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齊史館范文10篇

《唐六典》、《史通》等史籍都曾言及唐史館與監(jiān)修源出北齊，至于北齊史館的稱謂區(qū)別、建置時間、館址方位、建筑情況以及組織機構、工作條件和史官生活待遇等，諸書均無明文。茲鉤稽零星散籍，排比事類，略作考辨。

一

中國古代史館始于北齊。《初學記》卷三冬第四載有《北齊邢子才（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館詩》。《北史》、《北齊書》也曾言及史館，不過名稱不一，或稱“史館”或稱“史閣”。

《北史》稱五十六《魏收傳》：“（天保）四年，除魏尹，故優(yōu)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

《北齊書》卷四十四《刁柔傳》：“柔在史館未久，逢勒成之際，志存偏黨。”

《北齊書》卷八《后主高緯紀》：武平三年（572）八月，“《圣壽堂御覽》成，敕付史閣，后改為《修文殿御覽》。”

《唐六典》、《史通》等史籍都曾言及唐史館與監(jiān)修源出北齊，至于北齊史館的稱謂區(qū)別、建置時間、館址方位、建筑情況以及組織機構、工作條件和史官生活待遇等，諸書均無明文。茲鉤稽零星散籍，排比事類，略作考辨。

一

中國古代史館始于北齊。《初學記》卷三冬第四載有《北齊邢子才（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館詩》。《北史》、《北齊書》也曾言及史館，不過名稱不一，或稱“史館”或稱“史閣”。

《北史》稱五十六《魏收傳》：“（天保）四年，除魏尹，故優(yōu)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

《北齊書》卷四十四《刁柔傳》：“柔在史館未久，逢勒成之際，志存偏黨。”

《北齊書》卷八《后主高緯紀》：武平三年（572）八月，“《圣壽堂御覽》成，敕付史閣，后改為《修文殿御覽》。”

自古以來，中國歷朝統(tǒng)治者非常重視歷史著述，以冀達到“懲惡勸善，貽鑒將來”的目的。歷代王朝都設置史官修史，至唐初更發(fā)展到建立正式的史館修史制度。本文擬就唐初設館修史的必然性、必要性、史館特點、史館修史成就及對后世的影響作一論述。

一史官、史館沿革及正式確立

中國是世界上重視歷史最早的國家。“蓋史之建官，其來尚也。昔軒轅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1］（P304）“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2］（P1325）周朝有太、小、內、外、左、右史等史官且司職已有分工。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國有史官已成史界共識。秦有太史令（如胡母敬），“漢興之時，武帝置太史公”［1］（P305），司馬談、遷父子曾司其職。政府設立修史機構則始于東漢，東漢的蘭臺、東觀既是國家文獻檔案館，又是“當時著述之所也”［1］（P310）。經東漢明、安、桓、靈四帝，四次集合大量人力、物力編修國史《東觀漢記》，開創(chuàng)了政府組織史官，成立機構修史的先例，對后世史館建置有深遠的影響。但這只是史館的濫觴，非專職機構，參與修史的人員多是臨時召集，由它官兼任而非專職。魏晉始設著作郎、佐著作郎。北魏史臣“雜取他官，不恒厥職”，于“秘書置著作局”，后“別置修史局”［1］（P315），并由大臣監(jiān)修國史（如谷纂）。北齊改修史局為史閣（又稱史館），“史閣史館之名，自此有也”［3］（P183）。隋沿襲之，以修北朝諸史。唐沿隋制，史館制度漸臻完善。“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于門下省北，宰相監(jiān)修，自是著作局始罷此職”［4］（P1089），修撰國史。同年，“于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史”［4］（P1091）。至此，史官制度正式確立。史館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職，隸屬門下、中書省，地處國家政治權力中心。宰相監(jiān)修成為定制，“史官注記，多取稟監(jiān)修”［5］（P591）。史館中設有修撰、直館、典書、掌固等職，分工明確。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正式確立史館修史制度，這絕非偶然。一方面，它是封建專制制度的加強在史學領域的體現(xiàn)。唐太宗這位在中外歷史上文治武功赫然的封建名君，深知“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他曾說：“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6］（P6657）唐取代隋，政治上再度統(tǒng)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對應措施，以樹立大一統(tǒng)的歷史觀點。而私人修史已無法適應、無法滿足這種形勢的需要。所以，設館修史成為太宗治理天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唐初史館制度正式確立是中國史學發(fā)展的必然結果。私修歷史，多奉行“直書”傳統(tǒng)書法，因而易觸犯統(tǒng)治者禁忌，有的甚至以“直筆見誅”［7］（P199）。私修歷史，資料不如官方豐富，人力不如官修，一人不能盡通諸門學術，因而著述速度與官修不可比。私人著述的不利因素表明私修已不能適應統(tǒng)治者的需要，不利于史學的發(fā)展。所以在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詔令：“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8］（P38）隋文帝的詔令很明確，官方就是要壟斷修史和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唐承隋制，正式設立史館，修前代史和當代史。這是史學發(fā)展的必要，是唐政府對修史機構的進一步完善與確立。

二唐初史館特點

唐初史館與以前的史館相比有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過，東漢蘭臺、東觀是中國古代史館建置的濫觴，但當時蘭臺、東觀主要還是中央文獻檔案館，非專門修史機構；撰修國史人員如班固、劉珍、邊韶、馬日磾?shù)榷嗍撬伲R時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館是北齊統(tǒng)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礎上設置的，其組織與編制相對固定，主要由監(jiān)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書郎等組成。史官的品級、俸祿比較低，如著作郎（從第五品）歲祿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為一秩），校書郎（九品）歲祿二十八匹（七匹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賄賂以求溫飽。他們多無視史實，任情褒貶，以至于《魏書》剛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稱之為“穢史”。

自古以來，中國歷朝統(tǒng)治者非常重視歷史著述，以冀達到“懲惡勸善，貽鑒將來”的目的。歷代王朝都設置史官修史，至唐初更發(fā)展到建立正式的史館修史制度。本文擬就唐初設館修史的必然性、必要性、史館特點、史館修史成就及對后世的影響作一論述。

一史官、史館沿革及正式確立

中國是世界上重視歷史最早的國家。“蓋史之建官，其來尚也。昔軒轅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1］（P304）“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2］（P1325）周朝有太、小、內、外、左、右史等史官且司職已有分工。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國有史官已成史界共識。秦有太史令（如胡母敬），“漢興之時，武帝置太史公”［1］（P305），司馬談、遷父子曾司其職。政府設立修史機構則始于東漢，東漢的蘭臺、東觀既是國家文獻檔案館，又是“當時著述之所也”［1］（P310）。經東漢明、安、桓、靈四帝，四次集合大量人力、物力編修國史《東觀漢記》，開創(chuàng)了政府組織史官，成立機構修史的先例，對后世史館建置有深遠的影響。但這只是史館的濫觴，非專職機構，參與修史的人員多是臨時召集，由它官兼任而非專職。魏晉始設著作郎、佐著作郎。北魏史臣“雜取他官，不恒厥職”，于“秘書置著作局”，后“別置修史局”［1］（P315），并由大臣監(jiān)修國史（如谷纂）。北齊改修史局為史閣（又稱史館），“史閣史館之名，自此有也”［3］（P183）。隋沿襲之，以修北朝諸史。唐沿隋制，史館制度漸臻完善。“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于門下省北，宰相監(jiān)修，自是著作局始罷此職”［4］（P1089），修撰國史。同年，“于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史”［4］（P1091）。至此，史官制度正式確立。史館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職，隸屬門下、中書省，地處國家政治權力中心。宰相監(jiān)修成為定制，“史官注記，多取稟監(jiān)修”［5］（P591）。史館中設有修撰、直館、典書、掌固等職，分工明確。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正式確立史館修史制度，這絕非偶然。一方面，它是封建專制制度的加強在史學領域的體現(xiàn)。唐太宗這位在中外歷史上文治武功赫然的封建名君，深知“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他曾說：“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6］（P6657）唐取代隋，政治上再度統(tǒng)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對應措施，以樹立大一統(tǒng)的歷史觀點。而私人修史已無法適應、無法滿足這種形勢的需要。所以，設館修史成為太宗治理天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唐初史館制度正式確立是中國史學發(fā)展的必然結果。私修歷史，多奉行“直書”傳統(tǒng)書法，因而易觸犯統(tǒng)治者禁忌，有的甚至以“直筆見誅”［7］（P199）。私修歷史，資料不如官方豐富，人力不如官修，一人不能盡通諸門學術，因而著述速度與官修不可比。私人著述的不利因素表明私修已不能適應統(tǒng)治者的需要，不利于史學的發(fā)展。所以在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詔令：“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8］（P38）隋文帝的詔令很明確，官方就是要壟斷修史和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唐承隋制，正式設立史館，修前代史和當代史。這是史學發(fā)展的必要，是唐政府對修史機構的進一步完善與確立。

二唐初史館特點

唐初史館與以前的史館相比有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過，東漢蘭臺、東觀是中國古代史館建置的濫觴，但當時蘭臺、東觀主要還是中央文獻檔案館，非專門修史機構；撰修國史人員如班固、劉珍、邊韶、馬日磾?shù)榷嗍撬伲R時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館是北齊統(tǒng)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礎上設置的，其組織與編制相對固定，主要由監(jiān)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書郎等組成。史官的品級、俸祿比較低，如著作郎（從第五品）歲祿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為一秩），校書郎（九品）歲祿二十八匹（七匹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賄賂以求溫飽。他們多無視史實，任情褒貶，以至于《魏書》剛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稱之為“穢史”。

1唐初史館特點

唐初史館與以前的史館相比有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過，東漢蘭臺、東觀是中國古代史館建置的濫觴，但當時蘭臺、東觀主要還是中央文獻檔案館，非專門修史機構；撰修國史人員如班固、劉珍、邊韶、馬日磾?shù)榷嗍撬伲R時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館是北齊統(tǒng)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礎上設置的，其組織與編制相對固定，主要由監(jiān)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書郎等組成。史官的品級、俸祿比較低，如著作郎（從第五品）歲祿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為一秩），校書郎（九品）歲祿二十八匹（七匹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賄賂以求溫飽。他們多無視史實，任情褒貶，以至于《魏書》剛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稱之為“穢史”。

唐初史館情形就大不一樣。太宗將史館移至“禁中”，在政治權力中心整理古籍，修前代史和當代史。宰相監(jiān)修，成為定制。史館中，除史官外，還配備修史輔助人員。在史料收集方面，制定《諸司應送史館事例》，規(guī)定報送方法、時限，諸部門不得拖延，有關條款近20項［4］（P1089～1090）。史館環(huán)境優(yōu)美，“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1］（P318）。參與修史的史官多為國家重臣，如房玄齡、令孤德棻、魏征、褚遂良、長孫無忌等，這顯然提高了史學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地位。尤其是唐太宗親自參與《晉書》的修撰，這在“二十四史”修撰中是絕無僅有的現(xiàn)象。唐初史官享有很高的物質待遇，一部書成，朝廷另有優(yōu)厚的物質賞賜，還加官晉爵。如魏征受詔總加撰定“五代史”，書成之日，除“賜物二千段”外，還“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9］（P2550）。唐政府不僅對修史官獎賞晉爵，其后人也常受惠。如太宗、高宗《實錄》百卷“添成”，“是日，封敬宗子選為新城縣男，德棻子進為彭陽縣公”［4］（P1093）。唐初統(tǒng)治者大力抬高史館地位，盡力為史館的工作提供便利，因而史館工作效率較高。

2唐初史館成就

唐初史館的成就主要表現(xiàn)在修前代史和修當代史兩個方面。

修前朝史。中國自漢代始有為前朝修史的慣例，歷朝統(tǒng)治者都比較重視歷史記述的連續(xù)性。唐高祖采納令孤德棻的提議，于武德五年（622）下詔修六代史，并要求史官“務加評核，博采舊聞，義在不刊，書法不隱”［6］（P6657）。貞觀三年（629），太宗復詔令姚思廉修梁、陳二史，李百藥修北齊史，令孤德棻修周史，魏征修隋史，房玄齡為總監(jiān)修。貞觀十年（636），“五代史”修成。貞觀十五年（641）又詔令于志寧、李淳風、李延壽、令孤德棻等修《五代史志》，至高宗顯慶元年（656）成書，后人附于《隋書》后，又稱《隋志》。太宗于貞觀二十年（646）下詔大開史館，“更撰《晉書》，銓次舊聞，裁成義獎”［1］（P320～321）。貞觀二十二年（648）書成。參與修書者達21人，由于組織得法，所以成書速度是唐初所修八部正史中最快的，是唐初官修前朝“正史”的代表作。

監(jiān)修國史，是朝廷任命的主管官方修史機構和修史活動的官員。早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時期，司徒崔浩就曾“監(jiān)秘書事”、“綜理史務”（注：《魏書》卷35，《崔浩傳》。）。這里的“監(jiān)秘書事”實際就是監(jiān)修國史（注：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第八章之四《六世紀北朝官修制度的變化與風氣》，臺灣學生書局1990版，第413頁。）。北齊修撰國史，監(jiān)修人員徑稱“監(jiān)國史”，當時重臣如高隆之、趙彥深、祖珽等均曾兼任此職。北周無“監(jiān)國史”之名，但大臣趙善曾“監(jiān)著作”（注：《周書》卷34，《趙善傳》。），實即監(jiān)修國史。唐朝設監(jiān)修國史，就目前史料來看，肇始于貞觀時期房玄齡擔任此職，具體時間各書記載則稍有歧異，如《貞觀政要》卷2《任賢》說是“（貞觀）三年，（房玄齡）拜尚書左仆射、監(jiān)修國史”，《舊唐書》卷66《房玄齡傳》則云：“（貞觀）三年……明年，代長孫無忌為尚書左仆射，改封魏國公、監(jiān)修國史。”據(jù)此，房玄齡之出任監(jiān)修的時間一說為貞觀三年（629）一說為四年（630）。但按《舊唐書》卷2《太宗紀上》，房升任尚書左仆射在貞觀三年（629）二月，而不在“明年”，因此《舊唐書·房玄齡傳》的記載應有誤，監(jiān)修國史之設當依《貞觀政要》，在貞觀三年（629）。貞觀三年（629）之后，監(jiān)修國史的設置遂形成定制，直至唐朝滅亡。監(jiān)修國史制度，作為唐代史學的一項重要制度，旨在加強當局對國史修撰的控制。對這項制度，各種史學著述常有涉及，但多語焉不詳，或有錯誤。茲謹掇拾有關史料試做考述，以期有助于對這一制度的認識。

一、唐代監(jiān)修國史的職責

監(jiān)修國史，作為官方修史機構和修史活動的總負責人，其具體職責史無明文，但從有關記載來看，大體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奉詔引進史館修撰人員。高宗咸亨年間，大臣許敬宗曾主持編纂國史，為高宗所不滿，于是便由監(jiān)修國史劉仁軌等“引左史李仁實專掌其事”（注：《唐會要》卷63，《史館上·修國史》。），進行刊改；中宗景龍年間，名史家劉知幾曾進入國家修史機構——史館工作，據(jù)他自己說，是奉監(jiān)修國史的“高命”（注：《史通》卷20，《忤時》。）。《唐會要》卷64《史館下·史館雜錄下》有如下一段記載：

（元和）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遺樊紳、右拾遺韋處厚、太常博士林寶，并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員外郎獨孤郁充史館修撰，兼判館事，又以兵部尚書裴為太子賓客。以疾罷相，拜兵部尚書，久未任朝謝。宰相李吉甫自淮南至，復監(jiān)修國史，與有隙，又以抱病方退，不宜以《貞元實錄》上進，故史官皆罷，亦更移散秩。

據(jù)此，史館原史官的罷免、新史官的任命都決定于監(jiān)修國史。按《舊唐書》卷14《憲宗紀上》、《唐會要》卷63《史館上·修國史》和《冊府元龜》卷556《國史部·采撰二》，《德宗實錄》已于元和五年（810）十月由裴等撰成奏上，而且修史諸人各已受賞進秩，因此，此條記載所記李吉甫之事未必屬實，但聯(lián)系李仁實、劉知幾修史、入館的經過，其所反映的由監(jiān)修國史決定史官任免的情況則應是可信的。劉知幾曾對大臣監(jiān)修國史有所批評，說他們“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取擢”（注：《史通》卷10，《辨職》。），這也從反面說明史館修撰人員的引進升降是由監(jiān)修國史負責的。

監(jiān)修國史，是朝廷任命的主管官方修史機構和修史活動的官員。早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時期，司徒崔浩就曾“監(jiān)秘書事”、“綜理史務”（注：《魏書》卷35，《崔浩傳》。）。這里的“監(jiān)秘書事”實際就是監(jiān)修國史（注：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第八章之四《六世紀北朝官修制度的變化與風氣》，臺灣學生書局1990版，第413頁。）。北齊修撰國史，監(jiān)修人員徑稱“監(jiān)國史”，當時重臣如高隆之、趙彥深、祖珽等均曾兼任此職。北周無“監(jiān)國史”之名，但大臣趙善曾“監(jiān)著作”（注：《周書》卷34，《趙善傳》。），實即監(jiān)修國史。唐朝設監(jiān)修國史，就目前史料來看，肇始于貞觀時期房玄齡擔任此職，具體時間各書記載則稍有歧異，如《貞觀政要》卷2《任賢》說是“（貞觀）三年，（房玄齡）拜尚書左仆射、監(jiān)修國史”，《舊唐書》卷66《房玄齡傳》則云：“（貞觀）三年……明年，代長孫無忌為尚書左仆射，改封魏國公、監(jiān)修國史。”據(jù)此，房玄齡之出任監(jiān)修的時間一說為貞觀三年（629）一說為四年（630）。但按《舊唐書》卷2《太宗紀上》，房升任尚書左仆射在貞觀三年（629）二月，而不在“明年”，因此《舊唐書·房玄齡傳》的記載應有誤，監(jiān)修國史之設當依《貞觀政要》，在貞觀三年（629）。貞觀三年（629）之后，監(jiān)修國史的設置遂形成定制，直至唐朝滅亡。監(jiān)修國史制度，作為唐代史學的一項重要制度，旨在加強當局對國史修撰的控制。對這項制度，各種史學著述常有涉及，但多語焉不詳，或有錯誤。茲謹掇拾有關史料試做考述，以期有助于對這一制度的認識。

一、唐代監(jiān)修國史的職責

監(jiān)修國史，作為官方修史機構和修史活動的總負責人，其具體職責史無明文，但從有關記載來看，大體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奉詔引進史館修撰人員。高宗咸亨年間，大臣許敬宗曾主持編纂國史，為高宗所不滿，于是便由監(jiān)修國史劉仁軌等“引左史李仁實專掌其事”（注：《唐會要》卷63，《史館上·修國史》。），進行刊改；中宗景龍年間，名史家劉知幾曾進入國家修史機構——史館工作，據(jù)他自己說，是奉監(jiān)修國史的“高命”（注：《史通》卷20，《忤時》。）。《唐會要》卷64《史館下·史館雜錄下》有如下一段記載：

（元和）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遺樊紳、右拾遺韋處厚、太常博士林寶，并停修撰，守本官。以考功員外郎獨孤郁充史館修撰，兼判館事，又以兵部尚書裴為太子賓客。以疾罷相，拜兵部尚書，久未任朝謝。宰相李吉甫自淮南至，復監(jiān)修國史，與有隙，又以抱病方退，不宜以《貞元實錄》上進，故史官皆罷，亦更移散秩。

據(jù)此，史館原史官的罷免、新史官的任命都決定于監(jiān)修國史。按《舊唐書》卷14《憲宗紀上》、《唐會要》卷63《史館上·修國史》和《冊府元龜》卷556《國史部·采撰二》，《德宗實錄》已于元和五年（810）十月由裴等撰成奏上，而且修史諸人各已受賞進秩，因此，此條記載所記李吉甫之事未必屬實，但聯(lián)系李仁實、劉知幾修史、入館的經過，其所反映的由監(jiān)修國史決定史官任免的情況則應是可信的。劉知幾曾對大臣監(jiān)修國史有所批評，說他們“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取擢”（注：《史通》卷10，《辨職》。），這也從反面說明史館修撰人員的引進升降是由監(jiān)修國史負責的。

欣聞河南省文史研究館確定今年將首次為該館館員出版一套文史叢書，和我一起共同為中國文物博物館事業(yè)奮斗了半個多世紀的文物考古與古建筑著名專家楊寶順同志的《文物考古與古建筑文集》已被列入其中，不勝之喜。

寶順同志自1951年參加工作以后，半個多世紀來一直奮戰(zhàn)在文物考古與古建筑工作的最前線，先是參加了文物調查和田野考古發(fā)掘工作，后來又以畢生的精力從事古建筑的勘察測繪和保護維修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受到省和國家的表彰與獎勵。如由他負責主持保護修繕的具有重大歷史藝術價值的唐代古塔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安陽修定寺塔，其藝術價值之高在全國古塔之中十分罕見，塔身遍布精美華麗的磚石雕刻，而且均為唐代原構，全國絕無僅有。寶順同志在接受了這一任務之后，首先對塔的現(xiàn)狀和殘壞情況進行了認真的調查研究，勘查測繪，然后擬制出科學的保護維修方案，并一直在工地與其他同志一起參加施工工作。我記得在此塔的年代問題發(fā)生爭論的時候，他多方進行實物研究和文獻查考，向有關專家請教，費盡了千辛萬苦，不僅把這座“中國第一華塔修定寺塔”修繕完工而且還了它唐代原物的真實名份。為此以該塔“飾面花磚的復制研究及補砌鋃嵌工藝的兩項研究成果”而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級科技成果獎。

又如由他負責領隊、深入到太行山區(qū)對素有“神秘的萬佛溝”之稱的寶山靈泉寺及其石窟和摩崖石刻塔林等，進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查和清理研究工作。

因該寺院地處深山峽谷中曾長期遭受山洪泥沙沖擊，自清末以來其寺院建筑遺址多被湮埋地下，附近的石窟及摩崖石刻塔林等也大部被泥沙湮蓋和堵塞。因而要查清這處千年古剎的本來面貌是十分困難的。為了完成勘查清理任務，寶順同志與其他同志一道堅持食宿在這處人煙稀少的山溝里，長達半年之久，從未離開崗位一步。最后終于克服種種困難全部完成了既定的考古勘查清理及現(xiàn)場研究任務。不僅將這處全國現(xiàn)存時代最早、數(shù)量最多、雕刻藝術精美、風格獨特并多數(shù)刻有塔銘的摩崖石刻塔林（包括北齊雙石塔共158座）全部展現(xiàn)出來。而且還完成了附近三處石窟，即：由著名高僧道憑開創(chuàng)的東魏“大留圣窟”和刻有北齊著名高僧僧稠供養(yǎng)像及碑銘的北齊“善應石窟”及由隋代著名高僧靈裕開鑿的隋代“大住圣窟”,以及寺院基址的勘查清理工作。從而揭開了這處鮮為人知的“神秘的萬佛溝”之謎。大量實物史料表明，寶山靈寺及其石窟塔林，歷經東魏、北齊、隋、唐、宋數(shù)個朝代。為我國佛教大發(fā)展的南北朝、隋、唐時期的產物。不論在中國佛教藝術史上，還是在中國佛教發(fā)展史上，都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作用。因此，我對寶順同志這次擔任領隊克服多種困難完成了全部勘查任務，所獲得的成果，表示高度的稱贊。寶山靈泉寺的考古勘查清理任務完成后，寶順同志又及時將材料進行整理并撰寫成書出版。受到上級領導部門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曾被授予河南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省級獎。寶山靈泉寺及其石窟摩崖塔林，經國務院批準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此外，寶順同志還在地下考古方面，曾主持過許多古遺址和古墓葬等的調查、發(fā)掘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績。其中比較突出的如：1954年在鶴壁市首次勘查發(fā)現(xiàn)了宋、元時期，具有地方風格和巨大規(guī)模的瓷窯遺址。還曾應邀參加由中科院組織的黃河水庫考古隊，擔任河南地區(qū)領隊，按時完成了對黃河水庫湮沒區(qū)內的考古勘查工作，曾受到上級領導表彰。還負責主持完成了澠池西河南村仰韶遺址的考古發(fā)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收獲。他曾于1959年勘查發(fā)現(xiàn)了鶴壁市一處宋代的大型煤礦遺址。當時他曾在這處距地表50米深的古礦井下，堅持涉水勘查達30多小時之久，終于查清了這一古煤礦的原貌。除發(fā)現(xiàn)一些古瓷器和一方石硯外，更重要的是發(fā)現(xiàn)了古礦的4條巷道及當時的井口，照明用的燈龕、排水井、條筐及生產工具、運輸工具，以及空間巨大的采煤區(qū)10處。經研究新發(fā)現(xiàn)的井下古瓷器，其形狀、質地和釉色均與當?shù)厮未筛G遺址中出土的相同，其文具石硯也是宋代遺物。從而表明古煤礦的時代，應為宋、元時期。為我國現(xiàn)今發(fā)現(xiàn)時代最早、規(guī)模最大的煤礦遺址。對研究我國古代的采煤史，具有極其重要的史證價值。此外，他還在安陽的洹河之濱，首次調查發(fā)掘了一處規(guī)模較大的隋代瓷窯遺址。過去有些研究中國瓷器史的人，曾有一種“南青北白”的定論，但都被北方經常出土的青瓷所質疑。但北方多次出土的青瓷，其燒造的窯址究竟在何處？卻未曾見到。所以，多年來人們對此問題一直猜測不一。因此，寶順同志對安陽隋代相州瓷窯遺址的調查發(fā)掘成果，確鑿的證實了相州窯（安陽隋代時稱相州）的地點。這對研究我國陶瓷史是一突出貢獻。另外，他還主持過對安陽北齊范粹墓、溫縣唐代楊履庭墓及焦作的金代鄒復畫像石墓等多處重要古墓和古遺址的考古發(fā)掘工作，均取得了重要收獲。

寶順同志除了主持和參加了許多文物考古與古建筑保護維修、勘查測繪的實際工作之外，他還潛心學習，刻苦鉆研，把取得的經驗和成果總結歸納，寫作論文，編輯成書，以廣流傳和交流經驗。除《安陽修定寺塔》（1983年由中國文物出版社出版）、《溫縣慈勝寺》（1988年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寶山靈泉寺》（199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及《文物考古與古建筑文集》（2004年由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出版）等專著之外，他幾十年來所寫的文物調查、考古發(fā)掘、古建筑考察研究，時代特征考證，年代鑒別，保護維修工程等的報告、介紹、論文等一百多篇，分別發(fā)表在國家、省各級報刊上，是一筆珍貴的當代歷史文化財富，如不將其收集整理出版，日久散失，將是河南乃至全國文物考古和古建筑歷史文獻的損失。為此，我非常贊佩河南省委、省政府和省文史研究館對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視。在省文史館建館50周年之際，在已出版了由館員們撰寫的《中原文史萃編》一書之后，又將出版一套館員叢書，以展示館員的科研成果，豐富科學文化的內容，是屬一件功在當今，利及后代的盛舉。

《明史》之成，享有高譽，二十四史除前四史外，數(shù)《明史》“最為精善”［①1］。這是學術界歷來所公認的。《明史》所以能成為官修正史中的佼佼者，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時日之長、政府之重視等是客觀因素，但主要還是諸編修官認真負責、共同努力的結果。對于官修史書，歷來譏之甚多，劉知幾在《史通》中揭發(fā)其有五大弊病，主要是人浮于事、敷衍塞責、不敢直書、義例不明、缺乏史料等等。梁啟超則譏之為“大抵湊雜成篇，漫無別擇，故所成之書，蕪穢特甚”［②1］。然而，明史館的史臣們卻努力克服了官修史書的這些弊病，他們把修史視作一項莊嚴神圣的事業(yè)，分工協(xié)作，相互討論，“晨入申出，甘心事業(yè)，參之群書，是非衷之公論，文章質之同館諸賢”［③1］。僅是著成專文，發(fā)表自己對史書編修見解的，即有湯斌《明史凡例議》、《敬陳史法疏》、《本紀條例》，潘耒《修明史議》、《上某總裁書》，徐乾學《修史條議》，朱彝尊《史館上總裁七書》，王鴻緒《史例議》，施閏章《修史議》，沈珩《修史議》等等，還有大量討論《明史》編修的有關書信，至今保存在這些史臣們的文集中。系統(tǒng)闡發(fā)明史館臣的史學見解，不僅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研究評價《明史》，同時也可考見清初史學思想之變遷。

一、“國不可以無史“，將史學視為“明著法戒，垂訓方來”的經世之學

《明史》的編修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順治二年（1645）初開史館到康熙四年（1665）重開史館，因政局未定，兩次開館，收效甚微。第二階段，自康熙十八年（1679）再開史局，大規(guī)模組織班子修史，至六十一年（1722）基本完稿。第三階段，自雍正元年（1723）續(xù)修至乾隆四年（1739）正式刊刻。在這長達九十余年的時期中，第二階段的四十四年可謂是《明史》成書的最關鍵時期。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康熙十八年之開明史館，這一著卻有相當?shù)某晒ΑＲ驗樵S多學者，對于故國文獻，十分愛戀。他們別的事不肯和滿洲人合作，這件事到底不是私眾之力所能辦到的，只得勉強將就了。”當時召試博學鴻儒，中試一等至二等的共50人，分編修、檢討各官，直接進入史館修史。主要有湯斌、毛奇齡、朱彝尊、潘耒、尤侗、施閏章、汪婉、倪粲、方象瑛、姜宸英、嚴繩蓀等。而萬斯同、黃百家等則雖不入史館受俸署銜，卻以布衣參與其事。其監(jiān)修和總裁相繼有徐元文、葉方靄、張玉書、徐乾學、湯斌、陳廷敬、王鴻緒等。

其實，這些史館編修人員不只是懷著對故國文獻的愛戀之情，還在于他們一向都重視史學，對史學的重要性有較深的認識。他們受明清之際啟蒙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等的影響較多，對其所倡導的經世致用的史學推崇備至，認為國家不可以沒有史學，而史學乃經世之學。

潘耒的思想最有代表性。他曾從顧炎武學，對其“明體適用”的經世思想贊不絕口。在為顧氏的《日知錄》一書所作的序中，稱贊他“留心當世之故”，對事關民生國命的“經世要務，必一一講求，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因而譽之為“通儒之學”。他說：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于心，筆之于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jiǎo＠①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為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①2］

一、“國不可以無史“，將史學視為“明著法戒，垂訓方來”的經世之學

《明史》的編修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順治二年（1645）初開史館到康熙四年（1665）重開史館，因政局未定，兩次開館，收效甚微。第二階段，自康熙十八年（1679）再開史局，大規(guī)模組織班子修史，至六十一年（1722）基本完稿。第三階段，自雍正元年（1723）續(xù)修至乾隆四年（1739）正式刊刻。在這長達九十余年的時期中，第二階段的四十四年可謂是《明史》成書的最關鍵時期。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康熙十八年之開明史館，這一著卻有相當?shù)某晒ΑＲ驗樵S多學者，對于故國文獻，十分愛戀。他們別的事不肯和滿洲人合作，這件事到底不是私眾之力所能辦到的，只得勉強將就了。”當時召試博學鴻儒，中試一等至二等的共50人，分編修、檢討各官，直接進入史館修史。主要有湯斌、毛奇齡、朱彝尊、潘耒、尤侗、施閏章、汪婉、倪粲、方象瑛、姜宸英、嚴繩蓀等。而萬斯同、黃百家等則雖不入史館受俸署銜，卻以布衣參與其事。其監(jiān)修和總裁相繼有徐元文、葉方靄、張玉書、徐乾學、湯斌、陳廷敬、王鴻緒等。

其實，這些史館編修人員不只是懷著對故國文獻的愛戀之情，還在于他們一向都重視史學，對史學的重要性有較深的認識。他們受明清之際啟蒙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等的影響較多，對其所倡導的經世致用的史學推崇備至，認為國家不可以沒有史學，而史學乃經世之學。

潘耒的思想最有代表性。他曾從顧炎武學，對其“明體適用”的經世思想贊不絕口。在為顧氏的《日知錄》一書所作的序中，稱贊他“留心當世之故”，對事關民生國命的“經世要務，必一一講求，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因而譽之為“通儒之學”。他說：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于心，筆之于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jiǎo＠①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為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①2］

這里明確提出，學術研究只有明體適用，能匡時救世，才稱得上“通儒之學”。如果斤斤于辭章，高談不根，脫離現(xiàn)實，那只能是“空疏無本”的俗學而已。這個思想應該說是與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潮合拍同步的，也是潘耒經世思想的集中體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