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范文10篇

齊魯文化是先秦時期在今山東省境內形成和發展的一種地域文化。進入秦漢以后，在政治大一統的背景下，隨著法家學說、陰陽五行學說、黃老之學、儒學相繼登上統治階級的政治舞臺，齊魯文化逐漸由地域文化演變為一種官方文化。齊魯文化既是一個歷史范疇，又是一個文化范疇。作為歷史范疇，自有其歷史的局限性；但作為文化范疇，又有其歷史超越性，齊魯文化的現代價值就是這種歷史超越性的表現。

一

早在遠古時代，黃河下游地區就是當時文化發達之區，生活在這一地區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創造了東夷文化。考古資料表明，發源于黃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為代表的東夷文化一度處于當時文化發展的領先地位。而當時生活在黃河中上游地區的黃帝氏族及其后裔則創造了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華夏文化。東夷文化和華夏文化共同創造了早期的黃河文明。經過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漸次融合，最終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兩個主干——夷夏文化，而齊魯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產生的一種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齊魯建國至春秋，是齊魯文化兩大文化體系的形成時期。隨著西周的建立，來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漸沿黃河東下，到達下游地區。周文化和東夷文化在接觸過程中，由于齊、魯兩國人文環境、地理條件的不同和建國方略的差異，造成兩種風格迥異的文化體系：齊文化和魯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長達六七百年的時間里，齊文化和魯文化沿著各自獨特的道路發展，使黃河下游地區的文化格局呈現出多元化狀態。齊文化是以東夷文化為主、以周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從齊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實際情況出發，除了繼承周的“重農”傳統外，又實行“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政策，以農業為主，農、工、商并舉；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親親”的宗法原則，而是“舉賢而尚功”；文化上，主張寬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簡其禮”。齊文化最終成為一種合時俗，務實際，具有革新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傳統。魯文化則是以周文化為主、以東夷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由于魯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適于農耕，這就使魯文化一開始就具有一種農業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魯國統治者強調周的宗法制度，主張“尊尊而親親”；文化上，則采取“變其俗，革其禮”的方針，用周文化強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講求的禮樂仁義即是重禮的周文化和重仁的東夷文化結合的產物。魯文化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重仁義、尊傳統、尚倫理、貴人和的道德型文化傳統。

戰國秦漢時期，是齊魯文化的綜合發展時期。進入戰國，由于齊國對魯國的兼并，造成黃河下游地區政治上的局部統一。而學術文化界興起的百家爭鳴，則促進了區域間的文化交流。在這個背景下，齊、魯兩大文化傳統的交融日益發展，逐漸走上了一體化的道路。戰國時期，齊、魯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表現在思想領域，主要是孟子對齊學的批判吸收，鄒衍陰陽五行說對魯學的滲透以及管子學派和荀子對齊學和魯學的揉合。特別是《管子》、《荀子》的出現，反映了齊魯兩大學派走向統一的歷史趨向。秦及漢初，齊學盛極一時，主要表現在黃老學和陰陽五行學的盛行。這一歷史時期齊學與魯學的融合，為其后董仲舒以陰陽五行說構筑新的儒學體系作了理論準備；同時也為漢代儒學內部的齊學與魯學以及今古文經學之爭埋下了伏線。經過東漢今古文經學的學術之爭，雙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滲透，至東漢末年，一代經學大師鄭玄會通古、今文經學，最終完成了齊魯文化一體化的過程。

齊魯文化是一種混合型文化。它不僅融合了齊文化和魯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廣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長處，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完備的自我調節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強的文化。特別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齊魯文化實際獲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為一種政治大一統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終融入到統一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齊魯文化是先秦時期在今山東省境內形成和發展的一種地域文化。進入秦漢以后，在政治大一統的背景下，隨著法家學說、陰陽五行學說、黃老之學、儒學相繼登上統治階級的政治舞臺，齊魯文化逐漸由地域文化演變為一種官方文化。齊魯文化既是一個歷史范疇，又是一個文化范疇。作為歷史范疇，自有其歷史的局限性；但作為文化范疇，又有其歷史超越性，齊魯文化的現代價值就是這種歷史超越性的表現。

一

早在遠古時代，黃河下游地區就是當時文化發達之區，生活在這一地區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創造了東夷文化。考古資料表明，發源于黃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為代表的東夷文化一度處于當時文化發展的領先地位。而當時生活在黃河中上游地區的黃帝氏族及其后裔則創造了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華夏文化。東夷文化和華夏文化共同創造了早期的黃河文明。經過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漸次融合，最終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兩個主干——夷夏文化，而齊魯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產生的一種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齊魯建國至春秋，是齊魯文化兩大文化體系的形成時期。隨著西周的建立，來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漸沿黃河東下，到達下游地區。周文化和東夷文化在接觸過程中，由于齊、魯兩國人文環境、地理條件的不同和建國方略的差異，造成兩種風格迥異的文化體系：齊文化和魯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長達六七百年的時間里，齊文化和魯文化沿著各自獨特的道路發展，使黃河下游地區的文化格局呈現出多元化狀態。齊文化是以東夷文化為主、以周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從齊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實際情況出發，除了繼承周的“重農”傳統外，又實行“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政策，以農業為主，農、工、商并舉；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親親”的宗法原則，而是“舉賢而尚功”；文化上，主張寬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簡其禮”。齊文化最終成為一種合時俗，務實際，具有革新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傳統。魯文化則是以周文化為主、以東夷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由于魯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適于農耕，這就使魯文化一開始就具有一種農業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魯國統治者強調周的宗法制度，主張“尊尊而親親”；文化上，則采取“變其俗，革其禮”的方針，用周文化強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講求的禮樂仁義即是重禮的周文化和重仁的東夷文化結合的產物。魯文化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重仁義、尊傳統、尚倫理、貴人和的道德型文化傳統。

戰國秦漢時期，是齊魯文化的綜合發展時期。進入戰國，由于齊國對魯國的兼并，造成黃河下游地區政治上的局部統一。而學術文化界興起的百家爭鳴，則促進了區域間的文化交流。在這個背景下，齊、魯兩大文化傳統的交融日益發展，逐漸走上了一體化的道路。戰國時期，齊、魯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表現在思想領域，主要是孟子對齊學的批判吸收，鄒衍陰陽五行說對魯學的滲透以及管子學派和荀子對齊學和魯學的揉合。特別是《管子》、《荀子》的出現，反映了齊魯兩大學派走向統一的歷史趨向。秦及漢初，齊學盛極一時，主要表現在黃老學和陰陽五行學的盛行。這一歷史時期齊學與魯學的融合，為其后董仲舒以陰陽五行說構筑新的儒學體系作了理論準備；同時也為漢代儒學內部的齊學與魯學以及今古文經學之爭埋下了伏線。經過東漢今古文經學的學術之爭，雙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滲透，至東漢末年，一代經學大師鄭玄會通古、今文經學，最終完成了齊魯文化一體化的過程。齊魯文化是一種混合型文化。它不僅融合了齊文化和魯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廣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長處，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完備的自我調節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強的文化。特別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齊魯文化實際獲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為一種政治大一統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終融入到統一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二

齊魯文化是先秦時期在今山東省境內形成和發展的一種地域文化。進入秦漢以后，在政治大一統的背景下，隨著法家學說、陰陽五行學說、黃老之學、儒學相繼登上統治階級的政治舞臺，齊魯文化逐漸由地域文化演變為一種官方文化。齊魯文化既是一個歷史范疇，又是一個文化范疇。作為歷史范疇，自有其歷史的局限性；但作為文化范疇，又有其歷史超越性，齊魯文化的現代價值就是這種歷史超越性的表現。

一

早在遠古時代，黃河下游地區就是當時文化發達之區，生活在這一地區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創造了東夷文化。考古資料表明，發源于黃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為代表的東夷文化一度處于當時文化發展的領先地位。而當時生活在黃河中上游地區的黃帝氏族及其后裔則創造了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華夏文化。東夷文化和華夏文化共同創造了早期的黃河文明。經過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漸次融合，最終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兩個主干——夷夏文化，而齊魯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產生的一種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齊魯建國至春秋，是齊魯文化兩大文化體系的形成時期。隨著西周的建立，來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漸沿黃河東下，到達下游地區。周文化和東夷文化在接觸過程中，由于齊、魯兩國人文環境、地理條件的不同和建國方略的差異，造成兩種風格迥異的文化體系：齊文化和魯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長達六七百年的時間里，齊文化和魯文化沿著各自獨特的道路發展，使黃河下游地區的文化格局呈現出多元化狀態。齊文化是以東夷文化為主、以周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從齊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實際情況出發，除了繼承周的“重農”傳統外，又實行“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政策，以農業為主，農、工、商并舉；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親親”的宗法原則，而是“舉賢而尚功”；文化上，主張寬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簡其禮”。齊文化最終成為一種合時俗，務實際，具有革新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傳統。魯文化則是以周文化為主、以東夷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由于魯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適于農耕，這就使魯文化一開始就具有一種農業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魯國統治者強調周的宗法制度，主張“尊尊而親親”；文化上，則采取“變其俗，革其禮”的方針，用周文化強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講求的禮樂仁義即是重禮的周文化和重仁的東夷文化結合的產物。魯文化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重仁義、尊傳統、尚倫理、貴人和的道德型文化傳統。

戰國秦漢時期，是齊魯文化的綜合發展時期。進入戰國，由于齊國對魯國的兼并，造成黃河下游地區政治上的局部統一。而學術文化界興起的百家爭鳴，則促進了區域間的文化交流。在這個背景下，齊、魯兩大文化傳統的交融日益發展，逐漸走上了一體化的道路。戰國時期，齊、魯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表現在思想領域，主要是孟子對齊學的批判吸收，鄒衍陰陽五行說對魯學的滲透以及管子學派和荀子對齊學和魯學的揉合。特別是《管子》、《荀子》的出現，反映了齊魯兩大學派走向統一的歷史趨向。秦及漢初，齊學盛極一時，主要表現在黃老學和陰陽五行學的盛行。這一歷史時期齊學與魯學的融合，為其后董仲舒以陰陽五行說構筑新的儒學體系作了理論準備；同時也為漢代儒學內部的齊學與魯學以及今古文經學之爭埋下了伏線。經過東漢今古文經學的學術之爭，雙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滲透，至東漢末年，一代經學大師鄭玄會通古、今文經學，最終完成了齊魯文化一體化的過程。

齊魯文化是一種混合型文化。它不僅融合了齊文化和魯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廣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長處，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完備的自我調節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強的文化。特別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齊魯文化實際獲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為一種政治大一統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終融入到統一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齊魯文化是先秦時期在今山東省境內形成和發展的一種地域文化。進入秦漢以后，在政治大一統的背景下，隨著法家學說、陰陽五行學說、黃老之學、儒學相繼登上統治階級的政治舞臺，齊魯文化逐漸由地域文化演變為一種官方文化。齊魯文化既是一個歷史范疇，又是一個文化范疇。作為歷史范疇，自有其歷史的局限性；但作為文化范疇，又有其歷史超越性，齊魯文化的現代價值就是這種歷史超越性的表現。

一

早在遠古時代，黃河下游地區就是當時文化發達之區，生活在這一地區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創造了東夷文化。考古資料表明，發源于黃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為代表的東夷文化一度處于當時文化發展的領先地位。而當時生活在黃河中上游地區的黃帝氏族及其后裔則創造了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華夏文化。東夷文化和華夏文化共同創造了早期的黃河文明。經過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漸次融合，最終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兩個主干——夷夏文化，而齊魯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產生的一種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齊魯建國至春秋，是齊魯文化兩大文化體系的形成時期。隨著西周的建立，來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漸沿黃河東下，到達下游地區。周文化和東夷文化在接觸過程中，由于齊、魯兩國人文環境、地理條件的不同和建國方略的差異，造成兩種風格迥異的文化體系：齊文化和魯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長達六七百年的時間里，齊文化和魯文化沿著各自獨特的道路發展，使黃河下游地區的文化格局呈現出多元化狀態。齊文化是以東夷文化為主、以周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從齊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實際情況出發，除了繼承周的“重農”傳統外，又實行“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政策，以農業為主，農、工、商并舉；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親親”的宗法原則，而是“舉賢而尚功”；文化上，主張寬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簡其禮”。齊文化最終成為一種合時俗，務實際，具有革新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傳統。魯文化則是以周文化為主、以東夷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由于魯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適于農耕，這就使魯文化一開始就具有一種農業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魯國統治者強調周的宗法制度，主張“尊尊而親親”；文化上，則采取“變其俗，革其禮”的方針，用周文化強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講求的禮樂仁義即是重禮的周文化和重仁的東夷文化結合的產物。魯文化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重仁義、尊傳統、尚倫理、貴人和的道德型文化傳統。

戰國秦漢時期，是齊魯文化的綜合發展時期。進入戰國，由于齊國對魯國的兼并，造成黃河下游地區政治上的局部統一。而學術文化界興起的百家爭鳴，則促進了區域間的文化交流。在這個背景下，齊、魯兩大文化傳統的交融日益發展，逐漸走上了一體化的道路。戰國時期，齊、魯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表現在思想領域，主要是孟子對齊學的批判吸收，鄒衍陰陽五行說對魯學的滲透以及管子學派和荀子對齊學和魯學的揉合。特別是《管子》、《荀子》的出現，反映了齊魯兩大學派走向統一的歷史趨向。秦及漢初，齊學盛極一時，主要表現在黃老學和陰陽五行學的盛行。這一歷史時期齊學與魯學的融合，為其后董仲舒以陰陽五行說構筑新的儒學體系作了理論準備；同時也為漢代儒學內部的齊學與魯學以及今古文經學之爭埋下了伏線。經過東漢今古文經學的學術之爭，雙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滲透，至東漢末年，一代經學大師鄭玄會通古、今文經學，最終完成了齊魯文化一體化的過程。齊魯文化是一種混合型文化。它不僅融合了齊文化和魯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廣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長處，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完備的自我調節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強的文化。特別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齊魯文化實際獲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為一種政治大一統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終融入到統一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二

摘要:本文圍繞“一帶一路”戰略簡要概述、“一帶一路”化戰略及政策的實施現狀、“一帶一路”文化戰略及政策的計劃三個方面展開討論，以齊魯文化為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文化戰略及政策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見解，希望能夠對今后我國的“一帶一路”文化建設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論建議。

關鍵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文化戰略;齊魯文化

一、“一帶一路”戰略簡要概述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統稱。“一帶一路”策略是現階段我國最高等級的戰略目標。主席在二〇一五年十月份訪問英國時，重點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議。在該建議中，認為一帶一路具有開放性、多元性等特點，雖然起源于古代絲綢之路，卻不完全局限于絲綢之路，擁有更廣闊的領域，所有感興趣的國家都可以自己加入該范圍當中。強烈地表明了本國的態度，歡迎世界各國共同加入“一帶一路”戰略目標中。

二、“一帶一路”文化戰略及政策的實施現狀

二〇一五年，山東省得到文化部門的全力支持，并在黨與政府的領導下，對文化系統進行了進一步的創新，開拓了全新的交流平臺，建立了以政府為主導、以企業為主體、以社會為對象的對外文化交流制度，力求于將齊魯文化推向全國甚至全世界。在二〇一五年，山東省共派出一百四十二組訪問團對外進行訪問，共計1562人；共接待四百零六組外來訪問團，共計4894人。

摘要：藝術教育本身就是傳統優秀文化的血脈延伸，以山東為例，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主干——齊魯文化，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占據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對于高校藝術教育者來說，他們必須把傳承優秀文化作為教學任務之一，才能最大程度上地發揮藝術教育的作用。為此，筆者從齊魯傳統文化相關含義闡述入手，對傳承齊魯傳統文化的重要性進行深入地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探析利用高等藝術教育實現齊魯傳統文化傳承的優點，最后關于基于齊魯傳統文化在高等藝術教育中的傳承路徑，筆者給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個人建議。

關鍵詞：齊魯傳統文化；高等藝術教育；傳承；路徑

一齊魯傳統文化相關含義闡述

齊魯傳統文化，顧名思義，主要指的是齊地傳統文化與魯地傳統文化。具體來說，齊魯傳統文化其實是“齊文化”與“魯文化”的合稱，東臨濱海的齊國產生了以姜太公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學說，又吸收了當地的東夷文化并加以發展；春秋時期的魯國產生了以孔子為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齊文化”與“魯文化”這兩種古老的文化源起差異極大，相對來說，“齊文化”受以漁鹽為代表的海洋經濟影響比較崇尚功利，“魯文化”受以農桑為代表的內陸經濟影響更加注重倫理；“齊文化”對革新較為重視，“魯文化”對傳統較為尊重。“齊文化”與“魯文化”這兩種傳統文化隨著歷史的發展逐漸有機地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具有獨特性格魅力和豐富歷史內涵的齊魯文化。由于在較長歷史時期上的經濟富足，政治穩定，軍事強大，促成了齊魯傳統文化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占據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甚至說它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主干文化都不為過。由孔子開創的“儒學”就是齊魯文化的核心，儒學在整個中國乃至世界都具有巨大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史上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

二傳承齊魯傳統文化的重要性

齊魯文化尤其是其中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崇尚節氣的愛國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諧精神、勤謹睿智的創新精神等，更是成為推動我們這些華夏兒女不斷開展艱苦奮斗、努力拼搏工作的力量源泉，初心所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僅不能背離，甚至要深入扎根于傳統文化的肥沃土地，撇開齊魯傳統文化來套文化自信建設也是不可取的。當前，有些國人似乎忘記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和應該承擔的責任，逐漸迷失在犬馬聲色的社會環境中。我們必須為他們敲響警鐘，讓他們珍惜當前生活條件的來之不易，接受齊魯傳統文化的洗禮，自強不息、頑強拼搏，為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建設文化中國需要每一個中華兒女為之奮斗，國家只能起到一個帶動引領的作用，而真正能夠完成這些任務的人仍然是每一個中國公民。所以，必須借助于齊魯傳統文化讓每個中國人都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在民族復興、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學習齊魯傳統文化，用文化知識來武裝自己的頭腦，實現全面學習齊魯傳統文化的局面。當前，層次不齊、形形色色的西方外來文化充斥在我們的周圍，如果這個時候不能利用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對國人周邊文化環境進行凈化，那么很容易使國人受到這些外來文化的影響而形成錯誤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甚至對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產生錯誤的認識，從而做出違法亂紀、傷害他人的行為。在這個時候，齊魯傳統文化的精髓就可以起到“引路人”的作用，讓國人在學習齊魯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受到齊魯傳統精神的滋養，提高自身道德素養，做一個合格的中國人。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國強民富，經濟條件好的家庭為了子女教育不惜投入，高校大學生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其中很多人沒有經歷過物資短缺之窘境，沒有體驗父輩生活之艱辛，沒有深刻的社會體驗和歷練，不懂得適度節儉，量入為出，有時候用揮金如土形容他們的生活也不為過，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已經成為很多大學生的生活常態，他們把所有的掙錢壓力都給了父母，然而正值青壯年的他們卻沒有為父母減輕經濟負擔的念頭。在這種情況下，必須采取措施給他們當頭棒喝，讓他們知道什么是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從而制定出更好的學習和生活規劃，理解父母，為父母著想，坦然接受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而這些目標都可以借助于對齊魯傳統文化的傳承來實現，讓他們接受這些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自行體會其中的道理，傳承其中的精神，感受齊魯傳統文化的魅力和價值，最終實現全面發展。

摘要：齊魯民間傳統體育起源于民眾的日常生活、生產勞作、民間信仰，主要分為生產生活、歲時節令、民間信仰、休閑娛樂和健身養生五種類型。齊魯民間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承方式有藝術文化傳承和非物質文化傳承。“崇文尚武、文武相融”“中庸重德、仁和為本”“禮樂文化、融匯其中”“以儒養生、以德健身”是齊魯民間傳統體育文化的特征。傳承和發揚齊魯民間傳統體育文化，要緊密結合齊魯地區優秀文化遺產，加強民眾對齊魯民間傳統體育文化的認識，將齊魯民間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承發展納入當地學校的體育教學體系，走民間傳統體育文化與旅游產業相結合道路，并將齊魯民間傳統體育融入全民健身中，以達到對齊魯民間傳統體育文化的可持續、科學的傳承與發展。

關鍵詞：齊魯民間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發展；路徑

“民間體育”可以解讀為非官方的，源于民眾且在民間廣泛流傳，并具有鮮明的地方和民族風俗及特色的體育形式[1]。齊魯民間傳統體育文化傳承了齊魯文化的精髓，蘊含了富饒多彩的齊魯“文化軟實力”。本文從體育的視角出發，將齊魯地區強身健體的民間鍛煉活動以及孔子、孟子的養生文化同古代歷久彌新的民族精神、生活面貌融合起來，以期搭建新平臺，探索新途徑，并以此為突破口，開啟齊魯民間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發展的新征程。

一、獨具特色的齊魯民間傳統體育文化

（一）齊魯民間傳統體育的起源。齊魯民間傳統體育起源于民眾的日常生活、生產勞作、民間信仰等，傳承至今具有代表性的項目中，以娛樂為主的有濰坊的風箏、臨淄的蹴鞠等；以民間武術項目為主的有查拳、螳螂拳等；還有以體育養生文化為主的孔孟思想的導引術、健身氣功、養生理念等。（二）齊魯民間傳統體育項目的種類。齊魯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地區，飽含深厚文化歷史淵源的傳統民間體育活動，大多源于生產生活、歲時節令、民間信仰、休閑娛樂和健身養生這五種類型。1.生產生活。生產生活，顧名思義也就是在人們日常的生產勞作及生活中演變、發展、傳承而來的民間傳統體育活動，這些活動帶有濃郁的地域風情，獨具活態民間特色，例如商河鼓子秧歌、花鞭鼓舞、跑旱船、打花棍、高蹺等。2.歲時節令。歲時節令，是指歲時和節日兩個部分，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歲時具有自然性、原始性、政治性等特點，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約定俗成的一種集體性習俗活動[2]。例如農歷二月十五人們結伴而行的傳統踏青活動“花神節”，清明寒食的蕩秋千、放風箏等民間傳統體育活動。3.民間信仰。民間信仰是集宗教祭祀、圖騰崇拜、世代傳承于一體的大眾情感表達方式，齊魯大地上的人們為了祈求五谷豐登、風調雨順，通過耍龍燈、上杠高蹺、跑龍船、玩獅狍、扇鼓舞等民間傳統體育活動表達對大自然、神靈、祖先的敬畏和祈求。4.休閑娛樂。休閑娛樂是人們閑暇時間休息放松的生活形式，一般在歲時節慶、農閑時自行組織，是人們自娛自樂的戶外活動，隨著參與人群的增加逐漸形成了約定俗成的民間傳統體育活動，在齊魯大地上頗具代表性的有抖空竹、跑竹馬、打陀螺、斗拐、拔河等。5.健身養生。自先秦以來，齊魯之地不僅是文化之邦，也是武術之邦，其文化中“崇文尚武”的體育思想也在民間傳統體育文化中表現出來。受儒家思想的影響，齊魯民間傳統的體育技擊形式逐步演變為以養生健身為主的武術活動，如八卦掌、形意拳、太極拳、少林拳、氣功、導引術等。

二、齊魯民間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承及特性

摘要：魯劇是指由山東省國有和私營影視制作機構拍攝的電視劇作品,是山東文化強省戰略的重要舉措,有著重大的文化帶動意義。2008年,山東電影電視劇制作中心(以下簡稱山東影視中心)傾力打造的《闖關東》作為開年大戲在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首播并掀起收視熱潮,再次將魯劇品牌打響全國。《闖關東》對于魯劇的發展有著特殊的影響,一方面,它將魯劇的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創作高度;另一方面,它也給魯劇以后的創新發展設置了新的難度。因為山東影視中心為了打造好這部傳奇史詩,不僅選擇好編劇、好導演、好演員,而且投入了4千萬元制作資金。這些都為魯劇再造輝煌設置了難度。那么,《闖關東》之后,魯劇該怎么走?分析和把握魯劇當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就成了題中之義。

關鍵詞：魯劇

魯劇構成因素的固定使其陷入模式化泥潭

經過多年的發展,魯劇在探索中積累了豐富經驗。同時,魯劇構成因素的固定也使其陷入模式化泥潭,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三大”特征標記品牌魯劇。魯劇有三個固定的標記特征,即:大丈夫、大題材、大手筆。“大丈夫”是指魯劇傾向于塑造男主角形象,而且男主角形象都是大英雄大人物,如《大染坊》中的陳壽亭、《闖關東》中的朱開山、《大法官》中的楊鐵如、《誓言無聲》中的許子風。“大題材”是指魯劇所選擇的題材都是緊扣時代脈搏的宏大題材,如《大地緣》《21天》《大法官》《誓言無聲》等都是以當年的熱點大事件為創作藍本,有著濃厚的時代特征和現實主義傾向。“大手筆”是指魯劇對“大”的熱衷,綜觀山東制作的電視劇,多是蕩氣回腸的大基調、大情感,而且演員陣容和資金融入以及制作周期都盡顯大制作、大手筆風范。當然,這些都是由魯劇的自身定位和齊魯文化所孕育的人物性格所決定,但是,如果一味的定大基調,將視角千篇一律地放在現實主義的大題材上,很容易使魯劇寫實有余而寫意不足,最終被所謂的“大題材”“大手筆”架空。另外,男主角類型的過于單一,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魯劇的藝術魅力和美學品格。

2.陷入主旋律作品共有的創作模式。魯劇熱衷于主旋律電視劇的拍攝。但是,主旋律電視劇有它固有的模式,首先它主張共同的敘事策略,即微小人物、宏大敘事、以小見大成了主旋律作品的共同特征。主旋律電視劇的故事框架大多通過一個普通家庭在風云變幻的宏大政治背景下的艱難掙扎去緩慢構建,進而反映整個時代的變化與變遷。魯劇的故事構建也已陷入這樣的創作模式,例如《闖關東》就是通過朱開山一家的命運變遷,真實地還原了從清末到“九一八”事變爆發前中國那段蒼涼、悲愴的歷史歲月。這樣的模式讓我們想到了同為主旋律作品的《大宅門》《喬家大院》《大染坊》,如此雷同的重復與相似已經消磨了主旋律作品初始的藝術魅力與文化特征。其次,主旋律作品的劇作家對故事情節的發展與矛盾升華的處理已統一形成理念化的創作,作品情節都是伴隨著個人與國家、集體利益的沖突不斷推進而發展,最后的結局都是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和集體利益。而矛盾的升華則大多以中國抗日戰爭那段特殊的時代為背景,矛盾到故事的結局處都是上升到民族矛盾的高度。當然,這里不是說這樣不好,問題是電視劇“注重敘事方式和線索安排”,①如果觀眾剛看完開始就知道結局和故事的主體框架,那么,這樣的藝術最終是不會感染觀眾的。而魯劇《魯氏兄弟》《村主任李四平》《鐵道游擊隊》《大法官》《大染坊》《闖關東》都有著這樣的模式色彩。

有科學家預言，在21世紀，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者是自我，是文化身份的確立。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文化恰恰需要民族化和地方化，因為只有文化是民族品格的象征。所以在21世紀，文化不僅僅意味著策略和戰略，文化更意味著生存與發展。

山東歷史上曾是中華民族的文化中心之一，淵源深厚。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特別是“六五”至“九五”期間，山東的經濟得到空前的發展與繁榮，民眾物質生活水準得到顯著提升。但與經濟相此，文化建設相對滯后，表現在文化設施的陳舊或不健全，對人文社會科學重視不足，城市建設缺乏人文關照，民眾文化生活質量有待提高等諸方面。鑒于此，我認為尤其應加大文化建設的力度，政府只有從宏觀決策的角度，真正在思想上將文化建設提到人民生活的高度上來認識，才能指導我們具體規劃、設計并全面實現“大而強、富而美”的新山東形象，撰寫新世紀山東文化建設的新篇章。一、關懷傳統文化，培養青少年的文化素養

文化，是指人類一切物質創造與精神創造的總和。所以談到文化，就必然涉及到傳統。事實上，文化的“傳統”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系統，它是在時空中延續和變異的，它存活于現實發展之中，連接著過去，包蘊著未來。正因為傳統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系統，所以它自身就蘊含著微妙的創造，應提倡傳統與創新相結合。文化人類學者經常把傳統中有創造力和更新力的基因視為“種子”，他們的任務就是要在現存的繁雜的生活現象中剝離出這粒種子。我們理解的文化建設就應該是培植這粒種子的工作，使文化在一種合乎自身發展規律的狀態下去自然延伸。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我們就不難理解傳統文化在現代生活和未來發展中的重要性。筆者以為，要關懷傳統文化，加強傳統文化教育，必須從青少年開始，在青少年的全面教育中自始至終地滲透傳統文化的精髓。因為文化涉及到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方方面面，會影響一代人的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和行為方式等等，所以傳統文化也必須在教育的廣度上貫穿始終。筆者認為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的最首要也是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在大學、中學、小學開設傳統文化的相關課程。我們目前對于這類課程的理解還限定在概念教學的范疇，將傳統文化枝干分離，抽其根，剝其花，去其果。這勢必導致教育內容的枯燥，也必定會影響教育行為實施的效果。而且從教育的目的上來說，這也是對傳統文化的曲解，傳統文化并不僅僅限定于文字性的經典文獻，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我們往往忽略了道德規范和行為方式的教育。在物質文化中，諸如民俗節令、城市營造、工藝造物等，傳統文化的形象似乎更加血肉豐滿，深人淺出，也更有親和力。只有物質與精神的雙重結合，才能夠傳達出傳統文化的原生態色彩和本質特征。以美術教學為例，建議各級教育實施部門不僅僅教授西方的素描、色彩課，特別要注重增加對傳統繪畫、書法藝術的臨摹和欣賞。建議圍繞傳統文化更多地開展一些動態教學活動，比如參觀文化藝術博物館、歷史博物館、科技館、美術館；圍繞著它們增加一些手工勞作課程，真正動手觸摸甚至體驗傳統生產、生活勞作方式和過程。親自動手捏泥玩、編織結、剪剪紙、印年畫、紡線織布，將傳統文化還原到它的生存狀態，讓現代的孩子自已接近它體驗它，在沒有任何先驗導引下自然而然地去感受中華民族傳統手工藝之美和技藝的智慧。如果說這是一種美的教育，那就是在培養青少年對大自然和生活的綜合審美體驗能力，這才是對美的真正的理解，同時也是對傳統的真正的領悟。在這樣動態的傳統教育活動中，將不僅僅涉及到知識的傳播，而是把傳統文化自然地通過教育的形式傳承下來。文化素養的培養通過物質與精神等方面的體驗得到了很好的貫通。二、加強文化設施的投入，豐富民眾的文化生活

目前社會上較為流行“高學歷，低文化(素質)”的說法，一方面說明我們的教育問題，也說明帶有普遍性的社會文化問題。“高學歷，低文化”是指人才培養的一種誤區，指那種有技能專長而缺少文化底蘊和內涵修養的“人才”。作為一種傾向性存在的社會現象，它勢必會導致一定的不良后果：培養的人才自身無法建立獨立而完善的人格體系，知識追求與生命追求相背離。這不僅違背人性的正常發展，也勢必會引發道德水準下降等一系列社會問題。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了現行教育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之外，我們覺得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擔當文化教育重任的“文化環境”營造不足。文化環境作為社會文化教育實施的物質基礎，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地位舉足輕重。作為資本主義世界文化中心的歐洲就十分重視文化設施的投入。俄羅斯改革之后，經濟困難，兒乎所有生活指標都處于緊縮之中，但國家大劇院、圖書館的巨額建設卻無人爭議。在奧地利，中學的音樂設施都是對外開放的，任何一個市民都可以在課余走進琴房去彈奏，藝術設施是培養藝術人才，陶冶全民藝術素養，提高全社會精神品格的重要物質基礎。奧地利政府在藝術設施投人、藝術氛圍營造上的努力為他們贏得了“音樂之都”的美譽，同時也培育了旅游經濟市場和奧地利人民健康祥和的人格心態。在這里，文化已經被具體地解析為城市雕塑、美術館、畫廊、音樂廳、博物館、圖書館、劇院等物化的符號。目前我國大型城市也開始意識到了這一點。北京將投資4億美元籌建國家大劇院，上海更是提出這樣的口號：“世界一流城市，必須有世界一流的文化，必須有世界一流的文化設施。”也因而造就了他們投資1·5億美元的上海大劇院和世界最大的圖書館，計劃投資2億美元的科技中心和對外開放的新藝術博物館這樣的大手筆。至于山東文化設施的建設，筆者認為，在重視的基礎上，不一定跟著別人的步子走，但要有足夠的資金投入，營造出齊魯文化的特點。還應理性地剖析地區文化優勢，選擇好切入點。比如，突出宣傳孔子文化，建立綜合性的孔子博物館或文化中心，表現齊魯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博物館的建設上，目前全國尚存在“千館一面”的現象，走一家而知全貌，但專業性博物館卻極為罕見。根據我省民間收藏的良好社會風尚，我們完全可以制訂相關政策鼓勵民間團體、個人興辦專業博物館。同時還可以突出山東海洋文化的特點，籌建全國一流的“海洋科技館”。另外山東的音樂廳等文化空白點也有待填補，美術館、劇院等文化設施有待擴建。三、保護齊魯文化資源，發展旅游和文化產業

山東是中華民族早期文明的發祥地之一，齊魯文化資源極其深厚，從遠古時期的三大遺址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核心人物，直至封建社會晚期強盛不衰，鑄造了歷史上的輝煌。其中泰山和曲阜三孔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如果我們將這些經典文化視為一種有形的資源，那么，那些民眾傳統生活方式、生產方式、文化方式以及沉隱在其中的物質文化，代表了我們齊魯文化大傳統特色的大眾文化，就可被視為一種有待開發的無形文化資源。我們目前對有形資源的開發與保護應向更高的標準去努力，但同時對這部分“民眾生活方式”的無形資源也需要專門的開發與研究。無形資源的開發需要建立在保護的基礎上。因為這部分無形資源是“活化石”，但受現代生活方式的影響已開始衰變，當務之急是先保護再開發利用。而真正意義上的保護應該說就是一種最基礎的文化設施建設，讓民眾自身有一種自覺保護意識，同時采取政府經濟補貼等綜合辦法。安徽、山西、云南等地對明清古民居及當地生活、文化方式的保護都是成功的例子。那么，對這部分無形資源的開發又應該采取一種什么樣的措施呢？我們認為，應該與旅游產業融為一體，成為旅游文化產業，這也是所有文化資源的一種商業選擇。其實，這就涉及到旅游資產開發與傳統文化生態保護的關系問題。旅游資產不應僅僅鎖定在自然環境和已有文化遺產的平面開發上，而應在深度上進一步挖掘人文資源，在廣度上輻射出旅游景觀設計和旅游產品的系統設計。在挖掘人文資源方面，建議整理、開發、展示齊魯傳統生活方式，在自然風光和文化遺產的欣賞中融人生活民俗意蘊，把無形的文化資產動態化、生活化。比如可添加婚嫁等禮儀民俗，春節、中秋等節令民俗，同時還可增加有代表性的手工藝制作和藝術審美活動，提高旅游資源的人文含量和文化品位。手工藝文化理論研究要與產業實踐相結合，將作為文化遺存的民間村落進行整合開發，增加民俗文化旅游的內容，并針對山東的手工藝品如紡織、雕刻、刺繡以及生活用具、生產工具等，以合理的形式轉化為旅游紀念品，或許會開拓出較大的市場和領域。同時發展文藝演出業、影視制作及放映業、圖書音像業、文化娛樂業、文化旅游業和藝術培訓業等有關的文化產業。制定五年發展的計劃，并將這些文化產業項目列人我省社科重點規劃，由理論到實踐逐步實施。總之，文化不是經濟的附屬，它自身就是一個朝陽產業。四、重視城建的文化內涵，提高城市的藝術品位

城市建設意味著文化建設。我國目前的城市建筑雖然高樓林立，追求所謂現代化氣派，其實模仿國外的形態多，實質上缺乏文化含量和設計含量，缺少現代意識和傳統符號的藝術整合。建筑是百年大計，也代表了一個時期的文化水準和藝術品位。山東“十五”期間應該根據“合理發展大城市，重點發展中小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的總體思路”，在城市規劃設計與建筑設計等方面實施總體規劃戰略，把人文、環保和形象意識融入城市建設之中，把自然美、科技美、藝術美有機結合，體現出文化山東的氣派和精神。齊魯之邦留下了一些歷史文化名城，如何在現代化建設中把這筆可貴的文化遺產保護好，應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山東有一些文化名城的課題需要認真研究和論證，如泉城的開發，古運河文化的重建、牟氏莊園、魏氏莊園等莊園文化的延伸，半島漁村旅游的設計等都期待在“十五”期間啟動或完善。而新興的城市包括城鎮建設，更要體現出傳統文化的符號、現代建筑藝術的氣韻，把城市建設視為民眾的公共文化空間，建出文化，說出風格來，把建筑當作藝術品來設計和構建。只有文化參與城建之中，城市的面貌才會有較高的文化品位，才會有藝術的生活空間。走在歐洲諸多國家的街道上，最大的感觸就是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藝術是人類理想的精神家園，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之所以能夠傳達給觀者這樣的印象，主要在于建筑的文化性和藝術性。西方在藝術分類中把建筑列于其首，其次才是雕塑、繪畫、工藝，中國人也將建筑視為“營造”之意匠，為人類藝術的表征，可見一斑。按照我省“十五”計劃的精神，“明確城市發展規模、特色和基本方向，搞好科學規劃，嚴格按規劃辦事，提高城市建設的現代化水平”。在建設發展的同時，“提高市民的文明程度，依法加強城市管理，逐步推進城市社區建設”。優美的社區環境以文明和諧的形式會潛移默化地滲透到居住者的生活方式之中，從而約束甚至改造人的不良行為。優美的城市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由此相得益彰，為打造良好的文化環境作好了準備，真正實現經濟發展帶動城市面貌，推動山東的文化建設。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和氣質，是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打造文化品牌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要內容，是塑造城市個性魅力、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重要舉措。近年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借助豐厚的文化資源，著力打造文化品牌，提升文化軟實力，取得了良好效果。現將*市打造文化品牌的有關情況和對省里打造文化品牌的幾點建議報告如下：

一、*具有豐厚的文化資源

*是文化大市，漢晉文化、紅色文化與當代文化共存互依；書法文化、兵學文化、武文化、孝文化、商文化根深葉茂，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豐厚的文化積淀，是齊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1、歷史文化輝煌燦爛。早在四五十萬年以前，*就有人類活動的足跡，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是東夷文化的重要發祥地。全市有新石器時代的古文化遺址150多處，河東鳳凰嶺、郯城黑龍潭等地發現的細石器，距今已有1萬多年。漢晉時期，*是瑯琊國所在地，經濟文化高度繁榮，漢晉遺址、墓葬分布密集，出土文物極為豐富，定為國家級的有千余件。1972年，銀雀山漢簡兵書的出土，震驚世界，影響深遠，被評為“新中國30年十大考古發現”、“新中國50年影響最大的考古發現”和“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漢畫像石資源豐富，是全國漢畫像石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出土漢畫像石的地點有近百處，漢畫像石精品1000余件。1954年在沂南發現的漢畫像石墓，屬全國僅有。*城建城史已有2500年歷史，自西周至滿清歷為郡、府、道衙駐地，曾經孕育薈萃了眾多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書法家，載入中國《二十四史》者達千余眾，文有王羲之、顏真卿，武有孫武、孫臏，智有諸葛亮，孝有王祥、王覽等。孔子七十二賢徒，*籍13人，中國古代著名二十四孝，*占有7孝。目前，全市已發現不可移動文物遺跡3700余處，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000余處，其中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68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80處。全市現有館藏文物5萬余件(套)，國家珍貴文物已達2792套2979件，其中一級文物62套110件，二級文物291套323件，三級文物2439套2546件。

2、紅色文化感天動地。*是全國著名的革命老區，土地革命時期，我黨在這里領導開展了五次大的革命暴動。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我黨、我軍先后在這里創建了濱海、魯中、魯南革命根據地，是全國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革命根據地之一，紅色文化資源遍布全市。目前，全市現有革命紀念地56處，其中國家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處，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0處，市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44處。黨政軍機關舊址有：八路軍115師師部和山東省政府舊址，新四軍軍部和華東野戰軍舊址，山東戰工會舊址，山東分局、分局黨校舊址，《大眾日報》創刊地舊址，山東新華書店和山東第一個黨支部沂水支部、第一個團支部誕生地等；戰場遺址有：孟良崮戰役、南北岱崮保衛戰、大青山戰斗、中華抗日第一村淵子崖、甲子山戰斗、馬牧池突圍等遺址。偉人足跡有：孟良崮戰役指揮所舊址，劉少奇、辦公地，舊居等。紅色紀念建筑有：華東革命烈士陵園、孟良崮戰役紀念館、孟良崮革命烈士陵園、濱海革命烈士陵園、魯南革命烈士陵園、王莊烈士陵園、魯中革命烈士陵園、沂蒙六姐妹紀念地、沂蒙紅嫂明德英故居、沂蒙母親王換于故居等。新中國成立后，厲家寨、王家坊前、高家柳溝先后受到主席的批示表揚。這三處地方，現在也都建立了批示紀念館，也屬于紅色文化的范疇。

3、民間文化豐富多彩。民間文學、音樂、戲曲、表演、舞蹈、書畫、制硯、柳編草編、陶瓷、木玩、布藝、刺繡、彩色印花布、泥木玩具、剪紙、根藝、奇石、家譜、碑文以及民俗、服飾等等，都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沂水縣是中國民間手繡藝術之鄉，費縣是中國民間奇石藝術之鄉，蒼山小郭村是中國民間泥塑之鄉，郯城縣是山東省民間剪紙、木旋玩具之鄉，莒南是山東省民間石雕藝術之鄉。柳琴戲已被列入國家非物質遺產名錄，龍燈扛閣、沂蒙山小調、小郭泥塑、郯馬五大調、木旋玩具、柳琴戲、王祥臥魚，被列入山東省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張金蘭被列為山東省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柳琴戲代表性傳承人。張明建被評為中國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和國家級民間工藝彩印花布傳承人，林化強被評為山東省民間工藝剪紙傳承人。首批市級非物質遺產名錄32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