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斯當范文10篇

【內容摘要】：二戰(zhàn)以后，邦雅曼·貢斯當?shù)恼嗡枷朐谖鞣秸卫碚摻缰饾u占有一席之地，但國內開始研究貢斯當?shù)恼嗡枷脒€是最近幾年的事。關于貢斯當政治思想的研究目前主要側重于貢斯當政治思想復興、貢斯當?shù)淖杂伤枷胙芯俊⒇曀巩攲Ψ▏蟾锩膽B(tài)度以及貢斯當對盧梭人民主權學說的反思等四個方面。

【關鍵詞】：貢斯當；自由；人民主權；法國大革命

導論

二戰(zhàn)以后，伴隨著人們對極權主義的反思，貢斯當（BenjaminConstant）的政治思想逐漸在西方政治理論界占有一席之地。貢斯當對兩種自由觀的區(qū)分、對代議制的追求以及對專制主義的批評在當代自由主義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IsaiahBerlin）對貢斯當極為推崇，哈耶克和意大利學者薩爾沃·馬斯泰羅內都曾對貢斯當做出了較高的評價（以賽亞·伯林，2003：194，236；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1997：79；薩爾沃·馬斯泰羅內，1998：284），可以說二戰(zhàn)以后幾乎所有論及自由主義思想的著作都會提及貢斯當?shù)呢暙I。但國內開始研究貢斯當?shù)恼嗡枷脒€是最近幾年的事，大概最早肇始于《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1992：195，其中稱“BenjaminConstant”為“孔斯坦，B”），以李強撰寫的《貢斯當與現(xiàn)代自由主義》一文最為全面。概觀有關貢斯當政治思想研究的文獻，以筆者所能收集到的而言，可以分為如下幾方面。

一、貢斯當政治思想的復興

作為近代自由主義的奠基者之一（戴維·米勒等，2002：173），貢斯當?shù)恼嗡枷胍鹑藗兊闹匾曋皇峭斫氖隆６?zhàn)以前他在學術上的地位主要由于其著名小說《阿道爾夫》而僅局限于文學方面。而其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論界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法國也長期游離于人們的視野之外，很長時間在法蘭西民族的政治認同中處于邊緣位置。就貢斯當政治思復興的原因而言，BenjaminConstant:PoliticalWritings一書的英譯者BiancamariaFontana在“Introduction”中曾做出過這樣的解釋：在二戰(zhàn)中，戰(zhàn)爭的經(jīng)歷以及專制和征服統(tǒng)治重返歐洲的心臟，這使得貢斯當為自由和代議制政府所做的辯護重新煥發(fā)出勃勃生機。在冷戰(zhàn)期間，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之爭，使貢斯當發(fā)出的警告具有了新的意義，因為貢斯當曾提醒人民小心革命套話中所隱含的種種騙局，同時提醒人們不要對市場社會的資源抱有過高的信心（BiancamariaFontana，1988：3）。

內容摘要】：二戰(zhàn)以后，邦雅曼·貢斯當?shù)恼嗡枷朐谖鞣秸卫碚摻缰饾u占有一席之地，但國內開始研究貢斯當?shù)恼嗡枷脒€是最近幾年的事。關于貢斯當政治思想的研究目前主要側重于貢斯當政治思想復興、貢斯當?shù)淖杂伤枷胙芯俊⒇曀巩攲Ψ▏蟾锩膽B(tài)度以及貢斯當對盧梭人民主權學說的反思等四個方面。

【關鍵詞】：貢斯當；自由；人民主權；法國大革命

導論

二戰(zhàn)以后，伴隨著人們對極權主義的反思，貢斯當（BenjaminConstant）的政治思想逐漸在西方政治理論界占有一席之地。貢斯當對兩種自由觀的區(qū)分、對代議制的追求以及對專制主義的批評在當代自由主義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IsaiahBerlin）對貢斯當極為推崇，哈耶克和意大利學者薩爾沃·馬斯泰羅內都曾對貢斯當做出了較高的評價（以賽亞·伯林，2003：194，236；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1997：79；薩爾沃·馬斯泰羅內，1998：284），可以說二戰(zhàn)以后幾乎所有論及自由主義思想的著作都會提及貢斯當?shù)呢暙I。但國內開始研究貢斯當?shù)恼嗡枷脒€是最近幾年的事，大概最早肇始于《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1992：195，其中稱“BenjaminConstant”為“孔斯坦，B”），以李強撰寫的《貢斯當與現(xiàn)代自由主義》一文最為全面。概觀有關貢斯當政治思想研究的文獻，以筆者所能收集到的而言，可以分為如下幾方面。

一、貢斯當政治思想的復興

作為近代自由主義的奠基者之一（戴維·米勒等，2002：173），貢斯當?shù)恼嗡枷胍鹑藗兊闹匾曋皇峭斫氖隆６?zhàn)以前他在學術上的地位主要由于其著名小說《阿道爾夫》而僅局限于文學方面。而其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論界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法國也長期游離于人們的視野之外，很長時間在法蘭西民族的政治認同中處于邊緣位置。就貢斯當政治思復興的原因而言，BenjaminConstant:PoliticalWritings一書的英譯者BiancamariaFontana在“Introduction”中曾做出過這樣的解釋：在二戰(zhàn)中，戰(zhàn)爭的經(jīng)歷以及專制和征服統(tǒng)治重返歐洲的心臟，這使得貢斯當為自由和代議制政府所做的辯護重新煥發(fā)出勃勃生機。在冷戰(zhàn)期間，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之爭，使貢斯當發(fā)出的警告具有了新的意義，因為貢斯當曾提醒人民小心革命套話中所隱含的種種騙局，同時提醒人們不要對市場社會的資源抱有過高的信心（BiancamariaFontana，1988：3）。

1．導論

莊子對技術的見解，可發(fā)見于其關于知識的論議。在區(qū)分假知與真知時，莊子曾以技

術為典型來說明后者。故將見莊子的技術觀，須檢討莊子的知識論及認識論。

在韓國學術界，對于莊子的認識論，存在著兩種相反的評價。其一是肯定的評價，認

為出現(xiàn)在《莊子》中的各種言論，追從著他的形而上學見解，對語言的界限進行了批判，

提出超越日常的知識乃是語言之外的神秘知識；其二是否定的評價，認為出現(xiàn)在《莊子》

1．導論

莊子對技術的見解，可發(fā)見于其關于知識的論議。在區(qū)分假知與真知時，莊子曾以技術為典型來說明后者。故將見莊子的技術觀，須檢討莊子的知識論及認識論。在韓國學術界，對于莊子的認識論，存在著兩種相反的評價。其一是肯定的評價，為出現(xiàn)在《莊子》中的各種言論，追從著他的形而上學見解，對語言的界限進行了批判，提出超越日常的知識乃是語言之外的神秘知識；其二是否定的評價，認為出現(xiàn)在《莊子》中的各種言論，雖然能夠納入其形而上學的固有體系，而且也符合語言的界限，但其中所標榜的超越性和神秘的語言之外的知識，是絕不能肯定的。茲舉例如下：

在老子與莊子看來，不即是知，不知即是真知。因為老莊之道，既然肯定了在先的超越之存在，那么所要認識的是無規(guī)定的存在之知，而超越一體的知，即是超越的知、無界限的知。否定知的，乃是否定知的知。而否定知的知本身也就內在地包涵著知道知，因而否定知的本身的知即是老莊所謂的真知。故在老莊看來，真的意義的知，乃是不可言表的“知”。因之，引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他們（老子與莊子）所謂在言語之前的認識，是自明的事實。可是，其概念并無意義。因為意識直接地碰到其對象的這種直觀，只是一個現(xiàn)象，不過是自然現(xiàn)象內的一種現(xiàn)象，決不能稱作認識。任何對象只有在語言中被陳述為什么什么時，我們才能說它之于認識。……即使讓步百步……莊子的認識論值得給予高度評價，可是，對我們的認識更重要的問題，是存在全體，即并非如何認識道的問題，而是明確地依據(jù)語言來認識道之存在全體是如何組織的問題。

上述引文所征引的這些態(tài)度，看起來似乎只是特定研究者的立場。事實上，應該看到，這些獨自的評價起因于評價者所接受的認識論的態(tài)度。更具體地說，顯然易見的是，那些定向東方哲學的研究者，一般可能采取前者的立場，而定向西方哲學的研究者則是后一種立場。本篇文章的立場并列于前兩種方向之間，試圖提出第三種新的可能的理解方向，此方向是以莊子對技術的見解本身為線索而得出來的。勿庸諱言，這篇文章所具有西洋哲學的背景乃是不言自明的事實，故在傾向上接近后一種方向。然而它又異于西方哲學以理性為中心的一般傳統(tǒng)，而是以技術為中心展開討論。因之，本文既基于西方哲學的議論，又多少異于定向于西方哲學研究者的方向。此外本文還有一不同之處，即期在后者方向，加予相當?shù)木唧w性。根據(jù)這一具體性，這篇文章也要預料莊子的哲學在東方技術界的影響。茲今，經(jīng)過技術發(fā)展的負作用，我們有必要重新吟味莊子技術觀的現(xiàn)實意義。

2．桓公和輪扁

一、主權學說的源起

（一）、民族國家的興起

美國學者萊斯利·里普森在探討國家的規(guī)模問題時，認為國家必須滿足兩個目標，一個是人身和軍事的安全，一個是物質和經(jīng)濟的繁榮。關于最適宜的政治單位和最合適的國家規(guī)模的問題，人們一直進行爭論，其中出現(xiàn)了三種政治單位，分別是城邦、帝國和民族國家。無論任何一種國家模式，只有其能滿足"安全"和"繁榮"這兩個目標時，它才能存在。1

古希臘作為西方文明的搖籃，在那里出現(xiàn)了國家的第一種形態(tài)--城邦。城邦在初期能滿足國家的兩個基本目標--安全和繁榮。但到了城邦后期，古希臘各個城邦的人口增長比較快，城邦內部的紛爭不斷，最著名的是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爭斗，同時城邦也面臨著外部威脅，比如波斯和馬其頓總是在覬覦著整個希臘，因此到古希臘城邦后期，城邦軍事上的不安全和經(jīng)濟資源上的不充足越來越嚴重，其最終被馬其頓所征服，以致到后來過渡到帝國時期（即羅馬帝國時期）。羅馬人雖然建構了一個橫跨歐亞非的龐大帝國，但其也存在限度。它首先面臨管理上的困難，它每征服一個地方，必須把防御線擴充到那里，這對羅馬的經(jīng)濟和財政狀況提出嚴峻的挑戰(zhàn)，羅馬帝國最后也不能滿足國家的兩個基本目標了--安全和繁榮。因此，出現(xiàn)一種新的政治單位就是必然的，那就是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nation-state）是一個民族（nation）和國家（state）的結合體，它在中世紀后期逐漸興起。中世紀后期人們逐漸關注民族，人們就在民族的基礎上建構了民族國家。就其規(guī)模上而言，民族國家是一個中等規(guī)模的國家，其面積比城邦大，又小于帝國，它希望避免太小和太大兩個極端而呈現(xiàn)出一種折衷局面。就時間上而言，民族國家作為一種統(tǒng)治單位已盛行了四個多世紀。當今世界上190多個國家都號稱是民族國家。雖然隨著全球化和所謂"治理（governance）"的出現(xiàn)，人們預言將會出現(xiàn)"世界國家"以及一些非政府組織會占據(jù)主導地位，但是現(xiàn)在還沒有什么組織可以取代民族國家的地位和作用，民族國家依然在分配著各種權利和資源，依然是公民認同的主要共同體，承擔著維護社會秩序的職責。

（二）、布丹與主權學說

【摘要】傳統(tǒng)史學認為：奧斯曼土耳其的崛起，阻礙了東西方貿易，導致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開辟新航路。通過對1500年左右地中海、黑海和伊斯蘭世界經(jīng)濟史的分析，文章嘗試糾正這個歷史中的重大謬誤，并指出東西方傳統(tǒng)貿易商路衰敗的真正原因是：中古晚期商業(yè)國家推行的壟斷商業(yè)經(jīng)營方式，以及近代商業(yè)的發(fā)展導致了傳統(tǒng)東西交往商路的中斷。

【關鍵詞】土耳其；葡萄牙；地中海貿易

“土耳其帝國的興起與15世紀后半期偉大的海上發(fā)現(xiàn)處于同一時期，長期以來歷史學家認為，這兩個運動之間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土耳其人切斷了歐洲和東方之間所有偉大而古老的商路，因而歐洲就不顧一切探索通往東方的其它商路。1498年，當葡萄牙人繞過好望角時，終于發(fā)現(xiàn)了這樣一條道路。這個時間東方的商路轉移了，‘但是在土耳其勢力的發(fā)展和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原因之間極少或根本沒有聯(lián)系。一系列與土耳其帝國的興起無關的動機導致了像葡萄牙的亨利和克里斯托弗·哥倫布這樣的人去探索那個未知的世界。當通往印度的道路打通時，便發(fā)現(xiàn)該道路占有商業(yè)的根本優(yōu)勢。’從1507年起，他們封鎖紅海和波斯灣以便不使任何香料沿著過去的商路經(jīng)過。”

一、東西方傳統(tǒng)貿易商路衰敗有著復雜的政治原因

1500年前后世界是處于從中古向近代的大變動時代，舊的政治經(jīng)濟秩序受到了巨大沖擊，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這種混亂狀態(tài)對傳統(tǒng)商路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在中古早期，東西方傳統(tǒng)貿易商路主要操縱在拜占庭帝國手中。拜占庭帝國由于繼承了羅馬帝國的半壁江山，控制了地中海周圍的重要經(jīng)濟發(fā)達區(qū)域，而且保持了政治穩(wěn)定和經(jīng)濟繁榮，所以中古早期的東西方傳統(tǒng)貿易商路都處于它的控制之下。北部商路與君士坦丁堡關系密切。而南部商路也主要是經(jīng)過拜占庭的地中海各個港口將商品進行中轉。拜占庭擁有強大的海上商船隊和地中海艦隊，這對于控制地中海運輸，打擊海上行掠者，威懾沿海國家和保持商路暢通起了重要作用。

摘要：個人主義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精神基礎。個人及其權利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基石。自由主義者都從個人及其權利出發(fā)思考國家權力的來源、性質和范圍，確定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的界限。以個人為政治思維的原點，在自由主義者那里表現(xiàn)為理論上的不自覺和文化上的無意識。

關鍵詞：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個人權利

康德曾以一句名言概括了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信念，“這樣行動，無論是對你自己或對別的人，在任何情況下把人當作目的，決不只當作工具。”[1]將這句名言簡化一下就是“人是目的”。這里所說的“人”是指獨立、自由和平等的個人，是與社會整體或國家相區(qū)分相對立的個人。“人是目的”這一命題，確認了人是終極價值，最集中地表達了個人主義的信仰。這是古典自由主義始終不渝的信念，也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基石。

1、個人：自由主義的基石

個人主義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和精神基礎。自由主義思想家都是從個人出發(fā)，論述國家權力的起源、性質、范圍及其權利依據(jù)的。無論他們在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關系上達至什么結論，其政治思維的邏輯是一致的：個人是國家的基礎，國家是個人的集合。個人既是國家的成員，又是自足圓滿的整體。如政治思想史專家O。吉爾克曾指出：近代自然法學派政治思想“將宇宙視為人為的整體，其中每個存在的部分——無論是集合的存在(團體)還是單個的存在——既是部分，又是整體。作為部分，它被宇宙的終極原因所決定；作為整體，它有自己的終極原因。”[2]

在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上，自由主義的基本觀念表現(xiàn)在如下一些命題上：

從明成祖時的1405年，到成祖之孫宣德帝時的1424年，鄭和七下西洋。其船隊規(guī)模之大，人員(絕大多數(shù)為軍人)力量之強，技術水平之高，航行范圍之廣，在當時都是空前的。[1]鄭和下西洋不僅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偉大創(chuàng)舉，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偉大壯舉。然而，為什么氣勢恢宏的航海壯舉卻很快“隨鄭君之沒以俱逝”，[2]沒有形成前后相繼的局面，沒有使中國更加開放？

事實上，對于上述問題已有學者提出并回答過，但他們主要是從中國的思想文化、民眾心理、海洋意識和海權觀念的角度來分析的[3]。這種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卻因片面強調主觀因素而略顯歷史唯心主義傾向。還有些學者盡管強調了經(jīng)濟、階級等客觀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統(tǒng)的理論支持而流于空泛。鄭和的航海屬于實踐活動，而作為主體的人的任何實踐活動都是有目的的，這正體現(xiàn)了主體的能動性。目的實際上是利益的表現(xiàn)形式，是主體對自身利益的判定結果，說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內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體的目的一定要與自身的利益相適應，正確地反映利益。這樣對主體實踐活動的分析就由對目的的分析轉化成對目的與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筆者嘗試使用演繹法，以政治學理論中有關利益的闡釋為大前提，以歷史材料為小前提，對上述問題做出解釋。

一、政治學理論中關于利益的闡釋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課題，一般既包括哲學倫理學含義又包括經(jīng)濟物質含義。利益具有鮮明的主體性，利益總是人的或由人組成的組織、集體的利益，沒有人根本談不上利益問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論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個從人的需要到人的勞動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過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為一種高級的生物體必須要新陳代謝，要與外界（自然和社會）進行物質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換。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指出：“我們首先應該確立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yōu)榱四堋畡?chuàng)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種客觀存在。但人是有意識的，人的需要除了隨人的生理變化（主要體現(xiàn)在年齡的變化上）而變化以外，又隨人的意識以及在意識支配下的實踐的變化而變化，從而又具有主觀性，這是人的需要與動物的需要的顯著區(qū)別。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tǒng)一。

按主體追求的目標和層次，需要分為生存需要與發(fā)展需要，它們以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這兩個需要客體為表現(xiàn)形式，其中物質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僅有需要不行，關鍵是需要的滿足。需要的滿足本質上是人們以一定的途徑獲取需要對象，而“滿足需要的途徑問題把從事生產(chǎn)和結成社會關系提上了人類活動的歷史日程”。[7]為了滿足需要，人們必須進行生產(chǎn)勞動，在生產(chǎn)勞動中產(chǎn)生了一定的聯(lián)系，形成各種社會關系，其中處于基礎和決定地位的是以生產(chǎn)關系為核心的經(jīng)濟關系，它直接影響著其他關系的形成和發(fā)展。社會關系一旦形成，不僅使人們的生產(chǎn)和生活區(qū)域化，而且還支配著用以滿足需要的生產(chǎn)成果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因而本質上，客觀地制約著人們需要的滿足，從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具體而言，人與需要對象之間的關系就轉化為主體之間的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了。這樣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產(chǎn)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鏈條，人們的需要完成了社會轉化、客觀化，從而利益產(chǎn)生了。因此，“所謂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產(chǎn)基礎上獲得了社會內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個物質范疇，也是一個關系范疇，具有社會性。”[9]但它本質上是一個關系范疇，“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10]需要只有與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聯(lián)系，即只有與實踐相聯(lián)系才能轉化成利益。實現(xiàn)了的利益便會轉化成手段，并使主體產(chǎn)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義上說，滿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會關系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

內容提要：中暹大米貿易，以其獨特的實用性和普及性，歷來是中暹友好關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清朝初期，由于各種原因，中暹之間大米貿易關系產(chǎn)生，并且在隨后興旺發(fā)展，本文就清朝前期中暹大米貿易中的幾個問題作一探討。

關鍵詞：雍正乾隆大米貿易暹羅華商

清初，江浙閩粵等地因耕地稀少、人口增加等原因，出現(xiàn)民食不足的現(xiàn)象。迨至康熙末，東南沿海各地“產(chǎn)米不敷民食”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清政府為了解決這一嚴重的糧食危機，開始向海外進口大米，稱之為“洋米”。故時人稱“東米不足，西米濟之，西米不足，洋米濟之。”①而當時“南洋凡三十余國，大抵土曠人稀，各有余米，如暹羅、柬埔寨、港口、舊港、安南、柔佛、六昆、丁家奴等八九國余米尤多。”②其中則以與暹羅的大米貿易最為發(fā)達。本文主要綜合目前所見大量檔案文獻資料，擬就雍正、乾隆兩朝中暹之間的大米貿易進行論述。

一、中暹大米貿易興起的緣由

清初中暹大米貿易的興起，主要歸結為四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清朝初期，東南沿海出現(xiàn)嚴重缺糧的現(xiàn)象。自康熙末年，江浙閩粵地方耕地稀少，產(chǎn)米尚不敷民食，多靠商人運米接濟，經(jīng)常“米價騰貴”，尤其是閩粵“逼近海岸，山多田少，民稠土狹，產(chǎn)谷稀少”，③加上當時生齒日繁，人口迅速增加，及不時的澇旱災，出現(xiàn)“民食不足”的現(xiàn)象。東南沿海米價騰貴，民食不足，是清朝統(tǒng)治者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導言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權利的時代，或者說是一個不斷豐富和發(fā)展權利的時代。隨著現(xiàn)代社會的日趨復雜和多元化，權利家族不斷涌現(xiàn)新的成員，納稅人權利就是其中之一。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納稅人權利伴隨著全球性稅制改革的浪潮而引起了各國普遍性的關注和保護，稅務機關在傳統(tǒng)稅法中所擁有的不受約束的行政權力開始受到嚴厲的檢視和制約，立法開始有意增設納稅人權利并加強納稅人權利保護，稅務機關適應形勢的發(fā)展，也開始視納稅人為顧客，以服務為天職，進行稅收征管領域的全面革新。納稅人權利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得到了令人矚目的崛起和發(fā)展。

然而，如同許多因迅速普及而未來得及審慎界定的概念一樣，納稅人權利也因普遍認同和廣泛宣傳而不可避免的帶來概念的泛化和模糊。對于到底什么是納稅人權利，其內涵和外延如何，不僅各國的認識不一，即使是同一國的官員、學者之間也存在不同解讀，甚至于近年來將納稅人權利視為稅法學的主旋律而一致力主和倡導的稅法學界，至今也未達成一個一致認可的定義。

這也難怪，納稅人權利本身是一個內涵豐富、種類多樣且不斷發(fā)展的開放體系。對納稅人權利而言，它并不是一個簡單定義的問題，而是一個首先需要澄清其存在的基礎、發(fā)展的根基以及前行的動力的問題。納稅人權利為何在20世紀80年代才廣泛流行并引起廣泛關注和重視，而非此前或之后？納稅人權利的本質是什么？其核心要素又是什么？這都是解答納稅人權利定義之前需要冷靜分析和深入思考的問題。因此，本文并不一般地解析納稅人權利的概念或定義，而擬對納稅人權利的發(fā)展做一歷史的梳理，對其存在的基礎予以論證分析，并對納稅人權利的體系構建提出基本的邏輯框架。

二、歷史的追溯：中西方納稅人權利差異之源

盡管納稅人權利倍受關注和保護不過是遲至最近二十年左右的事情，但是作為實質意義上的納稅人權利，卻并非是當代的生發(fā)物，當近代資產(chǎn)階級革命提出"征稅須經(jīng)國民同意"、"無代表則無稅"的口號時，納稅人權利已經(jīng)在稅收法定主義的帝王原則中初步確立了自己生存發(fā)展的根基。而稅收法定主義的確立又是與憲政的發(fā)展相伴相生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納稅人爭取民主權利的不懈斗爭才催生了涵攝民主、法治和人權的近代憲政文明。稅收法定主義既是憲法革命的先導，也是憲法政治的核心內容之一。對于稅收法定主義與民主憲政的關系，已有著述頗豐，筆者不擬再次求證，在此，筆者擬從中西方納稅人權利不同的發(fā)展路徑對比中，尋求納稅人權利生存發(fā)展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