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威爾遜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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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格雷厄姆·格林；他者；后殖民主義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1-148-02

《問題的核心》是20世紀英國著名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的代表作品，主要刻畫了主人公斯考比的人生困境以及他一步步墮落沉淪后的悲劇性命運。文章擬從后殖民主義角度重新解讀《問題的核心》，以此來探討文本背后所蘊含的“他者”心態。

一、想象的地理：被遺棄的荒原

當格林來到西非這塊異域土地上時，盡管他非常熱愛這片國土，但作為一名西方殖民主義者，在他打量這塊殖民土地的時候，就不可能完全擺脫掉他作為英國人的身份認同。格林“通過文明的西方自由意識感知非洲”也因此格林筆下的非洲殖民地相對總是骯臟破敗、沉悶窒息的。這里一年當中，連續六個月是灼灼的炎日，另外六個月是漫長的雨季，動輒汗流浹背，不然就是重重雨幕。格林在文中說，這樣的氣候讓人無法忍受，這里的氣候會讓人變得惡毒、勢力、無能和卑鄙，一點點愛或恨就會逼得人徹底發瘋。小說中隨處可見象征著腐敗和死亡的禿鷹形象，眾所周知禿鷹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是不詳之物，代表著最后的終結。小說中大量的關于禿鷹的描寫表現了格林對非洲殖民地一種自然的否定意味。充斥在這塊土地上只有骯臟的野狗、集群的蒼蠅、惡心的蟑螂，就連警察局也有一種動物園散發出的氣味，彌漫在四周讓人如此惡心，不管怎么擦洗，這種腐臭都消不掉。自然環境的骯臟和惡劣加速了疾病的滋生，疾病在這里是司空見慣的。醫院里滿是瘧疾病人，在非洲西部任職的英國官員也深受其害。這些英國官員簡直恨透了這塊地方，他們普遍認為，這片蠻荒的殖民地簡直就是白人葬身的墳墓。

格林描寫的這里儼然是被上帝忘記和遺棄的荒原，這里是比西方文明最貧瘠時期還要荒蕪的原野，是精神的荒漠，是現代文明遺落下的領土。“它是一個這樣的所在，它充斥著骯臟、破敗、無能、潰爛、沉悶、窒息的白晝和潮濕的夜晚。在這里，雄心被慢慢耗損，所有的掙扎都是無所謂的。”文本里幾乎沒有任何有關非洲殖民地作為第三世界的美麗情調和異域風情的描寫，不管格林是否承認，他在描寫非洲殖民地的自然環境景象時已經摻雜了其大量的意識形態因素。

二、意識形態下的社會：混亂的巴別塔

格林筆下的西非殖民地是二戰時期一個封閉孤立的混亂場，充滿了各類復雜的社會關系，如同最早的巴別塔一樣。這里不同于西方的文明秩序，整個社會顯得那么污穢混亂。在格林的筆下，殖民地的人民沒有道德標準，生存在丑陋和陰暗的社會，他們精神衰竭、信仰危機、文明破敗、欲念泛濫。殖民地的的小孩子們總是重復喊著“船長要跳基格舞？我姐姐是漂亮的中學女教員。船長要跳基格舞？”每當有船員走出，這些孩子們就會像蒼蠅似的蜂擁而上將他們包圍住，要引誘帶領他們去附近的妓院。而殖民地那些稍微大一點十六、七歲的青年們，他們年齡雖然不大，卻是非常危險的“碼頭耗子”們，除非有白人長官做護衛，否則就連當地警察都不敢去管制他們。格林所觀察到的殖民地兒童不像西方社會的孩子般純真善良，童趣盎然。在這樣一種社會里，殖民地的孩子們過早的就遺失了自己的童心，在惡劣的環境下，他們的童年進入了萬劫不復的歧途，性格發生了嚴重的扭曲，因此變得狡詐、殘忍、惡毒。不僅如此，過于沉悶和壓抑的氣候也消解了白人們的意志，為了打發無聊的生活，哈里斯和威爾遜發明了一種捕蟑螂錦標賽的運動來延續英國鄉間捕獵狐貍的習俗。身處這里實在讓他們感到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在異國他鄉，他們要努力的維持英國人身份，然而這里隔絕的空間卻讓他們錯亂了自我，迷失了方向。

爾虞我詐的勾心斗角、孩子們的童心泯滅、碼頭耗子們的犯罪作惡、白人官員的荒唐無聊，這些丑陋行徑在西非殖民地上裸的展示著。這就是二戰中的西非，這里的一切似乎都處于衰落和混亂的狀態，使得那些英國殖民地官員都覺得處在一種茫然孤立中。當格林用西方文明的參照物看待西非時，格林對西非敘述的措辭與筆調就不能顯示出一種客觀和公允的態勢。西非的一切不美好是驗證西方的強大工具和有力襯托。西方意味著文明的生活空間和井然有序的社會秩序，相比之下，西非卻如同魔域桃源，現代文明還沒有完全覆蓋它，因而西非呈現出的是一種遠古的蠻荒之態。格林筆下的西非，并不是現實的西非，而是歐洲集體想象、集體評判的西非。種族的因素仍會不自覺滲透其中，這對于格林來說，大概是無法避免的。

三、“他者”心態下的伊斯蘭教

尤塞夫是《問題的核心》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形象。他是一個伊斯蘭教徒，格林筆下的他是一個非常狡詐、邪惡、奸險的魔鬼似的人物。尤塞夫的長相極為丑陋并且無惡不作。他借錢給斯考比然后以此為由威脅他犯罪，他設計引誘斯考比和他一起陷害其競爭對手塔利特并謀害了斯考比忠實的仆人阿里。格林將尤塞夫描繪成撒旦類型的惡徒，也折射出他對伊斯蘭教的“他者”心態。

賽義德在其力作《遮蔽的伊斯蘭——西方媒體中的穆斯林世界》中曾指出，絕大多數西方人面對的并不是一個客觀的伊斯蘭教，而是一個被解釋過、被賦予許多消極內涵的抽象名詞。在西方人眼中，只有基督教才是正統教義，其他一切宗教都是歪理邪說的異教。伊斯蘭教對于西方人而言象征的是恐怖、毀滅、邪惡、暴力，是一種威脅。賽義德在《東方學》里曾說“伊斯蘭教在眾多方面都是一種挑釁，它與基督教在地獄和文化中都讓人不安地接近。”尤塞夫在這里就代表著那讓人不安的伊斯蘭教徒，盡管他犯下了累累罪刑，然而奸詐的他卻從來沒有留下什么真贓實據在警察手里，就是這個靠戰爭走私和訛詐發財的敘利亞商人給殖民地帶來了極大的不穩定。塔利特是他的競爭對手，是一名天主教徒，不同于尤塞夫的奸詐，塔利特十分的誠實，也因此他經常被尤塞夫利欺騙和陷害。他們都是敘利亞人，但很明顯，那些英屬專員都偏向塔利特多一些，他們會去塔利特家吃飯，蘭克神甫還會因為塔利特上了尤塞夫的當買了假鉆石而惱怒萬分“尤塞夫騙了你，是不是，塔利特？你還不夠精明，是不是？你這個天主教徒讓一個穆斯林給騙了。我真想扭斷你的脖子。”歐洲人對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教徒的看法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他們出其的卑劣，所以被穆斯林欺騙是讓天主教徒所憎恨和難以釋懷的。格林本人也是名副其實的天主教徒，他對穆斯林徒尤塞夫惡魔般的描繪反映了他對穆斯林的先入為主的成見，在格林眼里，穆斯林是一個充滿輕蔑和貶義的詞匯，伊斯蘭教是遠遠不及基督教的。

四、帝國霸權下的身份扭曲

（一）被剝奪了權利的殖民地女性

在《問題的核心》中，格林并沒有很詳細的刻畫殖民地女性的形象，格林主要選取的是殖民地妓院中的女性形象作為代表。與歐洲白人女性的知書達理、溫文爾雅、潔身自好相比，殖民地女性則顯得那么卑微低下、墮落放縱、毫無價值。她們生存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擺弄自己來吸引異性，尤其是白種男人的注意。

當威爾遜走進殖民地妓院時，他感到非常失望。“他看見一個女孩子穿著骯臟的汗衫躺在包裝箱上，活像扔在柜臺上的一條死魚。”威爾遜感到自己很愚蠢，“我是多么大的傻瓜，多么大的傻瓜，把車開到這地方來只是為了這個”。在威爾遜看來，這些黑人女性的身體就如同一條死魚，完全不具備西方女性的高雅美和尊貴美。她們身上散發出的味道是一種陳腐的霉味，在煤油燈的昏暗和搖曳的燈光下，面對黑人女性的胴體，威爾遜聯想到的卻是為了停放尸體而新挖掘的墓穴。威爾遜來到當地妓院“觀賞”了之后，一直想逃離，與黑人女性發生肉體接觸對于他而言是惡心和羞恥的事情。黑人女性受到的殖民文化壓抑是沉重的，她們喪失了自己的主體地位而淪為工具性客體，喪失了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歷史意識，僅僅縮減為一個無名的、不確定的、空洞的能指，成為父權主義和帝國主義強大的反證。格林對殖民地女性的認識從其筆下的威爾遜的行徑和態度中表現出來了，他對西非女性的認識是一種東方主義的認識，是在一種東方權利話語的情境下對殖民地女性的固定偏見。

（二）被奴隸化的殖民地“仆人”

賽義德在其著作《文化與帝國》中曾指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背后的根本思想是：他們和我們不同，因為這個原因，他們應該被統治。西方人面對邊緣國的時候往往會顯示出自己無上的優越感，在他們看來，邊緣國只是作為宗主國強大神話的一個虛弱陪襯。在《問題的核心》中殖民地黑人幾乎都是作為被統治的奴仆形象出現。“黑人職員們來往于各個辦公室，好像醫生在伺候病人，即使挨了罵也總是陪著笑臉，恭順有理”威爾遜找了一個黑人孩子為他做送情報的差事，他誘惑黑人孩子說“給我好情報，真實情報，不是瞎話，我就給你找一個好差事，給白人當大仆人，懂不懂？”在威爾遜看來，為白人做事，哪怕是降低做人的尊嚴給白人當奴仆，都理應是黑人的至高榮譽，他們也應該覺得榮幸和懂得感恩。

阿里是黑人奴仆中最典型的代表，他是主人公斯考比忠實勤奮的非洲仆人，是斯考比唯一的伴侶。阿里后來在無意中發現了斯考比與其情人海倫幽會的情景并且發現了他參與了尤塞夫鉆石走私的犯罪行為，阿里的發現讓斯考比感到萬分擔憂和恐懼。在理智上斯考比清醒的知道阿里是值得信任的，但在下意識中從骨子里他無法去說服自己不去除掉阿里。阿里的存在對他的安全構成了威脅，他畢竟是與自己種族不同的黑人，而“永遠不要相信黑人，到頭來他們會把你賣了”殖民地商人警告他的話讓他最終與尤塞夫一起謀殺了阿里。斯考比和阿里處于不同的社會地位和種族國家，歐洲人有一種認識幾乎始終沒有改變，那就是世界上涇渭分明地存在著一個“我們”和“他們”，每一方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容置疑地擺在那里。這就決定了斯考比不可能與阿里成為真正的朋友，也決定了斯考比永遠不可能絕對的信任阿里。斯考比的不信任和不作為間接導致了阿里無辜的死。對于西方人而言，種族差異是理所當然的，白人比黑人高出一等級，所以黑人為白人做奴隸，為白人做犧牲都是合乎情理的。格林在看待這一人種區別時也難免不打上白人優越論的印記。

五、結語

格林歐洲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是由他歐洲人身份決定的，他賦予了西非以空虛、混亂和丑陋的色彩，這種被扭曲和被曲解的想象性西非成為了驗證西方自身的他者，使得西非納入了西方中心的權利結構。從后殖民主義角度重新解讀《問題的核心》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在多元文化共存的今天，要消解文化殖民帶來的身份扭曲和“鏡像迷誤”，必須要消除文化殖民、西方中心、白人優越、帝國霸權等思想，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受殖者被“他者化”的命運，才能實現東西方文化平等交流和相互理解。

參考文獻：

篇2

1、做一件好事并不難，難的是養成一種做好事的習慣。

2、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但丁

3、總以某種固定方式行事，人便能養成習慣。——亞里士多德

4、習慣比天性更頑固。——昆圖斯

5、習慣不加以抑制，不久它就會變成你生活上的必需品了。——奧古斯丁

6、一種傳統的習慣每每是越沒有存在的理由，反而越不容易去掉它。——馬克？吐溫《湯姆？索亞歷險記》

7、以為一個曾以某種方式完成某種行為的人不會再作出相同的舉動，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種誤解。只要干過，就一定會再干，實際上他早已干過了。——切薩雷·帕韋澤

8、習慣就是習慣，誰也不能將其扔出窗外，只能一步一步地引下樓。——馬克·吐溫

9、在克服惡習上，遲做總比不做強。——利德益特

10、在日常事物的自理中，一盎司習慣抵得上一磅智慧。——托·布·里德

11、習慣能造就第二天性。——西塞羅

12、習慣若不是最好的仆人，便就是最差的主人。——艾門斯

13、習慣實際上已成為天性的一部分。——亞里士多德

14、習慣使社會階層自行分開，不相混雜。——威·詹姆斯

15、根深蒂固的惡習決非一朝一夕就能養成的。——玉外納

16、孩子成功教育從好習慣培養開始。——巴金

17、習慣是很難打破的，誰不能把它從窗戶里拋出去，只能一步一步地哄著它從樓梯上走下來。——馬克·吐溫《傻瓜威爾遜》

18、習慣是社會的巨大的飛輪和最可貴的維護者。——威·詹姆斯

19、好習慣是一個人在社交場中所能穿著的最佳服飾。——蘇格拉底

20、習慣是一條巨纜——我們每天編結其中一根線，到最后我們最終無法弄斷它。——梅茵

21、習慣是一種頑強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培根

22、習慣是在習慣中養成的。——普勞圖斯

23、壞習慣是在不知不覺中形成的。——奧維德

24、美德大多存在于良好的習慣中。——佩利

25、習慣形成性格，性格決定命運。——約·凱恩斯

26、人應該支配習慣，而決不能讓習慣支配自己。——奧斯特洛夫斯基

27、人喜歡習慣，因為造它的就是自己。——蕭伯納

28、讓每一個學生在學校里抬起頭來走路。——蘇霍姆林斯基

29、習慣要靠習慣來征服。——坎普滕的托馬斯

30、一個釘子擠掉另一個釘子，習慣要由習慣來取代。——伊拉斯謨

31、習慣真是一種頑強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的一生。——培根

32、一個人如果每年根除一種惡習，那么他用不了多久就成為十全十美的人。——坎普滕的托馬斯

33、習慣雖然可以是一個使人失去羞恥的魔鬼，但是它也可以做一個天使。——莎士比亞

34、習慣，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它的奴隸。——高汀

35、我們看到一種風俗只要起了頭，就能繼續流行。因為它的基本精神是那種巨大的力量——信念；由于窮年累月的慣例和長期的風俗習慣，信念達到了頂點，能夠產生驚人的效果。——馬克·吐溫

36、討飯三年懶做官。——日本

37、是否真有幸福并非取決于天性，而是取決于人的習慣。——愛比克泰德

38、一個人應養成信賴自己的習慣，即使在最危急的時候，也要相信自己的勇敢與毅力。——拿破侖

39、兒童不是用規則可以教得好的，規則總是會被他們忘掉的。但是習慣一旦培養成功之后，便用不著借助記憶，很容易地自然地就能發生作用了。——洛克

40、對我們的習慣不加節制，在我們年輕精力旺盛的時候不會立即顯出它的影響。但是它逐漸消耗這種精力，到衰老時期我們不得不結算帳目，并且償還導致我們破產的債務。——泰戈爾《民族主義》

41、當你開始依照習慣行事，你的進取精神就會因此而喪失。——烏納穆諾

42、不良的習慣會隨時阻礙你走向成名、獲利和享樂的路上去。——莎士比亞

篇3

“北京銀礦”是法國收藏家蘇文（Thomas sauvin）從回收站買來的五十萬張底片中，挑選出一部分照片來再現三十多年來中國人生活變遷。在朱大可看來，沒有任何職業攝影師的作品，能比這種大規模的影像人類學檔案，更真切地表達80至90年代中國人的私人夢想。奇怪的是，正是基于數碼相機的流行，中國人草率地丟棄了自己的膠片記憶，這種“現代化轉型”成全了蘇文，令他擁有一座巨大的文化銀礦，并獲得一種因遺棄而被自然贈予的微觀權力，讓我們得以窺視那些舊世紀的家庭秘辛。

以至于朱大可后來在給蘇文的頒獎詞里一再感謝他，感謝他從這些廢棄的日常家庭影像里打撈起了正漸漸離我們遠去的中國人的生活記憶。

“再上圈”是對年初在今日美術館展出的“隱沒地”的一次重新整理，去掉了那些攝影家和攝影愛好者們的作品，只留下西海固上圈組村民們自己拍攝自己生活的照片，依據作者年齡從小到大編排展覽的順序，以便讓我們去比較發現從孩子到成年人的視覺天性的變化。并放大一張他們自己最喜歡或者覺得最重要的照片，在邊上附以他們本人的一句話解讀，再從他們的原始數據里按照“攝影”的要求選擇了十來張照片，并用鏡框裝裱的形式使其呈現一種“作品”的感覺。由此我們可以對比出我們所謂的“攝影”跟村民的日常家庭影像之間的巨大反差――當我們著意于某種審美的意趣的時候，他們更在乎自己的生活經驗跟情感體驗。一張構圖不是很清晰不講究的大蘿卜的照片下面寫著一句“我們種的蘿卜，能賣兩個錢，冬天也能省兩個錢，發了芽的蘿卜，也好看！”足以瞬間秒殺那些用我們的符號和語法刻意營造編排出各種自以為情境妥當的“作品”。

“攝影師跟他的孩子們”是一個很有愛的展覽，展覽中出現的照片全是有關攝影師拍自己家的孩子，或者是攝影師跟自己孩子在一起的照片。當然這里的攝影師是一個籠統的稱呼，他們當中有的是策展人，有的是藝術家，有的是媒體記者，但面對自家的孩子的時候，他們的身份全部自然地變成了父母，這些非作品的家庭照片也讓攝影回到了生活的原點。個展覽在某種意義上也試圖在提醒我們：生活本身比一些不知所謂的“藝術”更有意思，也更有樂趣。

以上三個展覽中后兩個都是我做的，而其中的“攝影師跟他的孩子們”其實是我2009年在麗水國際攝影節上“嗨，親愛的！”的一個延續。當時那個展覽是攝影師拍攝自己的愛人的照片，參展攝影師有任曙林、唐浩武、EMI、陳有為、聶磊等人，相對來說，屬于情感上要比拍孩子私密許多的家庭影像，在那個展覽里，我當時試圖探討當攝影者跟被攝者處于情人或者愛人這樣一種獨特關系的時候，影像的功用和樣式的特點。

我當時在展覽前言中寫道：“……有人說，攝影是一種侵犯：也有人說，攝影是一種偷窺，還有人說，攝影根本就是一種對世界進行式的收藏……但在這些照片里，我們讀到的卻是另外的一種語言和心境：攝影可以是一種欣賞和愛慕的方法，攝影也是一種調情的工具，它當然更可以是一種私密空間里情感的記憶載體……我們可以用攝影去享受相愛的歡娛，也可以用攝影去化解失戀的憂傷，攝影是我們戀愛、生活的一種手段，甚至就直接是組成的一個部分……”

四年后，我希望再次用一個展覽來強調我這個觀點――我們應該讓攝影跟我們自己的生活關系更加緊密一些，所以前言更加直接明了――“從功用的角度出發，相機和筆一樣都只是工具，但問題有趣在于我們不會認為擁有一支筆的人就是書法家或作家，卻往往會把擁有相機的人看作是攝影師或愛好者、發燒友，總之，跟口袋里揣著支筆的人比起來，他容易被人看成是具備某種技藝甚至由審美特長的人。

事實當然不是如此，對于一個人均GDP正奔5000美元而去的國家來說，社會消費結構早已登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如同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70年代的歐洲、80年代的日本一樣，中國人正迎來一個休閑旅游的消費熱潮，照相機已然成了每個家庭的必備小家電。可惜的是，很多人對攝影的了解還停留在30多年前的記憶里，那時舉著照相機的人往往就是掌握著藝術、宣傳的權力的人。今天依然有許多人沒有與時俱進地意識到，當照相機幾乎成為這個驟富國家最熱門“快銷品”的時候，攝影的那些光環其實已經悄然褪去，成為通往他們所謂的“藝術”的最廉價通道。

所以，當我們重新回顧最初對相機的渴望時會發現，這個時代繼續賦予擁有相機的普通人以一種特殊的身份多少有點自欺欺人，事實上，許多人并沒有多少藝術的野心和能力，他們最初只是為了能收藏自己的生活收藏自己的記憶，記錄那些讓人難忘的快樂時光，記錄身邊那些可愛的人們……

面對自己的生活，這才是回到原點的攝影，才是無數大眾影像的終極意義所在，比起那些裝模作樣無病的作品，直面生活的真誠顯然更能打動人心。

事實上，對日常家庭影像的關注并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縱觀攝影史，家庭影像一直都是它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早在1 9世紀，照片就已經深刻地參與到中產階級的家庭生活中，人們不但將那些充滿異國奇觀的照片用來增加家庭生活的樂趣跟舒適度，讓它們像今天的電視機一樣成為家庭娛樂的一部分，同時還讓家庭照相簿負責向人們展示他們的生活全景，其中既有關于他們家庭內部生活的，也包括他們跟外部的世界的關系。

我們從威爾遜爵士（Sir Arnold Wilson）保留下來的那本著名的家庭相冊中，就能看到當時大家族由女性特質濃厚的家務生活跟男人們在軍事或者商業上的冒險生活相輔而成的那種時代感。在麥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看來，這些家庭相冊“已經成為英國帝國主義身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方人尤其是歐洲人的這種家庭相簿大都由子嗣繁盛的家族長者保管，一代一代地傳承下來，至今都保管得很好。以至于我們看到的關于中國晚清時期的影像往往會出于歐洲某個家族的家庭相簿。我的朋友沈迦先生近年來致力于中國近代基督教史及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研究，歷經數年，走訪太原、北京、香港、澳門、牛津、劍橋及英倫半島等蘇慧廉生活過的城市，重返歷史現場、尋找歷史后人，這一走訪不打緊，居然還順帶著在他后人保存的家庭相簿里打撈出了關于溫州這個城市最古老的影像資料。

但這種類型的家庭相簿在中國卻并不常見，基于文化的差異，也基于過去一百多年來這個國家戰亂和社會動蕩的原因，像歐洲人的那種家庭相冊在中國人的家庭里得以流傳的并不多見。雖然早在1846年的紐約就已經有了16家照相館，十年后更是達到了71家，當時拍攝一張肖像不到一美元，在法國拍張小肖像印成100張只需要50法郎……但對50年后的中國人而言，拍照依舊還算是比較奢侈的事情，以當時上海的“王開照相館”為例，拍一份照片要3到6塊大洋，基本相當于普通人家一個月的開銷，所以只有一些富有而且講究的家庭才會拍攝大量的家庭照片。然而之后的數十年許多家庭不是在戰爭的顛沛流離中遺失了這些相簿，就是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銷毀了那些帶有舊時代生活罪證的家庭照片。

2005年之后，隨著老照片收藏的興起，一些有幸保留的家庭老照片才得以進入人們的視線，其中最受關注的有兩個案例：一是《破譯老照片密碼》背后的故事。2007年初，北京收藏家劉鋼從舊貨市場上購買了9。0張老底片，當時除了底片上的影像，這批資料中沒有夾帶任何可供借鑒的文字信息。然而，就憑著膠片上影像攜帶的場景、環境、人物、服飾、物件等信息，在楊浪、許揚等一批博聯社博友的努力破譯下，最終從中追溯了一個家族的百年歷史；二是仝冰雪收藏的“一站一座一生”，一個名叫葉景呂的普通中國人，生命跨越了“清末、民國和時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時期，堅持連續62年每年都到照相館給自己留存一張肖像照片，戰亂離合都沒有中斷他這種獨特個人記錄方式，完整地留下了個體生命在大歷史中流逝的完整過程，保持著他自己做人的尊嚴。這兩批影像的收藏讓人們看到了老照片，尤其是家庭老照片的寶貴價值，當我們在一個更大的歷史場域去審視這些影像的時候，能看到大歷史的側影和它豐富生動的細節，這是以往口頭、筆墨歷史記錄所無法呈現的。

從技術角度來看，正是1888年后喬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發明的系列柯達照相機將早期復雜的攝影工藝迅速簡化，使得攝影開始走進了家庭的日常消費。而隨后的每一次技術革新推出的更加方便乃至“傻瓜”的工具，則最終把人類的生活無孔不入地在各種材質上曝光成像。因著整體現代化的進程的落后，中國攝影消費也一直遠遠落后于西方社會，但這種情況隨著最近30多年的經濟發展很快就得到了完全的改變。

經濟的富足和眼界的開闊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的自信，今天的中國家庭影像不再像以往那樣被動地在照相館、攝影師這樣的第三者面前展示自己的生活，而是主動地進行自我記錄，這些照片很多時候跟傳統意義帶有強烈的審美需求的“攝影”樣式已經有了很大的區別，蘇文“北京銀礦”的那些照片基本上代表了過去30年間中國民間家庭影像的大致樣式：在風景名勝地留影，在新居里留影，在新家電、新家具前留影，穿著漂亮的時髦衣服留影，帶著一種對新生活的美好憧憬，自然而又天真。

但攝影師的家庭影像卻不僅僅停留在這樣的喜悅上，因為對攝影這個媒介理解，往往使得他們更具有一種歷史的洞見力，他們深知即便是一個普通小家庭的家庭史一個平凡人的個人史，在影像化的歷史敘事中都會有著非常經典的實證意義和迷人的故事魅力。張新民、安哥、賀延光幾乎是用一種“編年史”的方式來拍攝編輯自己孩子的成長故事，丘和楊菲朵用溫暖詩性的語言來表達一個初為人父人母的那種細膩真切的情感體驗，孫彥初的照片給我們帶來的是生命歷程的驚鴻一瞥：王昕偉則直接讓孩子成為自己的創作對象……這些攝影家或批評家們在今天用各自的方式建構私人家庭影像檔案的同時，也讓我們看到攝影對生活的意義比那些不知所云的藝術更有意思，也更有意義。

當然，在一個全民攝影的時代，面向家庭，面向生活的影像已經無需提倡，不論是有意識的秀幸福還是無意識地被片刻感動，它都正在被源源不斷日夜不停地制造出來，這些鋪天蓋地的記憶碎片最終都會匯入到那條淌向未來的歷史河流，在時光的映照下，閃爍著我們今天的光芒。