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價范文10篇

內容摘要：證券投資理論中有種觀點認為，股利對于股價的變動沒有影響。本文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剖析，認為上市公司與股東不是同一個利益主體，公司獲利與投資者收益不是一回事，并通過實證研究等方法論證股利是股價變動的重要因素之一。當前證券市場建設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提高公司對股東的回報率，這樣才能鼓勵投資行為、抑止過度投機。

關鍵詞：證券市場股利政策股票價格

在投資理論中有種頗為流行的觀點：股票市場價值與股利政策不相關，即股利分配（上市公司給股東發(fā)放股利無論多與少）對公司的市場價值（或股票價格）不會產生影響。這種觀點的代表是默頓·米勒和費朗哥·莫迪利亞尼。在1958年，兩人發(fā)表的論文《資本成本、公司財務和投資理論》中認為，“股利政策對股東在公司中投入的資本價值不發(fā)生影響”。這在國內各類證券投資書刊中也有廣泛介紹，我們姑且將其稱之為“無關論”。但事情果真如此么？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有欠缺的，現分析說明如下：

“無關論”認為，“公司的股權價值與公司未來收益和產生這些收益所需要追加的必要投資相關，公司股價總額應等于每年的預期收入減去必要投資之后的現值之和”。問題的關鍵就在于，“無關論”把公司的收益與股東的收益混為一談，只講公司收益，不講股東收益。然而上市公司與其股東并不是同一個利益主體。上市公司的獲利能力再強，預期收益再多，但一分錢也不肯給股東，這種上市公司的股票對股東還有什么意義呢？對投資者而言，所持股票的價值，只與這個股票所能帶來的收益有關，而不是這個公司的利潤。盡管股利來源于公司利潤，公司的利潤多，股利才有可能多，但這只是提供了可能性，兩者畢竟不是一回事。公司在獲取的利潤中肯給股東多少股利，這才決定了股票的價值，并影響了股票的價格，而決不是無關。至于后一句“公司股利總額應等于……”，應該明確的是：如果講的是以股東的預期收入計算股票的理論價值，那是對的。但此處顯然還是指的是公司的預期收入而非股東的，不然就不必講追加投資了。

“無關論”還有個重要論點就是，“如果公司決定提高當前股利的水平，就會降低公司為產出未來收益而追加投資的能力，因此公司就必須通過發(fā)行新的股份或承擔更多的債務以取得資金。”一個經營良好的公司，完全可以既有追回投資的能力，又能支付足夠的股利，兩者并不矛盾。而“無關論”卻把這種有著許多種選擇方案的決策問題，硬性歸結為非此即彼的關系，這就過于內外籌資的關系，有一系列的相關政策與財務規(guī)定，影響因素很多，并非這么簡單而又機械。

“無關論”還認為公司減少當年股利支付，可增加投資，增強公司今后的盈利能力，提高公司的預期收益，也就提高了今后可分配的股利總額，所以“無論哪種情況，股利政策的變動都只影響未來預期股利的現金流量現值分布（意思就是減少現在的，就會增加今后的——筆者注），而不會改變現金流量的現值總和，也就不會改變股權價值。”

一、傳統(tǒng)的股價行為模式及其缺陷

股價行為模型通常用著名的維納過程來表達，維納過程是馬爾可夫隨機過程的一種特殊形式，在物理學中用于描述大量粒子相互碰撞情形下單一粒子的運動形態(tài)，也被稱為幾何布朗運動。方程是描述股價行為最廣泛使用的一種模型。

附圖

在此，參數μ的大小應取決于投資者不能過分散化而消除的那部分風險，即系統(tǒng)風險的大小，同時也取決于股票市場所依存的經濟體系中的利率水平，也就是說，投資者是理性的和風險回避的，他根據所有可以獲得的信息來估價證券并根據風險程度來要求高收益率補償。但是，有兩種情況通常會使人們追求風險而不是回避風險。①假設一個投資者在穩(wěn)虧8萬元或有80%的機會虧損10萬元或有20%的機會什么也不虧之間作出選擇，二者的期望收益率是相同的，而前者是無風險的，后者是有風險的，但絕大多數投資者會選擇后者。②假設一個投資者在穩(wěn)賺10元或有99%的機會什么也沒有或有1%的機會賺1000元之間作出選擇，大多數投資者也會選擇后者。同時，μ隨著時間、宏觀經濟環(huán)境、相關經濟政策和投資者對未來預期的變化而變化，μ更多地表現為隨機過程而不是常量。

其次，如果我們以方程來擬合股票價格的行為過程，不考慮噪聲干擾σdz，則直線ds/s=μdt在相當長的考察區(qū)間內經常表現為向下傾斜，也就是說，μ在很多情況下表現為負值，這顯然與其定義相背離。

再者，股價的馬爾可夫性質是與市場的弱有效性相一致的。也就是說，股票的現價包含了所有歷史信息，根據股價的任何一種歷史形態(tài)模式其上漲和下跌的概率都是50%，ε服從標準正態(tài)分布，正反映了這種無偏性。但在現實中，投資者在設定主觀概率時并不是無偏的，這種有偏設定必然導致△s/s的有偏分布，所以技術分析依然為廣大投資者所廣泛使用，ε～N的假定與實際情況存在偏差。

引言sO100

新股（注：本文所指的“新股”若無特別說明，都指首次公開發(fā)行的股票。企業(yè)上市后的季節(jié)發(fā)行(Seasonedequityofferings,SEO)所增發(fā)的股票在有的文獻中也稱為新股。）首次公開發(fā)行(initialpublicofferings,IPOs)的高初始收益率（即上市首日交易價格高于發(fā)行價格）現象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直是財務學界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我國的證券市場長期以來也一直續(xù)演著“新股不敗”的神話，每一次新股發(fā)行往往伴隨著巨額的申購資金和上市后的驚人漲幅。劉力和李文德(2000)以1992～1999年和1992年5月至1999年分別在深市和滬市上市的781家公司為樣本，發(fā)現深滬兩市總體的平均初始收益率為142.84%，其中深市為148.67%，滬市為137.30%；沈藝峰和陳雪穎(2002)發(fā)現1993年4月至1998年6月在深交所上市的283家A股未經市場指數調整的平均初始收益率為132.64%，經市場指數調整后的平均收益率為132.15%。

對于我國新股初始收益率過高的現象，迄今還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完整的理論解釋。很多學者或者僅從供求關系的層面來看待這一問題，認為股票的需求大于供給造成了一級市場的初始收益率過高；或者認為對發(fā)行市盈率的人為管制（通常為15倍）是主要原因，而較少從新股發(fā)行、上市過程中各個參與者（發(fā)行企業(yè)、承銷商、以及投資者）的行為及其背后的動機來看待和解釋這一現象。在本文中，我們將從承銷商的行為和動機出發(fā)，研究新股上市后承銷商的托市行為(pricesupport)，試圖能夠部分地解釋我國的新股初始收益率過高的現象。

承銷商“托市”又稱“價格穩(wěn)定”(pricestabilization)，指新股上市后承銷商為了防止或延緩股價的過分下跌而有意識地介入股票交易的行為。承銷商托市原則上應該屬于股價操縱行為，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SEC）在這個問題上卻網開一面，因為SEC認為股票剛上市就大幅下跌很不利于股權的分散化。并且，若禁止承銷商的托市將影響承銷商以包銷(firmcomnutment)的方式進行承銷的積極性。但SEC也規(guī)定了嚴格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有意進行托市的承銷商必須在招股說明書中披露這一意向，當真正開始托市時，主承銷商還要向SEC通報。SEC同時要求托市的價格(floorprice)不準超過發(fā)行價或其他交易商的最高報價，托市的時間不能超過一定天數，否則都將被視為違反反操縱條例（Hanley,Kumer和Seguin,1993）。我國的相關證券法規(guī)中，只有1996年2月6日證監(jiān)會的《關于禁止股票發(fā)行中不當行為的通知》有提及“證券經營機構在爭取承銷項目的過程中，不得向企業(yè)允諾在股票上市后維持其股票價格”。（注：載《關于禁止股票發(fā)行中不當行為的通知》，1996年2月6日，中國證監(jiān)會，證監(jiān)發(fā)字[1996]21號。）1993年的《股票發(fā)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和1999年的《證券法》雖然都禁止股價操縱行為，但其中都沒有涉及承銷商托市的明確規(guī)定。所以，我國的法規(guī)給予了可能存在的承銷商托市行為更大的空間。在我國證券市場特殊的制度背景下，承銷商在新股上市后的行為會有許多不同于國外研究得到的特點。

本文集中探討三個問題：(1)我國新股上市后是否存在承銷商的托市行為？若存在，它有哪些特點？(2)承銷商托市對新股的初始收益率有多大的影響，折價（注：在國內研究新股發(fā)行的文獻中，一般把英文單詞”underpricing”翻譯成“折價”或“抑價”。新股高初始收益率的現象被發(fā)現后，人們一般認為是發(fā)行價偏低引起的，所以用”underpricing”一詞來描述它，盡管后來發(fā)現并不一定是發(fā)行價偏低。本文中所提到的“折價”并不是用來描述高初始收益率這一現象，而是指發(fā)行企業(yè)與承銷商故意地降低發(fā)行價格的行為。）的新股是否同時受到托市？(3)若托市與折價同時存在，那么為什么已經折價的股票還需托市？承銷商在托市與折價這兩種戰(zhàn)略之間選擇的動機是什么？

文獻回顧

內容摘要：證券投資理論中有種觀點認為，股利對于股價的變動沒有影響。本文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剖析，認為上市公司與股東不是同一個利益主體，公司獲利與投資者收益不是一回事，并通過實證研究等方法論證股利是股價變動的重要因素之一。當前證券市場建設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提高公司對股東的回報率，這樣才能鼓勵投資行為、抑止過度投機。

關鍵詞：證券市場股利政策股票價格

在投資理論中有種頗為流行的觀點：股票市場價值與股利政策不相關，即股利分配（上市公司給股東發(fā)放股利無論多與少）對公司的市場價值（或股票價格）不會產生影響。這種觀點的代表是默頓·米勒和費朗哥·莫迪利亞尼。在1958年，兩人發(fā)表的論文《資本成本、公司財務和投資理論》中認為，“股利政策對股東在公司中投入的資本價值不發(fā)生影響”。這在國內各類證券投資書刊中也有廣泛介紹，我們姑且將其稱之為“無關論”。但事情果真如此么？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有欠缺的，現分析說明如下：

“無關論”認為，“公司的股權價值與公司未來收益和產生這些收益所需要追加的必要投資相關，公司股價總額應等于每年的預期收入減去必要投資之后的現值之和”。問題的關鍵就在于，“無關論”把公司的收益與股東的收益混為一談，只講公司收益，不講股東收益。然而上市公司與其股東并不是同一個利益主體。上市公司的獲利能力再強，預期收益再多，但一分錢也不肯給股東，這種上市公司的股票對股東還有什么意義呢？對投資者而言，所持股票的價值，只與這個股票所能帶來的收益有關，而不是這個公司的利潤。盡管股利來源于公司利潤，公司的利潤多，股利才有可能多，但這只是提供了可能性，兩者畢竟不是一回事。公司在獲取的利潤中肯給股東多少股利，這才決定了股票的價值，并影響了股票的價格，而決不是無關。至于后一句“公司股利總額應等于……”，應該明確的是：如果講的是以股東的預期收入計算股票的理論價值，那是對的。但此處顯然還是指的是公司的預期收入而非股東的，不然就不必講追加投資了。

“無關論”還有個重要論點就是，“如果公司決定提高當前股利的水平，就會降低公司為產出未來收益而追加投資的能力，因此公司就必須通過發(fā)行新的股份或承擔更多的債務以取得資金。”一個經營良好的公司，完全可以既有追回投資的能力，又能支付足夠的股利，兩者并不矛盾。而“無關論”卻把這種有著許多種選擇方案的決策問題，硬性歸結為非此即彼的關系，這就過于內外籌資的關系，有一系列的相關政策與財務規(guī)定，影響因素很多，并非這么簡單而又機械。

“無關論”還認為公司減少當年股利支付，可增加投資，增強公司今后的盈利能力，提高公司的預期收益，也就提高了今后可分配的股利總額，所以“無論哪種情況，股利政策的變動都只影響未來預期股利的現金流量現值分布（意思就是減少現在的，就會增加今后的——筆者注），而不會改變現金流量的現值總和，也就不會改變股權價值。”

一、引言與文獻回顧

自2011年3月7日起，A股市場和H股市場同時開市，這使得香港市場和內地市場的聯(lián)系更加緊密。同時開市對兩地股市的聯(lián)動關系會產生什么影響，需要進行深入研究。鑒于目前以此為分界點，對A股市場和H股市場聯(lián)動性的研究還很少，本文以銀行股為切入點，對A+H股票進行股價聯(lián)動性研究。截至2012年1月6日，同時在A股市場和H股市場上市的公司有72家，總市值為59496.6億元。通過對這72支股票進行統(tǒng)計發(fā)現，以2011年3月7日為分界點，前后交易滿半年的股票有62支，總市值為57360.91億元，其中A+H銀行股都在這62支股票之中，銀行股的市值為38804.43億元，占72支股票總市值的65.22%，占62支股票市值的67.65%（數據來自東方財富通網站）。由此可見，A+H銀行股在A+H股票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因此，選取A+H銀行股為代表，進行A+H股股價聯(lián)動性分析有一定的合理性。姚仲誠（2004）運用現代經濟計量學、協(xié)整和Granger因果檢驗的方法，對A股、B股市場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了分析；徐楊（2010）以A+H股雙重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分別從指數和個股層面，使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和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對比分析了股改前后兩個階段A股H股價格差異的均衡關系、在價格形成中A股價格和H股價格的信息傳導關系的變化；張兵、范致鎮(zhèn)、李心丹（2010）對中美股票市場的聯(lián)動性研究，首先從“經濟基礎假說”和“市場傳染假說”理論層面分析了股票市場聯(lián)動的傳導機制，然后以上證指數與道瓊斯指數的日交易數據為樣本,分階段檢驗了中美股市的聯(lián)動特征；石建勛、鐘建飛、李海英（2011）運用協(xié)整關系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脈沖響應分析，從實證的角度對金融危機前后內地股市與香港股市的聯(lián)動性及引導性等方面所發(fā)生的變化進行了分析。

二、樣本選擇與數據處理

本文選擇的研究對象為8支同時在A股市場和H股市場上市的銀行股，分別為中國銀行、中國農業(yè)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民生銀行、中信銀行，分別用AZH、ANH、AGH、AJH、AJT、AZS、AMS、AZX、HZH、HNH、HGH、HJH、HJT、HZS、HMS、HZXH來表示其A股和H股市場收盤價序列，時間段為2010年9月7日至2011年9月7日，數據來自華創(chuàng)證券（通達信）和招商證券（港股版）行情軟件。對A股和H股因節(jié)假日或停盤而引起的不對稱交易日數據，予以剔除。港幣對人民幣的匯率數據，來自于中國外匯管理局公布的牌價，利用中間價將H股收盤價折算為人民幣收盤價。

三、研究方法與實證分析

（一）數據的平穩(wěn)性檢驗

前言

股票市場是信息密集型市場，股價對信息的變化十分敏感。為保證市場的真實和公平，使所有投資者處在一個公平的市場環(huán)境中，客觀上要求將所有信息準確及時地披露給投資者。然而在實踐中，并非所有的信息都能被及時披露。即使在信息披露要求苛刻的美國，如果披露會損害正常的商業(yè)交易，重要信息的延遲也是聯(lián)邦證券法所許可的。但是，一旦公司可以合理地保留部分信息，那么信息并不是對所有的人都是公開的，而擁有內幕信息更能準確地預測股票的未來價格或收益，從而可通過提前買賣等手段來獲得超額利潤。

在國外，內幕交易對價格的影響是內幕交易是否對市場有害或普遍存在這一爭論的核心，也關系到如何以最佳方式實現證券市場監(jiān)管。國外學者對內幕交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內幕交易的非法性，對內幕交易進行經驗研究非常困難，唯一的可靠來源就是公司內部人提供的交易報告。Seyhun(1986)利用公司內部人提供的合法交易報告，發(fā)現公司內部人獲得的平均超出收益很小。Eliiot等在1984年對信息前后公司內部人交易的時間和頻率進行了分析，結論表明公司內部人并不是用內幕信息來進行交易。Meubroek(1992)指出利用公司內部人提供的合法交易報告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不具有真實性，原因是內部人在報告時將隱瞞任何違法行為，并利用1979－1989年間的183起內幕交易犯罪案例，研究了內幕交易如何影響價格，證明了內幕交易立即導致價格發(fā)生變化并引起市場對價格的發(fā)現，內幕交易日的平均超常收益率達3％。Lakonishok和Lee(2000)的研究更指出，NYSE、AMEX和NASDAQ超過半數的上市公司存在內幕交易。

國外學者在研究內幕交易的普遍性時，通常以重大事件披露前的股價和交易量的異常來作為內幕交易的證據。Keown和Pinkerton(1981)注意到，平均來說，目標公司股價上漲總幅度的40－50％出現在兼并信息公告前，并據此斷言內幕交易的普遍性。這種觀點對要求美國加強針對內幕交易的立法起到了積極作用。作為回應，美國國會在1984和1988年通過頒布法律來增加對內幕交易的懲罰力度。Bris(2000)研究了收購中的內幕交易，他剔除了各種影響因素后發(fā)現內幕交易掠取了收購總收益的較大比例。

各國監(jiān)管者都致力于使投資者能夠公平地獲得信息，通過制定相關法律來嚴格規(guī)定信息的披露，從法律角度對非法利用私人信息進行了界定并提出了懲罰措施。如美國1984年通過的《內幕交易懲處法案》和1988年通過的《內幕交易與證券欺詐執(zhí)行法案》。我國1999年頒布的《證券法》對內幕交易也有規(guī)定，但到目前為止，對內幕交易的監(jiān)管仍然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雖然市場普遍反映我國的內幕交易和股價操縱已達到了泛濫的程度，但這方面的實證研究仍極為罕見。

本文旨在通過對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事件披露中的股價和交易量是否發(fā)生異動的實證檢驗和分析，來驗證我國股市內幕交易的真實嚴重程度。樣本選取與研究方法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顧客分類的意義；顧客滿意度測評基礎技術；顧客滿意度指數測評基礎技術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在實際中為了保證調查顧客的廣泛代表性、降低抽樣誤差、從調查項目及其調查內容兩個層次來測評某一產品（服務）的顧客滿意度、區(qū)分不同的類別顧客的評價、不同類別顧客評價的綜合（注：這里，不考慮調查表的設計等其他問題、對同一產品（服務），把若干年、季、月的顧客滿意度按時間順序排列起來、對同一調查項目，把若干年、季、月的顧客滿意度按時間順序排列起來、對同一調查項目的同一調查內容，把若干年、季、月的顧客滿意度按時間順序排列起來、這三個層次的滿意度指數組成指數體系等，具體請詳見。

一、顧客分類的意義

怎樣測評產品（服務）顧客滿意度（指數）呢？我們認為，關鍵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如何測評產品（服務）的顧客滿意度；二是如何確定權數。具體地講，有顧客滿意度調查表的設計、調查顧客的選取、調查表的回收率和有效率，以及權數的確定等。這里我們只討論調查顧客的選取問題，毫無疑問，按隨機原則調查顧客。但我們認為，在實際中為了保證調查顧客的廣泛代表性、降低抽樣誤差，以期盡可能地反映真實的顧客滿意度，應將顧客分類，分別按隨機原則從每一類顧客中抽取一部分進行調查。根據不同的產品（服務），有不同的顧客的分類。如顧客可按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yè)、收入、居住地區(qū)等分類，也可按專業(yè)與非專業(yè)、消費時間長短、目標與非目標顧客等分類。在此基礎上，調查的結果還應通過統(tǒng)計顯著性檢驗，測評出來的顧客滿意度（指數）才有意義。

二、顧客滿意度測評基礎技術

一般地講，從調查項目及其調查內容兩個層次來測評某一產品（服務）的顧客滿意度。由各調查內容的滿意度加權就得到某一調查項目的滿意度，再由各調查項目的滿意度加權就得到該產品（服務）的滿意度。這里，我們不再討論這個問題（注：參見劉宇：《顧客滿意度測評方法》，《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1年第2期。）。但從中我們發(fā)現，顧客滿意度的測評基礎技術集中地體現在一種產品（服務）就某一項調查內容的測評技術上。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區(qū)分不同的類別顧客的評價，二是不同類別顧客評價的綜合（注：這里，不考慮調查表的設計等其他問題，并假定調查表有足夠大的回收率。）。這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不失一般性，我們將顧客分為兩類：顧客Ⅰ和顧客Ⅱ。對每一項調查內容，我們將顧客的評價分為六個等級：很滿意、滿意、較滿意、較不滿意、不滿意、很不滿意，并且規(guī)定它們的滿意度評分分別為90～100分、80～90分、70～80分、60～70分、50～60分、40～50分。顯然，不同類別顧客的評價受自身的狀況影響，如不同職業(yè)、不同收入、不同地區(qū)、不同性別的顧客對同一調查內容的評價會因自己的偏好而存在主觀上的差異。因此，在調查中要區(qū)分不同類別的顧客，并且這種區(qū)分要符合實際，要有區(qū)分度，這就是技術（注：這種技術相對比較簡單，這里不予討論，而主要討論測評的綜合技術。）。同時，還要保證每個類別顧客都有足夠多的顧客被調查。這樣做，不僅有利于測評的滿意度結果符合實際，也有利于產品（服務）生產（提供）者實施有針對性的持續(xù)改進。

假設就某一調查內容，調查N個顧客的結果，見列聯(lián)表1，6個評價等級對應的評價（平均）分數，見表2。

一、傳統(tǒng)的股價行為模式及其缺陷

股價行為模型通常用著名的維納過程來表達，維納過程是馬爾可夫隨機過程的一種特殊形式，在物理學中用于描述大量粒子相互碰撞情形下單一粒子的運動形態(tài)，也被稱為幾何布朗運動。方程(1)是描述股價行為最廣泛使用的一種模型。

附圖

在此，參數μ的大小應取決于投資者不能過分散化而消除的那部分風險，即系統(tǒng)風險的大小，同時也取決于股票市場所依存的經濟體系中的利率水平，也就是說，投資者是理性的和風險回避的，他根據所有可以獲得的信息來估價證券并根據風險程度來要求高收益率補償。但是，有兩種情況通常會使人們追求風險而不是回避風險。①假設一個投資者在穩(wěn)虧8萬元或有80%的機會虧損10萬元或有20%的機會什么也不虧之間作出選擇，二者的期望收益率是相同的，而前者是無風險的，后者是有風險的，但絕大多數投資者會選擇后者。②假設一個投資者在穩(wěn)賺10元或有99%的機會什么也沒有或有1%的機會賺1000元之間作出選擇，大多數投資者也會選擇后者。同時，μ隨著時間、宏觀經濟環(huán)境、相關經濟政策和投資者對未來預期的變化而變化，μ(t)更多地表現為隨機過程而不是常量。

其次，如果我們以方程(1)來擬合股票價格的行為過程，不考慮噪聲干擾σdz，則直線ds/s=μdt在相當長的考察區(qū)間內經常表現為向下傾斜，也就是說，μ在很多情況下表現為負值，這顯然與其定義相背離。

再者，股價的馬爾可夫性質是與市場的弱有效性相一致的。也就是說，股票的現價包含了所有歷史信息，根據股價的任何一種歷史形態(tài)模式其上漲和下跌的概率都是50%，ε服從標準正態(tài)分布，正反映了這種無偏性。但在現實中，投資者在設定主觀概率時并不是無偏的，這種有偏設定必然導致△s/s的有偏分布，所以技術分析依然為廣大投資者所廣泛使用，ε～N(0、1)的假定與實際情況存在偏差。

摘要

上市公司派現是近年來中國證券市場的熱點之一，2000年年報中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上市公司高比例的派現分紅，與往年的重籌資輕回報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筆者研究了1993-2001年間中國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發(fā)現在2000-2001年發(fā)放現金股利的公司數量和比重都明顯地增加。但是這種派現方案并不被市場一致看好，這和國外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

論文將從政府政策、分紅歷史、經營業(yè)績和股權結構等多方面探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變化的原因，并運用事件研究法和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就政府政策公告對股價的影響作進一步的定性定量分析，以期為中國證券市場提出有建設性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股利政策異常收益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

1.引言

國內外學者在股利政策對股價的影響這個問題已經做了大量的研究，MillerandModigliani（1961）[1]的經典研究指出，在完全資本市場假設下，公司的股利政策不會影響其市場價值。后來的學者在“股利隱含的信息內容”（Theinformationcontentofdividend）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Watts（1973，1976）[2][3]使用年資料來研究，發(fā)現在股利公告前后幾個月內，未預期到的股利變化幾乎沒有股價的異常收益；Pettit（1972，1976）[4][5]使用季資料，發(fā)現股利公告有顯著的股價異常收益。后來，學者放寬了完全資本市場的假設，考慮了稅收影響、成本（Easterbrook，1984）[6]、信息不對稱（MillerandRock，1985[7]）和常客效應（MukeshBajaj，1990）[8]等來解釋現實中股利政策對股價的影響。

摘要：股票市場與外匯市場的關系密切，本論文旨在運用計量的方法從各個角度探究中國股價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之間的影響機制。通過分析得到，在中國股價與匯率(直接法)是負相關的，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短期內的偏離將通過誤差修正模型恢復到均衡狀態(tài)；同時，股價和匯率的因果關系也是單向的。文章最后對人民幣匯率進行了預測和預測效果的測定，對于各種結論，本文還給予了詳盡的經濟學和金融學解釋。

關鍵詞：匯率股價計量

無論是從經濟學角度還是現實角度，股票市場與外匯市場在投資和融資方面都發(fā)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世界范圍內，多次出現的金融危機都伴隨著某些國家匯率和股價的狂瀉或崩潰，而新興國家股市和匯率的堅挺更讓人們開始關注股票市場和外匯市場之間的聯(lián)動關系。論文百事通在我國，隨著人民幣匯率改革的不斷完善和股票市場的不斷成熟。股價和匯率逐漸實現了市場化運作，使得兩者的關系研究在國內市場上有了可能。研究匯率與股價之間的關系，探求兩者之間的影響機制，無論對政策制定者還是投資者都是必要的。同時，如何對匯率與股價之間的關系運用宏觀經濟學和金融學進行解釋，提供理論支持，也是我們研究的重點。

一、數據說明

本文選取了匯改后2005年8月1日—2010年1月8日之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100美元對應人民幣數值)以及該時期內上證綜合指數價格，各數據均為原始數據。對于各數據，我們采用Eviews5.0計量軟件進行處理。

二、實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