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政權范文10篇

內卷化（involution），又譯為“過密化”，是近年來在中國社會學研究領域被認為“和中國社會的某些特色聯系密切且使用頻率較高、影響較廣泛的概念”，1這一概念隨著黃宗智研究20世紀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在國內的出版，引起了國內學者的注意，美國學者杜贊奇研究20世紀上半期華北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在國內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國內學者使用內卷化這一概念對中國社會進行研究。

一，內卷化的概念、內涵

內卷化一詞源于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hiffordGeertz）《農業內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據吉爾茨的定義，“內卷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2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把內卷化這一概念用于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研究，他把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量增長的方式，即邊際效益遞減的方式，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即“內卷化”。黃宗智認為明清以來，在人口的壓力下，中國的小農經濟逐漸變成一種“糊口經濟”。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并不是“資本主義的萌芽”，而是貧困的小農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選擇，商品化并沒有打破小農的經營體制而是進一步強化了它。他認為有必要對幾個世紀以來的農業商品化做出區分，為了以現金或實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繳租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剝削推動的商品化”，為了支付生產和維持生活的直接開支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生存推動的商品化”，為牟利而出售滿足租稅、生產費用和消費需求之后的剩余農產品可稱之為“牟利推動的商品化”。黃宗智的研究及國內學者研究都表明，無論是華北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剝削推動的商品化”都是農業商品化的主要形式。這種商品化“是謀求活命的理性行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潤的理性行為。”3黃宗智在使用這一概念研究中國農業經濟與社會變遷時，拓展了這一概念的內涵，使之對研究對象有更強的解釋力，并非是使“內卷化的含義已經變得復雜而含混，由此產生出一些更加糾纏不清的問題。”4

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中，提出了國家政權內卷化的概念。他認為在其著作中，內卷化這個概念不完全符合吉爾茨的定義，自己只是借用這個詞，它所揭示的現象已脫離了原詞意義。“政權內卷化”與農業內卷化的主要相似之處在于：沒有實際發展的增長（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贏利型國家經紀）的再生和勉強維持。其不同之處在于正規化和合理化的機構與內卷化力量常處于沖突之中；功能障礙與內卷化過程同時出現。5進入20世紀的國家政權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來擴大財政收入，而是靠擴大外延——增設機構和增加稅種來增加收入，這樣做的后果是導致了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伴隨著“贏利型經紀人”貪污賄賂的增長，這是國家政權內卷化在財政收入方面表現，它表明20世紀以來中國國家政權現代化的努力遭到了失敗。

本文借用杜贊奇的“國家政權內卷化”這一概念并延著杜贊奇的思路，探討國家政權的變遷問題。杜贊奇認為20世紀上半期，中國的地方國家政權是內卷化了的，新中國成立后，鏟除了國家經紀人體制，完成了國家政權的建設任務，“共產黨政權的建立標志著政權‘內卷化’擴張的終結”。6同國家政權內卷化概念相對是國家政權現代化。“現代化”一詞在英語里是一個動態的名詞：modernization意為tomakemodern，即“成為現代的”之意，因此，“現代化”可理解為“獲得現代性的過程”。現代化理論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一種主流發展理論，主要是對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的總結和歸納，盡管從它誕生之起就帶有意識形態的印記，并且在指導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實際進程中也并非十分有效，但現代化理論所歸納和所抽象的一些價值準則（工業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知識化、自由流動、結構分化等）仍帶有很大的普適性。盡管現代化理論流派很多、內容繁雜，但都把民主化視為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因素。

民主化是政治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概括地說，政治民主化既包括權力的來源這樣的原則性問題，也包括橫向分權（行政、立法和司法的相互獨立和制約）和叢向分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各自明確的權力邊界）這樣的權力操作性“技術”問題。所謂國家政權的現代化，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條件下，國家政權效率、效益的提升主要是靠擴大內涵——結構的優化來實現的，并不主要依靠外延的擴大——權力的擴張、機構的增設和對社會財富更大比例的榨取，當然更不借助于任何形式的國家經紀體制。

摘要：內卷化（involution），又譯為“過密化”，是近年來在中國社會學研究領域被認為“和中國社會的某些特色聯系密切且使用頻率較高、影響較廣泛的概念”，1這一概念隨著黃宗智研究20世紀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在國內的出版，引起了國內學者的注意，美國學者杜贊奇研究20世紀上半期華北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在國內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國內學者使用內卷化這一概念對中國社會進行研究。

關鍵詞：20世紀；我國地方；國家政權；內卷化

Abstract:Involution(involution),alsotranslatesis“thedensification”,wasintheChinesesociologyresearchareawasconsideredinrecentyears“withtheChinesesociety''''scertaincharacteristicrelationwasclose,andthefrequencyofusewashigh,theinfluencewidespreadconcept”,1thisconceptstudiedthe20thcenturyChinaruralcommunityvicissitudealongwithHuangZongzhithework"YangtseDeltaSmallfarmerFamilyAndVillageDevelopment"inthedomesticpublication,hasbroughttothedomesticscholar''''sattention,AmericanscholarDuZanqistudiedfirsthalfof20thcenturytheNorthChinaruralcommunityvicissitudework"Cultural,AuthorityAndaNational--1900-1949YearNorthChina"afterthedomesticpublication,hasattractedmoredomesticscholarsUsestheinvolutionthisconcepttoconducttheresearchfortheChinesesociety.

keyword:Inthe20thcentury;Ourcountryplace;Statepower;Involution

一，內卷化的概念、內涵

內卷化一詞源于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hiffordGeertz）《農業內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據吉爾茨的定義，“內卷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2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把內卷化這一概念用于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研究，他把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量增長的方式，即邊際效益遞減的方式，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即“內卷化”。黃宗智認為明清以來，在人口的壓力下，中國的小農經濟逐漸變成一種“糊口經濟”。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并不是“資本主義的萌芽”，而是貧困的小農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選擇，商品化并沒有打破小農的經營體制而是進一步強化了它。他認為有必要對幾個世紀以來的農業商品化做出區分，為了以現金或實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繳租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剝削推動的商品化”，為了支付生產和維持生活的直接開支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生存推動的商品化”，為牟利而出售滿足租稅、生產費用和消費需求之后的剩余農產品可稱之為“牟利推動的商品化”。黃宗智的研究及國內學者研究都表明，無論是華北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剝削推動的商品化”都是農業商品化的主要形式。這種商品化“是謀求活命的理性行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潤的理性行為。”3黃宗智在使用這一概念研究中國農業經濟與社會變遷時，拓展了這一概念的內涵，使之對研究對象有更強的解釋力，并非是使“內卷化的含義已經變得復雜而含混，由此產生出一些更加糾纏不清的問題。”4

國家政權是指掌握國家主權的國家機器及其所擁有的權力，以維護對社會的統治和管理，它是國家的具體化身。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它是階級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產物，是社會矛盾不可詞和的產物。“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因此，一般認為，國家政權屬于上層建筑，且是上層建筑的核心。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一方面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另一方面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生產關系可以促進和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當上層建筑服務的經濟基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應就能促進社會的進步，反之就阻礙社會的發展。因此，一般僅從上層建筑的角度來看待國家政權對社會發展的作用。現代國家政權不僅是社會的上層建筑，是上層建筑的核心，還具有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屬性，它能從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三個方面對社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一、現代國家政權對人們的物質利益產生重大影響。

它直接或間接調整人們物質利益關系。具有生產關系的屬性：

(一)在社會生產方面，國家政權擁有大量的生產資料，雇傭大量的勞動者資本主義國家是以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百制為主體，盡管國有制在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相對于單個的私人資本來說，所擁有的資本數量是非常巨大的。一方面，為保證這些資本的增殖，使之具有資本的性質，國有資本必須雇傭與之相適應的雇傭工人，這些所雇傭的工人與國家的關系也類似于私人資本中雇傭工人與私人資本家的關系；另一方面，為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國家機關所雇傭的勞動者的數量是非常龐大的，任何單一的私人資本也是無法與之相提并論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以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在國家的經濟生活中發揮主導地位，同樣為保證國有經濟的正常運轉，也雇傭了大量的勞動者，國有企業與勞動者之間事實上也形成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同樣從中央到地方也存在大量的國家工作人員，各級國家機關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之間事實上也形成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這些關系本質上就是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本質上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物質利益關系。在壟斷資本主義社會形成之前，所有權與經營權相統一的個人業主制企業和合伙制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且國家所雇傭的人員僅占社會很小的比重，人與人之間形成的物質利益關系一般無需通過相對獨立的“法人”為中介，而可以直接形成。但現代社會，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公司制企業已經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國家也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所雇傭的工作人員也逐漸增加，雇傭與被雇傭關系不再直接表現為人與人之間，而是表現“法人”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也可以表現為國有企業與所雇傭勞動者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當然。對于企業而言，通過揭開資本所有者的層層棉紗，這種雇傭關系最終還能還原為資本所有者和雇傭勞動者之間的關系，但畢竟“法人”的屬性不是資本所有者屬性的簡單相加。同樣，在現代社會，國家的利益也不是統治階級利益的簡單相加。所以，研究現代生產關系除了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外，還必須研究“法人”與雇傭勞動者之間的關系，國有企業法人與雇傭勞動者之間的關系，國家機關法人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之問的關系。當然還需研究“法人”與“法人”之間的關系。

(二)國家的政策、法律在社會生產關系其它方面也能直接調整人們之間的物質刺益關系在社會交換方面，國家的政策、法律對人們的物質利益產生影響也是不能忽視的。比如，就我國目前的房地產政策而言，買賣房產的稅率直接影響購房者的經濟利益，也能影響炒房者贏利水平，一些城市規定的限購政策，直接影響到潛在的買房人的經濟利益。在社會分配方面，國家的政策、法律直接關乎人們的物質乖j益。其一是各級政府雇傭人員的工資水平往往直接取決于國家的政策法律。我國各級政府工作人員工資總水平、什么時候漲工資、漲工資的幅度，不同級別、不同地區、以及同一級別但擔任不同職位的公務員工資的差異許多在情況F由國家的法律；其二是個人所得稅在一定程度上能調整人們的收入分配關系。個人所得稅是現代國家重要的稅收來源。國家通過法律的形式規定個人所得應納稅的范圍、免稅的范圍、免稅額、稅率等直接影響勞動者的物質利益；其三是社會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為普通勞動者提供物質保障。現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在人們在具有工作能力且被雇傭的時候必須交納各種保險金，按法律的規定參加社會保險，當人們失業、年老或者喪失了勞動能力，也能從國家或者社會獲取物質利益。這在事實上提高了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滿足了雇傭工人的安全的和保障的需求，直接影響到人們的物質利益。在社會消費方面，國家的政策、法律也能直接影響到人們的物質利益關系。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們消費方式、水平是不同的。消費稅是現代國家稅收來源之一，消費稅盡管屬于間接稅，但稅收負擔具有轉嫁性的特點，最終都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消費者消費不同的商品，不同的消費方式，承擔的稅率是不同的。這對不同類型、不同方式的消費者的物質利益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三)國家的政策、法律還間接地調整人們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國家的政策、法律在社會生產、交換、分配方面都能直接影響到企業的贏利水平。企業的利潤水平不僅直接取決于企業的技術進步和管理水平，也與國家的產業政策、國家對企業相關行為的稅收政策、企業所得稅政策有直接關系。這些政策、法律必然間接影響企業所有者的經濟利益，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間接地影響到企業所雇傭的勞動者的經濟利益。

摘要：內卷化（involution），又譯為“過密化”，是近年來在中國社會學研究領域被認為“和中國社會的某些特色聯系密切且使用頻率較高、影響較廣泛的概念”，1這一概念隨著黃宗智研究20世紀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在國內的出版，引起了國內學者的注意，美國學者杜贊奇研究20世紀上半期華北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在國內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國內學者使用內卷化這一概念對中國社會進行研究。

關鍵詞：20世紀；我國地方；國家政權；內卷化

Abstract:Involution(involution),alsotranslatesis“thedensification”,wasintheChinesesociologyresearchareawasconsideredinrecentyears“withtheChinesesociety''''scertaincharacteristicrelationwasclose,andthefrequencyofusewashigh,theinfluencewidespreadconcept”,1thisconceptstudiedthe20thcenturyChinaruralcommunityvicissitudealongwithHuangZongzhithework"YangtseDeltaSmallfarmerFamilyAndVillageDevelopment"inthedomesticpublication,hasbroughttothedomesticscholar''''sattention,AmericanscholarDuZanqistudiedfirsthalfof20thcenturytheNorthChinaruralcommunityvicissitudework"Cultural,AuthorityAndaNational--1900-1949YearNorthChina"afterthedomesticpublication,hasattractedmoredomesticscholarsUsestheinvolutionthisconcepttoconducttheresearchfortheChinese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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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卷化的概念、內涵

內卷化一詞源于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hiffordGeertz）《農業內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據吉爾茨的定義，“內卷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2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把內卷化這一概念用于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研究，他把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量增長的方式，即邊際效益遞減的方式，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即“內卷化”。黃宗智認為明清以來，在人口的壓力下，中國的小農經濟逐漸變成一種“糊口經濟”。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并不是“資本主義的萌芽”，而是貧困的小農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選擇，商品化并沒有打破小農的經營體制而是進一步強化了它。他認為有必要對幾個世紀以來的農業商品化做出區分，為了以現金或實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繳租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剝削推動的商品化”，為了支付生產和維持生活的直接開支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生存推動的商品化”，為牟利而出售滿足租稅、生產費用和消費需求之后的剩余農產品可稱之為“牟利推動的商品化”。黃宗智的研究及國內學者研究都表明，無論是華北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剝削推動的商品化”都是農業商品化的主要形式。這種商品化“是謀求活命的理性行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潤的理性行為。”3黃宗智在使用這一概念研究中國農業經濟與社會變遷時，拓展了這一概念的內涵，使之對研究對象有更強的解釋力，并非是使“內卷化的含義已經變得復雜而含混，由此產生出一些更加糾纏不清的問題。”4

內卷化（involution），又譯為“過密化”，是近年來在中國社會學研究領域被認為“和中國社會的某些特色聯系密切且使用頻率較高、影響較廣泛的概念”，1這一概念隨著黃宗智研究20世紀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在國內的出版，引起了國內學者的注意，美國學者杜贊奇研究20世紀上半期華北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在國內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國內學者使用內卷化這一概念對中國社會進行研究。

一，內卷化的概念、內涵

內卷化一詞源于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hiffordGeertz）《農業內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據吉爾茨的定義，“內卷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2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把內卷化這一概念用于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研究，他把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量增長的方式，即邊際效益遞減的方式，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即“內卷化”。黃宗智認為明清以來，在人口的壓力下，中國的小農經濟逐漸變成一種“糊口經濟”。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并不是“資本主義的萌芽”，而是貧困的小農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選擇，商品化并沒有打破小農的經營體制而是進一步強化了它。他認為有必要對幾個世紀以來的農業商品化做出區分，為了以現金或實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繳租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剝削推動的商品化”，為了支付生產和維持生活的直接開支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生存推動的商品化”，為牟利而出售滿足租稅、生產費用和消費需求之后的剩余農產品可稱之為“牟利推動的商品化”。黃宗智的研究及國內學者研究都表明，無論是華北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剝削推動的商品化”都是農業商品化的主要形式。這種商品化“是謀求活命的理性行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潤的理性行為。”3黃宗智在使用這一概念研究中國農業經濟與社會變遷時，拓展了這一概念的內涵，使之對研究對象有更強的解釋力，并非是使“內卷化的含義已經變得復雜而含混，由此產生出一些更加糾纏不清的問題。”4

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中，提出了國家政權內卷化的概念。他認為在其著作中，內卷化這個概念不完全符合吉爾茨的定義，自己只是借用這個詞，它所揭示的現象已脫離了原詞意義。“政權內卷化”與農業內卷化的主要相似之處在于：沒有實際發展的增長（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贏利型國家經紀）的再生和勉強維持。其不同之處在于正規化和合理化的機構與內卷化力量常處于沖突之中；功能障礙與內卷化過程同時出現。5進入20世紀的國家政權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來擴大財政收入，而是靠擴大外延——增設機構和增加稅種來增加收入，這樣做的后果是導致了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伴隨著“贏利型經紀人”貪污賄賂的增長，這是國家政權內卷化在財政收入方面表現，它表明20世紀以來中國國家政權現代化的努力遭到了失敗。

本文借用杜贊奇的“國家政權內卷化”這一概念并延著杜贊奇的思路，探討國家政權的變遷問題。杜贊奇認為20世紀上半期，中國的地方國家政權是內卷化了的，新中國成立后，鏟除了國家經紀人體制，完成了國家政權的建設任務，“共產黨政權的建立標志著政權‘內卷化’擴張的終結”。6同國家政權內卷化概念相對是國家政權現代化。“現代化”一詞在英語里是一個動態的名詞：modernization意為tomakemodern，即“成為現代的”之意，因此，“現代化”可理解為“獲得現代性的過程”。現代化理論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一種主流發展理論，主要是對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的總結和歸納，盡管從它誕生之起就帶有意識形態的印記，并且在指導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實際進程中也并非十分有效，但現代化理論所歸納和所抽象的一些價值準則（工業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知識化、自由流動、結構分化等）仍帶有很大的普適性。盡管現代化理論流派很多、內容繁雜，但都把民主化視為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因素。

民主化是政治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概括地說，政治民主化既包括權力的來源這樣的原則性問題，也包括橫向分權（行政、立法和司法的相互獨立和制約）和叢向分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各自明確的權力邊界）這樣的權力操作性“技術”問題。所謂國家政權的現代化，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條件下，國家政權效率、效益的提升主要是靠擴大內涵——結構的優化來實現的，并不主要依靠外延的擴大——權力的擴張、機構的增設和對社會財富更大比例的榨取，當然更不借助于任何形式的國家經紀體制。

執政黨存在的全部價值和意義，在于為人民的利益執掌好政權，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堅持、發展提供堅強的政治保證和組織保證。加強和改進國家政權機關的黨組建設，充分發揮黨組作用，是提高黨的執政水平和領導水平，加強黨對國家政權機關領導的重要途徑和保證。本文試就加強和改進黨組建設的幾個重要的理論性、政策性問題，作一些初步探討。

一、充分認識設立黨組的必要性

在黨執政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還要不要設立黨組和重視發揮黨組的作用，這是加強和改進黨組建設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十四大黨章和黨中央的一些文件進一步對黨組建設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們黨內的絕大多數的同志也從實踐中認識到，國家政權機關的黨組制必須堅持，決不能否定和取消；黨組建設只能加強，決不能忽視和削弱；黨的執政水平和領導水平只能提高，決不能降低和淡化。

在國家政權機關設立黨組，是我們黨的一項重要建黨原則，是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迫切需要。在黨執政的條件下，設立黨組的根本目的，是為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完成黨和國家交給的任務，加強和改善黨對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不管黨在各個時期的形勢任務和經濟體制如何發展、變化，設置黨組的這個根本目的是不能變的。那種認為黨組是戰爭年代和計劃經濟體制年代的產物，在今天改革開放年代已不適用了的看法，無疑是錯誤的、有害的。

在政權機關設立黨組，是由我們黨和國家的性質決定的，是黨堅持執政地位、加強黨對國家政權機關領導的內在要求和重要保證。我們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我們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要通過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實現。而黨對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在組織上要通過黨組的活動和作用來實現。這就要求各級黨委既要重視和加強政權機關的黨組建設，使黨組成為政權機關各部門的領導核心；又要重視和堅持行政首長負責制，建立起高效、統一的行政指揮系統。同時使兩者都統一于加強和改善黨對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切實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上。因此，那種認為實行了行政首長負責制，黨組就可以不設，甚至主張“搞黨建于政”，這是完全錯誤的。“黨建于政”的實質是以政代黨，從根本上動搖和否定黨對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那是很危險的。

二、明確黨組的性質

葛蘭西在承認經濟關系具有決定政治變革及最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作用之后，強調了相對自主的政治力量及意識所起的協調作用。國家具有兩種階級統治的方式，即使用軍隊也實施文化上的絕對統治，而后者則要得到被統治階級的主動同意才行。要實行這種絕對的統治，并不能單純地靠灌輸一套虛偽的思想，而要向大眾的利益做出讓步，還要訴諸國家或民族的目標和價值來激勵群眾，這樣做就必然超越階級利益的范疇。換言之，資產階級要維護自己的統治和階級利益，就必須在手法上超越這一范疇才行。在這一過程中，知識精英的領導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受葛蘭西影響，密利本德和普朗策斯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國家問題，但兩人都相互指責對方采取了過分狹隘的決定論觀點。密利本德使用了社會學方法去分析那些控制國家重要職位的人，說明統治階級是怎樣在經濟上控制國家機器的，但他表示他不同意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的觀點。當國家“代表統治階級采取行動時，它多半并不按照統治階級的指令行事。……當它作為一個階級的國家而行動時擁有高度的自主和獨立，而且，如果它是要作為一個階級的國家而行動的話，必須真正擁有這種高度的自主和獨立。”[21]密利本德支持阿爾都塞的觀點，即把國家描述為一毓結構，其性質是注定要為統治階級的最終利益發揮作用的。而普朗策斯卻認為，正是為了實現這種長期利益，國家就不可能是資產階級短期利益的工具，更不可能是資產階級某一部分的工具。[22]盡管兩人的意見相左，但結果是推動了對資本主義國家作用的更加深入的分析，這種分析事實上已經表明，國家政權在某種程度上擁有很大的自主性。

這類爭論已經激起人們嘗試著限定，闡明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相對自主的含義，并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對此加以論證，但迄今為止，只有普朗策斯所作的分析最為深刻。他認為國家客觀上最必要的基本功能是維持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結構的凝聚力，這樣才能保證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得以持續下去。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具有社會凝聚的功能，是因為在這個社會中，與經濟相對立的政治領域具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需要以超經濟強制來占有剩余勞動價值，國家因而直接介入了經濟的階級斗爭，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功能主要通過市場力量去實現。國家可以制定專門化的有凝聚力的制度，這些制度看上去是合乎大眾利益的，公正的，是超然于各種經濟利益之間的斗爭之上的。反過來，這又使得組成一個有凝聚力的權力集團成為可能，在資產階級或其一部分實行全面壟斷的同時，這個集團總包括幾個在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或派別。而國家由于其制度上的自主性和內聚力，便無須去充當任何一個階級或派別的工具，而是對他們全體都有相對自主性。[23]

普朗策斯在相當程度影響了馬克思主義者對第三世界的分析，即假定國家所做的都是為了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階級的最終利益，它也不可能成為任意一個階級的工具。這樣也才能解釋邊緣地區往往是國家強大而資產階級十分軟弱這一“不合邏輯”的現象。

事實上，在對第三世界政權的分析中，密利本德也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他的對手的觀點。他認為，權力膨脹這一現象在第三世界十分普遍，其原因是，那些對限制和控制國家權力感興趣的社會集團并沒有權力或意志來這樣做，然而統治階級和統治集團卻發現，一個強有力的采取高壓手段的國家來代表他們行動是對他們有利的。[24]換言之，“虛弱的階級”和“強大的政權”可以并存，甚至可以這樣說，正是由于統治階級的虛弱才需要強大的權力膨脹的國家機器。

當然，這種第三世界的統治階級和其他地方的統治階級也一樣不純正不統一，它容易變得四分五裂，加上權力高度集中在個別人身上，極易發生頻繁和激烈的變動。這些社會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表達能力都很差，這些社會連同國家本身實際上都是“非政治化的”，并經常處于軍事統治之下，通過政黨和其他集團壟斷著政治活動，這些政黨和集團只不過是官僚的外殼，很少有生動的實質內容，在此情況下，國家確實表現出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權，而且幾乎變成“為國家的國家”，或至少是為著那些統治著國家的人的國家。[25]

在我國，工會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和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充分發揮國家政權重要社會支柱作用，維護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是歷史和時代賦予工會的職責，也是工會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著力點。

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

一是要準確把握中國工會的歷史方位,堅持高舉旗幟、堅定信念。作為工會干部，要充分認識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正確方向的重要性，進一步增強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確定位，把鞏固黨的階級基礎和執政黨地位，作為工會組織首要的政治任務，堅定不移地接受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服從服務于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堅定不移地維護工人階級的團結和工會組織的統一。

二是準確把握工人運動的時代主題,堅持圍繞大局、服務中心。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奮斗是當代工人運動的主題。圍繞大局是工會準確定位、履行職能、體現作為的關鍵。工會工作必須突出工人運動的主題，圍繞發展第一要務，找到黨政所需、職工所求、工會所能的最佳結合點，通過行之有效的載體和豐富多彩的活動，將職工群眾的智慧和勞動熱情最大限度地激發出來，充分發揮工人階級的主力軍作用，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

三是要準確把握工會工作的基本職能,堅持和諧發展、互利共贏。要按照工會組織的基本職能準確站位，全面落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維權觀，以職工為本，以主動依法科學維權為基本要求，加大維權力度，提高維權水平。堅持從實際出發，正確認識維權規律、維權環境和維權對象，準確把握工會與黨委政府及社會各界的關系，客觀評價工會自身維權能力，結合實際正確運用工會維權策略，努力推動形成勞資雙方相互關愛、和諧共贏的良好氛圍。

四是要準確把握工會工作的活力源泉,堅持解放思想、開拓創新。解放思想，開拓創新，是工會工作保持生機與活力的根本。只有緊緊把握時代的脈搏，依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堅持與時俱進，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才能正確認識和把握工會工作的客觀規律，在實踐中形成新認識，開辟新境界。我們要在基層工會的創造實踐中，不斷深化對工會工作規律的認識；在職工群眾的創造實踐中，不斷深化對工人運動規律的認識；在自身工作的創新實踐中，不斷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使我們的思想和行動更加符合客觀實際。

行政管理論文

內卷化（involution），又譯為“過密化”，是近年來在中國社會學研究領域被認為“和中國社會的某些特色聯系密切且使用頻率較高、影響較廣泛的概念”，1這一概念隨著黃宗智研究20世紀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在國內的出版，引起了國內學者的注意，美國學者杜贊奇研究20世紀上半期華北農村社會變遷的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在國內出版后，吸引了更多的國內學者使用內卷化這一概念對中國社會進行研究。

一，內卷化的概念、內涵

內卷化一詞源于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ChiffordGeertz）《農業內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根據吉爾茨的定義，“內卷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2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把內卷化這一概念用于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研究，他把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量增長的方式，即邊際效益遞減的方式，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即“內卷化”。黃宗智認為明清以來，在人口的壓力下，中國的小農經濟逐漸變成一種“糊口經濟”。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并不是“資本主義的萌芽”，而是貧困的小農為了生存而不得以的選擇，商品化并沒有打破小農的經營體制而是進一步強化了它。他認為有必要對幾個世紀以來的農業商品化做出區分，為了以現金或實物向不在村的地主繳租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剝削推動的商品化”，為了支付生產和維持生活的直接開支而從事的市場行為可稱之為“生存推動的商品化”，為牟利而出售滿足租稅、生產費用和消費需求之后的剩余農產品可稱之為“牟利推動的商品化”。黃宗智的研究及國內學者研究都表明，無論是華北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剝削推動的商品化”都是農業商品化的主要形式。這種商品化“是謀求活命的理性行為，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潤的理性行為。”3黃宗智在使用這一概念研究中國農業經濟與社會變遷時，拓展了這一概念的內涵，使之對研究對象有更強的解釋力，并非是使“內卷化的含義已經變得復雜而含混，由此產生出一些更加糾纏不清的問題。”4

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9年的華北》中，提出了國家政權內卷化的概念。他認為在其著作中，內卷化這個概念不完全符合吉爾茨的定義，自己只是借用這個詞，它所揭示的現象已脫離了原詞意義。“政權內卷化”與農業內卷化的主要相似之處在于：沒有實際發展的增長（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贏利型國家經紀）的再生和勉強維持。其不同之處在于正規化和合理化的機構與內卷化力量常處于沖突之中；功能障礙與內卷化過程同時出現。5進入20世紀的國家政權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來擴大財政收入，而是靠擴大外延——增設機構和增加稅種來增加收入，這樣做的后果是導致了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伴隨著“贏利型經紀人”貪污賄賂的增長，這是國家政權內卷化在財政收入方面表現，它表明20世紀以來中國國家政權現代化的努力遭到了失敗。

本文借用杜贊奇的“國家政權內卷化”這一概念并延著杜贊奇的思路，探討國家政權的變遷問題。杜贊奇認為20世紀上半期，中國的地方國家政權是內卷化了的，新中國成立后，鏟除了國家經紀人體制，完成了國家政權的建設任務，“共產黨政權的建立標志著政權‘內卷化’擴張的終結”。6同國家政權內卷化概念相對是國家政權現代化。“現代化”一詞在英語里是一個動態的名詞：modernization意為tomakemodern，即“成為現代的”之意，因此，“現代化”可理解為“獲得現代性的過程”。現代化理論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一種主流發展理論，主要是對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的總結和歸納，盡管從它誕生之起就帶有意識形態的印記，并且在指導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實際進程中也并非十分有效，但現代化理論所歸納和所抽象的一些價值準則（工業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知識化、自由流動、結構分化等）仍帶有很大的普適性。盡管現代化理論流派很多、內容繁雜，但都把民主化視為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因素。

摘要：中國傳統社會中，保甲制度是國家政權對基層社會實行有效控制和管理的手段，而團練源于保甲。通過對團練組織、功能等方面發展流變的歷史考察，可以看到，隨著基層社會自身系統發展的趨于成熟，團練逐漸從幕后走到前臺，其作用日益突出。清中后期，團練勢力的崛起，使國家政權與基層社會之間的關系發生錯位。

關鍵詞：團練國家政權基層社會歷史變遷

團練源于保甲，是以保甲為基礎，以守望相助、武裝自保為目的的地方武裝。團練作為基層社會的自衛組織，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動向反映了基層社會發展的時代內容和客觀要求。本文擬通過對團練組織、功能的歷史演變加以研究，考察國家政權如何對基層社會實行規范管理與社會控制，基層社會又按照怎樣的道路不斷演進壯大？等等。

本文按照團練自身發展的不同階段及其所發揮的不同功能，分三部分加以論述。

一、“守望相助”：以國家政權為主導的地方自衛武裝

團練作為保甲制的衍生功能之一，隨保甲制的不斷完善逐步發展而成。保甲制雛形出現在西周時期。西周政權為保持周氏族內部穩定，使平民之間“相保相受”、“相及相共”，在“王畿”[1]之地推行“州—黨—族—閭—比—家”的社會組織形式。即“五家為比使相保，五比為閭使相受，四閭為族使相葬，五族為黨使相救，五黨為州使相賙，五州為鄉使相賓。族施邦比之法，十家十人八閭俱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2]清人孫鼎臣亦據《周禮》古法得出“今之團練鄉兵，其遺意也”，“無比閭族黨則伍兩卒旅為烏合之兵；無保甲則鄉兵為烏合之民”[3]。盡管其“比閭族黨，周官之所以聯其民使之相屬，后世之保甲也；伍兩卒旅，周官之所以聯其兵使之相屬，后世之鄉兵也”的論斷使人有牽強附會之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