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樓年中總結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影樓年中總結，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據中國社會學會2003年的中國職業聲望排行榜，“科學家”這一職業的聲望等級位居榜首。

據報道，這份排行榜歸納總結了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以一定區域內社會成員為調查對象的7次較大規模的職業聲望調查，高級專業技術人員包括如科學家、大學教授、工程師、醫生、律師等職業一直穩居職業聲望等級的絕對上層。政府、黨群組織干部的聲望位置雖不及高級專業技術人員，但仍長期居于上層，多數排列在前10名左右。

院士中比例最高的人才――“海歸派”

據有關部門統計，在社會上被稱為“海歸派”的留學回國人員已成為我國高層次人才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留學回國人員已占中國科學院院士的81％、中國工程院院士的54％、“九五”期間國家863計劃首席科學家的72％。另外，在北京大學學校本部現有的博士生導師中，留學回國人員占80％；第一、二、三批共47名“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的特聘教授，全部都有出國留學經歷。在中科院現任的院長和研究所所長中，95％以上都是留學回國人員。

含金量最高的]iR業資格證書一一ACCA

“21世紀是職業證書的時代。”據《科學投資》雜志報道，隨著中國成為WTO成員國，許多職業的就業標準走向國際化，洋證書開始進入中國，其中國際注冊會計師證書(ACCA)炙手可熱。有資料顯示，自ACCA在國內啟動以來，中國內地僅有幾千人注冊成為ACCA的學員。而據有關人士估計，我國大約需要35萬名注冊會計師。需求缺口的巨大，加上ACCA本身“十年磨一劍”的含金量，使ACCA的會員大多身價不菲。據估計， 目前持有ACCA證書的人員年薪普遍在40萬元左右，最高年薪已逾百萬元。在未來的10年我國需求的15類人才排行榜中，注冊會計師位居榜首。

富翁的最佳產地――房地產業

今年上榜的企業家財富積累速度如此之快，與房地產、IT和鋼材三個行業在過去一年中的高速成長密不可分。

從行業來看，在今年的榜單上，房地產業繼續在榜上占主導地位，在上榜的百位企業家中有接近40位：從事房地產業，而且在百富榜中基本都排在靠前的位置，很多從事房地產業的老板的財富在過去的一年中增長了一倍，房地產業成為成長速度最快的行業之一。

中國MBA最大的“婆家”――外企

據有關統計資料，從1991年至今的12年中，全國的MBA累計招生約為6萬人左右，畢業生總數為2萬人。而MBA學員畢業后多數選擇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發達城市就業，而外資企業又是MBA的最大“婆家”。

企業最難尋的人才――市場總監

有媒體報道，在一年多時間里先后請了3個市場總監都不盡如人意的“貓人國際”打出了百萬年薪招聘市場總監的廣告。而讓不少企業一籌莫展的是，百萬年薪仍難招來中意的“勇夫”。有獵頭公司稱，現在一個月最多能收到10個委托尋找市場總監的客戶，他們開出的年薪多在50萬元至100萬元之間。但尋找合適人選實在很難。有關統計顯示，我國目前有6000多萬名營銷人員，其中有80％未受過專業的營銷教育及系統的營銷培訓。在一些大公司里，能統領全國整體市場策劃的本土人員一直稀缺。

最適合文化精英定居的城市――北京

湖南衛視《形象城市》通過采訪百位文化界精英人士所做的一項最適合居住城市的專題調查結果顯示，北京被認為是最適合文化精英居住的城市。北京的人才聚集程度位列全國首位，作為首善之區，北京聚集了全國最多、最優秀的人才精英和科研機構，文化人才在這里居住有良好的信息環境和發展空間。另外，讓文化精英們選擇北京的理由還有生活慣性、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的大氣環境變化等多方面的原因。

白領年薪最高的地區――上海

據前程無憂《2004年中國主要城市白領薪酬報告》，從總體上看，在上海、北京、廣州三大城市中，上海白領的平均年薪位居第一，但福利水平是最低的；北京則相反，平均年薪水平最低，但福利水平最高。另外，上海白領享受的帶薪休假在三城市中也是最多的。比如高級經理以上的職位平均年休假上海為14天，廣州為11天，北京僅有10天。

工資差異最大的領域――電信業

據北京外企太和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對IT行業中的網絡產品、系統集成、互聯網、電信和軟件等領域的薪酬福利調查，在這五個領域中，電信領域的薪酬曲線最為陡峭，在該領域中，初級員工的年度固定現金收入約為1．7萬元，而總監級員工的固定現金則超過33萬元，二者之間的差距約為18倍。其中手機制造行業的年度現金收入級差最大，最高年薪已超過70萬元，而最低等級員工的平均薪酬水平只有約4萬元，二者的薪資水平差距約為17．5倍。

大學生科技成果最高賣價――八百萬元

在第八屆“挑戰杯”競賽大學生科技成果轉讓簽約儀式上，有?2項科技成果買賣成交，轉讓總金額高達2259．6萬元。其中，由清華大學博士研究生劉鵬、黃峰和本科生施遙共同發明的“高性能網絡連接磁盤矩陣儲存器RAID―M”項目，底價僅為最后賣出價錢的1／4――200萬元，最后卻以高達800萬元的轉讓金額，被北京東方睿智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收入囊中。

篇2

而從這一題材上獲得成功，剝絲抽繭，也是王福春在命運的幾個關鍵點做出獨立選擇的結果。

邀約王福春采訪，第一次碰巧他去鐵道部辦事，介于他的身份和作品，鐵道部特意批給他一張鐵路免票證明，支持他繼續拍攝動車高鐵里的中國人；第二次約好時間見面，匆匆趕來的王福春，坐在桌子對面，精神矍鑠，讓人很難想象到他已經有七十多歲。和他聊天，很像跟自己的鄰居大爺話家常，不會說些故弄玄虛的道理，切實地像黑土地上長大的人――有啥說啥。

聽完王福春的故事，讓人相信，命運最終會給實在的人一枚碩果。

人生大方向上，我把握得最準

王福春所拍攝的《火車上的中國人》，恐怕是國內攝影界知名度最高的作品之一。1990年代，“黑鏡頭”系列叢書出版時，就收錄了王福春當年拍攝的幾張火車上的肖像。那時，王福春正在摸索，作品已漸成系統，那些鏡頭經典又震撼人心：因困倦扒在椅背上艱難休息的乘客，在車廂里用麻將來打發旅途漫長時光的乘客，為了省錢而擠在一張硬臥上含情脈脈互視的情侶……看過這系列叢書的人，都記住了王福春的名字。

當時，王福春的身份還是一名鐵路工人，卻正是他創作的高峰期。1977年，“”結束，畫著一手好畫的王福春被調進三棵樹車輛段工會做宣傳干事，起初對攝影還沒什么興趣，偶然間被派去拍攝單位的勞模，才第一次摸到相機――一臺老式的海鷗相機。

這一摸，他便沒有停下來。“追溯到最早，這組作品應該就算是從1970年代開始。1978年改革開放，我就開始拍鐵路，因為我是鐵路職工，坐火車也不花錢，隨便坐。利用坐火車機會，我看到很多車上有趣的故事，可能是一種無意識狀態，就把它們都拍下來了。”

1980年代至1990年代，正是中國鐵路積極轉型，日常生活結構發生劇烈變化的時期。作為百姓能負擔起的最重要交通方式，火車見證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遷徙，以及精神風貌。從一開始滿車的解放服和解放帽，到改革開放以后的民工潮，封閉而滿載的車廂，將時代的宏觀變革凝縮為日常的微妙變化，王福春的工作讓他有幸積累了很多珍貴而原生態的畫面。

沒幾年，王福春遇到了人生第一個選擇。工會主席想提拔這個愛攝影的小伙子，于是派他去車間當書記鍛煉一下，以便日后提拔。但是一聽要離開相機，王福春不干了，“我不喜歡，也干不了，就覺得攝影挺好”。兩次下達任職令，王福春都擰著不去，一直到1984年，他聽說哈爾濱鐵路局研究所有個攝影師編制，便樂呵呵地立即轉過去繼續名正言順地當攝影師。王福春說，他可能不是個在處理社會關系方面很靈光的人，頭腦簡單稀里糊涂的，但在人生大方向上，他把握得最準。

拿到免費的膠卷和相機，王福春拍起來更大膽也更有動力。他閉起眼睛回憶，那陣他一聽不到火車咣當咣當的聲音，就會失眠，長期在火車上生活，這已成為他的“催眠曲”；在火車上生活，他既見識過集體救人的感動瞬間（這讓他也養成了隨身帶急救藥物以方便旅客的生活習慣），也見識過改革開放初期，由于車廂管理混亂，犯罪分子公然在列車上吸毒和的場景。王福春經常把相機掛在左肩上，外面穿件外衣心梆梆直跳，相機拽出來按一張，手一松，順勢滑到衣服里遮住，不易被人發現。有些鏡頭沒敢拍到，王福春現在念起來，依然充滿遺憾，“但有些事情，很難完美，這是一種哲學”。

1998年，王福春選擇了提前退休，他希望能夠更自由地將時間用在攝影中。在工作期間，他也遇到了3次進京當攝影記者的機會，但就像他說的，自己“把握住了人生大方向”，留在黑土地上，繼續拍火車上的人生百態。

“走過這么多年，我沒有離開過鐵路，也沒有離開攝影。在我的生命中有多個岔路，可能會改變我，我都沒有改變。因為我就適合干這個，給我下令當書記或這個那個，我連看都不看。對別人來講，那還了得，提干不是好事嗎？當官還不好嗎？但我覺得沒意思。回過頭看，是傻的，但是傻人有傻命，我完成一件最喜歡的事，就夠了。”

紀實攝影是一種“人學”

王福春將自己的拍攝比喻為挖井，當年他也挖了不少口“井”。早期，除了拍攝《火車上的中國人》，他也拍了《中國蒸汽機車》《黑土地》《東北人家》《東北人》《東北虎》等不少攝影項目。“攝影師面對拍攝題材，就像面對好多口井，有深有淺，有的只要再一鍬下去就出水了，但可能因為缺少‘透視眼’，東挖一下西挖一下，沒出水就喪失信心走了；而我覺得只要看清是否有水，就要堅持一挖到底。這是成熟的標志。”

從一開始的無意識拍攝，到積攢了上萬張火車上生活的照片，王福春漸漸摸索到了自己的拍攝命題。說是命題，他覺得自己肩上有了完成這“命中之題”的責任。“這些照片不是眼下的事兒，需要過了很多年后回頭看。拍二十多年的東北虎，回頭看，虎是不會變的；而人在這幾十年中，變化卻非常大。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我拍的那些都是啥，全是解放帽、解放服、中山裝，全是單一藍色的。整個千人一服，千人一面，沒有變化。進入1980年代末，人們開始留長發，穿喇叭褲，等進入1990年代的時候，時裝開始豐富和時尚了。這個時候，開始千人千樣。這個就是所謂的‘社會變化大’。”王福春隱約感受到，自己的攝影生命已經與火車上所體現的時代變化交織到一起，這種變化充滿魅力，于是他再一次在重要節點上做出選擇，逐漸放棄了其他攝影項目，只專攻一口“井”――火車題材。

2001年，王福春出版了畫冊《火車上的中國人》。這些厚積薄發的照片，以及漫長的時間線索讓這組照片變得厚重而充滿意味，這是他對那個變革年代所做的總結。2006年，中國鐵路第六次大提速，動車、高鐵走入人們的生活。原本想退休在家休息的王福春又開始躁動不安了。老驥伏櫪，他希望做出時間跨度更長、更有歷史重量的作品。于是，他借青藏鐵路開通之際，重新登上火車。

更多的變化讓王福春應接不暇：“你看手機的發展，最早是大哥大，后來是帶天線的手機，前幾年手機越變越小，現在（手機）又變大了。過去，我拍電視第一次出現在車廂里，全車廂的人都在看電視， 現在（火車里）電視就在乘客頭上，大家卻連頭都不抬一下，全低頭看自己的電腦、iPad或手機。我在車上拍低頭族，這不又是時代在變化嗎？”他意識到，這些都是值得用影像記錄的，“拉開時間看，讓人有感觸”。

王福春的照片中充滿細節，就像他說的，紀實攝影有時是一種“人學”，他拍的都是百姓生活，都是人們可視同時又容易被忽視的事物。生活化、情緒化、趣味化是他對自己多年拍攝的總結，國家大事他不拍，因為“沒那個義務”，“拍得漂不漂亮也不是最重要的”，關鍵是能記錄一段歷史。

“2016年，改革開放38年時，我打算對這個項目再做一次總結，38年彈指一揮間，這將是一個完整的歷程，中國鐵路發展史的歷程。”

找個好女人才能成事兒

王福春說，這么多年走來，能完成這個項目，有三個人在關鍵時刻幫助了他。

一是他的哥哥嫂子。三歲失去母親，五歲失去父親的王福春，和5個侄女侄子擠在一起長大。那時，嫂子在家照顧他們六個孩子，哥哥掙錢，初中剛畢業的王福春非常焦急地想趕緊參加工作，不能當家里“吃白食的”。但他哥哥嫂子卻很偏愛這個小弟弟，硬著頭皮逼他去報考中專鐵路機車司機學校。

“當時家庭困難成那樣，現在回頭看，哥哥嫂子太偉大了。我當年周圍的孩子，初中念下來的幾個。這樣我才接觸到鐵路，圓了我不敢想的夢。我為啥能走到今天，不懈地努力，不停地走，就是對哥嫂的回報。東北老百姓講要出人頭地，雖然賺錢我不行，這樣對哥嫂也算是回報感恩。”如今，王福春的哥嫂早已過世，他有些唏噓，特別遺憾到了自己有能力回報時，想回饋的人卻早已不在。

第二位要感謝的人，王福春說他很少跟媒體提起，就是他的老伴兒。“一個好男人，找不到一個好女人，一生成不了事。”這是他最深刻的感受，自己能夠全情投入在鐵路上拍攝三四十年，是因為有個默默懂他的好女人，“就算一般的人，找了個好女人，也能成事兒。家里的女人太重要了。”

王福春的愛人是山東掖縣人，和他一樣也是從小沒了父母。就他自己的話說，“山東女人特別疼人，有好的想著我，生活上也不怎么讓心。”1980年代，在經濟最困難的時期，王福春想說動自己的愛人“下海”掙點錢，當時他愛人在郵局上班，那也是數得上的穩定工作，“開始不愿意，后來看我這么堅持，也就聽了我的，開了個影樓。不過掙了錢她自己都不怎么花，我一出差拍攝，就三千五千都揣我兜里了。”

篇3

“新幫辦”欄目誕生于2000年8月，從創辦至今13年中，始終堅持走群眾路線，傳遞社會正能量，從開始的每周一期到現在的每周四期，每期半版，已累計刊發3500余期。13年時間，“新幫辦”欄目共籌措各類助學款980萬元，資助2萬余名寒門學子完成學業夢想；累計募集千萬余元助困款，近1300個特困家庭因此改變了命運；組建了一支1.2萬余人的志愿者隊伍——“新幫辦”義工，組織公益活動超過1000次；并為農民工追回拖欠的工資達4000萬元……

2006年“新幫辦”團隊榮獲“天津百個優秀青年志愿者服務集體”稱號，2008年和2012年“新幫辦”欄目兩次被評為天津市新聞名專欄；2011年出版的《中國新聞年鑒》詳盡介紹了“新幫辦”記者深入實際、貼近百姓生活的經驗文章。同時，《中國新聞出版報》也專門采訪報道了“新幫辦”團隊十余年如一日堅持公益報道、為百姓排憂解難的事跡。2013年，“新幫辦”憑借13年如一日致力于社會公益事業的持久表現，一舉榮獲中國新聞獎一等獎！

一份公益之舉，為何堅守13年？因為“新幫辦”堅信，媒體在完成新聞報道的同時，還應積極主動地用我們的話語權承擔公民道德引領責任、社會和諧構建責任。

數字作證 實說“新幫辦”

以市民的人生訴求為出發點，以市民的生存狀態為關注點，以市民的視角表現人文關懷。從2000年“新幫辦”欄目創立以來，全體成員一直不懈努力，辛勤耕耘這個給百姓分憂的公益欄目，堅持“用百姓話，說百姓事”，全角度、多方面進行公益報道，生動鮮活地反映了記者在基層蹲點采訪的所見所聞。

打造出多個深入百姓心中的品牌。在助學方面，“新幫辦”推出的“給夢想插上翅膀”和“愛心行”等活動，早已成為天津市民與貧困學生結成幫扶對子的橋梁，“愛心行”足跡遍布津沽大地16個區縣，以貧困中小學生為幫扶對象；“給夢想插上翅膀”在助燃夢想的道路上，成功幫助數千名困難高考學子實現了大學夢。兩項活動累計籌措助學款980萬元，幫助學生2萬多名，每年都會有多名學生在“新幫辦”的資助下走進清華、北大等高等學府。

“追討熱線”已成為天津勞動監察部門掌握勞動權益投訴情況的一個重要窗口。從2002年開始，配合勞動監察部門為農民工追回4000萬元拖欠工資。

“尋親訪友”不僅在天津叫響，更成為異地他鄉的游子尋親覓友、認祖歸宗的橋梁。通過“新幫辦”記者的努力，漂泊在外一年多的啞女劉艷紅回到了黑龍江省伊蘭縣的家中團聚；美國養母琳達，在天津終于為患白血病的中國女孩凱麗找到適配的造血干細胞。2013年2月，“新幫辦”與寶貝回家公益網站合作，為走失了26年的湖南小伙劉海彬找到親人，讓這個失散了26年的兒子重回母親的懷抱。

助學活動給貧困孩子的夢想插上翅膀。在這里我想詳細介紹一下“給夢想插上翅膀”欄目。畢竟對于每一個歷經12年寒窗苦讀，經歷高考的孩子來說，邁進大學校門都無異于人生的一道分水嶺，對于家境貧寒的學子來說更是如此。此欄目創辦于2002年，是專為幫助即將走入大學校門的學子們設立的，與天津市16個區縣的教育部門聯合。每年高考結束時，由各中學報名推薦品學兼優但又家庭貧困的學生，由“新幫辦”聯合愛心企業為他們擔負進入大學第一學年的學費，幫助孩子們完成大學夢想。

天津47中的張逸群就是其中一名受助學子。2010年10月，身患皮膚癌的母親在與父親去北京治病的途中遭遇車禍，雙雙遇難，同時離去的還有張逸群的小姨。巨大的災難沒有擊倒這個堅強的孩子，在高考前的8個月時間里，他說自己根本就沒有時間悲傷，因為他得安慰照顧同時失去兩個女兒的姥姥，要挑起這個面臨塌陷的家庭的大梁，他還要完成父母的遺愿，替他們實現大學夢想。功夫不負有心人，2011年7月，張逸群以671分的高分最終被北京大學醫學院錄取，且本碩連讀。但是，為母親治病幾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積蓄，父親的去世又讓家里少了唯一的經濟支柱，靠親戚朋友的資助，他和姥姥的一日三餐可以解決，但入學需要繳納的費用卻讓他犯了難。通過“新幫辦”的報道，熱心的天津市民認識了張逸群，并為他的執著與堅強所感動，那一年的助學活動中，張逸群收到了4萬余元的助學款，但這個孩子只留了一半錢，他給姥姥留下了生活費，為自己繳了第一學年的學費和住宿費。剩下的2萬元，他又交回給“新幫辦”記者，幫助了同屆考上大學的另外兩名貧困生。

還有一個男生名叫王浩，他是2006年得到“新幫辦”資助考入吉林大學的，那一年在高考填報志愿的當天，他的父親突發心臟病去世，是“新幫辦”的讀者幫助他完成了4年大學學業。如今，這個小伙子已經是杭州吉利汽車公司總部的一名研發工程師。走上工作崗位的第一個月，王浩就將他剛剛拿到的工資全部捐給了“新幫辦”，說是要回報社會對他的幫助，也要實現自己當年傳遞愛心的承諾。而且這樣的回報王浩堅持了4年，從工作那年開始，每年資助一名高考生成了他的人生目標，王浩說這種資助他將一直堅持到老。

寒來暑往，春種秋收。

2012年9月，“新幫辦”欄目隆重推出“播種太陽”——“新幫辦”欄目“助學十年”回顧總結暨開啟新十年助學行動盛典，將“新幫辦”助學活動的十年發展歷程，做了一次生動而全面的回顧。那時，“給夢想插上翅膀”活動已經成功幫助11396名特困高考學子實現了讀書夢，其中152名學生考入清華、北大等全國重點大學。參與助學活動的讀者有3000多人，捐款總額達525萬元。

2012年“播種太陽”盛典臨近尾聲時，100余名歷年受助學子的笑臉定格于大屏幕上，“我給予，所以我快樂”8個大字呼之欲出時，現場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或許嘉賓和觀眾只是感動于受助者的自強和捐助者的無私，而“新幫辦”團體卻深深地領悟到了一種力量——感動的力量、奉獻的力量、傳承的力量。我們深深感動于領導的關愛、讀者的陪伴、志愿者的奉獻、企業的支援。其實，“新幫辦”的每個成員都堅信，助人也是一種經歷，這個過程會讓我們更加堅強，也懂得了受助后要更加樂于施助。

時間作證 13年的堅守

幫助是一種堅持，幫助亦是一種合作。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新幫辦”的報道與救助范圍，也在點與面上悄然發生著變化，從最初“一對一”的幫助到后來針對特殊人群的專項關注，不變的卻是13年來，“新幫辦”一直堅守在困難群體中間。

但是，任何幫助僅僅靠一個人或一個群體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堅持與合作是幫助之本，這其中包含記者之間的合作，更包含與各職能部門之間的合作。

從2010年起，“新幫辦”與天津站合作，春節前夕啟動“新幫辦基金”，為數十名困難農民工免費提供一張回家的火車票；與天津市婦聯、殘聯等部門合作舉辦“鵲橋相會”活動，為殘疾青年、單親媽媽等特殊群體舉辦專場相親會；組建了“新幫辦義工服務中心”“新幫辦臨終關懷志愿者服務基地”“新幫辦自閉癥兒童康復之家”等多個專業性公益團體。到2013年，“新幫辦”志愿者人數已突破萬人，其中海歸醫生、博士生導師等高端人才的加盟更是為廣大讀者提供了專業性的志愿服務。

張帥是天津特別出名的一個女孩，2000年，14歲的漂亮女孩在學校門口被自己的嬸嬸用硝酸燒傷。瞬間的災難改變了女孩的一生。搶救，整整進行了一年；植皮等手術，大大小小經歷了數十次。僅《每日新報》為這個女孩募集到的救助款就達到83萬元。但是再多的錢也不能挽回已經造成的傷害，再熱切的幫助也不能換回張帥美麗的容顏。當時紅透半邊天的靳羽西女士被“新幫辦”記者一次又一次的勸說打動，親自到病床邊給張帥打氣，并為她捐款。這次相見給了張帥重生的勇氣，女孩勇敢地接受了現實。

下定決心需要勇氣，面對未來需要更大的勇氣。

張帥住院的一年時間里，搶救室門外的樓道成了記者的宿舍；重回課堂，拉著張帥的手走進教室的是“新幫辦”記者；每一次心理疏導，等在診室門外的除了張帥的母親，還有倒班出現的記者；高考考場上，張帥牢記著記者阿姨的囑托，冷靜、平和，憑借這份淡定，她最終如愿考進天津商業大學；大學期間，張帥做了“新幫辦”志愿者；畢業之后，又成為一家網絡公司的程序員，而這份工作也是“新幫辦”幫助介紹推薦的。整整13年，從災難降臨到浴火重生，“新幫辦”始終不離左右，陪在她的身邊。這期間，連張帥的父親都忍不住逃離了，但“新幫辦”卻一直守候著她，雖然記者換了一撥又一撥，但是關愛卻從沒有間斷。大致計算一下，13年來直接參與過張帥事件進程報道的編輯記者共有17人，而這17人，無論今天是否還在“新幫辦”，他們與張帥結下的深厚情誼始終未曾改變。

貴在堅守、貴在創新、貴在不斷完善提升幫扶成效，這是“新幫辦”欄目內容越做越深，涉及領域越來越廣，報道形式越來越多樣化，影響力越來越大的重要原因。

制度作證 踐行“規范化”

創立基金，走幫扶社會化和規范化之路。2010年末，“新幫辦”在全國媒體中開先河，與社會公益機構和愛心企業聯合，首期注資10萬元，成立“新幫辦基金”，對社會公益事業、亟待救助的急難市民給予先期資助。目前基金已經接受社會各界捐款超過60萬元，發放捐助款45萬余元。

大膽借力新媒體，啟動報網聯動，充分利用新媒體平臺傳播影響力。2012年2月，“新幫辦”啟動報網聯動機制，和騰訊網、天津網實現資源共享、新聞聯動，與聚耐網合作開展“團聚愛心”活動，網友每點擊一次活動頁面，“新幫辦基金”就可以收到網站捐助的0.1元愛心款。2013年創立“新幫辦愛心商城”，在網上、報紙版面上、微信朋友圈中分別舉辦愛心義賣活動。

愛心（新）商城是“新幫辦”欄目的又一創舉。2013年初，在《每日新報》周末版、淘寶網上，商城同時開張。商城的銷售分為兩種形式：一是定項捐助，貧困受助人的作品，商城負責推介代賣，所得款項直接歸受助人所有。

32歲的漸冰人王佳是一個自強自立的姑娘，當年考取了天津大學，就是因為身體原因沒有入學讀書。王佳有一定的繪畫基礎，她便在白色的書包和錢包上作畫，賣掉換取母女兩人的生活費和治療費。“新幫辦”在2008年第一次報道了王佳的故事，并為王佳舉辦了幾次義賣活動。后來隨著病情的發展，王佳的手臂活動范圍越來越小，已經不適合作畫了，于是記者幫她聯系了老師，學習粘手機殼，并在商城成立之后，將王佳的手機殼作為主推商品，每一分收入都直接劃入王佳的私人賬戶。2013年11月22日，在“新幫辦”參與策劃的一次公益拍賣活動中，王佳的3件作品拍賣成功，獲得善款7900元。

此外，商城還有另一種銷售形式，就是讀者和愛心企業捐助的物品進行義賣之后，收入全部劃入“新幫辦基金”，再由“新幫辦”統一用來進行社會救助。

2013年5月，愛心商城為四川蘆山地震災區的孩子舉辦了一次公益拍賣活動征集來霍春陽、慕凌飛、孫奇峰等知名書畫家的作品；天津籍奧運會冠軍佟文、王皓，天津女排姑娘的作訓服、比賽服，天津籍明星李小萌等人的演出服等物品，共拍賣了24萬余元。這些款項通過慈善協會送到了蘆山，為災區孩子們重建學校。

自2013年10月開始，愛心商城通過微信的朋友圈，加大了宣傳力度，吸引來更多的愛心關注與捐助。

活動作證 行動傳遞愛

舉辦活動，匯聚社會之力傳播人間大愛。在活動中辦報，是《每日新報》深入讀者的成功舉措之一，一次又一次豐富多彩的大型活動，讓報紙品牌深入民心，“新幫辦”更是其中最主要的推動者和助力者。

13年時間里，“新幫辦”成功舉辦了“典藏情緣——非典一線醫護人員集體婚禮”“給灤河源頭添點綠——種植多倫讀者林”“帶著孩子來相親——單親媽媽相親會”“酒泉觀看神五升空”“幸福計劃——滿足100個貧困家庭的100個幸福愿望”等數十次大型公益活動，取得了非常好的社會效果。

1982年1月10日，天津市為696對青年人舉辦了第一屆集體婚禮，當時的天津市副市長李瑞環同志親自為青年們主婚。移風易俗，勤儉辦婚禮的主題，很好地剎住了當年“不買羅馬表甭打算結婚”的攀比之風。30多年過去了，當年的小青年已經滿頭白發，他們中的不少人都做了爺爺奶奶、姥爺姥姥。

30年相伴相守，30年不離不棄，30年的雞毛蒜皮都沉淀成一杯杯佳釀，讓人飲了便可拼卻一醉。

2012年1月8日，“新幫辦”為當年696對中的100對夫妻舉辦了珍珠婚慶典，“再愛30年”是我們為這次慶典取的名字。追憶平凡、追憶瑣碎、追憶愛情到親情的轉變……尋找100套適合已經發福的老媽媽穿著的婚紗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天津市幾乎所有的婚紗影樓都出動了，大家將最好最寬松的婚紗都貢獻了出來，為見證30年的愛情提供最切合實際的幫助。

《婚禮進行曲》奏響的時候、華發滿頭的丈夫親吻懷中相守30年的妻子的時候，100條光燦燦的珍珠項鏈閃爍在老人們頸間的時候，現場不少年輕人都落淚了。在離婚率不斷上升的今天，在閃婚閃離不斷沖擊著人們思維的今天，這場慶典將一個“愛”字植入到了年輕人的心中，讓80后、90后們看到了堅實的愛情，感受到了平淡日子里似美酒般醇厚的幸福。

李瑞環同志專門為這次活動傾情題字：“人間自有真情在！”

口碑作證 提升自己奉獻社會

“新幫辦”，用我們手中的筆，在全社會范圍內掀起了無數熱點。2012年春天，“愛心教室”將全套的電教設備和先進的教學理念，連同天津人民的愛心，一起散播到新疆、等地偏遠的山村；2012年盛夏，“幸福計劃”讓100個城市貧困家庭實現了最急切的心愿，露出了最燦爛的笑臉；而“新報讀者林”，更是將綠色的環保防線，植入到京津沙塵的源頭，將環保的理念植入到每個讀者的心中……

我們都知道，記者的主要工作就是采訪與新聞寫作。但是“新幫辦”記者卻不盡然，他們除了新聞采寫之外，還有一項更為艱苦的工作——操辦，而且是每一次都不一樣的五花八門的操辦。

2012年盛夏，“新幫辦”與愛心企業聯合主辦了一項公益活動——“幸福計劃”，滿足100個貧困家庭的100個幸福愿望，記錄下100個幸福瞬間。有家愛心企業出資10萬元，平均一個家庭1000元的幸福基金，你有需要，我來滿足。當時一共有4名記者參與了這項工作的具體執行和操作。100家需要，就有100次采買，而且讀者的需求各不相同。那幾天，記者跑完電器城逛家具市場，找完家庭教師又聯系養老機構，洗衣機冰箱的價格如數家珍，中介服務機構的電話倒背如流。

最初，“幸福計劃”活動是與各區縣民政部門合作的，但活動舉辦一段時間之后，記者發現了一個細節，有些貧困家庭并不像工作人員介紹的那樣確實需要救助，甚至其中還有一些街道干部的親屬。于是幫助之余的走訪調查又加大了這次救助的工作量。一位家里擺放著十幾件瓷器的求助者索要的洗衣機被記者抬了回來；給一位在養老院居住的老人送去需要的半導體之后，記者又把自家閑置的彩電搬了過去；拒絕了要為自己新封裝的陽臺安裝空調的求助者的要求……

歷時兩個月的活動結束之后，天津市大街小巷懸掛著本次公益活動中拍到的100張幸福笑臉。那一個個幸福瞬間扮靚了城市，只有“新幫辦”記者知道，那背后是有汗水在流淌的。

在這樣一次次深入基層，和普通百姓心貼心、面對面的采訪以及活動中，一批80后、85后的年輕記者迅速成長起來，他們開始清楚，身為記者不僅僅要用筆寫新聞，更要用腳去跑新聞，用心去感受新聞，相互扶持，和無數愛心讀者一起，用行動延續時光記憶，留住城市足跡。我們堅信這是媒體的責任，也是每一個新聞人的責任。

一次次真心實意的幫辦，感動了我們這個城市每一位有愛心的人——一雙雙熱情的援手、一顆顆溫暖的愛心，通過“新幫辦”把奇跡一步步變為現實。寒風凜冽時，有人的地方總會有暖流。“新幫辦”工作室就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與平臺，使這些火苗匯聚，然后摩擦出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