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翻譯范文10篇

摘要：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壯大，如何增強文化“軟實力”成為重要的課題。漢語熱和奧運會為漢語文化的傳播提供了良好的機會，典籍的翻譯是外國人了解中國文化精髓的橋梁，是漢語文化傳播的重要途徑。

關鍵詞：典籍翻譯文化傳播

1．漢語文化傳播的契機

中國經濟的騰飛和奧運會的成功舉辦為漢語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最佳的機會。北京奧運會的魅力不在于開閉幕式的精彩，也不局限于鳥巢、水立方等建筑，而是多主題、多視角，立體鮮活地展現了傳統中國的文化、當代中國的風貌與開放中國的胸襟。對于中國而言，經濟騰飛固然重要，文化復興更加意義深遠，后奧運時代我們應更好地落實“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戰略。

據統計，全世界有3000萬人正在將漢語作為第二語言來學習。全球不斷升溫的“漢語熱”，一方面表明漢語作為一種世界語言和商業語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對漢語文化價值的認識也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大。目前，大多數外國人對中國的了解依然局限在眼界所到的層次，雖然每年到中國的留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選手的語言能力越來越強，但是對中國五千年的文化積淀能夠認知的人并不占多數，大部分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膚淺了解來自有限的影視作品或其他大眾傳媒。漢語作為文化的有力載體，應當利用全球“漢語熱”的契機扭轉這一局面。世界范圍內，懂漢語的人占很小比例，利用母語了解漢語文化成為中西文化的橋梁，承載中華文明的典籍的翻譯影響日益深遠。

2．典籍承載的漢語文化

摘要：少數民族典籍是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的主要載體，正確翻譯民族典籍則是世界了解少數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礎，也是將其文化傳播到世界的最有效途徑。翻譯涉及的詞語及少數民族文化，應把握其文化價值，避免翻譯陷阱，按翻譯基本理論和方法綜合考量，強化語言的文化性與歷史性。

關鍵詞：少數民族；典籍；翻譯典籍

經久不衰，蘊含著民族的文化精髓，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少數民族文化典籍作為傳承和傳播少數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對少數民族歷史文化成果的記錄，其中蘊含著少數民族人民的經驗與智慧。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全球交流日益頻繁，將我國的少數民族文化典籍向國際傳播，已成為翻譯領域研究者的重點研究課題。想要實現這個目標，對我國譯者而言，仍面臨著諸多問題和困難。因此，有效翻譯少數民族文化典籍，對其向世界傳播與傳承我國少數民族文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我國少數民族文化典籍翻譯的價值

我國少數民族典籍古老且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進程中成為我國的奇珍異寶。可以說，若想全面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那么，了解該民族的文化典籍是其不可缺少的關鍵環節。而民族文化典籍的內容主要包括：神話、預言、歌謠、諺語等。傳統的民族典籍形態多樣，具有極高的文化價值和研究價值，其涵蓋人類學、歷史學、宗教學、民俗學、民族學等知識。如我國少數民族三大史詩，即柯爾克孜族傳記性史詩《瑪納斯》、藏族民間說唱體長篇英雄史詩《格薩爾》和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都具有極高的藝術造詣，是人類文化史上的第一個精神文化高峰，其價值也是其他文學作品所不能替代的[1]。在全球化進程中，我國少數民族典籍翻譯是我國文化向世界傳播的主要途徑和方式，因此，借助翻譯少數民族典籍更好地向世界展現我國少數民族文化的精髓，使世界真正感受到我國民族文化的內涵和特殊意義，是我國譯者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少數民族典籍翻譯的重要性主要包括以下兩點：首先，對提升民族認同感和國際文化地位起著關鍵作用。目前，世界的通用語為英語，那么，若想有效地對民族文化實現廣泛傳播，就一定需要英語作為語言工具實現中譯外這項工作。因此，將少數民族文化典籍翻譯成英語并使其傳播中國文化，可以使我國的軟實力得到更高的國際文化地位[2]。其次，有利于向國際展示我國文化的多樣性和深厚底蘊。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多種文化間的相互碰撞可使我國文化多姿多彩。

二、我國少數民族典籍翻譯現狀

論文摘要：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壯大，如何增強文化“軟實力”成為重要的課題。漢語熱和奧運會為漢語文化的傳播提供了良好的機會，典籍的翻譯是外國人了解中國文化精髓的橋梁，是漢語文化傳播的重要途徑。

論文關鍵詞：典籍翻譯文化傳播

1．漢語文化傳播的契機

中國經濟的騰飛和奧運會的成功舉辦為漢語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最佳的機會。北京奧運會的魅力不在于開閉幕式的精彩，也不局限于鳥巢、水立方等建筑，而是多主題、多視角，立體鮮活地展現了傳統中國的文化、當代中國的風貌與開放中國的胸襟。對于中國而言，經濟騰飛固然重要，文化復興更加意義深遠，后奧運時代我們應更好地落實“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戰略。

據統計，全世界有3000萬人正在將漢語作為第二語言來學習。全球不斷升溫的“漢語熱”，一方面表明漢語作為一種世界語言和商業語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對漢語文化價值的認識也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大。目前，大多數外國人對中國的了解依然局限在眼界所到的層次，雖然每年到中國的留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選手的語言能力越來越強，但是對中國五千年的文化積淀能夠認知的人并不占多數，大部分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膚淺了解來自有限的影視作品或其他大眾傳媒。漢語作為文化的有力載體，應當利用全球“漢語熱”的契機扭轉這一局面。世界范圍內，懂漢語的人占很小比例，利用母語了解漢語文化成為中西文化的橋梁，承載中華文明的典籍的翻譯影響日益深遠。

2．典籍承載的漢語文化

摘要:長期以來，我國畫論典籍的譯介研究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現有譯本的數量和質量與書法繪畫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極不相稱，遠遠不能滿足當前“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需要。畫論典籍的翻譯、出版、發行，需要建立和健全一套規范化、系統化的譯介體系，實現譯介目標的準確性和有效性。畫論典籍中蘊含的生態美學思想與胡庚申教授所提出的生態翻譯學有異曲同工之處，以生態翻譯學為理論依據，研究構建畫論典籍譯介生態體系的路徑和對策，符合畫論典籍的整體思想。畫論典籍的譯介生態體系構建是實現畫論典籍對外傳播和出版工作長期發展的基礎保障，也是提升中國畫學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的重要渠道。

關鍵詞:“一帶一路”倡議;文化“走出去”;畫論典籍;譯介

生態體系畫論，就是中國古代繪畫理論的簡稱。它是長時期中國古代社會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可以說，它是中國美學思想的具體反映［1］。中國畫學以宇宙生命的廣大和諧為最高境界，具體體現為人與自身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自然生命的和諧，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四個層面［2］。畫論中飽含“比德”、“暢神”、“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氣韻生動”、“中和”等生態美學思想，蘊含古人的生態存在意識，反映了古人對詩意棲居的追尋，對人與自然、社會和諧一致的理想生存狀態的追求。石濤(1642年—約1707年)生于清代，是中國繪畫史上的奇才，他所著的《畫語錄》(又名《石濤畫語錄》，《苦瓜和尚畫語錄》)首度建立了中國山水畫藝術創作的理論架構，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美學價值。石濤一生筆耕不輟，擅長山水、花鳥和人物畫，作品往往直抒胸臆，獨步于中國畫壇。他的作品在其所處時代并未受到關注，直到19世紀石濤及其《畫語錄》才逐漸被國內外學者所熟知，尤為被美國和日本的哲學和美學界所推崇。近代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弗利爾美術館都曾展出過石濤的畫作，并被列在館藏典籍名錄中，此前從未有中國的藝術家獲此殊榮。耶魯大學和早稻田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也有眾多學者從事中國畫學的研究。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廣，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各國人民期望從多維度了解中國文化，因此，畫論典籍的對外譯介和出版工作具有重要的學科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畫論典籍的譯介研究現狀

對畫論典籍的譯介研究現狀的評價需放在中國典籍外譯的背景下進行，我國目前典籍譯介的現狀是文學哲學典籍多，其他領域少。以《道德經》為代表的哲學典籍一直是西方漢學家和中國本土學者追捧的對象。《道德經》的英譯及研究情況見表1，從中可以看出，《道德經》的英譯及研究活動從18世紀開始就十分顯著，譯本數量相當可觀，超過很多典籍的譯本之和;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畫論典籍的譯介研究只有少量的譯著和成果。著名翻譯家王宏印教授曾談到:“中國文化典籍翻譯取得的成績很大，并且已經產生了很多譯著。但是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例如書法理論，如孫過庭的《書譜》;繪畫理論，如石濤的《畫語錄》等，在典籍翻譯領域關注得很不夠，甚至沒有納入到典籍翻譯的核心文獻之中。”［3］另外，畫論典籍譯介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也不夠。北宋郭熙的《林泉高致》在繪畫理論和技法上的傳承，亦對整個中國及世界的畫學流變有著深遠的影響，目前只查閱到1935年倫敦約翰•默里公司出版的日本學者坂西志保(ShioSakanishi)的英譯本。在研究《畫語錄》中畫學術語翻譯的文獻和論文中，大多只選取王宏印教授的譯著《〈畫語錄〉注譯與石濤畫論研究》和林語堂的譯本進行討論和分析，忽略了弗吉尼亞大學哲學與宗教系教授考爾曼(EarleColeman)所譯的《畫語錄》。考爾曼教授作為以英語為母語的漢學家，他的譯注極具參考價值。由此可見，畫論典籍譯本數量不足、譯介研究缺位的現象嚴重。

二、畫論典籍的四種譯介生態體系建設

一、傳播學與翻譯

在傳播學領域，所謂傳播即一個系統通過操縱可選擇的符號去影響另一個系統，這些符號能夠通過連接它們的信號得到傳播，以達到一種信息的交流和共享。翻譯是通過對語言符號的轉換，達到信息的交流和傳播。因此，傳播學與翻譯有著共同的特征，即信息的處理和交流。傳播學關注的是如何讓信息從信源到達受眾，以達到傳播者的目的；翻譯所關注的是如何將原作者要表達的信息傳達給譯文讀者，以達到譯者的目的，二者有著驚人的相似。典籍英譯顯然具備傳播的特性，只是其傳播過程更為復雜些，但并不影響傳播學理論對它的指導意義。將傳播學與典籍英譯研究相結合本身就是一個有意義的嘗試，翻譯的傳播學特征引起學者們在傳播學視域下關注和研究翻譯問題。然而，在當前經濟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優秀典籍傳播的相對滯后與我國綜合國力、國際地位不相符，如何將中華五千年的文化更好的傳播出去是當前典籍英譯研究的重中之重。

二、中國典籍英譯與對外傳播的意義

“中國典籍”包含兩個義項，一是中國古代重要文獻、書籍；二是法典、制度(汪榕培，2009:1)。中國典籍浩瀚淵博，博大精深，匯聚了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化精髓，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典籍英譯是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參與全球文化交流的一個極好途徑，同時對提升我國的文化魅力乃至文化軟實力大有裨益。當今，人們談論最多的是全球化，而全球化不等于西化，不等于美國化。中華民族是一個海納百川、好學上進的民族，在漫長的“西學東漸”過程中，我們翻譯并學習了大量的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文化。我們已成功地“拿來”西方的文化，現在的關鍵是把我們自己的文化“送”出去，積極參與到世界文化交流中，讓世界人民更多的了解中華文化，以保持中華民族固有文化身份。

三、傳播學視角下典籍的對外傳播

在國際市場上，如果我們翻譯的東西進入不到他們文化的核心部分，那我們的典籍翻譯也就是在閉門造車了。優秀的典籍譯本還需要恰當的媒介推廣，才能為世界人民了解。為此，中國要認真思考，結合世界對中國的需求和中國提升自身文化軟實力的需求，大力拓展對外傳播渠道，發揮人力優勢，借助媒體，把我們“和合”的價值核心體系傳播到世界各地，使之成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文化理念。

第一篇

摘要：本文首先就語言學的定義和相關概念進行了相關闡述，接著就語言學與翻譯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簡要說明，并對茶文化文本的分類及語篇特征進行了具體分析，然后在此基礎上從語言學出發對茶文化文本的英譯策略提出了幾點建議。

關鍵詞：語言學；茶文化；文本；英譯策略

翻譯是語言之間的轉換，而語言學則是對語言規律的研究，二者之間很顯然存在天然的聯系。近現代某些語言學者將語言學理論運用到了翻譯過程之中，并取得了不錯的效果。目前，由于國家對文化軟實力發展的重視，我國茶文化文本的翻譯工作也因此得到了重視，但是譯文仍舊存在一些不過關之處。語言學對翻譯工作有著一定的指導作用，因而譯者可以嘗試將語言學理論應用到茶文化文本的翻譯活動之中。

1語言學與翻譯

1.1語言學概述。“人類語言的起源”一直被人們認為是一個謎團。不過毋庸置疑的是，人類語言的誕生與文明的形成有著密切的聯系。語言學的英文表述是“Linguistics”，其研究對象自然就是“語言”（language）本身。從傳統意義上來講，語言學的研究對象主要為文獻資料和書面語言，因而一些學者也將其稱之為“語文學”。相比之下，現代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既包括書面語，同時還涉及口語。語言學主要是對語言的本質、特點以及使用規律等進行研究，屬于一門系統的學科。隨著研究的深入，國內外學者從諸多角度對語言學進行研究，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了很多理論觀點。基于語言學者的研究成果，語言學也因此出現了很多分類，比如認知語言學、對比語言學、應用語言學等。從微觀角度出發，語言學的研究對象為語音、詞匯、語法、修辭、語篇等內容，因而也派生出句法學、詞匯學等學問。通過對語言學的各個因素進行研究，我們能夠發現語言學研究對象之間的聯系以及各個對象自身的發展規律，這很顯然是有助于文本分析和解讀。只有“吃透”語言本身，我們才能夠透過語言認識文本內容，因而語言學是極為重要的。當然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每一種語言都不盡相同，所以針對每一種語言的語言學研究也會有所差異，這需要研究者加以區分。1.2語言學與翻譯的關系。語言學與翻譯之間的關系主要為以下兩點。其一，語言學為翻譯提供理論指導。不同語言有著自身的規律，比如漢語文本多為主動句、簡單句，而英語文本則多為被動句、長難句。眾所周知，不同的語言對應著不同的文化，而不同語言文本之間的差異實際上受到語言背后文化的影響，而這正是語言學研究的方向之一。譯者只有掌握語言規律，才能夠更好地進行語言轉換。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譯者可以掌握文本的句法、詞匯、語篇等特征，同時還能夠根據不同文本擬定不同的翻譯策略。比如說，科技類文本的文字較為客觀直接，譯者就可以采用“直譯為主”的翻譯方式；文化類文本的文字較為委婉且頗具內涵，譯者就可以運用“直譯+意譯”的方式。其二，翻譯活動為語言學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更多可能。翻譯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往往看似簡單的句子需要反復思索才能轉換為地道的、被目的語受眾接受的語言。現代譯者往往在翻譯活動之前會根據材料擬定相應的翻譯策略（比如語用原則等），而翻譯策略的擬定通常需要根據語言學理論或其他相關理論。根據譯文的效果，我們可以對翻譯策略的作用就有了一定的認識，這對于語言學理論自身的豐富和完善也能夠有所幫助。

摘要：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下，為促進沿線國家和地區積極參與文化交流與合作，推動文明互鑒，讓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擴大中華文化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做好中華文化的譯介十分關鍵。云南少數民族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對外傳播與交流中，民族文化的對外翻譯活動起著十分重要的媒介作用。近年來，對云南少數民族文化對外翻譯的研究在不斷加強，該文結合先前的研究，對云南少數民族文化對外翻譯研究進行綜述，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思路，為今后的云南民族文化對外翻譯提供一些借鑒和參考。

關鍵詞：云南少數民族文化；對外翻譯；綜述

在中華文化對外傳播進程中，少數民族文化的對外翻譯和傳播不可或缺。在中國各省份中，云南作為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居住著彝、白、傣、哈尼、傈僳等25個少數民族，各民族在其世代繁衍生息的進程中，創造了獨特的地方歷史文化和輝煌燦爛的民族文化。云南少數民族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里占據著特殊的地位，起著獨特的作用。對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的對外翻譯，有助于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時代保持自己固有的文化地位，有利于中華文化“走出去”，從而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彭杰2013)[1]。近年來，我國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對外翻譯研究多從宏觀或整體的角度著眼，所分析的案例多為個別有代表性的民族，缺少系統化多層次地對一種民族文化進行細致的翻譯研究。本文從民族文化所包含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層面出發，按飲食文化、文學、風俗與圖騰文化以及其譯介傳播和應用層面等對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的對外翻譯研究進行綜述，并對未來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翻譯的思路進行思考與探索。

1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對外翻譯研究

在民族文化的對外翻譯中，研究者從多個維度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化進行了研究，其中包括翻譯史、典籍翻譯、文學翻譯、對外傳播、語料庫翻譯等，該類研究中以民族典籍翻譯的研究最為突出。學者基于民族典籍，不斷探討譯介理論。此外，也有學者從宏觀著眼，對中華文化對外翻譯存在的問題進行剖析。隨著國家對少數民族文化事業走向世界的不斷重視，少數民族典籍的翻譯在民族文化對外翻譯傳播中占據了突出地位。李正栓和王心(2019)對新中國成立后17年、“”期間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民族典籍翻譯進行了綜合論述，按照地理位置分布和研究的民族對象歸納了民族典籍的翻譯實踐結果，分析了基于民族典籍的翻譯研究和人才培養狀況，以及近幾年來所召開的學術研討與成就[2]。在宏觀層面，學者結合少數民族文化翻譯的歷史、現狀、存在的難題和矛盾對民族文化的對外翻譯進行了思考。劉汝榮(2014)從多維角度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對外傳播與翻譯進行了思考。其指出少數民族文化的對外翻譯與傳播面臨著諸多問題，如譯什么、如何譯、誰來譯等，中華文化的中譯外理論研究較薄弱，少數民族作品翻譯甚少[3]。賀桂華(2015)解讀了少數民族民俗文化外宣翻譯中的多重矛盾關系。在先前的研究中，所采取的譯介策略多以實例分析歸納為主，研究多著眼于微觀層面，而翻譯活動本身的整體觀照缺乏，影響翻譯活動成功的關鍵因素在于原語文本、翻譯方式和傳播手段[4]。二位學者闡釋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翻譯的總體認識，文本選擇、翻譯理論以及傳播效果的重要性。馬晶晶和穆雷(2019)基于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立項，分析了中國少數民族翻譯研究的現狀與展望，其中通過大量統計數據，從不同層面總結了少數民族翻譯現狀的特點，提出了未來發展的設想和建議[5]。基于譯介理論視角，學者結合了“功能對等”“文化翻譯”“生態翻譯”、翻譯倫理等對少數民族文化翻譯進行了研究。翁明菊(2017)基于“功能對等”，以苗族服飾翻譯為例，研究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外宣翻譯[6]。宋引秀和郭粉絨(2015)基于蘇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文化翻譯”觀，指出文化是翻譯中的基本單位，譯者在傳遞字面意義的同時，還需傳達原文本中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加注、釋義是有效手段；翻譯應注重文化功能等值，譯者的主體性十分重要，譯者可根據語境、讀者需求、翻譯目的來選擇特定的翻譯策略或方法[7]。張娟與熊兵(2015)基于生態翻譯學，結合“多維轉換”“掏空”“補建”“依歸”“仿生”和“干涉”視角來解讀少數民族孝文化[8]。楊司桂(2017)著眼于翻譯倫理，站在“學”的高度，對少數民族民俗文化翻譯進行多維闡釋[9]。在譯介理論的指導下，謝振天對文化“走出去”的諸多問題進行了剖析，探討了翻譯的認識問題、譯入與譯出的區別、文學文化跨文化傳播規律的把握問題等(陸蓮枝周艷群2018)[10]。在國家大力推進中華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對外翻譯的好壞關乎民族文化交流互動的成效。基于先前少數民族文化的翻譯研究可見，少數民族文化的譯介和傳播有待加強，對少數民族文化的應用翻譯理論探討還需不斷深入。

2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的對外翻譯研究

1中醫院校博士研究生英語課程改革

培養目標注重閱讀能力的培養，卻忽視了語言輸出能力的培養和不同專業學生的英語學習需求，需要各院校根據地區差異和專業特點在教學實踐中進行調整和完善。目前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博士研究生英語技能的培養與所從事的職業和科研工作不相關或不實用，導致教學效果不佳，因此博士英語課程亟需進行改革。山東中醫藥大學每年招收非英語專業博士研究生約70人，涉及15個中醫相關專業，英語課程為其必修學位公共課程，開課時間為博士一年級兩個學期，課時分別為90和54學時。為了解博士研究生對英語學習的需求，本研究對2012級68名博士研究生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博士生希望英語課程教授的內容依次為：英語學術論文寫作和發表能力(43%)；國際會議英語口語表達能力(26%)；中醫典籍翻譯能力(23%)；英語聽說能力(8%)。該調查結果表明博士研究生非常注重英語課程的實用性，希望通過課程學習解決學歷教育和職稱評審當中的論文寫作和發表難題。另外，博士研究生也希望通過參加國際會議和翻譯中醫典籍，將中醫文化傳播至世界范圍。這種層次較高的需求在以前的教學中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這是博士英語課程備受冷落的原因。鑒于此，有必要對中醫院校博士研究生英語課程的改革進行探索，重新確立培養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考核機制。

1.1培養目標

根據中醫院校博士研究生的專業特點和需求，確定其培養目標為：

1.1.1中醫英語和醫學英語閱讀、翻譯能力

能熟練閱讀和翻譯英文醫學文獻，掌握中醫英語翻譯技巧，能將中醫文化和中醫知識翻譯成英語，傳播到國外。

[摘要]中日甲午戰爭后，馬建忠寫成《擬設翻譯書院議》，提出了“善譯”理論，努力矯正洋務翻譯的弊端。“善譯”構建了我國近代重要譯學理論的發展基礎，“翻譯書院”則勾畫了清末譯學館的基本辦學框架。但“善譯”以培養對外交涉“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翻譯人才為宗旨，在甲午戰爭后變革圖強的轉型社會中具有明顯的歷史局限。

[關鍵詞]馬建忠；翻譯書院；善譯

Abstract：AftertheFirstSinoJapaneseWarin1895，MaJianzhongadvancedtheconceptof“goodtranslation”inhis“ProposalforSettingupaTranslationAcademy”inordertoovercomethetranslationshortcomingsintheSelfstrengtheningPeriod.Theconceptof“goodtranslation”laidafoundationforthedevelopmentofmodernChinesetranslationtheories，whiletheproposed“translationacademy”providedtheframesforthetranslationacademiestobesetupinlateQingDynasty.Ma’sadvanceof“goodtranslation”aimedtotraintranslatorsandinterpreterswhocan“knowthemselvesandtheenemytofightvictoriousbattles”，andhadobvioushistoricallimitationsinthedrasticsocialtransformationperiodaftertheSinoJapaneseWar.

Keywords：MaJianzhong；translationacademy；goodtranslation

一

1894年冬，維新人士馬建忠寫成《擬設翻譯書院議》。在這個2500字左右的中國近代翻譯史名篇中，馬建忠提出了“善譯”的標準：“夫譯之為事難矣!譯之將奈何?其平日冥心鉤考，必先將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深嗜篤好，字櫛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異之故。所有相當之實義，委曲推究，務審其音聲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態，及其義理精深奧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則一書到手，經營反復，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然后心悟神解，振筆而書，譯成之文，適如其所譯而止，而曾無毫發出入于其間。夫而后能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是則為善譯也已”[1]214。

本文作者：儲著武工作單位：國家民委中國民族語文翻譯局

我國民族語文翻譯工作機構大體分為公務員管理體制和事業單位管理（包括參照公務員管理的）體制兩類。公務員管理體制的民族語文翻譯工作機構如各級政府機關的翻譯處（室）主要從事黨政文件文獻的翻譯工作，從業人員大都具有公務員身份，工作性質主要是翻譯宣傳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除外）的民族語文翻譯工作機構大都從事民族文化工作，從業人員具有專業技術職稱。那么，在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背景下，民族語文翻譯工作機構必然面臨著體制改革的問題。21世紀以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緊迫任務。這主要是由于“我國文化發展同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還不完全適應”，存在不少突出的矛盾和問題。目前，我們解決文化發展的主要途徑有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和文化的產業化、市場化。對民族語文翻譯工作機構來說，走產業化、市場化的道路很難走通。少數民族文化尤其是涉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方面的文化事業由于區域發展、經濟條件的限制，很難在市場上有發展的空間。可從我國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的實際來看，少數民族的新聞廣播、影視、網絡、出版等翻（編）譯工作又必不可少。那么，民族語文翻譯工作機構總體上只能走公益性文化事業的發展道路，通過國家的扶持投入人力、物力、財力來發展這項事業。當然，民族語文翻譯工作機構在發展過程中，一定要注意在取得良好社會效益的同時，適當兼顧經濟效益，做到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為此，我們在考慮民族語文翻譯工作機構改革的時候，必須注意兩點：1.民族語文翻譯工作是重要的公共服務型文化事業不少從事民族語文翻譯的工作者、研究者以此為職業和愛好，并以此作為實現自身價值的橋梁。這本身是民族語文翻譯工作專業化特征極強的表現。但我國民族語文翻譯工作管理體制機制上確實存在很多問題，諸如管理體制不統一、工資待遇較低、人才流失嚴重等。通常情況下，文化事業單位管理體制的民族語文翻譯工作機構在福利待遇等方面確實不如公務員管理體制的民族語文翻譯工作機構。強調民族語文翻譯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需落實到具體的實際工作中，光靠理想和說教很難支撐民族語文翻譯事業的正常發展。這就需要國家考慮到民族語文翻譯工作公共服務型文化事業的特點，一方面在管理體制機制上做足功夫，調整相關的政策措施，減少發展的障礙；另一方面就是國家加大對民族語文翻譯工作的資金投入，在稿酬、福利待遇、職稱評定等方面對文化事業單位的人員適當照顧。2.加強民族語文翻譯從業者自身的職業道德和職業理想教育在充分認識到這項事業重要性、必要性的同時，民族語文翻譯從業者也要看到翻譯工作確實需要不懈的付出、長期的學習積累、耐得住寂寞和甘于奉獻的精神。相對于其他行業來說，民族語文翻譯工作確實冷門，也很難賺大錢。這就要求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員必須加強自身的職業道德和職業理想教育。其實，這些涉及民族語文翻譯事業體制改革深層次的問題，說白了就是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下，如何改善民族語文翻譯工作者的生活待遇和發展問題。不管是公務員（或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管理體制，還是事業單位管理體制，筆者認為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公務員（或者參公）管理體制的翻譯機構屬于行政崗位，但職位畢竟有限，行政性事務繁雜，對翻譯業務工作影響很大。事業單位管理體制的民族語文翻譯人員能夠參加國家的職稱評審，待遇和福利直接與職業貢獻有關。實際上，這兩者各有好處，也各有劣勢，只有理順民族語文翻譯工作的體制機制，才能夠改善當前翻譯工作的尷尬處境。為此，筆者認為，當前民族語文翻譯工作應從體制機制上注重理清發展思路，以翻譯事業本身的特點來構建發展模式。至于是采用事業單位管理體制，還是公務員管理體制，不能一概而論，但至少要達到動態平衡，不能差距拉得過大，由此根本不利于翻譯事業的發展。

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共有精神財富。黨和國家歷來高度重視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發展，突出表現在“保護和發展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等五大方面。[6]近幾年，黨和國家采取措施加大加快少數民族文化建設。2006年，《國家“十一五”文化發展綱要》中提出要“推進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規范化和標準化”，實施“新疆、西藏、內蒙古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出版工程——支持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各種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復制和發行”，設立“國家文化發展專項資金和基金”，支持“少數民族文字出版工作”，以及無線廣播電視的覆蓋。2007年，等五部委《關于進一步加大對少數民族文字出版事業扶持力度的通知》，加大對少數民族文字出版工作扶持力度，其中就有重點補貼少數民族文字出版物的編輯出版、少數民族文字編譯人才的培養、民族文字新聞出版單位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以及少數民族文字出版“走出去”的項目等。[7]2008年，國家民委、文化部《關于進一步加強少數民族古籍保護工作的實施意見》，要求要加強全國少數民族古籍的保護、搶救、搜集、整理、翻譯、出版和研究工作。[8]2009年，國務院專門召開全國少數民族文化工作會議，了《國務院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若干意見》（國發〔2009〕29號）。這些發展少數民族文化的重大舉措，大都涉及民族語文翻譯工作。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下，民族語文翻譯工作要在尊重少數民族文化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將其納入少數民族文化建設的系統工程，充分發揮民族語文翻譯工作的文化功能。為此，我們要注意以下幾點：1.要從少數民族文化繁榮發展的角度科學定位民族語文翻譯工作作為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本民族語言文字的自由權力重要舉措，民族語文翻譯工作確實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這是我國各民族平等參與國家政治生活、行使民主權力的重要體現。但正像前面指出的那樣，這僅是重要方面之一。民族語文翻譯工作完全可以有更廣的范疇，包括參加翻譯整理少數古籍工作、向少數民族翻譯介紹優秀漢文化典籍及將優秀民族典籍翻譯成漢文等各種文化工作。2.要從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角度審視民族語文翻譯工作我國少數民族大都地處邊疆地區，邊疆地區的社會穩定和發展對我國國家安全影響極大。近幾年，不斷有一些跨境語言通過書籍、廣播影視、網絡等途徑對我國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進行文化滲透，誤導少數民族群眾，嚴重危及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穩定。那么，從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我們就應該翻（編）譯大量優秀的文化作品（包括書籍、影視、網絡等），來豐富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從某種意義上說，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精神來源之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包括各少數民族在內的56個民族的偉大復興。既然民族語文翻譯工作與少數民族文化建設聯系緊密，我們就不能僅為一時政策所需來安排工作，而是有側重地翻（編）譯出版符合少數民族生產生活實際的作品，切實滿足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3.要充分考慮民族語文翻譯工作本身特點民族語文翻譯工作本身是“一種跨文化的族際交流手段”[9]。一般地，不通曉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語言文字很難從事民族語文翻譯工作。至于成為優秀的民族語文翻譯工作者、研究者，那還得經過長期的學習積累。因此，從事民族語文翻譯工作的人員必須具有翻譯學、語言學、民族學等多學科的知識，另外還得在實踐中不斷豐富翻譯技巧，多向前輩學者學習，這樣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民族語文翻譯工作者。2010年12月，國家民委專門《國家民委關于進一步做好民族語文翻譯工作的指導意見》（民委發〔2010〕198號文件），指出：“民族語文翻譯工作是鞏固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和開展民族工作的重要內容，是促進民族地區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的客觀需要，是各級黨和政府聯系少數民族干部的橋梁和紐帶。”這就明確了民族語文翻譯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在實際工作中，尤其是在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下，我們更應該加強民族語文翻譯工作，而不是忽視或邊緣化這項工作。

當前，民族語文翻譯工作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前提下，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筆者認為，以下工作值得期待：首先，要高度重視民族語文翻譯工作的重要作用，突出翻譯工作在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發展中的地位。盡管當前民族語文翻譯工作確實面臨著人才隊伍流失嚴重、待遇不高、社會地位尷尬等方面的問題，但正像前面分析的那樣，國家已經在投入力量，不斷重視和加強這項工作，這是值得欣慰和鼓舞的事情。其次，大力加強民族語文翻譯人才隊伍建設。民族語文翻譯人才隊伍建設是民族語文翻譯工作不斷發展的動力和源泉。在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背景下，相關管理機構應該聯合部分高校、翻譯機構、研究院所的力量，就民族語文翻譯人才隊伍的培養、培訓問題擬定出一個具體規劃（包括培養機構、培訓場所、資金、就業等問題，都要統籌規劃和考慮），盡快組織實施。最后，創新民族語文翻譯工作的體制機制建設，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大力推進民族語文翻譯工作機構的體制改革，在注重社會效益的同時，兼顧一定的經濟效益，切實服務于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人民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