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貿易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中印貿易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由于大國和小國在經濟環境、產業結構、市場規模等方面都存在差異，致使合作成員國之間在成本分擔和收益獲得上存在不一致的情況。因此在傳統的經濟合作理論分析框架下我們假設區域合作成員國在權利上是平等的且合作是完全互惠的。目前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還有較大的上升空間和增長潛力。兩國若想更好地進行區域經濟合作，在合作博弈下，需要滿足一系列的充分必要條件。

命題1：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各成員收益的提高至少要等于由于參加經濟合作所導致的各成員國的直接收益損失。證明：，，=（1，2，3，4，5，6），當國損失部分直接收益從而使得其他合作成員收益提高時，反映在國收益上的增加量我們不妨設為，國參與國經濟合作時的直接收益損失量設為。合作是相互的，同理可以得到及。那么此時，國與國經濟合作時帶來的收益的凈增量為{（）+（）}。因此，,{（）+（）}是所有參與合作成員國收益的凈增量。顯然，只有{（）}0且{（）}0同時都成立的時候，各成員國家才會參與區域的經濟合作。通過命題1分析可知，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充分條件是各成員國通過有效的磋商，協調相互之間的利益分配并最終達成有約束力的利益分配協議，以此約束雙方之間的經濟行為。合作的必要條件是中印雙方紡織品服裝貿易間的互補性。若滿足了上述條件，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給各成員帶來的收益的增加定會大于不合作時所能獲得的收益。

命題2：假設中印紡織品服裝合作聯盟為，與其他第三國的紡織品服裝合作聯盟為′，即有′。若國不能同時參與和′的經濟合作聯盟，則有國參與聯盟′使聯盟收益的增加量要大于國參與聯盟使聯盟收益凈增加的量。證明：令=｛′｝，表示成員國屬于聯盟′而不屬于聯盟，由命題1可知，對于，當與國達成合作協議的，其相應的聯盟收益凈增加量{（）+（）}0時，則有,（{）+（）}0。命題2得證。

定義1：成員國對聯盟即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合作聯盟收益的邊際貢獻為（）（），其中（）表示國不是中印紡織品服裝合作聯盟的成員國時聯盟的值。

定義2：對′，若參與國參加聯盟′的邊際貢獻大于參加聯盟的邊際貢獻，即（′）（′）（）（），則稱合作博弈（，）是凸的。引理1對效應可轉移的博弈（，），若存在固定的數值（其中，）使得和，（）=（）+（）+,（+），則Shapley值為（,）=（）+0.5,（+）。為簡化模型方便分析，假設參加中印經濟合作的行為對非成員國沒有影響，成員國對非成員國的政策在參與合作前后沒有變化。于是，我們可以將特征函數定義如下：其中，0是合作之前各成員國自身的保留效用；為結成聯盟時聯盟全體成員國獲益的總和；為未參加聯盟的成員國（但仍屬于）對聯盟造成的損失；表示未參與聯盟而與聯盟以外的成員國（但在內）合作所可能獲得的收益。與命題1的論證類似，對，有（）=（）+（）+{（）+（）}令=，=，=，則（，）=0+=1+0.5=1{（）（）}對于區域經濟合作博弈（，）而言，Shapley值為：（，）=0+=1+0.5=1{（）（）}，=1，2，如果結成聯盟卻沒有發生效用轉移，則成員國得到的收益為01+=1，=1，2，。由上述博弈模型分析可知，每個成員國參與經濟合作所得到的收益等于合作卻沒有效用轉移時的收益加上合作停止時收益之差的二分之一。顯然，這意味著各成員國一直保持合作狀態所獲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時所得到的收益。命題3：所有成員國都參與合作時，其處于核心Shapley利益分配矢量給每個成員國分配的利益補償量將為=0.51（[（）（））]，=1，2，。證明：對任意的成員國和，是國與其他成員國合作而不與國合作時得到的收益，是國不與國合作時導致的損失。因此，國不與國合作時的收益的凈增加量為。同理，為國不與國合作時的凈收益。所以，補償給成員國的總凈收益是成員國與國之外其他所有成員國合作凈收益之和減去成員國與除國之外其他所有成員國合作凈收益的一半。通過上述模型分析可知，從不合作中獲得較多收益的成員國應該從獲得收益較少的成員國中得到利益補償，這顯然不符合區域經濟合作的目標。因此，為達成區域經濟合作協議，促進區域經濟合作，從區域經濟合作中獲取收益較多的成員國應該給予獲取收益較少的成員國一定的利益補償。同時，獲益較高的成員國在補償獲益較少成員國后，其福利水平仍比未參與經濟合作前有所上升。[4]從上述三個命題的證明及分析中可以得知，區域經濟合作的必要條件為合作各方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充分條件為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各成員國從自身實際出發，通過有效的溝通和磋商，積極協調彼此之間的利益訴求，以求達成具有一定約束力的利益分配協議，以制約雙方的經濟合作行為。同時建立一套公平、有效、完整的利益補償機制，使獲利更多的一方通過利益輸送補償區域經濟合作過程中獲利較少的一方，以此均衡雙方利益，從而形成雙方互利共贏的局面，實現雙方效益的最大化，最終保證各方貿易合作的可持續發展。[5]由此可知，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需要滿足貿易互補性、合作后福利提高、利益分配合理等幾個條件。

二、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一）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互補性分析

中印兩國作為紡織品服裝大國，其實在紡織原料、技術等方面，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存在著很強的互補性。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和出口國，雖然紡織原料豐富，但相對于國內強大的生產能力來講，供應還顯得相對不足。為滿足國內的需求，中國每年都需從美國和印度等國家大量進口紡織原料。而印度擁有世界最大面積的棉花生產，同時又是世界第二大纖維素纖維生產國，還是僅次于中國的第二大生絲生產國，另外還擁有世界最大產量的黃麻生產。紡織原料豐富且品種齊全，且相對于印度國內的生產需求來說還有較大剩余，每年都有大量原料可供出口。因此，在天然紡織原料這一方面，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存在著較強的互補性需求。另一方面印度紡織品服裝業雖然擁有豐富的天然纖維，但人造纖維相對不足。印度由于人造纖維生產起步較晚，企業生產規模都較小，人造纖維的產量無法滿足印度國內的巨大需求。為滿足國內紡織品服裝產業發展的需要，每年印度都需從國外進口相當數量的人造纖維。而中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在人造纖維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由這幾個方面可以看出，由于資源稟賦的差異，中印紡織品服裝業間存在著很好的互補關系。互補性的存在將促進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產業內貿易的發展，為兩國發展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合作形成了良好的現實基礎。為更直觀地展示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互補性程度，本文用貿易互補性指數進行實際測算。貿易互補性指數由經濟學家PeterDrysdale于1967年提出，旨在分析和衡量兩國貿易互補性程度。單個產業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定義公式為：為出口國對進口國在產品上的貿易互補性指數，表示國產品的進口額，表示國總的進口額，為國產品的出口額，為國總的出口額。值變動的范圍為0到1。值越是接近0，則意味著出口國和進口國在產品出口進口方向上吻合程度差，也即兩國在產品上的貿易互補性程度較低；而當接近1，則表示出口國出口的產品和進口國進口的產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即兩國在產品上具有較強的貿易互補性。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數據庫中2001年至2013年中印紡織品服裝相關數據2001年至2013年無論是中國出口與印度進口的紡織品服裝貿易互補性指數，還是印度出口與中國進口的紡織品服裝貿易互補性指數都呈大于0且非常接近1的趨勢。雖然各年份中國與印度的貿易互補性指數有所波動，但整體而言自本世紀之初以來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互補性指數都非常高，保持大于0.9且無限接近于1的狀態，這意味著中印兩國在紡織品服裝雙邊貿易上存在著巨大的貿易互補性。兩國在紡織品服裝貿易方面聯系較為緊密，相互依賴程度較高。近年來，中印兩國間的紡織品服裝雙邊貿易額保持著穩定的增長速度且每年的貿易額占兩國總的貿易額的比重均超過10%以上。這一貿易事實也很好地佐證了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間貿易互補性的特征。因此，綜上中印紡織品服裝產業間互補性分析可以看出中國與印度在紡織品服裝產業上各有所長，優勢互補，具有較強的貿易互補性。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相互依賴程度高，貿易增長空間大。若兩國能分工協作，充分利用兩國紡織品服裝業之間的互補性，進行產業內的貿易合作，必能很好地促進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的發展。以上分析指明了貿易互補性是兩國貿易合作的重要現實依據，這為進一步擴大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內貿易的合作提供了一個現實基礎，說明兩國實行紡織品服裝業的貿易合作是現實可行的。

（二）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福利收益—損失分析

1．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福利收益第一，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經濟互補帶來的福利收益。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一個重要現實基礎是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存在的貿易互補性，這也是兩國進一步加強貿易合作，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條件。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互補性將有利于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分工與協作，從而更好地發揮兩國間的經濟互補性，進一步擴大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往來。同時也將有利于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帶來福利的提升。第二，市場規模的擴大帶來的福利收益。目前受世界經濟低迷的影響，兩國紡織品服裝的傳統出口市場需求疲軟，且為保護本國自身紡織服裝產業的發展，貿易保護主義也進一步加強。在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因素不斷增加的背景下，為保持并促進兩國紡織品服裝產業的良性發展，中印兩國須開拓新興市場。而中印兩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大發展經濟體，兩國國內市場空間巨大。因此，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貿易之間的合作將大大提升市場容量，增加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貿易量，從而帶來貿易收益福利。第三，關稅和非關稅等貿易壁壘的降低帶來的福利收益。受政治、文化等相關因素的影響，印度一直未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且近年來在兩國貿易中，中國一直處于順差狀態，而印度則一度處于逆差狀態。為保護本國產業，縮小兩國之間的貿易逆差，印度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加強，貿易摩擦顯著增多。除一般的關稅措施外，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貿易救濟手段得到大量運用。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嚴重阻礙了兩國間的貿易發展。而自由貿易能帶來經濟福利的最大化，因此若中印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實行貿易合作，降低甚至取消關稅和非關稅等相關貿易壁壘，推行自由貿易，將極大地提升兩國的福利收益。

2．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福利損失第一，關稅損失帶來的福利損失。為促進中印兩國貿易的自由化，提升貿易效率，降低甚至消除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的關稅必不可少。而關稅的降低甚至消除定然會對兩國造成一定的稅收損失，但從整體的經濟效益來看，這一損失并不值得擔憂。關稅的降低甚至消除將大大地降低企業的產品出口成本，提高貿易收益，也將會使消費者收益。第二，貿易競爭造成的福利損失。目前，中印兩國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和出口國。由于兩國紡織品服裝業間存在一定的類同性，導致雙方在世界市場上競爭激烈。若兩國實行自由貿易，推行紡織品服裝間的貿易合作，定然會給對方市場造成一定的沖擊，加劇企業間的競爭。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也將有利于兩國紡織品服裝業的優勝劣汰，升級產業結構，增強國際競爭力。綜合上述福利收益損失分析，可以得知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帶來的福利收益將遠遠大于引致的福利損失。

（三）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合作的利益分配分析

中印紡織品服裝貿易經濟合作的過程中任何有損合作的行為都會造成其自身收益的下降，只有坦誠地按相應的規則制度和對方合作，才能得到更大的利益。選擇貿易合作對中印雙方而言都是有利的，一直保持合作狀態所獲得的收益要大于相互停止合作時所得到的收益。穩定的生產資料才能讓民眾的心踏實下來，置土地是生產資料中最為重要的。使民有“百畝之田”“五畝之宅”“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其三是“以德治國”的執政思想。董仲舒堅持“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賦斂，省搖役，以寬民力”。（《食貨志》）同時，他認為“德治”還要重教化，“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庫序以化于邑”。儒學發展到漢代已趨于成型，其提倡治國要施仁政，要輕刑罰，輕徭役，盡量減輕民眾的負擔和懼怕之心，以仁德的方法對民眾進行管理，使“德治”在漢代廣泛推行，諸子百家，獨以儒術治國，形成德刑兼用的治國原則，體現了儒學對治國理政的深度關懷。

三、結語

篇2

【論文摘要】中印兩國互為鄰國，也是世界上經濟產出增長率最快的兩個國家，雙邊貿易額在近10年內增長了近20倍。同時兩國貿易摩擦態勢也愈演愈烈，目前印度已經超過美國、歐盟等發達經濟體成為對華發起貿易摩擦最多的國家。本文以中印貿易摩擦所面臨的新形勢為出發點，分析兩國貿易摩擦的新特點，并且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論文關鍵詞】中國；印度；貿易摩擦

21世紀以來，中印雙邊貿易迅速發展，與此同時，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也逐年上升。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印度出臺了一系列針對中國產品的貿易救濟手段，對中國出口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響。那么，中印貿易摩擦呈現怎樣的新形勢，具有什么特點，應采取哪些措施加以應對？本文將集中回答上述問題。

一、中印貿易摩擦的新形勢

印度一直是貿易救濟領域較為活躍的國家，1994年，印度對中國產品展開反傾銷調查，由此揭開對華貿易摩擦的序幕。十幾年來，中印貿易摩擦不斷發展，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印度更是開始超常規地使用貿易救濟措施，中國成為印度貿易保護措施的主要對象，中印貿易摩擦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08年，印度對中國共發起17起貿易救濟調查。2009年，印度全年對華貿易救濟調查達到26起，從涉及的行業看，包括：化工產品12起，鋼鐵2起，紡織3起，汽車2起和其他產業7起。從貿易救濟的形式上看，包括反補貼1起，保障措施9起，特殊保障措施7起，進口限制措施1起。

除了對華頻繁發起貿易救濟下的各類調查以外，2008年下半年以來，印度還不斷地推出對中國出口產品的貿易歧視措施，主要包括對一些中國出口產品采取不合理的進口限制措施和重征進口稅。例如，頒布進口禁令，先后禁止中國玩具、牛奶等產品的進口，還對中國部分鋼鐵產品重征進口稅。上述歧視性的貿易措施，不僅在中印雙邊貿易關系中從未有過，在中國與其它WTO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交往中，也從未出現過類似情況。

與2009年相比，2010年印度對華貿易調查的案件數有明顯的下降，全年僅為11起。但是，橫向比較，印度對華貿易摩擦仍令人擔憂。以2010年上半年為例，共有13個國家（地區）對華啟動37起貿易救濟調查，在這些貿易救濟調查中，歐盟啟動了7起，位居各國之首，占比為18.9%；其次即是印度，為6起，占比達16.2%。在發展中國家啟動的19起貿易救濟調查中，印度啟動的調查數則位居首位，占比31.6%。這6起案件均為反傾銷調查，占同一時期印度對外反傾銷調查數的1/3，位居各國之首。從中國的角度看，印度則是同一時期對華反傾銷最多的國家。這樣一來，印度已成為金融危機以來對我國商品發起貿易救濟案件最頻繁的國家。

二、中印貿易摩擦的新特點

進一步觀察這一階段的中印貿易摩擦，不難發現，除了發生的頻率提高之外，該摩擦還呈現出以下一些新的特點：

（一）印度對華發起貿易摩擦的形式以反傾銷為主，但趨于多樣化

相比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對華貿易保護措施，2007年以前，印度對華發起的貿易摩擦手段顯得比較單一，主要是反傾銷，保障措施僅為1起。2008年后，印度對華發起的貿易摩擦中，反傾銷案件的總數及所占比重依然最大，但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反補貼措施都開始應用，且有不斷增加之勢，其中僅2009年1月，印度對中國發起的6起貿易救濟立案調查，就包括反補貼1起，保障措施2起，特殊保障措施2起以及進口限制措施1起。

（二）印度對華發起的貿易摩擦涉案金額增大

2005年之前，印度對華反傾銷案的數量雖多，但大部分案件的涉案金額較小，2005年之后，印度對華貿易調查案的涉案金額開始大幅提高。2008年后，涉案金額更是屢創新高。其中，2008年印度對華貿易調查涉案金額達16.7億美元，比2007年增長20倍。僅2008年10—12月，印度即連續對華發起10起反傾銷調查，涉案金額達15.4億美元。這一時期的子午線輪胎案、青霉素工業鹽案、熱軋鋼案涉案金額均過1億美元，青霉素工業鹽案金額達2.3億美元，成為國際上對華醫藥產品反傾銷涉案金額最大的案件，而熱軋鋼案則達到創紀錄的6.86億美元。

（三）印度對華貿易摩擦觸及新的領域，對個別產業影響深刻

一直以來，印度對華貿易摩擦的產業比較集中，涉及的多是勞動密集、低附加值的產品，主要包括化工產品、藥品、紡織品、日用品和鋼鐵產品等。金融危機以來，在傳統領域摩擦頻繁的情況下，印度對華貿易調查開始觸及新的領域，最典型的案件是，2009年4月，印度對我國生產的同步數字傳輸系統（SDH）發起反傾銷調查，涉案金額達8.8億美元，這是中國高科技產品遭受的首起反傾銷案件。 轉貼于

與此同時，在我國部分產業所遭遇的貿易摩擦中，印度已成為最主要的發起國，對這些產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以2009年為例，當年共有8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石化產品啟動貿易救濟調查。其中，印度就啟動了12起，占比52.2%，位居首位。而在國外對華紡織產品發起的19起貿易救濟調查和對有色金屬啟動的6起貿易救濟調查中，印度也分別和美國、澳大利亞同時位居首位。其中，在紡織品貿易救濟中，印度和美國啟動的調查數均為3起，占比各為15.8%；而在針對有色金屬的貿易救濟中，印度和澳大利亞啟動的案件均為2起，各占1/3。

（四）印度對華發起貿易摩擦的隨意性增強

金融危機的爆發使本就奉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印度對華發起貿易摩擦的力度進一步加大。印度政府為了保護國內企業，增大了對中國產品發起貿易摩擦的隨意性。比如，2008年10月，印度專門針對中國的電力設備設置標準。同時，印度存在對同一產品前后多次發起調查的情況，如2008年5月對瓷磚反傾銷日落復審做出繼續征稅裁決，2008年10月又提起瓷磚反傾銷，并于2009年10月裁決征收反傾銷稅。而2009年以來，印度大量使用的貿易救濟手段轉變為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相對反傾銷而言，這兩種措施具有更強的主觀隨意性，而且周期極短。

三、中印貿易摩擦的應對策略

（一）加快產業升級，提高產品附加值

中印兩國主要生產國際分工中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技術含量低、競爭性和可替代性強使這些產品貿易容易引發摩擦，貿易摩擦的破壞力也尤其突出。當前印度制造業結構調整的趨勢并不明朗，產業優勢依然集中在低技術含量的產品生產上，產業升級明顯慢于中國。因此，中國應抓住這一時機，加快產業升級，提高自身產品技術含量，出口中、高附加值產品，減少利用低價戰略向印度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數量，避免成為印度貿易保護的主要對象。

（二）針對印度的國家貿易政策實行產品差別化，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

研究發現，中印兩國貿易摩擦涉案集中的產業均是印度國內重點發展并且實行貿易保護的產業。因此，在對印度出口商品時，企業應該針對自身產品做好出口計劃，注意避開受印度政策保護的商品領域。同時企業應做好并完善自身的貿易預警機制，控制商品的出口增長率。另一方面，企業應該實行多元化市場戰略，降低自身對單一目標市場的依賴程度。

（三）增強企業應對保障措施的能力

2009年以來，印度大量使用的貿易救濟手段轉變為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尤其是專門針對中國的特保措施。對于中國企業而言，應對保障措施的經驗和能力還比較欠缺。對此，企業平時要對產品的原始資料多做整理和積累，應該在行業協會或者商務部的幫助下及時應對，同時要注意進行積極的法律抗辯和游說工作，力爭用數據和事實證明自身在調查期內并沒有擾亂對方市場。

篇3

論文內容摘要：后金融危機時代，各國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加劇，新的貿易壁壘層出不窮,這使我國解決貿易糾紛、促進出口面臨更大的困難。本文回顧了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的淵源，介紹了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現狀及特點，剖析了貿易保護主義實質和影響，最后提出我國應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策略。

目前世界各大經濟體都面臨復蘇無法持續的危險。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內需重振乏力；歐洲受債務危機沖擊，不得不提前退出經濟刺激政策，經濟復蘇步伐明顯放緩；日本經濟因日元持續走強受損；而復蘇勢頭一直保持強勁的新興發展中國家,近來經濟增長也已顯著放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于2010年9月10日發出警告，全球經濟復蘇下行風險正在加大。為應付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嚴重衰退的壓力，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持續加劇。中國面臨的國際貿易環境更加復雜和艱難，出口形勢不容樂觀。

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理論淵源

在國際貿易發展的不同時期，貿易保護主義理論都為各國政府實行市場干預和貿易保護提供了理論依據。其相關理論主要有：一是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理論。重商主義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準備時期建立起來的一種經濟學說，推行的政策是禁止貨幣輸出、獎出限入、保護關稅政策和發展本國工業，其實質是貿易保護理論。二是漢密爾頓的保護關稅說。為了保護和發展制造業，漢密爾頓主張政府加強干預，實行保護關稅制度。該主張對美國政府的內外經濟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也為落后國家進行經濟自衛與先進國家相抗衡提供了理論依據。三是保護幼稚工業理論。

古典貿易保護主義是一種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是經濟落后的國家用以對抗經濟發達的國家的理論工具。而金融危機后，各國紛紛推出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是競爭性貿易保護，甚至是對高端產業的保護，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更加深遠。

國外對華貿易保護主義的現狀和特征

我國一直是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重點區域。金融危機后，一些國家對華貿易保護手段更加頻繁，保護手段更加多樣化。

（一）貿易摩擦案值越來越大

金融危機后，各國紛紛采取獎出限入的貿易手段保護國內經濟，

我國很多出口產品遭到貿易保護主義的限制，貿易摩擦案值越來越大。

2006年我國貿易摩擦涉案金額為21億美元；2007年為46億美元；2008年增至61.4億美元，2009年激增至127億美元。2010年1至8月，國外對華發起79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約100.35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6.2%和121.2%。2010年9月16日，歐盟對原產于我國的數據卡進行反補貼立案調查。該案是歐盟首次對我國出口的同一產品同時進行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三種調查，涉案金額約41億美元，是迄今為止我國遭遇涉案金額最大的貿易救濟調查（孫韶華、施智梁，2010）。貿易保護主義的日益加劇對我國外貿出口勢必造成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貿易保護手段多樣化和綜合化

貿易保護中的主要手段。全球金融危機下，我國遭到貿易救濟調查數量呈上升趨勢，而反傾銷和保障措施仍是國外對華貿易救濟調查的主要手段。

2009年國外對華發起116起貿易救濟案件，比2008年增加9起，反傾銷和保障措施是國外對華貿易救濟調查的主要手段，二者合計占對華貿易救濟調查總數的88.8%。2010年1至8月，國外對華發起反傾銷調查50起，反補貼9起，保障措施13起，特保7起，共計79起貿易救濟調查，同比增長16.2%（梅新育，2010）。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升溫，使我國解決貿易糾紛、促進出口發展面臨更大的困難。

貿易保護手段的多樣化。據世界銀行統計，自金融危機以來，全球推出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主要包括：

反傾銷。2009年9月份，阿根廷連續對我國產品發起多項反傾銷立案調查、復審立案調查和最低限價措施等。提高關稅。美國總統奧巴馬9月11日決定，對從我國進口輪胎實施為期三年的懲罰性關稅。購買本國貨。美國國會于2009年2月13日通過了總額為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其中包括：凡方案中涉及工程、建筑用鋼和其他制成品全部由美國制造。出口補貼。2008年12月，美國的通用和克萊斯勒公司獲得了政府總額為174美元的救助款。

（三）貿易摩擦國家由發達國家擴展至發展中國家

貿易壁壘成為全球性的普遍現象，不僅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也頻頻使用反傾銷措施來保護本國的企業。

2009年國外對華共啟動116起貿易救濟案件，發起國集中，阿根廷、美國和印度總計占58%，其中印度位居首位，為26起；美國次之，為23起；位居第三位的是阿根廷，為19起；歐盟位居第四位，為7起。2010年1至8月，共有17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發起79起貿易救濟調查，其中印度22起位居首位；美國次之，為14起，且涉案金額較高（梅新育，2010）。這一輪貿易保護主義正從少數發達國家向廣大發展中國家蔓延，對于復蘇仍不強勁的我國外貿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挑戰。

（四）產品范圍由傳統產品向附加值較高的產品擴展

經濟危機后，國外對華貿易救濟調查不僅涉及傳統產品，部分附加值較高的機電產品和冶金產品開始成為調點。2010年上半年，國外對華37起貿易救濟調查涉及電子、紡織、化工、建材、輕工、冶金、有色金屬、造紙和金屬制品9個行業。其中，涉及冶金的案件為8起，位居首位；其次是建材和化工，均為6起；位居第三的是輕工，為5起（見圖3）。

國外對華貿易保護主義的實質

面對經濟復蘇緩慢、強勢美元衰退，國外為轉移經濟矛盾而對華貿易摩擦加劇和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下，我們要從實質上加以認識。

（一）貿易保護主義是對被保護國的一種財富掠奪

實行新貿易保護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貿易保護國憑借所謂的國際慣例和金融規則，利用金融工具和匯率手段等合法形式來掠奪別國的財富。最近幾十年世界上先后爆發的拉美經濟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日本經濟衰退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都是發達國家借國際收支不平衡或推動匯率巨幅波動進行的國家間巨額財富轉移，而被迫接受匯率升值和國際收支調整的國家都承受了驚人的財富損失和巨大的經濟發展衰退。因而以貿易摩擦加上匯率升值的要挾在本質上也是一種掠奪，只是更為隱蔽，且持續時間更長，危害性更大。

（二）貿易保護主義使保護國承受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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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巴貿易;貿易地位;金融危機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2-0091-04

一、中巴貿易發展及貿易地位的變化

(一)中巴貿易發展概述

中巴兩國于1974年8月建交,至今已有35年的歷史。35年中雙邊經貿關系不斷加深。由于雙方的貿易互補性很強,貿易額從1974年的1 742萬美元增長為2008年的484.97億美元,年均增長25.5%。進入新千年,雙邊貿易進入穩定增長階段,2008年雙邊的貿易額較2000年增長了16倍,2004―2008年貿易額翻了兩番(見圖1、2)。

在貿易收支方面,中國則始終處于貿易逆差的位置,甚至有時中國向巴西的出口總額不及兩國的貿易逆差。數字顯示,2000年以后,中國的逆差率基本在-0.5以下,并在2003年達到最高,即-1.74,雖然之后幾年逐漸縮小,但總額依舊很大(見下頁表1)。

(二)中巴雙邊貿易地位變化情況

自1974年建交,1993年建立戰略伙伴關系以及雙方高層密集互訪,中國、巴西這兩個全球重要的發展中國家開創了“政熱經熱”的良好局面。在金融危機中,中巴間的貿易額出現了反復,但良好的雙邊貿易自動修復機制及完美的貿易互補性促使雙方的貿易地位不降反升,位于地球兩端的兩個大國貿易關系更為緊密。

1.中巴雙邊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巴雙邊經貿關系不斷發展,雙邊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不斷鞏固并有所提高,但至今巴西一直未能成為中國前十位的貿易伙伴國。

2003年,巴西成為僅次于加拿大的第十一位貿易伙伴國。在2004年由于中印關系的改善,雙邊貿易迅速升溫,中印貿易超出中巴貿易。2005年,由于中國對能源,尤其是石油資源的需求增加,中國從沙特進口的原油量大幅提高,中國同沙特的總貿易量也在同年超出中巴貿易額。之后的三年,隨著中國對巴西進口的鐵礦砂等資源量的快速增加,中巴貿易又在2008年成為繼俄羅斯和印度之后的第十一大貿易伙伴國。而中國對巴西的資源品巨大需求導致巴西從2003年開始基本位于中國進口來源地的前十位,且各年在前十位中所占的比重均有所增長。

2.中巴雙邊貿易在巴西對位貿易中的地位

中巴雙邊貿易的持續增長也促使中國在巴西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升。近幾年,中國一直是巴西在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國和出口市場。

2004年,中國成為其第四大貿易伙伴國,此后基本每兩年躍升一位。2008年以364億美元成為在巴西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國,其中,從中國的進口額也位列第二位,向中國的出口額位于第三位。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巴西同各國貿易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受鐵礦砂、石油以及飛機出口的推動,中巴貿易在危機中逆流而上,在2009年3月份中國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巴西最大的出口目標市場。4月份中國超過美國成為巴西最大的貿易伙伴國。1-8月份中巴雙邊貿易繼續穩定發展,中國成為巴西最大的出口目標市場以及第二大進口來源市場。

(三)金融危機以來雙邊貿易關系的新變化

自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同巴西的貿易額便開始下滑②。2008年10月份以前,雙邊貿易額同比增幅一直維持在86%以上 ,其中,5月份增長最為迅速,同比增幅高達110.7%,環比增幅為35.2%。受金融危機影響,從10月份開始同比增幅及環比增幅開始大幅度下滑。10月份的同比增幅由上個月的94.0%下降為57.5%,11月份繼續下滑,出現近幾年的首次負值。而環比增幅則由9月份進入下降通道,并在之后數月連續大幅下降,12月份下降幅度高達31.0%。至同年11月份同比增幅開始出現負增長,并一直維持在負值狀態。而環比增幅在連續下降4個月并在2009年1月份出現最大一次降幅后連續幾個月快速攀升,即雙邊貿易關系從2009年伊始開始逐漸升溫,貿易額增加。但是截至9月份雙邊貿易額還沒有恢復到危機爆發前的水平(見圖3、4)。

而從貿易收支的角度來看,危機暴發至今,除2009年12月外,中巴雙邊的貿易的差額延續著過去一貫的趨勢,即中國一直處于貿易逆差的位置。中國的逆差率在2009年的4月份出現了最高,為-2.0,此后,中國的逆差率逐漸減少(見圖5)。

相對于中國整體對外貿易變化而言,中巴雙邊貿易額在金融危機中所受的影響相對較小,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中國整體對外貿易呈現負增長,增長率為-13.9%,而中巴雙邊貿易雖然也呈現負增長,增長率為-7.3%,幅度明顯低于中國整體對外貿易的增幅。另外,中巴雙邊貿易相對于巴西同其他國家貿易下降額度而言,幅度并不算太大。而且由于2009年來雙邊貿易的快速恢復,在今年3月份,中巴貿易額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巴西最大的出口目的國。根據巴西發展工業外貿部統計,2009年前四個月中巴貿易額達32億美元,也超過總額為28億美元的美巴貿易①。

二、中巴雙邊貿易商品結構變化

中國從巴西進口的產品品類共1 400多種,這些產品多為資源性產品及未進行深加工的產品,主要有鐵礦石、大豆、石油和食用植物油。以2004-2007年數據進行分析,這四年中國從巴西總的進口量分別為86.7億美元、99.9億美元、129.2億美元和183.3億美元。鐵礦砂的進口量最大,4年的進口量分別是28.7、38.8、55.3和94.5億美元,其增速明顯高于從巴西進口總量的增速,其所占各年的比率也因此逐年提高。其中,中國去年從巴西淡水河谷公司進口的鐵礦石占其總產的17.4%,這個比例還在持續增長②。其他各類資源品的進口量也基本逐年提高,但比率有所波動。除資源品外的其他各類產品不僅進口量很少,而且各年波動幅度很大,偶然性很強,但大多涉及未進行深加工的產品。總體而言,資源品進口比率呈現逐年穩定提高的趨勢,其他類產品進口量很少,而且波動性很大。

與巴西向中國出口的產品不同,在2009年前4個月,中國向巴西出口的產品4 000多種中基礎產品僅占2.3%,其余的97.7%都是工業品。而且相對于巴西向中國出口集中于一兩種產品而言,中國向巴西出口的各類產品出口額相對比較平均。以2007年為例,紡織品的出口量最大,出口額僅為8.64億美元,其他出口額超過1億美元的產品包括服裝、鞋類、鋼材、塑料、焦炭和計算機。根據2007年中國商務年鑒統計的數據,中國向巴西出口的各類產品中僅糧谷、水產品、茶葉等9種產品的出口額未超過1千萬美元,其他23種產品出口額均超過千萬美元。位列前十的出口產品總出口額也僅為28.8億美元,占2007年總出口額的25.3%。各類產品的出口增長率較為穩定,位列前十的出口產品有超過一半的產品在2004-2007年中增長率超過50%。

從中巴雙邊貿易產品的結構及其變化來看,雙邊的貿易互補性很強。中國從巴西進口資源品的增長有助于分散戰略性能源與資源進口的風險,而中國向巴西出口產品多為中國有較大優勢的工業制成品。

三、中巴貿易發展趨勢分析

巴西作為拉美最大的國家,以及經濟社會綜合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發展中的市場,其巨大的消費需求以及豐富的礦產資源對中國而言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中巴同作為發展中大國,在經貿領域存在著相同的發展訴求。而中國正在實施的“市場多元化”戰略也預示著中巴雙邊貿易在世界經濟從國際金融危機中復蘇后將會有更快的增長。

(一)傳統貿易的帶動作用依舊強勁并會發揮更大作用

根據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論,一個國家生產和出口的是密集使用本國豐富的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土地等)生產的產品。中巴傳統貿易產品包括巴方出口的礦產等資源性產品和中國向巴方出口的機電類及紡織服裝類產品在今后數年將依舊是雙邊貿易的主體。巴西向中國出口中多為資源性產品,但是從比例來看,也僅占中國總進口資源品中較小的一部分。近年中國經濟的加速發展,對資源需求明顯加大,資源成為制約中國發展的瓶頸。由于受到技術水平的限制,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資源的利用效率將不會有很大的提高,中國資源的外向型需求將越來越大。巴西礦產資源豐富,主要有鐵、鈾、鋁礬土、錳、石油、天然氣、煤等。其中已探明的鐵礦砂儲量為650億噸產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鈾礦、鋁礬土和錳礦儲量均居世界第三位。對于保證我國未來的資源供應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這將成為中巴今后一段時間內雙方貿易的基礎,由此帶動整體的雙邊貿易的進一步發展。

(二)雙邊投資帶動雙邊貿易發展

目前,中巴雙邊投資額相對較少,中國對巴西的投資目前僅涉及資源類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截至2008年底,中國在巴西非金融類的直接投資累計2.17億美元,僅占中國對拉美全部直接投資的0.7%①。巴西對中國的投資也較少,除2002年巴西航空工業公司與中國航空工業第二集團公司合資建立的ERJ145系列渦扇支線飛機總裝生產線外,近幾年鮮有新的大型投資,由于雙方文化的差異巴方在中國的中小型投資總體不大,截至2008年底,巴西在華投資額為2.7億美元②,僅占其對外投資總額的1.3%,占中國利用外資的0.3%。這與中巴雙邊貿易發展程度相比,中巴雙邊投資額明顯較少,雙邊投資發展水平低,但反過來說明將有很多的發展空間和良好的發展前景。

巴西作為拉美國家的領頭羊,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的重要成員,1 180萬平方公里,約占南美洲總面積的67%;人口總數約為2.46億,約占南美洲人口總數的65%。通過簽訂的一系列產品通過巴西可以進入拉美的其他國家,從而繞開很多貿易壁壘,尤其是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拉美各國加大對中國產品的貿易限制。同時面對金融危機,歐美等國也加大了對中國的貿易保護,通過巴西市場進而擴大同整個拉美出口貿易以及繞道巴西進入歐美的成為中國各大公司的不錯選擇。據巴西《圣保羅州報》報道,除奇瑞汽車已正式在巴市場開展銷售外,中國兩家自主汽車品牌比亞迪和江淮客車都已為近兩年進軍巴西市場制訂出計劃。除此之外,兩家中國卡車生產廠商也對巴西市場表示出興趣,還有不少大型合作項目正在建設或洽談中,如武漢鋼鐵集團在2009年7月1號宣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投資興建一年產量為500萬噸鋼材的鋼廠,總投資額高達40億美元③。大型跨國企業投資、政府性投資貿易中心的建設,以及貿易洽談會的舉行,將進一步帶動雙邊文化的交流,促進彼此全面的貿易投資。

同時,巴西在信息技術服務方面有著較強的優勢,隨著新興服務貿易的展開,全球服務外包成為貿易發展的新趨勢,雙方在服務外包領域的合作將成為可能,這也為雙邊貿易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新興技術性貿易使中巴雙邊貿易不僅在量上有大幅提升,質上也將發生巨大的變化。

四、政策建議

為克服現有雙邊貿易的局限性以及此次金融危機中受到的不良影響,促進雙邊貿易在今后數年內繼續快速穩定的增長,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工作。

(一)進一步改善雙邊貿易關系,積極推動雙邊貿易與投資自由化進程。重要的是加快啟動中―巴雙邊“自由貿易區”(FTA)可行性研究,并在此基礎上開啟中巴FTA談判,加快中巴經貿一體化進程,在更大的范圍內實現中巴貿易自由化。考慮到已簽訂的8個自由貿易協定對中國同對方國家、地區貿易額的巨大推動作用,在現階段考慮同巴西更進一步經貿合作關系對兩個發展中大國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自由貿易協定將是眾多選擇中較為合適的一種。

(二)為解決大多數在巴投資的中小企業管理經驗缺乏,融資能力差以及風險意識淡薄。在現有的經貿合作區建設經驗基礎上,籌建在巴西的“境外經貿合作區”,以方便中國企業對巴西的投資[3]。同時,成立專門的中巴貿易保險公司,以降低市場不確定性。在中巴經貿發展過程中,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巴西經濟不穩定[4]。定期向相關企業進行投資環境、項目介紹,如巴方的采礦、冶煉和能源行業的,以及巴方的基礎設施建設。雙方對彼此信息的了解是擴大貿易的前提條件,通過經貿合作區的建設,貿易洽談會的開展等形式進一步促進雙方企業對彼此的了解,從而推動雙邊的經貿關系。

(三)實行貨幣互換,并在今后數年逐漸擴大互換貨幣的比例。中巴雙邊貿易使用各自貨幣(雷亞爾和人民幣)進行結算,而不再依賴美元,以避免由美元價值的波動帶來雙邊貿易的不確定性。

參考文獻:

[1] 陳楠,伊西科. 中國-巴西――貫穿發展世界的軸心[J] . 商務周刊,2009,(14):50-57.

[2] 張兵,任希麗. 中美商品貿易結構的演變以及其原因分析[J]. 國際貿易論壇,2009,(秋季號).

[3] 周升起.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趨勢與政策[J]. 東亞論文,2009,(75):12-15.

篇5

【關鍵詞】海岱地區 桑蠶絲綢起源 海陸絲綢之路 交匯

【中圖分類號】K29 【文獻標識碼】A

海岱地區是陸上絲綢之路東漸的重要地區

海岱地區是以泰沂山系為中心，主要包括黃河和淮河下游部分地區及山東半島。它東臨黃渤海，西接中原，南北分別與太湖、燕遼兩大文化區相鄰，地處中國的東方。30萬年前的沂源猿人生活在這一地區，一直到新石器時代中期，泰沂山脈北側山前地帶出現了若干群落。一部分南下成為馬家浜文化的淵源之一；另一部分北上，繁衍生息于泰沂山北側東段山前地帶，留下后李、彭家莊、前埠下等3處遺址；北上的一部分進入山東半島地區，形成典型海洋特征的白石文化，在6000年前就與遼東半島進行過文化交流，對今天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也有影響①。到北辛文化、貝丘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和珍珠門文化的時候，海岱地區的文化區系問題已相當清晰、環環相扣了。由此發現的大量考古遺址基本沿泰沂山脈邊緣的南北兩側向四周呈放射狀擴展，覆蓋山東全境（除黃泛區）。

海岱地區發現的史前城址約15座，其中13座分布在山東境內泰、沂山北麓的山前沖積平原到黃泛區之間的狹長地段、沿古濟水走向呈東西一線分布、一直到達今天山東半島的黃渤海邊，如果把這些史前遺址用一根紅線串起來，會看到一條蜿蜒曲折的長廊―“海岱廊道”把海岱地區和中原地區連接起來，使海岱文化與河洛文化及其他文化區在史前的交流成為可能并保持文化上的大致同步性②。這說明，一方面當時中華文明各系之間的交通相對通暢、區域疊加比較明顯；另一方面中華文明各系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也較為密切。這就為后期絲綢之路的繁榮和暢通奠定基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女執懿筐”、“爰求柔桑”。關于絲綢的始祖―嫘祖還是嫫母？學術界雖有爭議，但她們都是黃帝的妻子，或來自海岱地區的東夷族或來自中原的華夏族，這里都是野蠶最初發育的黃河中下游地區。③荀況的《蠶賦》和晉代的《搜神記》都將桑蠶故事定位在東方的海岱地區，考古中發現的山東青州蘇埠屯商代墓葬和濟陽劉臺西周墓葬中大量精美玉蠶也是最好力證。齊濤先生在《絲綢之路探源》一書中多次提到“黃河流域是中國蠶桑的最早發祥地”，“古代山東（古青州）是蠶桑業的重要起源地這一點已成定論，法國學者布爾努瓦、日本學者吉成武美、布目順朗以及中國的相當一部分學者都持這一觀點”。臺灣學者鄒景衡先生也認為中國蠶業的發源地是山東省。還有多元論的代表蔣猷龍先生把山東這一源頭放在重要的地位，都說明海岱地區是古代絲綢的起源地。

大量文獻表明：春秋戰國時的齊國，已是我國桑蠶絲綢生產和服裝時尚的中心。“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帶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史記?貨殖列傳》）到秦漢時期，齊地的絲織業繼續輝煌。其中漢朝在山東臨淄設立的“三服官”，每年花費數億錢（《漢書?惠帝紀》），遠超其他兩地三服官花費之和。山東生產的綺繡、羅紈、素綈、冰錦等絲綢品種，沿“海岱廊道”一路西行運往京城長安，除漢皇室自己消費一部分外，其余作為高貴禮品分賜功臣和各地來華使者、或西出長安走上絲綢之路遠銷西亞和歐洲。如漢武帝在山東河北等地出巡一次，“所過賞賜，用帛百余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史記?平準書》）。按就地取材原則，這些絲綢應出自黃河下游的山東河北一帶，出巡一次賞賜帛百余萬匹，相當于當時全國人均要生產絲織品約0.4平方米④。“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賞錦繡綺b雜帛8000匹，絮6000斤”；“前50年，呼韓邪再次入朝，賞衣110襲，錦帛9000匹，絮8000斤”；“前25年，匈奴伊莫邪單于來朝，賞錦、繡、繒、帛20000匹，絮20000斤”；公元前1年，單于來朝“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帛三萬匹，絮三萬斤”。（《漢書?匈奴傳》）這些對匈奴的賞賜并非特例，對其他來朝的國家亦是如此。如“公元前65年，龜茲使團來朝，賞綺、繡、雜繒數千萬匹”。到西漢末年，海岱地區的濟陰、川、東平、高密、魯國、北海、齊郡等地人口密度居全國前十位⑤，絲綢的生產規模和產量更是大得驚人且質量上乘。齊地的絲綢、鹽糧、鐵器等沿“海岱廊道”運到長安，在這里集散并西出陽關走上絲綢之路。上世紀初在敦煌出土的西漢時期“任國亢父V”，就是山東地區漢代絲織品的重要代表，說明海岱地區已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物質供應地。

“陸、海絲綢之路”在海岱地區交匯和發展

“海上絲綢之路”北線的開辟。“海上絲綢之路”北線是春秋戰國時期齊國開辟的、主要面向朝鮮半島和日本群島的循海岸水行的海上貿易通道。

齊國強盛時疆土包括整個山東半島（海）和泰山（岱）以東的泰沂丘陵地區，是海岱地區的主要代表。齊國充分利用丘陵和海洋優勢，“勸女工”“通魚鹽”，不僅絲綢生產質高量大，而且航海能力和造船技術在當時也遙遙領先。公元前485年的齊吳大海戰時，吳水軍已有了三翼，“大翼廣（寬）一丈五尺，長十丈（可載士卒90多人）”、“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越絕書?逸文》）。這些狹而長的多帆戰船，如遇順風順水，可以船行如風的⑥。《史記》載：吳“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如果沒有巨型而堅韌的戰船、嫻熟的航海技術，自然是做不到在海上航行并進行大海戰的。雖然種種原因現在還找不到齊的造船廠遺址，但能敗吳的齊國造船水平至少不會低于吳。所以，齊被冠以“海王之國”一定是有其航海技術支撐的。

齊曾一度是我國海上航行的霸主，控制了環山東半島及渤海航線，開辟了“循海岸水行”直通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的“海上絲綢之路”北航線；向南控制了遠達東海和錢塘江的航線⑦，與海絲南航線接通，使南方的貨物、甚至南亞、西亞、地中海地區的奇石異物也能轉運北上來到中國腹地。如山東青州戰國西辛齊王墓和臨淄西漢齊王墓內都發現了近東風格的列瓣紋銀豆，與伊朗考古發現的前9～前6世紀的埃蘭銀器，藝術造型如出一轍，這說明海岱地區與前6～前3世紀的西亞已經有了一定的聯系。參考廣州漢代南越王墓中發現的13件香薰爐、波斯銀盒以及非洲象牙等物品，說明先秦時期吳越貴族和齊國貴族是通過南北航海貿易獲得南亞、西亞甚至非洲和地中海地區貨物的可能性較大⑧。而分布全國各地戰國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前6～前3世紀地中海東岸產品），也應該是以同樣海運方式來到齊國，再沿“海岱廊道”往西流往河南、陜西、四川等地。因為連接南海與西南地區的“靈渠”一直到秦始皇時期才開鑿，之前南洋來的貨物不太可能從陸地經西南來到中原。

“海上絲綢之路”北線到秦漢時期，因秦始皇兩次派徐福東渡尋仙藥、漢武帝七次從山東半島出海巡游、并于前109年“從齊浮渤海，兵五萬”北擊朝鮮說明：這條“海上絲綢之路”北航線已被官方作為與朝日交流的干線了。

海岱廊道連接陸海“絲綢之路”在唐宋時期達到。與南北朝大致相同時間的是公元四世紀西方拜占庭帝國的興起，“公元301年，運到亞歷山大的絲綢，幾乎與黃金等價。國王下詔把每磅生絲的價格定位274個金法郎。到查士丁尼（527年～565年）時代，……每盎司普通絲綢的價格提高到340.56克黃金，絲綢的價格要比黃金高出十幾倍。所以有許多人爭相逐利，包括平民與國王”⑨。這時期的波斯使節與商人一直源源不斷地與統治黃河中下游的朝廷進行溝通，來做絲綢貿易。因此，雖然這一時期社會動蕩、朝代更替頻繁，但每個朝廷都十分重視絲綢業的發展。

山東青州出土的9塊北齊線刻畫像石，形象地再現了古青州與高鼻卷發的西方人進行絲綢貿易的場景；青州博物館一件南北朝時期的佛像，其腳上穿的一雙鎏金方口履鞋，與新疆民豐出土的織錦履鞋，形制上也極為相似，被專家認定是山東與新疆和西亞密切商貿的力證。

東晉高僧法顯于公元399年從西安出發，沿絲綢之路西行印度取經，413年從海上絲綢之路東歸青島嶗山，第一次將陸海絲綢之路交匯于海岱地區。當然，法顯大師沿海岱廊道“來青州一冬一夏”，又西行到徐州，卻因戰亂而沒能最終到達長安而遺憾終身。這說明連接陸海絲綢之路的海岱廊道順暢與否，與國家的和平安定休戚相關。

隋朝結束了南北朝對峙分裂的局面，并派人遠征西域，東征高麗和流球，將絲綢之路向西跨越咸海，伸延到里海沿岸；向東將絲綢之路經海岱廊道與通往朝日的海上絲綢之路緊密連接。

到盛唐時期，陸、海絲綢之路的交匯出現了北線、南線等多條線路，中外交流達到歷史高峰，中朝、中日之間的交往是最大亮點。據史料記載，從公元七世紀初至九世紀末，日本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北線向唐朝正式派出十九次每次約400人的遣唐使團來華學習、交流；新羅國作為唐朝的近鄰，關系更為密切，新羅國以“各種名義向唐派出使節126次”，唐“向新羅國派使節34次，雙方共160次”⑩。他們大多借助成熟的海上絲綢之路北航線經膠東半島的萊州、板橋鎮到達中國，然后再轉陸路“經青州―兗州―曹州―汴州（開封）―洛陽，最后到達長安”。當然，這一時期南方的揚州、寧波等港口也開辟了穿越東海直達日本的航線，但由于造船技術和對季風規律認識的局限，從南方各港口穿越東海直達日本還是經常發生船毀人亡的事件。如《鑒真東渡日本》載“然東海風驟浪高，或船覆，或糧匱，或失向，歷十二載，五渡未成”。所以，南方大批去高麗和日本的商船更多還是北上取道成熟的“海上絲綢之路”北線，循海岸水行經遼寧半島到朝鮮和日本。

為更好管理貨物和對外貿易，宋元v三年（公元1088年）在膠州板橋鎮設置市舶司（海關）。這是北方唯一設置過的市舶司，其進出口貨物量“必倍于杭、明二州”（《宋史?食貨志下?互市舶法》）。2014年版的《膠州古板橋鎮遺址出土文物圖集》再現了古板橋坊的繁榮，來板橋鎮港的不僅有韓日商人、也有東南亞、西亞的商人，他們從海外帶來貨物在這里銷售或中轉，然后再裝上他們需要的中國絲綢、陶瓷等產品回國。直至南宋末年，板橋鎮還保持著海上物資集散中心和海外轉口貿易兩大傳統優勢。而海、陸絲綢之路在海岱地區的交匯發展也達到鼎盛。

元明清時期海岱地區的絲路交匯發展開始衰退

蒙元時代疆域遼闊，與各國外交往來頻繁，各地派遣的使節、傳教士、商人等往來于陸、海“絲綢之路”。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被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三次西征“摧毀了橫亙于東西方傳統貿易之路上的種種障礙，為蒙元時期絲路貿易提供了比較有利的社會環境”。在東方，元順帝通過“立膠東行中書省及行樞密院，總制東方事”（《元史?卷四十六?本紀第四十六》），加強對東北亞朝日的貿易、軍事管理。

元之后中國已形成南方是經濟中心、北方是政治中心的格局。南方的絲綢生產也超過黃河中下游地區，山東地區的絲綢業開始走向衰退成為絲綢生產的二類地區。但是，隨著元朝海運漕糧逐漸取代傳統運河漕運成為南糧北運的主要方式，山東半島因海運而地位上升。

連接山東半島和中原的海岱廊道被元明清繼承，并隨時局的變化而略做調整：一是隨著京城從開封轉移到燕京（今北京），徐州―濟南―德州―燕京的南北干道取代了宋代以前東西主干道的位置；二是隨著海運漕糧重要性的提升，三條海路航線都必須經過山東半島轉到燕京，或者從膠州板橋鎮（或萊州）轉陸路―青州（或諸城）―濟南―德州―燕京，或者直接從山東半島到天津港再轉陸路直達燕京。所以，無論是南北交通大動脈還是東西交通大通道，它們都要經過海岱地區，并在此進行交匯、融合，展現出與其他時期不同的文化特色。而海岱地區沿途也因此形成一系列著名的商貿核心城市，對全國經濟產生重要影響。如淄博的“周村”，晉代還只是個鑄錢的小鎮，到元明清時成為北方絲綢產品的重要轉運城市，居山東四大商業重鎮之首。唐宋時期的板橋鎮市舶司，到元明時期因膠萊運河從這里通過，使海河陸貿易交匯于此，膠州因此而繁榮富足，被稱為“金膠州”。這些海岱廊道上的重點城市，都是“陸海絲綢之路”上閃亮的珍珠，一直到今天依然發揮著“一帶一路”雙向橋頭堡的重要作用。

結語

當然，由于清王朝整體奉行的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政策，所以無論是陸上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都處于歷史低潮。的炮火使得海上絲綢之路彌漫著腥風血雨，千年古航道輝煌不再。海岱地區絲綢之路的交匯發展也遭到空前破壞。

總之，從史前開始萌芽的海岱廊道到秦漢時期完全成熟，它與絲綢之路西部的天山廊道東西呼應，成為山東絲綢生產重地向西安匯聚的重要東方廊道；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向東與海上絲綢之路連接、廣泛傳播至日韓、最終形成亞洲儒家文化圈的重要通道。梳理海岱廊道的形成與發展可以為我們今天“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提供歷史上的借鑒，因為認識歷史也就是認識我們自己、認識我們的未來。

（作者分別為青島理工大學副教授，青島理工大學教授；本文系2015年山東省人文社會科學課題“絲綢之路在山東的交匯衍生與發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5-ZZ-SH-01）

【注釋】

①煙臺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山東煙臺白石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2年第7期。

②戚松安：“試論河洛與海岱地區史前文明交流的格局、途徑與歷史背景”，《中州學刊》，2010年第3期。

③王云鵬，莊明軍：“青州西辛戰國墓出土金銀器對草原絲綢之路的佐證”，《濰坊學院學報》，2012年第3期。

④姜穎：《山東絲綢史》，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第81頁，第243～244頁。

⑤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1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第333～340頁。

⑥⑦王崇煥：《中國古代交通》，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88～89頁，第133頁。

⑧程愛勤：《古代中印交往與東南亞文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234頁。

⑨孫玉琴：《中國對外貿易史》（第1冊），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4年。

⑩楊昭全：“唐與新羅之關系”，《中朝關系史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第11頁。

[日]中村新太郎：《日中兩千年》，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2頁。

篇6

關鍵詞：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競爭力； 動態演化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4-0256-06

引言

20世紀中期以來，為了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保持競爭優勢，越來越多的企業將部分非核心業務委托給內部分支機構或外部企業，從而使自身能夠集中精力于企業的核心業務能力，以便使企業能夠獲取更強的競爭優勢。外包這個概念最早是由美國管理學家加里·哈梅爾（Gary Hamel，1990）和C·K.普拉哈爾德（C.K.Praharad，1990）于1990年發表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的《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一文中提出。在過去的幾十年里， 外包已成為當前企業界與理論界關心的熱點。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外包這種“通過合同契約將企業內部一些反復開展的活動和決策權轉移給外部提供者的行為”逐漸從制造業向服務業拓展延伸。這不僅是因為制造業的跨國公司逐漸轉變為服務型的企業，貿易投資一體化的發展為新興發展中國家大量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提供了可能。服務貿易本身的迅速發展也為服務外包的日益盛行奠定了基礎。在這一背景下，作為服務產業全球分工的重要載體——服務外包的發展日益呈現出規模化、多樣化和高端化的新特點。

服務外包日趨成為服務業轉移的主要形式，而金融服務外包特別是離岸外包成為國際服務業轉移的重點。金融服務外包是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將原本由自身處理的某些事務或業務活動委托給本機構以外的第三方進行處理的經營方式。從全球范圍看，金融服務外包行業正處于行業生命周期的高速成長期，而中國的金融服務外包卻處于起步階段。根據《中國BPO服務外包市場分析報告》稱，到2008 年底，中國金融服務外包市場規模僅為48億元人民幣，而美國同期市場規模為97 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為654 億元，也就是說中國金融服務外包市場規模不及美國市場規模的7.4%。但中國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勢頭迅猛，2004—2008年中國BPO內需市場年增長率超過了20%，以金融服務外包為主業的外包公司近年來正處于快速擴張期，年均增速在100%左右。

2008年9月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金融服務外包的發展。許多跨國金融機構陷入危機之中，不得不調整其經營戰略，將部分非核心業務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從而加速了金融服務外包業的全球轉移。來自計世資訊（CCW Research） 的研究報告顯示，2010 年中國金融IT 外包服務市場規模為74.57 億元，同比增長21.03%，2011—2014 年中國金融IT 外包服務市場的復合增長率將達到22.91%。畢博管理咨詢公司總經理彼得？郝勒維茨認為，到2015年中國和印度將成為全球金融服務外包業的中心。國際環境的變化更需要中國提高金融服務外包競爭力來迎接這一挑戰和機遇。

因此，本文試圖從企業微觀的角度，構建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演化模型，提出了競爭力各階段的優化策略，并結合中國、印度、美國金融服務外包的實踐，驗證了該模型的正確性。

一、文獻回顧

國內外對服務外包的研究相對比較成熟，但對金融服務外包的研究相對滯后。許多學者和專家主要從以下四方面研究金融服務外包問題：金融服務外包內涵和動因的研究；金融服務外包決策的研究；金融服務外包與績效關系的研究；金融服務外包風險管理的研究[1～2]。本文對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進行文獻綜述和評價。

（一）金融服務外包概念的研究

金融服務外包是服務外包的內容之一。服務外包的概念本身就存在許多爭議，因此，相應的金融服務外包的概念也存在不同的解釋。按照國際清算銀行 （BIS）所屬的巴塞爾銀行業監管委員會（BCBS）與國際證券委員會組織（IOSCO）、國際保險業監管協會（IAIS） 組成的聯合論壇 2005 年的《金融服務外包》的定義，金融服務外包是指“受監管實體持續地利用外包服務商（為集團內的附屬實體或集團以外的實體）來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擔的業務活動[3]。

此外，王慶喜認為金融服務外包是指金融企業到境外投資，為降低成本和縮短投資回收期而將非核心流程分離出來，打包給當地企業的操作方式。在這種新的經營管理模式中，金融企業通過利用“外部專業化資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以取得更大的競爭優勢[4]。

（二）金融服務外包國家競爭力研究

通過文獻梳理，現有的關于國家競爭力的研究主要體現在承接金融服務外包國家之間的競爭力比較方面。

趙蓓文（2010）從“后危機時代”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出發，運用價值鏈理論與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對中、印承接金融服務離岸外包的國際競爭力加以比較。通過研究“后危機時代”中國承接金融服務離岸外包所面臨的挑戰與機遇，對世界主要城市金融服務離岸外包發展的環境進行比較研究，進而提出中國必須從比較優勢上升到競爭優勢，充分發揮政府在提升國家競爭優勢中的作用，以“揚長補短”的方式提高中國承接金融服務離岸外包的國際競爭力[5]。

闕澄宇（2010）從接包競爭力的基本決定因素（基礎要素、過程要素和環境要素）入手，逐項分析比較中印兩國在接包能力上的具體差異。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僅在電信、網絡基礎設施和國家環境方面優勢明顯，而在企業質量體系認證、從業人員英語水平、軟件人才培養模式、知識產權保護與信息安全以及稅收政策等方面仍與印度存在一定差距[6]。

（三）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競爭力研究

1.關于金融服務外包行業競爭力的形成研究。已有文獻關于金融服務外包競爭力的形成原理的研究主要是運用波特的鉆石模型。如王婧（2011）結合鉆石模型分析了金融服務外包競爭力的形成因素，如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知識和技術[7]。

魏倩、王正明（2009）通過鉆石模型對中國服務外包產業競爭力的分析發現，中國服務外包產業有著很大的發展空間和明顯的競爭優勢，但在高級人才要素、知識資源、服務業基礎、企業競爭能力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8]。

2.關于金融服務外包競爭力影響因素的研究。國外的文獻主要從發包方角度，探討向承包方發包的主要影響因素。類似文獻很多，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各研究機構和管理機構對外包的驅動因素進行了調查和研究。波士頓咨詢集團對100多家公司的外包行為進行的調查、美國外包機構和歐洲中央銀行對BPO動機進行的調查中， 都認為外包的主要原因是實現規模經濟（獲取成本優勢） 。

國內的文獻主要立足于承包方角度，著重分析金融服務外包競爭力的影響因素。劉貝（2011）提出影響承接離岸金融服務外包的四大方面因素：成本因素、產業基礎和環境支持、市場機遇。并以此為框架分析了大連承接離岸金融服務外包的競爭力[9]。高健華（2011）指出承接離岸金融服務外包影響因素有勞動力成本、基礎設施條件、宏觀經濟環境穩定性、 教育和培訓、承接金融服務外包相關經驗、業務成熟度、技術準備和創新能力[10]。

鄂麗麗（2008）將影響因素定義為外生因素、催化因素和商業環境因素。外生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政策、國家風險以及基礎設施因素；催化因素包括地理距離和時區差異、文化兼容性、人力資源儲備以及語言環境因素。商業環境因素主要包括成本因素、知識產權保護和信息安全、服務提供商的技能因素[11]。

3.關于金融服務外包行業競爭力的評價研究。以往關于金融服務外包競爭力的研究多集中于評價體系的構建和在此基礎上的接包地之間的比較評級方面。

高健華（2011）利用金融服務外包的8個影響因素來構建金融服務外包競爭力的二級指標，并進一步細化出17個三級指標，通過運用模糊層次分析法進行科學性的分析和論證，對各級指標進行賦權、計算和整合，最終得到一個完整的離岸金融服務外包承接地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并嘗試著對所選十六個樣本國家的綜合競爭力進行排名。排名前三名的分別為印度、中國和加拿大。

任征宇（2011）對武漢市服務外包產業現狀進行了分析，運用SWOT 的分析方法，找出目前武漢市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優劣勢，面臨的機遇及潛在的威脅，同時對比武漢市同其他服務外包一線城市在服務外包產業競爭力方面的差距，針對差距提出了提升武漢市服務外包產業競爭力的路徑[12]。

4.關于金融服務外包行業競爭力的提升策略研究。這類文獻數量較多，王婧（2011）、任征宇（2011）、劉貝（2011）等都提出了金融服務外包行業競爭力的提升策略。

（四）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競爭力研究

關于企業競爭力的研究汗牛充棟，大量文獻探討了企業競爭力的來源、影響因素、關于企業競爭力的評價研究也取得了很多典型成果。將金融服務外包這一屬性附加在企業層面，涉及的文獻數量非常有限。國外文獻主要從發包方的角度，探討金融企業面臨的挑戰和績效管理問題[13～16]。

從微觀層面，有些文獻定性的分析了金融外包企業現狀并提出發展策略。但關于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的形成原理、競爭力的動態演化問題，企業競爭力評價的文獻基本未見到。

可見，當前國內外有關金融服務外包的研究中從中觀的行業角度進行的非常多見，從宏觀的國家角度進行的研究數量較少，從微觀的企業角度進行的研究則很少。關于企業競爭力的研究成果豐富，但結合金融服務外包的特質的研究則明顯不足，服務外包企業競爭力的形成機理、動態演化規律和外包企業層面的競爭力評價研究尚存在空白，亟待深入挖掘。

二、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競爭力系統的動態演化概念模型

金融服務外包企業是一個有生命力的有機體，成長和發展是外包企業所追求的永恒主題，任何一個企業從其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有追求成長和發展的內在沖動。金融服務外包企業在規模成長、成熟度提高的過程中會經歷具有不同特點的若干個競爭力的發展階段，這要求企業要在各個方面實施不斷的變革與之相適應。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與企業特定成長階段適應性的強弱，關系到整個企業的應變能力和管理效率，直接影響著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經營效果的好壞和目標的實現，只有適應企業特定成長階段的具體情況，根據各階段競爭力的主導要素的特點，有針對性地提高相應的競爭力，才能促進金融服務外包企業健康持續地成長與發展。

該動態演化概念模型（RCCD 模型）是由四個有機部分構成的：坐標軸、競爭力的演化曲線和競爭力的四個構成階段

（一）坐標軸

1.金融服務外包企業成熟度是橫坐標。該競爭力動態演化模型的橫坐標表示的是外包企業成熟度。結合外包企業的實際情況，可以根據相關認證的數量和質量確定外包企業的成熟度。中國對于服務外包企業的相關認證包括：開發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CMMI）、開發能力成熟度模型（CMM）、人力資源成熟度模型（PCMM）、信息安全管理（ISO27001/BS7799）、IT服務管理（ISO20000）、服務提供商環境安全性（SAS70）、國際實驗動物評估和認可委員會認證（AAALAC）、優良實驗室規范（GLP）、信息技術基礎架構庫認證（ITIL）、客戶服務中心認證（COPC）、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認證（SWIFT）、質量管理體系要求（ISO9001）、業務持續性管理標準（BS25999）等相關認證。根據金融服務外包企業通過認證的數量、級別和維護、升級的情況，來確定企業的成熟度。

2.金融服務外包企業規模是縱坐標。縱坐標表示的是服務外包企業的規模，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規模是指勞動力、生產資料和產品在企業集中的程度。生產要素組合的不同層次和不同方式，形成不同類型的企業規模。依據不同的劃分標準（可按職工人數，生產能力，固定資產價值等標準），可以把金融服務外包企業分為大型企業、中型企業和小型企業。

（二）競爭力的演化曲線

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競爭力的動態演化曲線是指隨著外包企業成熟度的變化和企業規模的變化，外包企業競爭力動態移動的軌跡。在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競爭力演進模型中用黑色的粗線來表示（見圖1）。

第一階段的外包企業競爭力曲線可以描述為：隨著金融服務外包企業成熟度從不成熟逐漸起步，服務外包企業的規模從小逐漸增大，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逐漸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提高邊際是逐漸增加的。此時外包企業的成熟度和企業規模是相輔相成的，此時企業競爭力提升的速度也是最為明顯的，這說明在第一階段中外包企業競爭力提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第二階段的外包企業競爭力曲線可以描述為：隨著金融服務外包企業成熟度進入到中等程度的成熟度范圍，服務外包企業的規模逐漸由中型企業向大型企業邁進，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繼續提高，但是競爭力的提高邊際是逐漸降低的。換句話說，由于外包企業成熟度增加帶來的企業規模的擴張速度是逐步減慢的，此時企業競爭力提升速度仍在加速，但是相對于第一階段外包企業競爭力在提升的難度上加大了。

第三階段的外包企業競爭力曲線可以描述為：隨著金融服務外包企業成熟度從中等成熟度向高等成熟度發展，服務外包企業的規模已經成為大型企業，總體上來說，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保持在很高的程度，但是該企業的競爭力是先升后降的。換句話說，由于外包企業成熟度增加所帶來的企業規模的擴張速度是加速減慢的。這是由于規模效益曲線的作用，因為企業規模擴張到經濟規模這一點，企業的生產運作成本就會出現拐點，即隨著企業規模的增加，企業的生產運作成本是逐漸降低的，但是隨著企業規模的進一步增加，企業的生產運作成本開始下降。規模經濟的作用同樣適用于金融服務外包行業。這說明，金融服務外包企業不會因為企業成熟度的進一步提高而實現企業規模的擴張。經濟規模這個拐點出現在第三個階段，令企業的生產運營成本開始增加，企業開始考慮是否通過將部分自營的業務外包給其他的專業提供商而減小規模。可見在第三階段企業提高競爭力的難度進一步增加。

第四階段的外包企業競爭力曲線可以描述為：隨著金融服務外包企業成熟度進入高度成熟階段，服務外包企業的規模成為大型企業，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總體來說仍然能維持在很高的程度，企業競爭力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降低。換句話說，由于外包企業成熟度增加帶來的企業規模的擴張速度是逐步減慢的。為了規避規模經濟作用的進一步加劇，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規模必然進行要削減，同時企業的成熟度已達到高度成熟度，這使企業開始進行轉型，原有的一部分競爭力隨著轉型而削弱了，與此同時，外包企業開始關注全新競爭力的培養。從而使企業競爭力的曲線實現縱向平移。這說明同等的企業成熟度條件下，企業規模可以較從前有所增加，企業的競爭力也會有改進。在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競爭力演進模型中用灰色的粗線來表示（見圖1）。可見企業競爭力在演化階段不是固定不變的，如企業所處外包行業具有差異性，則可能導致企業競爭力演化曲線的縱向平移或角度旋轉。

（三）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競爭力的四個演化階段

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競爭力動態演化模型假定，企業在生命周期中（發展、成長、成熟、衰退）每一階段中的競爭狀況是不同的。在該概念模型中，通過三條平行的縱向虛線，將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劃分為四個演化階段（見圖1）。該四個階段分別為資源競爭力階段、能力競爭力階段、核心競爭力階段和動態競爭力階段。四個階段并沒有明確的界限，其中資源競爭力階段的企業競爭力水平最低，后一個階段的競爭力要優于前一個階段的企業競爭力，動態競爭力階段則是競爭力最高的階段。一般來說，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提升是逐層實現的，但超常規的發展，也可以使企業競爭力實現跨越式增長。

1.競爭力的第一階段為資源競爭力階段。在資源競爭力階段（Resource Competitiveness Stage），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主要來自于企業有價值的、具有相對比較優勢的資源，企業通過資源的使用和管控而產生成本競爭優勢。金融服務外包企業之間在資源的擁有和控制方面存在著差異，金融服務外包企業有了資源優勢就會產生競爭優勢。

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競爭力處于該階段，企業的競爭優勢主要來源于該企業使用或支配的資源。企業要在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就需要開發利用具有價值性的非流動性資源，特別是開發利用非物質性的無形資源，它們往往能夠為企業帶來無可比擬的優勢。

2.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競爭力的第二階段為能力競爭力階段。在能力競爭力階段（Capability Competitiveness Stage），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來自多種資源的有機整合技能。競爭力就是企業和企業家設計、生產和銷售產品以及服務的能力。與競爭對手相比，其提供的IT、BPO服務的價格和非價格的質量等特征更具吸引力，金融外包企業通過快速響應能力、數據和信息安全能力、質量管理能力建立起競爭優勢。

3.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競爭力的第三階段為核心競爭力階段。在核心能力競爭階段（Core Competitiveness Stage），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來自多種技能的有機整合。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最關鍵的是要獲得市場的占有率，市場占有率的關鍵問題是要跟蹤發包商的服務創新的趨勢和發展方向，保持持續的服務創新能力，行業解決方案的交付能力和雄厚的人力資源供應能力。

4.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競爭力的第四階段為動態競爭力階段。在動態競爭力階段（Dynamic Competitiveness Stage），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是隨著環境的動態變化，企業適應、集成和重構組織、資源以滿足環境變化要求的能力。根據蒂斯和皮薩諾的看法，“動態”是指為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金融服務外包企業必須具有不斷更新自身能力的能力。動態競爭力是為克服企業資源惰性和核心能力剛性而提出的，它強調了前三個競爭力階段中所忽略的一個關鍵方面即“動態”。動態競爭力突出了企業間競爭的動態性，強調“暫時的先動優勢”以及“競爭規則的改變”，是企業獲得高于平均水平利潤率的關鍵。

三、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競爭力的動態演化過程的優化策略

本文構建了一個與外包企業競爭力發展、演進相關的四個階段模型，該模型顯示金融服務外包企業在謀求競爭力提高的同時可能會出現惡性循環。因此外包企業在特定的競爭力階段，不僅要考慮如何外包，更要考慮隨著企業成熟度和規模的變化，競爭力的內涵和要素也要隨著改變。競爭力演化階段模型可以幫助外包企業明確企業在那些特定規模和成熟度條件下，選擇適當的策略來提升企業競爭力。該競爭力演化模型的四個階段應分別采取以下策略：

（一）資源競爭力階段的競爭力提升策略

金融服務外包企業列出各類資源清單，列出企業目前擁有或可能獲得的資源。尋找資源缺口，確定需要獲取和掌控的有價值資源。運用投入產出比來分析資源的利用情況，進行有效的資源整合，積極謀求企業運營效率的提高。

（二）能力競爭力階段的競爭力提升策略

先建設管理能力，而后建設功能性能力，最后建設技術能力的策略。只有在通過運用有效的管理策略和功能性能力獲得市場生存機會后，金融服務外包企業才能逐步建立起技術能力，特別是進行原創性技術創新的能力。在管理能力方面，要求企業家和高層管理團隊具有發現市場機會和形成合理戰略的能力，同時具備有效執行戰略的能力，能夠將包括投入要素、生產手段、市場策略、產業機會等多種資源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從而建立起企業穩定贏利的基礎。

（三）核心競爭力階段的競爭力提升策略

服務創新策略。中國外包企業可以創新性地向更細分的外包專業市場發展，比如圖像處理、數據管理、E-banking服務等，發揮自身靈活的特點，及時提供有特色的或專精式服務。將移動、互聯網、云計算、軟件開發測試綜合在一起，完全可以成為新的服務應用整體解決方案。

開啟國際化的營銷經營策略。外包服務商可通過與國際金融企業合作、合資、海外并購、承接高端項目等方式，不斷提高服務效率，開啟國際化的營銷經營策略。

（四）動態競爭力階段的競爭力提升策略

1.重組企業資源，進行流程再造。為了獲得和保持未來的長期競爭優勢，外包企業需要不斷尋找新的資源或運用現有資源的新方式。資源重組是企業以新的方法運用現有資源，是重新構造企業的資產結構、完成企業轉型的一種新方式，是一種漸進式變革，是提高企業動態競爭力一種有效途徑。

2.打造持續的學習能力。學習的目的是提高外包企業的應變能力，學習的核心在于利用變革的動態本質來構建一系列的競爭優勢。對于外包企業來說，學習的本質是通過模仿和實驗，更快、更好地完成任務和識別新的業務外包機會。如果企業的學習能力被削弱，學習的效果就會偏離企業的目標，不利于企業的發展。企業學習的過程不僅僅通過模仿和個體的競爭來進行，也通過個人之間理解復雜問題的合作效應來進行。

3.保持戰略柔性。戰略柔性是塑造企業動態競爭力的另一個基本途徑，一方面，競爭環境中非連續性限制了線性管理方法的應用，要求企業戰略做出相應的調整；另一方面，企業的戰略邏輯、戰略意圖、動態競爭力管理過程等要素的變化也需要較長的動態反應時間。事實上，保護和培育戰略柔性有助于企業更輕松、更有效地應付環境的不確定性，使企業保持足夠自由行動的能力，降低企業的迷失程度。

四、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競爭力動態演化模型的應用

結合金融服務外包的實際狀況，運用競爭力動態演化模型來分析、判斷當前中國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階段，并提出提升競爭力的相關策略。

（一）本土、印度、美國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規模和成熟度分析

1.中國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規模小，成熟度較低。本土金融服務外包提供商的營業規模普遍較低。據IDG（美國國際數據集團）統計，到2008年底，中國金融服務外包市場規模僅為48億元人民幣，而同期美國為97億美元。中國金融服務外包市場不及美國的7.4%。從金融行業服務外包滲透率來看，中國也處于較低水平，金融行業服務外包支出僅占整體金融業運營支出的0.53%，而在同期美國則達到1.86%。

本土金融服務外包提供商的人員規模普遍較小。2010年底已經超過萬家，小企業占90.3%，領軍企業所占比例只有1%。東軟集團曾有兩萬多員工，而2010年東軟將專門從事服務外包的人員單獨進行了統計，服務人數降至不到1萬人。中國服務外包企業利潤率總體水平仍然比較低下，平均利潤率只有8%左右。中國本土金融服務外包提供商產業組織和管理較不成熟，專業資質普遍較低。

2.印度的金融服務外包企業規模較大，成熟度較高。印度金融外包業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高速發展。目前，印度金融服務外包的提供范圍擴展到信息類業務、人力資源管理等更具戰略性的領域，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將業務流程整體外包給印度企業。花旗、渣打、匯豐等大型金融集團已在印度設立了10多個處理中心，這些處理中心規模增長迅速。如渣打銀行全球共享服務中心為渣打銀行在全球56個國家的分支機構提供統一的、標準化的后臺業務支持，可以對全球各個分支機構業務運營情況進行比較和評價。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將各種數據管理、呼叫中心、客戶服務等遷移到印度，有效地促進了印度的產業升級和現代服務業發展。在銀行業中，金融服務外包已經涉及到批發銀行、金融市場分析與交易等多種高端業務。印度軟件外包企業有3 000多家，從業人員50余萬，其中，前10家外包企業人員規模多在1萬人以上，印度的著名軟件企業 Infosys，全球人員規模高達8萬人[13]。

截至2004年11月，中國、印度通過CMM認證的企業數量（如表1所示），可見印度外包企業的成熟度要遠高于中國的外包企業 。

3.美國的金融服務外包企業規模大，成熟度高。在服務外包市場中，美國企業不僅是發包商，也是承包商。根據服務外包合同總額，2008年全球前十名中有六家是總部設在美國的企業。美國服務外包提供商還在其他國家和地區設立公司，成為當地服務外包提供商的佼佼者。2008年以來，受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服務外包呈現一定的下降趨勢，美國服務外包項目合同總額2007年下半年為173億美元，2008年上半年為146億美元，2008年下半年為132億美元，但仍然保持比較穩定的發展[17]，在市場動蕩、新一輪產業升級和調整中孕育著新的發展機遇。

（二）本土、印度、美國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演化階段判斷

“全球外包一百強公司”名單分為兩大類別：一類為已經發展成熟的大型公司（共65家“領導者”），另一類為行業中迅速成長的明星公司（共35家“新星”）。這些企業分布在從印度、俄羅斯，到愛爾蘭、中國等全世界各地。

1.大量本土企業的競爭力處于資源競爭力階段，領導者處于能力競爭階段。在258頁圖 1 中，處于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白色橢圓表示的就是中國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所處的階段。中國的大部分本土金融服務外包企業規模普遍偏低，成熟度不高，處于競爭力演化模型的第一階段，即資源競爭力階段。本土少數上規模的外包企業和在中國從事金融服務外包的跨國公司分支機構處于競爭力演化模型的第二階段部分。

中國金融機構開展外包活動，可以有效地利用外部資源、集中資源于自身核心業務、縮短新產品或新業務推向市場的時間、降低了成本。中國金融服務外包仍以低端ITO業務為主，較少承接BPO等高端業務，且業務內容相對簡單。以重復性強的基本后臺處理業務為主，如數據加工、單據審核、IT服務等低端業務，大部分職能型業務如財務、人力資源、采購等金融市場的研究和數據分析、批發銀行、保險理賠等前臺高端業務外包很少。對外包業務提供商的價值定位主要在短期人力和技能等資源提供方面，通過長期合作實現流程優化、業務創新以及改善運營模式等長期目標的戰略外包較少。實踐證明，中國大部分本土金融外包企業競爭力較差，這與其所處資源競爭力階段不謀而合。充分利用資源組合，努力降低成本才是大多數本土企業應該考慮的。

2.大部分印度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處于能力競爭力階段。印度的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主要處于第二階段，即能力競爭力階段（如258頁圖 1 灰色的橢圓所示）。印度的外包企業集中的主要城市和地區是班加羅爾、孟買、海德拉巴等。印度外包企業服務的主要市場以歐美市場為主，美國市場為最大客戶。印度的金融服務外包領導企業的競爭力則位于核心競爭力階段。

印度已經進入由BPO向KPO發展的階段，但隨著服務外包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和產業鏈趨于成熟，成本因素所占比重下降并逐漸淡化是一種必然趨勢。作為發包方，固然會注重成本因素，但接包國的文化氛圍、商業環境和技術水平等因素亦很重要。所以印度外包企業的快速響應能力、服務能力、質量管理能力都會產生相對于競爭對手的競爭優勢。一般來說，印度外包企業的競爭力要優于中國本土的企業。

3.部分美國企業處于核心競爭力階段，全球領導者位于動態競爭力階段。美國的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競爭力主要處于第三階段和第四階段，即核心競爭力階段和動態競爭力階段（如258頁圖 1 黑色的橢圓所示）。通過“全球外包一百強公司”的歷年榜單就可以看出美國企業在領導者中占有最大的份額，IBM公司、HP公司、Accenture公司、Wipro 科技等公司多年一直排在榜單的最前端。微軟公司作為全球領導者的美國企業，更加關注自身所處環境的變化，在核心業務方面更加專注，在提供客戶服務和支持方面，則與其他企業形成戰略聯盟的形式開展眾包，在員工技術支持和生產業務，全部進行離岸外包。此外，全球領導企業將分支機構和子公司設在多個國家。2011年中國評選的最佳在華跨國發包企業5家上榜，微軟、IBM、HP、埃森哲都列于榜上。

可見美國服務外包企業的實力強勁，它一方面通過服務產業轉移，依靠其強大的競爭力，通過分支機構或子公司來承接發展中國家的外包業務，加速在發展中國家進行外包滲透，另一方面它們根據環境的變化，動態調整外包承接商所在的國家或地區、外包的業務范圍，通過強大的知識和技術實力，控制服務外包產業價值鏈的最高端。所以美國領軍級的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競爭力處于動態能力競爭力階段實至名歸。

參考文獻：

[1] 吳國新，高長春.金融服務外包研究綜述[J].國際商務研究，2009，（5）：31-38.

[2] 姬大鵬.金融外包問題研究綜述[J].河南社會科學，2010，（9）：147-149.

[3] 楊琳，王佳佳.金融服務外包：國際趨勢與中國選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

[4] 王慶喜.金融服務外包風險及其對策[J].華東經濟管理，2005，（5）：137-139.

[5] 趙蓓文.“后危機時代”中國承接金融服務離岸外包的國際競爭力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10，（6）：57-62.

[6] 闕澄宇，柴淵哲.中印承接國際服務外包競爭力比較研究[J].財經問題研究，2010，（8）：73-82.

[7] 王婧.中國金融離岸服務外包國際競爭力研究[J].中國市場，2011，（2）： 155-156.

[8] 魏倩，王正明.基于“鉆石”模型的中國服務外包產業競爭力分析[J].江蘇商論，2009，（1）：84-86.

[9] 劉貝.大連承接離岸金融服務外包的競爭力研究[D].大連：東北財經大學碩士論文，2011.

[10] 高健華.離岸金融服務外包承接地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研究[D].大連：東北財經大學碩士論文，2011.

[11] 鄂麗麗.服務外包競爭力影響因素研究：基于中國的分析[J].經濟問題探索，2008，（3）：151-166.

[12] 任征宇.武漢市服務外包產業競爭力分析[J].當代經濟，2011，（4）： 97-98.

[13] R Arun Kumar，Sunder Sarangan.Leveraging outsourcing during economic uncertainty.Infosys View Point，2008，（5）：9.

[14] B.Elango.Using outsourcing for strategic competitivenes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rms[J].Journal of Global Competitiveness，2008，（18）： 322-332.

[15] Ronan McIvor，Paul Humphreys，Alan Mc Kittrick，Tony Wall.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the outsourcing process： Lessons froma financial services organiz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 Production Management，2009，（29）：1025-1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