,其利息由政府還。同時提留尾欠還在不斷增加。經過近幾年的大力清收,有能力交納的農戶稅費尾欠都已經收上來了,剩下的一些都是呆賬或者無力繳納的農戶。其中多是由于土地承包者人死賬亡、舉家搬遷、弱智病殘、天災人禍和提留“釘子戶”等因素造成。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鄉鎮基礎設施建設卻又不得不進行。諸如:學校維修,公路維修,一些基本水利設施建設等。一些鄉鎮已經達到村村通公路,這些都需要政府的大力投人。同時不得不提的是,一些鄉鎮領導利用巨額債務的滾動和拆補,從中尋租。通常手法是開空頭支票,采取空手套白狼的手段,從中獲取大量利潤。這些方面,進一步加劇了鄉鎮債務的黑洞擴大。此外,還有基層政府退耕還林后的自身職能定位不明以及對外出務工人員培訓的認識不夠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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