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文獻范文10篇

2.4外國人之間中國古籍的買賣

世界各國都對中國文物文獻垂涎三尺。他們除了采取直接獲取和掠奪手段外，還不遺余力的利用間接途徑收購，即從中國以外國家收購中國古籍。如瑞士博物館曾經從英國傳教士金璋、德國傳教士威爾茨、衛禮賢的手上收集了一些甲骨文。美國國會圖書館曾經從日本田中慶太郎的文求堂古籍書店購進《永樂大典》5冊。牛津大學鮑德利圖書館17世紀從荷蘭購買了一批中國古籍，封面上有荷蘭文。美國傳教士方法斂和英國傳教士庫壽齡，他們曾把從古董商手中收購的400多片甲骨，轉賣給上海英國人創辦的亞洲文會博物館。漢城朝鮮總督府博物館于1914年從大古光瑞手中購得2000件探險隊從中國掠走的吐魯番文物和文獻。這種間接的轉讓也是中國古籍在國外流動的途徑之一。

2.5國內外不法分子的文物走私

近年來，由于中國少數民族古籍越來越受到國內外的重視與青睞，一些不法分子通過各種渠道把許多珍貴古籍走私海外。尤其是大量的中國涼山彝族的各種歷史文化古籍，陸續流失國外。據了解，僅流失到英國的彝文古籍就多達1000多卷，這給保護民族民間文化遺產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國際文物販子走私出境方式，有的是開車攜帶通關前往港澳，再從港澳地區外流。有的雇用“文物帶工”出關。有的雇用“菜農”偷帶出關，文物販子尾隨其后。還有的文物販子公然利用郵寄的渠道走私。2001年6月，江門海關人員在抽查郵件時，從一個寄往加拿大的包裹中發現3本中醫古籍，經核實予以沒收。2006年8月，沈陽海關在出境郵件檢查中，查獲一批由個人寄往境外的古籍圖書。這批圖書均為線裝古籍。

3戰爭時期中國古籍文獻浩劫

文獻因戰爭消亡，戰后常常不得不面對古籍文獻的凋零剖散。中國經歷的幾次戰爭是古籍文獻流失海外最黑暗的時代，流失的古籍文獻不是作為文化交流的媒介載體傳人各國，而是作為中國人民遭受帝國主義掠奪的屈辱象征而進人世界。

論文關鍵詞流散海外古籍文獻追索回歸

論文摘要中國是世界上古籍流失最為嚴重的國家，需要回歸的任務十分艱巨。我們必須在群策群力、尋求法律支持、信息收集、資金募集和國際合作等工作基礎上，采取原生性回歸與再生性回歸相結合的途徑，依法追索、國家贖回、民間購買、接受捐贈以及聯合影印、珍本再造等多種回歸策略與途徑，寄望于流失古籍早日回歸故土。

1引言

中國古籍文獻是中華民族在數千年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重要文明成果，是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的歷史見證，也是人類文明的瑰寶。這些文化國寶由于古代天災、兵燹、人禍等多種歷史原因而連遭厄運。有的被僧侶、傳教士攜走，有的被探險隊瘋狂盜掘，還有的被非法交易走私，更甚的是侵略者捆綁掠奪，多種形式和手段導致古籍文獻流離失所，七零八落。據載，戰時流失日本的古籍至少有300萬冊；美國國會圖書館中的中國古籍不下4000余種，地方志不下2000余種；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掠走的珍貴敦煌文書不計其數。這些國寶至今不能回歸故里，國人對此感到分外痛惜。近百年來，國家政府、愛國志士仁人以及民間力量一直在不懈努力，采取多種方式爭取流散古籍早日回歸。根據資料顯示，實際歸還僅15萬余冊，不如九牛一毛，需要回歸的任務十分艱巨。

雖然藏有中國古籍的國家對這些文獻也比較重視，但它畢竟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應該落葉歸根。伴隨中國社會的發展與富強，流失古籍回歸問題得到國家的重視。政府和相關部門充分提升保護古籍的重要性、責任感和緊迫感，正在加強做好流失古籍的回歸和搶救工作。國家政府積極與海外有關部門交涉或合作，符合追索條件的依法追索，不具備追索條件的正在謀求聯合編目、聯合出版等再生性回歸。但必須認識到，流失海外古籍的追索與回歸工作是一項漫長、模糊、復雜、涉及世界各國而又不能不做的工作。因此，在搶救回歸古籍事業的實踐中，對如何開展群策群力、尋求法律支持；如何建立暢通的資金募集渠道和國際合作渠道，促成流失海外古籍善本早日回歸故土等方法策略問題進行研究和探討十分必要。

2流散海外古籍文獻原生性回歸渠道

去年在政協會議期間提了一個提案，建議將整理出版咸寧文獻叢書列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沒想到被發改委采納了，寫入了規劃《綱要》。為了跟蹤促辦，今年在計劃工作時，決定做一項專題研究，以推動整理出版工作盡快開展。7、8月間，與有關領導一起，調查了全市各縣級圖書館、博物館和檔案館，查看了收藏情況，并與收藏單位負責人進行了座談。天氣很熱，事件較短，也只能說是走馬觀花；但作為調查報告撰稿人，案頭工作還是做了不少的。

一、調查發現，目前存世的咸寧古籍文獻為數不少，其中多數有整理出版價值，但市內機構保存極少，校勘出版更少。這些古籍文獻但絕大多散藏于國內及國外圖書館不能“回家”，另有一些民國時期未出版的鈔本、稿本和民間文獻，多數已經散佚，少量幸存的也處于“瀕危”狀態，較少有人關注。它們既有歷史研究價值，也有檔案收藏意義，亟待引起政府及有關部門的重視，加以收集保存、搶救整理和開發利用。調查中，筆者了解到的基本情況是：

——數量不少，但征集收藏不多。現存咸寧地方人士各種著述數百種，另有少量外籍人士所作的涉及咸寧的著作，這些著述構成了咸寧文獻的主體。清代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錄此前古籍書目100289種，咸寧人著述入選約16種。宣統《湖北藝文志》記載咸寧籍作者320余人、著作510余種。據文獻記載，咸寧歷代方志約46種，現存20種，其中咸寧縣志3種、通山縣志3種、通城縣志3種（殘本1種）、嘉魚縣志5種（殘本1種）、崇陽縣志4種、蒲圻縣志4種。辛亥以降，咸寧人士著述也有不少。近年出版的“四庫”系列，包括《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禁毀書叢刊》及補編、《四庫未收書輯刊》及補編等，收錄咸寧古籍文獻約17種；“方志”系列如《故宮珍本叢刊•湖北府州縣志輯》、《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清代孤本方志選》、《中國道觀志叢刊》等，收錄咸寧志書12種，保存了大量咸寧地方文獻。

據調查，市內各級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收藏古籍數量不多，大體分三類：一類是縣志，存世志書共20種，但市內各種機構收藏的只有16種，其中還有五種不全；一類是專門志，包括嘉魚、蒲圻、通山3種《鄉土志》，九宮、太平2種《山志》、嘉魚《堤志》、《蔡墩育嬰志略》、《續修華陂志》、《通城學田圖志》、《賢親錄》等10種；一類是詩文集或筆記，調查發現市內各館收藏的只有《大影樓集》、《熊魚山文集》、《兩崖集》、《湛輝閣草》等幾種。目前未收入各種叢書影印出版的咸寧文獻，尚有多種存放海外如日本、美國等圖書館以及國內各圖書館和私人手中。如明代汪文盛《汪白泉先生選稿》、汪必東《南雋集》文類二十卷六冊、劉景韶《大白原稿》十三卷六冊，今存于日本內閣文庫；乾隆十七年《崇陽縣志》十卷，藏美國國會圖書館；清雷以諴《雨香書屋詩抄》，藏大連圖書館。而藏于國家圖書館、省圖書館、北大、武大等圖書館以及民間收藏的稿本、鈔本等則更多。這些古籍文獻不能回到故里，自然無法為地方文化、經濟建設服務。

——內容豐富，但保護利用不夠。從各種書目的著錄情況來看，咸寧文獻內容比較豐富，涵蓋古代圖書分類的經、史、子、集四部，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從宣統《湖北藝文志》收錄情況看，經部58種，史部73種，子部75種，集部255種，記載地方事實的50種。經學著作反映了古代社會政權主導下的社會意識形態，多數不存，史部成果則很可觀，一些史著受到當代學者的重視。如明代廖道南的《楚紀》和《殿閣詞林記》、朱廷立的《鹽政志》、熊開元的《魚山剩稿》、蒙正發的《三湘從事錄》等。集部集中反映了古代咸寧著述豐碩成果，著錄書目數量最多，信息量大，很多涉及咸寧的自然山水、歷史事件、社會生活和民俗風情。明清以來，咸寧文人注意搜輯整理前人的文獻，如崇陽汪文盛任福州知府時，曾整理刻印“三史”（漢書、后漢書、五代史），號為精品；蒲圻張康遜、張國淦父子致力搜集方志和鄉邦先賢著作，輯成《湖北書征存目》十四卷，體現了重視歷史文獻的文化傳統。

調查發現，由于種種原因，古籍收藏不多，保存狀況也不容樂觀。許多單位缺經費投入、缺存藏條件、缺保護和修復人才，古籍因老化、脆化、受潮、蟲蛀而破損嚴重，有限的藏品面臨損毀的威脅。而且它們長期塵封，讀者不知所在，難以得到利用。崇陽有古舊圖書近千冊，既未造冊登記，更無保護措施，其中有沒有、有多少地方古籍文獻也不清楚，塵封蟲蛀，十分可惜。通山幾種原版縣志和《九宮山志》，也不同程度的受潮、蟲蛀。此外，在咸安、通城也發現一批珍貴古籍，保存條件同樣不理想。古籍保存狀況亟待引起重視，修復工作迫在眉睫。

一、古籍數字化的概念

古籍的數字化，是從利用和保護古籍的目的出發，采用計算機技術，將常見的語言文字或圖形符號轉化為能被計算機識別的數字符號，從而制成古籍文獻書目數據庫和古籍全文數據庫，用以揭示古籍文獻信息資源的一項系統工作。

二、公共圖書館古籍數字化的意義

1、解決古籍藏與用的矛盾

近年來，隨著免費開放等措施的實行，越來越多的讀者進入到圖書館使用文獻資料，古籍閱讀的需求量也隨之越來越大。但是古籍具有不可再生性，公共圖書館將古籍收藏之后，出于保護的目的，對古籍的閱讀對象和閱讀方式都做了嚴格的限制和規定，因此，古籍的藏與用，一直存在著嚴重的矛盾，傳統的古籍保護和閱覽方式已經無法解決大眾日益增長的古籍閱讀需求。為了解決古籍保護和滿足讀者日益增長的閱讀需求之間的矛盾，利用現代新技術的發展，古籍數字化將成為今后古籍保護工作的一個重要方向。數字化古籍，不僅有利于古籍文獻資料的長久保存，而且可以反復進行利用，提高古籍的使用率，更好地發揮公共圖書館從藏到用的功能，符合數字圖書館建設的需求。

2、有利于普及推廣館藏古籍文獻

為深入貫徹落實文化部、教育部、科技部、國家民委、新聞出版總署、宗教局、文物局、中醫藥局等八部委聯合印發的《關于支持自治區古籍保護工作的通知》（文社文發〔〕3號），制定實施意見如下。

一、指導思想

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科學發展觀，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以及自治區黨委七屆九次、十次全委（擴大）會議精神，以現代文化為引領，加大全區古籍保護工作力度，建立政府主導、部門協作、社會參與的古籍保護工作機制，逐步形成符合實際、體現特色、科學有效的古籍保護制度，提高全社會保護古籍、利用古籍的意識，充分發揮古籍在傳承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促進社會和諧，加快實現自治區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二、工作方針

貫徹“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按照“統籌規劃，科學指導，突出重點，擴大交流，加強協調，分步實施”的原則，以普查為基礎，以搶救為重點，以推薦、申報工作為抓手，以人才培養為目標，全面推動我區古籍保護工作科學、規范、有序開展。

三、工作任務

1.民間散存民族檔案文獻遺產損毀流失問題。如云南省散存民間的紙質民族文獻有數十萬冊（卷），由于檔案意識薄弱、生存環境惡劣，加之受經濟利益影響，近年來，正以每年上千冊（卷）的速度在流失。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有一位精通彝文的畢摩，保存著60余部彝文古籍。多年來，這位畢摩一直在尋訪傳承人。然而，由于主持祭祀活動的畢摩已難維持生計，沒人愿意承襲其衣缽。畢摩去世后，因為不知古籍的珍貴，家人將這些古籍當作畢摩的隨葬品焚燒。其他尚存民間的紙質民族文獻大多存放在破舊的箱子或麻袋中，有的藏于樓板夾層，有的藏在燒火煮飯的灶房里，保管條件惡劣，破碎、發霉、受潮、蟲蛀和毀壞現象普遍存在。國外或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一些不法分子看到民族文獻的商業價值，深入云南民間購買并販賣到沿海地區或國外，被收購的有瑤族古籍、東巴經書、藏族唐卡繪畫及彝文古籍等。如麗江古城里有人偷賣東巴經書，有的東巴經書則被人偷到廣州市場出賣，其價格已由收購時的數百元、上千元升至萬元。而輾轉流失到國外的有2000多冊。值得關注的民族金石檔案大多裸存野外，生存環境更為惡劣。如廣西武鳴縣羅波鎮一寺廟之中原存有30多塊反映當地民族宗教情況的碑刻，石碑不斷被遷移作為它用，或為洗衣臺的洗衣石，或被鋪徹在村口的涵洞底下，迄今都已流失殆盡。再如據云南省民委古籍辦統計，2000年，全省精通本民族語言文字并初通漢語的民族老人尚有數百位，近年來，由于年高體衰，每年有數十位相繼離世。又如從1986年開始，廣西衛生廳就著手搜集整理民族醫藥古籍，如今已經搜集到手抄本170多本。據調查，民間許多珍貴的醫藥手抄本被當成廢紙燒掉，一些諸如師公戲等靠口傳心授的口碑古籍也因為缺乏傳承人而漸漸失傳。2.眾多管理機構民族檔案文獻遺產損毀流失問題。受體制設置等因素影響，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群藝館、政協、方志辦、民委古籍辦或民族研究所等單位都征集到大量的民族檔案文獻遺產，受自然因素影響，加之保管條件簡陋，二次損毀流失問題仍然存在。據統計，蒙古文文獻總量達13000多種，這些蒙古文原件多為各單位保存，損壞亦很嚴重。內蒙古社科院圖書館館藏蒙古文古籍6280種，由于年代久遠，其中的許多珍品均有殘損。如蒙古著名的民族英雄史詩《格斯爾》已有破損，其中的第11章殘缺更為嚴重，許多重要內容不能釋讀。云南楚雄州圖書館所珍藏的14卷彝文手稿古籍均有不同程度的損壞，其中2本古籍已經破損通洞，前后殘損的有8卷。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各地民委古籍辦都征集保存有大量的民族古籍，由于管理條件簡陋、管理松懈，損毀流失問題更為嚴重。如云南省民委古籍辦收集到的5000余冊(卷)民族古籍大多用自制的土紙、墨和竹筆寫成，紙質堅韌，自然老化問題嚴重，90%的都已破損。這些古籍中損毀最為嚴重的有2000余冊(卷)，有的被煙熏得漆黑，有的被蟲鼠撕咬成粉末，亟待修復搶救。又如新疆古籍辦收藏有民族古籍4447冊（件），各地州市民宗委古籍辦收藏4752冊（件）。其中，伊犁州民宗委有700冊，巴州民宗委74冊，博州民宗委140冊，昌吉州民宗委400冊，克州民宗委380冊，阿勒泰地區民宗委451冊，塔城地區民宗委326冊，哈密地區民宗委398冊，吐魯番地區民宗委200冊，阿克蘇地區民宗委256冊，喀什地區民宗委古籍辦800冊，和田地區民宗委古籍辦474冊，烏魯木齊市民宗委144冊，克拉瑪依市民宗委9冊。[1]許多單位都沒有專門的收藏室和保護設備，部分檔案用蛇皮袋裝在陰冷的房間里，有的甚至遭受雨淋而損毀。

西部民族檔案文獻遺產分散保存因素分析

1.歷史遺存因素。在各民族歷史發展過程中，掌握民族文化的大多是民族土司、土官、頭人、喇嘛、畢摩、和尚、巫師、寨老、民間歌手等，建國后，這些民族知識分子所保存的民族文獻一般都傳給子女或徒弟。以彝族畢摩為例，云南楚雄州祿勸縣著名的彝族畢摩張興生于1930年，為畢摩世家，6歲開始從父學習畢摩知識。張興畢摩家傳彝文古籍眾多，曾將上百部捐獻給國家。該縣另一彝族畢摩李天貴生于1915年，為六代祖傳巫師，6歲開始從父學習彝文。他原有祖傳、師傳彝文古籍120余部，中有近百部被抄掠損毀，其后將18部捐獻給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再以云南省勐海縣佛寺傣文經書的遺存情況為例，勐遮鄉的曼壘寺遺存有傣文經書76種451冊，曼剛寺有44種172冊，曼短寺有31種201冊，曼納麻寺有27種101冊，曼柔寺有19種125冊；打洛鎮的曼廠寺遺存有56種248冊，曼掌寺有34種201冊，曼蚌寺有82種554冊，曼景寺有27種64冊；勐混鄉的曼蚌寺遺存有49種422冊，曼養寺有46種315冊，城子寺有35種213冊。[2]歷史遺存因素是西部民間散存有大量民族檔案文獻遺產的重要原因。2.文化傳承因素。民族檔案文獻遺產是承載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和媒介，其傳承尤其是非物質檔案文獻遺產的傳承，除文字記錄傳承外，大多是以民族性的集體傳承為主。如盤王節是瑤族祭祀始祖的重大宗教節日，每年農歷十月十六舉行。節日短則三天兩夜，長達七天七夜，除舉行大型的祭祖儀式外，更以跳鼓舞和唱盤王歌以及反映歷史、生產、愛情的民歌為主要內容。《盤王歌》又稱《盤王大歌》、《盤古書》、《大路歌》等，主要敘述人類、民族、天地萬物的形成和發展，以及瑤族祖先遷徙發展和生產生活情況，是研究古代瑤族社會歷史、文化科技、宗教祭祀、經濟生活等狀況的重要口述檔案遺產。盤王節不僅保留了瑤族口述檔案遺產，對傳承瑤族宗教文化、舞蹈文化、音樂文化等其他非物質檔案文獻遺產亦發揮了重要歷史作用。[3]此外，許多民族檔案文獻遺產則通過父子、師徒等以口耳相傳的方式進行傳承，如貴州畢節著名彝族畢摩陳作真1895年生于世傳巫師家庭，七歲跟父親學習彝文，14歲學習彝文經書和宗教禮儀，19歲開始作法師，29歲承襲父職，任當地土司家族專職巫師。陳作真精通彝族宗教禮儀、彝文經書以及本民族歷史，在傳承民族歷史文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4]西部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傳承還有火塘傳承、學校傳承、寺院傳承等方式。3.體制設置因素。為保護與傳承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我國分別設置了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和文化館等系統，負責歷史文化及其載體文獻的征集與保護工作。1984年，根據《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民委關于搶救、整理少數民族古籍的請示的通知》，各民族地區民委都設立了“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辦公室”，負責民族古籍的整理工作。由于學科視角不同，民族檔案文獻遺產多具有古籍、文物等多重屬性。一般而言，“民族古籍是指曾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疆域范圍內生活過的各少數民族和正在生活著的各少數民族在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切用文字，具有某種文化涵義的符號即口頭語言記錄下來的文化載體。這種文化載體可以分為四大類型，原生載體古籍、金石載體古籍、口碑載體古籍和書面載體古籍。”文物則是有文化價值的歷史遺留物，其形態主要是過去人們直接使用形成的實用性物品，如器具、工藝制品、建筑物和墓葬、遺址等，也包括金文、古籍、文檔、印章、貝葉和石刻等文獻。從民族檔案文獻遺產的內涵來看，其本質特征是具有原始性，而許多民族古籍、文物都具有這一本質特征。就外延而言，民族檔案文獻遺產中金石檔案、口述檔案和紙質檔案等都與民族古籍和文物有較大的交叉性。基于此，圖書館、博物館、民族古籍辦等都把許多民族檔案文獻遺產納入征集范圍，這就導致了諸多文化機構和政府部門參與其保護工作，形成大量檔案文獻遺產為眾多收藏單位分散保存的現實狀況。

文化遺產框架下西部散存民族檔案文獻遺產保護問題

1.將民族檔案文獻遺產納入文化遺產保護框架。民族檔案文獻遺產是我國珍貴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2005年，《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第5條指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要將文化遺產保護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并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以及城鄉規劃。要建立健全文化遺產保護責任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也要建立相應的文化遺產保護協調機構。”文化遺產保護是我國一項重大的文化保護工程，將民族檔案文獻遺產明確納入文化遺產保護框架進行管理對構建其長效保護機制有重要意義：一是可將其納入國家文化遺產保護政策法規體系之內，在國家文化遺產保護政策和相關保護法規體系之下，對西部民族檔案文獻遺產進行資源建設與綜合保護。二是將民族檔案文獻遺產的保護列入政府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議事日程與長期規劃之中，作為政府工作的重要內容得以長期開展。三是在文化遺產保護框架下可以得到國家在資金投入、人員培訓與機構設置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四是可以整合資源，動員相關政府機構與社會力量參與民族檔案文獻遺產的資源建設與保護發掘工作。2.文化遺產框架下民族檔案文獻遺產多元保護。由于民族檔案文獻遺產具有古籍、文物和文化遺產等多元屬性，并為眾多機構所保存，而將其全部集中到檔案館保護既不現實也不具有可操作性。為此，就要構建包括檔案館在內的民族檔案文獻遺產多元保護主體，具體而言要解決兩個重要問題：其一，保護主體的確立問題。就現有文化遺產管理體制而言，從文化遺產的保護力量、珍藏數量等方面評介，從事文化遺產保護的主要是民委古籍辦、圖書館、檔案館和博物館四大系統，也是保存民族檔案文獻遺產的主要單位和部門。鑒于此，可將四大系統確立為民族檔案文獻遺產主要保護主體。其二，集中保護問題。鑒于四大系統管理體制已經成熟，其他部門所管理的民族歷史文獻可以通過相關政策法規向相應的管理部門移交。如民委宗教部門的可向古籍辦移交，文化館的可向圖書館移交等。同時，四大系統內部也要對民族檔案文獻遺產實行分級集中管理，也就是按其珍稀程度、價值高低、現存數量、版本情況等劃分等級，采取移交、代存等方式，保留復印件，將原件集中到保管條件較好的省級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或民委古籍辦珍藏。其集中方式可在本系統集中，也可視實際情況實行跨系統集中。3.檔案館民族檔案文獻遺產保護的合作與交流。對具有圖書、文物等多重屬性的檔案管理按《檔案法實施辦法》規定：“對于既是文物、圖書資料又是檔案的，各級各類檔案館可以與博物館、圖書館、紀念館等單位相互交換重復件、復制件或者目錄，聯合舉辦展覽，共同編輯出版有關史料或者進行史料研究。”檔案館作為民族檔案文獻遺產的主要管理機構在其保護工作中要發揮積極的合作與交流作用。首先，編制聯合檢索目錄。西部各民族地區可先建立省級聯合檢索目錄，項目包括四大系統所存民族檔案文獻遺產的分類題名、數量、內容簡介、征集地、民族和檔案狀況等，以此為基礎，建立西部和全國聯合檢索目錄。同時，積極參與如少數民族古籍目錄等的其他系統聯合目錄的建設工作，以詳細掌握西部和全國民族檔案文獻遺產的總體情況。其次，建立文獻材料交換機制。在四大系統保存的民族檔案文獻遺產中，既有重復件也有相關文獻的缺失。為此，四大系統既可互通有無，通過托管的方式將民族檔案文獻遺產分類保存，也可相互交換重復件、復制件，以彌補各單位所藏民族檔案文獻遺產的缺失與不足。第三，資源共建與開發。在信息化背景下，四大系統都形成了豐富的數字化民族檔案文獻遺產，將其進行數字化資源集中建設，不僅技術可行，更易形成資源優勢。在資源發掘方面，既可聯合舉辦展覽，共同研究或編輯出版有關史料，也可以進行網上查詢利用，或出版電子編研文獻，發行民族傳統歌舞、工藝制作、說唱藝術等光盤，為社會提供利用這一珍貴的民族歷史文化遺產。4.西部民間散存非物質民族檔案文獻遺產聯合保護。在文化遺產保護框架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搶救受到政府和社會的重視與關注，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對民間非物質民族文化遺產進行征集保護。在此背景下，西部檔案館、圖書館、民委古籍辦、博物館和民族研究所等都征集到豐富的非物質民族檔案文獻遺產。為做好搶救工作，西部各省區在文化廳的領導協調下，四大系統首先要摸清家底，通報非物質民族檔案文獻遺產采集信息，以確定工作計劃，避免重復征集問題。其次，合理規劃，分工合作，或按地區、或按民族、或按文獻遺產的類型，有針對性地對當地非物質民族檔案文獻遺產進行征集搶救。再次、分清重點，著重搶救瀕危非物質民族檔案文獻遺產。西部現存非物質民族檔案文獻遺產的生存狀況各不相同，就整個西部地區而言，亟待搶救的是民族口述歷史文化，以及部分瀕危民族醫藥、傳統工藝等，這些民族檔案文獻遺產的傳承人大多年歲已高，后續乏人，生存環境惡劣。為此，四大系統應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重點搶救這些瀕危非物質民族檔案文獻遺產。

本文作者：華林姬興江王晉譚文君工作單位：云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情報與檔案學系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直有關部門：

省委、省政府歷來高度重視古籍保護工作，近年來在各地和有關部門的共同努力下，我省古籍保護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當前我省古籍保護工作還面臨許多問題，形勢嚴峻。為加強搶救、保護我省珍貴古籍，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推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和諧社會建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和《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6號）精神，現就進一步加強我省古籍保護工作提出以下意見。

一、充分認識古籍保護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我省擁有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獻典籍，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保護好這些文獻古籍，對促進文化傳承、聯結民族情感、弘揚民族精神、維護國家統一及社會穩定具有重要作用。我省地處水熱充沛的亞熱帶季風區，氣候終年溫暖濕潤，給我省古籍保護帶來不少問題，古籍老化、破損和蟲蛀現象嚴重；同時古籍修復手段落后，保護和修復人才匱乏尤其是少數民族古籍保護和整理人員極度缺乏，面臨失傳的危險。因此，加強古籍保護刻不容緩。市（州）、縣（市、區）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要從對國家和歷史負責的高度充分認識保護古籍的重要性，進一步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切實做好古籍保護工作。

二、古籍保護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總體目標

（一）指導思想。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大古籍保護工作力度，建立科學有效的古籍保護制度，提高全社會的古籍保護意識，充分發揮古籍在傳承中華文化、提高人民群眾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增強民族凝聚力、促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中國歷史文獻學教學切忌“紙上談兵”，應注意從文獻收集、文獻整理、文獻修復等方面開拓實踐教學內容，以此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實踐能力，進而才能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關鍵詞：中國歷史文獻學；實踐教學；文獻收集；文獻整理；文獻修復

中國歷史文獻學是高等學校歷史學本科專業普遍開設的一門專業基礎課程，目的是培養學生閱讀、整理和利用歷史文獻的能力，為從事歷史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礎。中國歷史文獻學的教學內容一般包括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典藏學、輯佚學、辨偽學等內容，學術性、理論性較強，難度較大，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積極性不是很高。為了改變這種局面，中國歷史文獻學的教學應注意從文獻收集、文獻整理、文獻修復等方面充實實踐教學內容，把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起來，以期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一、文獻收集實踐

文獻收集是學術研究的前提，只有盡可能廣泛收集相關文獻，學術研究才能深入開展。文獻收集的過程其實就是學生把所學的目錄學、典藏學知識從理論轉化為實踐的過程。紙是中國傳統文獻的主要載體，紙質文獻是中國歷史文獻的大宗。面對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怎樣查找到自己所需的文獻資料，是學生應該掌握的基本技能。紙質文獻的收集，首先，要查閱各種目錄書，如綜合性目錄《四庫全書總目》、《中國古籍總目》，館藏書目《北京圖書館古籍總目》、《四川省圖書館藏古籍書目》、《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書目》，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臺灣公藏善本書目書名索引》、《日藏漢籍善本書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斷代書目《現存宋人著述總錄》、《宋人別集敘錄》、《清人別集總目》，專科書目《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國家譜總目》、《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等；其次，要學會利用索引工具書，如《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叢書廣錄》、《四庫系列叢書目錄索引》、《古籍版本題記索引》、《清代傳記叢刊索引》等；第三，要熟悉各種檢字方法，如部首、筆畫、字序、音序、四角號碼等。學習古代文史的同學，一定要掌握四角號碼檢字法，因為古籍索引大多數是用四角號碼檢字法。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電子作為文獻的載體越來越普及。電子文獻的出現是文獻傳播史上的劃時代變革，它形式多樣，容量大，攜帶方便，傳播速度快，突破了時空的限制，具有很多紙質文獻無法比擬的優勢。目前查找電子文獻，主要是通過光盤數據庫和網絡數據庫。常用的光盤數據庫有《中國基本古籍庫》、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全四庫系列》（包括四庫著錄書、四庫存目書、四庫禁毀書、四庫未收書）、《四部叢刊》電子版、《國學寶典》、《漢籍全文檢索系統》、《漢籍電子文獻》、《漢達文庫》等。網絡數據庫主要有古籍書目檢索網絡數據庫、古籍全文檢索網絡數據庫、古籍全文瀏覽網絡數據庫等類型。如中國國家圖書館公共檢索服務系統中“聯機公共目錄館藏查詢”數據庫、北京大學中文系網站《全唐詩》電子檢索系統和《全宋詩》檢索系統、臺灣“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資訊網中《古籍影像檢索系統》和《明人文集資料庫》等。[1]文獻收集實踐，就是在學生了解文獻收集途徑和方法的基礎上，讓學生親自動手收集相關文獻，以專題資料匯編的形式呈現學習成果。學生不僅掌握了文獻收集的方法，還可以直觀地看到自己的學習收獲，這對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無疑會有很大幫助。

二、文獻整理實踐

【摘要】作為古籍資源存藏豐富的公共圖書館，傳承和發揚傳統文化責無旁貸，影印古籍是其方式之一。本文通過回顧民國時期公共圖書館影印古籍自出版情況，分析這種出版模式的利與弊，以期為現代圖書館古籍影印出版提供借鑒。

【關鍵詞】古籍影印;自出版;借鑒

1民國時期圖書館古籍影印自出版概況

民國時期的公立圖書館中，有很多省級圖書館在影印古籍時存在自出版發行古籍業務。時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的陳訓慈在其1935年發表的《全國省立圖書館現狀之鳥瞰》中總結當時省級圖書館古籍影印狀況稱:“南京國學圖書館以館藏之多珍，與方針之所重，印行珍本為特多。次則山東省館兼有博物館之性質，藏金石甚多，故所出如《漢魏石經殘字》、《兩漢印帚》等，皆蔚為巨制，間亦有影印之珍本(如《穆天子傳》)。此外如浙館之印行目錄學著作，贛館之重印豫章叢書，豫館之籌刊中州叢刻，陜館之印行碑林目錄，以及皖館之編行鄉賢像傳，皆吾人所聞知，其未聞而出有佳籍者，猶不在鮮也。”［1］可見當時不少圖書館影印古籍，且各有特色。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浙江圖書館、江西圖書館等。1.1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前身為江南圖書館，辛亥革命后曾多次更名，1912年為江南圖書局，1913年7月為江蘇省立圖書館，1929年10月更名為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沿用至1952年10月1日。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視影印古籍為一項重要工作，柳詒徵在擔任館長之初就考慮印行古籍善本的問題，他在《改良省立圖書館第一計劃書》中談到古籍影印的重要性:“又有一事，亟宜舉辦，即印行是也。館中善本不啻鴻寶，任人閱覽，既易損失;什襲珍藏，則等窖幣。兵火之劫，盜易之弊，蟲蠹之患，在在堪虞。他如傳鈔孤本有關學術者，僅恃手抄，事難功尠，故欲恢張國故，便利學人，宜取善本、孤本影印發行，則如一人化身千億，恒干之外，子孫繁多，一面可以嘉惠藝林，一面可以獲取重值。”［2］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特設立印行部，并為此頒布《印行部規程》，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流通善本秘笈，服務于讀者。“從民國十七年上半年開始，銳意于館藏珍本古籍的印制，至民國二十五年圖書館新印書籍將近100種，達68384部，165720冊。而且印行的珍本古籍的發行量較大，如民國十七年度雖然只印2種書籍，但印制冊數達16514冊，發行數達11653冊。發行冊數占印制書籍總數的70%強。從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五年平均每年印行書籍的冊數為30676.7冊”［3］，從上述統計數據，可看出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在民國時期影印出版古籍數量之大。其影印古籍的種類主要為江蘇地方文獻和先賢著作、科技典籍、文學藝術方面的珍貴稿本、鈔本、大部叢書如《云自在龕叢書》、《藕香拾零叢書》等。而且“其書類皆罕傳本”［1］，“當時學者以購得盋山精舍印行書，視為珍品。”［4］1.2浙江圖書館。浙江圖書館成立之初，就將浙江官書局并入，其機構設置上兼有藏書與編刻書的功能。同時所刻各書公開在杭州的售書處售賣。1914年浙江圖書館的木刻書還參加了巴拿馬國際博覽會，可見其自出版業務已很成熟。據項弋平《浙江圖書館刻書述略》所述，“浙江圖書館的刻書業務，從1909年至1929年大致為第一階段，只有木刻業務。出版的書籍從內容上說，大都是鄉邦文獻、地方志書;從形式上說，以大部頭的叢書為主。如《蓬萊軒輿地叢書》、《臺州經籍志》、《章氏叢書》、《通鑒輯覽》等。從1929年至1937年為刻書業務的第二階段，除木刻書業務繼續擴大外，又增加鉛印業務。這一階段，木刻書板增至十余萬片，印書達四百多種。內容有浙江文獻、地方志書、金石書畫和各類叢書。”［5］1.3江西省立圖書館。“自歐陽祖經擔任館長以來，江西省立圖書館非常注意訪求、搜集江西所刻的古籍版片并將其重印行世。”［6］其中影印《豫章叢書》影響較大。1933年8月，又鑒于《豫章叢書》流傳不廣，“全國各地圖書館以及高等院校又十分需要，‘為介紹學術宣揚文化起見，特補刊殘缺，用上等連史紙，選擇良工以名墨印刷，精裝二百六十五冊，分九月、十一月兩期出書，定價百二十元。本館茲為優待各界特發行預約價只收八十元'。(《江西民國日報》1933.8.2)由館中裝訂員徐瑞堂印行100部，大多被全國各大圖書館購去。”［6］上述內容反映了江西省立圖書館影印自出版此叢書的情況，同時我們也可以從其他文獻瞥見《豫章叢書》再刊行的記載:“惜僅梓一次，傳本無多。海內藏家，尚恨向隅。最近該館館長楊氏立誠有見于此，特商承教廳長程氏同意，將該叢書修補殘簡，重予印行一百部。”［7］除此外，江西省立圖書館還鉛印《譚襄敏公年譜》等。1.4云南圖書館。云南圖書館成立后，屢易其名:昆明云南圖書館、云南省立國學圖書館、云南省立昆華圖書館。云南圖書館曾輯刻大型地方文獻《云南叢書》，“1914年專門設立了輯刻《云南叢書》處，負責編輯、印刷和出版工作。起初由唐繼堯政府撥款萬元，1916年初編印大部分完成。1923年以后由當地官僚資本開設的“興文當”撥款，1947年叢書處改為文獻委員會。《云南叢書》已編印的初編152種1148卷，二編53種254卷絕大部分是木刻，只有一少部分是石印、鉛印本。”［8］可見圖書館輯刻大型叢書會遇到經費的困擾。這也只是眾多圖書館影印古籍的一個縮影。

2自出版利弊分析

通過了解民國時期公共圖書館古籍影印自出版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出版方式有其自身的優勢，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2.1優勢。2.1.1版本可靠，排版多變。圖書館提供館藏古籍資源，能夠保證版本精良，將古籍原汁原味地呈現給讀者。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館長柳詒徵曾言:“往者商務印書館印行《四部叢刊》，雖借館書印行多種，惟書賈牟利，不善鑒別。所印者，或改易原式，或不適實用。若館中自行印布，善本則依原尺寸，鈔本則排印精校，聚之則為叢書，分之亦可單售，較之假手書賈，必有良楛之別。”［2］他指出商務印書館曾借圖書館的書，為牟利不善鑒別，而圖書館自行影印古籍排版形式可多變，或叢書或單冊，既可裨益學界，又可避免書商作偽。2.2.2專人專部負責，專業性更強。圖書館出版古籍，可以在資源保護、資料選擇、刊印等方面做得更專業。浙江圖書館“民國元年設總理副理各一人，其下職員若干人。是冬裁副理，改總理為館長。下設監理兼編輯二人，檢校兼文牘、庶務兼會計各一人。司書生四人，繕錄生一人，印行所管理員、書版匠頭各一人，司書生二人。”［9］從材料可以看到，浙江圖書館有專人負責出版業務。“1929年浙江圖書館租賃了杭州水陸寺巷的房屋，購買鉛印設備，成立鉛印部。鉛印部除印書外，還接收外來業務”［5］。由此可見，浙江圖書館還專購設備、專設機構負責印刷。2.2.3順應時代需要，發揮館藏價值。自出版能根據當時需要及時刊印古籍，發揮其作用。“當時正處日本侵占我國東北三省、意欲圖謀全面侵華之際，國學圖書館以印行館藏《鄭開陽雜著》、《經略復國要編》、《三朝遼事實錄》和《正氣堂集》等古籍珍本的方式，將這些史書里記載的著名抗倭、平倭事跡廣為刊布，以警醒國民，傳揚民族精神。”［10］處于這種特殊的歷史時期，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以此種形式踐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使命與擔當，在當時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2.2弊端。2.2.1人力有限。民國時期的公共圖書館人力資源有限，業務多樣，很多圖書館人都是身兼多職。從事古籍出版業務的圖書館工作人員并非專業出版人士，缺少專業經驗，他們懂古籍，卻不懂出版、排版等。2.2.2物力有限。民國時期的公共圖書館成立初期，各種物資緊缺，如房舍緊張，可用設備少，可維持如木印、石印等古籍影印業務的場地、專業設備等資源有限，有專門機構和專業影印古籍設備的圖書館很少。待圖書館事業發展趨于穩定，戰爭又起，以致正常事業發展受到影響。2.2.3財力有限。民國時期公共圖書館經費匱乏，主要靠撥款，各項事業發展可分配的經費有限。古籍影印自出版業務受到經費調配的影響，如云南圖書館收到不同撥款機構提供的出版經費，斷斷續續進行刊印。2.2.4缺乏穩定性、持續性因經費匱乏、人力、物力、財力、戰爭等原因的影響，民國時期公共圖書館的古籍影印自出版業務，其穩定性和持續性無法得到保證，工作的開展只能間斷性的、非常態化的。

對圖書館而言，古籍向來是最特殊的館藏——這些未采用現代印刷技術制作的古代書籍因兼備文獻與文物價值，無疑是最寶貴的藏書，但從推廣閱讀的角度來看，古籍卻是圖書館中與普通讀者最疏離的部分。除此之外，從職業倦怠的角度來講，古籍修復工作則是圖書館中相對冷門的崗位。經歷漫長的歲月，多數古籍現已出現不同程度的破損，推廣古籍的搶救性保護工作迫在眉睫，而人才與經費的困難卻制約著古籍的社會宣傳和開發利用，古籍的總體前景堪憂。大力推進古籍修復工作不僅是對公共財產的緊急搶救，其為讀者、員工及社會公眾帶來的心理影響同樣意義非凡。

1推進古籍修復工作影響讀者對古籍的認知

認知也稱認識，指人對感覺信號進行接收整理再加工的一系列過程，主要包括感覺、知覺、記憶、思維等心理現象。由于書籍是知識的載體，閱讀行為與書籍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諸多聯系。圖書從內容到外形都通過閱讀這種認知行為向讀者施加影響。

1.1古籍的外觀刺激讀者的感官

感官是一種最基本的心理現象，它所帶來的認識雖然比較膚淺，人們仍然深受第一印象的影響。這種現象有其生物根源——人是感官動物，重視感官印象是一種動物本能。惟其如此，為公眾提供文化休閑場所的公共圖書館更需在重視藏書內容的同時，盡量保證藏書外觀的優良，并盡力為公眾提供賞心悅目的閱讀環境。就古籍圖書來說，雖然利用古籍資料的讀者群不大，但由于古籍明顯區別于現代圖書的制作方式，以及其與現代圖書差異頗大的內容安排，大多數讀者都對其充滿好奇。這種好奇心理在得到適當引導的情況下，可以為圖書館業務擴展提供廣闊的潛在空間。

1.2古籍的宣傳吸引讀者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