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范文10篇

黨的**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我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穩步向前推進，取得了積極進展，有力地推動和促進了相關體制改革的深入。但調研中發現，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還存在著一些亟待研究和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有的是理論問題，有的是實踐問題，也有的是二者兼而有之。對這些問題，迫切要求在理論上給予回答和在實踐中加以認真解決。否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就難以達到預期目標。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須與一級體制改革協調配套

在我國各項體制改革中，經濟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是一級體制改革，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只是二級體制改革。一級體制改革必然要求改革二級體制，二級體制改革必須與一級體制改革協調配套。否則，二級體制改革不僅不能適應一級體制改革的需要，不能推動和促進一級體制改革的深入，而且還可能影響和阻礙一級體制改革的進行。對此，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有正確的思想路線，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如果組織問題不解決好，正確的政治路線的實行就無法保證”。[1]“組織路線是保證政治路線貫徹落實的。”[2]

隨著體制改革研究和實踐的不斷深入，我國一級體制改革的目標已經十分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和不斷完善以行政首長負責制為運轉核心的公共行政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體制，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要求打破人才單位所有制和地區所有制，建立健全統一的人才市場，實行人才流動，在人才流動和市場競爭中，實現人才資源配置的市場化和人才資源的優化組合，為充分發揮人才資源的作用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體制環境；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與行政體制改革相適應，要求在轉變政府職能的基礎上，建立從國務院到地方各級政府自上而下強有力的政府工作系統，不斷完善行政首長負責制，為此，必須賦予各級行政首長以相應的干部人事任免權，形成以行政首長負責制為運轉核心的公共行政體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相適應，要求積極發展和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為此，必須切實保障公民的選舉權、監督權和罷免權，改革和完善選舉制度，使政務類官員的升遷降黜，真正由人民群眾說了算。

在實踐中，我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與一級體制改革既有相適應的一面，也存在著不相協調、不夠配套的地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的主要表現是：人才的單位所有制和地區所有制已經被打破，人才市場已經建立，人才流動已經形成，人才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其不適應性表現在：國有大中型企業高中級管理人員的配置還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和明顯的長官意志。我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與行政體制改革相適應的主要表現是：正在建立和不斷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不適應、不夠協調的表現是：我國憲法和政府組織法明確規定，各級政府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在行政首長負責制的領導體制下，行政首長應擁有相應的干部人事任免權。只有這樣，職能部門的首長才能向行政首長負責，否則，行政首長負責制就難以落到實處。而現實的情況是，各級政府的行政首長名義上是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實際上是自上而下任命的。而越來越多的業務類公務員則實行競爭上崗。這種本末倒置的“競爭上崗”，既不符合政治體制改革的精神，也不符合行政首長負責制的要求。我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不夠協調、不完全配套的主要表現是：適應政治體制改革即實現政治民主化的要求，理應改革和完善選舉制，使各級政府行政首長逐步由選民選舉產生，也就是說，在現代民主政治下，真正需要競爭上崗的，是各級政府的行政首長，而不僅僅是業務類公務員。而實際情況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比較滯后，在選舉、選擇各級政府行政首長這一重大政治活動中，公民參與極為有限。所以，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必須堅持以鄧小平關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與一級體制改革協調配套的理論為指導，對于不符合這一科學理論的改革措施，應認真加以調整和糾正。

選人用人是依據政績還是依據能力

企業養老保險亟待補充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終于在世紀之交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國務院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失業保險條例》、《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以上為社會保險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社會救助制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切實做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的通知》（特殊時期的特殊制度）等一系列法規文件，構筑了一個以養老、失業、醫療三大社會保險制度和社會救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骨架的中國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雛形。

一、現階段養老保險的制度缺陷

養老保險制度的現行模式是“統賬結合”。制度設計的目標是把現收現付制的社會統籌與儲備積累制的個人賬戶結合起來，既體現社會共濟，又體現自我保障。這樣設計主要出于兩個考慮：一是為了應付預計在2025年前后到來的人口老齡化高峰；二是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配合國企改革，在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形成合理的責任分擔格局，但是，這種制度設計存在著誤區。

1．為了推行“統賬結合”，中國實行了“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對已退休的老職工，仍沿用現收現付的辦法給付養老金，并且保持原來的水平不變；對尚在勞動年齡的職工則要建立個人賬戶。這就使正在工作的這一代，不僅要為已經退休的上一代人繳費，還要為自己未來的養老金向“個人賬戶”繳費。

2．中國企業養老全的平均工資替代率目前高達80％以上，幾乎是世界上最高的。追根溯源，是因為中國的退休制度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城鎮職工的工資只夠吃飯穿衣。到退休時，僅維持本來就很低的生活水平。

表面看來，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在向“三良柱”的方向努力。其實不然。一是我國政府承諾的基本養老保險目標過高，包攬過多，責任過大，甚至引發了兌現承諾的危機。另外職業退休金和個人養老儲蓄缺乏立法保障，無法規范操作。歸根結底，中國現行的養老保障制度還是一個支柱———政府保險。

企業養老保險亟待補充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終于在世紀之交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國務院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失業保險條例》、《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以上為社會保險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社會救助制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切實做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的通知》（特殊時期的特殊制度）等一系列法規文件，構筑了一個以養老、失業、醫療三大社會保險制度和社會救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骨架的中國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雛形。

一、現階段養老保險的制度缺陷

養老保險制度的現行模式是“統賬結合”。制度設計的目標是把現收現付制的社會統籌與儲備積累制的個人賬戶結合起來，既體現社會共濟，又體現自我保障。這樣設計主要出于兩個考慮：一是為了應付預計在2025年前后到來的人口老齡化高峰；二是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配合國企改革，在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形成合理的責任分擔格局，但是，這種制度設計存在著誤區。

1．為了推行“統賬結合”，中國實行了“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對已退休的老職工，仍沿用現收現付的辦法給付養老金，并且保持原來的水平不變；對尚在勞動年齡的職工則要建立個人賬戶。這就使正在工作的這一代，不僅要為已經退休的上一代人繳費，還要為自己未來的養老金向“個人賬戶”繳費。

2．中國企業養老全的平均工資替代率目前高達80％以上，幾乎是世界上最高的。追根溯源，是因為中國的退休制度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城鎮職工的工資只夠吃飯穿衣。到退休時，僅維持本來就很低的生活水平。

表面看來，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在向“三良柱”的方向努力。其實不然。一是我國政府承諾的基本養老保險目標過高，包攬過多，責任過大，甚至引發了兌現承諾的危機。另外職業退休金和個人養老儲蓄缺乏立法保障，無法規范操作。歸根結底，中國現行的養老保障制度還是一個支柱———政府保險。

一、2002暑期香港電影市場：如履薄冰

2002年這個千年難遇的好年頭，對于香港電影來說，卻是一個厄運年，本土票房收入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冰點。賀歲片被《魔戒首部曲》拔得頭籌，暑期檔被《蜘蛛俠》《未來報告》《黑衣人2》等好萊塢影片搶占花魁。無論黃金檔期還是淡期，港片都破紀錄地被外國影片全線壓制。截止到2002年8月20日，香港本地電影上映不足40部，暑期票房總收入只有7500多萬港幣，相比2001年同期17000多萬港幣的票房下跌了56%。票房前10名中，港片只占4個，不僅比例是近年來最少的一次，而且沒有一部進入前三名，絕大部分港產片都只是曇花一現。香港電影本土市場已經如履薄冰，到了關系生存的嚴峻時刻。

《我左眼見到鬼》(銀河映像)520001

雖然同樣的暑期檔(7月1日—9月1日)，兩個年度進入每周十大賣座排行榜內的港片數量基本一致，但票房成績卻相差很遠。如此大幅度的票房滑落是史無前例的。2002年之前，好萊塢電影在許多國家囊括了50%到90%比例不等的市場份額，但獨獨在香港頗受冷遇，票房占有率不及香港本土電影的1/3。據統計，1970年至2001年31年間的香港電影市場，好萊塢電影的平均票房收入從未壓倒過港片，占有量少于總票房的三成。在每一年的票房“十大”或“二十大”影片中，港產片也都是占盡優勢。1981年斯皮爾伯格的《奪寶奇兵》(RaidersoftheLostArk)打不過香港影片《人嚇人》、《投奔怒海》，票房排名第16位；1989年真人與動畫結合的美國影片《誰陷害了兔子羅杰》(WhoFramedRogerRabbit?)，香港票房不及王晶《賭神》的1/3。即使在1993年以后政治因素一定程度影響香港電影產量的情況下，雖然好萊塢在港境遇略有改善，但票房占有率也絕對達不到50%。

為什么2002年暑期會走到有史以來的最低谷呢?或許2001年暑期市場的火爆，是因為沒有相應的外國勁敵所致?為廓清這層疑義，我們可以考量以下數據：

兩個年度登香港暑期市場的好萊塢電影，基本水準、國際聲譽、市場競爭力都旗鼓相當，這從大都在3000萬港幣內上下浮動的票房數據中可清晰得到印證。但為何本土市場會落得如此迥然不同的境遇呢?

一、題材狹窄缺乏新鮮感

二、剪接失度冗長拖沓

我們不是一味地反對拍長劇，而是當長則長，當短則短。應像魯迅先生倡導的要以內容的含量為依據，以不脫離主題為原則來安排劇的長短，即要深刻、生動、精彩、充實、飽滿、好看。不要人為地將單本能完成的戲硬拉成連續劇；將10集能完成的連續劇硬拉成20集；將20集能完成的連續劇硬拉成30集的長篇連續劇。現播出的電視劇動輒20集30集40集，而視其內容含量有的用其一半的集數足矣。有的電視劇如再緊湊些本是很好的，可正是由于拖拖拉拉地太長而顯得乏味了。這就如同一塊餅干，本來是很好吃的，你硬用水將它泡大，結果就無味了。比如《康熙微服私訪記》第一部很好，第二部就乏味了，又不是什么大題材，小故事拉拉雜雜地拍了30集，實在是太長了，嚴重地削弱了藝術的魅力，完全沒必要。《西游記》（續集）情節與前雷同，無新意，也完全沒有必要續出25集來。本來很好的故事倒使人越看越無味；《大明宮詞》可以說是一部很成功的片子，無論是內容、語言，還是主要演員的表演都頗具特色，屬上乘之作。但有的段落節奏亦顯過慢，播出時雖已由40集壓縮到37集，但若壓到30集似更好些。《罪證》《黃金緝私隊》等亦顯過長。而有的故事內容非常豐富的，如《三國演義》雖則84集，但并不覺長；《紅樓夢》20集亦不覺得長；《水滸傳》43集，不但不長，而且有些短了，原作中的好多重要英雄人物的入伙原因及過程都未得以充分展現，若再用幾集加以補充當會更精彩些。因此不能機械地論長短，而是該長則長，該短則短，現有好多劇是該短些卻未短。

三、見好不收狗尾續貂

常言道“見好就收”，這是很有道理的。電視劇制作上也應該這樣，適可而止，最熱鬧時收場，讓人回味無窮。而現實情況是，一部劇播出后，反應良好，于是制片單位或主創人員便想讓“好”持續下去。約來編劇（或另換編劇）再創續集。編劇只好挖空心思地杜撰，全不像當初的靈氣與自然。導演也硬是將質地完全不同的兩部分強行地拼接起來，這樣拍攝出來的續集便多有狗尾續貂之弊了。如《西游記》之續集，基本是“師傅趕走悟空，師徒遇難難解，悟空重返”的老一套情節的重復，雖有高科技幫忙，卻也不很成功；與前一部迥然不同的集與集間的連接方式（向唐皇匯報取經經過）使得與前一部很不諧調，也無新意，完全沒有必要拍續集。可以說由于續集的播出，倒淡化了《西游記》這一精品劇在觀眾心目中已有的完好印象。《康熙微服私訪記》續集雖未受到觀眾更多的非議，但筆者認為，第二部的“康劇”未能超越第一部，也如不續。

四、移植失當膨化虛空

每個月工資單上的扣稅數額，漸漸成為工薪階層拿到工資后最關注的欄目。

在XX某國營企業上班的朱小姐每月拿到手的工資3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扣稅數額在200至300元不等，所扣稅額占她實際收入的10％左右。

毫無疑問，朱小姐所在的企業照章納稅，

并沒有多克扣她一分錢，但稅款的多少，已經讓朱小姐十分敏感了。

類似朱小姐這樣的中等收入人群，已經成為中國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主要來源，然而，他們只是工薪階層。

國家稅務總局4日11日公布，今年第一季度，全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共完成1907億元，同比增長34％，增收484億元。4月2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在未扣除價格變動因素情況下，一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工薪收入為2160元，同比增長8．4％。來自國家稅務總局的資料顯示，個人所得稅已經成為自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增長最快的稅種，平均增幅高達48％。目前全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已成為第四大稅種。其中，來源于工資、薪金的稅收占41％，利息、股利、紅利、財產租賃等資本所得為35％。而在XX、XX、深圳、廈門等城市，工資薪金稅收占總額的比例超過60％。個人所得稅稅制的改革，不由得普通人不關注。

“老有所養”是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的重要民生目標之一。養老問題尤其是農村養老問題已成為當前十分突出的社會問題。目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居世界首位，*年，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經超過1．49億，本世紀中葉將達到4億多。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是在經濟尚不發達的情況下進入老齡社會的，屬于典型的未富先老，而且到本世紀中葉達到高峰。我們面臨的人口老齡化挑戰將比其他國家更加嚴峻。農村老年人口大約占全國老年人口的2／3，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落后使農村面臨更為嚴峻的養老問題。

老劉兩口是豫南農村一對老年夫婦。老劉夫婦倆今年65歲，育有三女兩男，最小的女兒也在前年出嫁。兒子兒媳10年前就去了北京打工。兩個兒子由于工作忙，平時很少回來，近3年甚至連春節也不回來了。和大多數出去打工的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一樣，兩個兒子均是把正在上小學的孩子留給老劉夫婦倆照看。兩個兒子全家的地也由老夫婦倆種。算起來，兩位老人要種三家10個人的地。已白發蒼蒼的老兩口成了家里的頂梁柱。老劉的腿有嚴重的關節炎，年輕時也不敢干太重的活。現在，連挑水都是老伴去。農忙時，全靠鄰里和親戚幫忙。兩個兒子平時寄回來一些錢，但僅夠孫子、孫女上學的花費。當問到，何不讓兒子們多匯些錢回來時，老劉老伴顯得很激動，“在北京花銷大，掙的錢還不夠他們花的，他們也很難。讓他們養老，指望不上。平常我們花錢都是靠養豬等換來的。”“別人養兒是防老，我們老兩口到老了腿腳不便，卻還得給他們操持，兒女一大堆，一個都指望不上。還不如沒有他們，落個五保戶公家還能管！”“平常不生病還好說，如果生病了，麻煩可就大了。”在談及以后有什么打算時，老劉夫婦顯得很無奈：“不知道什么時候是個頭。過一天算一天，到哪一天干不動了，兩眼一閉也就一了百了了。”

豫東*的情況與老劉的有些不同：*今年70歲，有一個兒子，四個女兒，兒女均沒有出去打工，都在家里。由于住在小鎮附近，所以地很少，人均不到三分地，近些年由于小鎮不斷地擴大，耕地越來越少，與他兒子一家加在一起，總共六口人還不到一畝地。雖然只有一個兒子，但自從兒媳婦進門后不久就分家單過了。地給了兒子種，打下的糧食分給*夫婦一部分作為口糧。*平時主要靠做些小生意補貼家用。*年輕時在外闖蕩多年，在當地也算是見過世面的人物。近年來，由于年齡的關系不再出遠門，只在近處集市上做些小買賣。每天*清晨起床，然后去集市，傍晚回來。刮風下雨從不間斷。當筆者問有兒子在，這么大年紀了，怎么還這么辛苦，可以讓兒子去嘛。*嘆道：“這理我都懂，城里人像我這把年紀早在享清福了。我實在是沒法子，兒子有兩個孩子在上學，地少，開銷大，也很不容易，我能干得動就不給兒子增加負擔，別指望他養老。將來哪一天實在干不動了再說。”天有不測風云，去年*查出了嚴重的椎間盤突出病。看病的錢都是大女兒出的。*聽說這個病得養著，提起以后的生活，他一臉的茫然。

其實，*和老劉兩家，是農村養老問題的一個縮影：作為農村傳統養老方式的家庭養老和土地養老，在傳統家庭結構解體和城鎮化的沖擊下，其養老功能正在迅速弱化，而新的保障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作為全國人口大省和農業大省的河南，同時也是老年人口與老年農村人口大省，而河南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目前不到2000美元，未富先老的特征在我省特別明顯。據預測，本世紀前二三十年，將是河南“老齡化”發展的最快速時期，到2020年就會進入“超高老齡化”階段，屆時老人相對更多、工作人口則相對更少，社會養老體系特別是農村養老體系隨之承受更大壓力。解決廣大農民老有所養、老有所靠的問題，已成當務之急。

當前，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下文簡稱“農保”)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亟待破解。本文結合對新疆呼圖壁縣的專題調研，提出了完善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的相關建議。

——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

1、“再分配與消費取向”的定位，局限了制度應有的福利效應。

依照現行制度設計，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農民代際之間或生命周期“收入的再分配”，個人賬戶是農民年老后的一項“補充收入”。這種單一功能的設計，在緩解老年農民貧困方面有其積極作用，但其存在問題也很明顯。首先，從人的生命周期看，“農保”制度有助于解決農民年老之后的養老需要，但對其年老之前一個長時段的家庭生計的維持與改善未作相應的安排。大量的實證研究顯示，在當前農村經濟社會環境下，養老保障并非是大多數農民目前最緊迫的需要。事實上，在農民的家庭預算中，發展生產、子女教育、疾病治療等項目支出均位列在養老保險之前。在此情況下，如果“農保”制度沒有一個整合的設計，要說服收入不高的農民超越現實而謀劃長遠，難度是相當大的。其次，“農保”制度對農民渴望的生產和投資功能沒有支持。

2、個人賬戶產權不明晰，農民缺乏選擇權。

個人養老賬戶屬于農民個人所有，是“農保”制度的一個鮮明特征。進而言之，參保農民對自己名下的賬戶資產理論上擁有絕對控制權和投資選擇權，如自主轉移，選擇投資策略和內容等。但實際的情況是，參保農民對賬戶資產的控制權極為有限。除個別特殊情況(如死亡等)外，在達到規定年齡之前，參保農民只有繳費的義務，并無實質的控制權力，也沒有投資選擇權。參保農民對其名下的賬戶資金只是“名義”上的擁有。這種個人賬戶資產的“虛置”，與目前采取的完全積累型的制度模式相疊加，使問題更趨復雜。有研究表明，現行的完全積累型的制度模式，其最大的收益群體是年輕人，而年輕人的收益時間是幾十年以后。也就是說，在一個相對較長的時期內，農民個人賬戶上的資金長期處于閑置狀態。這對生活本不富裕的參保農民來說，是很難接受的，也會大大挫傷他們參保的積極性。

[摘要]中國的直復營銷剛剛起步，在很多方面都是借鑒國外的做法，但在我國市場條件下，不加分析的模仿，必將導致運作上的誤區和客觀條件不能與之匹配造成的障礙，本文從直復營銷的內涵剖析入手，分析了我國直復營銷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直復營銷內涵存在的問題

直復營銷又稱直接回應的營銷，是一種為了在任何地方產生可度量的反應和(或)達成交易，而使用的一種或多種廣告媒體的交互作用的市場營銷體系。它具有互動性：營銷者與顧客之間可以進行雙向溝通；可衡量性：通過目標市場成員對企業的直復營銷活動項目的回應與否來衡量直復營銷效果；空間上廣泛性：無需任何場所和地點就可以完成營銷活動等特點。與傳統的市場營銷相比較，其最大的特點就是：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無需任何中間環節，以企業所掌握的客戶信息為基礎，通過為客戶提供回應式的媒體進行互動，在一對一的基礎上對客戶進行個性化的服務。同時，由于這種一對一式的營銷，使得企業的直復營銷活動是在競爭對手不知情的情況下運營的，因此它又具有隱秘性的特點。

中國的直復營銷始于90年代，沿海地區首先出現了直復營銷的嘗試，隨后，中央電視臺和各大小城市電視節目中的經濟節目都應用了不同形式的直復營銷手段。近年來，由于計算機技術的迅猛發展，國內也應用了這一先進的傳媒形式開展直復營銷。但我國的直復營銷與發達國家相比較，就顯示出了明顯的滯后性：1996年，我國電視購物總額尚不及全社會商業零售總額的0．34％，1998年的電視直銷收入約占各電視臺廣告收入的10％至15％。1999年的網上購物銷售額僅為0．42億人民幣。而美國消費者通過直復營銷形式每年的購買額達2100億美元，約占社會零售總額的60％；國際直復營銷近年來平均銷售額增長率已達到10％—15％。滯后的原因，固然和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和語言等因素所造成的市場復雜性和獨特性有關，但核心問題則是我國企業對直復營銷的真諦認識不足。

直復營銷的內涵是整體供應鏈的優化：其一是建立與客戶的聯盟，通過各種媒體與客戶隨時保持互動，了解客戶訂單的最新需求，爭取在第一時間滿足客戶的各種個性化的要求；其二是建立一套客戶聯系的渠道，由客戶直接向公司發訂單，公司按單生產；其三是實現各環節的零庫存，以信息代替存貨，保證低成本運作。直復營銷的核心優勢是基于現代信息技術條件下從采集客戶信息并迅速反應、快速傳遞客戶信息、產品設計、備件采購、產品裝配、減少材料庫存到物流配送的系統優化。

加入WTO，中國承諾開放國際上通用的各種商業形式，發展勢在必行，那么，中國直復營銷的現狀如何，有那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呢?

《科學技術進步法》自1993年10月1日施行以來，我國科技工作發生了一系列載入史冊的大事件，其中有關科技工作的大政方針迫切需要從法律角度予以確認；科技工作的成功經驗，亟待上升為法律予以普遍施行。任何法律都有個經過實踐檢驗而完善發展的過程，包括憲法在內的法律幾經修改就是明證。科技法律作為一個新的法學體系，尤其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科技法律體系方面，更需要不斷探索；《科學技術進步法》作為科技法律的“基本法”，對其他科技立法具有指導意義；適時修改完善可起到提綱挈領之功效；況且《科學技術進步法》已施行8年，對其修改的過程，也是個宣傳、動員、組織社會各界進一步重視科技工作的過程。本文試圖就《科學技術進步法》的修改問題談點看法：

一、對科技認識的深化亟待用法律予以確認

1995年5月，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實施科教興國戰略。這是中央根據科技革命迅猛發展，知識經濟初見端倪……而作出的重大決策。它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帶有根本性和長期性的大戰略；它不僅僅是指導科技部門的行為準則，而是指導全國科技工作的行動綱領。科教興國實施幾年來的顯著成效也說明，這一決策英明正確。因此，迫切需要把科教興國的戰略以法律形式確認，通過法律保障使其成為調整全社會科技關系的帶有強制性的行為規范。

黨的15屆5中全會在關于“十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建議中把“以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為動力”作為指導方針之一，隨后由國務院提出計劃綱要草案，經全國人大批準，正式寫進“十五”計劃。

把科技進步和改革開放并列作為兩大動力，擺在和改革開放同等重要的位置，這是黨和國家對科技進步認識的深化和發展，科技進步和改革開放一樣，都是強國之路，這一重要命題，需要上升為國家意志的法律，用以規范各級領導和廣大人民的行為。

二、《科學技術進步》的調整對象亟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