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貧范文10篇

一、當前我國農村返貧現狀與特征

我國經過大規模扶貧開發，絕大多數貧困人口已經解決溫飽問題，扶貧開發進入攻堅階段以后，農村經濟運行環境逐步向市場經濟轉化，我國農村返貧呈現以下新的特點：

第一，返貧現象呈現明顯的地域性。我國地域廣大，農村貧困地區分布極不平衡，經濟發達地區農村雖有返貧現象，但也僅僅是個別農戶的問題。而自然環境條件惡劣、經濟發展水平低、原先貧困面積較大的中西部連片地帶是我國農村返貧的集中發生地區。據有關調查研究表明，盡管在總體上我國無論是那些貧困面積大的連片地帶，還是貧困面積小的零星插花地帶都有返貧現象。但從地域上來看，返貧的分布卻是不均勻的。返貧程度深、返貧率高的地區往往出現在那些貧困面積大的連片地帶，而貧困面小的東部地區的返貧率相對要低許多。比如，貧困面大的西南、西北地區的返貧率高達20％以上；西北有個別省份甚至出現過返貧人口超過脫貧人口的情況。老少邊窮地區返貧率高。老少邊窮地區中有相當一部分地區屬于自然災害多發地區，生產、生活條件差，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低，一遇災害就容易造成大面積的返貧。近年來，由于未脫貧人口主要集中在經濟欠發達、自然環境惡劣的地區，雖然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脫貧人口數量停滯不前的狀況依然難以改善，即使是我國農村扶貧形勢出現重大轉機，脫貧人口數量創五年來最高的2004年，脫貧人口也僅有300萬，返貧率仍在10％左右。［1］

第二，返貧現象的嚴重性。雖然中國的反貧困行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中國的返貧現象仍十分嚴重。據有關部門統計，中國目前各地返貧率平均達到15％左右，而有的統計則認為中國目前返貧率為15％~20％，甚至達到20％～30％。例如，世界銀行“秦巴”扶貧項目中，1998－1999年的脫貧農戶比重為8％，返貧農戶卻高達11．5％。［2］西南、西北的一些地區更高達20％以上。有些地方脫貧農民的返貧率高達50％以上。［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首次出現反彈。來自扶貧辦的數據表明，2003年，全國多數省份的貧困人口均有減少，但以下省份卻有所增加，黑龍江省43萬，陜西省37萬，安徽省66萬，河南省53萬。4省返貧人口數量超過了200萬人。此消彼長，新增80萬人。［4］

第三，返貧現象的頻發性和反復性。從時間上來看，中國的返貧問題具有頻繁性和易發性。中國有些地區幾乎每年都要發生一兩次大的返貧。而且返貧往往來得很快，外界一有些不利因素，馬上就會造成返貧的出現。這反映了中國脫貧戶的抗貧能力和基本素質較差。尤其是少數經濟基礎差的脫貧農戶抗御經濟風險能力薄弱，在某些因素的制約下，往往陷入“脫貧—返貧—再脫貧—再返貧”循環之中難以自拔，甚至脫貧后富裕起來的農戶也會因家庭經濟條件惡化而返貧。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中國農村還極有可能返貧的農村低收入人口5825萬人。［5］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經過政府和社會各界的艱苦努力，我國的農村扶貧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人降低到2006年的2148萬人。隨著我國扶貧開發工作的不斷深入，我國扶貧開發已經進入了攻堅階段，特別是農村返貧問題，已經成為我國扶貧開發中的重要難題之一。因此，深入研究我國農村返貧問題，對鞏固我國扶貧開發成果、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農村返貧；特征；問題

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返貧是一個世界性的、各國都在長期致力解決的難題。我國農村的返貧問題，與世界各國返貧現象有共同之處，如返貧往往發生在自然災害的年份，發生在經濟衰退時期，返貧農民往往自身素質不高，貧困發生地區生態環境惡化及設施薄弱等；因國情不同，農村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環境不同，我國農村的返貧問題也有自己的特點。

一、當前我國農村返貧現狀與特征

我國經過大規模扶貧開發，絕大多數貧困人口已經解決溫飽問題，扶貧開發進入攻堅階段以后，農村經濟運行環境逐步向市場經濟轉化，我國農村返貧呈現以下新的特點：

第一，返貧現象呈現明顯的地域性。我國地域廣大，農村貧困地區分布極不平衡，經濟發達地區農村雖有返貧現象，但也僅僅是個別農戶的問題。而自然環境條件惡劣、經濟發展水平低、原先貧困面積較大的中西部連片地帶是我國農村返貧的集中發生地區。據有關調查研究表明，盡管在總體上我國無論是那些貧困面積大的連片地帶，還是貧困面積小的零星插花地帶都有返貧現象。但從地域上來看，返貧的分布卻是不均勻的。返貧程度深、返貧率高的地區往往出現在那些貧困面積大的連片地帶，而貧困面小的東部地區的返貧率相對要低許多。比如，貧困面大的西南、西北地區的返貧率高達20％以上；西北有個別省份甚至出現過返貧人口超過脫貧人口的情況。老少邊窮地區返貧率高。老少邊窮地區中有相當一部分地區屬于自然災害多發地區，生產、生活條件差，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低，一遇災害就容易造成大面積的返貧。近年來，由于未脫貧人口主要集中在經濟欠發達、自然環境惡劣的地區，雖然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脫貧人口數量停滯不前的狀況依然難以改善，即使是我國農村扶貧形勢出現重大轉機，脫貧人口數量創五年來最高的2004年，脫貧人口也僅有300萬，返貧率仍在10％左右。［1］

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返貧是一個世界性的、各國都在長期致力解決的難題。我國農村的返貧問題，與世界各國返貧現象有共同之處，如返貧往往發生在自然災害的年份，發生在經濟衰退時期，返貧農民往往自身素質不高，貧困發生地區生態環境惡化及設施薄弱等；因國情不同，農村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環境不同，我國農村的返貧問題也有自己的特點。

一、當前我國農村返貧現狀與特征

我國經過大規模扶貧開發，絕大多數貧困人口已經解決溫飽問題，扶貧開發進入攻堅階段以后，農村經濟運行環境逐步向市場經濟轉化，我國農村返貧呈現以下新的特點：

第一，返貧現象呈現明顯的地域性。我國地域廣大，農村貧困地區分布極不平衡，經濟發達地區農村雖有返貧現象，但也僅僅是個別農戶的問題。而自然環境條件惡劣、經濟發展水平低、原先貧困面積較大的中西部連片地帶是我國農村返貧的集中發生地區。據有關調查研究表明，盡管在總體上我國無論是那些貧困面積大的連片地帶，還是貧困面積小的零星插花地帶都有返貧現象。但從地域上來看，返貧的分布卻是不均勻的。返貧程度深、返貧率高的地區往往出現在那些貧困面積大的連片地帶，而貧困面小的東部地區的返貧率相對要低許多。比如，貧困面大的西南、西北地區的返貧率高達20％以上；西北有個別省份甚至出現過返貧人口超過脫貧人口的情況。老少邊窮地區返貧率高。老少邊窮地區中有相當一部分地區屬于自然災害多發地區，生產、生活條件差，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低，一遇災害就容易造成大面積的返貧。近年來，由于未脫貧人口主要集中在經濟欠發達、自然環境惡劣的地區，雖然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脫貧人口數量停滯不前的狀況依然難以改善，即使是我國農村扶貧形勢出現重大轉機，脫貧人口數量創五年來最高的2004年，脫貧人口也僅有300萬，返貧率仍在10％左右。［1］

第二，返貧現象的嚴重性。雖然中國的反貧困行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中國的返貧現象仍十分嚴重。據有關部門統計，中國目前各地返貧率平均達到15％左右，而有的統計則認為中國目前返貧率為15％~20％，甚至達到20％～30％。例如，世界銀行“秦巴”扶貧項目中，1998－1999年的脫貧農戶比重為8％，返貧農戶卻高達11．5％。［2］西南、西北的一些地區更高達20％以上。有些地方脫貧農民的返貧率高達50％以上。［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首次出現反彈。來自扶貧辦的數據表明，2003年，全國多數省份的貧困人口均有減少，但以下省份卻有所增加，黑龍江省43萬，陜西省37萬，安徽省66萬，河南省53萬。4省返貧人口數量超過了200萬人。此消彼長，新增80萬人。［4］

農村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農村經濟和農民收入已步入了快速發展的良性軌道。中國的大多數農民已從溫飽型逐步向小康型邁進，農村貧困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但農村的貧困與反貧困在近一個時期內仍將長期存在。因為農村的貧困問題，不僅僅是農村貧困人口的問題，而是整個農民的問題，是整個農村的問題,是農村三農問題的集中表現.農村的貧困與反貧困的問題,將是伴隨農村改革和發展的一個永恒主題。

農村的貧困與反貧困，歷來為中國的統治者所關心和關注。中國農村的發展史，就是一部農村的貧困與反貧困的斗爭史，過去是這樣，現在仍然是這樣。新中國成立以后，農民當家作主，農村經濟和農民的生活狀況發生了質的變化，大多數農民的溫飽問題得到了根本解決。特別是農村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以來，農村脫貧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有資料顯示：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由1978年的2.5億，減少到2000年的2600多萬。貧困發生率由1978年的33.1%，下降到2000年的2.8%。國家重點扶貧縣的貧困人口從1994年的5858萬，減到2000年的1710萬。農業生產條件有了明顯的改善，農村經濟、社會事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盡管如此，中國農村的貧困問題仍不容樂觀。突出表現在：(1)農民脫貧的速度與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不適應，更不容說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近幾年，中國的國民經濟是以超過7%以上的速度在發展，而資料顯示2003年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80萬人。在“八七”計劃期間，農村貧困人口中，平均每年有600多萬的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得以解決。但本世紀初的頭兩年里，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的解決，每年不到200萬。(2)中國農村貧困線設定的標準比較低。貧困，是指缺乏最低生活的能力。它的測算指標包括：家庭人平均收入、人均支出、受教育程度、醫療衛生保障、預期壽命、兒童的死亡率及入學率和公共資源的占有率。貧困，分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中國貧困線1999年定為人年均收入625元人民幣。而世界銀行劃定的標準是，其人均GDP在300美元，人均每天支出1美元，二者相差懸殊很大。(3)農村貧困人口仍然是一個龐大的基數。按照中國現行的貧困標準，農村現有絕對貧困人口2600萬，有相對人口2.1億。據報道：2003年，其中人均收入在500元以下的貧困人口1459.5萬人，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有9033.4萬，人均收入在1000—2000元的貧困人口有31079.3萬人。全國有3000萬人未解決溫飽問題，有6000萬人在溫飽線徘徊。(4)貧困人口的地域分布不平衡。大多數農村貧困人口分布在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不發達的地區有貧困人口1.64億，占貧困總人口的48.18%。西部新增國家級貧困縣占全國新增總數的80%。(5)農村的返貧率，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農村返貧率在上升的趨勢。有資料顯示：1998—1999年西部地區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率8%，而返貧率達11.5%。造成農村扶貧艱難，脫貧速度遲緩和返貧率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因素，又受歷史、體制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等諸多因素的掣肘。具體表現在：

(一)農村自然環境和資源條件的劣勢進一步顯現，并有惡化的趨勢，是造成農村脫貧難和返貧率上升的根本原因。首先，自然環境惡劣是造成農村貧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全國農村的貧困人口中，三分之二的貧困人口集中在中西部山區、丘陵和交通閉塞地區。惡劣的自然環境，使農業產出率和農產品商品化程度很低。加之復雜多變地理環境，不斷惡化的生態環境，導致旱災、漬災、風災、雪災等自然災害頻發，致使這些地區的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民貨幣收入低，農民脫貧遲緩。其次，貧困地區的農村資源日漸缺乏。多年以來由于人口的過快增長，農業生產技術研發推廣滯緩，農村經濟的發展過多地依賴于農村資源的消耗。目前，農業生產中科技貢獻率為40%左右，發達國家在70%左右。科技轉化率也不強，僅為30%左右。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的嚴重，致使農村耕地面積逐年減少。土地的人均占有量，由1990年的1.63畝，降到2000年的1.34畝。在現有的農村土地資源中，水源充足，排灌設施齊全的優質耕地面積少，僅占現有耕地面積的34.5%，中低產田的面積占65.5%。有66%的耕地面積分布在山區、丘陵和高原地區，土地質級差，產出量低。水資源短缺，中國水資源不足，不僅在時間、地域和人口占有量上分布不平衡，環境污染，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嚴重，致使河床抬高，河流淤塞，極易造成洪水泛濫，增大了農業風險和農村脫貧的難度。加之，現今城市經濟的發展，仍然以犧牲農村經濟為代價，繼續對農村資源的掠奪。低價位的農村土地的圈占，高價位的農資化工產品的輸出，進一步加大了農村貧困化趨勢，造成返貧率的不斷上升。

(二)農村經濟發展態勢的波動，加劇了農村貧困的嚴重性和農村脫貧上的反復性。農村經濟的發展僅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里，就有過三次大的波動，也造成了農村脫貧的三次起伏。一是家庭承包經營實施初期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空前釋放，鄉鎮企業的興起，使農民收入在當時的環境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農村貧困人口急劇下降。農村貧困人口由改革開放前的2.5億，降低到5000萬。農村脫貧效果明顯，且返貧率很低。二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紀頭兩年。由農業結構調整滯后，農產品價格下滑，造成農產品的相對出現過剩。農業經濟滑坡，加之農業生產資料的不斷上漲，農民收入顯著下降，農業增產不增收，農民收入甚至出現負增長。同時，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鄉鎮企業未能經受住市場經濟的沖擊，紛紛破產、倒閉。形成巨大的債務包袱，不僅拖垮了農村集體經濟，而且給正面受農業無效，甚至負增長壓力的農民雪上加霜。農村貧困化趨勢加大，農民返貧率急劇上升。一度突破九千萬，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二次農村貧困和返貧率高峰（第一次是上實際五十年代末的）。三是從2002年底開始，國家逐步加大了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投入，國家西部開發展戰略的實施，農村稅費改革及其配套改革的全面推廣，農業效益開始顯現，農村經濟和農民收入開始回升，農村脫貧步伐加快。特別是國家加大了對糧食主產區和中西部地區的資金投入，以農業為主的地區和中西部欠發達的地區的扶貧攻堅步伐明顯加快。這些地區的貧困人口脫貧效果明顯，成果顯著。但由于國家的這種政策性投入著有明顯的短期行為，農村稅費改革中的暴露出的體制不完善的問題，制約了農村貧困問題的根本解決速度。這種貧困不僅表現在貧困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低,溫飽問題難以維計。而且還表現在城鄉之間，農戶與農戶之間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據有關方面預測，現在的基尼系數為0.45（目前世界貧富差距最大的巴西的基尼系數為0.61）。這種狀況不僅導致農村脫貧的艱難，而且會影響到農村社會的穩定。

(三)農村稅費改革體制設計上的不夠合理，增大了農村脫貧的艱難與返貧率的上升的風險。正在全國推廣實施的農村稅費改革，雖然使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得到了初步解決，但由于最初體制設計上的不夠合理，造成了新的農民負擔的不合理現象的出現，導致農村脫貧的艱難與返貧率的上升。突出表現在：首先，一刀切式的減負和改制，使合理的收費項目和關乎農民增收的涉農部門一并取消，農村公共產品的建設，失去了農村基層組織應承擔的配套資金的籌資渠道，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無法爭取到國家政策性資金的投入，影響了農業生產經營條件的改善，農村公益事業的發展。涉農部門的改制，使農業科技體系和生產服務體系面臨瓦解。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潛力受到抑制，給農村脫貧造成難度。而稅征依據的不合理，導致了糧食主產區、單一的農業收入地區和中西部人少地多的地區的農民相對負擔的增加。使本應脫貧的地區農民，不僅沒有脫貧，反而因相對負擔的增加，而加劇了貧困程度，使這些地區的返貧率上升。其次，農業稅的取消，在降低了農民平均負擔的同時，加重了以解決溫飽為生產目的的，小面積從事農業產業的農戶的相對負擔，使這部門農民的溫飽問題受到威脅，容易造成新的返貧。

[摘要]“返貧”指新教師入職后出現的難以適應職業發展需要的專業素養匱乏的現象。針對農村小學青年教師發展歷程中“返貧”現象，有關教育管理部門可以采取以下策略來預防、延緩直至消除“返貧”現象：追求實效性，精心打造青年教師培訓的終極目標；保持內隱性，行政調控青年教師的民間話語表達；凸顯文化性，引導青年教師參與并建構學習型組織；鼓勵開拓性，讓青年教師擁有教育“試驗田”。

[關鍵詞]農村教育；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返貧”現象

人們一般把新教師入職前的專業素養匱乏視為貧困，把他們入職后經過努力適應了教育工作視為“脫貧”，把他們在此之后出現的難以適應職業發展需要的專業素養匱乏的現象稱為“返貧”。農村小學青年教師的“返貧”并不鮮見，而且有日漸擴大的傾向。導致他們專業發展歷程中出現“返貧”現象的主要因素有：對青年教師的培養延遲滯后、農村青年教師的職業生存狀態較差、青年教師的職業性向偏失及終身學習的觀念和行動的缺失。針對農村小學青年教師“返貧”現象的成因，我們認為可以采取以下策略，來預防、延緩農村小學青年教師的“返貧”現象，直至消除“返貧”現象。

一、追求實效性，精心打造青年教師培訓的終極目標

著眼于教師素質的整體性提高，教育行政部門及學校舉辦的多種層次、多個專題的教師培訓活動在幫助教師轉變教育觀念、擴展理論視野、提升教育經驗等方面具有相當大的理論引導價值。但是，上述培訓模式對農村小學青年教師未必有現實作用，原因在于：農村小學青年教師面臨的實踐問題遠多于理論問題，相對宏觀的政策、理論、理念的培訓，不如引導他們對教育教學實踐進行案例研討；教育行政培訓大多要教師集中異地、暫離崗位，或多或少帶有“權利”“福利”色彩，其分布機會就不會均衡分配給農村小學青年教師；專門為青年教師舉辦的培訓，因為涉及到學科面廣、人員眾多，缺乏有效的管理與考核機制，難以保證培訓達到預期的目標。

因此，追求實效性，仍然是當前很多培訓特別是對農村小學青年教師的培訓不該放棄的終極目標。這里的實效性，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培訓對農村小學青年教師理論認識的深化、教育理念的革新、職業性向的發展有切實的效果。在相對“務虛”的層面上有實效；另一方面是對農村小學青年教師教學技能的提高、教育方法的改進有切實的作用，在相對“務實”的層面上有實效。前者要求“務虛”型培訓應以先期調研為基礎，切準教師教育理論需求脈搏，找準他們教育理論的短板，從青年教師的教育觀念轉變、教育理念提升的實際需要出發而不是從部門工作需要出發開展培訓。此外。教育思想的更新與轉化，與職業興趣、職業理想等有密切關系，因而，培訓青年教師不僅要著眼于教育觀念的持續發展，還要從政治思想、職業道德、職業性向等方面全面關心青年教師的成長。后者則要求“務實”型培訓應該針對青年教師所面臨的具體教育教學問題，圍繞教學工作、班主任工作、教育研究和民間團隊建設等方面落實推動青年教師專業發展的具體事務，將培訓與青年教師的校本培養結合起來，如與“青藍工程”中的“老帶新”、青年項目的扶持與調控、同事交流與合作的推進等結合起來。無論是教學主題的培訓、班級管理主題的培訓，還是教育研究主題的培訓，都應以理論指導實踐的適切性、案例分析改善的直觀性、研究方法程序的可操作性為原則選擇學習和研討的主要內容，切實提高青年教師應對教育教學問題的素養和能力。

報告中指出，要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隨著脫貧攻堅工作的進一步深入，怎樣鞏固脫貧成果，防止收入不高或剛脫貧的群眾返貧，成為當下脫貧攻堅的重要方面。今年以來市創新開展防范返貧工作，建立防貧幫困新機制，切實解決貧困人口返貧和困難群眾臨貧的“截流閘”和“攔水壩”，為高質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防范返貧工作基本情況

近年來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關于脫貧攻堅的決策部署，聚焦“兩不愁、三保障”，持續推進脫貧攻堅“九大工程”，累計完成了12.55萬貧困人口脫貧，脫貧攻堅成效顯著，但是由于2014、2015年脫貧戶不享受健康脫貧“351”“180”政策，面臨著因病返貧的風險，同時在農村地區還有很大一部分群體收入水平不高，一旦出現因病、因災、因學等支出過大的情況隨時有臨貧致貧風險，防范返貧工作形勢較為嚴峻。2018年10月市扶貧辦在赴河北省邯鄲市調研考察的基礎上，結合實際，重點關注處于貧困邊緣的非貧困低收入戶和非高標準脫貧戶兩類人群，制定了防范返貧意見，切實解決他們因病、因災、因學致貧、返貧的問題，杜絕返貧風險。

二、防范返貧主要做法

一是框定防貧幫困對象。防范返貧工作惠及的對象不事先確定，僅框定保障范圍，充分發揮了防范返貧資金的杠桿作用。防范返貧對象的識別工作采取不事先確定具體對象、只設認定條件、入戶精準核查收入的方式，覆蓋縣、南陵縣2014、2015年脫貧的建檔立卡貧困戶和無扶貧開發任務的縣區識別出來的困難群眾同時，重點關注兩類群體，即處于貧困邊緣的“非貧低收入戶”和脫貧標準不高，截至目前收入水平仍較低的“非高標準脫貧戶”兩類人群。對符合防范返貧幫扶條件的戶按照入戶查核、公示確認、發放資金等程序及時給予救助。

二是確定防貧幫困標準。為精準確定防貧幫困標準，根據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年度醫保報銷比確定了以上年度國家貧困線的1.5倍為基準確定收入標準（年人均純收入不高于5200元），將當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這個標準的農村人口納入監測范圍進行監測。為進一步精準確定實地入戶核查標準，市扶貧辦會同市民政局、市統計局參考低保復核相關標準，制定了《市防貧幫困收入核查參考標準（試行）》，進一步精準界定戶內收入。同時對于部分戶內人均純收入高于防貧幫困標準的戶，但是家中確實沒有穩定收入來源，且支出負擔明顯高于家庭收入水平的戶，也納入防范返貧范圍。

根據《市民政領域鞏固脫貧成果防返貧防致貧工作措施》的通知要求，2020年是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為鞏固脫貧成果，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實現兜住收入水平、兜準救助對象、兜實基本待遇、兜牢民生底線、兜好保障成效目標。結合《縣社會救助脫貧攻堅兜底保障行動實施方案》梨民聯字<2020>2號的通知要求，制定臨時救助隨訪制度。

一、隨訪對象

邊緣戶（指非建檔立卡貧困戶中人均收入低于5000元且有致貧風險的農村低收入戶）和脫貧戶（指有返貧風險的不穩定建檔立卡已脫貧戶），確保“兩戶人員”生活質量不滑坡，穩定脫貧不反彈。

二、隨訪原則

認真落實“先行救助”“一事一議”“分類分檔救助”等措施。1、對申請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員救助供養的貧困人口等困難群眾，視情況實施急難型、支出型臨時救助。

2、對未脫貧戶、低保對象和特困人員，重點核實生活必須支出，不再進行家庭收入和財產狀況調查。

按照省、州要求，為認真落實黨的四中全會關于“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精神，強化返貧預警監測，探索建立穩定脫貧長效機制，持續鞏固脫貧攻堅成效，結合我縣工作實際，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標

建立健全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機制，對脫貧不穩定人口和邊緣人口進行預警監測，全面完成“大排查”發現問題整改工作，常態化開展扶貧對象“回頭看”“回頭幫”，確保全縣所有建檔立卡貧困戶2020年持續穩定達到脫貧退出標準,有效防止出現新的絕對貧困，確保全面小康路上“不漏一戶、不掉一人”，奪取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打下堅實基礎。

二、監測對象

(一)脫貧監測戶:年人均收入低于5000元且有返貧風險的建檔立卡已脫貧戶。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驟減或支出驟增的已脫貧戶。

(二)邊緣戶:年人均收入低于5000元且有致貧風險的非建檔立卡農戶。

為全面貫徹落實金融扶貧政策,切實鞏固脫貧攻堅成效,做好2020年我鄉防返貧綜合險工作,根據會金辦發(2020)15號文件《關于做好2020年防返貧綜合險工作的通知》的精神,由證券有限公司和財富有限公司提供幫扶資金,為全縣建檔立卡貧困戶和邊緣戶統一員購買防返貧綜合險,結合我鄉實際,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組織領導

專門成立由鄉長任組長,分管精準扶貧工作的副鄉長、鄉扶貧工作站副站長任副組長,各包村組長及村黨支部書為成員的防返貧綜合險工作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鄉扶貧工作站副站長同志兼辦公室主任,同志負責統籌協調工作開展,辦公室設在黨政辦。

二、保障對象

5月份大數據系統更新調整后的全鄉建檔立卡貧困戶及“三類戶”(未脫貧戶、監測戶、邊緣戶)1627戶7588人，其中:建檔立卡已脫貧戶(不含監測戶)1543戶7251人；建檔立卡未脫貧戶47戶135人;監測戶25戶139人;邊據緣戶12戶63人。

三、保障范圍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經過政府和社會各界的艱苦努力，我國的農村扶貧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人降低到2006年的2148萬人。隨著我國扶貧開發工作的不斷深入，我國扶貧開發已經進入了攻堅階段，特別是農村返貧問題，已經成為我國扶貧開發中的重要難題之一。因此，深入研究我國農村返貧問題，對鞏固我國扶貧開發成果、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農村返貧；特征；問題

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返貧是一個世界性的、各國都在長期致力解決的難題。我國農村的返貧問題，與世界各國返貧現象有共同之處，如返貧往往發生在自然災害的年份，發生在經濟衰退時期，返貧農民往往自身素質不高，貧困發生地區生態環境惡化及設施薄弱等；因國情不同，農村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環境不同，我國農村的返貧問題也有自己的特點。

一、當前我國農村返貧現狀與特征

我國經過大規模扶貧開發，絕大多數貧困人口已經解決溫飽問題，扶貧開發進入攻堅階段以后，農村經濟運行環境逐步向市場經濟轉化，我國農村返貧呈現以下新的特點：

第一，返貧現象呈現明顯的地域性。我國地域廣大，農村貧困地區分布極不平衡，經濟發達地區農村雖有返貧現象，但也僅僅是個別農戶的問題。而自然環境條件惡劣、經濟發展水平低、原先貧困面積較大的中西部連片地帶是我國農村返貧的集中發生地區。據有關調查研究表明，盡管在總體上我國無論是那些貧困面積大的連片地帶，還是貧困面積小的零星插花地帶都有返貧現象。但從地域上來看，返貧的分布卻是不均勻的。返貧程度深、返貧率高的地區往往出現在那些貧困面積大的連片地帶，而貧困面小的東部地區的返貧率相對要低許多。比如，貧困面大的西南、西北地區的返貧率高達20％以上；西北有個別省份甚至出現過返貧人口超過脫貧人口的情況。老少邊窮地區返貧率高。老少邊窮地區中有相當一部分地區屬于自然災害多發地區，生產、生活條件差，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低，一遇災害就容易造成大面積的返貧。近年來，由于未脫貧人口主要集中在經濟欠發達、自然環境惡劣的地區，雖然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脫貧人口數量停滯不前的狀況依然難以改善，即使是我國農村扶貧形勢出現重大轉機，脫貧人口數量創五年來最高的200年，脫貧人口也僅有300萬，返貧率仍在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